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清道工人的几次斗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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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8日17:26:27 评论

清道工人生涯

解放前成都市清除街道垃圾的工人,被称为“清道夫”。身上穿一件蓝、红色的布背心,上写“清道夫”及编号。他们同旧社会的人力车工人一样,社会地位最低下,生活最悲惨。

清道工人多数是在农村被地主夺去了土地和躲避拉壮丁的农民与城市实在无处谋生的贫民。清道工由国民党警察局所辖各个派出所雇用。派出所只管发付每月几元钱的工资,其它什么都不管,就是清扫和运垃圾用的扫帚、撮箕、扁担和鸡公车等工具都由工人自己购置。“生老病死,听天由命。”清道工的工资少得连自己的生活都敷不住,一般的工人都要靠业余时间运硝灰、掏阴沟、运淤泥、卖烂床草、拉人力车来补贴用途,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搬运垃圾使用木轮鸡公车(独轮车),载重二、三百斤,当时成都是“道路不平、街灯不明”,若没有一把巧劲是推不了这鸡公车的。所以老工人说:当时若有其他谋生之路是不干“清道夫”这活路的。他们每日凌晨即起,收集各户垃圾,运出弃掉。当时,除东门天仙桥沿河一带堆放垃圾外,其它各门的垃圾都弃之于城壕、水塘、坑洼地,总之使居民区和大街小巷没有垃圾就行了。垃圾运完后,如有闲余时间,就各处找零工做,以求生存。晚上还要去各街、巷点街灯。当时由于电力不足,小街小巷路上都无电灯,而是以油灯作街灯。这些街灯,是由派出所向所在居民抽“路灯捐”设置的。如遇街灯熄灭,被巡察的瞀士见到,不论深更半夜,风吹雨打,落雪打霜,都要叫清道工人起来,重新点燃。清道工人多数无钱成家,晚上就睡在派出所的厕所附近或屋檐下,所以很容易找到他们。

清道工人除搬运垃圾外,经常被警察局或派出所的官员拉去干“私差和公差”。如拉私包车(老工人苏戴炳就拉过派出所所长林某的私包车)、修花台、打扫卫生、搬家,以及为派出所全体警士碾食用大米等等。这些都是常有的事,算做“私差”。拉公差的事也很多。如:

1937年左右抽调清道工人去修凤凰山飞机场。各派出所均从清道工人中抽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去干这项“公差”,搬运垃圾的工作则由剩下的工人全部包下来,大大加重了工人的工作量。去修机场的工人,不仅不另给补助工资,而且伙食都要自理。修建单位发给工人的补助费,被警察局各级头头们吃掉了。修飞机场的时间大约半年,工人们拖得极惨。

1941至1942年间,全市清道工人被分配去修警察局子弟校(现在的龙江路小学)。每人每天规定了担沙石的定量,凭号牌计算,完不成任务,不准下班。仍然不另发补贴,伙食也是自理。原说子弟校修成后,工入子弟都可以入学。但要知道清道工人婚都结不了,那来子弟上学?即使有子弟的,也没有钱上学。

王陵基做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时,南门各派出所的清道工人被抽去为他修公馆。

当时清道工人由警察局管辖,工人经常挨打受骂,如清道工人奉云山被警察局外东分局警察范章叫去拉炭灰,因没拉成,范章就打了他十个手板心。范章人高力大又凶狠,将奉云山双手打肿,三、四天都不能干活。

清道工人一年四季没有假期,如要请假,必须请“撑子”(替班的人)来帮助。“撑子”的工资由清道工人自己付给,往往是高出清道工人本身的工资。不然的话,只要工人二、三天没上班,就会被开除出去。

国民党警察局各辖区清道工人的配备,实际上都没达到编制名额,大约有二分之一的是只有人名,而没有人员。这些有名无人的名额,照样领取工资,领来的这些空名工资,全部被警察局官员瓜分入了私囊。这叫做“吃空额”。在反动政权中,这是公开的秘密,任何衙门都有此现象。同时,清道工人的工资,从未按时发过,少则拖延十天、二十天,多则两、三个月。警察局各级头头,领到全体警士、工人的工资后,就拿去做投机生意,要等赚了钱才给警士、工人发工资。如迎曦街派出所所长李传府领到全所二十多人的工资后,就买进棉纱,等棉纱涨价卖出,清道工人拿到工资时物价又涨了不少,生活更加艰难了。

警察局官员对清道工人的剥削压榨,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工人们就自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如工人张鉴成等在南门捞河沙,有个巡长骂他们捞得慢、捞少了,工人们就将巡长引到河心,揍了他一顿。又如工人李怀青被派出所所长李子良尅扣工资两个月,心里十分气愤,便找到警察分局长熊某告状,熊怕工人“闹事”,给了李子良“关禁闭”处分。有次,外东分局局员范章(其兄范云青,舵把子,范常依仗其兄权势,手执铁杖毒打工人)査岗时,李怀青因为没有及时问口令,而遭到铁杖鞭打,后李见机行事,告到警察局督察那里,督察没收了范的铁杖,李怀青的这两次自发反抗斗争,虽然当时是胜利了,但却由于没有组织起来,最后仍遭到李子良、范章的报复,被开除而失业了。

财神会——渣子帮

解放前成都市各手工业工人为了自身利益,相互帮助,都以神立会。清道工人也成立有神会,称为“财神会”,内部称它为渣子帮,会址设天仙桥后街。选举工人中有办事能力,主持公道的人兼任会首。会首并不脱产,而是利用工作之余做些公益事务。如排除内部纠纷、帮助困难的会员解决一些问题I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帮助清道工人保管和出卖垃圾。解放前的垃圾大多数是淤泥柴草灰等,是较好的农田肥料,四乡农民都来收购,用船运走。

