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我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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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0日01:01:31 评论

我和父亲

--作者:周孜仁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感觉我有勇气来回忆自己的父亲了,并且对多年来我们之间模糊不清的关系作出评价。

我曾经那么怕过他、怨过他、又那么同情过他、可怜过他。1973年那个寒冷的冬夜,我守在他身边为他送终,第一次很难得地为他痛哭过,同时又莫名其妙松了一口气。缓缓跟在他的棺木后面--沉甸甸的棺木由远乡赶来的晚辈庄稼汉们非常敬业地扛在肩头,沿着野坡荒路艰难地前行--我和我的表弟,竟然在忧心忡忡讨论林彪叛逃之后中国的命运。在相当长的时间,我总是羞于谈论我的父亲。正如我们整个国家羞于正面讨论自己历史的许多细节一样。在我个人的历史上,这实在是一段难于评说的故事。直到我生为人父,为自己的儿子付出太多心力,最后也像大仲马为小仲马感到骄傲一样,以为他是我此生最成功的作品;直到我们国家沧桑变化,我从小接受的、曾经顽固坚守或像习惯一样不曾怀疑过的精神价值都如风流云散,飘逝而去;还有,直到孩提时代便被摧毁殆尽的文化观念如远去的幽灵,又昂首阔步重回国人的生活……这时候我才觉得,无论如何,应该把我和父亲的故事、还有我的忏悔与反思,记录下来了。

一,先说说父亲的商业生涯

几十年后,父亲的坟头早已衰草离离,墓木杂生,可实在说吧,我至今仍不能准确知道漫长的生命里,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都干过些什么?

1956年,初一年级某一天,不苟言笑的班主任把我叫去办公室,一本正经向我宣布(表情严肃得像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根据上级指示,学校必须为每一个学生正式建立档案。接着把一张表格推来了我的面前:从此后,几十年来,从中学到大学、从入团申请到入党申请、从工作到审干……这一辈子我总是被不断地、重复地填写类似的登记表。1969年,我获罪由重庆发配边疆,有幸在用人单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档案袋,初中班主任推来我面前那一张薄薄的纸页,在我经历了人生最初的三劫八难之后,已经像变魔术似地变得畸厚无比,像十字架一般沉重。十三年前,刘老师和我面对面,不可动摇地要我将家庭情况如实招来,然后一一记录在案,很象是疑犯过堂。“姓名”、“年龄”、“民族”什么的都好办,只是轮到“家庭成分”一项,我便不甚了然了。班主任有点不耐烦,说家庭成分,就是你家靠什么吃饭?于是我回答,说我家穷呀!爹妈老让我们娃娃在椅子桌子上插一个草圈,放在路边去等候买主,好多天都卖不脱啊!还有,成都人喜欢吃花茶,父亲经常拎着竹篓子去茶厂领茉莉花,然后全家围坐一起,把茉莉花的重瓣小心翼翼拆成单瓣,再送回茶厂领工钱。三分钱一斤。一斤有好大一堆的,拆起来忒辛苦……老师更加不耐烦了。“你就简单说说!”他命令,“你老爸,解放前做什么工作?”我说不知道。只听大人说做过生意,后来就垮了,全家就没饭吃了。“对啦!这一说就清楚了嘛!”老师再次把我打断,然后在“家庭成分”一栏,非常肯定给我填上了:

“商”。

我们国家社会生活政治化的速度日新月异: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再接下来,阶级斗争开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班主任为我填写的那个字,原来投在我政治前路上的,是一团多么沉重的阴影!我觉得自己被暗算了。其实,如果趁大家都稀里糊涂,哪怕胡乱告诉班主任一个别的什么--只要不是“地主”、“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就成--在事后多如牛毛的“忆苦思甜”和阶级教育活动中,我决不至于总是那么夹起尾巴,被弄得灰头土脸。

后来知道,其实不光我这娃娃糊涂,已经是大人的大姐比我更加稀里糊涂。她听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颗小星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竟然非常自豪又极端弱智地在自己的档案表上填上了“资本家”三个大字!后来的事自然就坏了。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会儿,我已经上大学。我不愿意再糊涂了,我必须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把父亲的商路历程弄个水落石出。

我家是广东梅县迁来成都的客家人,算到父亲是第七代了。排第六代的祖父曾在府河水码头经营一间柴禾店。府河是绕城而过的一条小河,自古以来成都重要的运输水道。直到解放之初,满河舟辑依旧如群鲫过江,熙攘穿梭,很有些《清明上河图》遗韵。河岸两侧参差排列的大小商铺间,祖父的店子肯定只是个小不点,经不住风吹浪打--于是,在一次灾难性的贸易失败后,他扔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便撒手而去:上吊了。族谱的记载仅有简洁二字:“凶死”。那一年,父亲刚满十四,还是个娃娃。他领着比他更娃娃的妹妹,这就开始了艰难的人生长路。他妹妹我们叫“幺咪”,客家话“小姑妈”的意思。

