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旧书业职工传播进步书刊的斗争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一、一九四五年前成都旧书行业概况

 

    在黑暗的旧中国,通过进步书刊的传播,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能启发群众的觉悟,从而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教育书业职工,把他们组织起来,积极从事进步书刊的传播,是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

 

    书刊经营业包括新书业与旧书业。

 

    成都的旧书业最早只经营木板书(即木板印刷的线装书,该行业成立有“木书业同业公会”,是行会性质的组织),随着新文化的普遍传播,木板书的销路越来越窄,于是旧书行业也开始经销各类新型书刊。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的旧书店约有一百多家,主要集中在东城根街、西玉龙街、玉带桥一带。这些旧书店经营规模很小,一般都是独家经营的夫妻店,其店员职工绝大多数是城市下层劳动人民,也有少数知识分子。旧书业在没有受到党的影响和教育时,以“赚钱吃饭”作为唯一的经营目的。他们什么书都卖,除古籍外,中国传统的剑侠小说和当时的爱情小说特别多。此外,反动理论书、进步书也有出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国民党对书刊管制有所放松;这时,在旧书店已能买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基础》、《反杜林论》之类的革命理论书籍。但就是经销这些书的旧书店,还是以赚钱为百的,不是革命思想指导下的自觉行动。

 

    在成都较早地有意识地传播进步书刊的旧书店是“未名书店”,该书店大约是一九三九年左右由石有恒夫妇开设的。地址在成都东城根中街81号(黄瓦街口)。

 

    石有恒是文化人,大革命时在上海参加过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从事写作。他认识很多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叶以群等。鲁迅先生的杂文集《而巳集》中的“答有恒先生”就是写给他的。石有恒在上海被捕过,出狱后到徐州办报,抗战后辗转西安来到成都。其妻胡梅贞是上海纱厂工人,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未名书店”主要经销旧书刊,同时还出租各类小说,该书店与其他旧书店相比,书的类型和内容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它有很多中国三十年代进步新小说,鲁迅的《呐喊》、《彷徨》、《祝福》,矛盾的《虹》、《子夜》,丁玲的《在黑暗中》等。世界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果戈里、屠格涅夫、狄更斯、哈代、巴尔扎克等的名著也很丰富。此外,还有很多通俗的革命理论书。在成都当时处于书荒的情况下(成都当时印刷条件差、书的主要来源是上海,随着上海的沦陷,成都书刊的主要来源断绝),“未名书店”的书算是很丰富的了。它给进步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提供了大量进步书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寻求革命知识的欲望。

 

    “未名书店”一九四七年因石有恒夫妇回徐州而关闭。它在成都传播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的活动对成都旧书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成都旧书业传播进步书刊的斗争

 

    随着党的影响的扩大,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加强了对旧书业职工的组织领导和教育工作,使该行业很多职工思想逐渐觉醒,先后加入了传播进步书刊,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行列。如在西玉龙街开“成纪书店”的苏成纪及该店店员吴道忠、学徒袁久高;在西大街开分店的安小康(诗人安琪的父亲);在忠烈祠开“复增堂书店”的潘永衡;在西玉龙街开书店的叶式臣等,就是接受进步思想影响,而成为利用旧书店传播进步书刊的骨干。

 

    当时,旧书行业传播的进步书刊,大量的是中外进步文艺书籍,也有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和通俗读物。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整风文献》,莫斯科版的《联共(布)党史》、解放社的《列宁选辑》、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各种文艺进步小说、刊物等百多种。还代销一些当时的进步社团乃致地下党创办的报刊,如“成纪书店”在一九四六年后代销过进步团体办的《文艺与生活》、《观察》、《时与潮》,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成都青运小组”成员刘文范主编的“学生报”以及我党出版发行的《群众》等。这些进步书刊,对当时不满现状,要求进步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具有指导作用。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的哲学读物,它从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给青年很大的启发,教育青年要有所作为,不可贪图享受,深受进步青年的欢迎。其中名为《中国是怎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册子,通过对近代中国血泪史的介绍,历数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动统治的腐朽,能唤起青年为振救祖国,要求革命的觉悟。徐懋庸译的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瞿秋白的《赤俄游记》等类的革命书籍,也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进步书刊的主要来源有两方面:一是从新书店购进,如“成纪书店”就从当时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开办的“生活书店”买过几批书(联营书店由地下党员倪志明主持,一九四四年创办,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査封);二是收购旧书,这是主要来源。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亡,特别是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迁都重庆,

