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117年木匾 讲述双孝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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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9日20:00:08 评论

简阳117年木匾 讲述双孝子的故事

官府颁给牟氏双孝子的“纯孝性生”牌匾

简阳117年木匾 讲述双孝子的故事

钟金亮讲述牟氏双孝子的故事

简阳117年木匾 讲述双孝子的故事

官府颁发的旌表恩照

简阳117年木匾 讲述双孝子的故事

牟氏兄弟收到的照票

简阳117年木匾 讲述双孝子的故事

牟永贵就在这块大石头边割肝的

简阳117年木匾 讲述双孝子的故事

1927年版《简阳县志》记载了牟氏双孝子的事迹

简阳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居民牟成建家门上,有一块长约1.5米、宽1米的木匾,上书“纯孝性生”4个镀金大字。从匾上落款“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可以得知,“光绪二十六年”为1900年,此匾已有117年历史。
“纯孝性生”,意思是说,纯朴的孝心是天性使然,这是对孝行的嘉奖之辞。能够担当这个荣誉的人,必然是天性纯朴者。没错,这块木匾嘉奖的,的确是孝子,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两兄弟:牟永富和牟永贵。牟永富和牟永贵的孝行,集中在救父上,一个割臂,一个割肝。割臂、割肝救亲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可谓比比皆是。在人们看来,那都是传说中的故事,似信非信。
这块木匾,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事情:割臂、割肝救亲的确存在,而且就发生在118年前。木匾是证据之一,割臂、割肝者的后人也是见证者。
那么,这块木匾背后有着怎样的孝行故事?2017年9月2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前往简阳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一块有117年历史的木匾
今年70岁的钟金亮,是割肝救父者牟永贵的外孙,自幼生活在牟永贵身边,对外公割肝救父的事迹很清楚。
在钟金亮的带领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了简阳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牟成建家。
牟成建家是一座四合院,围墙高立,院子不大,一进门,就看到挂在堂屋门前的那块黑色鎏金大匾。
该匾长约1.5米、宽1米,为木制。钟金亮说,该匾木质上乘,很沉。
与我们常见的木匾制式不同,该匾大书的“纯孝性生”4字不像一般的匾那样横着从右到左书写,而是居于木匾的右半边,分为左右两行,“纯孝”竖着一行,“性生”一行。
左半边有8行竖写的小字,介绍颁匾的缘由:“藉民牟启荣,髦年膺疾,寝困床褥,奄奄垂绝,药祷无功。其二子永富、永贵,痛亲情切,焚香祝天,相继割股、割肝,和药以进。卒得感通冥漠,立起沉疴。其一念肫诚,讵非出自性生者欤?爰表楬橥,用敦兴劝。”
一共77个字,标点符号为记者所断,便于阅读。
这77个字里有诸多生僻词语,用得非常古雅,难以理解,在此先稍微解释一下。
“藉”通“籍”,“藉民”即户口在册的乡民之意。
“髦(mào)年”一词出自《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后世又有“七十曰耄”的说法,即70-90岁年龄的古称,形容年老。
牟启荣当时应该不会有70岁以上,这里只是形容岁数较大而已。
“冥漠”在这里是指阴间,或者说是民间俗称的掌管生死的阎王、阎王殿。
“肫(zhūn)诚”,是诚挚的意思。
“楬橥(jié zhū)”,现在多用为“揭橥”,是标志的意思,这里可以理解为典型。
木匾的左右两边,分别写着颁发该匾的官员和日期。
右边写着:“加同知衔赏戴花翎升加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记大功十四次马”。
左边落款日期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谷旦”。
木匾右边一行字最后一字的“马”,是指时任简州知州、陕西渭南人马承基。
古代官员,一生中会受到各种奖励和朝廷的赏赐,在给人写正式文章时,会把受到的、引以为傲的荣耀写出来,以展示自我的地位和身份。
在目前所见的各种老家谱、墓志铭等中,我们会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
如明朝大臣、广安人王德完的墓志铭,由曾任内阁首辅的名臣叶向高撰写,叶向高的落款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赐进士出身,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知经筵、日讲、制诰、太子告存问,奉诏特起实录,玉牒总裁官,年弟福唐叶向高撰。”