关于父亲的商业活动,我最先见过的物证,是家里的饭桌书桌条凳圆凳,台面一律工工整整写着“锦章泰”三个大字,字上都蒙过油漆,擦不掉的。“锦章泰”是父亲手迹,非常漂亮的楷书。母亲对我说,老爸开饭馆怕人偷,所以家具上都要亲手写上字号--我知道父亲开过饭馆了。又有一次,有人往我家拉来足够装满整整两柜子的新书。一问,又知道了:爸爸解放前与人合伙开书坊,这些书都是没卖掉的。此前,我家藏书除了一本沉重无比的《辞源》,了无他物。很滑稽,那本黑封皮的厚厚辞书恰恰成了我唯一的启蒙读物。我的第一个玩具:七巧板,就是我用马粪纸照着《辞源》上的插图剪出来的。看见如此众多新书搬来,娃娃的高兴劲儿无以言喻。可惜,全是线装书!而且全是“诸子百家”,不断句,没注释,对于我完全等同于天书。直到过了很久,我读臧克家编辑的《中国新诗选》,才发现北大教授冯至那首凄凄楚楚的爱情长诗《蚕马》,正是从我看不懂的天书中那册《搜神记》改编而来。原作是关于一个征夫和他留守女儿的故事,和爱情毫不粘边。

又是饭馆,又是印书坊--按照当时我的认识水平,实在是无法理喻的事儿。瞧瞧咱们的社会主义工厂、商店,谁不是从一而终,卖哪样就永远卖哪样--旧社会,简直莫名其妙!

饭馆和书坊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史料进一步证明:真正让老爸取得巨大成功的生意,是与川菜及线装书毫不沾边的布匹及棉纱!抗战爆发了,下江一带的纷纷难民上溯而来(川人管江浙地区叫“下江”),给偏居西南的古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资金和市场,就像几十年后的深圳渔佬儿,做梦也不承想邓老爷子在他们房前屋后画了个圈,一觉醒来就日进斗金。于是巴山蜀水商机无限,生意不想兴隆、财源不想茂盛都办不到。父亲这就狠狠火了一把。生意最火时节--大人们后来说--父亲甚至荣任了成都纺织商会常务理事之类的要职。商会设在东大街“沁园”茶馆,墙壁上挂着老爸的标准相。大人还说,生我那会儿啊,为了招待前来朝贺的客人,鸡蛋干脆一盆一盆地买,流水一般往锅里倒。事业最高潮,是父亲在东升街74号买下了整整一座院子!--可惜天憎命达,上午钱房交割,下午小日本的飞机就光顾成都狂轰烂炸来了。顷刻之间新院变成了废墟。

这事还不算最倒霉。

更倒霉的是,全家老小跑警报,老爸将现金箱交给了当时家里唯一的成年男子、我的二哥。一个娇纵有加从而胆大妄为的纨绔子,身逢乱世,便注定要给众人惹出些故事了。只是这一回,他的麻烦惹得太大。

警报解除,众人返家,偏偏手提重金的老二不见了踪影!去政府公告查询,去张贴启事寻人……乱麻麻满世界求索而终无消息。直到大家几近绝望,几月后,二哥却不期而至:他从陕西讨口要饭,一路忍饥挨饿回老家来了。先是,他卷巨款趁乱出走,稀里糊涂买了一辆大卡车,又去新疆装了一车货物,梦想着回乡倾车倒卖,便一朝发达。可惜二哥不会开车,只能雇人驾驶--没承想趁公子哥儿夜半昏睡,开车人连车带货便世间蒸发,溜之乎也!

老爸除了把不肖子痛揙一顿,只能徒叹奈何而已。

由这院新屋引出的一连串灾难,许多年后,母亲却有另一番豁达大度的说法。妈妈世居穷乡,最害怕寂寞。城市的喧闹对她有一种永恒的诱惑。风烛残年,她总喜欢一个人独蹲家门,两手深深地插进袖筒,乐此不疲地瞄看市街里熙来攘往的行人和车辆。妈妈对我说,你爸当初一赚钱就想要买田置地,幸好被我坚决反对--要不,解放后划个地主,不挨枪子儿也会遭捆绑吊打,弄个半死。房子炸是被炸了,可是,丢银子总强过丢老命吧?妈妈说。

上面这些只是灾难的开端。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抗战胜利了。国民党还都南京。下江人携金带银纷纷回了老家。紧接着国共内战又打将起来。这些,对本已骤冷的四川商业真不啻雪上加霜!困顿中的父亲决定邀约朋友,收集游资作最后一搏——大形势如此,一条小泥鳅,怎能翻起大浪?业务依旧再衰三竭,一败再败--最后,绝望的债主们打上门来了,赖在我家屋前又哭又闹……曾经辉煌的的事业终于翻船。富家沦落,终到了靠变卖家具、全家老小苦做手工、拆茉利花惨淡度日。实在开不了锅啦,老爸便硬着头皮,赔着笑脸,去满世界求人借债。

我已经有四、五岁了,那时光景至今记忆犹新。总是晚上,天黑尽了,妈妈总是领我们姐妹兄弟静候堂屋,眼巴巴望着门外夜雾迷离的小院,一旦爸爸身影出现,全家人总会不期然露出胆怯的欣喜--只是,每一次的失望也都一样:出现在大家面前的爸爸总是一语不发,满面愁容,于是我们知道事情坏了,于是谁都不敢出气吱声--接下来的情况也总是千篇一律:爸爸默默地把大家扫视一通,便靠去椅子上,然后“咚”一下便晕厥过去。满屋子顿时乱作一团,妈妈急忙吩咐姐姐们快去厨下烧姜汤,把老爸灌醒。