 

    很多文化机关相继迁入四川。齐鲁、燕京、金陵、金女大等大学迁到成都华西坝,大批知识分子来到成都。他们或因生活所迫,或因毕业远走,或因政治形势变化怕招来麻烦,便经常到旧书店出卖进步书刊。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内战,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祠堂街88号)被迫于一九四七年二月撤走。临走时该馆处理大量革命书刊,但在特务的暗中监视下,许多人都不敢去索书。这样一来,成都的旧书店便成了这些革命书刊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在接受这些书刊时,除一个旧书店被特务查获没收外,其他旧书店的职工都采取巧妙的办&把书运回安全地保存下来。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处理的都是革命理论书籍和进步刊物,从当时“民众时报”刊登的广告上可以知道一些。如毛泽东的《文艺问题》、《整风文献》,韬奋的j宪法草案研究》、艾明的《上海二十四小时》、林文石的1反对内战》、艾思奇的《哲学选辑》等等。这些书刊以后逐渐销售出去,对于引导和激发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旧书店提供进步书刊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学生。当时,有很多学生都到旧书店阅读或购买进步书刊,从中寻求革命真理。这些学生为了更好地理解进步书刊的革命思想,还组织了不少读书会,如成县中吕敦品、罗云全等组织的“四维读书会”、辅成中学杨忠序等组织的读书会,都经常到“成纪书店”索取进步书刊。还有光华大学的夏爱祥、林祥致、肖正茂、贺惠君等也是成纪书店索书的常客。

 

    在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下,传播进步书刊是不容易的,是有斗争的。那时候,书刊的发行和经销都要受到反动政府的严格管制,管制的松紧则根据政治形势而定。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书刊管制较松;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妄图消灭我党和一切民主力量,对书刊的管制特别严格。

 

    国民党对书刊的管制,主要是通过“书刊委员会”来实施。此外,后在将军衙门设的“调统室”(特务组织)也有查禁进步书刊的任务。这些机构经常派出宪兵、特务闯进书店进行查抄。这时候,开始受到党的教育、接受进步思想影响的苏成纪、潘永衡、吴道忠、叶式臣等,为了传播进步书刊,也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互相串联,抱成一团,经常联络进步同人聚会,讨论时事,传播革命思想,讨论对反动当局以及特务、宪兵作斗争的办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进步书刊进行改头换面的伪装。这是因为特务査抄,往往是根据上级拟订的禁书目录进行核对,特别注意书名上有“民众”、“革命”等字样,一般都不看内容,书店职工就用旧小说或其他不关紧要的书皮,改装在进步书刊上,掩过特务耳百。

 

    二是把进步书刊散放在其他各类书籍当中,一但遇到特务进店检查,便立刻装着整理书籍的样子,把进步书推到里面,使两边的书自然合拢掩盖起来。

 

    三是互相报信。当时的旧书店较集中,一家发现特务、宪兵检查,便用各种信号通知其他书店,作好应付准备。

 

    四是根据政治形势决定上架书刊,辨别顾客身份。在政治形势紧张时,一般进步书刊都不上书架。来索取书的人,认识的人一来就可得到,陌生顾客经书店职工观察,认定不是特务的,也可以提供。旧书店职工长期的经营经验一般都能识别顾客身份。当然也有个别书店,因措手不及,发生过被抄出“禁书”的情况。每当这个时候,书店职工便假装糊涂,声称自己是“赚钱为本”,收书时没有弄清内容,最后也只是被特务训斥一顿,将书没收了事。

 

    由于旧书店职工团结一致,采取各种办法和宪兵、特务斗争,所以一直到解放,没有发生过书店职工和来取书的进步青年、进步人士在书店被告密或被逮捕的情况,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旧书业中党的组织领导和职工的活动

 

    随着形势的发展,许多常到旧书店索取进步书刊的青年学生,先后参加了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党的指派,在旧书店职工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最早发现和培养的骨干,是“成纪书店”的主持人苏成纪。一九四五年地下党员林祥致,经常到“成纪书店”取书,结识了苏成纪,林介绍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雏鹰读书会”。一九四七年“雏鹰”停止活动后,林祥致又组织了“同学们读书会”,苏成纪也参加了,还邀请袁久高等进步职工参加读书会活动。一九四八年初苏成纪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相继在旧书业中又发展了三个党员,建立了支部,由苏成纪任支部负责人,属职工区委领导(市委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自此,旧书行业就形成了一个斗争的领导核心。

