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小三线变迁史

一个家庭的小三线变迁史

--作者:刘寅斌

1964年开始,重庆嘉陵机器厂陆续派出很多职工前往全国各地支援三线建设。外公于1966年被作为业务骨干,派往山东沂蒙山区的小三线企业--山东民丰机械厂,外婆以及全家随后陆续前往。直至1983年,全家返回重庆。三线建设,于国,是宏大的战略规划;于家,是琐细的柴米油盐。在大时代的洪流下,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宛若汪洋中的一艘小船,从西到东,从东到西,冷暖人生,甘苦自知。

外公的调令来了

外公夏云辉出生于1913年,重庆沙坪坝区土主镇人。外婆杨明华,出生于1920年,比外公小7岁。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四川乡间强行征兵,(重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四川的一部分,在外公外婆一代人看来,我们就是四川人。基于家庭的传统,本文对四川和重庆不刻意加以区别。)三丁抽二,二丁抽一,无一家可以幸免。唯一例外的是,如果家中有人在兵工厂上班的工人,则可全家免去抽丁。

年轻的外公在土主镇老家担任保长,眼看同乡亲朋被拉丁带走,妻离子散,于心不忍。加之家中兄弟众多,免不了要被抽丁当兵。为保全家里众兄弟,更为了不做拉丁的“造孽活路”,1938年,25岁的外公想方设法进入重庆嘉陵兵工厂(现在的中国嘉陵集团前身),成为一名冲压工。彼时,嘉陵兵工厂是国民政府在内地最重要的兵工厂之一,工厂里的工人社会地位很高,收入也相当稳定。

上世纪40年代,外公在嘉陵兵工厂站稳脚跟后,外婆进城,在沙坪坝的重庆纺织二厂工作。进城后的外婆,有感于自己一生不认字的痛苦,最看重的就是子女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关注,自此也成为整个家族始终如一的头等大事。

外公是个勤快人,聪明能干,乐于助人。嘉陵厂的很多老职工提起外公,都夸他是一个好人,“夏师傅一辈子待人诚恳,不害人,更不欺负人,总是替别人着想。”外公的徒弟这样评价他,“师父工作踏实、肯动脑筋,经常搞一些土洋结合的小改小革。在厂子里,一直是业务骨干。”

1966年,外公从重庆调动到山东时,工资标准是二级工,每月81元。在1975年退休前,外公先后有过两次涨工资的机会,但都被他让给了同事。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东面和南面,被美国军事势力重重包围,北面和西面面临苏联的巨大压力。1964年,毛主席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指示和部署。自1964年开始,嘉陵厂陆续派出很多干部和工人,前往支援湖南、陕西、安徽、山西等地的三线建设。

外公这一辈子,生活上听外婆的话,工作上听党的话。1966年,53岁的外公接到支援山东民丰机械厂的调令。民丰机械厂位于山东省临沂地区蒙阴县沂蒙山脚下,是重庆嘉陵机器厂重点援建的三线工厂。从嘉陵厂派往民丰厂担任厂长的山东人毕厂长以及其他几名从嘉陵厂调过去的车间主任们,向嘉陵厂提出调动外公前往支援民丰厂的要求,理由是新厂组建,为了尽快开工生产,急需生产骨干。

很多年以后,时任嘉陵厂人事科科长的陆兆林曾告诉舅舅,起初嘉陵厂方面并不支持民丰厂的要求,主要原因是外公马上快到退休年龄(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是60岁),去了山东,也工作不了几年。可是在民丰厂的多次要求下,嘉陵厂方面也不便再坚持,再坚持下去就是反对三线建设了,这个帽子谁也不敢戴在自己头上。

外公外婆一生,养育长大的子女共有四人:大女儿永芬、二女儿永芳(我的妈妈)、儿子永福、小女儿永明。

1966年前后,外公家里共有十口人,住在两间不大的屋子里。当时工厂推行七进七出新制度,即早晨7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外婆放弃工作,回到家里。上世纪60年代,外婆每天早晨4点多起床,踮着小脚,步行近一个小时去嘉陵厂附近的双碑买菜,然后赶回家中,为全家老小做好早饭。

作者一家人。前排:左起,妈妈,外婆,外公,继伟表哥,我在外婆怀里。后排:舅妈,舅舅,爸爸,小姨父,小姨

外公从山东带回来的猪肉和花生

外公在山东的日子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6年-1971年,外公一个人在山东度过了5年时光。第二个阶段:1971年-1983年,外婆去山东,外公外婆在山东共同生活了12年。