 在这块木匾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一个少年脑里产生的念头
因为家离外公牟永贵家很近,所以钟金亮小时候经常跑到外公家玩。
“我从小在外公身边长大,可以说,我是比较了解外公的。”站在木匾下,钟金亮说。
在钟金亮的印象中,外公是一个话不多的人,看起来与一般的老人没什么两样,只是有时他会听到乡邻说外公是一个大孝子,曾经割肝救父。
他就去问外公,外公只是淡淡地说,都过去的事了,有啥好说的?
外公去世了,钟金亮长大后,才开始把外公生前告诉他的点滴往事,与乡邻口中述说的外公事迹串联起来,大致梳理出了外公的孝行故事。
光绪25年(1899),简阳一带割麦的时节,牟永贵的父亲牟启荣已卧病在床3年,病情越来越严重,眼看就快不治了。
关于这个时间节点,钟金亮也记忆模糊,简阳当地有关文字资料记载为1900年,这是值得商榷的。
民国16年(1927)由四川官印局代印的《简阳县志》第五册,对牟永富、牟永贵双孝子有记载:
“牟永富、牟永贵兄弟也,简北潴窝沱人。父启荣髦年膺疾,寝困床褥,奄奄垂绝,医药无效。永富兄弟痛亲情切,乃焚香祝天,相继割股、割肝,和药以进,父病寻愈。乡里禀报州牧马承基,以‘纯孝性生’四字旌之,并奖给正八品顶戴。时光绪庚子五月一日事。”
光绪庚子即光绪26年(1900),这里的时间记录非常明确,是指朝廷旌表牟氏兄弟的时间,而非牟氏兄弟救父的时间。
简阳靠近成都,成都一带割麦时间大约在公历5月中旬、农历四月,而旌表牟氏兄弟为农历五月,如果是1900年的话,一个月时间就核实并受到朝廷旌表,可能吗?
古代通信技术并非现代如此发达,即使是现在,某地出现先进事迹,从地方层层上报到中央,最终中央下文批复进行表彰,也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何况处于清朝末期的当时?
所以,牟氏兄弟孝行的发生时间,不会是1900年,而是更为此前的时间。按常理推论,1899年是比较合理的时间节点。
话说牟启荣有10个子女,7个儿子3个女儿,最大的儿子20岁,最小的才几岁。
那时受传统“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农村类似这样的家庭比比皆是。
牟启荣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只有几亩薄地,在劳作之余,牟启荣经常外出打短工,挣点辛苦钱补贴家用。
牟启荣这病,是劳累过度所致,也有家里穷而营养不良的因素。
因为没钱,家里只能找乡间的赤脚医生抓点草药医治,哪里还有钱去买点肉来吃呢?
眼看着父亲就快不行了,这让牟永富和牟永贵特别难受。
牟永富是牟启荣的四儿子,生于光绪11年(1885),时年14岁;牟永贵是老五,生于光绪12年(1886),时年13岁。
这个年龄,换成现在,正在读初中。但牟家穷,哪里读得起书,只得在家帮着做农活。
虽然没读过书,但牟永贵听过不少传统的忠孝故事。比如,有个老人就曾经说过割肝救父母的故事。
那个老人还说,如果父母的病无法医治了,儿女用身上的肉或肝做药引子,父母喝下药后就会好起来。
牟永贵当时听得迷迷糊糊的,没怎么在意。现在父亲眼看就不行了,那个老人说过的话,在他脑子里清晰了起来。
既然古人能行,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一次惊心动魄的割肝举动
13岁少年的脑里,自从钻入割肝救父这个念头后,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
无论如何都要救父亲,父亲在,家才在,家才完整。
牟永贵见过猪肝,那么大一块,人的肝想来也不会小到哪去,割下一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还记得,那个老人说,割肝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瞒的时间越长,父母活的时间就越久。
牟永贵像着了魔一样,开始寻思着怎样割肝救父。
孝,让一个13岁的孩子心无别念,这也是那块木匾上为什么书写“纯孝性生”的原因。这4个字用来旌表牟氏兄弟,真的是非常贴切。
坚定割肝的信念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割肝?怎么瞒住家人?
天天要和家人在一起生活,还要干农活,还要让大家察觉不到,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割肝需要工具,而且是锋利的刀具;割肝后要出血,怎么止血?
对于工具,他觉得不是问题,他可以去找村里的剃头匠借剃头刀。
止血呢?他就搞不懂了,这必须要请教医生才行。
父亲的药吃完了,他去平窝场上给父亲抓药。
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医生:“我割草的时候经常割伤手,血流得凶,有啥简单的办法止血呢?”
医生说:“给你一个偏方:用铁线草舂烂成泥,与香灰和在一起,敷到伤口上,很快就能止血。”
钟金亮解释说,铁线草是四川农村一种常见的植物,因其茎细长且颜色似铁丝而得名,一般长在路边和地里,人迹罕至的小路是其生长的乐土。
牟永贵很不放心地又问:“万一止不到血呢?”
医生觉得这个娃娃问得好奇怪,但还是很有耐心地说:“就赶紧用干净的帕子包扎伤口哈。”
回到家,牟永贵找机会把铁线草和香灰准备好,又把平常用来擦汗的长帕子洗干净。
这天早上,牟永贵带上所有准备好的物品,悄悄来到屋后半山腰名叫大石包的荒山坡,那里是一片柏树林,遮天蔽日,人迹罕至。
叫作大石包的那块大石头至今仍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钟金亮于2016年3月在大石头旁立了一块小石碑,上面说明这是牟永贵割肝的地方。
牟永贵知道肝的位置,他用剃头刀在右腹部划开一条口子……
钟金亮回忆,他曾见过外公腹部上的那道伤口,是斜着的,有好几厘米长。
割下一块肝后,牟永贵忍着剧痛,敷上香灰草药,用针线缝好伤口,用长帕子把伤口紧紧包扎好,穿上衣服,休息了一会儿,慢慢下山回家。
到了家后,他把割下来的肝放进药罐,生火熬药,叫家人看住,借口太疲倦,到床上睡觉去了。
到吃中午饭时,家人叫他,他说身体不舒服,不想吃饭。家人也没往深处去想。
牟永贵的举动瞒了3天就“露馅”了。

