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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怀念,因为我是曾经的钢管厂人

钢管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不是串串的代号。

它是亚洲最大企业,全称成都无缝钢管厂。它是十多万人的骄傲,更是挥之不去,也忘不了的地方。自1958年建厂开始,无数人的父辈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钢管厂工作过。

从双桥子那一片到水碾河,一大片区域都属于钢管厂,由一个厂区和5个福利区组成。一区三食堂、女五栋、月宫酒家...一个个无比熟悉的名字组成了无数的回忆。

那时候厂里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高中、技校、职工大学,从幼儿园晃悠到大学毕业,很多人十几年的活动范围可能都不需要离家三公里。

那时候厂里的休闲娱乐很少,无非就是胜利电影院、灯光球场、长江游泳池、塔子山公园这一小圈,但是从没有人觉得乏味无聊。

那时候,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钢管厂人。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很熟悉这道大门。穿过这道门就是钢管厂厂区,能在里面上班就是无数人的向往。毕竟,八几年成都的平均工资才184元,而厂里一个人的工资就能拿200多,养活一家子都绰绰有余。

而每天下班回生活区,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一路上遇到的都是熟人,要打好多个招呼,钻过几个弯弯拐拐才抵拢宿舍下面。

放学早的娃儿些,都在楼下滚铁环,捉迷藏。到了饭点,妈老汉儿楼上吼一声,就搞快回去了。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记得设研所自动化室外面长长的走廊。光影交叠在走廊里面,仿佛没有尽头。

偶尔传出的一声电话铃响回荡在走廊里,听到却倍感安心。还有政治学习念文件的声音混合着路过人的嬉笑,穿过树梢。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很熟悉车间里轧钢的声音。叮叮咚咚的敲击,就没有断过。没有冷却的钢材冒出的红光,就像刚升起的太阳。

如果是一些机密的车间,还必须要挂上工作牌才能进。好奇心就会在心里作祟,总想进去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作为全亚洲最大的企业,那时候钢管厂的生意之好,每天来运货的火车和货车就没有断过。充斥着工人们指挥上下钢材的吼声,汗水把白褂褂都打湿了,却一点也不觉得累。

钢管厂出品的钢材质量也是真的好,现在天安门的升旗杆都还用的是钢管厂的钢材。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用过厂里发的通用券。只要是厂里的自有企业,从吃的到用的,都可以用券兑换。最喜欢一区三食堂的白面馒头,每次早上换了就匆匆啃着去上课了。现在回味起来,都还记得那一口馒头的甜。

要说最期待的,还是夏天的厂汽水和厂冰棍。到了发放的时候,大人自行车后座的冰棍和汽水,就成了最靓丽的风景。小孩子一放学回家看到发了汽水和冰棍,高兴到直跺脚。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一定记得厂里的那条“春熙路”。什么卖的都集中在那里。到了大年三十,还会在路边上举办食品展,职工凭着通用券就可以拿一大堆吃的回去。那时候过年真的是一件无比开心的事情。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应该从幼儿园到职工大学都是在厂里读的。大家从记事开始直到成家,几十年的感情,可以说是铁得很的毛杆子朋友。

那二年生,上课一个个都乖得很。毕竟爸妈和老师都是一个单位的,整不好老师就住在隔壁。不听话的话,老师随口的一句告状,说不定就惹来一顿“皮带炒肉丝”。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在大澡堂洗过澡。冬天的时候,整个澡堂子都是白茫茫的雾气,碰到叔叔伯伯,还要指着娃娃的雀雀儿逗一下,不捂好就要飞咯。澡堂的大池子俨然就成了大家嬉戏打闹的游乐场。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记得胜利影院。很多谈恋爱的,都是在影院的昏暗的灯光下才牵了第一次手。小学的时候,还会组织去影院看电影。一年级都抵拢了,说不定五年级才出发,队伍拉的老长。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在灯光球场上挥洒过汗水。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去球场上活动一下,空气里都是荷尔蒙燥热的味道。女生好多就在旁边观看,或者去打个羽毛球。

