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绝世功 忍辱孤臣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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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9日20:46:25 评论

两场绝世功 忍辱孤臣泪

1934年,叠溪水后工人们正在编织竹笼。丁宝桢正是采用竹笼填石治理溃堤之害。 庄学本摄

两场绝世功 忍辱孤臣泪

丁宝桢修都江堰后建成“普济桥”(今称南桥)。(郑光路供图)

两场绝世功 忍辱孤臣泪

今日都江堰南桥。何勃摄

两场绝世功 忍辱孤臣泪

 

丁宝桢维修都江堰时的竹索桥。(郑光路供图)

两场绝世功 忍辱孤臣泪

四川机器局(四川兵工厂)旧址。(郑光路供图)

晚清四川十大总督之五
人物简介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人。道光二十五年迁往平远州进修,咸丰三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步入仕途。丁宝桢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曾诛杀骄纵不法的大太监安德海。丁宝桢做事重大义、知变通、重实效、为政清廉,他创办了四川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工厂“四川机器局”,还先后治理黄河和四川都江堰。主要作品有《四川盐法志》、《丁文诚公奏稿》等。
2017年8月21日夜,都江堰南桥。
暮色渐合,周遭山色皆随夕照,渐隐于秋日的潺湲。
南桥已是华灯初上,桥下奔腾的激流,流光溢彩,蔚然有直上云霄之气。
赤柱朱槛,雕梁画栋,于灯火阑珊处看这惊世繁华。
廊桥,惊涛,亭台楼榭,恍若把流年剪成时光。
把嘈杂的世界归于沉寂,回味南桥百年光影,就像一幅单纯的风景。
晚清四川总督丁宝桢,在他波澜壮阔的人生中,留下太多的精彩。
比如,修建的南桥。

|生死后记|

富兰克林说:“一个老男人,有三个朋友最忠诚可靠——老妻、老狗和现款。”
丁宝桢鞠躬尽瘁,死于成都任上,老妻不在身边,现款一分没有。朝廷赐给银两,其灵柩才得以回到山东济南。
纵观一生,他从贵州织金到山东济南,结束于四川成都,尤在山东与四川,留下显赫功绩,却屡被构陷,可谓一路孤臣泪。
如今,在这三地,相继建有塑像、祠堂、纪念馆,缅怀这位晚清“中兴名臣”。
在贵州毕节,织金县贯城河畔凤西书院,丁宝桢陈列馆占地1800余平方米,陈列展现了丁宝桢一生各个时期的主要功绩和突出贡献,再现晚清一代名臣的卓越人生。
在山东济南,趵突泉畔曾建有“丁公祠”,今已改为“李清照纪念堂”。丁宝桢故居旧军门巷11号,已被写字楼取代,只在临街的粉墙上书有丁宝桢及其故居的简介。只有他当年坐镇的巡抚大堂,依旧立于珍珠泉畔。
在四川成都,丁公祠原建在方正街,后被尹昌龄改为“文诚义塾”,但民国后凋敝不存。如今只在都江堰留有几处纪念遗迹。