以上便是我所知道的父亲全部的奋斗史。其中,让人最说不清道不明的是,在时间坐标上,父亲破产应具体定格在哪一年、哪一月甚至哪一天?这非常要命。因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我党划分阶级成分的唯一依据是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情况,注意:时间概念非常明确,是“前三年”!既然我无法准确提供父亲由富甲一方栽到一贫如洗的具体时间,我自然就无法准确比照我党的政策杠杠以确认我的家庭成分到底该是“城市贫民”还是“资本家”?这个历史悬案让我伤透了脑筋,我只能对着各种各样的登记表发愁,因为,在我渴望献身并苦苦追寻的壮丽事业里,我搞不清楚父亲是革命对象还是革命动力?我该将他视为楷模还是视为仇敌?我该继承他革命阶级的优秀品质?还是该与他的反动本性划清界限?在没完没了的阶级教育大会上,我该声泪俱下地控诉旧社会对我们家的压迫?还是痛哭流涕地检讨剥削阶级家庭对我的思想影响?……从血统上讲,我该是革命的接班人?还是资产阶级的“狗崽子”?

古往今来,无数哲学家穷经皓首,永远探索这样一个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从小接受的的革命教育,曾让我坚信自己是未来的英雄,我将毫无疑义地去承担大任,拯救日益堕落的世界。但是,恰恰因为父亲含糊不清的的商业生涯,让我整个儿地将自己迷失了。

二、父亲的文化追求

按照经典革命理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必然是由他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解放前夕,父亲事业崩摧,全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恰恰是共产党的全面执政,使我们家绝路逢生,日日向好。国家的统一和经济复苏为全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岗位。哥哥姐姐辍学的复学了,长大的陆续工作了。工作了的哥哥姐姐每月都把工资的大部分寄回家,爸爸完全不用在满世界求人举债了。送汇款单的邮递员总是按时来到我家门口,“啪”地将单车架好,拉长嗓子便是一声大吼:“周润卿!拿私章!”此时,邻居们总会一个个侧目而视,恨不早生十个八个孝男孝女的,好月月有帐进。周润卿是我父亲的名字。

爸爸该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了。可恰恰不。解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出现的新变化,发生的新故事,他几乎一律看不惯。即使像汉字改革这样无关大局的事,他也格格难入。1956年秋季开学,我从学校领回的新教科书繁体已变了简体,竖排已变了横排,父亲一看,马上便愤愤了,说:“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对新事物反感如此,只能有一种解释:早已融入父亲思想深层的传统观念--“精神”已经变成了“物质”,变成了完全不由内衷的外化行为方式。父亲的传统观念既然如此根深蒂固,那么他对现实社会作出反射时,经济状况便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马、恩写《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宣布了,要“两个决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此对应的,“五四运动”的口号也是要“打倒孔家店”,从根本上摧毁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毛泽东作为马列信徒和“五四”传人,他的政党既已执掌大权,整个大陆的“决裂”运动注定将使笃信传统的一代人大感受伤--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下面举例说明。

解放初,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反迷信”运动席卷全国--我幼小的记忆里,仅砸庙宇一节,其声势,其规模,绝不亚于十多年后红卫兵“破四旧”。我就读的第一所小学:三圣街的“火神庙小学”,所有教室原先都塑有形状各异的大小菩萨。我班教室门口那尊菩萨面目尤其狰狞可怕,雷公嘴、鼓得高高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吓得娃娃们根本不敢一个人单独进教室。对于摧毁菩萨这一类热热闹闹的社会故事,小娃娃当然兴高采烈,急不可耐。年级高些的,胆子大些的,等不及提着粗索巨锤的大人涌进校园,早已爬去菩萨肩头将玻璃眼珠抠下来满地上弹得欢。我的第二所小学位于傥扒街,校址“大清庵”的庙堂也是没完没了地塑满泥人,反正也全是些神呀鬼的--也在一夜之间被砸个精光。

我查阅过巴蜀学者傅崇矩所著《成都通览》,“成都之寺庙”中仅“城内各庙”一节,统计数中有名有姓有地点的大小庙宇就152座。9所清真寺尚不在数内。等我长大了,成都市内除草堂寺、武侯祠少数因有重要历史人物可依托者,连中国煌煌佛学史上里程碑似的高僧大德玄状剃度出家的古刹大慈寺,也被彻底砸毁。其余小庙的命运可想而知,整个儿荡然无存了。

下面来说父亲的文化追求。

作为商人,父亲一生未皈依过任何教门,皆因心地善良,故而对于行善积德事乐此不疲。他绝不杀生,年节杀鸡,他从来要把当屠夫的大舅舅叫来操刀,行刑时娃娃是必须清离现场的。还有,父亲终身不吃牛肉,即使没见活牛觳觫被杀也决不吃,原因是牛为人类一辈子辛勤劳作,忍心吃吗?甚至对“字纸”他也敬惜如仪。所谓“字纸”,即印有或者写有汉字的纸张,他绝不许家人胡扔乱抛,务必恭恭敬敬用火“化”掉。对于扬善惩恶的泥塑文化符号:菩萨,自然比任何人都虔诚有加了。他见庙必进,见菩萨必拜。成都北门豆腐街一座不知何庙,也不知何时被火烧了个精光,只剩下三两尊泥菩萨孤苦零仃依着断壁残垣栉风沐雨--就是对这样几堆自身不保的泥巴制品,父亲每次路过,也都恭恭恭敬敬礼拜如仪。共产党一进城就心狠手辣地狂砸寺庙,父亲能高兴吗?