一个官府树立的孝行典型
家里的农活是要继续干的,牟永贵咬着牙下地干活。
但他身体实在太虚弱了,又疼得厉害,走起路来很缓慢,干起活来也没力气。
三哥牟永龙以为他生病了,叫他一起去晒场收麦子。
牟永贵弯腰去端装满麦子的撮箕,一使力,扯动伤口,疼得控制不住身体,倒了下去,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伤口。
牟永龙连忙去扶他,发现牟永贵脸色苍白,大汗淋漓,以为他肚子疼,把他的手拿开,发现手上全是血。
牟永龙大为吃惊,掀开牟永贵的衣服,看到扎在腰间的帕子被血染红了。
在牟永龙的追问下,牟永贵才很不情愿地说出了真相。
牟永龙背起牟永贵就往家里跑。牟启荣得知后,既感动又心疼儿子,不禁痛哭起来。
牟启荣哭了一阵,忽然想起,前几天吃饭时,吃到一块很绵的肉,当时说是四儿子牟永富在外面买的。
牟启荣把牟永富叫过来,问起那块肉的事情。牟永富在父亲的逼问下,承认了自己割臂的事实。
牟氏兄弟割臂、割肝救父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村里,大家既震惊又感动。
通过层层上报,简州知州马承基立即叫人把牟氏兄弟带到州衙。经过查验,情况属实。
马承基叫人给牟氏兄弟治伤,并将此事上报省府。省府派人到简州核实后,又上报朝廷。
光绪帝颁给牟氏兄弟《旌表恩照》书,对两人的孝行进行嘉奖,并赐给兄弟俩鹌鹑服各一套,赏银30两,绸缎一匹,乡里可建牌坊等。
鹌鹑服是清朝的官服之一,因饰有鹌鹑图案而得名,是八品官衔官员穿戴的服装。这意味着,牟氏兄弟因孝行被纳入了官员行列。
四川省府和简州各赐牟氏兄弟牌匾一个,牟成建家门口挂着的那块匾,就是简州官府所赐。
钟金亮说,其中一块挂在牟家老屋,一块挂在牟氏宗祠,现在只有这一块保留了下来。
而鹌鹑服,在时代的变迁中被毁掉,《旌表恩照》书如今保存在牟永贵的大孙子牟开洪处。
钟金亮特别纠正说,木匾和《简阳县志》中记载牟氏兄弟为割股、割肝,实际上是割臂、割肝。
股,是大腿的意思,后泛指身上所有的肉,割臂可以说成是割股,所以木匾和《简阳县志》都记载为割股。
但是,在常人的理解中,割股一般认为是割大腿肉,与割臂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为方便准确理解,还是说割臂为好。
牟氏兄弟割臂、割肝救父后,说也奇怪,牟启荣的病竟慢慢好了起来,3年后才去世。
牟永富终身未娶,牟永龙的儿子牟联孝过继给他为嗣,牟成建是牟联孝的孙子。牟永富在1960年去世,享年75岁。
牟永贵在1961年去世,也活了75岁。牟永贵有7个子女,三女儿牟发珍,就是钟金亮的母亲。


