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任蜀王朱椿:以诗书礼乐教化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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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9日21:40:13 评论

明朝第一任蜀王朱椿:以诗书礼乐教化四川

 《献园睿制集》中的与秦府书文献。(胡开全供图)

明朝第一任蜀王朱椿:以诗书礼乐教化四川

朱椿画像。(明蜀王陵博物馆供图)

朱椿站在按父皇朱元璋“非壮丽无以示威仪”指示精神建造的全新蜀王府前,这位刚刚20岁的年轻蜀王,心情一定是既激动又沉重的。激动的是,他将在这里施展才华、造福一方;沉重的是,他将担负起镇守巴蜀、礼教全川、恩泽西南边疆的重任。
洪武23年(1390)正月初一,朱椿就藩四川成都府。“孝友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被朱元璋称作“蜀秀才”的第11子朱椿,在这里度过了33年漫长又短暂的岁月。33年中,他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用他的智慧,经受住了重重考验,最终使蜀藩安然无恙并顺利传承下去,直到大明王朝覆灭之时。
更为重要的是,在应对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他确立了“以诗书礼乐化一方”的战略执政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让治下的四川从饱经战乱创伤、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废墟中,逐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日渐富庶,“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新家园。
八岁封王
十五岁后被派到凤阳阅武

应该说,朱椿是幸运的。他出生在洪武3年(1370),彼时朱元璋已建立大明王朝,天下大势已定,政权日益稳固。不像其他兄长生在战乱中,生活不稳定,随时担心有意外发生。
朱椿生母郭惠妃,元末群雄之一、朱元璋崛起的“贵人”郭子兴的独生女儿,所以颇受朱元璋宠爱。
在安定的皇宫生活中,按照历朝皇室的传统,自幼“天资智睿,英敏而好学”的朱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当哥哥们在老家凤阳练兵以提高军事素养和军事指挥才能时,他正在皇宫中抱着“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专门选定的书籍“之乎者也”。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朱椿的诗书气息比较浓厚,行为举止优雅得当,完全不同于父辈的草莽英雄和其他哥哥一介武夫的形象。打天下凭武力,治天下靠文化。或许,朱元璋是有意培养这个儿子朝这方面发展的。
洪武11年(1378)正月初一,朱元璋在“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思想的指导下,举行了第二次分封6个儿子为藩王的仪式,年仅8岁的朱椿被封为蜀王。
按照朱元璋的设想,藩王们都要去藩地就任,要切实履行“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藩屏帝室”责任。但朱椿并没有立即到成都就藩,原因很多。
虽然占据四川的大夏政权早在洪武4年(1371)就归顺了明朝,但要把四川整个局势捋平理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朱元璋还需要在川的将领们继续战斗,直到四川稳定下来后,才能放心地让朱椿前去统镇。
而且,朱椿才8岁,虽然贵为藩王,但叫一个小孩子去统镇那么大、那么重要的一个地方,的确是困难重重。无论如何,也得让朱椿年龄大一些、能力强一些后才去就藩。
还有,既然是统镇一方的亲王,总得有一个像样的王府吧?成都此前的皇城建制还是后蜀国留下来的,经过战乱早就破败不堪,更不符合朱元璋对亲王府规模的规定。
所以,必须得重建。但当时条件根本不具备,西南明军主力还在云南打仗,四川境内也没完全平定,四川的人力、物力还不具备大规模搞基础建设的条件。
所以,朱椿继续留在宫中享受难得的童年时光。洪武15年(1382),朱元璋下达了在成都修建蜀王宫殿的诏令。3年后的十月,15岁的朱椿接到朱元璋命令:收拾东西,去中都凤阳阅武(讲习武事)。
朱元璋认为,“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抚而捍外患。”老朱家的天下那么大,还得靠亲儿子们去镇守。儿子们到一定的年龄,就要学习军事技能,毕竟守江山时,武力还是一个重要而必不可少的手段。
安徽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龙兴重地。”洪武2年(1369),朱元璋定都凤阳,始称中都(中天而立之都的意思),也是老朱家祖陵所在地。把儿子们弄到老家去练兵习武,可见朱元璋的良苦用心。
朱椿到凤阳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辟西堂,以读书自娱”。读书人就是不一样,走到哪里,想的都是读书。
在阅武的闲暇时间里,朱椿召集儒士们一起探讨经史,经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比练兵还来劲。他还经常教育身边的护卫、官员子弟有读书潜质的人,让他们各自都有所成就。
朱椿的这些举动,不但没有让朱元璋发怒,认为他是“不务正业”,反而“益爱之”。
洪武22年(1389),成都的蜀王府工程接近尾声,朱元璋把朱椿从凤阳召回京城。一番叮嘱后,朱元璋叫朱椿启程去成都就藩。
从此,朱椿开启了独力统镇并苦心经营四川的人生模式。
就藩成都
制定王府家法与哥弟交往

