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院往事不如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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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9日14:16:07 评论

工院往事不如烟(下)

--大学毕业五十周年自我纪念

作者:谢瑞五

 四,大饥荒时期

1960年8月一进校门就感受到经济困难时期到来了,开始吃饭时还不定量,但不久迟到的同学就吃不上饭了,因为饭桶里的饭早被抢光了,于是校方又规定统一开始吃饭,即当喇叭开始播放军乐演奏的“骑兵进行曲”时就是开始吃饭的信号。于是好戏开始了,特别是早餐吃稀饭,大家早早盛好了稀饭,端在手中不断快速用筷子搅拌,并辅以吹气以加快热量蒸发冷却,每当进行曲一响,就好似百米赛打响了发令枪,只听得整齐划一的“呼” 的一声喝稀饭的巨响,仅两三秒钟功夫就有不少好汉将满满一碗稀饭吸入肚中,继而又向饭桶冲锋开始第二碗的流程┈┈。时逢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来我校视察,在学生第一食堂亲眼目睹了,亲耳聆听了在“骑兵进行曲” 伴奏下的这空前绝后、蔚为壮观的一幕,杨部长有何感受我们不知晓,但不久就开始定量了。工作后听清华大学毕业的同事讲,那时清华的开始吃饭信号也是这首“骑兵进行曲”。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食堂仅管已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学生们仍不买账,不时有大字报贴出,指责食堂贪污和克扣粮食。学校为了平息众怒,允许派学生代表每天到食堂监督称粮做饭。有段时间全国都在推广小球藻,我校在第一时间响应,很快就在食堂推出了小球藻汤。开始还有专人掌勺,大家排队,一人一勺。很快就各取所需,但少人问津。原来当时小球藻的培养基都是采用人尿,可能是心理因素,很多人都说有一股尿臊味,拒绝饮用。然而我饮用时并未感觉到有异味,相反还有一种鲜味,但我也没有喝多久,因为喝的人太少或是其它什么原因,学校不再生产供应了。

有一天晚上,快到熄灯时间,忽听外面人声鼎沸,原来一个外系学生到食堂偷馒头被发现,他爬上了食堂的高大烟囱要轻生,下面围了好些人劝说,最后是他最信任的老师出面承诺不处分、不批判、不记入档案,他才从烟囱上下来。

当时大学生每人每月定量30斤,除工人外已祘最高定量了,但由于没有油水、也买不到其它任何平价的食物,似乎时时都处于饥饿之中,同学中患水肿病者达三成,学校停止了体育课,老师的教学质量及学生的学习效果都大打折扣。食堂是8人一桌,每桌一盆饭、一盆菜,8人轮流坐庄分饭菜,由于都是工科学生,8等分一盆饭时充分应用了所学的数学知识,先找准圆心、过圆心作垂直相交二线、将相对二扇形两弦线中點过圆心相连,再用筷子测量8个扇形之弦线相等后,最后用竹板削制而成的分饭专用工具--切饭刀沿表面校正好的线段垂直切下,然后将菜均匀分在8份饭上,为了保证公正,由另一位先挑选一份,然后依次取走自己的一份。

记得教“高等数学” 的周效高老师,有次在讲微积分时,就以八分之一盆饭为例,用积分的方法求它的体积,讲得非常生动精彩,这个在初等数学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饭盆的边是一条曲线) ,利用微积分即可迎刃而解。就在周老师求解盆饭体积的第二天就有同学在教室外的走廊贴周老师的大字报,说他是别有用心来刺激学生们的食欲,吓得周老师一上课就忙着语无伦次地作检讨,说自己思想没有改造好,犯了错误……

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副食品、甚至火柴、肥皂、草纸等都陸续开始了定量,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范围之广,分类之细,使当年这些五花八门的票证(可能有上万种)已成为现代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品。那时成都市面也十分冷落萧条。不久成都最大的盐市口副食品商场开始出售所谓的“高级点心” ,有五、六个品种,不要票证,但其价格是凭票点心的十至二十倍。如一个凭票的夹心糖饼是五分钱一个,但不要票证就要一元一个。百姓们说“高级点心” 其实就是高价点心。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元,所以“高级点心”的问津者仍寥寥无几。我当时虽然有较充裕的另花钱,但我也舍不得去买一元一个的夹心饼,但我买过好几次盒装杂糖,一元八一盒,凭票的大约是一角八一盒,里面有花生糖、花生占等三、四个品种,都我爱吃的,重约两百克,我认为这是性价比最高的“高级点心” 。因为成都是大城市、是省会,政府才处心积虑搞出这些花样来装点门面,平息一些高收入者的怨恨,在一些小地方,你有钱还买不到呢。

