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历史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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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8日17:37:53 评论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市共有十六家较大的印刷厂,工人一千余各。由印刷工人发起组织的“工人抗敌宣传团”,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做了很多工作,对于当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争取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分裂倒退、准备投降的阴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成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工抗团的成立

抗日战争前夕,成都市印刷工人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工资停留在十年前每人每月九元的水平,而物价则成倍地上涨,工人们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牛马不如的生活。但印刷工人由于成天接触印刷的报章杂志、书籍等,思想比较活跃、开朗,促使他们日益关心时局的演变、关心形势的发展、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形势发展急趋变化,随着日寇的不断入侵,蒋介石推行的退让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气愤。抗日活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成都市印刷工人,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表示了不妥协、不屈服、彻底抗战的决心,这就是成立成都市工人抗敌工作团的起因(简称工抗团)。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新印刷厂的工人祝康龙、王志明、巫文质等同志,在党的“八一”宣言影响下,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初在进步组织“海燕”和“民先”的活动中,自己搞起一个读书会,不拘形式、不定时间,在一起阅读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呐喊》、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斯诺的《西行漫记》、邹韬奋的《萍踪寄语》以及《救亡三日刊》等三十年代的进步文艺书刊。讨论形势、发表见解。不久,读书会发展到30多人,在此基础上,组织成立了“日新”工人抗敌工作团。经过选举,祝康龙为团长,巫文质(在东北土改时牺牲)和邱学术(后自首)分别担任组织与宣传部长。工抗团的主要工作是在厂内出壁报、组织大家读书、举办文艺座谈、唱救亡歌曲,以唤起工人的抗日热情。同时,由祝康龙串连到球新印刷厂找到刘万敏、李尚先(现今情况不明)酝酿筹备成立球新印刷厂的工人抗敌工作团,不久,球新印刷厂的工抗团成立了。选举李尚先为团长(第二届团长为李铸,已病故)。自行车工会也成立了工抗团,由王锦章负责(后来在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工作)。这时印刷工人的第一个党支部在日新印刷厂建立(祝康龙为支委之一)。中共成都特支领导饶孟文、刘传兼经常来指导工作。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有利条件,认为成立成都市工人统一的抗曰救亡组织是可能的,决定成立“成都市工人抗日救亡工作团”,并草拟了团章,大意是工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信仰,赞成抗日,积极参加救亡工作的均可为团员,也是工抗团的宗旨。同时,为了取得合法地位,要求国民党省党部批准立案,因久不批复,后派巫文质去催问,他们讲要把“抗日”与“工作”二字改为“抗敌”与“宣传”,称为“成都市工人抗敌宣传团”。为什么要将“抗日”改为“抗敌”、“工作”改为“宣传”呢?因为国民党心目中的“抗敌”是指消灭共产党,在活动方面只限制搞“宣传”,不准扩大范围搞“工作”。工抗团的同志认为改两个字也可以,只要能取得公开活动的权利就行了。结果,正式批文虽未下来,但口头上要改名称也算是一种承认。于是“成都市工人抗敌工作团”就以半公开半合法的形式开展工作,进行活动。

