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成都——蜀都名产集萃(川酒)

蜀酒

到过成都的历代诗人,差不多都要以酒入诗。

杜甫在诗中写道:“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

李商隐诗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杜工部署中离斋》)

张籍:“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

陆游:“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楼上酒书》)

成都的酒,曾经使多少历史上的著名文人醉倒杯中,陶醉难返啊!

成都地区酿酒的历史嘛,说来悠久得很哦。据史书记载:先定居在广都樊乡,后迁都于成都的蜀王开明氏,就酿造过醴酒。“醴”是一种浓度很低的甜酒,汉代扬雄在他的《蜀都赋》中,列举自己故乡的名产中有“酴清”,酴清就是酴骾酒。这种酒在当时很有名气,以至于引起北魏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贾思勰的注意,这位杰出的农学家在《齐民要术》中,专门介绍了蜀人作酴清的方法。

当然,这样的美酒,绝不是一般百姓能够享用的哦。汉代蜀人王褒在他的《僮约》中就说过:奴婢“ 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盂覆斗”。近年成都市郊土桥汉墓中出土一批东汉画像石,上面就刻有酿酒图:图上有五个大酒坛,有人正拿瓢勺舀酒,还有人赶着拉粮食的牛车向酒坊走去。从图上我们看到了当时酿酒作坊的规模已经相当不小了。晋代成都出产一种叫“清长”的美酒,豪贵之家“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没有“清长”是大煞风景的事情。(左思的《蜀都赋》有载。)

唐朝的谚语说:“一扬二益”。唐代成都是全国第一流的大都市,酿酒业更是兴隆得很哦,这时候的成都酿酒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汉代成都酒的浓度不高,可以“倾盂覆斗”的喝。有名的酴清也是“合滓饮之,甘辛滑爽如甜酒味,不能杀(醉)人,人多啖,温温小暖面面热也”。唐代就已经可以酿出浓度较高的酒了。

过去一般认为我国酿造蒸馏白酒——烧酒的技术,是元代从阿拉伯传来的,当时称白酒为“阿拉吉酒”。可是近几年我国出土了金代的铜制蒸馏锅。而唐代诗人陶雍写的诗作里就有“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的句子。杜甫又有“蜀酒浓无敌”的描写,因此,可以说唐代成都已经能够酿造蒸馏酒,也就找到一些佐证了。唐代以来,成都的名酒,见于史料记载的有“锦江春”、“竹叶青”,至于这些是什么样的酒,早已找不到晓得的人了。

只有成都的全兴大曲,其历史悠久,韵味甘浓的特色,保持至今。民间传说,清朝乾隆年间,曾有个身怀汾酒酿造技术的山西人来到成都,见成都的粮源丰富,锦水清纯,非常适宜酿酒。便在成都开了酒坊,经过不断的改进和提高,终于酿出了曲香、醇和、味净的美酒,这就是全兴大曲的来历。

西藏:凝眸七年 作者:段建华


西藏:凝眸七年

作者:段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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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卷首语
自序
上部:高天厚土
第一章如歌西行
第二章一株菩提一尊佛
第三章众生无我
中部:远去的落日
第四章十万经文
第五章迷失黄昏
第六章灰色寓言
下部:在风中老去
第七章漂泊的灯火
第八章三界皆苦
第九章一梦如是
后记

本书章节摘要

自序

西藏历史上的地理走向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份:即上部阿里三围(现在的阿里地区西三县);中部卫藏四茹(现在西起日喀则,北到唐古拉山,东至昌都,南抵印度、锡金、尼泊尔边界的以拉萨为中心的地区,“卫”即中部);下部多康六岗(即现在分属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的藏区,“康”的意思是边远地区)。我将本书分为上、中、下三部。意在书中分三个部份讲述我在西藏生活的经历、西藏的过去和现在及对西藏未来地位趋向的看法。

在中国官方的历史记载中,西藏被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是在公元13世纪,这个时间要早于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事实上这只不过是蒙古大军席卷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附带之作,但却改变了这一地区和人民的历史进程。那时欧洲及世界都在为蒙古铁骑的震撼而陷入惶恐不安之中,自然不可能关注遥远的、深藏于世界最难于到达的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这块土地的命运。而15世纪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结束了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漫长岁月,西方以世界主义的文明观开始了持续几个世纪的航海大发现、殖民地开拓和奴隶贸易活动。从那时便有不少西方的探险家开始觊觎这片白种人从未涉足的冰雪覆盖、具有神秘诱惑力的遥远世界。从18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开始,西方各国有许多目的不尽相同的人们便采用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试图进入这块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方。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一方面是因为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西藏自身内部的和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它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不过,在那以后的几百年中,西藏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坚守住了它地域和精神的疆界。中国明、清帝国的统治者和西藏噶厦政府都竭力阻止任何外部世界的人员进入这个地区,而根本不管来人进入的目地何在。因而在那个时期,除了历史上与西藏有传统民间贸易往来的极少数周边地区的商人,能够前往西藏并了解它的人是为数甚微的。而西方人要想堂而皇之的进入西藏,除非用武力打开它那并不坚固的边界,(英国人就曾这么干过)。即使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开始直接统治西藏以后,在近30年的时间内,西藏隔绝于整个世界,除了从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那儿获取的少量缺少真实感的信息之外,人们很少得到关于它的消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西藏仍然是一个边远荒凉、流放罪犯的地方。除了极少数以特定的意识形态标准认为是去解放西藏人民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官员和军人,谁要想到那里去工作和生活则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由于偶然的机缘,使我在西藏生活和工作了整整7年时间。也正是在那时,西藏终于在迟疑了千年之后,缓慢地向外界打开了它的神秘之门,并且步履蹒跚地向现代世界走来。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西藏进入了一个努力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时期。

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已近20年。客观地讲,西藏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变化使得我们依据数十年前对它的了解而形成的观点都显得苍白和不真实。

当今世界,存在许多相互误解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有的还演变得甚为激烈,西藏从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类地区。当我们置身事外,观看和倾听各类媒体对这些地区的不同角度的报道时,很容易以我们自身所处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固有的价值观来简单地判断其是非与黑白。但是,当我真正置身于西藏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我发现过去我们对它的所有理解和判断都有着太多可笑的成份。

可喜的是今天西藏终于敞开大门接纳那些关心与爱它的人们,这对于全世界来说,无疑是一个了解这个地区和那里发生的一切的极好机会。但是由于西藏偏远的地理位置和种种政治因素,今天能真正亲临其地去了解它的人还不多。至今为止,西藏以外的人们(包括中国其它省区的人们)得到的关于西藏的信息不外乎这么几个渠道:一方面关于西藏的报道由于宣传的必要,其内容必然是报喜不报忧的,而对于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反映,又是空洞无物和千篇一律的;另一方面关于西藏的报道,作为政治对立的产物,它恰恰相反是报忧不报喜的。三是各国藏学家发表的各类研究报告及论述,这些报告和论述多是从严格的学术框架出发,对西藏的状况作专题的研究和分析,再加上研究者本人观察角度的差异,因而这类报告及论述反映的多是静态的状况和问题,而对于西藏动态的发展与变化却掌握不够;四是中外旅游者的叙述,由于大多数旅游者感兴趣的是西藏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从政治角度去观察的很少,因而他们的叙述更为真实和客观。但由于受停留时间和旅行区域所限,他们走马观花式的旅行使他们无法进入当地人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所以这种叙述常常是表面的和零碎的。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在中国出版了大量关于西藏的书籍,因为今天旅游已成为许多人极力表现自己的一种方式。那些把旅游当作时尚和做秀的人们总是如风中的草叶一样轻快地飘掠过西藏,然后急匆匆地把当地的风情和人们的生活用猎奇的手法渲染一番,再把自己旅途的痛苦放大数倍乃至数十倍,加上些许肤浅的抒情和一些路途的流水账。一个粗糙的时代不可能去关注生命的细节,作为后现代一般大众特别是中等阶层市民在富足的生活中日益疏离彷徨并弱智化的反映,许多人把西藏萦绕笔头只不过是潜意识中对都市现生活一种无力的对抗,而西藏却是一个所有人永远无法真正到达的所在。

其实,西藏近2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人们内心的变化。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藏族已开始用一种现代社会发展的眼光和思维来观察和思考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这是西藏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或者说曾经有过但并未继续下去的现象。即使是西藏以外的人们,包括中国其它省份的青年人,也越来越多地摒弃了由于传统意识形态形成的偏见,而开始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考察和对待西藏的问题。应该说这种变化对于西藏来说是划时代的,从这种变化中我们可以希望看到西藏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同事和朋友都用了他(她)们的真实姓名,也有一些朋友因为他们现在的地位或者会涉及他们的私人生活而没有提及。但我希望我西藏所有的同事和朋友能够理解我和我的这本书。我深深地知道今后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再见到我在西藏的很多同事和朋友了,我只能借这本书向他(她)们致意和问候。感谢他(她)们在我在西藏的日子里给予我的快乐与关怀。而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在西藏7年的生活经历已超出了我自幼得到的所有人生经验,并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有时奇怪我30年形成的内心世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会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我试图努力地去理解那里的一切。而以后的日子里将这种努力描述出来便成为我的一个梦想。10年来,这个梦想时时在内心深处缠绕着我,因此也使我更加密切地关注着西藏。而今天,在离开那块圣地后整整12年,这本书终于开始动笔了。但我的这些描述不是游记,也不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更不是关于西藏的政论文章,而仅仅只是在我亲身经历后的一点思考与感受。当然,我非常清楚当今世界关于西藏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处于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权力语境之下,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达赖喇嘛,都不会愿意认可我的观点。虽然在我离开西藏的10年中,我不停地与人们交谈着关于西藏的一切。而这本书的目的,仅仅只不过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我说出来,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2002年5月於中国昆明

第一章如歌西行

荒原上
神伟大的外壳正在脱落……

许诺早已变色
透澈肌肤般的疼痛
扭头,走进远去的山坳
家很远,那归途更远,更远
香烟拒绝黑暗的尊严
依然浮悬

没有电,甚至没有
没有烛光,只有
暗夜,灵魂清醒守候
大声笑,大声
唱歌
凝视野性的爱
切割优雅的畸形
期待禁锢的拂晓
能看到,看到
飘带那种祖母绿

踏破冰冻
去狐狸出没的草滩
蓦然体会
洪荒时代文明的飘移
去走完

混沌与大地渐渐消褪的交叉
成为朝佛者
便进入一万年的涅槃

有一天,最后一个人离去
我希望
下辈子变只鸟

1988年于西藏那曲

我们总是通过别人的描述来开始对一个未知的地方的想象和了解。对于西藏,即便是在20年前的中国,对它的描述和报道也是极其少见的。大多数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几乎是空白。在我未到达那里之前,我对它的全部了解仅限于我童年时代看过的一部名叫《农奴》的黑白电影。那部拍摄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影片讲述了在达赖喇嘛统治时期一个名叫强巴的西藏农民的那种被称之为奴隶生活的经历。整部影片描述着那种生活的肮脏、压抑与痛苦。但通过影片,我也第一次看到了辉煌的寺庙和举世闻名的扎什伦布寺强巴大佛,看到了在阳光下闪光的巍峨雪山和广袤的荒漠。在这以后的20年中,这唯一的了解在记忆中变得越来越淡漠,只剩下那些气势磅礴的荒凉,始终顽强地纠缠着我的灵魂。