还有灯光球场背后的长江游泳池,一到夏天就挤满了青春的肉体,在一声尖叫下,有人被伙伴推到了水里,接下来就是响彻泳池的嬉笑。

那时候的娱乐活动,来来回回也就几样,却怎么也不会腻。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去过月宫酒家。每次亲戚朋友有什么喜事,或者聚会就都去那里。明明是家常味的川菜,却无比的香。在那里吃饭甚至成了改善生活的象征。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一定忘不了稀卤面的味道,熊姐拌菜的爽口,还有39栋拐拐上那家锅盔的香。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

二三十年的时间,钢管厂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是与攀钢合并,然后1999年迁到了青白江,2006年12月29日8时25分,成都厂区最后一根烟囱成功爆破倒下。16年8月,340机组扎完最后一根钢管准时停产。辉煌了五六十年的钢管厂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如今,双桥子高楼修起来了,外地人也多了,但是曾经一切都在消失,二区拆了,五区也快了,子弟学校没了,冰棍厂没了,灯光球场没了,稀卤面也没了...

那些嬉戏打闹的欢笑,那些走街串巷的招呼,那些家长里短的唠嗑都不复存在。

曾生活在这里的我们,都散落到了天涯。

但是,相信你我都不会忘了钢管厂。这里留着我们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对我们而言,它是年年岁月更迭,却任然独属的情怀,是灵魂和身体都扎根于此的万千之爱。

它的一切,都足以让我们每一个老钢管厂人荣耀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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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都想开车上路不容易

老成都想开车上路不容易

记得在成渝高铁通车前,“大周末”披露了一段从成都到重庆的公路故事,在没有铁路的1940年代,一位成都茶商家的少爷,坐着烧木炭的蒸汽汽车,有惊无险地花了七天的时间才从成都赶到重庆。

当年的七天,如今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不过是几十年的光景,如今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老成都人,都还有不少当年有关汽车的回忆。我们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也发现,对比今天的我们的交通,变化完全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比如,车辆靠左行驶和今天靠右行驶完全相反;开着车子想转弯了,发现车子没有转弯灯;车子没油要加油了,发现这个月用油量已满,有钱也加不了油……一句话,当年在成都当私家车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成都,靠左行驶

老成都人读小学的时候,老师会反复提醒,走在路上,要靠左边走

很多人在读小学的时候,课本里都说,走在路上,要靠右边走。但这个星期,“大周末”的读者周定培却告诉我,作为80多岁的老成都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常常告诫他们的一句话是,在成都的街上走,要靠左边走。

记得成都市档案馆曾有一张当年《新新新闻》的插图,画面上时髦的女交警穿着靴子、手拿交通棒,嘴上哼着“请走左手”的小调。那时候,还要在报纸上通过插图宣传靠左走的规则。

当年行人靠左走,车辆也靠左行驶,跟今天完全相反。为什么要靠左呢?因为当时的汽车,基本都是右舵车,方向盘在车厢右侧,而行人在道路左侧行走安全性也较高。当然,那时成都的街上,车子还是少,主要还是走路的、推鸡公车的、拉人力车的。

周定培回忆,当年最热闹的东大街、春熙路这一带,路口有警察,指挥车子少,指挥行人多,“哎,哎,靠左手哈!”走个路还必须靠左边,很多人不习惯,不是这里人力车碰了行人,就是那边两人对撞了脑袋。如果大家心情都不好,免不了要来一句,“晓得走路不?”就像今天好多司机生气时会说“晓得开车不”一样。

