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修志:考文献以爱旧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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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0日20:39:12 评论

伍 松 乔

1914 年 11 月底,国史馆纂修、代馆长王闿运主持馆务的宋育仁匆匆离开北京,他是被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递解回籍”的。

前度宋郎又重来。

这位前清翰林、新学巨子、驻欧外交官,巴蜀维新火炬手、四川报业鼻祖,如今“年貌已衰老,惟精神尚好,头蓄满发,顶挽一髻。”近 20年前,宋育仁掀起了改造四川的狂飙行动,如今重返故乡,已是改朝换代,天下鼎革,此身依旧,物事全非。

就此十余年间,饱经沧海的宋育仁,在成都东郊东山由故旧赠与的丘陵坡地(如今的中国乡村旅游 4A 景区锦江区三圣花乡所属幸福村,也叫“幸福梅林”),建起东山草堂与果园、莲池,成为这片土地最早的综合开发者。宋育仁借诗自嘲“凭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山种树书”,其实,一生倔强、不甘寂寞的他从未退隐,于无声处进行着文化薪火的执着传递。

远离了喧嚣中心的宋育仁并不孤单,他有好些同伴,大七贤”。数千年来,中国的地方管理从来就与士绅体系紧密结合,民国刚刚建立,军阀混战,轮番上台的四川执政者依然得礼遇这些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而民众更是将其视作自己的代言人。就是这些被当时新起“愤青”讥讽为“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的“过气”的“老家伙”,在息战、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上倾力而为,尤其为四川的文脉延续,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1917 年,北洋政府内务府会同教育部发出通令,要求各地纂修地方志书。当局或许有“盛世修志”的念头,希望用此举粉饰太平,一些省份遵循此令,陆续成立了通志局。四川也有过同样的打算。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辛亥革命元勋杨庶堪担任省长之后,大力支持修志,于 1920年 5月成立四川通志局,礼聘宋育仁、骆成骧、林思进等共襄此事。大 家 拟 订 了 十 项 《征 采 纲要》,通告全川,征集新旧县志稿本,这是民国四川省政府颁行的第一个关于修志的条例。还没正式动工,杨庶堪就跟督军熊克武闹得兵戎相见,可他依靠的滇黔联军又不争气,只好辞职下台,修志一事就此告吹。

一耽搁又是数年,在此期间,已经担任四川国学会会长的宋育仁,一门心思讲学、办刊。1923 年,清史馆要征集巴蜀学者的著作,选入正在编纂的清史之中。宋育仁认为这是褒扬蜀国先贤、彰显蜀中文献的好机会,专门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设立了文献征集处。征集来的文献渐渐增多,内容包罗万象,勾勒出清代四川的种种情况。宋育仁心思一动,想到完全可以将国学会、文献征集处和四川省志联系在一起,一举三得,以修志容纳国学会,借梳理文献来丰富升志书水准,使之成为一部鲜活的地方史和蜀学研究的参考书。

宋育仁立马向政府提出重修省志的想法,当时的主政者四川军务督理杨森很快表示赞同。

1924 年,重起炉灶。杨森宣布设立“重修四川通志局”,给自己戴上一顶“监理”的高帽子,宋育仁为总纂,局址设在成都陕西街。宋育仁邀约同乡前清进士陈钟信担任助手,请苏兆奎负责一应行政事务,又聘任了龚煦春、周翔、张森楷等十余名编纂,加上校理、勤杂等若干人,认认真真开始办公,连《国学月刊》都停止了发行。

四川省志的源头是明朝中期熊相的 《四川志》,共三十七卷。到宋育仁接手时,四川已经有了 9个版本的省志。第9 次修志是在清嘉庆十七年(1812),距民国此次重修已相隔 112年,这期间,中国天朝梦碎,国体由帝制跃入共和,内里军阀混战,列强又虎视眈眈,变化之大,有史以来所未见,要记录下如此情形下的四川状况,虽丰富,却何等艰难。

如何表达巴蜀这一复杂的历史阶段?宋育仁不想一味平淡直录,把省志写成档案文件,因为“此不足以维持旧学 , 更 何 望 有 关 于 改 良 社会”。同时,他更不想下笔轻薄,写出一堆词章小说。

好在他自己阅历不凡、著作等身,约请的编纂也都是经验丰富的饱学之士,张森楷还主修过 《合川县志》,龚煦春 30 年前就与人合编了 《井研县志》,又参与过 《营山县志》的修纂。在诸位同仁的辅助下,宋育仁“重新厘定义例,因革损益,提出国学精神”的要求得以实现。

