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印刷排字工会建立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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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8日17:40:44 评论

一九三〇年前后,成都市军、政、商办的印刷厂有球新、雒新、日新、鸿新、大中、大同、福民、武学、乾记、协美等十多个厂,工人一千余名,在中共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下,印刷排字工人经过艰苦的斗争,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团结了广大群众,在保护印刷工人自身利益的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都市印刷工人长年累月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劳动条件差,工时超过十小时,工资微薄,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失业的恐慌还时常威胁着他们。但印刷工人由于成天接触文字工作,通过印刷、排字,能经常了解当时局势,思想比较开朗、活跃,他们常常议论时局发展的变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挽救民族危亡,要求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一、建立“成都市印刷工人反日团”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两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三千多万同胞以及无数宝藏断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的卖国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成都市民众一致主张合力御侮,反对日本在我东北三省的恣行凶暴。在我中华民族临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四川地下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发动成都市工、农、商、学、兵三百余团体二十余万人举行反日游行大会,并制定标语口号及宣言大纲、组织宣传队I通告农人罢耕、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兵士罢操、停止一切宴会娱乐,全市下半旗致哀。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印刷排字工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绝不袖手旁观。球新印刷厂排字工人姜汝炽、英文排字工人何幼安首先发起组织“球新印刷工人反日团%共青团员祝康玉、王志明等人积极参加了反日团的活动。随后又在大中、维新等厂迅速发展,反日团的组织很快就由一个厂发展到十多个厂,由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入,在此基础上于十月二曰建立了“成都市工人反日团”,由各厂反日团的负责人组成“成都市工人反日团”的领导机构。十月十日,“反日团”发动全体印刷工人参加了成都各界群众在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召开的反日大会和各行业几万工人的游行,显示了全市入民的反日爱国热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举进攻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十九路军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推动下,奋起抵抗。“成都工人反日团”发动全体工人参加“反帝大同盟”在少城公园召开的反日救国大会。大会发表了反日宣言,揭露了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抵制日货”、“成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等口号,掀起了成都市的反日高潮。

在革命斗争中,印刷排字工人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中共四川省委派覃文(省委负责人之一,即谭伯秋)、团省委袁歧平(人称老表、又叫月亮、后牺牲)、团市委领导朱泽等,分别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一九三二年三月,球新印刷厂首先建立了共青团(CY)支部,祝康玉(郑子芳)任支部书记、胡荣任组织委员、王志明任宣传委员。

团省委和团市委的领导人经常参加团支委会的活动,志诚学院学生皮XX有时也出席团的会议。团的主要活动:一是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工人反日团”的活动,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反日斗争。二是利用工人中旧的行会习惯组织“互助会”、“茶话会”进行宣传教育,联络感情,把大多数工人团结起来。三是油印散发鼓动性的传单、口号标语,发动人力车夫及其他工人群众进行反日斗争。四是组织团员学习团刊《礼拜六》和党刊《四川晓报》等材料,提高团员的阶级觉悟。五是在反日斗争中发展团的组织。大中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多属英文排字工人,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他们接受新鲜事物快,不满现状,追求真理,参加反曰斗争积极,共青团员较多。当时,排字工人邹泽滋(地下党员、现名邹趣涛)是车跃先以同乡会的名义介绍去大中印刷厂工作的。在蓬勃发展的反日浪潮中,他与何幼安(英文排字工人)组织出版《印刷工人反日刊》,宣传党的反日主张,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动员群众起来进行反日斗争。可是,这个刊物一诞生,就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刚出第二期时,就被国民党当局封闭,这就暴露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真面目。