1983年的那个夏天,当我经过4年校园生活,从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10年后改称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并决定前往西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在中国也有许多如我一样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也同样决定前往那个在人们想象中荒凉、遥远并神秘不可知的地方。在那两年中,这样的青年男女约有数千人。形成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政府教育部(该部在当时负责全中国几十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分配)发布了一项凡中国内地的大学毕业生自愿到西藏工作8年后,可无条件调回内地安排工作的政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进入西藏后历时30年,原有进藏的干部都已年迈,且知识结构和技术水平均已无法适应西藏各方面发展的需要,而西藏本身的高等教育机构少,水平较低(全西藏只有3所大学,即位于拉萨的西藏大学、位于陕西省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和位于西藏林芝的西藏农牧学院)。因此急需一批年青的技术专家前往西藏工作;第二个原因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大学学习的一批青年,他们在学校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最具革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那个时期,禁锢了30年之久的思想领域开始有了解冻的迹象,这种迹象的标志是大量国外的思想和理论进入长期被关闭的校园和理论研究领域。从卢梭、尼采、萨特到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所有这些人类伟大的思想家的理论都成为这些年青人争相接受和谈论的话题。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自1919年“5.4”文化运动以来从未有过的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这种全新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启蒙影响了这一批青年,从而使他们对过去几十年的摒弃人文精神而以所谓“社会科学”的实用主义所替代的意识形态和教育产生了怀疑和抵触。进而对中国的整个现实状况充满着反省和批判。他们中的一部份人成为了充满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效忠不能高于对真理的服从,他们不愿意在“革命的集体”之中丧失自我而仅仅成为历史机器中被动运行的一个部件,而是梦想着去追求平等、自由、浪漫并充满情趣的更为个人化的生活。但不幸的是,当局很快发现了这种思想开放将会危及其思想统治的根基,于是在1983年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重点在大学校园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思想整肃运动。这次运动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活跃了两年之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嘎然中止,并为1980年代末的事件埋下了伏笔。而对于许多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造就的青年理想主义者来说,当他们面临毕业,走入社会时,却发现整个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在49年后的几十年中,特别在经历了惨烈的10年“文化大革命”后已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一种建立在陈旧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了无生气的官僚主义体制和党的专制文化传统。那是一个没有选择的时代,只有“服从革命的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到西藏去便成为了许多人逃避被动地让革命选择的唯一选择。那也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只有按照党的钦定标准生产“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到西藏去,也许可以体验理想中那种史诗中真正英雄的悲壮和激情。毕竟,与他们曾经熟悉的所有文化环境相比,在一个人们认为是如此遥远,如此充满着另一种神秘文化的地方,可能会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存在。

其实,在西藏的历史上,也有几次中国内地汉族有组织有规模的进入西藏的活动。至今这些活动是属于对西藏的入侵抑或是一种领土内的统治行为或是邻国之间的交往,仍是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最早在公元641年时的中国唐朝帝国时期,皇室的文成公主在嫁给西藏部落首领松赞干布时,据说约有1500余名从事建筑、纺织、造纸及绘画方面的技术工匠随行进入西藏。在17至19世纪的明,清帝国时期,虽有少量皇朝官员和军队进入西藏,但对西藏社会影响不大。而在上世纪初叶,这些人员已大部离去。除了少数他们留下的后代和数百长期在西藏经商的汉族商人和国民党政府百余名派驻人员外,几乎没有再留在西藏的汉族。而后者也在1949年中共取得中国政权前夕因西藏噶厦政府发动的“驱汉运动”而被迫离开西藏。紧接着的一次有规模的汉族进入西藏的活动是在1951年,约有几万中共军队及官员和技术人员进入西藏。但这次进入西藏的人员中绝大多数为军人,由于受服役期和其任务性质所限,这部份人员主要是对政治统治提供武力支持,因而极少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对西藏的传统社会生活影响极小。而在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之后进入西藏的汉族人员并不多,仅限于党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及一些工人。当时由于西藏落后的经济状况,过多的迁徙和驻扎人员将给中央政府造成极大的财政负担。另外在1949年后,全国范围内的人口自由迁徙是被禁止的。因此直到1980年之前,能够进入西藏工作的中国内地汉族(包括大量短期轮换的人员)只有约20万人次,而在那里长期生活的,能称之为移民的汉族人数则是非常少的。西藏的大部仍然维持着一种传统的生存状态。

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西藏的青年学生们与此前进入西藏的汉族人不同。即使是与在他们之前十余年或数年前进入西藏的那些内地学生相比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被称为“8年大学生”。这批青年恰好在中国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转型期开始时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他们并不像他们的前辈们那样是抱着解放西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坚定信念踏上那片遥远的深藏于喜马拉雅众山之中的神奇土地的。他们此行的目的更多地在于解放他们自己。在他们当中,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在毕业分配时无法选择自己理想的城市或地区就业或无法选择自己理想职业的人们,他们想通过到西藏工作作为一种过渡,以期望在8年后回到自己理想的城市。这些人大约占那时进藏学生的半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几年后基本都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而不容置疑的是,尽管他们当时怀着利己的目的,但西藏几年的生活确实改变了他们,在离去之后,他们仍在不同的地方注视和关爱着西藏。在西藏的岁月成为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因而挥之不去的记忆。另一类也约占进藏学生的半数,主要是那些对当时充斥社会的伪理想主义的反叛和追求真正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人们,大学校园之外的中国内地社会无法接受和容纳他们的精神追求,因此他们选择了西藏。这是在中国变形的极权政治环境下一批具有浪漫主义和反叛精神的青年人的自我放逐。他们属于愤怒的一代(与当今愤怒的一代不同,他们应称为理想主义的愤怒一代),不愿驯服地进入官僚或资本的机器,于是期望回归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的自由知识分子精神成长模式。西藏那种充满形象思维和梦幻意识的文化深深地吸引并改变着他们。西藏之于他们,不是一种作为移民去谋求就业或发展的现实,而是一种精神与心灵的大拷问、大反省、大理解以至大醒悟的过程和境界,这将激发起他们的想象力并使他们获得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当然,不管属于那一类,他们来西藏的初衷如何,这里对他们都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历程,只不过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不论在当时或是现在,都需要有极大的勇气。

我选择西藏还有着一个因素,就是我当时对于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并不出于虔诚的信仰,而是对其神秘的东方哲学体系中的智慧的向往和思维的启迪。大约在大学3年级时,我主要的课外阅读便集中于各种介绍佛教的书籍。另外我的母亲在这一点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虽然她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但她一直在用佛教的精神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退休之后,我的母亲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经堂,每天诵读经文达三、四个小时,并且经常到各个寺院去进香或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并最终成为一名居士(按照佛教的规则生活但不到寺院出家的人)。这使得她的内心始终保持着一种宁静和宽容,精神和身体在老年时均处于一种较佳的状态。我也因此体会到宗教对于普通人们的生存状态起着一种科技及物质发展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时至今日,当初那些和我一样选择了西藏的青年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离去。有的到了国外,有的在中国内地,也有的已离开人世。甚至极少数在现在的中国已身居高位(如现中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春华就是北京大学1983年毕业后进藏工作了多年)。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已成为历史。而在这历史产生的当时,却并无太多的辉煌,甚至没有发出太多的声响。现代交通的便利使这些年青人无需再像古代的使臣或商旅那样,或徒步,或骑马跋山涉水地历时数月,走过数千里。他们也不会像30年前中共军队那样红旗猎猎,队伍浩荡地前往西藏(唯一的例外是两个学生汪青春和李雅平分别骑自行车自北京和成都至拉萨,但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此自然缺少了那种惊心动魄的悲壮和对过程的讴歌。这些青年学生在西藏历史上所起的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也许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后才会显现。这种作用在于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启蒙。在经过了长期的封闭,误导和观念的冲突和对立之后,这些年青人开始用一种具有新的时代感的,理性的观察方法去审视经过千年发展的西藏文化及其生存状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价值。在他们中,除了如田文,龚巧明等人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向全世界介绍了西藏及其文化真实的一面,另外还有许多人用文字,用自己的言行传播并影响着中国内地甚至世界各地人们对西藏的观念与看法。这种良好的开始使得对于西藏的观察和理解可以在一种人类共有的美好、善良的价值体系上逐渐形成。这些青年人在几年中对西藏所带来的影响,正在潜移默化中为人们所认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M·C·戈德斯坦先生在1986——1988年到西藏实地考察后,在其著作《龙与雪狮:20世纪的西藏问题》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这些青年的影响和作用。

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一批被称为“8年大学生”的汉族青年在西藏的短暂历程已经成为在那个特定年代所产生的后来不可重复的历史现象。20多年过去,现在已无人知道他们,更无人想知道他们。在这些学生进入西藏10多年之后,随着西藏本地教育水平的提高,已不再需要从中国内地大量选派大学生进藏工作。至2001年的统计,西藏每年所需大学毕业生的70%已经由西藏的4所大学(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农牧学院,西藏藏医学院)自主培养,除了专科和本科生外,并且有了自己培养的硕士生。另外最主要的因素是整个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充斥着浮躁与焦虑的商业社会。急功近利的技术实用主义使得中国的青年们陷入追求社会引导的虚幻的名利漩涡之中,一切都变成了一个经济的或技术的问题,大多数人已经变成尼采所说的文化上的“有教养的市侩”。即使是2003年中央政府开始启动的“西部大学生志愿者计划”也因时代文化背景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浓厚渲染而没有了当年那种诗一般从容感人的色彩。丧失了真正的、难以化解的终极价值冲动的人们不会为了愤怒和梦想再去西藏。因此,这些“8年大学生”不仅后来无人仿效,且很快被遗忘就不是一种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不过在当时,要去西藏生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甚至是疯狂的念头。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把罪犯流放到边远的地方的传统意识还深留在人们的思想之中,再加上相距不远的中共对“右派”的流放和大批青年学生被迫离开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令人记忆犹新。所以当我向大家宣布我的决定后,有许多的亲友和同学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开始对我进行轮番的劝说,这样的游说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就在我开始厌烦并且有点抵挡不住这些游说的时候,1984年4月,我终于接到了同意我前往西藏工作的通知。由于错过了每年大学生毕业统一分配报到的时间,我无法与其它进藏的学生结伴同行,只能孤身走过漫长的路途去我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尽管如此,我的内心对未来仍充满一种幻想和憧憬。在我准备新的旅途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想象在面对着湛蓝的天空下高峙的雪山下面,我会手持书本,坐在夕阳映照成金色的草地上,后面不远处是我居住的小小的木屋,一只黑色的小狗在身边欢快地蹦跳。除了风四周将静寂无声。所有从我出生至此并给予我精神上极大扭曲和专横压力的文化传统将不复存在。我将在那自由的思维空间中重新获取久已失去的激情和幻想。基于这种想象,西藏对于我,将与谋生和职业无关,而是一次纯粹的朝圣之旅。