史料记载,朱椿是沿长江而上,通过岷江进入四川的。
民间有一些朱椿入川到成都的传说。朱椿一行走到嘉州(今乐山市)时,遇到江水上涨,又刮起大风,船不能前行。
朱椿虔诚地向天神祈祷。很快,大风停止、江水下降,船得以继续行驶。后来,朱椿在成都府东锦江街修建了一座五龙庙,祭祀水神。
抵达成都的当天晚上,朱椿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穿戴整齐的神仙前来迎接他。朱椿问神仙是谁,神仙说:“陈子昂也。”醒来后,朱椿下令,在成都府治北门外驿站旁边修建了一座射洪祠,把射洪土神迎到这里祭祀。
洪武23年(1390)正月初一,朱椿正式就藩成都。四川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对朱椿来说,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尽管摆在朱椿面前的事情很多,都需要他决策拿主意,但“蜀秀才”忙而不乱,沉着冷静,心中有数。在他的统率下,一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朱元璋封藩王,是给了藩王实权的。也就是说,藩王在治下可以行使职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只是后来随着削藩的推进,藩王的实权渐渐被收回去了。
建立家法,是朱椿的重要工作之一。尽管朱元璋制定有全国性的法律规章,但具体到蜀藩,制定地方性的各种规范,也是必须的。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的胡开全先生,从日本拍摄回来的世界孤品蜀王文集中的《献园睿制集》,第一、二卷就是朱椿的各种辞令、谕令文献。
《谕长史司》《谕三护卫》《劝学教》《赐指挥》《赐良医》《赐教授》《谕僧》《付纪善》等文献,是朱椿到成都就藩后,对王府内臣和外臣撰写的规范性文件。
他对王府的这些职务人员,并非面面俱到,不像现在非常正规地制定“一二三”的规章制度,而是有所侧重地加以规范。
如在《谕长史司》中,朱椿既给下属明确了职务职责,又确立了给予供养的内部政策:“今府中文武群臣,有垂白之亲者,或已在官,而或尚留故乡,其禄虽足以自给,然实际婚丧之用,皆于此焉出。所费至广,安能奉养而无关哉?今访问有具庆者,及父在者,母在者,定为三等,岁时给币藏,以助群臣之供养……若夫移孝为忠诚,有望于诸公也。”
胡开全说,朱椿创立的家法应该很好用,第六任蜀王朱申鈘还专门写了《谕本府文武官》和《谕承奉司》重申朱椿制定的家法。朱椿之后,继任的蜀王也或多或少地在模仿他,显示出其延续性很强。
朱椿还与其他藩王保持着书信往来。《献园睿制集》第四卷,专门收集了朱椿与各藩王府往来的书信。书信的主要内容,是朱椿与藩王们叙亲情、礼尚往来、谈论读书、劝诫教育等。
朱椿与湘王朱柏的书信最多。朱柏是朱元璋的第12子,排在朱椿后面。朱柏也喜欢读书,经常读书到半夜。即使在出征打仗中,他的包里都装着书,一有空就拿出来读。
朱椿与这个同父异母弟弟有共同的爱好,思想也比较接近。朱椿送了很多书给朱柏,两人书信中言语也很直接,不像与其他藩王那么客气。
朱椿与同父异母哥哥秦王朱樉的书信有5封。秦王赠送朱椿4000只山羊,朱椿非常高兴,认为这些山羊繁殖开来,“则他日用之不乏。”朱椿不忘感恩,回信说,“皆吾兄之赐也,其敢忘耶。”这就显得比较客气了。
朱椿与同母弟弟代王朱桂有4封信。对这个性格暴躁的弟弟,朱椿主要是进行教育、指点,希望朱桂能“历览河山之壮,仰思皇图之广;访古人之遗迹,询民庶之旧俗,以开扩心志”。
此外,朱椿与晋王朱棡的书信,主要是表彰他北伐的战功;与周王朱橚的信,主要收罗良马、鹁鸽等玩物;向楚王朱桢遣使牵羊沽酒,索要织布染色的色料;对齐王朱榑回礼送药;向潭王朱梓索要书籍等。
两次用兵
施行宽政以缓解社会矛盾