客家人祖宗崇拜的传统源远流长。社会上庙宇砸光了,父亲便收缩战线,集中更多精力、更大激情对家里的祖宗灵位表示敬意。堂屋正中那块刻有“周氏堂上历代高曾祖考妣位”的巨大牌匾,以及下面的土地菩萨龛室,父亲一丝不苟,天天都将其擦得黑亮亮,光可鉴人。过年过节是绝对不能马虎的,供香蜡,烧钱纸,化袱纸……绝对一样不能少。平时则持之以恒,早香晚祷,决不懈怠。供奉的水果一直要等到快腐烂了才取下来自己享用。父亲这种近乎愚昧的固执,以至于惹得讲求实际的母亲几乎忍无可忍,常常私下抱怨,说活人日子尚且艰难呢,干吗对死人那般破费?

如果说父亲对死人固执的敬意给并不宽裕的家庭财政制造了麻烦,那么,他对祖宗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崇拜活动给孩子们政治前景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就严重得多了。

三哥在成都机床厂当工人,业务水平和政治表现超一流,于是从车间顺利上调厂办作秘书。入党大事眼看顺利过关,梦想成真,没承想支部开会表决,忽有“黑马”杀出,报出猛料。报料者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周家老爸还搞封建迷信?我可是亲眼所见的,天天烧香拜佛,又是供水果又是上点心的,神龛子搽得亮晃晃!于是质问:周培仁同志,你对此事什么态度?为什么不大义灭亲?为什么不开展斗争?周培仁是我三哥的名字。

“神龛门”事件顿时把全场打了个目瞪口呆。周培仁同志的入党梦自然歇菜--从当时,直到永远。

全家男丁数我最小,从大人耳中暗暗听得此类政治故事自然最多。右派蒙冤、左派告密……早将我吓破了胆,焉敢让小伙伴来“神龛子搽得亮晃晃的”家里窥探父亲的胆大妄为、倒行逆施?不敢。整个高中阶段,我几乎拒绝了所有同学的来访。即使意外主动上门的,我也坚持堵在门口将事情说结。谢天谢地!我的小心翼翼最终成全了我的大学梦。

除了敬祖宗,父亲对孩子们的传统文化教育同样不屈不挠。务要让我们和他顽强的旧观念始终保持一致。

父亲一辈子从商,可是从本质上说,他和自古以来所有中国商人一样,瞧不起自己的行当。中国社会地位排序:“仕农工商”,生意人永居末流。同样,父亲坚信只有读书做官才能算得正经,其余均属旁门左道。抗战年代他发了点财,一发财他就想起应该在文化、从而政治地位上挣点儿名份,这就由人介绍投去了西蜀大儒刘沅门下。

刘沅,前清名流,因所居成都纯化街院内有百年古槐一株,故世称“槐轩先生”,其所创学派为“槐轩之学”。设馆“尚友书塾”讲学,经子刘枫文、孙刘咸炘薪火相传凡数十年,更是声名远播,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换得走马灯似的四川军阀、政宦对“槐轩”一律敬着几分的。甚至大军阀吴佩孚败逃四川,专门致函意欲亲至刘门候教,亦遭刘先生婉拒,只淡应草堂寺一晤,且只谈学术,不涉政治。其牛气干云,可见一斑。

按时间计算,父亲拜门时,至少该是轮到刘沅之孙刘咸炘掌门。父亲能写得一手漂亮楷书,能把成都古迹名胜的楹联娓娓诵背,还能有板有眼地评头论足--当归功于刘门大师教益。顺便补充一句,1970年,母亲去世,父亲曾很动情地写了一首悼亡诗--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全家知道的、父亲唯一的文学作品。兹将全文照录如下:

生聚欢乐别惨然

春风初动破镜残

入室不见音容渺

徒向空帏哭逝川

父亲和刘门两位末世公子刘篪伯、刘东父兄弟交情尤好,几乎就是终身哥儿们。二刘都写得极具功力的一手好字。共产党来了,生活成问题,刘东父以写字为生,广告便贴在我家门口,让做过生意的父亲代为揽活。广告极简单却异常权威,就五个字:“刘东父鬻字”,润格每字三元。人民币三元钱等价于当时小学生整整一个月的伙食费,这个价格曾让娃娃我大惊咋舌。大哥刘篪伯就不成了,赚钱谋生彻底外行。他宁在街道小厂干杂活扫地(他也只能干这个),决不摧眉折腰求钱财。其迂阔酸腐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毫无二致,自是穷得家徒四壁,孑然终生。偶尔,父亲留他吃顿便饭,他便感激涕淋,赋诗相赠,还取出家藏古笺,用极其漂亮的正楷恭恭敬敬抄写送来。他的典雅诗笺父亲一律珍重地放进神龛抽屉。因为抽屉矮,最方便娃娃们取来学习。当时,虽然我对刘诗不甚了了,但其中若干句子至少成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比如:“肴烹豆腐堪留客,窗明几净供名花”、比如:“忆昔事亲磨子桥,高家碾上芙蓉娇。千亩平畴飞白鹭,峰回路转提字标”,等等。虽然我觉得诗人叙事不免夸张,比如诗中的磨子桥,不就现在的成都“电子一条街”吗?哪来千亩平畴?小平坝而已。峰回路转的“峰”,更属无稽之谈。严格说,爸爸对这帮书生朋友“不食人间烟火”的莫名其妙的清高并不完全赞同,在娃娃面前亦时有批评不屑之语,说篪伯兄简直就是“曰夫子”。“曰夫子”是“迂腐子”的四川谐音。

