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王族葬于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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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9日20:19:10 评论

开明王族葬于商业街

四川两现“成都造”青铜矛

开明王族葬于商业街

成都市范围内首次发现刻有“成都”二字的青铜矛,发现于蒲江战国船棺

开明王族葬于商业街

雅安出土的青铜“成都矛”。 刘忠俊摄

开明王族葬于商业街

2000年发现的商业街船棺遗址

开明王族葬于商业街开明王族葬于商业街

开明王族葬于商业街

船棺里发现的漆器为巴蜀上等品

载魂之舟 揭秘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北人骑马,南人乘船”之说。与现实世界相映,北方丧葬文化中出现了“车马坑”,南方墓葬中则出现“船棺葬”。
近年来,船棺葬在四川境内屡屡出土,成为古代巴蜀墓葬的一大特色。梳理历年考古可以发现,船棺葬中,随葬品并不算特别丰富。段渝认为,在巴蜀之地,船棺葬中的墓主人多为武士。也有例外,2000年,一座开明王朝的家族墓地开了世人眼界。截至目前,它仍是等级最高的船棺墓葬。
在船棺葬的出土器物中,兵器很具代表性,数量多,种类全。31年前,一件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于荥经同心村船棺葬墓中被发现后,成为了荥经的历史文物“使节”,送往各地展出。无独有偶,今年1月,又一件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在成都蒲江出现。
A
船棺王
王族之墓
国内首见葬具下垫枕木

因为船棺葬中随葬品并不算特别丰富。在出土器物中,兵器很具代表性,数量多、种类全。段渝认为,在巴蜀之地,船棺葬中的墓主人多为武士。
近60年的出土船棺葬中,墓主人身份最高的当属开明王朝的家族墓地。
2000年7月29日深夜,成都市商业街58号,四川基建工地上,建筑工人们发现几段粗大的乌木,他们用斧头等工具砍,想继续施工,然而发现乌木中间是空的,里面装满了色彩亮丽的漆器。施工负责人立即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文物部门。
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一座大型船棺墓葬遗址重见天日。墓葬距今2400年左右,约为战国早、中期,面积达600平方米。墓坑现存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大型的(10米以上)有4具。最大的1具长达18.8米,直径1.7米,堪称中国的“船棺王”。墓葬中,葬具下面铺垫枕木的丧葬方式,是国内首见。
考察墓葬的规模和出土器物,考古人员推测,这是古蜀国最后一代王朝开明氏的家族墓地。
蜀王开明名叫鳖灵,开明是其族的称号。鳖灵部族属于白濮系统,兴起于夜郎国一带。春秋时期,具有卓越的管理和知水才能的开明氏率领族人,来到蜀国腹地,希望有大展宏图的机会。杜宇末世,蜀地遭到特大洪水的侵袭,民众深受其害。擅长种植稻谷的蜀王杜宇,并不能治理水患,就命令时任蜀相鳖灵治水。
治水过程中,开明氏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在群众中号召力和威信日益提高。治水成功后,蜀民皆受益,开明氏更得到了蜀民的拥戴。开明氏聚集力量,发动王权战争,逐走杜宇,取而代之,开创了开明王朝。败者杜宇氏向岷江一带逃去。
船棺之证
王族迁徙 蜀地礼乐盛景