舅舅依稀记得,嘉陵厂和民丰厂都曾向外公做过承诺,先去民丰厂工作几年,等民丰厂工作进入正轨后,就把外公调回重庆。嘉陵厂方面也曾向外公承诺,就算没有办法调回来,也可以在退休后把户口迁回重庆。因为永芬姨妈和姨父已经在嘉陵厂工作,家里的其他孩子都在念书,考虑到当时三线厂的教育条件和就业条件,外公决定一个人先去。这一去,外公一个人在山东待了整整5年。

5年里,每年春节,外公都会从山东回重庆探亲。那是一家人最欢乐的时候,而且外公总能带回大量当时在重庆很难买到的好东西。

第一样是猪油。外公会把加热冷却了的猪油倒进猪尿包中,每个猪尿包能装3-6斤猪油。每年春节,外公能背回十来个猪尿包。当年重庆,每人每月定量供应2-3两菜油。这些猪油,比一家十口人一年的供应量还多呀!

第二样是花生米。这是山东的特产。我小时候,外公每顿饭都会喝上一小杯白酒,配上几颗油酥花生,数十年未变。直到人生最后十年,因为前列腺炎,外公遵医嘱放弃喝酒。外公最爱喝泸州老窖。直到今天,我的家中依然常年备着泸州老窖,用来招待挚友亲朋。

第三样是冰糖。大坨大坨的冰糖,够一家人整整吃一年。

从山东沂蒙山深处的民丰厂到重庆歌乐山下的嘉陵厂,年近六十的外公,靠着两只手和一双肩膀,手提肩扛,硬是把一两百斤的紧缺物资带回了家。出发时,外公得先坐近十个小时的汽车到济南,再从济南坐一整天的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出发,在火车上颠簸个几天几夜,方能到达重庆。到重庆后,从菜园坝火车站到嘉陵厂,还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2013年夏天,我曾回到民丰厂旧址,在那儿待了整整一天。和老乡们聊天,聊到民丰建厂初期的情况。老乡们告诉我,民丰建厂之初,工人们没地方住。开始,工人们借宿在农民家中。人越来越多,农民家住不下了,后来的人就只能住在农家的猪窝了。再后来,厂里盖了瓦房,还因地制宜地盖了石头房子,工人们总算有了住的地方。老乡们说,工厂初建那些年,创业的工人们生活非常艰苦,只有粮食没有菜,即使是粮食,也常常不够吃。有些工人家里孩子多,一家人吃不饱,还发生过非常惨痛的悲剧。

外公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他当年是怎么弄到那么多的猪油、花生和冰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大山沟里,为了弄到这些猪油、花生和冰糖,外公到底吃了多少苦?这一切永远成了谜。

1968年,永芬姨妈的第三个孩子--继伟表哥出生。继伟表哥一出生,就声嘶力竭、没日没夜地哭了整整两天。刚开始,大家没在意,哪个小娃娃生下来不哭呢?可是继伟表哥不间断地哭了两天后,外婆感觉不妙,抱起继伟表哥就奔去嘉陵厂医院。

医生发现,继伟表哥的一只胳膊在接生时被生生折断,已经部分坏死,颜色都绿了。嘉陵厂医院医生给的方案是立即截肢。外婆没同意,抱着继伟表哥回了家。永芬姨妈的一个同事懂些按摩接骨之术,自告奋勇要来试试手艺。看过继伟表哥后,姨妈的同事打了退堂鼓,但他说,没准他师父能行。按摩师父的家在距离嘉陵厂20公里之外的大坪。外婆急忙跑到大坪,把按摩师父请到家里来。师父确实是能人,第一次用药之后,情况就有了明显好转。当时交通不方便,师父和外婆约好,前三天,他每天来一次,上药、换药、按摩。慢慢地,情况比较稳定了,师父就每个星期来一次。师父不来的日子,就由徒弟每天来一次。

师傅每次来,外婆都好菜好饭地招待。外公从山东带回的香肠、腊肉、花生,都用来招待师父。外婆说,继伟表哥的那只胳膊,是外公从山东背回重庆的猪肉和花生换回来的。

继伟表哥的胳膊接合得很好,没留下任何后遗症。1971年,外婆离开重庆去山东前,带着继伟表哥,特意去了大坪,向师父辞行,送了当时很贵的咔叽布、花生米做礼物。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好心的师父现在还在世吗?