 

    在党的领导下,旧书业职工开展了一些进步活动。

 

    一九四七年,由吴道忠等发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参加的都是当时一些思想进步的职工。读书会起初请人讲唐诗等古典文艺作品,以后逐渐增加了鲁迅等所编写的进步书籍。这在当时,对提高旧书业职工的思想觉悟,增进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成都万年路有一个夜书市,每晚六点到十点,这里有许多旧书摊。除一些是旧书店摆的外,还有相当部分是经济上更贫穷的贫民摆的。旧书业的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夜市广罗同业职工,并组织他们在青年路“龙翔茶社”聚会。大家拉家常、谈时局;在摆谈中,谈到人们生活的贫困,社会现实的黑暗时引起大家的共鸣,从此感情融洽,逐渐团结起来。党员同志们还有意识地以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解革命思想,启发职工的觉悟。

 

    一九四八年地下党职工区委詹大风要苏成纪在上升街开一个书店,利用隔壁茶社作聚会点,其目的是便于接近更多的革命群众,有利于开展活动。

 

    一九四九年初地下党职工区委的余英世又给贫民支部布置工作,要求他们发动党员和进步职工竞选担任“木书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促使旧书业进步势力获得合法活动地位,并准备在该行业中创办工人夜校、补习班,以教育团结更多的同人,这一工作后因解放终止,但在团结职工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

 

    国民党反动统治处于崩溃的前夕,特别是刽子手王陵基上台后疯狂搜捕地下党组织,迫害进步人士。为了搜寻革命者,特务机关甚至用小恩小惠的手段,在社会下层大肆活动,欺骗拉拢一些人搞成特务组织,拼凑“游干班”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告密网。毛英才烈士就是到华西坝一家裁缝店做衣服,因衣袋里装了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忘了拿出来,被裁缝告密被捕牺牲的。

 

    为了针锋相对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保护到书店看书买书的进步群众,一九四八年后,旧书业的地下党员积极串联,组织同业职工成立了“寒林会”。以旧式讲义气性质把大家组织起来。在生活上大家相互帮助、关怀,一家发生困难,大家支援。遇到看书买书遭迫害的事,大家进行保护。

 

    有一个叫康泽民的职工,家庭经济非常困难,本人长期患肺病,无钱医治,最后去世。他的家属无钱安埋他,很是发愁,“寒林会”的组织者发动大家凑钱将康安埋了。为了表示对穷苦同人的哀思,苏成纪、潘永恒、吴道忠、叶式臣等还组织大家给康扫墓。生活上的相互关怀,使“寒林会”的职工紧密地团结起来。

 

    为了揭露黑暗的现实,启发大家的觉悟,从职工的生活实际出发,“寒林会”还在职工和家属中组织大家以娱乐的形式自编自演话剧。剧的内容反映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痛苦生活、揭露反动官吏的凶残。

 

    “寒林会”组织者针对特务机关的欺骗阴谋,启发职工认识反动统治的本质,以抵制特务机关的拉拢。“做买卖,不能害人”成为旧书业职工信奉的宗旨。在党的教育和直接领导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没有一个革命者或进步青年在旧书店看书或买书被告密逮捕的。

 

    不仅如此,旧书业职工在该行业党组织领导下,还常常给革命者或进步人士通风报信。以使他们能避免反动当局的逮捕。一九四八年,苏成纪从李有年处得知特务要逮捕民盟骨干肖华清(解放后任重庆政协副主席)的消息,立即写了通知肖的纸条,将其夹在一本书中,派“成纪书店”的学徒袁久高坐包车给肖送去,使肖华清免于被捕。

 

    特务机关常常派一些特务到旧书店坐视,以发现、逮捕革命者。每当这个时候,旧书店职工总是站在门口,给一些进店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使眼色,提醒他们注意。

 

    旧书业职工在该行业党组织的领导下,还积极参加当时的民主运动。成都小学教师反抗国民党暴政、要求改善生活的罢教运动发生后,旧书业职工为他们募捐,又给他们写声援信。一九四八年“四九”血案发生后,旧书业职工纷纷给受害者写慰问信,并抗议反动政府的暴行。