当年成都的汽车并不多,车牌号码长也不过三位数。周定培家住华西坝,老家则在双流,他记得在安顺桥有营运的小轿车,坐到双流一个人需要1个大洋,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差不多200元吧,一般人是坐不起的。不过在武侯祠附近,可以付钱搭返空货车,“可以讲价,比小轿车便宜得多。我曾经坐过一次,车子也没啥减震,路况也不好,一路非常颠簸,我抓住货箱的杆杆不敢放手。”

当时的汽车还非常容易坏,周定培家附近就有一个汽修厂,生意非常好,他常去看热闹,他觉得修汽车是一个有前途的行业,不过家里人却不同意,给他介绍了一个装裱铺的工作。多年以后,周定培的工作单位变成了驾校,这多少和当年联系起来了。

拿驾照,要考地理

出远门没有一点地理知识、气候知识的话,要吃苦头

老司机都知道,以前开车算是一个技术活,学车不容易。在周定培的记忆中,成都有汽车修理厂,却没听说有驾校。不过,重庆倒有一个,叫重庆汽车驾驶传习所。

无论是重庆,还是成都,要想驾驶汽车,必须持有驾照。在四川省档案馆,我们找到了当年考驾照的规则,以及开车的各种规定。

我们现在考驾照,先要去体检,然后考理论知识,最后是桩考、路考。而在“民国时期”,考试的范围还要多两项,一是机械常识,二是地理常识。司机要了解内燃机发动原理、修理程序等等。想来,当时汽车经常坏在路上,如果不会修车,那就惨了。像“大周末”曾提到的坐木炭车到重庆的徐伯荣,他们的车开到龙泉山就坏了,但是司机一点也不慌,“有经验,工具齐全,花了一个多小时功夫把车修好了。”

至于地理常识,当时中国的道路情况并不好,如果出远门没有一点地理知识、气候知识的话,要吃苦头。比如夏天雨后的太阳毒辣得很,要赶路就要早点走。

从驾校学习,拿到驾照,还得每年到发照机关审验并交手续费,那时候违章没有扣分,主要是扣钱。我们在四川省档案馆的《公路交通违章处罚规则草案》里看到,罚金分为六档,从五毛到二十元不等,按照当时的物价,对违章处罚还挺重的。

比如“汽车未置喇叭者,处五元之罚金”,汽车没装喇叭罚五元,一年之内如果再被发现,第二次就要罚十元了。在相关档案中,我们也看到汽车的登记文件,除了有司机姓名,还有行驶区域的要求,有的是成灌,有的是成渝,也就是说限定成灌的,不能开到成渝这条线上,违反了也要罚款五元。如果是自用车,私自改成了营运车,则要遭受顶级的二十元罚款。

其实,当时的交通违章处罚规则,对车辆违章的认定,大致与现在相同,比如超速,根据超速的程度,罚款也不同;肇事逃逸,不但要罚款,还要送法院;而醉驾,以及驾照被扣还继续开车的都要被长期吊销驾照。

想转弯,得打手势

当时开车是不打转弯灯的,因为车上根本就没有转弯灯

好了,现在假设你穿越到当年的成都,成了一个富贵人家的少爷,家里买了一辆车,自己也拿了驾照。当你开着车上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在成都开车,不像现在这么简单。

首先车不能开快了,在城里时速不能超过15英里,也就是时速24公里的样子。但那时没有测速装置,所以当时有一种超速叫警察觉得你超速了。当然,出了城,就没有限速了,爱开多快开多快。可城外的路,那叫一个烂,能保持时速20公里已经不错,开快点的话,车子都要散架。

还有一个问题是转弯灯,在四川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中,我们看到,开车错用手势也是要罚款的,这是因为,在当时开车是不打转弯灯的,因为车上根本就没有转弯灯。这是一段有趣的历史,汽车的出现很早,但是转弯灯却很晚才成为车身的一个必要部件。

