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旧书业职工传播进步书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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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8日21:06:08 评论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一、一九四五年前成都旧书行业概况

在黑暗的旧中国,通过进步书刊的传播,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能启发群众的觉悟,从而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教育书业职工,把他们组织起来,积极从事进步书刊的传播,是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

书刊经营业包括新书业与旧书业。

成都的旧书业最早只经营木板书(即木板印刷的线装书,该行业成立有“木书业同业公会”,是行会性质的组织),随着新文化的普遍传播,木板书的销路越来越窄,于是旧书行业也开始经销各类新型书刊。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的旧书店约有一百多家,主要集中在东城根街、西玉龙街、玉带桥一带。这些旧书店经营规模很小,一般都是独家经营的夫妻店,其店员职工绝大多数是城市下层劳动人民,也有少数知识分子。旧书业在没有受到党的影响和教育时,以“赚钱吃饭”作为唯一的经营目的。他们什么书都卖,除古籍外,中国传统的剑侠小说和当时的爱情小说特别多。此外,反动理论书、进步书也有出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国民党对书刊管制有所放松;这时,在旧书店已能买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基础》、《反杜林论》之类的革命理论书籍。但就是经销这些书的旧书店,还是以赚钱为百的,不是革命思想指导下的自觉行动。

在成都较早地有意识地传播进步书刊的旧书店是“未名书店”,该书店大约是一九三九年左右由石有恒夫妇开设的。地址在成都东城根中街81号(黄瓦街口)。

石有恒是文化人,大革命时在上海参加过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从事写作。他认识很多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叶以群等。鲁迅先生的杂文集《而巳集》中的“答有恒先生”就是写给他的。石有恒在上海被捕过,出狱后到徐州办报,抗战后辗转西安来到成都。其妻胡梅贞是上海纱厂工人,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未名书店”主要经销旧书刊,同时还出租各类小说,该书店与其他旧书店相比,书的类型和内容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它有很多中国三十年代进步新小说,鲁迅的《呐喊》、《彷徨》、《祝福》,矛盾的《虹》、《子夜》,丁玲的《在黑暗中》等。世界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果戈里、屠格涅夫、狄更斯、哈代、巴尔扎克等的名著也很丰富。此外,还有很多通俗的革命理论书。在成都当时处于书荒的情况下(成都当时印刷条件差、书的主要来源是上海,随着上海的沦陷,成都书刊的主要来源断绝),“未名书店”的书算是很丰富的了。它给进步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提供了大量进步书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寻求革命知识的欲望。

“未名书店”一九四七年因石有恒夫妇回徐州而关闭。它在成都传播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的活动对成都旧书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成都旧书业传播进步书刊的斗争

随着党的影响的扩大,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加强了对旧书业职工的组织领导和教育工作,使该行业很多职工思想逐渐觉醒,先后加入了传播进步书刊,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行列。如在西玉龙街开“成纪书店”的苏成纪及该店店员吴道忠、学徒袁久高;在西大街开分店的安小康(诗人安琪的父亲);在忠烈祠开“复增堂书店”的潘永衡;在西玉龙街开书店的叶式臣等,就是接受进步思想影响,而成为利用旧书店传播进步书刊的骨干。

当时,旧书行业传播的进步书刊,大量的是中外进步文艺书籍,也有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和通俗读物。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整风文献》,莫斯科版的《联共(布)党史》、解放社的《列宁选辑》、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各种文艺进步小说、刊物等百多种。还代销一些当时的进步社团乃致地下党创办的报刊,如“成纪书店”在一九四六年后代销过进步团体办的《文艺与生活》、《观察》、《时与潮》,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成都青运小组”成员刘文范主编的“学生报”以及我党出版发行的《群众》等。这些进步书刊,对当时不满现状,要求进步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具有指导作用。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的哲学读物,它从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给青年很大的启发,教育青年要有所作为,不可贪图享受,深受进步青年的欢迎。其中名为《中国是怎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册子,通过对近代中国血泪史的介绍,历数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动统治的腐朽,能唤起青年为振救祖国,要求革命的觉悟。徐懋庸译的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瞿秋白的《赤俄游记》等类的革命书籍,也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进步书刊的主要来源有两方面:一是从新书店购进,如“成纪书店”就从当时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开办的“生活书店”买过几批书(联营书店由地下党员倪志明主持,一九四四年创办,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査封);二是收购旧书,这是主要来源。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亡,特别是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迁都重庆,