但实际上,当时要在中国完成这样长达数千公里的旅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在这遥远的路途上交通极为不便。当时虽有4条公路通往拉萨(川(四川)藏公路、滇(云南)藏公路、青(青海)藏公路和新(新疆)藏公路),但常年较为顺畅通行的只有青藏公路,而这条路上还极少正常载客的班车。另外只有从四川省会成都飞往拉萨的航班,当时的票价约为人民币160多元(约20美元),而我毕业时的月薪仅为56元(约7美元)。另外中国近30年来一直禁止人口的自由迁徙,也不存在任何身份证或护照之类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外出旅行需具备各种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否则旅途中各种名目的检查将无法应对,甚至连食宿都无法解决。而且即使你具备了所有的这些条件,在中国的一次长途旅行仍然可以让你充分感受到庞大的社会主义和党的官僚系统的漫不经心及无处不在的国家行业垄断带来的种种磨难和痛苦。

从地图上来看,从我的家乡云南省会昆明经滇藏公路到拉萨约有2400公里,是最近的一条路线。但实际情况是,这条公路的运行状况极为糟糕,根本没有运载旅客到拉萨的客车。何况我还必须前往成都,到西藏驻成都办事处办理进入西藏的通行证。于是,我便选定由成都经陕西省、甘肃省直至青海省会西宁,再由此沿青藏公路前往拉萨的路线。这条路线长达4400多公里,但其中的大部份可以乘火车旅行,较为便利,费用也就低了许多。

路线确定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160元钱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画的4幅油画作为路费,于5月初踏上前往西藏的旅途。在经历了半个月的辗转之后,我来到青海省会西宁。

西宁在历史上与西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公元762年,吐蕃游牧部落占领了这个当时由唐朝统治的地方。公元1015年吐蕃分裂为两支,土蕃赞普后人角厮罗在此建立政权,这是藏族的第一个安多政权。但角厮罗及后人一直向当时的宋朝称臣并接受封赏,至公元1104年在宋朝军队的攻击下,该政权解体,被迫撤出当时称为青唐的西宁,投奔今宁夏一带的西夏王国,西宁地区全部改为宋朝的郡县。1387年中国明王朝时代开始将西宁建设为西北重镇。由于它位于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的东部边缘,整个城市沿着湟水河流淌的峡谷而建,所以最先以军事要塞和交通枢纽站而出现。自古以来,这里便是中国内陆前往西藏的门户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修建的青藏公路以此为起点,绵延近2000多公里直抵拉萨。这里的居民现在以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为主。在我到达那里的时候,这座城市仍保留着几个世纪以来的古老风貌。

到西宁的第二天,在早晨温暖的阳光将那些清真寺的琉璃瓦屋顶映照得金碧辉煌的时候,我已漫步于那古色古香的老城之中。老态龙锺的街道两边刚发出鹅黄嫩芽的树木把阴影投射到青石板铺砌的路面上,满街的店铺斜伸出售卖各种食品的、书写着“清真”字样的蓝色布招子。偶尔有脸上蒙着黑色面纱的穆斯林女郎婀娜地穿梭其下,使人感受着那种古老朦胧美丽中的风情万千。顺着节奏缓慢的小街走去,路边几位白须老人安详静坐,一边品茶,一边打量周围饱经沧桑的一切。偶尔有路人上前,向我这个装束奇怪(牛仔裤、T恤衫并身背旅行背包)的外来客换取兑换券(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用外国货币兑换的一种特殊代金券),这时总要费一番口舌,向对方说明我不是香港人或日本人。才能继续赶路。

在西宁,我得知才修建好的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刚好开始试通车,我随即决定乘火车前往格尔木。

西宁火车站看上去非常破旧。列车在夜里发出,因此昏暗的候车大厅中有许多人挤坐在用木条钉成的简陋的条椅上。一群候车的土族男女在大声合唱着他们特有的民歌“花儿”,高吭悠扬的歌声在高大的屋顶下留下长久的余音,黑暗中感到仿佛是来自天外的声音。我坐在一边的角落里听着这来自遥远地方最纯真自然的美妙歌声,怀里紧抱着为旅途准备的干粮。由于必须严格节省费用,我买了一个巨大的锅魁(中国西部特有的用小麦面粉烤制的饼),用做我到达格尔木之前30多个小时旅途中的食粮,而此时这个家伙正在我的怀里安静地散发着热气和香味。

入夜,列车离开西宁,沿柴达木盆地缓缓西行。车窗外夜色笼罩的大地显得深不可测。远处的青海湖变成一条细长的白线,在蒙蒙月光下渐渐离去。由于此趟列车是试运行,也就意味着在这条铁路线上这是唯一的一趟客运列车,因此车速极慢。而且缺乏列车上最起码的服务,必需的一切都在这个“试运行”的名义下被省略和简化了。车厢内早已严重超员,所有的过道及空间都挤满了人,提着竹篮叫卖各种劣质饮料和食品的小贩脚踏在座椅背上,从坐着的人头上或肩膀上跨过,在空中穿越整个车厢。昏黄的灯光下人们大声吵嚷着,浓烈的烟草味和汗臭弥漫在所有的角落,使原本就很糟糕的空气变得更加混浊。这种在中国长途旅行中司空见惯的情景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在我4年的大学生涯中,我每年都要经历至少4次这种磨难。而且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这种状况在中国的铁路运输中也还在被称为“春运”的名义下继续存在。

乘坐这趟列车的大部分人都是前往西藏从事如建筑之类体力劳动的打工者,他们大多是来自四川、贵州等省的农民。在每年的农忙季节之后,农村中那种贫穷困窘的生活境况迫使他们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到那些所有可能获得一点收入的地方打工挣钱。而恰好1984年中国政府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西藏兴建43项大型工程,因此这些贫困的农民便成为修建这些工程的主要劳动力。而事实上当这些打工的农民在不顾一切艰辛和苦难前往西藏时,他们并不知道在那里是否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是否能够挣到钱。他们更不知道的是,西藏漫长旅途上的恶劣自然条件在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在那一年,许多进藏的农民打工者为节约路费而乘坐在运货汽车的货厢上,当途经唐古拉山一带时,因高山反应或严寒导致死亡。而在那一段路途中,方圆数百公里渺无人烟,更谈不上有医院或任何治疗抢救设施。但尽管如此,仍有无数的农村青壮年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奔向那块前途莫测的地方。在那时奔赴西藏的农民打工者可能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的一批自发地到异地寻找工作机会的人,他们往往无视政府不准自由迁徙的禁令,在同乡的帮助下结伴悄然离开故乡。由于是非法外出务工(中国是在1988年才承认了农民进城寻找工作的合法性并因此自那时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民工潮),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受到保障的权利,也没有任何人为他们尽任何义务。一条不确切的能在某地挣到钱的消息往往吸引并促使他们长时间的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来回奔波。在他们中间,也许有许多人的儿子在今天也像他们的父亲那样,手提着简单的行李,沿着这同一条路,去寻找他们生活中那不可知的希望。

列车行驶的这条青藏铁路是中国政府为推进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巩固防务的需要而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修建的。从西宁市开始,全长约800余公里,穿越整个荒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直至毗邻西藏的青海省海西藏族、蒙古族自治州的格尔木市的南山口。后来也许是因为缺乏资金以及无法解决在唐古拉山一带长年冻土上铺设路轨的技术问题,就没有继续往前修建。但客观上这段铁路的建成对柴达木盆地丰富油气资源和钾盐资源的开发带来极大的好处。而2001年开始修建的青藏铁路,就是这段线路的延续。不过,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年这条铁路的第一批旅客,竟然是那些急切到异乡去谋求生计的贫穷的农民。

我在列车车轮撞击路轨单调的“哐当”声中时醒时睡。当阳光从车窗中透射进来,所有的乘客或是打着呵欠,或是在有限的空间中伸展着疲惫的身躯。窗外是一片浅灰色的茫茫戈壁,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在高原太阳强烈的照射下,空气向四周散发着灼热。时近中午,列车在一个名叫德令哈的小站停下。这里的小镇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而逐渐繁华。由于列车上无饮用水供应,因此站台上一字排开许多冒着热气的水桶。车上的乘客这时都蜂拥下车,大家急切地把缸子伸进水桶,而全然不顾滚烫的水会烫伤自己的手。站台上一片混乱,那情景与欧美二战影片中难民或战俘列车到达时的场面颇为相像。

在蒙古语言中,格尔木称之为“高鲁木斯”,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因为在它西边的昆仑山脉融化的雪水,顺着山谷荒滩,往东奔流直下,注入柴达木盆地中的大戈壁,逐渐形成四处奔腾的河流。而对于整个的人类历史而言,格尔木是一个极为年轻的城市。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一批内地青年来到这里,当时这块由昆仑山脉的雪水冲积而成的广袤的荒滩是藏羚羊和白唇鹿的天堂。虽然偶尔也有一两支前往西藏的商队或为数不多的牧民途经这里。但土地的荒凉贫瘠和充斥着风沙和严寒的气候条件证明这不是非常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这些青年和当年美国西部的拓荒者一样充满热情,但支撑这种热情的理想并没有当年美国人那种建立自由与民主生活的内容,而是想把这片荒漠建成共产主义的伊甸园。于是他们组建成生产建设兵团(一种类似于军队的生产组织),大规模开垦荒地并种植粮食。多少年过去,把此地变为丰饶粮仓的梦想已经破灭。但由于青藏公路和铁路的修通,供应西藏的物资的80%和大部分人员都要经由这里进藏。因此这里成为进入西藏最重要的中转地,城市也就得以迅速形成并发展起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座城市完全是为西藏而建立的,它的大部分功能都在为西藏服务。