根据学者李开周的研究,没有转弯灯怎么提示行人和其他车辆呢?“民国”司机使用“手势”或者“转向标”。打手势,比如需要左转的时候,左胳膊从左边的车窗伸出去向左前方挥动;需要右转的时候,把右胳膊从右边的车窗伸出去向右前方挥动;如果想减速或者停车,同样也要伸出一条胳膊,手掌向上;如果想让后边的车辆超车,手掌向下。这些手势是每一个“民国”司机都必须要掌握的,考驾照的时候一定要熟练展示,否则考不过。

转向标比手势出现得晚一些,它是抗战时期由美国司机引进到中国的。美军开着吉普车和军用卡车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后方城市来回穿行,中国人一瞧,咦,人家美军拐弯的时候不打手势,而是转动前面挡风玻璃上贴着的一支铁箭头,这支箭头红绿分明,箭头向左表示左转,箭头向右表示右转,箭头向上表示直行,箭头向下表示停车。这可比手势简单多了,于是中国的司机也开始模仿:在挡风玻璃上钻个窟窿,把特制的转向标安上去,转柄在车里,箭头在外面,开车的时候操作转柄就可以了。

想一想,在当年开一个车,不但要看前方的情况,还要一会儿挥这边的手,一会儿挥那边的手,开车是一个体力活,难怪当年超过50岁就不让开车了。

加油贵,就烧木炭

有时汽车上的木炭烧完了,还要发动旅客下车拣柴火做燃料

家里有钱买了一辆车,自己拿了驾照,身体也不错,这时又要面临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怎么加油?在“民国时期”,汽油是非常昂贵的,在1930年代,南京等地的汽油价格,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元一升。汽油运到四川,价格只会更高。到抗战全面爆发,通过轮船进口汽油的路被封,汽油就更贵了。所以当时开车,烧的不是油,真的是钱吶。

就算家里不差钱,汽油也不是想买就能买的。在抗战时期,1938年,四川省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发布了“为节制汽油消耗通知汽车车主书”,里面写道:虚耗一滴汽油等于消耗同胞一滴热血。各位的汽车,请于十二万分必要时才坐,像平时吃馆子、到娱乐场,或者送太太、小姐到不重要的地方,务请不要乘坐。本会将组织密查队,如有故意违反规定的车子,将车主的名字登报披露。”

在抗战时期,哪怕是军用汽车,每个月都不会配给行驶超过1000公里的油量,民用车辆的用油配给则更少。

在这个时候,把汽油车改装成酒精车或者木炭车在四川流行起来,以蔗糖酿造酒精,简单经济而且质量上乘。以1942年为例,四川产酒精800万加仑,可供行驶里程5600万公里。

而木炭车也受当时政府大力推广,其原理是:当炉膛内的木炭点燃后,迅速封闭炉盖,造成炉内缺氧,使燃料处于半燃烧状态,从而产生一氧化碳,一氧化碳经过过滤后,到混合器与外界进入的空气混合,便形成可燃气体,然后进入气缸,通过电火花点燃爆发而产生动力,驱动汽车运行。

当年专家调查,烧木炭性价比最高,每公里花费大约是酒精的四分之一,汽油的七分之一。但是木炭车比烧汽油要费事得多。发车前要提前点炉,一般从点炉到启动需40~50分钟。行驶中,还要添料、捅炉、掌握木炭燃烧程度,司机和助手每天工作相当辛苦。而且木炭车行驶速度慢,载重能力差,主要承担客运。由于车辆老旧,汽车中途抛锚现象时常发生。特别是遇上坡路段,汽车经常熄火,需旅客帮助推车。有时木炭烧完,还要发动旅客下车拣柴火做燃料。

木炭所含的黑色素成分不亚于煤,一趟车回来,司机成了黑人。但因为性价比高,一直到1950年代,木炭车才彻底被淘汰。(肖飞 廖庆)

