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街道名称趣谈

成都街名历史趣谈

街道的命名,不一定都出自政府机关,多是约定成俗。因为街名能显露风物地貌的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便自然而地喊开了。

如像成都的提督街、督院街、总府街、学道街、盐道街、藩署街……是以历史上的官府衙门的所在地而得名;羊市街、草市街、石灰街、棉花街、盐市口、牛市口……则是以过去各项市场所在地得名而沿袭下来的;还有以庙宇、祠堂名称命名的街道:文庙前街、文庙后捷、城隍庙街、灵官庙街、康公庙街、骆公祠街……等;以名人府第或轶事命名的有君平街、状元街、子龙巷、诸葛井街等;像双槐树街、拐枣树街、竹林巷、三倒拐……这些是以其地貌特点命名;支矶石街、天涯石街又来源于历史古迹和神话故。

街道本身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沧桑转换,原先的作用或特点早已消失或迁移,但是街名却流传了下来。硬性的用某种手段来更改它,往往是徒劳的。例如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破四旧,立四新”而改掉的街名,后来都还原确立而拨乱反正了。人民百姓之所以留恋老街名,不仅在于习惯难改,还在于通过街名,能够考证出许多有趣的历史掌故来。

明末清初,四川几经战乱,各个军阀和政治势力云集成都,都需要办理军备后勤,于是开辟了骡马市场,从而有了骡马市街。洪承畴进驻成都后,他统领的来自南方的步兵驻扎的营盘,就被叫做了大福建营、小福建营;而来自西北的骑兵驻地,就被称为宁夏街了。

有了线香街,便知道历史上不仅福建人会做线香,四川也有线香作坊,线香街在清代初年曾被改为代书街,这个街名的变更,又可以考证当时做线香的这一手工技术,在明末清初的大动乱年代被摧毁了作坊而失传了。代书——一种职业名称。是专代为人书写讼词诉状的人,这种人通常被人们鄙称为“讼棍”,因为这个名称实在不雅,几十年前,它又恢复了线香街的原名。

旧时的街道,都没有挂街牌,街名传来传去,由于发音吐字和理解上的不同,造成了以讹传讹,以致闹出不少的笑话。比如:

“珠市街”原本叫“猪市街”;“鸡市巷”误传成了“鸡屎巷”;

“浆洗街”临南门大河,因有河水之便,开设有许多浆洗坊,从而得名,可一度被误称为“江西街”;

“洗脚河街”听起来都以为那里一定离城壕不远,可以洗脚,其实是“犀角”的讹传。因为那里原有一个沙湾,形状像犀牛角因而得名;

“老古巷”曾被讹传为“老虎巷”;“沟头巷”原是成都市区内九条排水大沟的头一条所在地,而称为“沟头”,却被误传成了“狗头巷”了。哈哈!

我住在上升街,出西口就是后子门,“后子门”这三个字很是费解。原来是明朝初年,蜀王朱椿在成都修了一个王宫,一般都叫他“皇城”(我另篇有记叙}。它的前门叫天安门,后门叫后载们。周易讲:“乾为天,坤为地,天高地厚,天覆地载”。所以号称“厚载门”,后来误传为“后宰门”,“宰”带“杀”的意思,太不吉利,所以就最后定为后子门了。

后子门附近有个“九思巷”。“群子有九思”语出《论语》,九思巷是个很典雅的街名。可是这条巷子与“九思”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也是被传错了的:清康熙年间,年羹尧任四川任巡抚的时候,把少城修成满营,把驻防荆州的满蒙军兵调到成都来镇守。他为了避免满人和汉人发生冲突,就奏请清廷,从西北搬迁来一批回民,安置在西御街口到羊市街一带,以造成一个缓冲地带。为了尊重回民的宗教习俗,除在皇城外设牛肉市场买卖牛肉外,还修建了十所清真寺,从南往北数:八寺、九寺、十寺。至今”八寺巷“的名称仍在,而界于其间的“九思巷”无疑是“九寺巷”的误传了。