正因为如此,格尔木当时驻扎着大量隶属于西藏的单位和部门,当然大部份是为西藏提供后勤保障的交通运输和物资部门,也有一些如地质勘查和对外联络的部门驻在这里。为长期驻此的近万人员服务,还建立了相应的学校和医院。据当时统计:格尔木的市民80%以上属于西藏的人员;机关单位80%是西藏派驻这里的机构。这个城市也因此被分为两个部分,称为河东的区域主要是格尔木本地的机构和人员,由隶属于青海省的格尔木市管理。称为河西的区域主要是西藏的机构和人员,由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管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格尔木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都依赖于西藏。因此凡是需在当地颁布实施的政府法令,都要由格尔木当地政府和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联合签署发布,否则无法实施。在此状况之下,虽然格尔木市在行政区划上属于青海省,但实际上已成为西藏的一块飞地。

当然,这种状况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了改变。随着附近面积超过1500平方公里,储量超过1.5亿吨的察尔汗盐湖中钾盐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可可西里地区采金热潮的高涨,此地的经济和建设也得到了飞快的增长。现在的格尔木经济很大部份已靠自身的发展,不再单纯是为西藏服务,同时初步具有一个现代城市的面貌和规模,并且成为中国目前管辖面积最大的县级市。

不过当我第一次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仍然为那个城市的破旧和简陋感到吃惊。城市很小,年久失修的街道两旁多是灰暗低矮的砖房和木板房,与美国电影里100多年前的美国西部小镇有几分相似。街上车辆及行人稀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穿着长袍的哈萨克族牧民骑马漫步。由于城市的历史极短,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积淀,因此到处呈现着一种内地大都市所没有的鲁莽与粗野的氛围,当然同时也就没有那些虚伪和冷漠。特别是当地人对经由这里进藏的大学生极为热情,他们不管这些学生来自何地,一律称为“北京来的学生”。每次当我在饭馆或其它地方遭遇到这种自然而纯粹的热情时,我都会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感动。

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位于河西一个幽静的大院内,接待我的是一位与我同届,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的小伙子。他由西藏教育厅派到这里负责进藏大学毕业生的接待工作。他把我安排到办事处招待所住下,同时对我讲述了许多路途上需要注意的问题,诸如严寒及高山反应等。由于进入西藏的客车极少,他答应帮我联系一辆西藏运输公司进藏的货车,约定在两天后出发。

在出发的日程安排好之后,我决定浏览一下格尔木的市容。在高原明亮的阳光下,我沿着路边高大茂密的白桦树漫不经心地走着,不过一会我就惊诧地发现在前方约2公里的地方,从地面到空中竖立着一堵黄色的幕墙,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向我扑来,整个天空已是一片灰黄,太阳也因此变得昏暗。我急忙向路人询问,他们告诉我这是一股强大的风沙,在西北荒漠的春天是常见的现象。我赶忙寻找躲避的地方,慌乱之中发现路边有一个电影院,于是买票入内。当我两个小时后走出影院时,天空已恢复晴朗,但气温骤降了许多,使人感到浓浓寒意。阳光下依稀可见风沙肆虐后的痕迹,较小的树被吹倒,路上和屋顶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黄土。路旁有人议论,说刚才的风沙和突如其来的寒冷使一个在水边捕鱼的人不幸死亡。

回到招待所天色已晚,我急忙穿上棉大衣,在凛冽的夜风中与一群人站在露天的院子里观看电视播放的台湾青年歌手候德健的演唱,动听的校园歌曲在戈壁荒滩的夜空中回旋,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

20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我在格尔木遭遇的风沙称为沙尘暴。而在今天,中国的整个北方地区的人们在每个春天里都不得不与它频繁地相遇。

后来我又多次到过格尔木,在大雪飞扬的寒夜住在十分破旧的小旅店内并为它那火墙(把墙分为两层,在夹层里形成火炉用煤燃烧取暖)的巧妙构思使室内外产生巨大的温差而感到钦佩。也曾在前往大柴旦的路上走过那条我读小学时教科书上介绍的世界上唯一用盐铺筑的长达32公里的公路,路的两边察尔汗盐湖碧蓝透明的盐水中突起一座座晶莹剔透的盐丘仿佛是缩小的北极冰山。河西的西藏驻格尔木地质队生活区后有一条湍急的河流,冬天在皑皑白雪中它极深的蓝色水流显现出一种高深莫测的沉静。我夏天去的时候,两岸的河坝及河滩长满翠绿的青草和遍地的野花,当你走进河里,水流轻柔的抚爱使人回想起久违的恬静与温情。虽然我曾走过许多伟岸的大江大河,但就是这条在昆仑山下戈壁上流淌的很少为人所知的小河所给我的温柔、激情和内心的爱恋成为我一生永远的感动。

两天以后,一辆明黄色的日本产五十铃大货车来到招待所。我怀抱着花3元钱买来的竹壳5磅暖水瓶(我在路途上的饮水)爬进高大的驾驶室,开始我前往西藏的最后一段旅程。

从格尔木至拉萨的公路全程为1070公里。由中共将领慕生忠将军率领大军由青海进入西藏时于1954年修通。那时这条与我同年诞生的公路并不像现在那样是一条平坦宽阔的柏油路,可以保证车子在一天内到达拉萨。1984年的青藏公路虽然运行了30年,但由于要穿过藏北的大片永久冻土地带,冻土每年不断的冻涨和融沉使得它仍是一条简陋的沙土路。路况极差,车子一般要3天以上才能到达拉萨,而且至今还是中国最危险的公路。沿路经过的多是不毛之地,食宿地点很少,条件也很差,连饮用水都无法供给。不过这种行路的艰辛加上壮观的风光,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体验。当然在以后的几年里,这条路经过不断地投资整修,基本上建成一条通畅的沥青公路,小车一天可跑完全程。而且我后来又多次来往过这条路,但第一次走这条路仍然是我在西藏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汽车在拂晓时出发,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隆隆轰鸣着向远方连成一线青灰色的昆仑山脉驶去。路边院落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显示这空旷静寂的世界还有生命的存在。出城后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沙滩,据说是由于昆仑山千百年的雪水泛滥冲积形成的,公路在上面仿佛是一条灰白的细线,砾石的路面使得汽车上下跳动。从车窗往外看,有一种乘坐太空探险车在月亮或火星表面行走的感觉,只是远处几只站立向我们眺望的牛羊才使人打破这种想入非非的幻想。从这里开始便看不到绿色的树木或者任何稍稍高大的植物,而这种没有绿树的风景将要随着这条路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拉萨。

司机老郑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汉族,山东人,但家安在拉萨。也许是长期行车养成的习惯,嘴上总是斜叼着一支点燃的香烟。黝黑的脸膛和壮实的身体都显示出他在高原上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果然,他在青藏公路上已经往返了10多年,对这条路上的一切都十分熟悉。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腔对我说:别叫俺师傅,就叫老郑得了。接着他便开始担心我在格尔木没有进行身体状况检查,是否会产生高山反应,能否顺利通过被称之为“鬼门关”的海拔很高的唐古拉山口。而我则一再向他保证,我的家乡在云南省,那里也是高原,我从小就在高海拔地区生活,因此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这一路上老郑让我不停地陪他抽烟和聊天,抽得我嘴发苦。他说为防止我在路上打瞌睡,否则我打瞌睡也会使他感到困倦,影响行车安全。后来几年在西藏我遇到的许多司机都这样要求过我,我想这大概是高原上开车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

从格尔木到纳赤台仅有80多公里,但海拔却升高了1000多米,所以汽车一直都在吃力地爬坡。当我们终于走完漫长的沙原,公路沿一条清彻湍急的河流一头钻入山谷。两边水平沉积的岩层形成的山体如用利斧劈出,前拥后挤呈锯齿状排列,山体色彩红绿黄褐黑相间,显得怪异峥嵘。路边的河流时缓时急,时宽时窄。山谷间已是一派冬天气象,河滩和路面上以及背阴的山坡上都有大片的积雪,在阳光下发出苍凉的白光。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地名如“61道班”“西大滩”之后,穿出山谷爬上一个长长的缓坡,老郑停车,对我说昆仑山口到了。

我沿路边的山崖一口气奔到标志昆仑山口的石碑前,注视着石碑上斑驳的红色油漆描出的“昆仑山口,海拔4767米”几行大字。这时我的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豪情和惆怅。也许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昆仑山早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理想或者说是一种英雄梦幻的象征。公元13世纪元代文人熊梦祥在其论著《析津志》中云:“天下山皆出昆仑,其高一千里,犹人之有顶也。”。自古中国人即把昆仑山视为天下众山之首。而我最早是从毛泽东的中国古体诗词中的“飞起玉龙千百万”认识昆仑山的,后来又从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再次熟悉了这座山。但当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我又觉得它不该是这个样子,没有想象中的雄伟高大,眼前一片泛黄的山坡显得平缓单调,缺少英雄梦幻中所应具有的豪壮与瑰丽。

不过,当我在一天之后远离了昆仑山在茫茫戈壁上回首看去,蓦然发现这时它展现出了令人震惊的美丽。在向远方无限延伸的蓝天的边际,昆仑山似一面绵延数千里的高墙耸立,山顶的积雪在蔚蓝的苍穹下显现出炫目的神圣光芒。我顿时领悟了从古至今其实能够登上山顶的人都是为数甚少的,大多数人还只能在远离它的平地去仰望它,因此才会敬畏山的高大。这就是俄罗斯作家柯切托夫在他的小说《州委书记》中的所说的一句话:“雪山只有从远处看才是美丽的”。

过了昆仑山口,便进入了冻土地带,路况比起前面也差了许多。为了赶路,我们错过了中途吃午饭的地方,直到下午,老郑才在路旁发现一个小饭馆的招牌。于是停车,我俩一起沿着没过脚面的积雪走进去,发现这个所谓的饭馆其实是一间用木板简单搭成的约10平方米左右的棚子,刺骨的寒风从四壁豁开的巨大裂缝中灌进来,使屋内寒冷难耐。屋顶是一块草绿色帆布搭在木架上,融化的雪水顺着帆布的几个角往下滴淌。屋里没有任何桌椅和饮具,也没有伙计,只有饭馆的主人蜷缩着蹲在地上,旁边放着一个汽油喷灯和一口高压锅,似乎就是这家饭馆用以经营的全部家当。老板看到我们,便一边站起身来,一边用四川话大声向我们声明他这里只有面条一种食品。老郑点头,叫他煮两碗面条。只见他迅速点燃喷灯,架上锅为我们煮面。同时他告诉我们,他是四川人,家在农村,到这里一年多,由于无法找到工作,在老乡帮助下搭了个棚子,开了这家小饭馆。所需食品全由在格尔木的老乡托过往便车捎来,因几天没有车捎东西来,现在只剩下他自己食用的少量面条了。至于饭店的经营状况,由于过往车辆和行人稀少,生意极为不好,营业所得仅够糊口,当然也谈不上挣钱养家了。