成都巷战 机枪架在屋顶 枪声一停赶紧买吃的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渴望战争。

民国时期成都市区曾爆发过几次巷战,在历史书中,是简单的几笔,是不同派系军人之间争夺地盘的火拼。

但是,毕竟发生在成都城里,四川省档案馆近期发现的民国档案中,就有不少关于这场巷战的报告,在春熙路、青石桥、小通巷等街道,子弹和炮弹都曾呼啸而过,巷战时的成都,成都市民有其应对战争的特别方式。

1

乡里乡亲 打仗莫乱来

成都城在清代没出过大事,战火没有引到城里来过,而1911年之后的20余年中,因为大小军阀你争我斗,成都城里居然至少有三次巷战,其中1917年在成都发生了两次巷战,而另一次就是1932年冬天爆发的战争,据说这是四川军阀那些年共三百余次大小混战中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成都巷战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局部。

其时,四川实行防区制,某个区域是我的,那别的军队都不能进来。成都当时是24军队防区,但这里又有一个24军、28军、29军军警组成了联合办事处来维持成都治安。各派系的头头,在成都城里修有公馆,安置有家眷。大家在成都都有地产房屋、亲朋好友,就算打仗,在家乡打还是要顾及颜面,都是有默契的,比如拉夫,穿长衫的斯文人不拉,坐轿坐车的不拉,学生不拉等。

这大概是成都巷战中最具黑色幽默的一面了,大家明明在动刀动枪,但是在战事中又要表现出“各位市民,我们在城里打仗,但是我们尽量不打扰你们哈!”的姿态。所以这时的成都市民呢,有一些觉得反正打不到我身上,就三五成群约起跟在部队后看热闹,边看还要边评论,“这放的是威武炮。”“看,打伤了一个!”有时候,在街道做后卫的士兵,还得向正要走过来的群众挥手喊,“不准过来!前面正在作战!”

2

亲历巷战 家里成前线阵地

巷战是城外的29军进城抢24军的地盘引起的,双方开始对峙于南门。其后,战场慢慢扩大,在李劼人的《危城追忆》中,曾记录了家住小通巷的曾先生的经历。

说起来,看热闹的市民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还是胆小怕子弹的,但是房子又在城里,如果家里没人,东西要是被谁拿走该找谁呢?另外,经历过巷战的成都人,也有了一些经验,只要把大门关好,把米买够,搭个地铺,等枪炮声一响就躺下去,等到双方子弹都打得差不多了,再起来活动下筋骨。一般都是紧张半天,松弛半天,趁着松弛,街上的商店又赶紧开铺面营业半天,主妇又提着篮子赶紧买菜。

这一次,小通巷的曾先生发现,他的房子被划为前线,而且是机关枪阵地。重型机关枪就摆在屋顶,开战前,屋顶上的士兵跟曾先生打招呼,“老板,你在这个房间不安全,灶屋那里有土墙挡起,要安全一点。”

过了一会儿,机关枪开始哒哒哒哒了,因为都熟,所以巷战各方表演性质比较重,谁会傻到去机枪面前冲锋呢?打了一晚上,阵地上的士兵都没有滴一点血。这一仗就这么打了几天,打到曾先生家存的米都吃光了。曾先生考虑是不是带老婆儿女趁不“响”的时候出去买吃的,但是士兵很体贴地劝他,“都是战地,除了我们几个兄弟伙,你去怕要被当成探子,你们斯文人,搭两个小娃娃,算啥子?在我们这里舀些吃就完了。”

所以,在接下来几天的枪炮声中,曾先生一家就以咸菜,下着冷硬的“战饭”一直坚持到29军退出成都为止。战事停止那天,士兵把重型机关枪从房顶搬下来,“老板,把你打扰了,请你出来点你的东西。”还有人说,“老板,得亏你胆子大,守在家里,不然你的东西早跟着别人跑光了。”

3

战机突至 全城一起看稀奇

在四川省档案馆,还保存着巷战开始后,西川邮区邮务长给邮政总局局长关于成都巷战情形的报告,称巷战开始后暑袜街邮局立即关闭,邮务长派人护送员工回家。无法通过各军防线的员工则寄宿在邮局内,巷战中,员工及家属没有伤亡。