 

    一九四八年,地下党为了做成都上层的统战工作,通过苏成纪找曾经是旧书业的职工、后改行到川大当电话员的任正学,搞到了成都上层人士的电话号码。

 

    综上所述,由于党在成都旧书业职工中开展了工作,在抗曰战争期间,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成都旧书业职工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传播进步书刊及其他活动中作了很多工作,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一定贡献。

成都板车工人的抗丁斗争历史纪实

    老工人唐青山回忆

 

    一九三五年我十四岁多一点,为了躲避国民党拉壮丁,从农村跑到成都,在成都的南门杜锡森开的“森记车行”拉板车,拉了十多年,多次遇到拉壮丁的事,躲壮丁处处遇着拉壮丁。

 

    国民党的军队十分腐朽,当官的都要欺压当兵的。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挨当官的打骂,除非实在没法,哪个愿意去为反动派充当炮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为对付共产党不断扩充军队,补充兵源,反动派的军队就到处催丁拉丁;地方上的保长乡长及烂兵流氓则借抓丁大发横财。抓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身价,这个卖身价绝大部分落入他们的腰包。所以当时在四川的城乡各地抗拉壮丁的事到处都在发生。

 

    旧社会成都拉板车的工人十分困苦。不少的都讨不起老婆,成不了家,他们只身一人,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子里头,草鞋一蹬全付家当都带上了。他们敢说、敢干,心一横,甚么也不怕。板车工人在路上一遇到反动派抓板车工人当壮丁时,大家就团结起来,一齐动手,有时还把抓丁吟家伙打得鸡飞狗跳。我记得的抗丁斗争有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我们五十多辆板车,两百六七十人,从崇宁县拉炭回成都,交启明电灯公司。当我们由成都起身走到郫县两路口时,几个背枪的团丁喊:“拉板车的站住”站住就站住。前面一停车后面就排成长龙。团丁指着两个拉飞蛾<即板车的左右两边)头上包白帕子的农民说:“这两个是逃兵,乡公所找了几天!”说着就动手抓这两个人。拉板车的人哪个见.得这些事!有人先打招呼:“喂!不要乱弄啊!哪个是逃兵?”团丁仍然不住手,大家发了毛,随手抽出车子上的抬杠、胎方(板车上用以垫货的木方)就开整。几个团丁那个又是对手喃,吓得掉头就跑,边跑边骂:“你几爷子要反了,等到等到!大家知道这件事不会就此煞阁(了结之意),商量后,把车子横七顺八地塞在马路上,加上当天走西路的板车都停下来相互声援,于是小西路的交通断绝,不通车辆。大家准备胎方、抬杠,安心大斗一场。

 

    这次,不但我们板车工9人团结得紧、决心大,就是开汽车的司机、过路的行人、当地的农民对我们的行动也都表示同情和支持。有一辆从灌县回成都的汽车,司机弄清楚事情的原因以后就马上要我们派人坐他的车进城给森记车行老闾报信。我们派出几个代表I坐他的车进了城。

 

    还不到下午,团丁集合了一大队,吹起军号,耀武扬威地跑步开来了。他们一到现场就撒开队伍,迎面和两侧都架起机关枪,带队的军官随即大声吼:“哪个是对红心(不怕事的人)就站出来!”板车工人中硬是有不怡事的“对红心”,那个军官的吼.声刚停,一个工人用手一拍胸口:“我就敢站出来!”“白日青光你们估拉壮丁!”“今天要弄烂就弄烂!”于是,大家都拿起胎方杠子喊:“要打就打”“看哪个今天敢开枪!”结果团丁硬不敢开一枪,只是乘混乱抓了我们几个人,惊惊惶惶地撤了队伍溜走了。这一来更加激怒了我们,大家都说:不放还我们的人决不让出马路。当地一个舵把子为了把事情“搁平”,出面调停,假惺惺地邀我们到场上住下,馆子里开饭,一切由他“包了”。我们人多心齐,不怕事,去就去!一去我们就提出三条:一、放还我们的人;二、医好受伤者!三、解决因此事耽阁的经济损失。当地乡公所看见我们不好惹,加之上面催促迅速解决交通阻塞问题,无法,只好全部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条件。

 

    我记得,我们在场上歇了两三天,在馆子里吃的饭菜,一个钱都没有给,全是他们付的,我们的斗争胜利了!