《四川通志》 陈义甚高,在其《修纂凡例》中宣称,要弘扬旧学,将集会讲学和修纂著述联结为一体,增进文化和改良社会。《四川通志》 结构以 《华阳国志》为义法,大略仿《畿辅通志》 分门,志则仿郑樵《通志》。主要内容务求“职国纪民生之故,不徒事增文省,要使宛而分章,读能终卷,达于社会,有裨学林。”全书共分为建置、图经、食货、学校、礼俗、官政、民职、人物、艺文等九门,以建置、图经、食货、礼俗、人物、艺文六门为重点。各门之下,再细分若干子目。此外,尚有“拟选四川文征”等规划。

在省志修纂过程中,宋育仁还挖掘出一位天才型的年轻才俊:刘咸炘。

刘咸炘生于 1896 年,22岁即在成都最有名的私立国学学校尚友书塾任塾长。在他短短 36年的生命中,留下了 200余种著述,约 400万字,经史子集无所不包。陈寅恪后来视刘咸炘是蜀中最有学问的学者,还曾四方搜求他的《推十书》。

刘咸炘是标准的国学“宅男”,足迹不出百里,交接几乎都是姻亲,谁也搞不清宋育仁是怎么把他弄进省志编纂班子的。刘伯固、朱炳先在《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一书中提到,“刘咸炘 1924年编写《蜀诵》定稿后,送请四川省通志馆馆长宋芸子(宋育仁字芸子)先生阅读。宋先生看后,大为赞扬,即将稿本交通志馆全体人员传观,以此为楷模撰拟《四川通志》。”

《蜀诵》 是一部叙述四川古今变迁大势的地方史,令宋育仁青眼有加并不奇怪,事实上,刘咸炘最先是凭另一部史学评论《太史公书知意》得到宋育仁赏识的。宋育仁去世后刘咸炘在挽诗中披露:“闭户守孤陋,缘悭接老师。一篇忽见赏,再聘遂先施(公于余本不相识,见《太史公书知意总论》,遂来聘襄志事)。文献固我志,陪以负公期。嗟余怀来写,徒有感知词。”

当然,并不是有了一个厚实的班底就能顺利修成省志,宋育仁很快面临着最严重的问题——缺钱。

比起老师王闿运在国史馆遇到的经费短缺情况,宋育仁要应付的局面更加复杂。杨森虽然支持修志,但并未在省财政中单列此项支出,而是规定各州县每年“支援款项”,相当于不靠谱的临时赞助,这就迹近搞笑了。四川的地方军阀之多,混战之激烈,堪称中国之冠,枪杆子们各占一块区域,杨森的政令只能通行于自己军队的枪炮射程内。到了1925 年秋天,杨森更是连现有地盘都没保住,被刘湘赶得走投无路,几乎是只身逃往汉口。

四川打得昏天黑地,连省政府都收不到税,更不要说通志局区区一个文史单位,哪来的办法搞定地方。宋育仁无可奈何,只好豁出自己这张老脸,厚着面皮亲自写信给各方诸侯,意思脱不开两个字:要钱。撞的钟多了,逢年过节,也多少有些收获。

办法都是逼出来的,通志局在无可奈何之下,居然想出了一个歪点子。

在那个世道,只有权力才能带来金钱。通志局主动与各地军阀的身边人士联系,聘请他 们 当 修 志 局 的 “ 提 款 委员”,规定一旦缴来修志款项,立马按金额的 30%给予回扣。不知道这是不是宋育仁当年办报拉广告搞发行的窍门,可惜这办法也是时灵时不灵。即便他不得不经常用私人财产添补公事,还是处处捉襟现肘。

实际上,有限的经费连买最基本的图书资料都不够,如果不是靠严雁峰父子藏书的无偿支持,省志编纂根本就无法进行下去。

严雁峰是宋育仁在尊经书院的同学,家里是大盐商,广有资财。他屡试不中后寄情于图书收藏,不惜重金搜集海内外精本,又将自己在子龙塘(今和平街) 的宅邸扩建成“贲园”书库,据张森楷所撰《贲园书库目录辑略》,贲园藏书当时共计 14145 种、45982册、115232卷,甲於巴蜀。

严 雁 峰 1918 年 就 已 去世,难得其嗣子严谷声爱书之心更切。他继承贲园之后,竟然将 11 万卷藏书扩充到了 30多万卷,超过名震天下的宁波天一阁。尤为难得的是,其中有全国 1000 多个县的县志,对修志真是太有帮助了。

宋育仁和他的同事们成了贲园的常客,有时还通宵达旦,在这座宝库里大有斩获,免费获取了大量千金难求的重要资料。

《四川通志》 初稿终于在1930 年草成,全稿共三百余册,全部用毛笔缮正线装。

《四川通志》 修纂并非宋育仁第一次作地方志。在此之先,1919 年老家川南富顺县准备修志,专门成立了修志馆,便曾礼聘他担任监修,主持县志修订。

民国四川各地修志堪称踊跃,从民国初年出版的《綦江县 志》 开 始 , 到 1949 年 的《简阳县志》 止,四川全省加上当时的西康省共修成地方志书 164 部,其中县志 125 部。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志书不少存在着体例凌乱、内容庞杂、以偏概全、资料贫乏等弊端。

宋育仁会为故里修出怎样的一部志呢?