外婆和妈妈去山东

我的妈妈是重庆八中(重庆著名的重点中学)高67级学生,舅舅是江溪中学初67级学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大中小学停学闹革命。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初开始,嘉陵厂、居委会、街道办就不断派人来外婆家做工作,动员妈妈和舅舅下乡。

妈妈不愿下乡,她的理由是外公已经支援三线,调到山东去了,家里人早晚都要跟着去山东。刚开始的时候,街道办和厂里来做工作的人,态度还比较和蔼,后来日趋强硬,坚持说去山东之前还是要下乡的,不能以去山东为借口。

妈妈不下乡,在重庆也没有办法就业,家里天天有人登门做工作,长久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远在山东的外公向民丰厂提出申请,希望解决妈妈的就业问题。厂里回复说必须全家一起来,才可以解决。

外婆来自农村,深知农村苦,农村的女人更苦,她也不愿意妈妈下乡。1971年,经过慎重考虑,外婆决定带上妈妈,前往山东,与外公汇合。妈妈的姐姐永芬姨妈自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生病,到了1971年,病情严重,没有精力照顾三个小孩。去山东时,外婆带上了永芬姨妈最小的孩子继伟表哥。

舅舅在同学们的撺掇下,下乡去了四川达县的大巴山区。后来,舅舅通过招工进了重庆远郊的一个三线兵工厂。上世纪90年代末期,舅舅所在的工厂转制搬迁,全厂搬到成都,跟舅舅一起生活的外公外婆再度踏上搬迁之路。这也是外公外婆2010年去世时,安葬在成都的主要原因。

永芬姨妈的去世

外婆去山东后,永芬姨妈心情越发不好,病情日益加剧,于当年10月去世。刚满20岁的舅舅在大巴山深处得知噩耗时,姨妈已经去世一个多月。姨父后来解释说,他知道舅舅赶不回来,所以也就没有给舅舅发电报。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舅舅的语气很平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中,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在远离城市、温饱难继的生活中苦熬时,突然收到这样一封信,其悲其苦,谁人能查?

永芬姨妈是特别孝顺的人,对外公外婆好,对兄弟姊妹也特别爱护。外公外婆原本打算退休后,回到嘉陵厂,跟着永芬姨妈安度晚年。没想到,白发人反送黑发人。永芬姨妈的去世,留下三个小儿女。那年,刘蓉表姐8岁,晓莉表姐6岁,继伟表哥3岁。当时,姨父正处在提干的关键时期,整天忙得要命,根本照顾不上孩子们。1972年春节,姨父将刘蓉表姐和晓莉表姐一起送到山东外公外婆家。

回忆起这段岁月,刘蓉表姐说:“不堪回首的童年印记,在心灵深处烙下永久伤痕。好在有外公外婆的照料,有舅舅和姨妈们的关爱,让我们三姐弟在最无助、最伤心的那个年代走过来。”

妈妈到山东后,认识了在民丰厂工作的爸爸。爸爸一家也是从嘉陵厂去民丰厂支持三线建设。当时,从嘉陵厂调去民丰厂的家庭,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有的选择了四川人之间通婚,有的选择了和山东人结婚。很多年以后,四川人家庭大多回到重庆,而和山东人结婚的四川人都留在了山东。

我出生于1974年,由外公外婆带大。在家里,我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讲四川话。一出家门,就自动无缝切换成山东话。1976年,妹妹出生。

全家回重庆

爸爸妈妈的童年和青春时代都是在重庆嘉陵厂度过。歌乐山,嘉陵江,是爸爸妈妈永远的眷恋。1983年,爸爸妈妈通过对调,回到距离重庆市区50公里的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三线建设期间成长起来的大型国企)。那一年,外公70岁,退休8年,来山东已经17年。三个子女中,小姨妈在远离民丰厂百公里之外的红旗厂工作,嫁给了济南人张叔叔。当我爸爸妈妈可以重返重庆的时候,全家决定,外公外婆必须一起走。

回到重庆后,爸爸妈妈在西南铝加工厂风平浪静地工作到退休。今天,爸爸妈妈住在重庆市区,日常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妹妹带小孩。我现在是上海大学的副教授,妹妹则是成都一所大学的副教授。

永芬姨妈一家的三个孩子都生活在重庆。刘蓉姐姐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她的先生是西南大学的教授,他们的儿子去年去了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晓莉表姐和她的先生在嘉陵厂工作,现在已经办理退休。继伟表哥中学毕业后从军,然后回到嘉陵厂,做过全国销售,之后离职,和太太一起,经营自己的商业。

舅舅一家所在的兵工厂后来整体搬迁到成都,外公外婆跟着舅舅一起去了成都。舅舅、舅妈已退休,舅舅的儿子在一家通信企业担任高管。

小姨一家留在山东。随着工厂搬迁,小姨一家去了潍坊。小姨一家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从事石油相关领域的工作,老二是闺女,从事导游工作。

2010年春节,我们全家一起给外婆庆祝90岁寿诞。没想到也就在那一年,外公外婆相继离开了我们。

2013年,在离开民丰厂30年后,我回到民丰厂,当年的工厂已成废墟。站在外公外婆家的院子里,泪眼婆娑中,我看到戴着帽子穿着中山装工作服的外公在鸡圈边的空地上,手执剪刀,弯腰拾掇西红柿架子,屋里的外婆端着冒着热气的馒头和小米粥走出来,唤我们吃饭,屋里的小矮桌上,摆着一瓶外公爱喝的白酒,旁边还摆着一碟外公每顿都吃的炒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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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院往事不如烟(下)