布后街附近有个“脚板街”。民间传说过去这条街上有块石头,上面有好大一个“脚板印”,便以此成了街名。关于脚板印的来历,又有两种传说:一说远古时代四川是一片汪洋,有神仙下凡,在这个石头上踏了一脚,留下了脚板印,从此汪洋就变成了陆地;一说是张献忠率领义军攻陷成都,在此街下马休息时留下的脚板印,到清朝初年,这块石头被打碎了,脚板印化为乌有,而脚板街名却保留了下来。其实不然,这条街本名叫“爵版街”,它靠近藩署街,是因为这条街上有藩署下属的爵版库而得名。“爵版”——是当时印制文武官员晋见、拜客用的,大红绢纸套泥金的名片的木牌,上印持片人的官职、学位、籍贯、简历等,起到身份证和介绍信的作用。这种印制泥金片子的木板,由爵版库统一制作、印制并严格保藏。就因为说顺了嘴,就把“爵版”演化成“脚板”了。过去有位林山腴先生住在此街,为了给街道正名,请蒲伯英先生手书一副门联:

天爵乃尊,滋冥自贵;

大版为业,传颂无穷。

“爵版”二字分别嵌在上下的联文中。无奈众口难违,大家还是习惯叫成“脚板街”。

成都有一街一巷,都住过状元,也都在街名上闹过话。杨升庵——杨状元的府第,在今天的状元街内。其实这座大宅,本是杨升庵的父亲,明朝的名宰相杨廷和修建的。宰相官居一品,状元是最高学位。人民百姓不以官职而以学位命街名,除了说明杨升庵的威望高于他的父亲而外,也看出人们对知识的崇敬和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仰慕心理。后来不晓得咋个的,人们把“状”字读成了“转”,状元街呼成“转元街”了,那么啥子转得最圆呢?——磨子,因此又一度演化成“磨子街”。

清光绪乙未年,成都又出了名骆状元——名成骧,字公驌。在他参加殿试的头一年,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国吃了败仗。这个骆状元把一腔忠愤之情发泄在了殿试策的大卷上。清德宗载湉——光绪皇帝,钦点他为头名状元。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他就以教书维持生活,家住陋巷,房子也小。军阀在成都打巷战时,士兵“打启发”——抢劫财物,还曾把他家的柴草都抢光了。人们把他住过的这条巷子叫做“骆状元巷”。几年前,我走那里过,发现街牌上竟然写着“落酱园巷”,岂不是闹了个大大的笑话哦!

我开头说过,街名大多是“约定俗成”,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猫猫巷”改成“将军街”;“刀子巷”改成“多子巷”这个事情。这两条巷子,都在少城内,是当时封建军阀硬改的。

原来的猫猫巷,巷口有一石柱,柱顶刻有虎头。四川人称老虎为“猫猫”,猫猫巷便由此而得名了,军阀杨森在巷内占了一所宅院,这位督理大人,长得嘴巴尖尖不说,又长了两颗突出的门牙,人们暗地里叫他“耗子精”。猫是耗子的天敌,这个耗子住进了猫猫巷危险得很哈!于是,手握兵权的督理大人就把“猫猫巷”改为“将军街”,既光辉,又有安全感,实在是两全其美。

“刀子巷”是因为过去为满营开炉制造刀剑而得名的。军阀刘湘在巷内修造私宅之后,“刀子”是兆凶已经不祥了,加之他的长子、次子早已死去,膝下只有一儿一女,按当时说法女儿是不能继刘家香火的,所以在“怕挨刀”和“盼多子”的双重感情的支配下,也为了避讳及祷祝。硬性将街名的“刀”改成了“多”。

到了今天,根据国家“计划生育”的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子女,多子巷是不是又有点不合时宜了?但是并没有把它改成“独子巷”什么的,就让它和“将军街”一起,作为历史的陈迹和掌故或者笑谈留在那里,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喃?

老成都的米市

今天接着说“米”。

除了上篇那些形形色色的卖家和买主,米市上还有以特殊方式讨生活的人群。

一种是“斗匠”,又叫“斗工、”“斗手”,是政府粮食机关的统称。民间俗称“刮刮匠”——含有一定的贬义。民谚中有“张乡约、李打斗”之类的说辞,这些是代卖方撮米、过斗挣钱的人。表面上他们仅仅是出卖劳力,实际上是卖“技巧”给卖方。正常使用的量具,都是经过检验并打了火印的“标准斗”,而且按规定要求“平口硬刮”,本不该有问题。可是问题不在“斗”而在“手”。“差斗匠”都会“耍斗”,就是在过斗中耍手脚。其奥妙全在倒米入斗和使“刮刮”——一种丁字形木刮,米装满后用来刮平的工具。这里头有名堂了:米撮箕口沿着斗心往四周迅速扯个旋子,堆个尖尖再轻轻刮平,看起来是个满斗,实际上斗的四角空而且松,比十足的满斗少说也要少两三合。以卖十石米计,这样至少要多“耍”出两三斗米出来。为此,卖米的人自然愿意请“斗匠”代庖,既落得公平的映像,又省却劳累,花的工钱与多出来的米相比,要划算多了。