 

    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我们二十多辆车子到双流彭象场拉米,晚上歇店,发现少了两个工人,场头场尾找遍了都不见人。大家一估计:可能是被抓了壮丁。之后我们拉车子又跑了两三转,一天忽然在双流街上一个茶铺里碰着了这两个人同另外几个人坐在一起,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周围还坐了几个歪戴帽子斜穿衣的家伙,大家看这种情形就知道这两个工人是被拉了壮丁。我们一走进茶铺就故意去和那两个工人打招呼:“你们咋个还在这儿吃茶啊?找了你们几天,还不跟着车子走!”那几个歪戴帽子斜穿衣的家伙马上站起来不答应:“放屁!这几个是我们送的壮丁,不要看错了哈。”还有一个从腰间掏出手枪来吼道:“哪个敢带人走?”和我同车的一个叫商_利江的工人,原来当过兵,会耍枪,顺势夺下了那支枪,指着天,一扣板机“砰砰砰”就放了一仓子弹。枪声一响,全街大哗,茶铺里的人象崩山一样往外跑,被押的壮丁也乘势跑了,商利江也同大家一起一趟子跑掉了。送壮丁的人慌了手脚,在混乱中抓了我们几个人,弄到县衝门里去了。

 

    对这种估拉壮丁、迫害穷人的事情,大家非常气愤!约齐全体板车工人,一直把板车拉到县衙门口,先把路给他扎断,然后要求县衙门放人,并提出放人时非挂红放炮不可。县衙门害怕事情闹大,“估拉壮丁”的臭名远扬,不得不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当天下午就放了人。被拉的几个工人身披红绸,喜气洋洋地走出县衙门。这时从县衙门至迎春桥(大约三华里路)一带鞭炮齐呜,欢声雷动,到成都武侯祠,我们也凑钱买了十几挂火炮,边走边放,一直放到倒桑树。大家真是扬眉吐气,高兴得很。

 

    第三次是一九四三年的下半年。在崇宁县晚上住宿时,车上两个飞蛾(儿)突然不在了,我们到处找不到人,估计又是被拉了壮丁。大家心头很气愤:人被拉走了都不晓得!那阵我正年轻,气血方刚,啥也不怕。约了几十个工人就去找当地保长要人。我们个个手执木棒,气势汹汹地到处找保长,快半夜时才找到保长,大家气极了。我用木棒狠狠地戳了他腰杆一下,说,“你就是保长?把我们两个人弄到那儿去了?”大家喊:“就找他要人!”保长见来者不善,忙赔笑脸说:“我赓即理麻,理麻到就放。”果然不到第二天早晨,人就放了回来。

 

    旧社会,拉板车的人不但要受车老板的残酷剥削,路上的烂兵、流氓还要借故生事,敲榨勒索板车工人,拉壮丁即是他们的一套特别手段。抓了你的壮丁,拿得出钱就走你的路,拿不出钱,他就将人卖钱。为了对付这些人,我们板车工人不得不团结得人齐心齐、狠斗硬拚。对付反动派,只要大家齐心合力,那些家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成都市搬运装卸公司工会整理) 一九八二年六月

成都孟知祥历史故事及孟知祥墓

    孟知祥墓坐落在现成都成华区青龙乡。远远望去,一个巨大的夯土堆上,几棵稀疏的木芙蓉寂寞地开着不多的花朵,然而,辉煌气象,却昭示着墓主人不凡的身世。因尚未对外开放,所以,一堵墙、一把锁尘封了它的本来面目。然而,门边一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淡淡地说明了它的身份。还未进入墓园,即听到青龙乡政府的戴先生介绍,曾经有一台湾同胞,不远万里,来到孟知祥的墓前,因为无法进人,在墓边转悠了一个多星期,并且睡在了墓边,终于等到工作人员前来办事,才获准进入,最后满意而归。

 

    孟知祥何许人也?值得有人对他如此青睐?