“工抗团”的组织情况

一九三七年秋天,正式打出了“成都市工人抗敌工作团”的牌子,未开过成立大会。当时,中共成都特支确定刘万敏、王志明、万鹏程、张澄波等人为常委,祝康龙为团长、巫文质、李尚先分任组织和宣传部长、工抗团的工作是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前i饶孟文即饶世俊,后有梁国龄即梁华以及程子健),团部三位负f同志经常碰头商定进行,团部秘书是球新印刷厂的校对朱XX(后来在工抗活动中入党)并代管经费。经费来源是募捐来的一百多元。用于房租押金、笔墨纸砚等开支,并定期公布账目。团部的地址设在中山公园(现文化宫)侧街祖用的一间小房内。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成都市季成立。市委于五月派工运委员梁国龄来工抗团加强领导。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梁提出将工抗团改为工抗总团,下面设分团。这时,原工抗团组织部长李尚先因凋离总团,由万鹏程任总团组织部长,张澄波、刘道生为总团宣传部正副部长(刘曾自首过组织上对他是有意安排的,后叛变)。当时党内决定,祝康龙负责工抗总团的工作,刘万敏负责工会工作,王志明参加国民党统一组织的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时间不长、活动不多)工抗和工会都是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性组织,是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工抗是搞公开斗争的,故不受什么框框限制。工会是进行合法斗争的,在斗争艺术上讲究策略,严格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祝康龙调东南门区委,在南门办工人夜校。同年七月,沈绍伯(即沈泉,原是新新印刷社工抗分团团长)调工抗总团,任总团党团委员、总团组织部长,不久,沈任总团党团书记、工抗总团长,于成德(国民党中央军校印刷厂的刻字工,后叛变)为组织部长,刘道生为宣传部长。

一九三九年春,祝康龙调川康特委工人部担任组织委员(当时工人部部长是梁华,宣传委员是梁浪歌即梁洪,曾任成都市北区区委书记。)

随着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群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在梁华和程子健的具体指导下,工抗团的组织在各厂和各行业迅速发展,据一九三九年四月统计,工抗分团发展到二十二个,人数约有一千二、三百人,日新印刷社为第一分团,巫文质任分团长;球新印刷厂为第二分团,李华轩任分团长;新新印刷社为第三分团,李尚先任分团长;维新印刷局为第四分团,姜汝炽任分团长(后被汤光远拉进三青团);文华印书馆为第五分团,刘晏林任分团长。由于工抗分团的增多,就不再编号,以厂为单位的有启文印刷厂、协美印刷厂、大中印刷厂、华英印刷厂、复新印刷厂、福民印刷厂、乾记印刷厂、大华印刷厂、鸿新印刷厂、新新新闻印刷厂、新中国日报印刷厂、霞光印刷厂、成达印刷厂、长机邦、南门外机械厂、服装社、木工工会等二十二个工抗分团。

对于工抗分团组织的发展,工抗党团组织曾在当时提出发展建立工抗分团时,不要去捅马蜂窝,要讲究策略,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在成立工抗分团时,提出三个单位不建立组织,即不在国民党中统、军统办的报纸印刷厂、不在国民党成都军校印刷厂、不在四川军阀办的兵工机械厂去建立工抗分团(但也不拒绝以上单位的工人参加其他单位的工抗活动)。这“三个不在”,对于发展当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工抗团本身的巩固、团结,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工抗团的主要活动