洪武时期,藩王掌握有实在的兵权。除3个护卫军的兵力外,遇到战事,不管缓急,驻扎在藩内的部队,都要听从藩王调遣。特别是镇守北部边境的藩王如燕王朱棣等,经常带兵打仗。
在藩内,当出现不可控制的社会动乱时,出动武力解决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朱椿自然也不例外。但史料记载,朱椿到四川后,真正只用了两次武力。
四川地处西南,境内少数民族众多,分布复杂。朱椿就藩成都不久,“西番蛮人”作乱,烧毁黑崖关,并在当地抢掠烧杀,祸患深重。
朱椿向朱元璋上奏此事,朱元璋派朱椿的岳父、凉国公蓝玉带兵前往大渡河平叛,朱椿也派遣都指挥使翟能、同知徐凯统兵1.3万人,跟随蓝玉前往。
黑崖关又叫三牙关,在今汉源县境内。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汉源时,曾在黑崖关与阻击的川军发生激战,战斗持续两天两夜。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黑崖关在今泸定县磨西镇。
第一次平叛后,洪武29年(1396),四川松潘卫纳卜、薛卜、任昌等寨又发生叛乱,杀害官军,事情越闹越大。朱椿奏请派遣都指挥佥事尹林等人,带步骑兵5000人前去平叛。
这两次用兵,尽管朱椿有较大的军权,但都只是派兵,并没有亲自带兵出征讨伐。相比那些经常带兵出战的哥哥、弟弟们来说,朱椿相当于是在“纸上谈兵”。
两次用兵都因为少数民族,朱椿动了脑筋:为什么他们经常发生叛乱?原因在哪里?用什么好办法才能杜绝此事发生?
朱椿认真分析后认为:“多因内地不逞者钩致为患。有司私市蛮中物,或需索启争端。”原来啊,不是人家少数民族喜欢作乱,问题出在官府派去的治理者身上。
官府派去的官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不了解,没有足够的认识。官府对少数民族征收的赋税过多、过重,有的官员甚至私下不公平交易少数民族物品,对他们任意欺压、勒索。这些都是发生社会动乱的导火索。
为此,朱椿重新任命了一批务实的官员前往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革除各种弊政,减免各民族地区的苛捐杂税,严禁各级官府以各种名义敲诈勒索。
同时,朱椿上疏朱元璋,“请缯锦香扇之属,从王邸定为常贡,此外悉免宣索。”除把蜀锦、蜀扇、香料等作为王府向朝廷进贡的物品外,其余的禁止任何官员向这些地区进行欺压勒索,尽量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
经过朱椿推行的一系列宽政措施后,四川百姓负担大减,民族矛盾也得到了缓和。这也影响到了四川下辖的各级官吏及后世子孙,四川百姓由此安居乐业,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礼教全川
大搞文化建设并维修古迹