 

    门里墙上写着“孟知祥寝陵一和陵”。凡称“陵”者,人们都知道是帝王之墓。

 

    这是一个被成都历史所永远铭记,当今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物。说他被历史永远铭记,因为他是一位帝王,翻开中国历史大系表一望而知。说他几乎被人们遗忘,是因为他称帝只有半年即驾崩亡故,他的故事人们知之甚少。不过,身为蜀人,他是不应该被蜀地的人们忘记。因为他不仅是蜀中继三国蜀汉皇帝刘备、五代十国前蜀皇帝王建之后又一位在蜀中建国的皇帝,而且对蜀地颇有贡献。

 

    关闭在锁钥之后的孟知祥墓静寂而朴素,没有王建墓前的那些神道,也没有墓碑,唯有两旁的十余棵大树苍劲而挺拔地俯瞰着千年岁月的沧桑。墓道的门宽约有五米,远远望去像一个小小的亭廊。走到地宫前,宽大厚重的石阶伸往地宫深处,两旁巨大的石条支撑起地宫高大的拱门。拾级而下,刻着龙身的石棺出现在我们面前,与王建的石棺大体相似,不过,石棺上刻的不是二十四乐伎而是龙纹与饕餮纹罢了。历千年还能如此朴素地存在,不由不想到当年这位在天下大乱时造就的古代英雄曾经叱咤风云的许多故事与他的传奇般的豪壮人生。

 

    那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一天,成都街头走来一位衣履飘然的老道。

 

    老道刚一出现,即招来了无数好奇的眼光,人们并不惊异于他头上雪白的银发、胸前飘冉的银须与南极仙翁般那双长长的霜眉,而是他推着的那辆奇怪的车儿。车儿新奇精巧,却是用刚砍下的芙蓉树自然勾连而成,树皮尚在,树叶尚青,更为奇怪的是,一簇簇鲜艳的芙蓉花开在车头。喜欢好奇的人们纷至沓来,追随其后,精神矍铄的老道和他那怪异的车儿与成群的围观者在街头构成了独特的风景。

 

    来在蜀王府前,老道停住了。一位四十上下、气宇轩昂的中年人来到老道的面前,他呵呵然笑容满面地问:“老神仙,你这车儿新鲜倒是新新,可是能装几袋粮啊?”

 

    老道捻着他雪白的胡须笑了:“不多不多,只装两袋!”

 

    旁边有一自称“醋头”的僧人画龙点睛:“啊!还是只有两袋(代)啊! ”

 

    是呀,三国鼎立时的蜀汉刘备之后,只有“乐不思蜀”的继承人刘禅刘阿斗;五代前蜀的王建之后也只有他的儿子王衍。

 

    此时正值后唐庄宗灭了王衍,这位中年宿将即是后来成为后蜀开国皇帝的孟知祥。而老道的预言也不幸而言中,后蜀的江山只经历了两代,——个是孟知祥自己,另一个就是后来在都城上栽满了老道车儿上的芙蓉树,让成都成为芙蓉城的孟昶。

 

    当年的孟知祥是邢州龙岗人,本是晋王李克用手下的一员战将,因功勋卓著而深得李克用赏识,故将其弟李克让的女儿许与孟知祥为妻。李存勖立国之后,对孟知祥更加信任,要封他为中门史执掌朝廷机要。生处乱世的孟知祥,目睹了许多任此高位的大臣因失去皇帝的信任而惨遭杀戮,因而居安思危,举荐郭崇蹈代替了自己。郭崇蹈因此出将入相。而身为都虞侯的孟知祥也官拜太原尹,充任了西京副留守。仅此一事,可见孟知祥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能如此清醒地审时度势,他那不同凡响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已初露端倪。

 

    对孟知祥一直心存感激的郭崇蹈在奉旨灭了前蜀王衍之后,举荐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让孟知祥从此踏上了帝王之旅。

 

    然而,孟知祥却是在危机中踏着血腥来到成都的。

 

    当年与孟知祥交好的郭崇蹈在登上高位之后,对国事忠心耿耿,南征北战,然此时整个中国都处于天下大乱、人心不古之际,免不了树大招风,遭人进谗。郭崇蹈攻下后蜀之后,为了减轻阻碍,以安反侧,采用了一系列“招降纳叛”的策略,因而兵不血刃,安定西川。然而,在那个权欲泛滥横行、黑白不分的时代,功臣被弹劾为罪人,功劳反而授对立面以“图谋不轨”的口实。此时,孟知祥正在西行将入蜀上任,唐庄宗急切召见,告诉他郭崇蹈身怀异志,到成都后要他立即诛灭。孟知祥婉言告禀:“崇蹈乃国家之栋梁勋旧,不应有此异志,待臣到蜀中后察访明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即可让他回朝。”谁知孟知祥还在路上,庄宗手谕派人兼程赴蜀取郭崇蹈性命。孟知祥见郭家父子性命难保,担心处于动乱中的蜀地更要大乱,因而昼夜兼行,赶赴成都。