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国民党改组派在少城公园(人民公园)召集反日大会,成都市印刷工人反日团发动工人群众积极参加反日大会。印刷排字工人代表蒋德昆、王志明(共青团员)先后在会上讲话,揭露其会议的欺骗性,会场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更加广泛地团结了群众。“五月九日,四川地下党领导的成都市工人群众,因反对国民党走狗政府投降帝国主义的‘上海协约,,决定召开‘五九,纪念会。反动当局为了破坏这个会议,提前于五月七日,以国民党改组派抗日会的名义通知五月九日召集市民大会。当时地下党决定领导群众(包括印刷工人)参加进去,动员各社会团体(包括反日团)按原计划到会场夺取讲演台、争得讲演席位,以便向群众讲演,号召民众起来推翻走狗政府,建立工农民众政权,并极力揭破抗日会的欺骗性,使整个会场全在党的影响之下,打击了国民党改组派,斗争取得了胜利”。“五月十日,国民党改组派伙同大中印刷厂主马文卿,勾结军警,以出版‘反日刊,、煽动兵工厂罢工的罪名,逮捕工人邹泽滋、何幼安等人,激起大中印刷厂全厂工人罢工。成都市各印刷厂工友表示援助。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的抗日会、反对国民党军警逮捕工人”。邹、何二人子十二月成都巷战(即刘湘、刘文辉之战)发生时,由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五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执行委员会在成都发出‘五卅’纪念宣言,号召工、农、兵、士、学生要以‘五卅’的精神完成‘五卅,的事业,继续罢工、罢市、罢课,反对曰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上海协约’、反对一切苛捐杂税、反对国民党欺骗群众的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托陈派及青锋派,争取无产阶级胜利成功”。这就为成都印刷工人反日团再次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成都市工人反日团的建立和发展,为建立印刷排字工会打下了群众基础。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成都巷战发生后,生意萧条,印刷失业工人竟达百余人无处谋生。在地下党领导下的印刷团支部研究决定救济失业工友,组织“成都市印刷工人失业团”,在商业场前门宜春茶社楼上进行失业工友登记。失业团在宜春茶社第—次开会时,公推李华中(工头)、李正元(地下党员、后脱党)、王志明(共青团员)为代表与资本家进行交涉,要求给工友安排工作,由于维新印刷厂的资本家收买了工头李华中,斗争受到了阻力,几次交涉无结果,斗争失败。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国工农红军已进入四川,在地下党员皮XX的领导下,印刷团支部组织动员团员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向群众宣传苏维埃政府是为工人群众谋福利的政府,并散发和张贴“欢迎红军入川”、“拥护红军入川”的传单标语,对于鼓舞工农红军的士气、发动群众,动摇国民党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在斗争中建立印刷排字工会