我的好朋友程宝善当时在峨眉二中念高三,寄了几元钱给我,托买“高级点心” 。为了不引人注意和节省邮费,我将装点心的纸盒与一本同宽、同厚的字典捆扎在一起,并露出字典一角,按印刷品付寄,结果宝善未收到,我也未将款项退回。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很对不起他。

我在这近三年的困难时期中,与其他同学相比祘是一个幸运儿,父母每月寄我的钱较多,当时在拉萨工作的二姐每月支援我2斤全国粮票,这使我每月至少还能省下10元來买书、看戏、集郵、集火花(火柴商标)。当时最爱去后校门的一家副食品店买甜醬油喝,好象是2元一斤,装在一个玻璃瓶中,边走边喝,往往还没进后校门就喝完了。在星期天,往往早饭后就去九眼桥排队等公共汽車,由于人多車少有时要等一个小时才能上車,乘车来到春熙路口,步行去“赖湯元”排队吃一份“三合泥”,这是当时政府为了“活跃市场”,安排了部份“名小吃”供应一些较“高级”(实为高价)的食品,价格稍许便宜一些,不收粮票的简易食品供充饥,价格一般不超过十倍,棑两个小时队可买到一小盘甜的米粉做的“三合泥”,补充了这点能量后就例行去书店、集郵公司看看,晚饭前赶回学校,晚饭连同中午的剩饭一次吃掉,这一天是我最愉快的一天。

我“优裕”的生活(其实也只不过是免于饥饿而己) 终于引起了系上的警觉,可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专门派人到乐山家中进行调查。此事是当时父亲写信告诉我的,他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为此每月少寄钱给我,只是告诫我花钱不要张扬,一定要注意营养保住身体,但其它开销要能省就省。待市场供应充足且价平后就没有寄这样多钱给我了。

由于我优裕的经济条件,我对这场大饥荒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后果并无切肤之痛,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当有同学悄悄告诉我他家乡饿死人的惨状,我还半信半疑,甚至认为这只是个别地方的事。现在回忆起来在大饥荒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送死者回家。一次在闹市区东大街,看见一年轻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车的后座上“坐” 着一个中年死人(估计是推车者的父亲) ,车后座后面还垂直捆绑了一根扁担,死者又与扁担捆绑在一起,死者头部没有任何遮掩,十分恐怖。另一次是在九眼桥,两个农民用扁担抬着一个死者,死者的颈脖和双脚用绳索捆扎后分别挂在扁担两端,虽然头部用一块污秽不堪的白布包裹,但仍看得人心惊胆战。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2008年纹川大地震,有一张照片风靡全球,一位男士将死去的妻子捆绑在自己身上,骑摩托车回家。这张照片展现了人性的光辉,死者也极有尊严地回家。而那两位“三年困难时期” 的死者的回家的方式也彰显了那个时代国人的悲哀。

第二件令我难忘的事,就是去农家公社参加劳动。大约是在1961年9月,全校曾按成都市的统一安排,停课半月去市郊的农家公社参加“双抡”劳动,帮助农民抡收和抡种(粮食)。农家公社就在市郊,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受利于都江堰的灌溉和排涝,是遇灾不受灾的福地。1958年至1961年该地区属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可是我们进村时所闻所见却是一副残败的景象:听不到狗吠鸡呜、见不到猪马牛羊,到处是新坟座座,頗有毛泽东笔下“万户萧肃鬼唱歌”的意境。在这里种田不见青壮年、收割只有童与姑,在这农忙时节只有求助城里的义务大军了。贫农岀身的王同学私下悄悄对我说:“我们荣昌农村里的情况,比这里还要惨……”我对“三面红旗”开始有了怀疑。这次下乡,我们自带行李,自已开伙,集体住宿,非但未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平时劳动也没有与农民在一起。这次“双抢”劳动强度相当大,起早摸黑,割麦、插秧、挑粪、车水……几乎所有的农活都亲自体验过了。最难忘的是成都平原那一望无际的田野,一座座高压输电铁塔贯穿而过,高音喇叭从早到晚不停地播放着各种动听的乐曲,音质纯正、宏亮,不亚于在音乐厅欣赏一场高雅的音乐会。有这么动听的音乐为我们的劳动伴奏,大大缓解了劳累,干劲倍增。