工院往事不如烟(下)

--大学毕业五十周年自我纪念

 作者:谢瑞五

 四,大饥荒时期

     19608月一进校门就感受到经济困难时期到来了,开始吃饭时还不定量,但不久迟到的同学就吃不上饭了,因为饭桶里的饭早被抢光了,于是校方又规定统一开始吃饭,即当喇叭开始播放军乐演奏的“骑兵进行曲”时就是开始吃饭的信号。于是好戏开始了,特别是早餐吃稀饭,大家早早盛好了稀饭,端在手中不断快速用筷子搅拌,并辅以吹气以加快热量蒸发冷却,每当进行曲一响,就好似百米赛打响了发令枪,只听得整齐划一的“呼” 的一声喝稀饭的巨响,仅两三秒钟功夫就有不少好汉将满满一碗稀饭吸入肚中,继而又向饭桶冲锋开始第二碗的流程┈┈。时逢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来我校视察,在学生第一食堂亲眼目睹了,亲耳聆听了在“骑兵进行曲” 伴奏下的这空前绝后、蔚为壮观的一幕,杨部长有何感受我们不知晓,但不久就开始定量了。工作后听清华大学毕业的同事讲,那时清华的开始吃饭信号也是这首“骑兵进行曲”。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食堂仅管已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学生们仍不买账,不时有大字报贴出,指责食堂贪污和克扣粮食。学校为了平息众怒,允许派学生代表每天到食堂监督称粮做饭。有段时间全国都在推广小球藻,我校在第一时间响应,很快就在食堂推出了小球藻汤。开始还有专人掌勺,大家排队,一人一勺。很快就各取所需,但少人问津。原来当时小球藻的培养基都是采用人尿,可能是心理因素,很多人都说有一股尿臊味,拒绝饮用。然而我饮用时并未感觉到有异味,相反还有一种鲜味,但我也没有喝多久,因为喝的人太少或是其它什么原因,学校不再生产供应了。

    有一天晚上,快到熄灯时间,忽听外面人声鼎沸,原来一个外系学生到食堂偷馒头被发现,他爬上了食堂的高大烟囱要轻生,下面围了好些人劝说,最后是他最信任的老师出面承诺不处分、不批判、不记入档案,他才从烟囱上下来。

    当时大学生每人每月定量30斤,除工人外已祘最高定量了,但由于没有油水、也买不到其它任何平价的食物,似乎时时都处于饥饿之中,同学中患水肿病者达三成,学校停止了体育课,老师的教学质量及学生的学习效果都大打折扣。食堂是8人一桌,每桌一盆饭、一盆菜,8人轮流坐庄分饭菜,由于都是工科学生,8等分一盆饭时充分应用了所学的数学知识,先找准圆心、过圆心作垂直相交二线、将相对二扇形两弦线中點过圆心相连,再用筷子测量8个扇形之弦线相等后,最后用竹板削制而成的分饭专用工具--切饭刀沿表面校正好的线段垂直切下,然后将菜均匀分在8份饭上,为了保证公正,由另一位先挑选一份,然后依次取走自己的一份。

  记得教“高等数学” 的周效高老师,有次在讲微积分时,就以八分之一盆饭为例,用积分的方法求它的体积,讲得非常生动精彩,这个在初等数学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饭盆的边是一条曲线) ,利用微积分即可迎刃而解。就在周老师求解盆饭体积的第二天就有同学在教室外的走廊贴周老师的大字报,说他是别有用心来刺激学生们的食欲,吓得周老师一上课就忙着语无伦次地作检讨,说自己思想没有改造好,犯了错误……

    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副食品、甚至火柴、肥皂、草纸等都陸续开始了定量,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范围之广,分类之细,使当年这些五花八门的票证(可能有上万种)已成为现代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品。那时成都市面也十分冷落萧条。不久成都最大的盐市口副食品商场开始出售所谓的“高级点心” ,有五、六个品种,不要票证,但其价格是凭票点心的十至二十倍。如一个凭票的夹心糖饼是五分钱一个,但不要票证就要一元一个。百姓们说“高级点心” 其实就是高价点心。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元,所以“高级点心”的问津者仍寥寥无几。我当时虽然有较充裕的另花钱,但我也舍不得去买一元一个的夹心饼,但我买过好几次盒装杂糖,一元八一盒,凭票的大约是一角八一盒,里面有花生糖、花生占等三、四个品种,都我爱吃的,重约两百克,我认为这是性价比最高的“高级点心” 。因为成都是大城市、是省会,政府才处心积虑搞出这些花样来装点门面,平息一些高收入者的怨恨,在一些小地方,你有钱还买不到呢。