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能否建立坚强的组织。由于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而赤色工会却处于秘密状态。群众要求组织起来,党也需要有公开合法的组织来团结教育广大群众。因此,球新印刷厂团支部书记祝康玉(现名郑子芳)利用工人中旧的行会习惯,首先发起组织一个“茶话会”,在每月发薪时,每个工人要交一定的茶钱,保证在下月未发工资时有茶喝。“茶话会”的地址在春熙路的“陆羽茶楼”(这是纪念宋朝一位写“茶经”的有名人物而取此名),每次来喝茶的印刷工人约有二百多人,以后各厂“茶话会”相继成立,在商业场的“宜春茶楼”和有关工厂附近的“茶社”进行活动。团的活动是秘密的、茶话会的活动是公开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共四川省委号召全市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反日及反战罢工,要求发清欠薪,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反对停厂关厂、要求失业救济。”根据省委指示,团支部宣传委员王志明和积极分子王光玉(绰号王博士,“反帝大同盟”成员)等,每天早晨分头到有“茶话会”的各茶馆去向群众宣传,讲明工人要组织起来,进行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生活待遇而斗争的革命道理,唤醒工人群众的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在“茶话会”的基础上,由各印刷厂推选代表进行工会的筹备工作。七月正式成立了成都印刷铸字、铝机石印、制版等工会组织。八月,成立了成都市印刷排字业工会。经过选举,吴绍湘(球新印刷厂工头,改良主义派)为理事长,祝康玉(团支部书记)为付理事长,钟家盛(三青团员)等为理事,周开弟(工头)为监事长,伍炳云(工人、改组派观点)、蒋德昆(工人)等为监事。排字工会的成立是经过省工会头子马云衢立案,国民党省党部批准的,还颁发了证书,成为合法的工会组织。工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研究组织成立印刷工人失业团,救济失业的工人。由于成都巷战的影响,印刷失业工人已达六、七百人之多,救济失业工人就成为工会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工会首先对失业工人进行了登记,然后报市府立案,要求安排工作。不久,工会在印刷排字工人中,发动群众酝酿改善夜工待遇的斗争。印刷业做夜班的工人是很苦的,吃了晚饭就上班,直到第二天天亮才下班,没有夜餐补助,作工的地方光线暗,点蜡烛、油灯,排字、退字异常吃力。长年累月,很多工人的眼睛熬红了,有的工人积劳成疾,工人群众迫切要求进行改善夜班条件的斗争。排字工会先后写了三次改善夜班条件的报告,交省工会头子马云衢,马云衢和国民党省、市党部一直压了下来,因此,改善夜班条件的斗争差不多酝酿了一年多,直至一九三五年三月才取得了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年一届的印刷排字工会在代书街召开一周年纪念大会暨改选大会,选举祝康玉(团支部书记)为理事长,吴绍湘(工头,改良主义派)为付理事长,王光明(现今情况不明)、钟家盛(三青团大队长)、李光华(现今情况不明)等为理事,周开弟(改组派)、伍炳云(改组派观点)等二十六人为监事长。改选后的新工会在地下党领导下,发动工人群众进行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待遇的斗争,做了一定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成都市印刷排字工会领导工人进行酝酿已久的改善夜班条件的斗争。他们选择了蒋介石第二天就要到成都的时机,这是因为如果印刷排字工人罢了工,全城无报纸看,就使国民党当局感到惊慌。为了领导好这次斗争,工会理事长祝康玉亲自草拟了改善夜班条件的罢工宣言,组织工人散发罢工宣言和传单,提出迅速改善夜班的具体条件。如厂方不答应,立即举行罢工。厂方怕工人罢工无报纸看,国民党当局也很紧张,叫各报派代表进行谈判。各报派去了代表,几百排字工人都焦急地等着谈判结果。祝康玉、吴绍湘、钟家盛等代表排字工会与国民党当局及报馆资本家进行谈判,经过据理力争,迫使国民党当局及资本家同意排印一张大报纸增加四个人、一张半报纸增加六个人、两张报纸增加八个人,这样就缩短了工时,每人一星期可以休息两天,斗争取得了胜利,初步显示了工会的力量,扩大了工会的影响。