直到离村前夕,我们才有机会与一位贫下中农五保户江婆婆接触。我们“工企”两个班的同学被安排到江婆婆家中,听她忆苦思甜讲家史,並帮她挑水扫地做清洁。江婆婆的痛说家史,是一种没有眼泪的嚎啕,但抑扬顿挫,时而高吭激越,时而啘啭低迥,頗富音乐感。我不禁联想到著名小说家李劼人先生(原乐山嘉乐纸厂老板,法國留学生,觧放后曾岀任成都市副市长,父亲的朋友)在“死水微澜”中所描写的成都市郊区天迴镇上的女人们,在哭诉(或骂街)时,往往端一条长板橙坐在大门口,哭诉只图发泄、不求倾听,可从早“哭”到晚,哭饿了,中午进门吃饭,稍事休整后,下午又出门接着“哭”。我想江婆婆的“痛说”可能就类似于天迥镇的“哭诉”是一种成都平原的地堿文化。

回校不久就是国庆节了,这次系上要举办一次壁报比赛,我班壁报主编廖清泉同学向我索稿,我以“农家乐”为題写了十首小诗,现在能回忆起的有以下几首:

其一

农家公社景色鮮

田中架起高压线

广播歌声云中起

疑是仙乐到人间

其二

心灵手巧插秧苗

胜似绣花巧姑娘

秧盆來往像穿棱

大地穿上新衣裳

其三

脚踏水車咕咕叫

弯弯绿水系坡腰

迎面一阵南风起

秧苗点头对我笑

其四

吃饭钟声响

不见人回家

走岀门一看

尽在田中央

秧苗不栽完

吃肉也不香

这哪里反映了半点当时农家公社的疾苦,分明是一首粉饰太平的田园牧歌!但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没有人威逼利诱你,一切都是順理成章,自觉自願。记得1980年看过一部日本片“追捕”,某黑社会头目发明了一种“X药丸”服用后便失去了意志及自我控制能力,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完全自动服从该头目的指令。我们都像影片中那位恒六俊二,服用了这种X药,成为了一件没有自我意识的驯服工具,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最成功的一代,成为了毛发动文革的社会基础。

关于产生三年灾难时期的原因,开初我是完全相信校方的报告及报纸的宣传,统统归罪于自然災害及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还债务,后來才慢慢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人祸……。

五,校园里的红色风暴

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1958年开始的“三面红旗”, 紧接着从1959年开始就进入了大饥荒时期,而1960年苏联撤回全部专家,中苏对立公开化。当时尽管有的地方己是“路有饿死骨”,但在高压政策下谁也不敢吱声。面对这种种非正常现象,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与当局背道而驰的思潮。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国发出了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于是加强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培养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成了每间大学的首要职能。

成都工学院的党委书记郑方,燕京大学毕业,参加过“12.9”学生运动,院长袁仲凡、唐山铁道学院毕业,拥有少将軍衔,这两位领导都是“三八”式老党员,作风民主,和善可亲,在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可惜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二位在学校很少露面,全校性的大报告几乎都是党委付书记王朴安来主持。王书记是自贡人,也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觧放前主要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据说小说“红岩”中有他的影子。在我印象中王书记较左,动辄上纲上线。据说文革中两派都不敢结合他,被打成工院的头号走资派,受到残酷斗争,文革后平反,他还想重返工院,可上级将他永远调离了工院。