旧时新津县花桥就以出“斗手”而名冠川西,人们把他们的过斗技巧说得来神乎其神,说是花桥“斗手”倒出来的米粒都是直竖着的,相互支撑着,可以比实际容量多量出5%的米。因此,粮官和大米商人都要花高价去请花桥斗手为他们出米。也因为这个原因,行家买米总爱去照顾乡户,因为乡户所卖不多,而且出在自己田里,犯不着去顾斗匠;在说乡户区区之数,斗匠也不屑为“五斗米折腰”了。

二种是“脚子”,就是代买主搬米回家的挣脚力钱的人。除了一般穷苦的人而外,还包括少数有劳动力的乞丐——他们把这个作为行乞的补充。这些人在代为运米的途中,偶尔也要搞些小动作:一种叫“仙人过渡”:就是在外衣的里面暗吊一个小布袋,藏一根钢笔头粗的硬管子,等把米扛上肩后,找机会把管子通入米袋,米粒就慢慢的“渡”入了他的小口袋里了;另种是“借袋扒皮”,就是“脚子”自备包装口袋,免费给买主代为运米,表面上看,口袋是上好的麻布,实际上在内层里头缝了个倒包,装米时倒包也装满了,倒米的时候还要装模作样的抖几下,表示干净了哈,可倒包里的米再咋个也抖不完噻。这些小动作虽然可笑、可鄙,实际也很可怜。况且内行或晓得猫腻的人也不会上当,不过是给旧时的米市增添了些许悲喜剧而已。

三种是扫落地米。这些往往是穷苦人家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这是一支为数不小的,活跃在米市上的“游击队”:腰上扎一根围裙,人手一把小扫帚,一块铁皮,眼睛跟倒布口袋、过斗的撮箕滴溜溜转,一见有米粒洒出来,哪怕是一小撮,立即一拥而上,跪在地上,连土带米像扫地一样,用铁皮撮起来,倒进围裙。不管脏也好,累也罢,还有人们的大声喝斥,和同伙们的争抢,为了几粒米再老的再小的都顾不得许多了。想来如此扫地一天,不过连土带米得到一两斤吧,呜呼哀哉!若把唐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用来形容这个场面也不亚于锄禾的农夫哦!

除了四门的米市,分散在市内大大小小的米店则是成都进行米交易的又一场所。

市区米店交易有两大内容,一种是大宗生意,这是大头;一种是供应“升升米,把把柴”的城市贫民,这是其次,作为应付门面而已。

大宗生意之一是借米行的招牌在大市上去搞投机,比如买空卖空、赌输赢、赌盘子,这种行为成则巨富,败则破产,风险很大。二是常用的较稳妥地经营方式,即向大宗用户卖空仓、卖期米或代囤米。这就是面向大用户讨便宜的经营方式。具体方法又分几种:一种是有些富户趁新米上市,米价相因(便宜)时,就买进一年之需,但是家里堆放不下,又怕放久了陈米不好吃,或者难于对付鼠盗虫伤,便交给米店代存,用多少取多少;再一种是干脆向米店趸买零出,即买方以成交时的价格为准,米店略打折扣以示优惠,一次付清款项,由米店出具一个存米折子,用户凭折子随时取米都可以,直到取完为止。这种方法,用户方便,而米店也可以用存米和趸款去周转得利。在19271928年,成都闹“厂杂银元”期间,各大商号纷纷印发一种类似银行本票或存单的有价证券流通市面,就是以油、米行业所发的数额为最多。

卖给一般买“升升米”的市民的米来自米市。米价是挂牌标出,当然比米市高,不再是浮动的价格。米价也不固定,而是随着年景的丰歉和季节的不同,由米帮中的少数人操纵着价格。来店买米的这类小宗主顾大多属于“升升米、把把柴”的市民,多则买一“小斗”——买更多的一般都上米市去了;次则买两三升;更少的连升升米也买不起,米店就用碗、筒来计量满足他们的需要。普通劳动者对买筒筒米倒也习以为常,因收入所限,理当如此,并不以为耻。不过有些破落之家,本来不善营生,靠典当维持生活的人,明明已经落到了“升升米、把把柴”的境地,却还要绷面子遮掩宭态,为买米煞费苦心,弄出些自欺欺人的笑话来。有人写过一首“打油诗”来调侃这样的人:“肆外衣裳亦美哉,携他一个大壶来;分明贮米归家去,却道街前打酒回。”哈哈!