但蒋介石来成都后,却加紧了对四川人民的统治,国民党成都警备部以整顿工会为名,下令各工会成立整理委员会,推举筹备员六人,连环结保到警备部,以达到消除地下党员、消灭红色工会之目的,成都一片白色恐怖。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覃文(即谭伯秋)被捕,团市委领导朱泽(又名朱儿)被捕,工人积极分子王光玉(反帝大同盟成员)被捕,形势逆转,肘局紧张,祝康玉、王志明等人团的关系中断。鸿新印刷厂资本家康纪鸿(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叔叔)借故解雇了祝康玉等几十人。从此,祝康玉失业去重庆找工作。排字工会由钟家盛(三青团大队长)、陈启智(国民党员)等人操纵。工会在这些人的操纵下,变得软弱无力,断送了斗争的成果。

三、酝酿重建印刷排字工会

一九三六年,协美印刷厂的《社会日报》因登载红军消息,被国民党省府命令停刊,许多工人失业。王志明(团支部宣传委员)也失业在家。二月,王志明到日新印刷厂工作,当时国民党为了加紧对四川的统治,规定成都各报社必须刊登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稿I因此,印刷排字工人的工时,由日班延长到半夜,激起了全市印刷排字工人的坚决反对,部分工头也相当不满。工会副理事长吴绍湘(工头)出面领导了印刷排字工人进行反对日班延长到夜班的罢工斗争。在斗争中有些工人经不起军阀、老板的威胁利诱,产生了动摇。这时,王志明、蒋德昆(工人积极分子)等人继续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同时发动球新等印刷厂工人支援这次斗争,迫使老板答应三天夜班中休息一天,每晚十二点加餐一顿,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十月,印刷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祝康龙(祝孑人)、王志明、巫文质(东北剿匪中牺牲)等人,经常参加进步组织“民先”、“海燕”的读书会活动,学习邹韬奋的《大地春回》、《永生》以及车耀先办的《大声周刊》、《国难三日刊》等刊物,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不久,他们在日新印刷厂发起组织读书会,后来发展到三十多人,为“成都市工人抗敌宣传团”的建立打下了组织基础。同时在杜桴生、黄其敏、肖军(都是共产党员)等的帮助下组织了星期文艺讲座,后在《四川日报》副刊版上开辟“工人园地”,祝康龙任主编。主要反映工人的反日热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成都工入生活社”,由刘万敏(刘云)、祝康龙、王志明三人负责。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成都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北门内石坊堂正式成立。印刷排字工人主办的“工人生活社”改名为“成都工人救国联合会”。“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又改为“成都市工人抗敌宣传团”。参加“工抗团”活动的多数是青年工人,中、老年工人参加很少。在省工委程子健和市工委梁华的领导下,召集排字工人刘万敏(地下党员)、王志明(地下党员)等人,共同研究分析了中、老年工人的特点。一般说来,他们的经济负担较重,不愿意离厂参加政治活动。为了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众,决定以厂为单位,将读书会改为“茶话会”,主要是交流知识、经济互助、联络感情。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推动下,福民印刷公司首先将读书会改为“茶话会”,并分配工人积极分子李华轩、钟达远、张XX、徐XX分头去外厂串联老工人,不久,日新、球新、新新等主要印刷厂都相继成立“茶话会”。原来没有“茶话会”的印刷厂也很快地组织了起来,形成了以原有读书会中有觉悟的分子为核心,以老工人为骨干,全体排字工人都参加的排字职工队伍,并将各“茶话会”的负责人组成茶话会联系会。在省工委程子健和市工委梁华的领导下,“联系会”根据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分析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当时印刷厂的生意好,利润大,而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生活指数上升,而每人每月工资只有九元,要有十二元的工资才能顶上原来九元工资的购买力。根据这个基本情况,省工委程子健和市工委梁华决定以“联系会”的名义发动群众进行增加工资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战争由防御转入相持的阶段,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仍然是为争取民主、改善人民生活和动员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而斗争。当时,工人群众的生活是很痛苦的,为了改善排字工人的生活,在省工委程子健和市工委梁华的领导下,“茶话会”首先从新新印刷厂开头,再从新中国日报打开缺口,实行各个击破、各厂沿例的斗争方法,在几天之内,各报各厂都不得不先后给工人每人每月增加三元的工资,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显示了工人组织起来的力量。“茶话会”深受工人群众的拥护,大家迫切要求在“茶话会”的基础上恢复停顿已久的排字工会。年底,随着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为了更好地组织力量进行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斗争,中共成都市委决定重建印刷排字工会。根据国民党工会法关于工会可以成立工会小组的规定,“茶话联系会”决定将各厂茶会改建为合法的工会小组,进行改善各厂工人日常生活的斗争,对个别工人的困难进行经济互助活动,同时由各工会小组推出候选人名单,虽报国民党成都市党部批准。经过票选,刘万敏(刘云、地下党员)为理事长,王志明(地下党员)、祝康龙(祝孑人、地下党员)、万鹏程(地下党员)、张澄波(地下党员)、钟家盛(三青团大队长、群众不选他,事前经地下党员做工作才选上的)为理事,组成排字工会理事会。票选陈启智(国民党员)为监事长,汤光远(三青团员)等为监事,组成监事会。排字工会领导人员组成名单呈报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备案。一九三五年被迫停顿的排字工会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底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重新建立起来,以合法的形式进行公开活动。排字工会活动的地点设在太平街农花茶社。中共成都市委为了加强排字工会的领导,决定刘万敏(刘云)为书记,王志明、祝康龙(祝孑人)、万鹏程、张澄波为成员,组成排字工会党团(相似现在的党组),由排字工会党团直接领导排字工会进行活动。在排字工会的影响下,成都的刻字、铸字、铅印、装订、石印等工会也相继恢复。