记得在三年级的一个下午,全校师生在电影广场紧急结合,宣布逮捕8名反动学生,我听了他们的“罪行”怎么也和反动联系不起來,只不过是经济困难时期发发牢骚或放语张狂而已,如我系2301班学生王昌镒(2015年我返校聚会时曾向几位同学询问此事,居然都不知王昌镒其人!?)的罪行中就有一条:“经常宣称自已是吃牛奶面包长大的”,而化工系一学生的罪行之一是:上课时用英语向老师提问(当然是非英语课)。

参加工作后,我的同事们来自若干不同的大学,在相互聊天中才知道那个时期的每间大学都抓捕了一批所谓的反动学生。直到我在撰写这篇回忆录时,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场由中央亲自授意的在全国高校全面开展的抓捕反动学生的运动。当时尽管全国的高校都在抓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但仍有部分大学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中央,质疑“大跃进”,并批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高教部因而认定高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少数学生思想、立场反动,对党的猖狂进攻程度“已经相当于、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 中央指示: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进行严肃处理。 大约是1963年教育部向全国高校下达了对“反动学生”实施“两劳”的试行办法,全国各地高校立即掀起了一场揪斗“反动学生”的“群众运动”。

全国大约有500名在校大学生,如右派一样被揪出批斗,开除学籍之后押送到劳改基地“两劳”--“劳动考察”和“劳动教养”。 在这次行动中上海约二十所高校中共抓捕三十三名“反动学生” ,而成都工学院一校就抓捕了八人,可见我校政策之“左” 。 这批学生被抓捕两三年后就是文革,文革中他们被当作反革命份子受到变本加厉的迫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直到1980年前后才得以平反,这几百名年轻的大学生就这样仅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和讲了几句大实话就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被变相劳改一二十年,青春和前途就这样被无情地践踏了!不知我校这八位不幸的同学如今可安好?

据现在看到的资料,一些“反动学生” 的罪名是出自于对他日记的断章取义和捕风捉影,而日记本的获得则是校方采取秘密查抄的手段。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在语文老师的提倡下就开始记日记,一记就上瘾,直到1958年高中二年级时已记有五、六厚本,“大跃进” 时学校停课半年在荒郊野外“大炼钢铁” 没有了记日记的心情和环境,有次回家发现我封存的日记本被人拆阅,一怒之下全部付之一炬,从此不再日记。如果我在大学间还在记日记,那么或许我早就成了“反动学生” 而锒铛入狱了,因为我在工院也曾被秘密查抄过,只不过没有查抄到日记本而是被查抄走了五张老照片。

事件原委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喜欢收藏,除了收集邮票、烟标、火花外,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及家里一些我感兴趣的老照片也在我的收集整理范围之内。大学五年,我的这本硕大的照片薄一直带在身边。大约是在三(或四)年级时,我回家度寒(暑)假,父亲突然问起我见没见到他在重庆时的几张老照片,并特别提到有两张是与郭沫若的合映,我说在我那里,父亲说下次带回。我照相簿里有五张父亲四十年代在重庆的老照片,其中有两张是与郭沫若及郭的一个十多岁的儿子的合映,在相片背面提有:民国三十五年?月?日于戴公祠。另外三张是与资源委员会同仁聚会时的合映。当开学我回到学校时,我才发现这几张老照片已从我的照片薄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的照片薄一年也难得看几次,因此照片何时消失我也不知道,我立即意识到我已成了被监视的对象,他们查获到这几张照片一定会捕风捉影地怀疑父亲是“中美合作所” 的特务了。戴公祠原来是戴笠为蒋介石修建的一个单层小别墅,戴笠飞机失事死后,就在里面设了灵位,从此改叫“戴公祠”。由于它位于小说“红岩” 中的“白公馆” 和“渣滓洞” 附近,这两张相片背面的题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美合作所” 。我不敢声张,更不敢找组织解释。我认为查抄照片的手段只可能有两个:其一是在全国各高校揪斗“反动学生”的运动中,系上政治辅导员组织的一次查抄行动;其二是同学窃取上交邀功请赏,当然,前者的可能性最大。显然我已被打入另册,成为被监视的对象。此后也没有这几张老照片的任何讯息,我和父亲在文革中也没有受到老照片的任何牵连,只是我一直为失窃了这样珍贵的照片而耿耿于怀。文革结束后,我在云南院落实政策期间,我曾向我室新上任的主任王宗俊反映了我在工学院念书期间曾离奇失落几张老照片的事,请他查阅我的档案,看看是否有点蛛丝马迹。几天后王慎重其事地告诉我:我的人事档案中没有发现这几张照片及相关记载。几十年后当我撰写这篇回忆录,写到这个事件时,我才突然茅塞顿开,就在那年假期父亲询问我这几张照片在何处时,其实那时有关部门已经找父亲质询过照片上那些人是谁了,只不过那些人都是鼎鼎大名的郭沫若及其它几位名流,父亲一眼就能认出,而有关部门也不难确认,这件事才平安了结,没有祸从天降。而父亲怕我紧张而没有将有人找他核查的事告诉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还有点后怕,假若照片上那个人不是郭沫若,而是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或已去世,或去了台湾的人,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很可能父亲活不过文革,我也将深受其害。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这种莫名其妙的祸从天降的无头冤案实在是多如牛毛,司空见惯啊!