一九三七年秋天,成都市工人抗敌工作团的牌子打出不久,传来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喜讯。这时成都市的“各救”(即后来发展为成都市的十六个救亡团体)发出号召要广泛宣传。工抗总团积极响应,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普遍性的宣传活动,唱出“首战平型关、闻名天下扬……”的歌子,提高群众对八路军的认识,用铁的事实批驳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谰言。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前,是工抗团的大发展时期,工作量大,活动频繁。抗日救亡的中心仍然是为争取民主、改善人民生活和动员人民群众为全面抗战而斗争。主要工作分为两大部分,—是临时性的配合工会和各救亡团体的工作。如组织集会游行、工人为改善生活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等。二是经常性工作的展,一般是各分团自定内容,大体形式是:1、经常对工人进行时事政治的宣传教育。2、在青年工人中组织传阅三十年代的进步书刊如高尔基的《母亲》、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鲁迅的小说等。3、组织工友去总团参加“读报组”听“文艺讲座”。主讲人有肖军、王大化等。他们的讲课深入浅出,生动形象,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4、对中年工友采取坐茶馆、交朋友、办茶话会的形式,讲解团结抗战、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5、组织工人开展文体活动。如兰球、足球比赛等活动。6、组织街头宣传。以打金钱板、搞演出的形式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并举办夜校、培训工人积极分子,以唤醒民众觉悟。当时工抗各分团工作的开展都比较活跃,特别是日新、新新、维新、球新等分团的工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易为群众接受,参加工抗活动的工人越来越多,为团结抗日救亡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临时性的集会游行,工作量大,也比较频繁。主要是配合工会组织和各救亡团体共同进行。当时成都市的救亡团体有: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战时教育协会、成都群力抗敌宣传团、成都星芒抗敌宣传团、成都学生抗敌协会、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成都四川妇女抗敌协会、成都大声抗敌宣传团、成都天明歌咏团、成都四川妇女出征军人家属救济会、成都星芒通讯社、成都大众抗敌壁报社、成都战时学生社、大众宣传团、战潮旬刊社、救亡抗敌宣传社等十六个救亡团体(原载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写的《抗战中的中国政治》六〇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各救亡团体之间有不定期的联席会,当时星芒社、群力社、工抗团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是成都市救亡活动中的三大主力。工抗面组织参加的活动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九三八年春,工抗组织更加发展巩固,领导很多工人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改善日常生活的斗争。如反对借故拖延发放工资、反对借故开除欢迎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的工人—等。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成都市委成立。在市委的领导下,工抗团组织群众参加成都各救(指十六个救亡团体)在少城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山东省台儿庄大捷。会后举行了游行。游行时,川大学生康乃尔(共产党员)等同志还抬着战死在滕县前线的川军师长王铭章的棺材在街上游行,这一行动震动了整个成都市,大长了川军抗战士气,加深了四川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共成都市委决定由工抗团发起组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邀请“各救”(指十六个救亡团体)参加。五月一日,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纪念大会,由工抗总团团长祝康龙主持大会,印刷排字职业工会理事长祝康玉(地下党员、现名郑子芳)在会上讲解抗日形势;为了民族的生存,挽救国家的危亡和收复失地,号召全市工人和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坚决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实现抗战的彻底胜利。会后,到会的各界群众一千余人举行了游行,壮大了声势,启发了工人群众的觉悟,打开了国民党控制的局面。

一九三八年七月,工抗团组织各分团群众冒雨参加“七•七”抗战一周年的集会和游行。成都汽车工人群众将纪念会各条标语贴在成渝客车的四周,打出“汽车工人代表团”的横标,工人们手持小旗,从牛市口出发,沿途高呼口号并齐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今年纪念七月七呀……”的歌声。会后又参加到各救亡团体的游行队伍中,回到牛市口后,又在各茶社进行通俗讲演,博得了群众的掌声。同年八月,工抗团又组织群众参加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战一周年集会和游行。在这两次游行中,都领导群众大呼“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等口号,号召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配合印刷工会组织声援印刷工人的第一次加薪斗争,使每人每月九元加薪为十二元,取得了胜利。同月,工抗团还配合各救亡组织集中数千人的工人队伍,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火炬游行。

一九三八年秋,工抗团发动群众参加募集寒衣活动。募寒衣的捐款及时上交给省抗敌动员委员会。同时发动工友向前方抗战将士写慰问信,号召每人写十封信。其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都大大超过规定数字,由工抗团交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转送前方将士。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武汉失守后,工抗团根据中共成都市委事前布置,发动群众声讨大汉奸汪精卫卖国投降的罪行,举行了反汪的火炬大游行,增强了职工群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