富顺县志的编纂始于明朝景泰年间,在嘉靖、万历与清康熙年间又有增补。乾隆时期,江南大儒段玉裁在富顺两度担任知县时,重新启动修志事宜。段玉裁是江苏常州金坛人,著名经学家、训诂学家,著有 《说文解字注》,在中国文字学史上享有盛名。他亲自发凡起例,考定事实,加注按语,编成了后来被称作“段志”的 《富顺县志》。段志体例简严、材料翔实、文字端雅,被公认为中国地方志的经典之作。

段玉裁纂修富顺县志的目的 是 “ 论 古 证 今 , 以 遗 县民”,使“秀者以古处自期,顽者以桀黠为耻”,意在化民易俗。宋育仁与段玉裁不谋而合,因此他非常重视段志。虽然道光、同治年间,富顺人黄靖图、吕上珍分别补充了段玉裁之后的历史,但宋育仁一开始便明确提出此次民国修志是“踵段志而作”,在此基础上发扬创新。他将段玉裁首创的“建置”列目继续居为第一,同时又把段志 25 个列目简化为 17 个,更与时俱进,在志书中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图表,让人一目了然。

富顺被誉为巴蜀“才子之乡”,自北宋庆历四年县文庙建成到清末科举废除,全县共产生了两百多名进士,举人、贡生分别也都在八百名以上。这次修志,除了宋育仁以外,人手全部就地选拔,大批本县知识精英参与进来,由张懋宣、陈伯勖牵头具体工作,自流井炳文书院前山长、举人卢庆家任总纂。

宋育仁常年在成都,除去 1922 年 回 老 家 居 住 的 时间,对富顺修志的把握主要通过书信进行,1924 年重修四川通志局成立后,精力又集中到了省志上。在宋育仁的勉力维持下,省志工作艰难向前,倒是富顺的县志先有了结果。县志的成果来之不易。因宋育仁长期不在富顺,总纂卢庆家的一些门生开始倒宋,扬言要换卢庆家来当监修负总责。

据参与县志编写的陈茂枢回忆,当时倒宋派一度态度激烈,但由于宋育仁的资历、学望远非卢庆家可比,因此支持宋育仁的人更多。负责具体事务的张懋宣也证明,多年来,凡遇疑难,他皆事事向宋请示,任何大的决定全由宋做出,期间来往信函不下数百件。一番折腾后,倒宋派悻悻而止。

县志交稿时,又出风波。文稿汇齐,正准备交宋审定,倒宋派又跳了出来,要求由总纂审稿,幸好张懋宣态度坚决,立刻亲自把文稿送往成都,事件才算平息。

宋育仁在张懋宣的协助下,花了数月时间审定稿件。定稿后,宋育仁又犯了书生毛病,还打算继续磋磨,“臻于至善”再出版。张懋宣却头脑清醒,认为一部县志花去十年有争议,再拖延成书,在家乡父老面前不好交代。宋育仁认可了他的意见,这部被后学誉为“宋志”的 《富县志》,终于在 1931年面世。

自修省志开始,宋育仁“既疲神于铅椠,复纷志于筹署”,在精神与金钱 (筹款)的双重压力下,终于心力交瘁,于 1931 年 12 月 5 日遽然病 逝 , 享 年 74 岁 , 葬 于 东山。宋育仁晚年,门生汇集其著述所编的 《问琴阁丛书五种》石印传世,约占其生平著作的十分之一。他去世后,弟子们为先生私谥“文康”。

宋育仁是带着遗憾去世的,临终前还拉着陈钟信的手,嘱托他接过 《四川通志》未尽事宜:“为我完之。”

陈钟信没有辜负好友的期盼,毅然接手艰难局面。据林思进所言,陈钟信“念育仁故人同邑,且乡邦文献,……遂先从事汇讨有绪矣,顾款绌而人才不副。以是日夜焦思,浸渐成疾,……但唏嘘《志》事如何,而语不及其它”。1935 年,接手补辑 《四川通志》的陈钟信也在成都寓所病逝。