我在此顺便说一句:恳请知情的同学告诉我(甚至用匿名的短信、邮件均可)有关这几张照片失踪的蛛丝马迹,以了结几十年来我心中的这一悬念。

1964年3月学校应省里的要求组织我们到绵阳县参加“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中央先后公布了旨在督促农村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前十条”和“后十条”,全国都在派工作组下乡。我们在绵阳主要是搞 “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大约只搞了两个月,除了与农民一同劳动外,在“小四清”方面还做了些什么工作,现在我已毫无印象了,但下面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其一,当时就提出了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分配住在生产队的“公房”,其实就是放农具的一个仓库,但是是和好几位“移民”住在一起,这些“移民”从何地来我已记不清了,不知是否就是早期的三峡库区移民?他们都睡在地下铺的稻草上,我受到照顾是用一块门板权充单人床。第二天我发现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盖的是破破烂烂的薄棉絮上面再压上棕蓑衣,这牵动了我的侧隐之心,我叫他上床来和我一起睡。他真有点受宠若惊了,上床前特别认真地洗了脸、洗了脚,第二天他逢人就讲:谢同志的丝棉被真热呵!第二件事是我吃饭在贫农罗开友家,那时农村的形势已经大有好转,起码能吃饱,他们夫妇二人对我很好,有点好东西都要留给我吃。但有件事他们对我一定有意见,就是我不肯在他们的茅房(厕所)大便,至使“肥水外流”,因为他们家的茅房太简陋,前面无门、后面与别人家的茅房相连,中间只有半块破烂的草席相隔。尽管罗大嫂好心好意提醒我两次,但如此首尾不顾,我实在没有勇气去“蹲点”。

“阶级斗争教育”的重头戏就是忆苦思甜,学校请来了苦大仇深的“收租院”佃户冷月英來学校电影广场作报告,她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大地主刘文采,因她欠租,她早上才生了孩子,上午就被地主拉去吊打,又被抛在刘家的水牢里关了七天七夜,她丈夫想尽办法,将租子给刘家交清了才把她放出来,但孩子已饿死几天了……听得同学们个个唏嘘不已。后来各系又分别组织師生去大邑县参观“收租院”--“刘文采地主庄园”,刚开展的泥塑“收租院”,它是四川美朮学院新完成的作品,由于密切配合形势,大受传媒吹捧,红遍全国。,而冷月英因系水牢唯一的幸存者,又是岀书,又上电视、电影,也成了知名人氏。在庄园我特意留意了那个令冷氏蒙难的水牢,水牢面积大约仅1.5㎡,深不足1米,有石级而下,水中浸有一木制吊笼,水牢的觧说牌上写明,水牢是用来关押欠租人的,当年冷月英就被囚在浸在水中的木笼中。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称四川省有关部门已为大邑县的地主庄园平反正名,改称刘家大院云云,直到在网上查到“巴蜀史志”2000年第2期“大邑地主庄园变迁彔”一文才确切知道,所谓水牢,其实是当年貯存鴉片的地方,从来就未关过人,而冷月英坐水牢的故事其实早在建国初期就已上报见书了。下面摘彔该文开头的两段: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用“鸦片烟库”说明牌正式 替下了“水牢”说明牌,恢复了“鸦片烟库”的原貌。至此,曾经名噪一时、作为阶级教育 活教材的“水牢”终于有了定论。