很多文化机关相继迁入四川。齐鲁、燕京、金陵、金女大等大学迁到成都华西坝,大批知识分子来到成都。他们或因生活所迫,或因毕业远走,或因政治形势变化怕招来麻烦,便经常到旧书店出卖进步书刊。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内战,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祠堂街88号)被迫于一九四七年二月撤走。临走时该馆处理大量革命书刊,但在特务的暗中监视下,许多人都不敢去索书。这样一来,成都的旧书店便成了这些革命书刊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在接受这些书刊时,除一个旧书店被特务查获没收外,其他旧书店的职工都采取巧妙的办&把书运回安全地保存下来。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处理的都是革命理论书籍和进步刊物,从当时“民众时报”刊登的广告上可以知道一些。如毛泽东的《文艺问题》、《整风文献》,韬奋的j宪法草案研究》、艾明的《上海二十四小时》、林文石的1反对内战》、艾思奇的《哲学选辑》等等。这些书刊以后逐渐销售出去,对于引导和激发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旧书店提供进步书刊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学生。当时,有很多学生都到旧书店阅读或购买进步书刊,从中寻求革命真理。这些学生为了更好地理解进步书刊的革命思想,还组织了不少读书会,如成县中吕敦品、罗云全等组织的“四维读书会”、辅成中学杨忠序等组织的读书会,都经常到“成纪书店”索取进步书刊。还有光华大学的夏爱祥、林祥致、肖正茂、贺惠君等也是成纪书店索书的常客。

在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下,传播进步书刊是不容易的,是有斗争的。那时候,书刊的发行和经销都要受到反动政府的严格管制,管制的松紧则根据政治形势而定。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书刊管制较松;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妄图消灭我党和一切民主力量,对书刊的管制特别严格。

国民党对书刊的管制,主要是通过“书刊委员会”来实施。此外,后在将军衙门设的“调统室”(特务组织)也有查禁进步书刊的任务。这些机构经常派出宪兵、特务闯进书店进行查抄。这时候,开始受到党的教育、接受进步思想影响的苏成纪、潘永衡、吴道忠、叶式臣等,为了传播进步书刊,也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互相串联,抱成一团,经常联络进步同人聚会,讨论时事,传播革命思想,讨论对反动当局以及特务、宪兵作斗争的办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进步书刊进行改头换面的伪装。这是因为特务査抄,往往是根据上级拟订的禁书目录进行核对,特别注意书名上有“民众”、“革命”等字样,一般都不看内容,书店职工就用旧小说或其他不关紧要的书皮,改装在进步书刊上,掩过特务耳百。

二是把进步书刊散放在其他各类书籍当中,一但遇到特务进店检查,便立刻装着整理书籍的样子,把进步书推到里面,使两边的书自然合拢掩盖起来。

三是互相报信。当时的旧书店较集中,一家发现特务、宪兵检查,便用各种信号通知其他书店,作好应付准备。

四是根据政治形势决定上架书刊,辨别顾客身份。在政治形势紧张时,一般进步书刊都不上书架。来索取书的人,认识的人一来就可得到,陌生顾客经书店职工观察,认定不是特务的,也可以提供。旧书店职工长期的经营经验一般都能识别顾客身份。当然也有个别书店,因措手不及,发生过被抄出“禁书”的情况。每当这个时候,书店职工便假装糊涂,声称自己是“赚钱为本”,收书时没有弄清内容,最后也只是被特务训斥一顿,将书没收了事。

由于旧书店职工团结一致,采取各种办法和宪兵、特务斗争,所以一直到解放,没有发生过书店职工和来取书的进步青年、进步人士在书店被告密或被逮捕的情况,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旧书业中党的组织领导和职工的活动

随着形势的发展,许多常到旧书店索取进步书刊的青年学生,先后参加了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党的指派,在旧书店职工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最早发现和培养的骨干,是“成纪书店”的主持人苏成纪。一九四五年地下党员林祥致,经常到“成纪书店”取书,结识了苏成纪,林介绍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雏鹰读书会”。一九四七年“雏鹰”停止活动后,林祥致又组织了“同学们读书会”,苏成纪也参加了,还邀请袁久高等进步职工参加读书会活动。一九四八年初苏成纪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相继在旧书业中又发展了三个党员,建立了支部,由苏成纪任支部负责人,属职工区委领导(市委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自此,旧书行业就形成了一个斗争的领导核心。