父亲还有一个“曰夫子”朋友叫陈孟宏。据父亲介绍,宏先生原系“槐轩”头牌塾师,发过毒誓:“要我不信孔孟,除非把头砍掉”。如此冥顽不化之人,解放后能有好日子吗?没有。虽有满腹经纶最后却只沦落得靠推“鸡公车”(成都人对独轮车的俗称)、下苦力度日。1956年,我家境况已好转企稳,那年暑假,父亲遂高薪诚聘“曰夫子”来家为我、俩上中学的哥哥、及已参加过高考的姐姐做家教,专讲孟子高论。夫子其人干瘦如柴,戴一副啤酒瓶底般的高度近视眼镜,见人就谦卑地嘻嘻笑,只是一旦宏论开讲,他便调声吆吆,摇头摆尾,物我两忘。我是肯定如听天书的。老夫子乐山话乡音不改,所以他讲课月余,我根深蒂固记住的就只有一句,即孟子问齐宣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这句话用陈派乐山话一读,便成这样:“都啰啰,迂人啰啰--梭啰”。酷似少数民族山歌大赛。父亲帮刘东父接活而从不收中介费,对陈孟宏的束修每次一元,也现讲现结。如此作派--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他确实是要让孩子们继承祖国传统文化?还是扶贫?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我必须承认,对于新中国早已绝迹的父亲式的家教,无论内容,无论形式,我都暗地心存反感却又无可奈何。而且我确信,和我同样反感也同样无奈的,还有我姐姐。证明如下:某日,陈夫子正在“都啰啰,迂人啰啰--梭啰”,门外忽传来邮递员一声大吼:“周锦容!收信!”,姐姐马上飞奔而出旋即又回跑而来,得意洋洋地摇晃着手里一张纸,欢呼:“我考上工学院啦!”她已经全然不顾父亲的威严了(每次上课,老爸总是正襟危坐,和我们一起听“迂腐子”坐而论道),也不管老夫子的惊诧莫名,继续威胁一般宣布:“我不听啦!”然后如脱笼小鸟一般,向家门外翩飞而去。

我们小时候不像现在,升学竞争把家长和娃娃全都压迫得死去活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奥数”,没有什么加强班、培训班、兴趣班的,而且任何可供孩子娱乐的节目都没有,天一黑大人就催娃娃上床。我父亲相对另类。除延请陈孟宏一类“迂腐子”开展集体家教之外,还特别对我“开小灶”--都是和教科书、从而与升学率毫无关系的东西,比如背“唐诗”,背“天地玄黄”,背“幼学故事琼林”,等等。这些教材不知从何处随机弄来,无任何系统性,完全是“见子打子”。最让我搞不懂的一本教材名曰《声律启蒙》,什么“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之类--直到几十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古代撰写对联的启蒙读物。父亲下达的指标是每日背诵一则,完不成任务就得受惩罚。惩罚手段就是用戒尺打手心,当然还包括不得上床睡觉。他逼我背书时的严厉最容易让人联想起日本军国主义电影里长官训练新兵蛋子。军官意志是不可动摇。只是发生在我儿童故事里的情节往往是这样:夜深人静了,妈妈见我还可怜巴巴站在父亲面前发愣,总要走上前来明知故问:

“怎么回事啊?”

然后就拉过我,说先解个手吧!去解了手再背。家里没厕所。马桶就放在床后面。待我小解完毕,妈妈立即借密不透光的蚊帐为掩护,悄悄把我抱上了床--等父亲发现娃娃已在帐内呼呼大睡,只能叹口气,不了了之。

让我庆幸的是,父亲的“魔鬼训练”确实让我的记忆力突飞猛进。即使如“舞女腰肢杨柳软,佳人颜貌海棠娇”这一类“儿童不宜”且意思完全不懂的句子,几十年,我仍记得滚瓜滥熟。

三、继续说我和父亲的紧张关系

我始终认为我和父亲的分歧--用现代流行术语说,就是“代沟”--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政治与文化认识上的南辕北辙。这个差距是无法弥合的。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代沟”,而是因为我和他压根儿就属于两种根本不同社会的人类。他代表旧社会而我代表新社会。

如果追根溯源,这个裂痕从我娃娃时代就开始了,而且完全因为一偶然原因而肇端:虽然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哪样是文化?哪样是政治?

下面就说说这个。

前面说了,生活在破产商人家庭,我从小无书可看,无玩具可玩,呆在空荡荡的院落,我就喜欢扑在地上看蚂蚁爬出的轨迹和树叶在白墙上投来的横斜疏影,并把它们想象成溪流和山峦,接着就画下来,然后陶醉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街口有一裱褙铺,我便着了魔似地老往那儿跑。裱褙铺生意好,大小木板象迷宫一样摆了半条街。而我就象小陀螺, 成天在那些徐悲鸿张大千们中间穿行,把那些马啊牛啊山啊树啊看好了,娴熟于心、 或者钻去垃圾堆翻找破碎报纸,将印在上面的飞机大炮检回来(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回得家来,就把父亲交给作业纸涂得阴云四合洪荒遍地--灾难总是在此时不期而至:我画得物我两忘,父亲神不知鬼不觉出现了,接着大吼一声:

糟蹋纸!