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水牢”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就是 在今天,来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参观的四十至六十岁左右的中老年人,还念念不忘想要看一 看“水牢”这个在他们记忆深处打上了深深烙印的“政治产物”。“水牢”作为那段历史的产物,它的产生、影响直至被否定的过程,是中国那一段时期政治 生活的“晴雨表”。

像“收租院”、“冷月英坐水牢”这种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真实谎言,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居然没有出現一个“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振臂一呼--那是假的!甚至包括刘文彩的兄长,时任四川省付省长及后任中国水利部部长的刘文辉,这位也算是共和国高级领导人的最最知情者也不敢站出来讲半句真话,如此黑白颠倒,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六,毕业鉴定

对于大学生而言,毕业分配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你的工作地点和性质,由于当时尚无“跳槽”一说,这次分配往往就“一锤定终生”。而毕业分配的前奏是毕业鉴定,鉴定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分配,因用人单位对学生政治状况的了解主要依据是毕业鉴定,在那个极左的年代,用人单位的招工者也宁左勿右,不愿招个政治表现不好的人回去,引火烧身!对于毕业鉴定校方也很重视,安排了大量时间进行形势教育和政治学习,然后是每个毕业生要提供口头和书面的自我鉴定。

我们班分四个组进行毕业鉴定,我们宿舍六人加上陈守丰共七人为一组,由陈守丰主持我组的学习与鉴定。陈当时是我班团支部的宣教委员,她出身于高级知识份子家庭,她读了不少小说,看了不少电影,但她却未能从这些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現实中感悟岀社会的复杂性,反而单纯幼稚地将自已培养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她真诚地追求进步,处处严格要求自已,时时将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紧的,她主持我们小组的毕业鉴定就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评判同学、来帮助挽救同学的。

鉴定大约搞了半个月。对出身不好的人或被他们列为有问题的人,整个鉴定过程就是那个时代盛行的那一套整人程序,我把它归纳为鉴定四部曲:①,先自己批判自己;②,由同志、领导帮助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你认识不深刻,没有深挖阶级根源;③,自己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挖空心思地给自己上纲上线,直到产生一种幻觉,认为自己真的是罪孽深重,并由衷感谢同志们和组织对自己的挽救;④,领导就用你自己给自己罗列的罪名来给你定罪。

鉴定过程中,我的主要问题是三个:对“三面红旗” 的态度;对剥削阶级家庭的认识;关于反动言论。

其中反动言论的问题是这样的:鉴定过程中系上政治辅导员毕吉祥突然找我去谈话,要我承认困难时期某晚我们在宿舍聊天时我曾谈到:“现在全国是一梱浇满汽油的干柴、一点火星就会燃烧”,並对我说:“李秀其已经承认了”。我当然不会承认这句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笫二天李秀其就来找我说毕吉祥昨天也找了他去谈话,要他承认说过那句话,并诱供说:“谢瑞五已经承认了” 。我当时就对这种卑劣行径感到十分愤慨!这个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对剥削阶级家庭的认识问题我老是过不了关,几个回合下来,我的精神已濒于崩溃,甚至痛哭流涕、不能自己。教我如何才能与父亲划清界线呢?他一辈子朴实勤奋,一位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子弟,以优异成绩获得官费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为我国的采矿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解放后数月就正式参加政府部门的工作--这其实就是参加革命工作啊!他一手领导创办了被列为四川省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兴建项目的“国营乐山磷肥厂” 并任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并且还列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还与科技界代表一道受到毛、周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四川日报”还刊登过他在四川省第一届人代会上的发言。对这样的一位于人民于国家有利无害的人为何就偏偏要把他推向对立面而与其划清界线呢?!我想不通,不过为了过关我也只好在自我鉴定中挖空心思地给父亲上纲上线,给自己胡乱扣大帽子。