第二年,《四川通志》 全稿终于告成。其中的《重修四川通志目录》 和 《四川郡县志》之后分别单独出版,这也是宋育仁版《四川通志》稿本当时面世仅有的一小部分。

《四川郡县志》 是 《四川通志》中的四川地理部分,由井研人龚煦春承担编纂,共12 卷,前 11 卷为两汉至清代的疆域沿革考,第 12 卷为历代疆域沿革表。该书博采历代正史地理志和舆地专著,所引材料均注明出处,“精核翔实”。同事们都认为应该抽出来先行付梓,“以广其传”。龚煦春于是将稿本交付成都古美堂,1935 年刊行出版,其副题尚存 《四川通志稿本》 字样。

1939 年,《四川通志》 稿交四川省图书馆保存,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往新都桂湖,后由1942 年成立的四川通志馆接收。

四川通志馆的建立纯为应付,连专职馆长、总纂和编纂都未聘请,直到 1948 年才由陈廷杰、林思进分任馆长、总纂。这个通志馆的唯一成果,是 30 余万字的 《四川方志简编》文稿,依然未能付印。

1950 年,四川通志馆解散,《四川通志》 稿本被束之高阁,就此渺无音讯。再接下来的岁月里,连宋育仁的名字几乎都被人遗忘了。

时光流转,又一个世纪。

2015 年 10媒 体 聚焦,发现新大陆一样纷纷报道:民国时期四川唯一一部大型通省地方志 《重 修 四 川 通 志稿》,尘封 80 年的手稿首次出版面世,填补了清嘉庆后至民国138年间四川无省志的空白,意义特殊而重大 。 该 志 书 被 列 入“ 民 国 文 献 保 护 计划”,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全套共 62册。

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文史专家王嘉陵主持了稿本抢救整理工作,他介绍说:原稿应为 300多册,部分篇章和“艺文志”缺佚,现存四川省图书馆 242册,加上四川大学图书馆所存 1 册零本,计 243 册。由于卷帙浩繁,存放年代久远,辗转递藏,多次搬迁移交,该志稿大部散乱无序,封存于书库,渐成残稿。众多学人关注此稿,却无缘一阅。社会文化人士也曾翘首以待,希望抢救性整理出版。经过历时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大功告成。

消息在学术、文化界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鲜为人知的是,《重修四川通志稿》 的主纂者宋育仁先生,默默躺在成都三圣花乡幸福村地下已经整整 84年。宋育仁身后,数十年间,他的坟墓历经劫难,一度被盗掘,屡屡遭侵占。

2006 年 6 月 30 日,四川日报发表笔者文章 《数典四川 不能忘记宋育仁》 与黄里报道 《宋育仁墓 “幸福”轻轻将它遗忘》,引起成都市、区领导关注。这年 8 月 18 日,宋育仁遗骨就近迁葬。次年,东山草堂四合院复建,院内设立了讲学堂,陈列有宋育仁生平展览,还塑立了先生雕像,成为三圣花乡仅有的一处人文景观。草堂所刻三幅联语“辫子国中睁眼看世界,梅花林下俯首拜先生”“文章留名非小我,书生入世乃大观”“沱江出川 锦江出川 长江出川 川流不息,经学在蜀 史学在蜀 文学在蜀 蜀秀长青 (上联喻宋育仁出生、成才、建功三地,下联写先生经营蜀学的多样造就) ”,引得来者纷纷驻足,仰而读,俯而思。

东山有幸埋忠骨,先生英灵终得安息梅林。他的毕生追求与今日中国的改革潮一脉相承,他丰富多彩的传奇人生与此间的自然风景相得益彰。

好 事 多 磨 。 2008年 9月,东山草堂竟于一 夜 之 间 毁 于 火 灾 ,据说是电线短路遭雷击所致。在区乡领导变更之后,劫后仅存的一座孤墓不再有人过问,墓亭周遭树木犹存,但已杂草丛生。笔者请托时年94 岁高龄的蜀中文坛泰斗马识途先生,特地为宋育仁墓重新题写了碑文,期待草堂复建、墓亭重修,以便延续文脉,留住四川近代史上这处难得的人文“乡愁”胜地。

7 年过去,马老所题碑文依然束之高阁。 2013 年底,本已寂寞孤独的宋育仁墓,竟被开发商用铁丝网“圈禁”在自家收费园地的一角,慕名拜谒的人已经不得其路而入。2014 年 2 月 24 日,四川日报刊载了巴蜀文化学者、作家将宋育仁墓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的第 N次呼吁。

作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巴蜀维新旗手、报业鼻祖,一百多年前,在中国与四川由古老迈向近代的关键里程上,一介巴蜀书生宋育仁风云一时,功莫大焉,是决不该被遗忘、被怠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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