    我的好朋友程宝善当时在峨眉二中念高三,寄了几元钱给我,托买“高级点心” 。为了不引人注意和节省邮费,我将装点心的纸盒与一本同宽、同厚的字典捆扎在一起,并露出字典一角,按印刷品付寄,结果宝善未收到,我也未将款项退回。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很对不起他。

    我在这近三年的困难时期中,与其他同学相比祘是一个幸运儿,父母每月寄我的钱较多,当时在拉萨工作的二姐每月支援我2斤全国粮票,这使我每月至少还能省下10元來买书、看戏、集郵、集火花(火柴商标)。当时最爱去后校门的一家副食品店买甜醬油喝,好象是2元一斤,装在一个玻璃瓶中,边走边喝,往往还没进后校门就喝完了。在星期天,往往早饭后就去九眼桥排队等公共汽車,由于人多車少有时要等一个小时才能上車,乘车来到春熙路口,步行去“赖湯元”排队吃一份“三合泥”,这是当时政府为了“活跃市场”,安排了部份“名小吃”供应一些较“高级”(实为高价)的食品,价格稍许便宜一些,不收粮票的简易食品供充饥,价格一般不超过十倍,棑两个小时队可买到一小盘甜的米粉做的“三合泥”,补充了这点能量后就例行去书店、集郵公司看看,晚饭前赶回学校,晚饭连同中午的剩饭一次吃掉,这一天是我最愉快的一天。

    我“优裕”的生活(其实也只不过是免于饥饿而己) 终于引起了系上的警觉,可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专门派人到乐山家中进行调查。此事是当时父亲写信告诉我的,他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为此每月少寄钱给我,只是告诫我花钱不要张扬,一定要注意营养保住身体,但其它开销要能省就省。待市场供应充足且价平后就没有寄这样多钱给我了。

    由于我优裕的经济条件,我对这场大饥荒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后果并无切肤之痛,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当有同学悄悄告诉我他家乡饿死人的惨状,我还半信半疑,甚至认为这只是个别地方的事。现在回忆起来在大饥荒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送死者回家。一次在闹市区东大街,看见一年轻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车的后座上“坐” 着一个中年死人(估计是推车者的父亲) ,车后座后面还垂直捆绑了一根扁担,死者又与扁担捆绑在一起,死者头部没有任何遮掩,十分恐怖。另一次是在九眼桥,两个农民用扁担抬着一个死者,死者的颈脖和双脚用绳索捆扎后分别挂在扁担两端,虽然头部用一块污秽不堪的白布包裹,但仍看得人心惊胆战。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2008年纹川大地震,有一张照片风靡全球,一位男士将死去的妻子捆绑在自己身上,骑摩托车回家。这张照片展现了人性的光辉,死者也极有尊严地回家。而那两位“三年困难时期” 的死者的回家的方式也彰显了那个时代国人的悲哀。

    第二件令我难忘的事,就是去农家公社参加劳动。大约是在19619月,全校曾按成都市的统一安排,停课半月去市郊的农家公社参加“双抡”劳动,帮助农民抡收和抡种(粮食)。农家公社就在市郊,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受利于都江堰的灌溉和排涝,是遇灾不受灾的福地。1958年至1961年该地区属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可是我们进村时所闻所见却是一副残败的景象:听不到狗吠鸡呜、见不到猪马牛羊,到处是新坟座座,頗有毛泽东笔下“万户萧肃鬼唱歌”的意境。在这里种田不见青壮年、收割只有童与姑,在这农忙时节只有求助城里的义务大军了。贫农岀身的王同学私下悄悄对我说:“我们荣昌农村里的情况,比这里还要惨……”我对“三面红旗”开始有了怀疑。这次下乡,我们自带行李,自已开伙,集体住宿,非但未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平时劳动也没有与农民在一起。这次“双抢”劳动强度相当大,起早摸黑,割麦、插秧、挑粪、车水……几乎所有的农活都亲自体验过了。最难忘的是成都平原那一望无际的田野,一座座高压输电铁塔贯穿而过,高音喇叭从早到晚不停地播放着各种动听的乐曲,音质纯正、宏亮,不亚于在音乐厅欣赏一场高雅的音乐会。有这么动听的音乐为我们的劳动伴奏,大大缓解了劳累,干劲倍增。