接着就举起鸡毛掸子,在我屁股或手心这两个没有风险的部位下手。

必须说明,父亲打我绝非珍惜纸张资源。事实上,只要我在纸上所写为“人之初,性本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类传统文句,无论怎么浪费他都决无意见。他对我惩罚,完全因为他的儿子公然误入歧途,竟然着迷于绘画!

以下这件事足以说明他对艺术事业偏执的反感:

几十年后,我孩子出生,我于是喜悦而认真地函告老父,说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干上与喜爱相一致的职业,故而希望孩子能为我了此夙愿,由是取名“亦丹”,亦从事丹青绘画之意。添了孙子他当然高兴。老爸当即回信道:“得知生一男孩,实乃我家值得庆幸之一大事耳”;对附于信中的婴儿襁褓照更给予高度评价:“相貌极好,使我心中大快”。但对我给孩子所取名字及相关说明却毫不留情,予以断然驳斥。首先,我未遵循祖法取名。按谱定字辈,我儿子名字应紧跟在我的“仁”字后面取一“义”字。先是,哥哥姐姐有了孩子,都要恭请父亲命名。五姐头生子取名时我正好躬逢现场:父亲引经据典,字斟句酌,然后一本正经将命名方案写于红纸之上(写得极有成就感)。我亲眼目睹过该份方案,大意云:古之贤者,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父亲确提议,老大名曰修、老二名曰齐、三曰治四曰平,如有老五老六相继出世,届时再行计议--事实是五姐仅生二孩便戛然而止,既未能连下四城,父亲雄心勃勃的起名计划也就因此搁浅。兄弟姐妹都严格按古法命名而我独不按规矩出牌,父亲当然不高兴,此其一也;其次,我函述的取名理由父亲更难接受,他宣布:“画画乃属下九流,雕虫之末技耳”--其实我查过资料的,画画准确说应属中九流,且排名第三。“三流丹青四流皮(皮影),五流弹唱六流金(卜卦算命)”,瞧,此行业并不太糟。父亲成见之深,可见一斑。

事态的发展进一步证明,我们父子之间的“代沟”已不再是简单的爱好、从而职业选择上的无法认同,而是演变成了更为复杂的政治立场的分歧,以至小小年纪我就意识到自己最终不得不背叛他。

由娃娃简单的兴趣取向发展为政治分歧的过程如下:

和父亲的武力镇压相反,学校老师特别宠我。每年的儿童节都是我真正的节日。每年在那一天举办的画展我都准得头奖,为我非常自豪地嬴来一只铅笔或一块橡皮。坦克飞机大炮绝对是我的强项。有一天志愿军英雄来校作报告,老师还专门把我的涂鸦之作作为珍贵礼物献给贵宾……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再自然不过了:我爱学校而不爱家,爱老师而不爱父亲,我属于未来而不属于过去,属于共产党而不属于神龛上的周氏考妣……总之,随着慢慢长大,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成都,离开我头顶上久久笼罩,挥之不去的那团阴影。

我已经想不起离家远行前父亲的状态了。他肯定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我专横而权威,有一天,他甚至非常平等、还有些谨慎地和我探讨过我的大学报考志愿,他希望我能留在成都。他说,孔夫子不是说过么,父母在,不远游。我很客气地笑了笑,然后宽容地用了一个缓兵之计,我说爸,让我和老师再商量商量吧!

其实,我的志愿早已决定。我将去远方读一所工业大学。新来不久的班主任告诉我,说灾荒已经到此为止。新的五年计划很快就要开始。国家急需工业方面的建设人才呢!班主任是在办公室单独对我说这些话的。办公室雪白的墙壁上庄重地挂着领袖像。我于是想起我的家,想起一进门就看得见的黑漆漆的祖宗牌位,沉甸甸地让人压仰。班主任要我报考工科大学,她的意图我心知肚明。我数理化成绩好。我参加理工科考试,肯定会给整个学校的平均考分进而校长的工作业绩带来好处,而报考美术院校--上级谁关心这个?班主任是校长夫人。她表情沉重地告诉我,说修正主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为我们国家持续三年的“暂时困难”雪上加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能不听党的话,发奋图强吗?班主任是中共党员,长得非常漂亮,说话娓娓动听,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归来。我崇拜她。我喜欢把她看作苏联电影里那些胸前挂满勋章的女布尔什维克。我认为她对我讲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箴言。我连想都没想,便轻轻松松地放弃了画家:这个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固守了整整十几年、父亲挥舞鸡毛掸子怎么也无法赶走的梦想。

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啊?我对父亲的背叛蓄谋已久,而对自己的背叛却发生得如此轻松?是不是对父亲的背叛只不过意味着对已知旧秩序的告别和新的未知世界的向往?而新世界对我,本来就模糊不清,更何况我的新世界一直就和学校、老师、校长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规范、观念和政党联在一起。有他们指点,我还有什么必要坚持自己的选择?