一九三九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政治诱降,汪派余孽在成都的大肆活动,使得投降空气大为增涨。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又决定在这年“五•一”到“五•七”为精神总动员周,以达到它麻痹群众反共分裂、准备投降的罪恶目的。在这种形势下,工抗团在川康特委工运书记程子健的具体指导下,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改善人民生活,配合工会组织,支持印刷排字工人第二次加薪斗争,每人每月工资由原来十二元增加到十四元半,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案,掀起了反共高潮,形势比较紧张,工抗团的几位负责同志已被特务进行盯梢。这时,川康特委工运书记程子健亲自参加工抗党团会议,分朝1形势,研究工作,对工抗团的活动作了许多具体指示。为丁不使工抗团过于突出,同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由“各救”号召,工抗团主持召开的。事前,在群力社办公地址(祠堂街附近的一个巷子里)召开了联席会议,筹备了“五•一”纪念活动。“五•一”那天在中山公园召开纪念会,到会的有工抗二个分团的工友,成都市各救亡团体的群众和其它零星群众约计三千人左右。会议由工抗总团宣传部长刘道生主持,川康特委工人部组织委员祝康龙讲话,接着由•吴雪领导的四川旅外剧团先唱歌,后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持抗战,积极参加救亡活动。晚上还举行了火炬游行。

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工抗团利用国民党国民精神总动员周,进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汪精卫的投降运动,举行了“五•七”火炬大游行。工杭团参加游行人数比较多,很多工人呼喊口号喊哑了嗓子,这次活动对于提高群众的抗日情绪、反对当时的妥协投降空气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一”和“五•七”火炬大游行以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反共分裂、准备投降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局势一天天紧张,工抗团的活动也逐步走向低潮。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工抗团召开“五卅”纪念会。这是公开活动的最后一次会议,规模也比较小,是在海慧寺小学内一间教室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是工抗各分团的分团长和代表,约计三十多人。会上散发了传单,其内容主要是纪念“五卅”的意义以及介绍“五卅”的经过。号召大家继续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将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三九年十月,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工抗团又支援印刷工人的第三次加薪斗争、每人每月工资由原来十四元半增加为十八元,加薪斗争又取得胜利。

随着全市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了宣传组织群众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进行改善生活的斗争,经商得总编杜桴生(地下党员)的同意,工抗团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在《四jll日报》副刊上开辟了“工人园地”,从第二期起改名为“生活线”,先由报社编辑黄启民(地下党员)任主编,从第五期开始由黄启民和工抗总团团长祝康龙(当时用笔名祝子人)合任主编。刊登十六开一版的稿子,不定期出刊,直至一九三八年七月止,共出版二十二期。后由于经费困难,“川报”被迫停刊,“生活线”也随着停办。一九三八年秋,祝康龙随川报总编杜桴生(当时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已病故),在《民声日报》筹办小印刷厂(地址在东较场附近),又在该报上开辟“生活线”专栏。这个专栏一直办到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前后约计五十期,三十万字。它既是工抗团的宣传园地,也是工会的喉舌。它的主要内容是转载有关抗日救亡的政论性文章,宣传党的抗战救国方针。它还以诗歌、杂言、小小说等形式,及时地反映工抗团的救亡活动以及工人群众痛苦生活的状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和吞并中国的野心I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殃民的不抵抗政策,成为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号角,对于提高民众的抗日热情、坚持团结抗战、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九三九年底,形势更加紧张、工抗团的几位负责人,已被国民党列入将要逮捕的黑名单,地下党及时决定,将工抗团的领导祝康龙、沈泉等人先后转赴延安。王志明、祝康玉等分别转移去重庆、自贡等她。

几点经验教训

1、领导思想对工抗团的方针、任务不够明确,与工会的关系应怎样处理也不清楚,以致工抗团搞得太红,影响了工会工作;工作方法不讲究,当时各救亡团体包括工抗团,只图运动轰轰烈烈,缺乏扎扎实实的作风。

2、发挥工抗分团的作用不够,一般号召多,具体指导少,缺乏学习和严密组织,团员与非团员没有明显区分,团员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

3、对青工缺乏教育,对老工人团结不够,只注意政治号召,未教育青工钻研技术、提高技能,有些老工人看不惯青工在工抗活动中跳跳蹦蹦、唱歌、演戏、影响了青、老工人的团结。

4、对自首分子刘道生的掌握使用有些不当,使他担任了总团的宣传部副部长,在环境逆转时,又未及时建议上级把他尽快转移去革命根据地接受教育,致使他在抢米事件后,发生严重叛变事件,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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