朱椿自幼接受儒学教育,能礼贤下士、选贤任能、善用人才。就藩成都后,他继续招揽人才,优待儒士,并在这些贤才的影响和指导下,确立了“以礼乐治西川”的治理策略。
除延请著名儒士,有“天下读书人种子”之称的方孝孺到成都做世子朱悦燫的老师外,朱椿还招揽元朝巨儒、新都人杨学可等,都以“宾师”之礼对待。
一次,朱椿到府学去讲课,发现博士(任课老师)们的薪资非常微薄,生活困难。他拿出自己的禄米对老师们进行补助,规定每人每月一石米。
他还规定:“后世子孙皆如我饩博士。”从此后,朱椿的这个规定形成了定制,历代蜀王都遵循执行。
他还积极鼓励王府官员向他建言献策:“府中属官有能进昌言者,厚加礼遇,没世犹存恤其后。”谁能为他提出良好的建议,一定不会亏待,即使去世了,都要对其后人进行抚恤。
朱椿还开设义学,学校设在会通馆街,延请老师对王府下属文武官员的子弟进行教育。这是非常难得的一项举措,显示了朱椿体恤下属的一面。
为使四川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思想上教化民众,朱椿想到了一个办法:刻书。
成都的雕刻术和印刷术,从宋朝以来就很发达。成都出版的图书,质量好,畅销全国。朱椿到成都后,更是“招致天下名刻书傭集成都”,所以四川名工巧匠众多,极大地推动了四川刻书业的发展。
明朝各大藩府都喜欢刻书,是明朝出版业的一大特色。藩刻本书籍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质量非常好,深受后世藏书家喜爱。蜀藩刻书更是排在各大宗藩刻书的前列。
朱椿刻书,是有选择性的,他把那些宣扬修身养德的书籍作为重点出版物进行刊刻颁行。《明太宗实录》中说:“(蜀王)遇古书可以表范厚俗者,刊印以惠后学。”
比如,为弘扬孝道,朱椿重刻了《孝经》《寿新养老新书》等;为官员树立规范,希望官员们“变浇为淳,改薄为厚,以诚意正心为学,以忠厚敦笃为行,以敬恭事君,平恕临民”,他刊印了《仕学规范》;为让世人学习前人的嘉言懿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他重刻了《自警编》《蜀鉴》《蜀汉本末》等。
这些书籍的刊印发行,不仅让四川人掌握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知识,而且使读书人、官员的言行得到规范,矫正了学风、官风。
明蜀王陵博物馆专家李泽良说,在重视文教的同时,朱椿还非常重视佛、道事务。宋元战争后,四川文化古迹破坏严重。朱椿颁布命令,要求各地保护文庙、学宫、佛寺、道观、神祠、古刹等。
他还重建、修建了多所寺观,如青羊宫、上皇观、中峰寺、万福寺、圣寿寺、云台观等,要求民众不得随意侵占寺观的田地、竹木等。
朱椿刚到成都时,去杜甫草堂游历视察,发现草堂“隘且就圮”,很是痛惜,决定“拓而新之”。浣花溪旁边的草堂只有故址,衰败不堪,他另辟一地,重修草堂,并题写匾名,撰写祭文,称颂杜甫“先生之精神犹水之在地,无所往而不在”。
成都武侯祠,从南北朝到元朝一直是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彼此为邻又各自分开的。朱椿去拜谒时,认为武侯祠逼近刘备墓和庙不合礼制,决定进行调整。
他下令废去武侯祠,在刘备殿外附设东、西两庑,附祀诸葛亮在东庑,增祀关羽、张飞在西庑,把先主庙改名为昭烈庙,形成君臣合庙的新格局。但成都人仍习惯性地把合并后的昭烈庙称为武侯祠。
永乐21年(1423),朱椿去世,享年53岁。谥号献王,即蜀献王。葬在成都县北30里天回山(今凤凰山)。他一生所著诗文歌赋等,被收集在《献园睿制集》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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