因为今天必须赶到五道梁住宿,吃完饭后我们便马上起程。这时天空飘起了片片雪花,而路却越来越糟糕。老郑告诉我已经进入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边缘。由于每年5月这片中国面积最大的冻土地区总是雨雪霏霏,常常是一天之内连下四五场雨雪,再加之春季气温逐渐回升,冻土表层开始融解,原本坚实的路面在几天之内变成了烂泥沼。当地人常说的“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泥没足。”就是指的这种路况,而现在正是这泥没足的季节。车外寒气逼人,隔着车窗只见泛着混浊泡沫的泥水在茫茫雪幕中从四面八方往道路上渗透着,流淌着,汽车大声呻吟着缓慢地爬过一个个泥水坑,前进速度极慢。路边不时看到陷入泥潭的车辆,人们在泥地里滚爬着推拉汽车,那模样就像一队泥塑的长江岸边的纤夫。在这种时候任何过路的车辆都不敢贸然停下来帮忙,除非是马力强大的四轮驱动越野车,否则你可能救不了别人,自己也将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同时将已经非常狭窄的路面堵塞得无法通行。司机老郑一边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泥泞一片的路面,一边对我说:咱们别急,慢慢走,这路每年这个时候都这样,习惯了。

到达五道梁已是深夜,窗外漆黑一片,车灯扫过路边,我看到几个穿着红色羽绒服的身影在一些仪器旁忙碌着,好像是气象人员正在进行观测。这里仍属青海省管辖,海拔高达4800多米,是青藏公路沿线海拔最高的住宿点,也是这条线路上气候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常年不是大风沙就是雨雪连绵,所以人们流传着一句话:“过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小镇人口极少,只有一个军队的兵站和一个由西藏交通厅设立的食宿站,专门负责解决进藏人员和来往运输车辆的食宿问题。车到食宿站院内停下,司机老郑让我自己去登记住宿,而他将睡在驾驶室里。这是他多年青藏线上行车的习惯,一是为节省住宿费,同时也为了看守车上的货物。于是我去到登记室,出示了西藏驻成都办事处为我开具的进藏通行证,便获得了在西藏工作的人员所享有的每晚3元钱的住宿优惠(外省人员则要付出比这高出一倍的价格)。由于这里根本没有电,所以工作人员打着手电带我到一排土坯平房前,指着一扇门说:你进去看哪一个床空着你就睡。我答应着进屋一看,约50平方米的屋里大约排列着10多个高低双层床,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其他家具,也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因此房内气温极低,仿佛走进一个冰窖。大多数床都有人睡着,黑暗中我摸索到墙边一张空床,便和衣躺下,将冰凉发硬的被子拉到胸前。睡梦中感到寒风刺骨,有冰冷的东西落到脸上。抬头一看,原来对着我头部的墙上有一个脸盆大的洞,雪片从洞口直吹进来。我赶忙用棉大衣包住头又昏昏睡去。

凌晨5点,同屋的人便大声嚷嚷着起身准备上路,这时我发现昨晚同屋居住的竟然有许多是女的。惊讶中我也翻身起床,收拾行囊出门寻找我搭乘的车辆和司机老郑。

汽车一辆尾随一辆开上公路,喧闹声和四处晃动的车灯打破这荒原小镇上的静谧。雪已经停了,夜晚的严寒使得路面坚硬了许多。而我在这海拔4800多米的地方呆了一夜,除了感觉呼吸稍显急促,还没有任何高山反应的迹象,这也解除了司机老郑对我的担心。不久,太阳从身后的天际冲出,并且很快追赶上来,路上冻结的水洼冒着白汽,空气也温暖起来。这一带地势较为平缓,远处看去一排车子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奔跑,扬起一片黄色的尘土。湛蓝的天空中一只兀鹫在白云边缘盘旋,不时呼啸着俯冲过我们车前,展开的宽大翅膀足2米长。随着渐渐升高的地平线,夹杂着片片积雪的枯黄草滩迎面扑来,显得光怪陆离。一群藏羚羊信步漫游,天地间空旷和苍凉,仿佛到了大地之尽头。

中午时分到了沱沱河,藏语称为“玛尔曲”。这里是长江的上游,离它的源头格拉丹东雪山不远。河上一座不长但苍老的水泥桥,桥头用红漆写着“万里长江第一桥”几个字。漂着浮冰的河面水流泛黄而缓慢,没有了心目中那种宏伟壮阔的气势。河道中显现的沙滩说明河水并不深,令人难以想象这河到了下游如何会变得那样宽阔,那样汹涌澎湃。所以你也不可能把它与虎跳峡的险峻和三峡的雄奇联系起来。不过在这广漠无垠的天际之下,这些涓涓细流能够以开天辟地之势孕育出磅礴壮美的江河仍使我激动不已,因为我毕竟亲身站立在我自小就耳熟能详的亚洲最伟大的河流源头,亲眼目睹了它生命的成长。

前方的路直插一览无余的大戈壁,笔直得宛如一丝细线,可以一眼看到几十公里以外。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浓重的白色和灰色的云层前拥后挤的堆积在一起,然后又急速向四面八方无穷无尽地展开。路况已没有昨天糟糕,这使得车速快了不少。车过雁石坪后,公路进入一道宽阔的山谷,两边的山由于距离较远,看来并不高大,或圆或尖的山峰不时变幻着各种姿态,白皑皑的积雪从覆盖着的山顶一直延伸到公路上,与路同行的河流在一片纯白的背景下似一道深黑色的划痕。这时我们已进入唐古拉山脉,由于这里是永久冻土带,坚硬锐利的大风以很快的速度一年四季不停地切削着大地上裸露的一切,所以看不到任何稍高如矮灌木或牧草之类的植物,仅有一些地衣,苔藓类的低等植物顽强地依附在地面上,使单调的风景有些许斑驳的色彩。冻土的另一个麻烦就是因春季气温升高而导致公路路面形成高低不一的纵向起伏,这种起伏的最大高差可达近1米,汽车行驶在上面不停地前俯后仰,像乘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航行。

唐古拉山口是一块平地。一大片五颜六色的经幡在很远就告诉你那里是山顶。经历了无数风霜雨雪的经幡有的已经褪色,代表很早以前人们的祝福,有的色彩仍很鲜艳,表示这是信徒们最新的祈祷。经幡下面是一个巨大的玛尼堆(圆形的由石块堆起的石堆),这是由无数路过的信徒们每人一颗石子年复一年堆积而成的。在这人类几乎无法生存的高寒冰雪之地,这些经幡和玛尼堆似乎是人类神秘的原始意识和自然中生命顽强生存的展示。路边同样立着一块石碑,同样以红色的字迹镌刻着“唐古拉山口,海拔5231米”。这块石碑是这条艰苦卓绝的青藏公路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标志,因为这里是西藏与青海的分界线,跨过这里向西就进入西藏。在中国农耕传统文化意识中,迁徙即意味着丧失家园,丧失生存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因此人们内心深处便具有一条明确的生活区域的习惯心理界线,古代这条界线往往是指汉族自己修筑的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长城的最西端位于甘肃省的嘉峪关下立着一块古代石碑,上书“出十还一”四个大字,即是说自古10人出此关隘只有1人可能生还。所以“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之类的迁徙活动被赋与了不得已的悲凉色彩,也就有了古人常说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之类名句。人们一旦跨过这条界线,走出自己世代生活的地区,便会产生一种极强烈的苦难意识和悲壮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古拉山口正是近代以来这样一条文化上极具暗示性的心理分界线。另外这里的气候条件极其严酷恶劣,被称之为“生命禁区”。令人钦佩的是这里有一个西藏公路管理部门设置的公路养护道班,也许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养路道班。这些养路工人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长年驻守于此,保障这条道路的通畅。

能够在西藏的冰峰雪岭间体验一种生命的底蕴,进行一次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并非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当我站在这里,看着那一片片在寒冷刺骨的狂风中飞舞的经幡如生命的旗帜,召唤着我们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已变得卑微的灵魂。周围无言的雪峰在低垂的灰色云层后面冷静注视着我,令我感觉到一种压迫,仿佛从我出生以来形成的所有意识和表象价值,都像置身于耀眼阳光下的冰层,开始慢慢崩塌。

从跨过唐古拉山口踏上西藏的那一刻,一种纯粹的来自自然的生命感悟使我的灵魂从未如此真实地贴近脚下的大地。数千里之外那个喧嚣,混乱的现实世界中人们用斗争和残杀去争取的一切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如金钱、权力、社会地位等都没有了任何意义。在这里你只需要用真实的生命去领悟存在,领悟宇宙神秘的本质。只有在极尽苦难和孤寂的漫长旅途之后,被放逐的思想漫游者才会接近所想所梦的精神家园。那种行进于莽原大川与深渊沟涧中的眩晕使人领略到纷繁复杂的生命体验的神秘魅力,是今天那些以到西藏旅游为流行时尚的人们所无缘体会的。

天色近黄昏,远方的山峰如黑色剪影贴在落日余晖明亮的背景上,公路在低斜的阳光下像一条金色的河,蜿蜒流入昏暗的群山之中。我们沿着下山路前行,在浓重夜色中赶到唐古拉山脚下的安多县城。安多县属西藏那曲地区管辖,因这里靠近唐古拉山,气候十分恶劣,常年低温高寒,雨雪不断。县城很小,只有几排平房和土坯藏式房。这里依旧没有电,黑暗中路边的大片草滩上可以隐约看到几顶牧民的帐篷。城的边上仍然设有一个接待过往人员的食宿站,当我们到达时,里边早已熙熙攘攘停满了过夜的车辆。一间宽大的白铁皮屋顶的房子是这里的食堂,里面烟雾腾腾,影影绰绰的烛光下有许多人围坐在简易的桌子边大声的说笑着和叫喊着,其中大部分是身穿厚重光板皮袍,腰悬长刀,发辫用红线缠成“英雄结”的藏族汉子。我买了一份炖羊肉和米饭,在桌旁坐下,发现所谓的羊肉只是几根精光的骨头,上面附着些许发红的肉丝。我苦笑着摇摇头,一手持骨头,一手划拉米饭,把这顿晚餐勉强应付完事。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个高大的,长着一付黑红脸膛的藏族汉子。他一边大口喝着烈性白酒,一边友善地对我微笑,我肯定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初次涉足戈壁荒漠的内地人。这个藏族汉子抹抹嘴,把手伸向我,用藏话说:“他妈,他妈”。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这时司机老郑对我说,他向你要一支香烟。我急忙掏出一支烟递给他,他高兴地点燃,笑着拍拍我,把酒碗递过来,坚持让我喝酒。当然从此以后,我便知道了香烟藏话称作“他妈”(其实至今我都不知道这是不是正规藏语中香烟的说法,还是后来流行的一种对香烟的戏称)。不过这也算是我踏入西藏后学会的第一句藏话。