    直到离村前夕,我们才有机会与一位贫下中农五保户江婆婆接触。我们“工企”两个班的同学被安排到江婆婆家中,听她忆苦思甜讲家史,並帮她挑水扫地做清洁。江婆婆的痛说家史,是一种没有眼泪的嚎啕,但抑扬顿挫,时而高吭激越,时而啘啭低迥,頗富音乐感。我不禁联想到著名小说家李劼人先生(原乐山嘉乐纸厂老板,法國留学生,觧放后曾岀任成都市副市长,父亲的朋友)在“死水微澜”中所描写的成都市郊区天迴镇上的女人们,在哭诉(或骂街)时,往往端一条长板橙坐在大门口,哭诉只图发泄、不求倾听,可从早“哭”到晚,哭饿了,中午进门吃饭,稍事休整后,下午又出门接着“哭”。我想江婆婆的“痛说”可能就类似于天迥镇的“哭诉”是一种成都平原的地堿文化。

    回校不久就是国庆节了,这次系上要举办一次壁报比赛,我班壁报主编廖清泉同学向我索稿,我以“农家乐”为題写了十首小诗,现在能回忆起的有以下几首:

其一

农家公社景色鮮

田中架起高压线

广播歌声云中起

疑是仙乐到人间

其二

心灵手巧插秧苗

胜似绣花巧姑娘

秧盆來往像穿棱

大地穿上新衣裳

其三

脚踏水車咕咕叫

弯弯绿水系坡腰

迎面一阵南风起

秧苗点头对我笑

其四

吃饭钟声响

不见人回家

走岀门一看

尽在田中央

秧苗不栽完

吃肉也不香      

    这哪里反映了半点当时农家公社的疾苦,分明是一首粉饰太平的田园牧歌!但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没有人威逼利诱你,一切都是順理成章,自觉自願。记得1980年看过一部日本片“追捕”,某黑社会头目发明了一种“X药丸”服用后便失去了意志及自我控制能力,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完全自动服从该头目的指令。我们都像影片中那位恒六俊二,服用了这种X药,成为了一件没有自我意识的驯服工具,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最成功的一代,成为了毛发动文革的社会基础。

    关于产生三年灾难时期的原因,开初我是完全相信校方的报告及报纸的宣传,统统归罪于自然災害及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还债务,后來才慢慢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人祸……。

五,校园里的红色风暴

    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1958年开始的“三面红旗”, 紧接着从1959年开始就进入了大饥荒时期,而1960年苏联撤回全部专家,中苏对立公开化。当时尽管有的地方己是“路有饿死骨”,但在高压政策下谁也不敢吱声。面对这种种非正常现象,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与当局背道而驰的思潮。1962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国发出了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于是加强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培养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成了每间大学的首要职能。

    成都工学院的党委书记郑方,燕京大学毕业,参加过“12.9”学生运动,院长袁仲凡、唐山铁道学院毕业,拥有少将軍衔,这两位领导都是“三八”式老党员,作风民主,和善可亲,在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可惜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二位在学校很少露面,全校性的大报告几乎都是党委付书记王朴安来主持。王书记是自贡人,也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觧放前主要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据说小说“红岩”中有他的影子。在我印象中王书记较左,动辄上纲上线。据说文革中两派都不敢结合他,被打成工院的头号走资派,受到残酷斗争,文革后平反,他还想重返工院,可上级将他永远调离了工院。

    记得在三年级的一个下午,全校师生在电影广场紧急结合,宣布逮捕8名反动学生,我听了他们的“罪行”怎么也和反动联系不起來,只不过是经济困难时期发发牢骚或放语张狂而已,如我系2301班学生王昌镒(2015年我返校聚会时曾向几位同学询问此事,居然都不知王昌镒其人!?)的罪行中就有一条:“经常宣称自已是吃牛奶面包长大的”,而化工系一学生的罪行之一是:上课时用英语向老师提问(当然是非英语课)。

    参加工作后,我的同事们来自若干不同的大学,在相互聊天中才知道那个时期的每间大学都抓捕了一批所谓的反动学生。直到我在撰写这篇回忆录时,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场由中央亲自授意的在全国高校全面开展的抓捕反动学生的运动。当时尽管全国的高校都在抓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但仍有部分大学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中央,质疑“大跃进”,并批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高教部因而认定高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少数学生思想、立场反动,对党的猖狂进攻程度“已经相当于、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 中央指示: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进行严肃处理。 大约是1963年教育部向全国高校下达了对“反动学生”实施“两劳”的试行办法,全国各地高校立即掀起了一场揪斗“反动学生”的“群众运动”。

    全国大约有500名在校大学生,如右派一样被揪出批斗,开除学籍之后押送到劳改基地“两劳”--“劳动考察”和“劳动教养”。 在这次行动中上海约二十所高校中共抓捕三十三名“反动学生” ,而成都工学院一校就抓捕了八人,可见我校政策之“左”  这批学生被抓捕两三年后就是文革,文革中他们被当作反革命份子受到变本加厉的迫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直到1980年前后才得以平反,这几百名年轻的大学生就这样仅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和讲了几句大实话就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被变相劳改一二十年,青春和前途就这样被无情地践踏了!不知我校这八位不幸的同学如今可安好?