1960年8月底,我前往成都工学院新生报名,在报名处、我在花名册上苐一次发现我的“家庭成份”由“职员”变成了“工商业”,这在当时唯成份论的年代,对我无异是当头一棒,因为“工商业”属剥削阶级范畴,虽然中央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是“团结、利用、限制、改造”,但在基层具体执行时常常简化为“打倒”。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尽管高考各科我都考得很满意,但我心仪的专业不能学,向往的名校不能上,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为此,我写信询问了父亲。父亲还专门去有关部门询问,答到的答复是:你的个人成份没有改变,仍是职员。父亲立即写信告诉了我。由于我们没有经验,父亲的询问没有采用正规的书面形式,而口头答复往往空口无凭。

大学五年,我一直为我的家庭成份所困惑,为什么我父亲本人的成份现在仍是职员,为什么我的姐、弟、妹的家庭成份现在仍是职员,为什么我的家庭出身就成了“工商业” 呢?我曾给电机系党委写过书面报告,要求核查,结果石沉大海无回音,但在有一次全系学生大会上,系党委李铨铭付书记作报告时讲到:“有个同学给系上打报告问,拿了定息算不算资本家”,李书记此言一出惹得哄堂大笑,只有我知道这是在说我,我低着头,真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

父亲一生靠工资收入为生,直至觧放。1950年即脫离吉祥煤矿调至政府部门工作(川南行署工业厅),当时划分的成分是“职员” ,此后我们子女在填写家庭出身时均填为“职员” ,一直相安无事。父亲在吉祥煤矿虽然没有投资,但他1945年受聘到该矿供职时有约定以技术入股,所以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被确认为股东,平均每月有106元的定息派在父亲名下,1958年父亲退休后想落叶归根,回江苏购房安家才接收了这笔所谓的定息。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像父亲这种情况可按“入股分红” 处理,是拿利息而不是拿定息,这一字之差在唯成份论的毛时代就是天地之遥。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就曾对我说:她的父亲解放前在重庆“天府煤矿” 有股份,解放后一直拿红利,成份一直是职员相安无事。原吉祥煤矿总经理何熙曾伯伯与父亲一样拿了定息,他的成份一直是“职员”未变(他当时在北京地质部工作)。按照当时中央的政策,“成份” 是以土改时期的划分为准,何况106元也低于父亲每月的退休费,按政策的说法就是:主要经济来源靠劳动所得。

种种迹象表明,我的家庭份由“职员” 改为“工商业” 是我高中毕业时由乐山高级中学的政审人员通过所谓的外调凭自己对相关政策的一知半解而擅自决定的,而我系李副书记的认识水平也如出一辙。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讲这的确是一桩冤假错案,即便是在1960年代这也是一件不难定性的案例,可惜电机系党组织失职,草菅学生的政治生命!奈何!!

此后我自觉地把我的家庭岀身改为了工商业,再也不敢向组织部门询问成份问题了。后来我问了姐弟妹们,他们一直填职员,相安无事。值得庆幸的是成份更改对我虽然有影响但没有造成坏结果。我高考未考上心仪的大学,毕业分配去了边疆,但歪打正着,因祸得福,后来的事实说明,相比之下,我活得滋润,混得也不差,我十分满意我的结局。

对我的鉴定终于出台了,我一看洋洋洒洒一篇“千字文” ,除了对班上文娱活动积极参与,四年级后学习较认真、成绩较好外,其余皆一无是处,而且不是一般的缺点,而是涉及到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如:“对三面红旗有抵触情绪” 、 “对剥削阶级家庭缺乏认识” 、“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等,这哪里是一份“鉴定”、分明是一份对思想反动学生的“判决书” !我当即表示言过其实,不能认同签字。于是领导又将鉴定收回,重新加工了一次。第二稿很快就出笼了,但手段更为恶毒。它利用我响应学校和系上毕业鉴定动员报告中提出的“向党交心” 的精神,我在洋洋万言的书面“自我鉴定” 中,本着从严觧剖自己的虔诚心态,总结了我对“三面红旗”、“反修防修”等重大历史阶段的表现与认识,结果领导小组來了个“请君入瓮”、“自作自受”——对我的“自我鉴定”断章取义,鉴定中多次使用“正如本人自我鉴定中所言” 的引语,然后罗列若干我“自我鉴定” 中的只言片句,凑成了这篇“千字文” 。上面我列举的“对三面红旗有抵触情绪”等等字句都是我本人在“自我鉴定” 中使用的原文,但它没有引用我后来的正确认识,这就是它的卑劣所在,让我感到无比的委曲与愤慨!我只好满怀悲愤,含着眼泪签了字。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当然无关紧要,甚至是完全正确的大实话,但在那个以言定罪的恐怖年代,这样的鉴定就很可能会毁掉你的一生!