晚上司机老郑照例睡在车上。这里的住宿条件与昨晚的五道梁相差无几,一间屋内男女同宿。不过我已不再惊奇,反而觉得可以理解。首先因为藏族对于两性之间的观念是自然而健康的,没有汉族那些畸形的禁忌;另外西藏气候寒冷,旅途中人们都是和衣而卧,自然不必有那么多的提防与回避;同时为了更合理地安排利用紧缺的房间床位,这也就显得十分正常了。在我今后的几年中,我无数次的下乡出差,就更加习惯了这种住宿方式。

第二天一早,东方的天际刚露出一丝浅红,屋外便响起一片汽车的轰鸣声。在似乎冻得凝固住的空气中,人们忙乱着收拾东西,做着出发前的准备。可能因为这里距拉萨已经不远,人们似乎都有着一种回家的急迫心情,而今天的路看来会比较顺畅。前行不久,气温逐渐升高,可以看到两边的草场已经开始返青,草原上散布着牧人星星点点的帐篷,不时有大群牦牛和绵羊越过公路,这时汽车只有减速或停下,让它们优先通过。

安多至那曲有99公里。那曲是中国政府的那曲地区行署所在地,管辖着该地区40余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区域,也是藏北最大的城镇。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商旅往来中国内地的重要驿站,也是当年达赖喇嘛的噶厦政府驻藏北管辖机构所在地。那曲藏语的意思是“黑色水流的河”。自1959年中央政府直接统治西藏后,这里改为汉文名称“黑河”。但一段时间后,因其与中国黑龙江省的黑河重名,造成邮政通讯和货物运输的不便,所以又改回来,仍以藏语名称那曲为准。那曲虽在1751年就成为进藏路线上的重镇,但一直处于中国清王朝的管辖之下,西藏噶厦政府自1915年才在此任命行政官员正式对那曲行使管辖权。虽然那曲与历史上许多事件有关,也起过许多重要作用,但真正作为一个城市也只有20多年的历史。那曲地区地广人稀,总人口只有30余万。在我第一次到达那里的时候,它还显得相当冷清,唯一的一条大街上行人稀少,只看到几只狗卧在路上。街边的商店很少,摆放的商品不多。城里的建筑大多为白铁皮屋顶的土坯平房,屋旁路上随处可见牛羊悠然游荡。

那曲的前面是当雄草原,唐古拉山脉延伸数百里到达这里后称之为念青唐古拉山,它是西藏四大著名神山之一。上百座伟岸的雪峰顺着当雄草原蜿蜒排列,群峰在太阳下散发着青色的光芒,大堆白色的云朵从峰顶涌出,然后飞快地掠过我们的头顶。念青唐古拉山的主峰当拉山,海拔7117米,在群峰中显得高峻夺目,俨然一副王者风范。当雄草原地势平缓,常年刮着大风,称之为“当雄雄风”。但由于念青唐古拉山脉雪水灌溉,所以水草丰茂,加之青藏公路通过此地,交通十分便利,畜牧业发展得较快,居住的人口和牲畜数量也就比较多,草原上到处可见帐篷和一群群滚动的牛羊。

第一次到西藏的人会感到天特别低,特别蓝,飘浮在头顶的云朵似乎伸手可及。而当我来到羊八井的时候,这种感觉格外奇异和强烈。这里是世界罕见的地热区,有着众多的温泉群,水温极高,爆发时喷出的热水柱高达3至4米,在冰雪环抱之中热气团翻滚腾跃,直冲蓝天,瞬间与白云融为一体,生出天之倾斜,与地相接的印象。后来有一些来自内地的旅游者曾为看到这里的厕所是用温泉水来冲洗而感到惊讶不已。正因为如此丰富的地热资源,羊八井自1977年开始开发,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地热发电站。1981年11月,又一座6000千瓦级的电站建成运行,成为拉萨电力的主要供应来源。

羊八井距拉萨90公里。公路在河流的引导下从宽广的草原急转进狭窄的山谷,顿时风景大为改观。两边的山壁呈现五彩缤纷的色彩指示着岩层的扭曲和断裂,头顶悬空的巨石狰狞地俯视着下面的行人与车辆。狭谷中的河床被山崖挤压,水流十分湍急。河水撞击在河中堆积的嶙峋怪石上变成白色浪花,急速冲过浅滩,然后形成一个个飞快转动的漩涡。山坡上已依稀可见小块的农田和村落,房顶插满五色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村庄的旁边常常耸立着几座白色的佛塔。农人们在拉犁的牦牛后面缓慢走着,牛的身上装饰着色彩斑斓的布条,以示庆祝一年一度的春耕。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里有着泛着青绿的树木,在经历了1000多公里无树的风景后,这是令人感到振奋的发现。

走出山谷,便到了属于拉萨市管辖的堆龙德庆县境内。这里可以看见大块的农田和成片的树林,田里的春耕也更显繁忙,河边路旁和树林里也有了越来越多飘拂的经幡和大小不一的玛尼堆,足见这里人烟稠密。司机老郑在路旁一条水渠边停车,告诉我离拉萨已经不远,我们应该清洗一下千里奔波的风尘,干净地进城。于是我俩起劲地将已变成泥塑的汽车和自己洗涮得大致可以看出本来面目,然后兴高采烈地起程。

夕阳下,可以看到在蓝得发暗的天幕下巍峨辉煌的布达拉宫金顶那高贵的金子般的光芒,而且它在我的眼里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耀眼。我终于开始意识到:我到达了魂牵梦萦的拉萨。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在我到达拉萨时第一个欢迎我的竟然是一个站在路边素不相识的年青美丽的藏族姑娘。当我下车的时候,她走上前来,看着蓬头垢面,嘴唇青紫的我问道:“你是从北京来的学生?”我点头,她随即从提着的暖瓶中倒了一碗冒着热气的奶茶(当地人称为甜茶)递给我,嫣然一笑说:“欢迎你!”

当历时20多天的漫长旅途终于结束时,我庆幸一路上遇到了许多帮助我的善良的人们。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使我顺利来到了遥远的西藏,因为当我到达拉萨时,我的身上只剩下了5元钱。


关键词: 西藏

岱峻、杨早:成都教会五大学不比西南联大差



岱峻、杨早:成都教会五大学不比西南联大差

--作者:蓟小豚

7月16日,文史学者岱峻与杨早在成都西西弗书店金牛店进行了一场对谈。这次活动是围绕岱峻先生的新作《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而展开的。岱峻是资深报社编辑,现已退休,2000年后转入民国学术史及学人研究,著有《发现李庄》《民国衣冠》《李济传》《风过华西坝》等。与他对谈的嘉宾杨早,是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岱峻:

谢谢各位炎天暑热来听我一个老者聊华西坝往事。虽然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和今天的成都、未来的成都、和我们每个人当下的生活都有联系。华西坝应该是成都乃至西南现代化的开始,成都第一个听诊器,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台收音机,第一例现代妇女接生术……都是从那里开始的,要是没有那一步,我们走不到今天;要是没有那些,成都也成不了华西的首善之区。

我为什么会关心这么一个题目?四十多年前我当知青,下乡第二天一大早就跑上我们生产队最高的山顶,想看看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前些年退休后,每年都会安排一次出境游。我想看一下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节点,比如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这一目标,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完全实现。但仅就有限的几次外出观感,认识到人类之间相似性大于差异性,不同肤色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是共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正是来源于文明的交流融合。没有交流就不会有对立。就像人类童年老死不相往来的部落时代。习主席多次说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这不单是指地理空间,也是指的心理空间。就在习主席2015年访美期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纽带》,讲述了沙勿略、利玛窦、汤若望、罗明坚、卫三畏、儒莲、史华慈、史景迁、费正清、李约瑟、孔飞力等传教士与汉学家的故事。这部片子突破了长期以来东西方文化对峙,传统与现代二分的思维,强调了文明间的互相借鉴,恢复了世界史的常识。我在这本书中也曾写道,金陵大学神学院教授芮陶庵的儿子,就是那个1990年代作过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他在南京出生,成都长大,上海读书。后回美国上大学,到过世界很多国家。他说过,全世界的人,不论哪里,都有善良的和狡诈的,温和的凶恶的,不要轻易地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书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但主持人只给我十五分钟的时间。我只能简单把我的PPT给大家演示一遍,然后请杨早老师多说点。

岱峻(左)与杨早

成都有两段最辉煌的历史,我觉得不只是三国时期的蜀汉,三国时期的蜀汉是个短命政权,既不如东吴,更不如北魏。成都最辉煌的时期还有两段,一段是唐中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三次迁徙,带来经济繁荣与文化崛起,延至前蜀后蜀乃至于两宋。另一段是抗战时期的衣冠南渡,国家的文化教育西迁。成都这段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就是华西坝五大学办学时期。那会儿成都人很骄傲,就像上海人不说“上海”,更愿意说“沪上”;杭州人不说“杭州”,而说“湖上”;那会儿成都人说成都就说“坝上”。华西坝就代指成都。回忆那个时期,中国最好的五个基督教大学都在成都,也云集了一大批学者大师。流沙河曾说,“要了解明清时期的成都,得去宽窄巷子。要了解民国时期的成都,得去华西坝。”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华西坝的历史地位与应该有的影响了。

这幅地图表现的是基督教的几个大块,基督教主要有三个大块:罗马公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天主教,主要指拉丁语系地区;基督新教就是我们说的基督教,主要指说英语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圈;东方正教就是东正教,主要指斯拉夫语系地区。跟华西坝有关系的主要是基督新教,分布地区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新教在中国办了13所大学。上世纪二十年代各地发生反洋教风潮,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定都南京的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回应民众收回教权的要求。责令教会大学改为私立大学,并向国民政府教部备案。教会大学国有化,落地生根,主要措施:第一,校长,原来是洋人当校长,这以后改为中国人当校长,洋人改为校务长;教师比例有了变化,增加了中国老师;系主任、学院院长等教育管理者都由中国人担任。第二,经费,一批经费除了继续由海外教友捐助外,南京政府及地方政府也拨备少量经费;第三,课程设计,原来神学是必修课,改成选修课,祈祷礼仪完全自愿。