或许因为巷战中有了几分表演性质,大家虽然担心安全,但也有自己的幽默表达。成都巷战中有一件引起全城围观的事件——就是突然到访的战机。当时成都市民忍不住跑到空地上看稀奇,流沙河曾在文章中写道,“一天上午,全城惊奇,都看飞机,飞得很高,但没有‘下蛋’,据说是来侦查的,是刘湘派来支援的。”

历史学家唐振常当时住在文庙后街附近,家里住了一个美国医生,飞机飞来前,美国人在他家大草地和一个平台上涂上大大的红色十字,“果然有一天来了一架飞机,家里并没炮弹落下,但是常有子弹飞过,我们已经听惯了子弹飞啸的声音,小孩子觉得有趣,常顶着铜盆到花园里捡子弹玩。”

记录得最详细的还是李劼人,“成都人在这几天把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的声音听腻了,也得以耳目一新,尝味一尝空军的妙趣。”所以当天成都上空飞机发动机轰鸣声响起的时候,除了守战垒的士兵赶紧跑到茶铺里躲起外,市民都涌出来看稀奇,大家全不知道“下蛋”的危险,只想饱眼福,“飞矮些,也好等我们看清楚点嘛!”

第一天来的是一架侦察机,第二天一早,又来了两架飞机,其中一架的肚子下,有两个黑色小点,然后大家看到这两个黑色小点落了下来。那天中午,飞机投了两枚炸弹的消息就传遍全城,其中一枚炸弹只是把院子里的煤炭渣子轰起丈把高,至于另外一枚,投在西二道街,把看飞机的平民炸伤了11个,都伤得不重。

4

黑色幽默 铲子解决了问题

以前的巷战,唐振常家会到华西坝避难,住在华西大学办公楼里,跟成都五老七贤中的刘豫波一家分享一个房间。刘老先生日间席地而坐,执书而观,非常严肃。而晚上则常说梦话,总是高声叫喊,“我要吃素面!”

本来1932年这场巷战爆发时,唐振常家里也很担心,因为他们家附近有很多军阀的公馆。但巷战开始后,这条街竟然如昔日一样安静,枪声只是点缀,几个军阀之家,往来走动如常,虽然街上打得凶,但家门口照样车马盈门,宴客如常。可能因为大家都打惯了,“想来,我家住的这条街,正因为军阀多,便成为了安全的地方,大家都住这里,何必下毒手绝情?”

而且,当时成都各部军阀打仗时还会发布告,贴在一些家宅外,上写此家主人与本部有什么关系,应予保护,严禁本部军人侵入宅内骚扰。这似一道灵符,所以许多人家想办法求得一纸,免得乱兵入宅。但是巷战中战事多变,刚贴好这一部的保护布告,不久另一部打进来,便又换贴另一部的布告。甚至有人干脆把几张敌对部队的保护布告同时贴在一宅。

当然,成都巷战中也有拼命见血的,比如争夺煤山。煤山其实是以前成都皇城边上一个小土堆,因为存放烧剩的煤渣得名,是城里难得的一个高地,24军和29军为争抢这个高点多次恶战,谁都不肯相让,双方伤亡惨重,附近居民也怨声载道。

怎么办?拿枪的谁都得罪不起,也不知谁想了一个办法,雇了一些工人,在战事暂停的空隙,把这煤山挖平。当时这场铲山运动成为了成都报纸关注的焦点,很快,当时城里惟一可以登高眺望的煤山,成了毫无痕迹的平地。

也奇怪,煤山铲了之后,成都真的就没爆发过大规模的巷战了。有人在报上撰文,“成都如拆成一片九里三分的光坝子,我担保,一直到天荒地老,也不会有巷战来震惊我们了。”文/胡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