在党的领导下,旧书业职工开展了一些进步活动。

一九四七年,由吴道忠等发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参加的都是当时一些思想进步的职工。读书会起初请人讲唐诗等古典文艺作品,以后逐渐增加了鲁迅等所编写的进步书籍。这在当时,对提高旧书业职工的思想觉悟,增进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成都万年路有一个夜书市,每晚六点到十点,这里有许多旧书摊。除一些是旧书店摆的外,还有相当部分是经济上更贫穷的贫民摆的。旧书业的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夜市广罗同业职工,并组织他们在青年路“龙翔茶社”聚会。大家拉家常、谈时局;在摆谈中,谈到人们生活的贫困,社会现实的黑暗时引起大家的共鸣,从此感情融洽,逐渐团结起来。党员同志们还有意识地以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解革命思想,启发职工的觉悟。

一九四八年地下党职工区委詹大风要苏成纪在上升街开一个书店,利用隔壁茶社作聚会点,其目的是便于接近更多的革命群众,有利于开展活动。

一九四九年初地下党职工区委的余英世又给贫民支部布置工作,要求他们发动党员和进步职工竞选担任“木书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促使旧书业进步势力获得合法活动地位,并准备在该行业中创办工人夜校、补习班,以教育团结更多的同人,这一工作后因解放终止,但在团结职工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

国民党反动统治处于崩溃的前夕,特别是刽子手王陵基上台后疯狂搜捕地下党组织,迫害进步人士。为了搜寻革命者,特务机关甚至用小恩小惠的手段,在社会下层大肆活动,欺骗拉拢一些人搞成特务组织,拼凑“游干班”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告密网。毛英才烈士就是到华西坝一家裁缝店做衣服,因衣袋里装了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忘了拿出来,被裁缝告密被捕牺牲的。

为了针锋相对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保护到书店看书买书的进步群众,一九四八年后,旧书业的地下党员积极串联,组织同业职工成立了“寒林会”。以旧式讲义气性质把大家组织起来。在生活上大家相互帮助、关怀,一家发生困难,大家支援。遇到看书买书遭迫害的事,大家进行保护。

有一个叫康泽民的职工,家庭经济非常困难,本人长期患肺病,无钱医治,最后去世。他的家属无钱安埋他,很是发愁,“寒林会”的组织者发动大家凑钱将康安埋了。为了表示对穷苦同人的哀思,苏成纪、潘永恒、吴道忠、叶式臣等还组织大家给康扫墓。生活上的相互关怀,使“寒林会”的职工紧密地团结起来。

为了揭露黑暗的现实,启发大家的觉悟,从职工的生活实际出发,“寒林会”还在职工和家属中组织大家以娱乐的形式自编自演话剧。剧的内容反映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痛苦生活、揭露反动官吏的凶残。

“寒林会”组织者针对特务机关的欺骗阴谋,启发职工认识反动统治的本质,以抵制特务机关的拉拢。“做买卖,不能害人”成为旧书业职工信奉的宗旨。在党的教育和直接领导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没有一个革命者或进步青年在旧书店看书或买书被告密逮捕的。

不仅如此,旧书业职工在该行业党组织领导下,还常常给革命者或进步人士通风报信。以使他们能避免反动当局的逮捕。一九四八年,苏成纪从李有年处得知特务要逮捕民盟骨干肖华清(解放后任重庆政协副主席)的消息,立即写了通知肖的纸条,将其夹在一本书中,派“成纪书店”的学徒袁久高坐包车给肖送去,使肖华清免于被捕。

特务机关常常派一些特务到旧书店坐视,以发现、逮捕革命者。每当这个时候,旧书店职工总是站在门口,给一些进店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使眼色,提醒他们注意。

旧书业职工在该行业党组织的领导下,还积极参加当时的民主运动。成都小学教师反抗国民党暴政、要求改善生活的罢教运动发生后,旧书业职工为他们募捐,又给他们写声援信。一九四八年“四九”血案发生后,旧书业职工纷纷给受害者写慰问信,并抗议反动政府的暴行。

一九四八年,地下党为了做成都上层的统战工作,通过苏成纪找曾经是旧书业的职工、后改行到川大当电话员的任正学,搞到了成都上层人士的电话号码。

综上所述,由于党在成都旧书业职工中开展了工作,在抗曰战争期间,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成都旧书业职工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传播进步书刊及其他活动中作了很多工作,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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