 

    孟知祥赶到成都之后,郭家父子已死,群雄各有异志。孟知祥断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慰抚吏民,犒赐士卒,去留帖然”,初步稳定了局面,开始树立自己的威信。

 

    然而,蜀中动乱的祸根并未消除。当年已经投降后唐的梁将李绍探在剑州拥兵自重,自称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不得不与东川节度使董璋一起进剿,旗开得胜,凯旋而归。此时的孟知祥不但没有因循旧例将败兵们统统处死,反而下了宽大之令,对其好言抚慰,收为亲军;又择取了廉洁的官吏治理州县,豁免了百姓的赋税,安排流散人口回归乡里,进一步让民心与动乱的局面得到暂时的安定。

 

    此时的孟知祥并没有割据称王的野心,他努力治蜀,操练士兵。后来,一直赏识孟知祥的唐庄宗死于乱兵,李成亶(唐明宗)做了皇帝。孟知祥目睹此情,心寒齿冷。他居安思危,开始了图谋称王的霸业。军事上,他扩建了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一一分任给自己的亲信李仁罕等诸将统辖,精心训练。他采用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政策,让百姓安居乐业,蜀中渐渐恢复了元气。

 

    孟知祥开始雄踞成都,初步奠定了蜀中以后四十年的安定局面。

 

    孟知祥的崛起,令朝中不安。他是庄宗心腹,他们当然对他耿耿于怀,因而派出朝臣赵季良为三川制置史,到蜀中收取财帛送往洛阳。没想到赵季良与孟知祥私交甚好,又有谋略,不但没有收取财帛,反被孟知祥留为己用。朝中更为恼怒,遣李严为西川都监来监视孟知祥。在此之前,李严曾经倡议伐蜀,因而两川对他恨之人骨。孟知祥的部属们一个个义愤填膺,劝他拒而不纳。孟知祥佯装大度,笑而不言。李严到了之后,他殷勤款待,然后突数其罪,立即将他斩首。唐明宗知道以后大惧,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好言相劝。谁知孟知祥自行其是,傲然如故,朝中由此派兵讨伐。

 

    东川节度使董璋因自己妻儿被唐明宗杀害,辖地又被宰割,对朝廷早有反意,此时遂联合孟知祥共反后唐。孟知祥素来厌恶董璋,并且早存吞并东川之心,故假意应允,伺机而动。董璋先举反兵,攻破阆州,杀领兵之将李仁矩,孟知祥举兵应之。后唐震荡,继而又派石敬瑭为招讨史领兵讨伐,虽败董璋于剑门关,却不敢深入。孟知祥稳坐成都,一边遣人去救东川,一边派兵攻取了渝、黔二州,并趁唐军疲惫不堪之时,大败了唐军。此时的唐明宗不得不遣使将孟知祥的妻儿送入蜀中,并且重叙旧情,孟知祥也假意周旋。董璋因家小被杀,仇恨朝廷,又认为被孟知祥所卖,发兵攻取西川。孟知祥乘势反击,一举灭了董氏,得了两川。

 

    公元933年,唐明宗诏授孟知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任为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园二云南安抚制置使,封蜀王。当年年底,唐明宗病逝,孟知祥于公元934年年初在成都称帝,沿用蜀为国号,改元明德,史称后蜀。

 

    半年之后的一天,孟知祥正在宴请功臣宿将。大臣张虞钊奉觞上寿,孟知祥正要接受时,突然手臂不举,勉强接过,好像重似九鼎,急忙放置案上,以口承饮。及至大臣们告退,孟知祥的手脚已不能动弹,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得的应该是脑溢血。孟知祥中风之后不治身亡。

 

    从孟知祥入蜀到病逝,历时九年。

 

    传说孟知祥在登基的那一天,正当他衮冕登台,受百官朝贺之际,天公却阴霾四塞,狂风骤起……而在街头,那位自称“醋头”的和尚拿着一个灯,一路疯疯癫癫地大喊:“得灯(登)便倒!得灯(登)便倒啊!”人们以为他是疯子,不知他喊了些啥。后来孟知祥病故,人们才知道他的预言是“得灯(登)便倒”!