华西协合大学,“协合”不是“协和”,很多书上都有错。1905年科举废除后,英美加三国基督教的五个参会在成都筹建大学,故名华西协合大学,1910年3月11号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学校建制仿牛津剑桥大学体制,以学院为主。什么叫牛津的体制?比如华西光明路小区有个四川大学华西幼儿园,那里就是广益学舍旧址,广益学舍是英国圣公会捐建的,学舍设舍监,学生吃饭、娱乐、自习都在那里。后来是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所在。抗战时期一大批学术大腕,比如陈寅恪、李方桂、萧公权、钱穆、顾颉刚等都在那里上课。

这是华西协合大学的老校门,现在人民南路能看到这道校门,但只是这几年才恢复的,是在原样基础上放大。位置也不在原址。原来的位置是靠锦江边。华西坝的大致范围,最北边是在锦江边,最南边是在一环路,最东边是在南台子街,最西边是洗面桥街。这是现在成都华西坝片区地图,中间白色是人民南路,是1958年修的,原来没有这条路。原来成都只有四座桥,东南西北各一座。华西协合大学一草一木都是通过船运到码头再挑上岸。

这是1920年的华西坝风景。草地上有几头牛在悠闲地啃草,这就是成都最早一批奶牛,最先是华西协合大学生物教授、加拿大人丁克生从荷兰引进的。抗战时宋美龄又送来几头。这就是现在成都人喝上牛奶的最早来源。草地周围有弹钢琴的琴房,于是那时有人谐称这一风景为“对牛弹琴”。

抗战时期坝上主要有哪五所大学?前期是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协合大学;后期中央大学医学院迁走,又迁来燕京大学。当年英国驻华科学参赞、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称坝上五大学是“基督教五大学”,美国驻华文化参赞、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这是“成都的联合大学”。但今天人们只知道昆明有西南联大,而不知道我们这块土地上也有这么一些著名大学。

成都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比较

这里,我有一个坝上五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比较图表,从学生规模、学院及系科设置,专兼职教师、学科特点等,这块土地上的五所大学一点不逊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至少是各有特点。

文幼章与吴耀宗

当时传教士也有不同的政治色彩,有倾向和支持革命的红色传教士,高个的是加拿大人文幼章,他的“松林别墅”是中共南方局的秘密据点。他后来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矮个的是吴耀宗,后来是基督教“三自”爱国会领袖。

芮陶庵一家

还有一些有基督理想的传教士。书里,我用“他者的乡愁”来写这一章。这位是芮陶庵先生,我们也许不知道他,但知道香港中文大学前身有崇基学院、新亚书院等,崇基学院创始人就是芮陶庵,他的两个儿子在华西坝长大,说一口成都话,也吃麻辣烫。这两个孩子,哥哥芮效卫是芝加哥大学汉学家,一辈子迷醉在唐诗宋词中;弟弟芮效俭是1990年代的美国驻华大使。这些人包括卜凯与前妻赛珍珠,本来是为了传教到了中国,本来是要传播基督“福音”,但又被异文化影响,深爱在地的中国文化。当他们离去以后带着伤感和怀念,开始成为东西文化的摆渡者。就是刚才那个小孩芮效卫,他在芝加哥大学教授汉学,一辈子翻译了十卷本的《金瓶梅》,翻译完就得了帕金森,后来这堆书伴着他,直到前些年过世。

卜凯、赛珍珠一家

美国人卜凯先生,我们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原来的太太赛珍珠,因为她写的《大地三部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卜凯先生是个农业经济学家,开创了一个学派,他组织编写的《中国土地调查》目的是盘清中国的家底。赛珍珠的写作素材正是随丈夫去苏北做农村调查时采集的“边角余料”。这个卜凯和杨早先生有关系,当年他爷爷杨汝伦先生就是卜凯的学生,大学论文是《四川华阳县水稻、小麦、玉米、红薯四种作物生产成本的研究》。卜凯开创的农业经济技术学派或称生产力派,研究土地、种子、生产规模、农合关系……正是关注“三农问题”的先驱。

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也是燕大人的新闻理想。那时候燕大新闻系是整个远东最好的新闻系,是《大公报》的人才摇篮。我写燕京大学四个新闻人。其中一个是成都人唐振常。那时成都文庙(现在的成都石室中学)是燕京大学男生宿舍,唐振常家也在那附近。成都原有两个大家,一个是北边李家(巴金家),一个是南边唐家。唐振常先生大学毕业研究的课题就是《论新闻自由》,这种理念也贯穿在他和他的同学的新闻实践中。新闻自由,是共产党及其同盟者反对国民党专制集权的武器。他们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曾引用卡尔·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一段:“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校长,是一个伟大的小脚女人,是在联合国成立宣言上签字的一个中国女性。她培养的999朵玫瑰,即金女大999个毕业生,有女将军、女科学家、女指挥家,也有普通的贤妻良母。梁启超说,“改变一个民族要从母亲开始”。吴贻芳所办的女性教育,尤其是金女大的家政系和社会学系,都是很成功的实践。

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有远东最好的牙医学,现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还是中国顶尖级的。当时是由加拿大人林则带过来的。

我为什么要去关注这段历史?成都是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最早的国际化从哪开始?就从华西坝开始。坝上有一座加拿大小学,收读外国人的孩子。那时的学生在加拿大渥太华每年都会有个“银发聚会”。现在成都大邑新场镇就有一个关于那段历史的图片展览。有3位美国副总统在职期间曾到访过成都,分别是1944年6月22日华莱士,1985年10月乔治·布什,2011年8月21日拜登。他们都曾在华西坝做演讲。华西坝的建筑,是民国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2013年,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大学早期建筑群除了望江校区的行政大楼一处,其余七处都在华西坝。四川大学博物馆是中国高校最好的博物馆,不是之一,它有5万件文物,其中最重要的4万多件都来自华西协合大学。

我就先介绍这一段,然后请杨早博士介绍。

杨早:

谢谢岱峻老师精彩的演讲,很荣幸受邀担任活动嘉宾。原因有几条,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书《早读过了》跟岱峻老师的书在同一个出版社同年出版,第二个是我自己的家史跟岱峻老师描述的金陵大学农经系有一定关系。

今天在这里如果是唱一台戏的话,岱峻老师是主角,他的剧本就是《弦诵复骊歌》这本书。刚才他的演讲非常精彩,如果大家看过这本书的话,一定从中得到很多其他书里面看不出来的东西。但是可能在座有朋友还没看过这本书,我的任务是当一块幕布,把岱峻老师这本书的背景做个铺叙,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凡是关注过中国大学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这里有朋友可能会问:今年是浙江大学的120周年纪念。去年是四川大学的120周年纪念。湖南大学还纪念过2000多年的校庆。怎么理解?

中国大学发展有三条脉络:

一条脉络是唯一由国家命名的或者国立的大学,就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比它更早成立的同文馆后来也并入了京师大学堂,但是北京大学并没有把同文馆成立日作为它的建校日,而是把1898年--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作为它的建校纪念。

第二条脉络:现在很多大学都在纪念自己1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算法,主要是把各省在晚清建立的书院当作前身,比如浙大是以求是书院的建立,川大是以中西学堂的建立作为它的建校标志。但这些书院在当时只能算作中学性质,包括清华在内,它一开始也只是留美预备学堂,后来才慢慢发展成为大学。这些大学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根本,也为了显得历史悠久,就把历史往前推。但严格来说,它们的前身书院,建立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第三条脉络是今天讨论的主题--教会大学。教会大学是完整地按照西方大学的建制位移过来的,包括教师、教材体制都跟西方几乎完全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大学里面寻找特别西化的样板,肯定是教会大学。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国立大学的特点是相对政治化。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北大其实参与并不是最早,但一旦五四罢课开始以后,就有一句话叫“罢不罢,看北大”,为什么?它的地位使然。这导致北大的学生中特别容易出政治人物,大家耳熟能详的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罗章龙等等,这些都是后来进入政治场域的人物。

金陵大学农学院

相比而言,其他两条脉络,尤其是教会大学这一支,更多地关注学术和社会这两块。为什么金陵大学会建立中国最好的农业院系?我们是农业大国,但是为什么由外国人发起研究农业?

我想原因是:第一,西方已经走过如何建立现代社会的历程,已经有了这些院系研究的现成模式,所以它愿意,也方便把这个东西移植到中国来,从一开始,教会大学的立意和推动跟中国本土大学就不太一样。第二,教会大学一般都有比较充足的资金和捐款,所以它们推动这种复制计划也会比较顺利。第三,它跟国外大学本身有密切的联系,比如金陵大学和康奈尔是姐妹学校,它们的学生往往会到康奈尔读农学的硕士或者博士再回到中国,比如说燕京大学新闻学院跟密苏里新闻学院有关系,他们也会去深造。所以这些大学的国际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本土大学。

中国大学的发展有这么三个脉络,如果你仔细比较,会发现这三种学校的办学方针,比如为什么清华会出现“教授治校”,而北大始终是官员治校,校长、教员和学生之间的博弈,纠结不清,是有来源的。从哪里生长出来一朵花,花会长成什么样子,跟土壤有密切关系。

中国大学发展到1937年碰到拐点,就是中日战争爆发,大批学校内迁,包括国立大学,也包括教会或者私立大学。抗战过程中形成几个文化中心,岱峻老师上本书《风过华西坝》里谈到,除了有耳熟能详的昆明之外,有“三坝”之称,一个汉中的古路坝,一个是重庆的沙坪坝,一个是成都的华西坝。

在这几个教育中心当中,昆明和成都是战后方最富盛名、教育资源最集中、获得成果最多的两处地方。据说,八十年代沈从文访美时有人问过他这句话:为什么西南联大八年毕业的人才,超过了战前清华、北大和南开三个学校之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这个话用于华西坝也是成立的,而且不光是自由,由于教会大学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华西坝可以获得的资金、人才、交流资源远远超过了昆明。只是昆明的西南联大国内最顶尖的高校汇集,所以更吸引外界的眼球。

昆明比成都有名,还因为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文学人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成都的文学人才没有昆明产生的多,这跟教育方向有关系。教会大学一开始时更注重相对实用的人才培养,所以轶事的传播,文学的记述,华西坝确实不如昆明,这导致后来“民国热”时出现的“西南联大神话”没有在华西坝身上复制,但这并不等于华西坝没有昆明重要,恰恰相反,华西坝的重要性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和讨论。昆明与成都,这是中国现代大学史出现的一次重要的分野。