离家前夜,发生了这样一个细节:家里养了两只鸡,一黄一黑。大饥荒年代,黄黑二鸡所下鸡蛋是父母唯一的营养品。父亲在每只蛋上都用笔极端认真地注明身分及出生时日:“黑X月X日”、“黄X月X日”,以便从紧掌握计划消费。恰恰在我出发的前一天黄昏,不知为什么(是不是父亲想把宰了它为我践行?想不起了),谁料得黑鸡婆突然身手矫健地跃上了房头便飞。我和三哥--就是那位终生未能入党的哥哥--爬上屋脊,踩着哗啦作响的瓦片,小心翼翼尾追不舍,可那只理该千刀万剐的心肝宝贝总是在我们刚要得手,又轻轻松松展翅前去,不远不近,就在前方十来米处,得意洋洋,示威一般左顾右盼。时间已经不早,夜成都鳞次栉比的灰屋顶上,无边的灰色云团正缓缓垂落。父亲也爬上屋顶了,摇摇晃晃站在木梯上,远远地颓然呼唤:算啦,下来吧。下来!它飞了,不会回来了……

我莫名其妙地感觉颓唐。一整夜未能入眠。望着嵌在黑屋顶上那一片亮瓦,望着模模糊糊的月色慢慢爬上来,又慢慢隐去。我好象听见父亲一直在哼哼地长吁短叹。到点了,我悄悄起身,模黑走到他的床前,小声说一句:爸!我走嘞……然后庄严地挎上行包,上路了。

我骄傲地开始自己的人生远行。火车开点太早,爸起不来,吩咐两个哥哥送我。当时,我几乎没有一点儿离别的忧伤。没有。第一次乘车出行,第一次到陌生的远方去,仅管饥肠碌碌,却依然兴奋莫名。成渝铁路傍着沱江前行,晨光中的白帆象片片羽毛,轻飘飘地在水中游弋,好象是要飞起来。望着白帆如羽,我觉得我也要飞起来了。

四,父亲挥之不去的阴影

上大学的第二年,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大张旗鼓开始了。伟大领袖发下话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原教旨主义者们说的,仅仅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了。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对此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的大学生涯,也不再是简单的、书斋里的闭门读书,更是政治辅导员督导之下,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修行。

对于人的政治评价,那年月是三句话:“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具体执行起来其实就一句:“有成分”。一旦生来世上,无论何人何种,注定均被打上了阶级烙印,也即家庭烙印:如烙在古代囚徒脸上的黥印然。任何人都休想洗祛去净的。那时尚无DNA检测技术,如有,那么人种好坏优劣,从而能否重用提携?举为接班人?委以大任?等等,肯定都会变得十分简单。

我家解放前夕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地位重新被提上日程。从而我自己什么人,也再次成为了问题。我离开了父亲,父亲的阴影并没有离开我。

我必须坦承,对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钻地洞”的观点,我在暗中当时就并不认同,因为,我觉得父亲即便真属于反动阶级,对我又怎么样呢?我不是压根儿从小就瞧不起他吗?我不是一直就觉得他的思想太落后吗?对他力图向我灌输孔孟之道那一套,我不是一贯反感吗?我确信诱导我成长的思想资源完完全全来自我阅读过的革命书籍。还上小学五年级,我就读完了革命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中学时候读的就更多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牛虻》、《少年英雄巴甫里克》……尤其需要一提的是,有一本极不起眼的苏联纪实小说《初升的太阳》,几乎成了我的《圣经》,小说主人公、少年艺术天才柯里亚·季米特里叶夫的一言一行,都成了我狂摹的学习榜样:热情、正直、刻苦、钟爱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祖国。我至今还记得小家伙就读的学校是莫斯科中等美术学校;记得他最喜欢参观的画廊是特列契亚柯夫画廊;记得小白脸父亲最喜欢带他拜访的朋友是莫斯科大剧院美工,小崽崽管他叫卡佳叔叔。

不管我心里怎么感觉别扭,反正忆苦思甜会总是不停地开,来自边远或者并不边远山区的贫下中农子弟,总要在会上理直气壮地一把鼻子一把泪,回忆父亲如何带他讨口要饭,大年夜,如何被地主恶狠狠的看门狗狂咬一嘴,等等。我也曾力图回忆我家解放前夕的艰难困苦来保持心理平衡:比如蹲在街头卖旧家具,比如父亲借钱未遂晕到在地,比如全家围坐在簸萁周围小心翼翼地拆茉莉花,三分钱一斤……等等。只是我的这些回忆肯定上不了台面,很难调动众人的悲剧情绪,弄不好还会被指责说编造谎言,蒙骗组织。

1964年秋天,小妹妹考上成都工业学校了,不久,她气急败坏地给我来信,说班主任因为什么召见了她,明确告知我家成分是“资本家”,问我该咋办啊?其实,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自欺欺人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给小妹重述一遍,着重强调:问题的全部要害,只不过是父亲破产的具体时间问题罢了,只要有朝一日准确查清,咱们全家绝对咸鱼翻身。说不准我们几兄妹的DNA革命得很哩!