 

    孟知祥的发妻是李克让的女儿,后唐庄宗登基之后被封为琼花公主。孟知祥称帝时琼花公主已故,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故事,只被追认为皇后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第二个出身低微的夫人李氏,她本是唐庄宗的嫔御,后来唐庄宗把她赐予孟知祥,从此不但追随孟知祥生儿育女,伺奉起居,而且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传说有一夜,她在梦境中见一个大星掉入她的怀中。第二天告知琼花公主,公主告诉孟知祥说:“此女有福,当生贵子。”后来果生了后蜀主孟昶。孟昶即位时只有一十六岁,面对功勋卓著、对皇权虎视眈眈的权臣宿将,这位出身低微的李太妃临危不惧,帮助儿子诛灭异己,稳定江山,开启未来。后来治蜀,她功不可没。后蜀亡于宋太祖赵匡胤麾下,孟昶被赵匡胤毒死后她也绝食而亡,表现出一位母亲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

 

    在蜀中历史上昙花一现、只做了半年皇帝的孟知祥,他的儿子后蜀主孟昶却治蜀三十九年。孟昶在初期与中期,也曾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因而国家安定,蜀地一度出现了空前繁荣。史载蜀中三钱银子即可买米一斗,在数十年战乱不断的中原,可谓全国最低米价。还在蜀锦、出版、冶炼等各行各业都蓬勃发展的同时,孟昶不知不觉地构筑蜀文化的底蕴,为蜀文化添砖添瓦:主持雕刻了中国最完整的、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蜀石经》(十三经);构建了中国第一个花鸟画院;编辑了中国第一部诗词集《花间集》;在成都满植芙蓉,让芙蓉城的美名千年不朽,等等。更为令人感叹的是,孟知祥还有一位未曾谋面的儿媳花蕊夫人,在举国溃败、国破家亡之后,面对灭国仇人宋太祖赵匡胤的诘难,慨然赋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屈指可数的二十八个字,让后蜀主孟昶及十四万男儿面有愧色;让大宋朝这个鋳躇满志、满腔豪情的开国之君刮目相看,因而又上演了另一场人生悲剧。那倒是题外的话了。

 

    话又说回来,当年成都的繁荣已经走在了华夏文明的前列,如果没有孟知祥当年创立蜀国,也就没有后蜀文化的踪迹……

 

    “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物以人名,没有孟知祥的故事,那个夯土堆再大,也不过是一杯黄土。而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不朽诗句,却让那堆高不过两三百米的一大杯黄土敬亭山也随之而不朽,这就是穿透时空的历史文化的魅力。

 

    历史上的一个个古人,一个个故事连缀演绎了中华的五千年文明。因而,这些年的旅游产业带给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以空前的活力。“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人与焉。”秦惠王遣张仪与司马错伐蜀,遂置蜀郡。然后张仪筑城,城屡建屡坏。一天,忽见一大龟从江中爬出,绕圆圈行走。后按巫师说,依龟行的路线筑城方可,果然建成城市……成都数不清的历史传奇与华夏文明一路走来,饱经沧桑。随着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不少人的急功近利之心让我们的文化渐渐流失。这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历史文化名城,却被叫成了一些令人不解的附会于西方的什么“伊甸园”,什么“奶奶惦记的城市”,真是叫人啼笑皆非!古人的几句诗文,一个“东坡肘子、东坡肉”即能让商家赚足银子,而我们家里藏着金矿,自己却不知道。成华区政府对孟知祥墓十分重视,因为成都仅出过三个皇帝(刘备、王建、孟知祥)。如果大家都能翻翻我们的老底,知道自己的文化库存,就不会闹那些忙中无计、临时凑合的笑话。

 

    明代任四川右参政的曹学全先生曾说:“凡为山者皆可以高,凡为水者皆可以深。一切山水皆可以为山为水。而山水却不能自为‘名’、为‘胜’。山水者,有待于‘名胜’也。”用大白话来说,一切的山、水乃至土堆堆都要有属于它自己的故事,到了那时,不用打旅游文化这张牌,人们都将欣然而至。

 

 

    作者:严淑琼  选自《传奇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