一九三九年春,抗日战争已转入敌我相持的阶段。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又决定这年“五•一”到“五•七,为精神动员周,以达到它反共分裂、准备投降的罪恶目的。当时,成都物价猛涨,工人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约25%左右。中共成都市委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改善人民生活,又发动和领导了排字工人的第二次加薪斗争。四月底,印刷排字党团在川康特委程子健的领导下,分析研究了当时取胜的有利条件,确定增加工资三元的要求,采用了与第一次加薪不同的斗争方式,印刷排字工会的党团员,在党团书记刘万敏的领导下,一是用排字工会的名义向印刷同业公会提出加薪的书面要求。二是用排字工会的名义具文请求伪市府仲裁。仲裁的时候,资本家代表东推西推,无意解决,排字工会代表刘万敏、王志明、祝康龙、张澄波(四位地下党员)和钟家盛(国民党员)等六人,通过算细账,据理力争,迫使伪市府仲裁为二元,后又经过斗争,仲裁为二元五角,为了保持工会不浸打击,代表不受分裂,虽然没有增加到三元,还是算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在排字工会两次加薪斗争的影响下,刻字、铸字、铅印、装订、石印等工会也先后增加了工资。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川康特委程子健和梁华的领导下,印刷排字工会党团发动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于五月一日下午在农花茶园工会地址召开排字工人国民月会,并纪念‘五,一’推动增加工资的斗争,全体会员三百多人在会上宣誓,遵守国民公约。国民党省党部代表从身上搜出一张国民公约逐字逐句向大家背诵时,全场空气顿时冷淡,工会理事长刘万敏和理事王志明上台讲话中,以我们的主张解释国民公约及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意义时,全场欢迎鼓掌。晚上,排字工会组织全体会员参加了火炬大游行”。“七日晚,国民党省党部召集各界群众在少城公园集会,排字工会发动全体会员参加,会后游行。地下党领导各救亡团体群众,把楕神总动员的游行变成了反汪火炬大游行(反对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沿途高呼口号,声音宏大,压倒一切。高呼:‘汪精卫卖国贼,勾结日本飞机炸中国(当时正是曰本飞机轰饬利害的时候),炸死老百姓流鲜血,大家起来杀国贼,嘿嘿嘿……歌咏式的口号深入人心,轰动全城。各式各样的化装、各式各样的灯笼,表现了各种群众的特点,同时鲜明宣传各种主张”。波澜壮阔的反汪群众运动,对于反对当时的妥协投降气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以印刷排字工会的名义发电支援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的反汪罢工斗争,并发动全体工友筹集法币百余元寄往香港援助罢工工友,这就把领导改善排字工人生活的经济斗争与发动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既在斗争中锻炼了群众,又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觉悟。

一九三九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日益加紧,国民党反共分裂、准备投降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物价再次飞涨,工人生活急剧下降,排字工人更急迫要求增加工资。在中共成都市委的领导下,排字工会党团根据当时印刷任务重,工人少,要跳厂的情况,利用《华西日报》有八个工人要去西康工作,提出增资三元的要求,如不同意立即停工。可是,该厂不同意增资,当八个人走后,资方却暗中填补了空缺,结果斗争遭至失败。大家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再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只有从新新新闻突破,因为它的销路大,经不起停工损失,而且该厂工人队伍整齐,有一定的斗争经验,斗争比较坚决。经选派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据理力争,终于增加了工资三元,其他印刷厂也沿例增加了工资,第三次加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新新新闻报却发表一篇社论“论罢工”,公开指责印刷工人的斗争有共产党领导,其他工人群众都增加了工资,但工会理事长刘万敏却被新新新闻老板开除出厂。

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急剧逆转,时局一天天紧张,地下党组织及时把刘万敏、韩天石、邓照明、陈正、王石煤、朱富荣等转移去延安。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国民党成都省会警察局长唐毅等入,为了效忠蒋介石,在成都制造了所谓的“抢米事件”,诬陷共产党是策划者和组织者,借此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共运动,猖狂镇压我党在四川各地的地下组织,逮捕川康特委罗世文、车耀先、逮捕地下党员郭秉毅、汪导予、《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等二、三十名革命志士,实行残酷的迫害和凶狠的屠杀。“抢米事件”后不久,大多数地下党员疏散去县镇进行隐蔽、埋伏。这时,祝康玉、王志明等人也先后调离成都,我党领导的印刷排字工会暂时停止了活动,排字工会又由钟家盛(国民党员)、舒晶祥(国民党员)所把持。在这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他们借此进行反扑,大造反革命舆论,并在《国民公报》、《新新新闻》报上登文申明说:前届工会手续不清(未交印章),企图诬蔑工会负责人刘万敏、祝康玉、王志明等还有银钱等物资未交,同时还造瑶说:前届工会那些人逃到陕北去了,有的在半路上已经被杀、有的被抓,以达到消灭革命工会之目的。

解放前,成都市的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少,手工业工人多,而手工业工人生活极为贫困,文盲半文盲多,印刷排字工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工人中的“知识分子”之称;他们不满现状,追求真理,觉悟快,易于接受和传播进步思想。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〇年的一段历史阶段中,带头建立工会,争取工人民主,改善工人生活,积极参加全面抗战。在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印刷铸字、刻字、铅印、装订、石印行业工人的斗争,以及推动人力车夫、长机帮、机械、服装、木工等行业的斗争中都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在斗争中,涌现出一些工人群众领袖,为党的发展壮大输送了新鲜血液,为党的干部队伍准备了后备力量。

成都市印刷排字工会建立的前后

成都市印刷排字工会建立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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