    据现在看到的资料,一些“反动学生” 的罪名是出自于对他日记的断章取义和捕风捉影,而日记本的获得则是校方采取秘密查抄的手段。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在语文老师的提倡下就开始记日记,一记就上瘾,直到1958年高中二年级时已记有五、六厚本,“大跃进” 时学校停课半年在荒郊野外“大炼钢铁” 没有了记日记的心情和环境,有次回家发现我封存的日记本被人拆阅,一怒之下全部付之一炬,从此不再日记。如果我在大学间还在记日记,那么或许我早就成了“反动学生” 而锒铛入狱了,因为我在工院也曾被秘密查抄过,只不过没有查抄到日记本而是被查抄走了五张老照片。

    事件原委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喜欢收藏,除了收集邮票、烟标、火花外,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及家里一些我感兴趣的老照片也在我的收集整理范围之内。大学五年,我的这本硕大的照片薄一直带在身边。大约是在三(或四)年级时,我回家度寒()假,父亲突然问起我见没见到他在重庆时的几张老照片,并特别提到有两张是与郭沫若的合映,我说在我那里,父亲说下次带回。我照相簿里有五张父亲四十年代在重庆的老照片,其中有两张是与郭沫若及郭的一个十多岁的儿子的合映,在相片背面提有:民国三十五年?月?日于戴公祠。另外三张是与资源委员会同仁聚会时的合映。当开学我回到学校时,我才发现这几张老照片已从我的照片薄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的照片薄一年也难得看几次,因此照片何时消失我也不知道,我立即意识到我已成了被监视的对象,他们查获到这几张照片一定会捕风捉影地怀疑父亲是“中美合作所” 的特务了。戴公祠原来是戴笠为蒋介石修建的一个单层小别墅,戴笠飞机失事死后,就在里面设了灵位,从此改叫“戴公祠”。由于它位于小说“红岩” 中的“白公馆” 和“渣滓洞” 附近,这两张相片背面的题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美合作所” 。我不敢声张,更不敢找组织解释。我认为查抄照片的手段只可能有两个:其一是在全国各高校揪斗“反动学生”的运动中,系上政治辅导员组织的一次查抄行动;其二是同学窃取上交邀功请赏,当然,前者的可能性最大。显然我已被打入另册,成为被监视的对象。此后也没有这几张老照片的任何讯息,我和父亲在文革中也没有受到老照片的任何牵连,只是我一直为失窃了这样珍贵的照片而耿耿于怀。文革结束后,我在云南院落实政策期间,我曾向我室新上任的主任王宗俊反映了我在工学院念书期间曾离奇失落几张老照片的事,请他查阅我的档案,看看是否有点蛛丝马迹。几天后王慎重其事地告诉我:我的人事档案中没有发现这几张照片及相关记载。几十年后当我撰写这篇回忆录,写到这个事件时,我才突然茅塞顿开,就在那年假期父亲询问我这几张照片在何处时,其实那时有关部门已经找父亲质询过照片上那些人是谁了,只不过那些人都是鼎鼎大名的郭沫若及其它几位名流,父亲一眼就能认出,而有关部门也不难确认,这件事才平安了结,没有祸从天降。而父亲怕我紧张而没有将有人找他核查的事告诉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还有点后怕,假若照片上那个人不是郭沫若,而是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或已去世,或去了台湾的人,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很可能父亲活不过文革,我也将深受其害。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这种莫名其妙的祸从天降的无头冤案实在是多如牛毛,司空见惯啊!