一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孝行

自古以来,割肝、割股救亲的故事,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发生。
台湾学者李敖写过一篇《中国女人割股考》,从各类作品和州府的地方志中摘取了女性割股救亲的事例,总计620个。
1927年版的《简阳县志》中,就收录了数条历朝历代当地割肝、割股救亲的故事,牟氏兄弟的孝行只是其中一条。
同样在简阳,继牟氏兄弟的孝行后,1942年,还发生了一起孙子割股救祖母的事情。
1942年初冬,简阳县芦葭乡三保十甲(今简阳市芦葭镇建安村傅家河),10岁男孩傅昭辉看到73岁的祖母卧病在床,心里非常难受。
家里贫穷,这天到集市上买了二两肉,准备第二天炖给老人家吃,补补身体。
就在这天晚上,傅昭辉把家里的一把刀磨得很锋利。
半夜,他趁家人熟睡时,悄悄起床,在院坝内供上酒品,点起香蜡纸钱,向天、地、神灵跪拜作揖一番,然后用尖刀割向自己的左大腿。
第二天,祖母吃了肉后,觉得有一块肉咬不动,后来才知道那是孙子从大腿上割下来的肉。
追问之下,傅昭辉说,听人说,要是家里老人吃了后人的肉,病就会好,所以他为救祖母,就割下了大腿上的一块肉。
后来,祖母竟又多活了3年多,直到76岁才去世。傅昭辉在2008年3月去世。
傅昭辉的孝行故事,刊载在简阳文明网。
割肝这类手术,在现在都算是较大的外科手术,风险很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古代因割肝救亲而死去的例子也很多。
南宋时,今江苏南京市溧水区有个叫伊小乙的人,母亲生病,他割肝救母,最后因失血过多而死去。

为什么牟永贵割肝却活了下来呢?
对此,成都养生学专家传鹏博士认为,割肝救亲在医学上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只是古代的一种愚孝行为。
牟永贵割肝能够活下来,传鹏分析有两种可能:
一是牟永贵割肝割得很少,因为是做药引子,不可能割得太多,就那么一小块,出血量可能不大。
二是牟永贵割的不是肝,而是一块肉。
牟永贵毕竟还是孩子,当他划开腹部时,鲜血涌出,手忙脚乱之际,摸到身体里的肉就误以为是肝。
后来官府进行检查,也不可能扯开伤口对肝进行查验,只是看到有伤口,恰好也在肝的位置,就认为属实了。
孝,在中国古代被推崇到很高的位置,“忠孝节义”中,孝排在了第二位。
在科举考试出现之前,官府选拔人才,就有“举孝廉”的方式,孝排在第一位。
在民间,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愚孝行为比比皆是,如割股疗亲、杀子奉母、随父同死等。
东汉人郭巨埋儿奉母,竟然入选了大家熟悉的《二十四孝》,实在愚孝至极。
牟氏兄弟割臂、割肝救父,尽管有着愚孝的成分,但“纯孝性生”牌匾是对他们行为的最好诠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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