南桥遗梦

在老灌县人眼里,岷江大小支流古桥甚多,有安澜索桥、仰天窝廊桥、太平桥、五桂桥。
但大多数人对南桥情有独钟,不仅因为它的韵味,而是更像一个晚清的遗梦。
都江堰伏龙观,丁宝桢的塑像,风采严明,气宇轩昂。
座下石刻“丁宝桢”三字,笔力遒劲,字迹洒脱,如“晚清四川第一好总督”的风范。
巴蜀文化专家郑光路说,丁宝桢督川四大功绩:理盐政、修水利、除匪患、建书院,其才干和声望超过同治年间总督骆秉章。
光绪二年(1876年),丁宝桢到四川后,都江堰水利工程失修已久,导致水灾频繁。当时财政空虚,工程积年累积问题严重,他第二年就奏请朝廷拨十万两银子大修古堰。
这位封疆大吏,轻骑减从,躬冒霜雪,沿江督率,前后亲到工地12次。此次大修以条石筑堤一万二千余丈,同时疏淘内、外江,修建白马槽、平水槽等工程。
郑光路说,清朝中后期贪风日盛,官员吃“工程款”的不少。这位宫保大人却两袖清风,大修后剩两万两银子,他吩咐县令陆葆德,将此款修一座跨越内江的桥,以利两岸百姓。
光绪四年(1878年),陆葆德负责施工,建成“普济桥”廊桥,俗称南桥。“普济桥”历经几次重建,成为今之廊桥。
1878年5月,岷江洪水暴涨,堰首工程冲垮一段石堤。光绪皇帝十分关心四川水患,于九月八日发出上谕:“前据丁宝桢奏,都江堰频年泛滥,冲毁民田,现设法筹款修理。旋闻该处江流盛涨,民间已被水灾,正以新筑工程,能否可靠,地方被灾是否深重,廑念方殷。”
丁宝桢上奏:都江堰大修后沿江无大灾害。但他恳切自责:“臣之办理堰工,惟有于人字堤一段,泥于经久省费之说,易笼为石。致盛涨时,堰工冲损三十七丈有零,无所辞咎!”
作家蒋蓝说,丁宝桢的检讨却引来朝臣攻讦,称丁宝桢借此次大修中饱私囊,贪污银两。这是因为他清廉刚正,岁修中杜绝贪腐集团沾染款项,从而引来直通慈禧的检举揭发。更荒唐的是,慈禧竟把丁宝桢官降三级,还要退赔“贪污银两”。
无奈之下,穷得叮当响的丁宝桢,只有求助四川提督唐友耕,帮忙垫付。
这是他人生第三次遭遇诬陷,但他已淬炼成钢,极其坚韧。正如罗曼·罗兰说,“人生有如一股奔流,没有暗礁,激不起美丽的浪花。”
丁宝桢认真分析失败原因,察知古人用鹅卵石竹笼很有道理。同年11月,他自筹经费,恢复古法笼石筑堤。
重修都江堰大功告成,川西州县无旱涝之忧,百姓安居乐业。人们称颂:“公之大修都江堰也,凡七至其地,往复履勘,孜孜不倦,深仁厚泽入人心者深矣!”
丁宝桢殚精竭虑主持完大修工程,登上二王庙。遥望大江东去,感慨万千,写下《二王庙感怀》:“龙门凿后大河通,告锡元圭报德崇。别导江流分内外,全将地力遍西东。蜀人庙祀由来久,秦代山川尚此同。善创何人能善述,兴怀救弊恨无穷!”
巴蜀文化专家郑光路评价,此诗寓意深远,既有改革救世之慷慨激昂,又有办事坎坷艰难之叹。

大显身手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的这首诗,写于国步艰难之时,满是孤臣恨事和失落之情。李鸿章和丁宝桢都致力于“洋务运动”,但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格局之中,李鸿章落下“卖国贼”的骂名,丁宝桢却成为“四川近代工业之父”。
郑光路说,丁宝桢署理川务后,到东较场巡阅兵,见兵勇中多是古色古香的大刀长矛,也有少数长短不齐的破洋枪。遂问下属:“川省兵勇洋枪来自何处?”一个武营管带回答:“启禀大人!川省洋枪,均须购自上海洋行。”
丁宝桢沉吟片刻,“此中弊病甚多。购来之物价值既昂,多是洋人过时废物。又不知修理之法,稍损即成废物,殊为可惜!更况有事之时,弹药无处购办,枪炮也转为弃物。若购买洋人枪炮以自强,实自欺欺人。”
慨叹之中,丁宝桢决定在四川尽快建立机器局,“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事外,首在精求武备,才能弃我之短,夺彼之长。”
1877年,丁宝桢在成都东门内下莲池街创办四川机器局,委派候补道夏时、劳文翔总理局务,成绵道丁士彬会同办理。丁宝桢网罗人才,想法把旧时手下曾昭吉从山东聘来总理工务(负责工程技术)。
曾昭吉曾是湖南候选通判,因其深通机器,被丁宝桢召至山东。“见其人朴讷,似不能言,问他外国各项机器,回答是向未经见而自能冥心独造。”丁宝桢拿当时英国所造最好的亨利马梯呢枪给曾昭吉看,问他能否仿造?曾昭吉面无难色。
曾昭吉带来湖南、山东、江苏籍技工数十人,又在四川招募能工巧匠数百当工人。
机器局仿照西式厂房共建188间,丁宝桢上奏朝廷称:“崇垣大柱、复屋重檐,安设铁炉烟筒、风箱气管,四通八达。取材既富,用工极坚。”
曾昭吉还成功制造了“水轮机”,利用成都城内的金水河水力发电带动机器,“灵动活泼,视洋人专借火力尤为事省功倍。”只在冬春水枯时,才用锅炉发电。仅此一项,每天可省煤一千数百斤,合计每年可省煤银四千余两。