虽然我气壮如牛地要妹妹“雄起”,其实心中早怵了一半。事实是,我很快也要填写大学毕业登记表了,我自己也有必要抓紧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忧心忡忡找到政治辅导员李光敦,我向他说明了妹妹的来信和我自以为是的解释。没想到李老师公然非常宽大地回答我,说城市“四清”还没开始,你原来咋填就咋填吧。这样,我心安理得地继续蒙混下去了。

三年后,大规模的文革动乱潮起潮落,尘埃落定。四川省主管大学生分配的最高领导张某某把我钦定为“反动文人”和“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我理所当然被收审。我成了受到压制的一大派群众的标志性人物。我的家庭及我父亲的历史不能不让人家底朝天地翻个个儿,以便确定我的行为是否属于阶级报复、右派翻天?谜底在此时候终于揭晓。某天,一位参加外调的哥儿们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查清了。你家的成分,确实是--资本家。

我记得当时我超乎寻常的平静。对于政治,我早已心灰意懒,完全绝望。我说行嘛,“资本家就资本家吧。”

事实上,文革开始不久,我就已经与父亲开始了和解。正当我在重庆文革舞台跳得热火朝天,突然得到消息,说成都的老家已被红卫兵抄了!不仅神龛被砸,还有人揭发父亲藏有金条(据说是居委会或派出所点水。又说是解放前做生意时的某仇家使坏),连地板和炉灶都撬了个底朝天。我很快带了一床棉被便从重庆赶回成都。我看见爸爸妈妈整日价慑缩在泥地上的草堆和破絮间御寒度日,无处藏身的饥鼠则在稻草中肆无忌惮地穿来穿去。一日三餐,只能在灶台夷平处,用三块砖头围起来开野炊一样做饭。那一年,他是七十多岁的人哪!面对狼籍不堪的废墟,我还能说什么?

需要顺便补充的是,红卫兵前来抄家时,母亲警觉得快,抱着哥哥刚满周岁的孩子逃了,父亲则被揪上高凳长时间批斗。老人腿脚发软,请求小崽儿们让他下来暂时歇歇。目睹过现场的邻居介绍说,红卫兵娃娃是这样回答的:

“你才站了多久?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一站就几个小时,毛主席还没说累呢,你喊什么累?”

父亲的辩解更加认真:

“毛主席,他比我们吃得好啊……”

娃娃们马上怒吼:

“你污蔑伟大领袖!你罪该万死!……”

那年代的故事有多荒唐!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当全中国都开始埋头于物质财富的创造、交换、占有和攫取;而执掌政权的领导者们,也正忙着建立和谐社会,忙着在全世界去建立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传统;谁也不再关心阶级和阶级斗争了--直到这时,我才觉得我和父亲之间的是非恩怨应该彻底勾销了。我从千里之外赶去为他扫了墓。墓地在一座林盘边上。我记得安葬时墓前还能望见很开阔很安谧的一带平原,薄雾淡淡,叫天子拍着翅膀在林间婉转歌吟。几十年后,公路已经带着城市的喧嚣从墓前不远的田野粗暴扫过。幸好四周的林盘蔓生环绕,为长满衰草野花的坟茔护卫着永恒的宁静。我终于那么真诚地跪去了父母的面前。膝下是潮湿的黄土和悉索的秋叶。已经被生活鞭挞得体无完肤的我,联想起老父亲艰难的人生和小时候他对我的种种关爱,鼻子一酸,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尾声:我和我的儿子

父亲死后不到半年,1974年春天,我便被卷入一场特大的“反革命案件”。该案件和那年月发生过的许多类似案件一样,后来都平反了--只是过了太长时间。这一次,我被送到一个远离昆明的彝族乡村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隔离审查。

前面说过,1968年四川文革第一波乱局尘埃落定时,执掌全省大学生命运那位女性最高领导张某某曾把我钦点为“反动文人”和“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并理所当然对我进行了我人生遭遇的第一次政治审查。那时候父亲曾为我的命运揪过心发过愁。只是事情仅仅过去两三年,这位张姓高官和她职务更高的丈夫刘某某很快被最高当局一巴掌打了下去,以“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之罪投入大牢。事后我从边疆回家审亲,父亲的高兴第一次那么溢于言表。他记忆力非常清晰地向我说起解放前成都有一疯疯道人,破衣芒鞋,成天就满街里念念有词,说什么“海人终海节,海来海去海枝节”。父亲说,他的意思是“害人终害己,害来害去害自己”。四川这个害人的刘、张也一样,他们想害你,结果却是自己坐了班房。我突然觉得,父亲太看重自己的儿子了。其实,在那样的年代,在数不胜数的政治斗争受害者中间,我不过是沧海的小小一滴罢了。而1974年我在遥远山乡被收审时候,父亲已经走了,已经没人再用古老的谶语在远方为我祈祷。

几个月后,和我牵连的案情基本明朗,隔离解除,我留在乡下劳动。冬天,妻子带着不满两岁的儿子来看我。孩子穿一身红毛衣。像一团小小的、可爱的火苗。他一见我,就兴冲冲地把攥得紧紧的小手伸过来,不停地对我喊:“电池!”、“电池!”。因为没有玩具,他不知从哪儿捡来了一只废弃物,因此兴致勃勃。

受不了山村风寒,孩子又太小,来村那一夜就感冒了,高烧不止,整夜整夜地嚎哭。没有药也没有医生,我只能通宵不眠地守在他身边,不停地拍他,给他喝水。好容易睡着了。我抱着他,第一次悄悄地哭起来。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我和我的父亲的命运。我自然也为我儿子的未来担心:因为,他刚来到这世界上还不足两年呀!他的父亲就成“反革命”了。那么,他未来漫长的一生,将无端地为我而遭致多少本不该属于他的灾难呢?我不知道。

庆幸的是,小亦丹刚长到四岁,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便在1976年10月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了。他可以毫无牵挂地去走他的路了--虽然他完全没有按照我给他取名时设想的那样,在笔墨丹青间去寻找自己的事业。

而我,也终于可以抛开头顶上所有的历史阴影,来写下了这篇文稿。

cdsouth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0年9月20日0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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