现在我手中还保留有一封杨文仁同学于1965年10月15日从贵阳寄到昆明给我的信,当时我们都刚分配到新的工作单位不久,现抄录该信的有关段落:瑞武同学:我现在不知你还背不背毕业鉴定的思想包袱,你也许要好一些了,我希望你不要再背上包袱。

当时你要鉴定的前一天晚上,有的人就给你准备好很多材料,并且都带有很高的原则,当时使我大吃一惊,亦不好向你明言,只替你担心。后来总算没有发展下去,但仍然对你有很大影响。从对你的事情中我看出一些人来,从而对你表示深切同情,之所以这样,因为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杨文仁同学是一位忠厚老实、性格内向,埋头读书成绩好的同学,他与我不在一个组,在校时我们并无什么往来,此时他主动给我来信,可见我是我班鉴定中的重点人物,以至于与我无甚往来的杨文仁同学也要为我“大吃一惊” 而鸣不平。至于为什么“后来总算没有发展下去” 我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校方有了新“精神” 。几年后当我在昆明见到杨文仁同学时,我也没有向他打听他信中提到的“有的人” 是谁,在那个被扭曲的年代,有被误导盲目跟着指挥棒转的同学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责怪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

赖世金同学曾对我谈过一件事,1966年她在贵阳市搞四清时,贵州省人事局的一位干部就不解地问过她:你们成都工学院分来的学生,用人单位反映还不错,但学校给学生的毕业鉴定为什么都写得那样差呢?!其它学校基本上都是“表现优秀”而你们成都工学院都是“表现一般”,对不起,我们只有把你们往下面分了。在人事部门的专业概念中,“表现较好” 中的“较” 字,“表现一般” 中的“一般” 二字都是十分敏感和忌讳的字眼,何况我的鉴定中赫然写下了“对三面红旗有抵触情绪” 这种吓人听闻的字句!

既然我的家庭岀身成了“工商业”,属于剥削阶级,自然毕业分配时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好的单位、地区、工种是轮不到我们这些“贱民”的,加之毕业鉴定又如此之差,就连位于平顶山的“煤炭部自动化研究所” 这样很一般的单位都不敢要我。因此工作分配时我已作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何况当时的“贱民”们早已习惯了任人宰割的现实,我们在填写分配自願表时,第一志愿填的都是“服从祖国需要”,剩下的志愿明知填写的意义不大但还要填写,而且还不能都填大城市,总还得填一个“生活艰苦”的地方,记得曾经看过两部影片:“五朶金花”和“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对美丽的云南印象特好,因此我就将云南排在最后,表明我自願到边疆吃苦。结果当宣布名单时,我果然又像考大学一样中了末彩,心甘情愿到云南充軍去了。

此次我们班二十九人中分配到省一级的有十三人:四川一人,云南七人,贵州五人。其余十六人分配到国家各部委的所属单位。

我班分云南的七人有:李秀其、贺普其、杨惠芬、王荣成、何明泽、、唐光琼和我。名单宣布后有一种“终于熬到头了”的感觉,全身轻松、跃跃欲飞。我们相约结伴而行,先去火車站托运了行李,我没有与任何老师、同学告别(当时也不作兴宴别),甚至也没有回家(记不清事先是否回过家),大约宣布名单五天后我们就告别蓉城,滿怀希望和豪情向神密的云南岀发了。

五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五年本来应该是人生中最华彩、最浪漫、最幸福的时光,但十分不幸的是我运交那个年代,让我的大学生涯阴暗多于光明、恐惧多于快乐。钱学森生前曾留下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想从我们的大学经历中,或许能找出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说明:

1、文中如有错漏请同学们不吝指教,电话或电邮ng-5@163.com

cdsouth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0年9月19日14: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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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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