枪声暗影

拿破仑说:“有才能往往比没有才能更有危险。”
清廷中的顽固派,对丁宝桢这员“洋务派”能吏十分嫉恨。光绪五年(1879年),给事中吴镇参揭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其他顽固派也诋毁丁宝桢以数万银两,才造了区区数杆洋枪,还不如直接向洋人购买。
朝廷忙派御史恩承、童华查办。不久调查结果公布,“原参各款,或查无实据,或事出有因。惟所设机器局费用较巨,制造未能精良。著该督即将此局停止,以节糜费。”
四川机器局遵旨停办,四川近代工业幼芽面临夭折命运。《大清财政实录》指出,四川机器局自光绪三年十月开办,至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日停止,共用经费库平银77353两,制成前后膛枪148杆,未合成洋枪161杆。
对于丁宝桢的遭遇,洋务派同盟愤愤不平。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打抱不平:“初创之时,开拓地基、修造房屋以及搬运器械,制造器母,种种费用,俱在此六万金之内,非全以六万金造枪炮也。若遽行停止,则前功尽弃。”
丁宝桢也据理力争,“四川较之别省机器局所费仅十分之一,即较之山东省机器局,所费亦省十之四五;所造各种轮机器具,已成未成共有万数千件。虽未竣工,其洋枪堪以临敌备用者已有百数十杆。”
光绪皇帝此时还不昏庸,四川机器局于1880年5月26日重新恢复生产。1881年,丁宝桢在成都南郊古家坝江畔增设火药厂,人称“白药厂”。
1884年,造成各种枪3050支,枪弹18万余发,铜帽628万枚,铅弹53万发,黑火药3万余公斤。这是丁宝桢督川时期,四川机器局的最高年产量。郑光路介绍说,此时的“成都造”只比“汉阳造”略逊一筹。
丁宝桢很是骄傲:“近来制造枪药,堪与外洋争胜。”
清末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说:“成都之以机器制造物件者,自丁文诚公督川时创办之机器制造局为始。现在已大加扩充,银元局、造币厂、劝工局、制革公司、火柴官厂、机器新厂、白药厂、官报书局等继之而起……”
丁宫保创办的机器局历经变迁,1909年更名为四川兵工厂,厂址在河对岸三官堂。1913年改为陆军部直辖四川兵工厂。抗战后为中国兵工署第20工厂,生产的麻花手榴弹和步枪、机枪是川军主要武器,打日本鬼子时贡献不小。

大儒亲家

尊经书院,是晚清称雄四川的五大书院之一。
声名赫赫,不仅因为张之洞是尊经书院创办人,还因为首任山长王闿运。
作家蒋蓝说,王闿运是风流名士,世事通达,谙熟人情。“张之洞督四川时,王闿运托人将女儿许与张之洞曾经过继出去的儿子;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他又将自己的第七女王莪,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
大儒与一省总督就此成为亲家,并由此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深刻关系。王闿运因此在成都与湘潭之间奔波,生活得有滋有味。他的日记充斥了饮宴、打牌、玩乐的闲适生活记录。
王闿运很快适应了四川官场的娱乐生活,并与四川提督唐友耕、四川按察史张兆栋过从甚密,谁送燕翅之席都被其写进日记。
正是因为王闿运的风流声影,成都好事者写对联到处粘贴,讥讽丁宝桢。
四处抓捕,未见祸首。丁宝桢更加自律勉己,免得与王闿运的私生活牵扯。
1886年,随着丁宝桢的逝去,王闿运在四川的身影亦悄然淡去。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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