据《四川通史》记载,虽然在战国时期,中原已经“礼崩乐坏”,蜀国却正处于昌盛时期。考古挖出的立体场景,将史料记载印证。
船棺葬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不少乐器,还发现了编钟(磬)架子的残存部分,并伴出有木槌,可知尽管青铜编钟或石磬已被盗,墓主人原来曾以编钟(磬)随葬。至此,“礼乐征伐天子出”的全盛时代得以印证。
据记载,开明王朝曾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祭祀之制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发现,墓葬上方有地面建筑,似为享堂一类祭奠先王的场所。
在商业街船棺葬,出现了不同于他处的二次葬--先将试着的遗体下葬,过一段时间后,又将遗体取出,重新装入葬具,再次埋葬。这个独特的葬式反应了九世开明迁都的情况。当时,开明王族至成都,王陵也随之搬迁而来。于是,族人重新做了船棺,再将祖先遗骸进行捡骨葬于新船棺。
漆器之盛
成都制造外销 远至朝鲜半岛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以其胎质轻巧、美观实用、色泽绚丽的优点,日益取代了青铜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当时,由于四川盛产生产漆器的主要原料——漆和朱砂,因而开始成为著名的漆器制作基地,其中尤以成都的漆艺水平遥遥领先于全国,故而成都成为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之一,享有“中国漆艺之都”的美誉。
据史料记载,战国秦汉时代,四川的漆器制造业就已经非常发达,成都产的漆器已经成批大量外销,甚至远销至朝鲜半岛。
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漆器数量多,在巴蜀墓葬出土的漆器中位居前列,其器类、形制、纹饰等,均表现出强烈的巴蜀文化风格。最迟在战国早期,蜀人的漆器工艺已经非常发达了,甚至可以和同时期楚国的漆器工艺媲美。这就意味着,由于商业街蜀人王族随葬漆器的发现,就把成都漆器工艺的发达时间,提早了两三百年。
漆器的纹饰比较单调,常见的是龙纹和螭纹。许多漆器上所出的画在方格之内的龙纹,和中原地区所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错嵌红铜的铜器上的龙纹非常接近。
船棺葬出土陶器中的一些陶釜和大量漆器,清除地看到楚文化的痕迹。
B
成都矛
文物“使节”
成都铭文青铜矛 展现两地交往

考古人员清理船棺葬发现,许多器物上,釜底烟熏痕迹犹在,展现古蜀人的天国畅想——他们将生前所用物品带入墓葬中,希望可以像生前那样生活。
船棺葬出土铜器中,以铜兵器数量最多,制作都是巴蜀式,许多兵器上刻画着巴蜀符号,显示出它们的巴蜀文化身份。据记载,在青铜时代的兵器序列中,剑处于次要地位,“矛”才是用于作战刺杀的青铜兵器。“矛”分长短两种,长柄矛用于车战,短柄矛用于步兵作战。
现在,在雅安市博物馆,有一件青铜矛,因为刻有铭文“成都”二字备受青睐,它曾经多次被送往外地参展,成为荥经、四川的历史文物“使节”。
这件青铜矛发现于1986年,出土于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墓。该葬墓出土文物众多,既有制作精巧、形制典雅的陶器,更有精美华丽的青铜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当这件青铜矛出现时,其他文物瞬间黯然失色。
“成都矛”长21.9厘米、宽3.1厘米,銎径2.8厘米,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弓形双耳间骹面铸刻着“虎头蛇尾”,虎头硕大,身躯长如蛇,弯延至另一面。
“成都”铭文为阴刻,出现在虎首前的骹面,此外,在刺身脊上还另阴刻一“公”字,镶嵌了黄金。有专家认为,“公”或许是这位士兵自己的姓。
据记载,战国至秦汉时期,荥经曾是“南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边关重镇,是西南地区与中亚、西亚物质交流的商品贸易集散地,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荥经当时不仅成为中央政权控制“西南夷”的桥头堡,还是防御“西南夷”入侵的军事要塞。
于是,专家猜测,由成都生产加工的兵器运到荥经,以供守卫部队使用。在发现这件铜矛之前,关于成都的称谓是来源于西汉,这件铜矛在战国墓葬中的发现将成都的称谓的出现时间向前推了200多年,这位研究成都名字来历具有重要的意义。
成都首现
能工巧匠聚集 蒲江再现铭文青铜矛

一直以来,荥经出土带铭文的“成都”矛,担当者“全国仅发现一件”的名号。今年,成都蒲江出土了一件青铜矛,打破了这一纪录。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成都蒲江就不断出现战国船棺。直至2006年12月,发掘出土的战国船棺已达10具,其中有9具就出现在飞龙村盐井沟。今年1月中旬,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一处西北距蒲江河约400米,东南距长秋山约1000米的平地上,考古人员发现了60座船棺墓。
成都考古所研究员刘雨茂说,墓葬位所处位置是交通要道,富有战略资源,墓主人身份可能是当地管理人员。结合此前发现的船棺葬墓附近皆存盐井的情况,刘雨茂推测,船棺葬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管理盐业的官员。
船棺墓群的墓中,考古人员寻一件青铜矛,刚发现时,它附着淤泥等杂物,后来,考古人员清理发现,矛身的中间部分,竟刻有“成都”二字。
据悉,这是成都市范围内首次发现刻有“成都”二字的青铜矛。据记载,战国时期,许多能工巧匠随着封王迁入蜀地,成都一时成为重要制造中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毛玉婷摄影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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