其实,旧社会岂止“升升米、把把柴”的人家不在少数,而缺粮断炊的悲剧也屡见不鲜。这并不奇怪,是当时社会的痼疾之一。天灾人祸自不必说,就是常年的农历二、三月份,由于“青黄不接”,总不免要演出闹米荒,“吃大户”的风潮来。那年头,米价昂贵不说,奸商们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常常米市无米,米店关门,制造紧张气氛。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只有铤而走险,轻则划(割)口袋;重则打粮店,破仓抢米!

听人说过,当年成都某日,一伙人在街上呼啸而过,前面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拿着各种家什装着米在仓皇奔逃;后面是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在追赶。跑得快的逃散了,可怜两个老弱者落在了后面,被拖翻在地,连人带米被拉进了“韦陀堂”——保持着原址韦陀庙名的一个警察分驻所。其中一个老人仅穿一条短裤,原来是长裤已临时脱下来,拴上裤脚当成装米口袋搭在肩上了。事后听说是一伙抢劫南大街米店的饥民队伍。目睹这一事件的人当时还小,看到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深深的烙印。

第二天上学,他把所见的事情告诉了他尊敬的级任赵老师。

赵老师听了之后,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拿粉笔在办公桌上写了个“飯”字,对他说:“你看,‘飯’字——”然后用手擦去食字旁,“去掉‘食’就是‘反’。‘无食则反’,民以食为天啊!懂吗?”

他听了赵老师的话,联想起近半月家里吃连麸面的日子,似乎悟出了老师的深意。

诸葛亮在成都的府第(上)

诸葛亮在成都的办公地点

诸葛亮治理蜀国14年,文治武功业绩显赫,至今仍为后人仰慕推崇。不少人总爱打听,诸葛亮在成都时住在哪里,在哪里办公,现在还有他的遗迹吗?我今天根据一些史料,介绍给大家:

诸葛亮在成都处理公务的地点,先后有“左将军府”、“丞相府”两处。具体方位,没有查到史藉记载,但可以依据史料线索,以及成都古城的位置进行大体的判断。

刘备入川前,授左将军衔,后担任荆州牧;夺取西川之后,又兼任了益州牧。他入川之后呢,当然就住进了原来的益州牧刘璋的“州牧署”(就是现在四川省科技馆那个位置),也没有重新修衙门,就在牧署里头处理军机大事。因为当时左将军的头衔比州牧还要高一蔑片,所以就把州牧署改成了“左将军府”。后来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协助处理刘备的日常事务。

刘备于公元221年称帝,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兼“录尚书事”。刘备采纳了诸葛亮的意见,就没有修建王宫,就以左将军府作为皇城和王宫。“尚书”是皇帝的最高机要秘书,必然在宫内办公,所以诸葛亮担任丞相,却没有修建丞相府。

《蜀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后主刘禅封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侯——是爵位,不是官位,“治事”——就是用丞相的名义发号施令。从这一段史实来看,诸葛亮从打仗开始进四川,整整过了十年才“开府”——也就是才有了自己的丞相府。这时候担任尚书令的,先是刘备临终时任命的李严,李严没在成都住过;刘禅继位之后,诸葛亮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管理宫中事务。这样一来,诸葛亮才离开宫内,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开府治事”了。那么,丞相府在哪里呢?

具体位置史料上虽然没有指明,可是根据封建礼制,相府应该离皇宫不远,并且必须在皇宫之南——面南称臣嘛。所以大致可以推断在御河外面不远,差不多就是现在的人民东路或东西御街这些位置。诸葛亮一生崇尚俭约,丞相府修的也不大,所以他在北伐曹操的时候,“留府长史(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就只留了蒋琬一个人照应府中。由于北伐的军事事务繁忙,诸葛亮很少住在成都。估计那个“益州牧署”也没有修成。

由此可见,诸葛亮在四川14年,前10年在皇宫办公;后4年领兵北伐,回朝议事办公就住在丞相府。就是在蜀期间,也是戎马倥偬,大部分时间都是“貔貅刁斗阵前过,虎帐中军练夜营”——在军营中渡过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