这就形成了成都东门天仙挢沿河两岸的垃圾坝。财神会会首把工人运来的垃圾,分别堆存入账,待有农民购买运走时,也分别记在有关工人的名下。一段时间结一次账,清道工人可以得些收入,财神会也抽一点手续费。每卖出一百担垃圾,财神会收费二升米做为“会底”,用于公益事务,如临时救济困难工人,工人病死安排埋葬等。每届农历新年,会首要向会员报告一年的收支情况,并由财神会备些酒菜,请会员聚一顿餐,团团年。由于财神会是工人自己组织的,帮群众办事,会首是工人选举出来的,又不脱离劳动,所以威信较高,清道工人相信他,听从他的招呼。

三次罢工斗争

解放前清道工人在政治压迫、经济压榨、生活贫困的情况下,实在忍无可忍,曾多次举行罢工,争取生存。据初步了解,有以下几次:

1937—1938年之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物价上涨,当时清道工人每月工资为“法币”七元,只能买到一斗米(32斤)左右。劳动量大的清道工人,每人每月单吃米就要四、五斤,这点工资连吃饭都不够,其它生活所需及购置、修理运垃圾的工具等费用,要靠出卖垃圾补贴。正好这时,大舵把子范云青要霸占东门河坝一带,以扩大其堆木材的场地,不准工人堆放垃圾,这就中断了工人出卖垃圾的门路。财神会与范云青交涉,范便叫打更的鸣锣宣布:财神会能拿出“以河心为界”的“子曰”(文字凭据)来,才认为河坝地是堆垃圾的地方。财神会是清道工人自发的群众组织,他们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怎样拿得出什么“以河心为界的子曰”呢!当时财神会一则为了清道工人工资太低,物价上涨,生活困难;二则因与范云青争执堆放场地,于是便通知各门各辖区全体工人一律罢工,要求警察局解决。

财神会为了争取罢工的胜利,又立即通知各区派代表开会协商对策。第一次约集在天仙桥茶馆开会,会还没开,就看到有便衣警察来了,会被冲散;第二天又约在九眼桥茶馆,会刚开了半小时,便衣警察又来了,会又没开成。财神会分析了两次开会都被警察知道了的原因,原来范云青的弟弟范章是警察局外东分局的警察,范云青又是大舵把子,势力很大,天仙桥茶馆就是范云青开的,他们派“眼线”盯上了清道工人。这时罢工已经三天,遍街都是垃圾堆,电杆下、大树旁垃圾堆成山,群众怨声载道!警察局弄得狼狈不堪,毫无办法,被迫约请工人派代表到警察局协商。财神会派出陈春和、彭洪山、李海青、李艮山、李志高等为代表,并商量决定:如代表被拘留,财神会及工友们负责他家的生活和设法保他出来。后经代表向警察局据理力争的结果,工资由七元增为4元,垃圾仍可堆在东门河边垃圾坝上。清道工人的罢工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财神会会首陈春和却被警察局拘留了。又经过工人和财神会与警察局斗争,过了几天,陈春和被放出来了,大家鸣放鞭炮,欢迎陈春和胜利归来。

1946年秋,清道工人每月工资为最次等米二斗,另有二元钱(一说为二斗五升米,无另费)。国民党警察局因米价高涨,米源不足,不能再发实物,要将米按工商导报米行市价折成钱付给;加之各局、所又尅扣工资,挪去做生意,而拖欠了工人工资两、三个月不等。清道工人迫于生活,纷纷罢工反抗。财神会便决定清道工人全体一致行动,并派出纠察队在东门口巡视,如有推垃圾的,就将其鸡公车的“夹碗”拆去,车子就不能动了。当时,清道工人将一切工具都藏起,人也不到派出所去,都躲了起来,以免警察抓到他们,强迫他们去推垃圾。这样,有的辖区罢工两天,有的已罢工四、五天。市内街上遍积垃圾,东门一带更是堆成山丘。警察局迫于压力,只好通知财神会派代表去协商,于是派出李志高、李景廷等为代表,协商结果,补发了所欠工资。由于当肘确实缺乏食米,工人做了让步,食米只好按工商导报所载米价折钱付给,罢工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7月,解放大军各路挺进,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陵基主持川政,大肆镇压群众,搜刮钱财,加之“金券”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就在这时,警察局|出要裁减清道工人三分之二,即将全市清道工人由原有四百余又减为一百五十余人。这样,三百余人要失业,一百五十余人要担负全市八百多条街道的卫生工作。这种不顾工人死活,无限制的加大工人劳动量的作法,激起了工人的愤慨!大家联名向警察局提出罢工,群众愤怒地称这次事件叫“王陵基裁员”。

自七月十五日开始,各辖区工人陆续罢工后,大街垃圾堆不了,就向小街小巷倒,由小成大,由丘变山。加之连日豪雨,天气炎热,垃圾成山,积水成潭,太阳一晒,臭气熏天,市民怨声载道,纷纷指责反动当局。省会警察局长对崇朴弄得焦头烂额,甚至要“甩乌纱帽”,提出要将清道工人管理权上缴给国民党市政府去管辖。财神会鉴于实际情况,也没有规定统一行动。但由于这次罢工斗争时间较长,前后约有半个多月,造成的威胁很大。最后局长刘崇朴被迫召集全体工人到警察局去开会解决。那时,清道工人多数衣衫烂褛,门岗不让大家进去,于是便派出代表与刘崇朴谈判,结果警察局同意不裁减工人,已经裁减的陆裝给予补上,罢工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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