凡事有好有坏、有利有弊,抗战一起,大学内迁当然是坏事,大量的校舍、资料、人才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不少,但同时它又带来一个好处,因为中国从近代以来发展非常不均衡,晚清孙宝瑄作过一个比较,他说苏北清江浦跟上海的距离是50年,而内地跟清江浦的距离也是50年。换句话说,民国建立以前,四川跟上海的距离超过100年,民国建立二十多年,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如果没有战争,那些国内著名的大学,会在昆明、成都、宜宾、西北等地落户,是之前根本不敢想的。高校内迁对全国教育来说可能是某种不幸,但对内地绝对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大学这样的移动让中国的教育资源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平衡,这一点很重要。从岱峻老师的书里,我们就能看到很多例子,比如我们熟悉的金堂脐橙、幸福梅林,还有成都最早的奶牛等等,都是由于学校内迁出现的,这里的事实不胜枚举。

现在的华西坝

我研究过一点抗战时的浙江大学,它在遵义待了七年,浙大的遵义校园经常向公众开放。很多遵义人在回忆文章里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走进一所大学的校园,我会看到大学生怎么上课、做实验、大学老师怎么讲课。这个场景大大激发了当时这些遵义孩子幼小的心灵,刺激他们在之后的学习与工作中更加奋发上进。我去年去遵义时,他们告诉我遵义的高考质量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贵州数一数二的。

一个学校在一个地方或许只待了几年,但是它留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我对华西坝跟周边的情况不算太了解,希望待会儿问岱峻老师这个问题。余秋雨有篇散文名字叫《抱愧山西》,我也可以借用这个题目,我有点“抱愧华西”:因为我妈妈是成都人,我小时候在成都待过两三年,坐车、骑车多少次经过人民南路,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这是华西坝,这里跟中国的现代史、教育史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作为在成都待过那么长时间的人,真的有抱愧的感觉。

大家看刚才岱峻老师放的PPT,里面照片访谈时他还是满头黑发,到现在已经是头发花白。他花了那么大精力和时间的投入,给我们带来如此多已经被淹没在历史海面下的资料,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用这些历史滋养,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城市,重新审视一下华西坝?

岱峻与受访者合影

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华西客与成都人”,当时我们在群里讨论了很久,为什么设这个题目?一开始时,比如四所大学到华西协合大学借校舍,在这里重新复校、重新办大学,他们是华西坝的客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对藏学的研究、对西南少数民族情况的研究、对生物资源的外流、对农业的调查等等,他们已经变成了成都人,他们对成都乃至四川、乃至中国的各项事业做出了贡献。

尤其是好多成都学生,他们以前要读一个好大学,可能要远赴上海、北京,甚至要出国,但那几年他们非常便利地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很好的教育。我自己的祖辈是个很好的范例,我祖父是江苏高邮人,他在南京上了金陵大学附中,随着附中迁到四川,接着读金陵大学,上了农学系。我祖母是土生土长的四川富顺人,她是从四川富顺考到成都,也进了金陵大学的农学系,比我祖父矮一个年级,他们俩在华西坝相识相恋,组建家庭。我祖父后来改行当了中学的英语老师,也有从政经历,但是我的祖母一辈子都是农业专家,在农科所工作了一辈子。

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那时华西坝的大学教育留给我们家的遗泽。我们家的家庭结构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下江来的男生,和一个四川本土女生,他们读了同一个学校,在同一个学校毕业,然后留在了四川,为四川服务了一辈子。我父亲、我自己都在四川长大,我们都对四川抱有非常浓厚的感情,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隐喻,可以说明抗战内迁大学对成都的一点影响。

这个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大家可以谈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就我关心的这个问题请岱峻老师回答一下,就是华西大学跟当地的关系,我们怎么去理解和看待?

教会大学五校长

岱峻:

我为什么要研究华西坝?是觉得那段历史就像泉水,虽然地面上看不见了,实际上一直在地下流淌,一直在滋养我们。比如农业,西南联大没有农学院,培养不出掀起“南中国绿色革命”的小麦育种专家沈宗翰、沈骊英,国立大学大概也不会培养搞园林的专家和花卉专家,因为那时主要矛盾是填肚子的问题。但是就在成都的幸福梅林,各位肯定都去过,肯定也注意到了有一块石碑上刻有“幸福梅林”,落款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愉。陈俊愉先生就和当年杨早先生的祖父一样,是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他们抗战时到成都,生活无着,自己筹资办了一个园艺场,培育一些树秧子花种子出售,挣一些钱。陈俊愉先生出生在金陵大家,就像《红楼梦》和巴金的“家春秋”,大家有大家的烦恼,尤其是小孩。庭院深深,黑咕隆咚,暮气沉沉。陈俊愉放学后,就喜欢和花草、和猫狗一起耍,和花匠一起玩。到了念大学时,问家长中国有没有栽花养草的专业,结果一打探还真有。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有一个“艺植专业”,专业方向除了花卉栽培还有园林设计。金陵大学毕业生陈俊愉后来成了共和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梅花院士。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中国有大量吟唱梅花的诗文,但是没有一本关于梅花谱系的研究。他就填补了这一空白。有句诗,“梅花欢喜漫天雪”,但是错了,梅花怕冻不喜欢漫天雪,梅花自古不过黄河,谁把梅花引过了黄河?梅花院士陈俊愉。

还有成都的人民公园,当时叫少城公园,改造也是程世抚先生开始的,他的父亲程德全是晚清黑龙江将军,在齐齐哈尔建了中国第一个公园,“反正”后又在苏州建植物园。他把儿子送到美国,学习景观园林设计。龙泉水蜜桃也是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学生引种的。金堂的柑橘是金大农学院园艺系改良的品种。

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的关注点不一样,抬头看到高天,俯首脚下土地,就像康德所说的“天上的北斗星,心中的道德律”,既眼光高远,也不乏实践性。那时每一所教会大学都办有社会服务点,燕京大学在彭县崇义桥,金大在华阳中和场,金女大在红牌楼,办夜校农校扫盲,推广科技,宣讲卫生常识,送医送药……每年暑假,五大学都办“边疆服务团”,组织师生去茂汶、里番、黑水,为边民服务。顾颉刚先生就当过五大学“暑期边疆服务团”的总顾问。

李方桂、陈寅恪、吴宓、萧公权、钱穆、顾颉刚

杨早:

问岱峻老师一个相对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我一直想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明,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承认西方文明比我们更加适应这个世界的发展,同时,它对人性的解放、对生活的自由度和舒适度的改变,都远远超过传统社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人内心会担心西学东渐,将造成主权的不平等甚至文化的侵略。

比如王世襄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他去申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职位时,傅斯年说了一句话:燕大毕业的怎么能进我们这里?胡适是康奈尔大学的农学硕士,但是他也常常说:中国大学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很快就会被几个教会大学取代了。他们心里有隐隐约约的担心,就是我们的教育权、文化领导权会不会因为教会大学的存在而转移到外人之手。这个发展中有很多博弈,钱穆也好、陈寅恪、吴宓也好,是在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之间有好多来回的,他们的心态有时候也是非常复杂的。

这点问问岱峻老师,您在研究中有什么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岱峻:

偏见来自误会。陈寅恪先生是教授的教授,大师的大师,陈寅恪在成都上课时,后面听的包括成都的林思进先生是他的父辈陈三立的好友。陈寅恪先生对教会大学原来也有偏见,他是因为没办法才到燕京大学,他本来应该去四川南溪李庄镇的,但是他去不了。1943年从香港逃出,一路到了广西。当时听说李庄的条件太差了,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分别在昆明和李庄病死了,陈寅恪先生身体不好,太太唐筼、小女儿美延都有病。所以他最后就了燕京大学的聘,到成都来了。从那段时期他给傅斯年的信中看到,颇有些勉为其难。

1944年陈寅恪突然双目失明,一下子天塌地陷。这时候,燕京大学从校长梅贻宝到每个同学,纷纷伸出援手。给他提供当时最好的医疗条件,轮流守候他,给他做饭、喂饭,读书读报,拿药熬药;帮他家挑水做饭,领着小孩做作业。当时组织同学帮扶陈先生的刘适(石泉),就在那段时间开始构思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刘适是寅恪先生亲自指导完成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论文写作之第一人,甚而是唯一之一人。那篇失而复得的论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即被誉为研究那段历史的最好著作。“既服其识,又佩其文”,同学唐振常写道:“言人之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之覆,毫无左顾右盼之拘束,此正得寅恪先生平生所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真谛,吾于此更尊其为同门学长也。”

对于这段感受,陈寅恪先生曾当面向梅贻宝称道,“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有存。”晚年梅贻宝回忆,这一评语是对他办学的最高褒奖。

吴宓先生是“部聘教授”,到成都移讲燕京大学也是屈尊纡贵。当初,在北平他就对教会大学有微词。到成都后开始住在陕西街,后来觉得住宿条件太差,就改到文庙后街。当他深入其中,始觉欣喜。他在成都燕京大学教授“世界文学”与“文学与人生”两门课,课余常与师生讨论国事战局,切磋学问。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燕大校内,地域极小,然洗刷洁净,地无微尘”,“学生共四百人,三分之二为平津来者,悉操北京语,清脆悦耳”,“学生热心听讲且整洁而有礼貌”,“师生亲洽,作事敏密,及男女交际自然之风气,为他校所不及。”他参加了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基督教团契活动,始知到那也是一种学生互助小组,课余的兴趣小组,互相帮助,批评砥砺,启迪智慧。他曾为文庙男生宿舍书写对联,联语是:“复校兴邦事同一体;化民救世业始吾心”。

那时坝上的教会大学是抗战中的流亡学校,师生是与国人同赴国难的同胞;那时新教学校背后的捐助国英、美和加拿大都是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同盟国,那时坝上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每天都有援华盟军士官来参观,运动场常有与盟军的各类球类比赛,美军的一个战地医院也就建在新落成的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住院部的一层楼上……那时成都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人们也不会觉得教会大学与一般的国立大学有多大的差别。



卜凯、赛珍珠一家.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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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比较.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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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峻(左)与杨早.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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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峻与受访者合影.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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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大学五校长.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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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农学院.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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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桂、陈寅恪、吴宓、萧公权、钱穆、顾颉刚.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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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陶庵一家.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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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与吴耀宗.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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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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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地图表现的是基督教的几个大块.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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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20年的华西坝风景。草地上有几头牛在悠闲地啃草,这就是成都最早一批奶牛.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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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华西协合大学的老校门,现在人民南路能看到这道校门.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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