    我在此顺便说一句:恳请知情的同学告诉我(甚至用匿名的短信、邮件均可)有关这几张照片失踪的蛛丝马迹,以了结几十年来我心中的这一悬念。

    19643月学校应省里的要求组织我们到绵阳县参加“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中央先后公布了旨在督促农村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前十条”和“后十条”,全国都在派工作组下乡。我们在绵阳主要是搞 “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大约只搞了两个月,除了与农民一同劳动外,在“小四清”方面还做了些什么工作,现在我已毫无印象了,但下面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其一,当时就提出了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分配住在生产队的“公房”,其实就是放农具的一个仓库,但是是和好几位“移民”住在一起,这些“移民”从何地来我已记不清了,不知是否就是早期的三峡库区移民?他们都睡在地下铺的稻草上,我受到照顾是用一块门板权充单人床。第二天我发现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盖的是破破烂烂的薄棉絮上面再压上棕蓑衣,这牵动了我的侧隐之心,我叫他上床来和我一起睡。他真有点受宠若惊了,上床前特别认真地洗了脸、洗了脚,第二天他逢人就讲:谢同志的丝棉被真热呵!第二件事是我吃饭在贫农罗开友家,那时农村的形势已经大有好转,起码能吃饱,他们夫妇二人对我很好,有点好东西都要留给我吃。但有件事他们对我一定有意见,就是我不肯在他们的茅房(厕所)大便,至使“肥水外流”,因为他们家的茅房太简陋,前面无门、后面与别人家的茅房相连,中间只有半块破烂的草席相隔。尽管罗大嫂好心好意提醒我两次,但如此首尾不顾,我实在没有勇气去“蹲点”。

    “阶级斗争教育”的重头戏就是忆苦思甜,学校请来了苦大仇深的“收租院”佃户冷月英來学校电影广场作报告,她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大地主刘文采,因她欠租,她早上才生了孩子,上午就被地主拉去吊打,又被抛在刘家的水牢里关了七天七夜,她丈夫想尽办法,将租子给刘家交清了才把她放出来,但孩子已饿死几天了……听得同学们个个唏嘘不已。后来各系又分别组织師生去大邑县参观“收租院”--“刘文采地主庄园”,刚开展的泥塑“收租院”,它是四川美朮学院新完成的作品,由于密切配合形势,大受传媒吹捧,红遍全国。,而冷月英因系水牢唯一的幸存者,又是岀书,又上电视、电影,也成了知名人氏。在庄园我特意留意了那个令冷氏蒙难的水牢,水牢面积大约仅1.5㎡,深不足1米,有石级而下,水中浸有一木制吊笼,水牢的觧说牌上写明,水牢是用来关押欠租人的,当年冷月英就被囚在浸在水中的木笼中。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称四川省有关部门已为大邑县的地主庄园平反正名,改称刘家大院云云,直到在网上查到“巴蜀史志”2000年第2期“大邑地主庄园变迁彔”一文才确切知道,所谓水牢,其实是当年貯存鴉片的地方,从来就未关过人,而冷月英坐水牢的故事其实早在建国初期就已上报见书了。下面摘彔该文开头的两段: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用“鸦片烟库”说明牌正式 替下了“水牢”说明牌,恢复了“鸦片烟库”的原貌。至此,曾经名噪一时、作为阶级教育 活教材的“水牢”终于有了定论。

    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水牢”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就是 在今天,来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参观的四十至六十岁左右的中老年人,还念念不忘想要看一 看“水牢”这个在他们记忆深处打上了深深烙印的“政治产物”。“水牢”作为那段历史的产物,它的产生、影响直至被否定的过程,是中国那一段时期政治 生活的“晴雨表”。

    像“收租院”、“冷月英坐水牢”这种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真实谎言,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居然没有出現一个“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振臂一呼--那是假的!甚至包括刘文彩的兄长,时任四川省付省长及后任中国水利部部长的刘文辉,这位也算是共和国高级领导人的最最知情者也不敢站出来讲半句真话,如此黑白颠倒,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六,毕业鉴定

    对于大学生而言,毕业分配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你的工作地点和性质,由于当时尚无“跳槽”一说,这次分配往往就“一锤定终生”。而毕业分配的前奏是毕业鉴定,鉴定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分配,因用人单位对学生政治状况的了解主要依据是毕业鉴定,在那个极左的年代,用人单位的招工者也宁左勿右,不愿招个政治表现不好的人回去,引火烧身!对于毕业鉴定校方也很重视,安排了大量时间进行形势教育和政治学习,然后是每个毕业生要提供口头和书面的自我鉴定。

    我们班分四个组进行毕业鉴定,我们宿舍六人加上陈守丰共七人为一组,由陈守丰主持我组的学习与鉴定。陈当时是我班团支部的宣教委员,她出身于高级知识份子家庭,她读了不少小说,看了不少电影,但她却未能从这些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現实中感悟岀社会的复杂性,反而单纯幼稚地将自已培养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她真诚地追求进步,处处严格要求自已,时时将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紧的,她主持我们小组的毕业鉴定就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评判同学、来帮助挽救同学的。

    鉴定大约搞了半个月。对出身不好的人或被他们列为有问题的人,整个鉴定过程就是那个时代盛行的那一套整人程序,我把它归纳为鉴定四部曲:①,先自己批判自己;②,由同志、领导帮助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你认识不深刻,没有深挖阶级根源;③,自己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挖空心思地给自己上纲上线,直到产生一种幻觉,认为自己真的是罪孽深重,并由衷感谢同志们和组织对自己的挽救;④,领导就用你自己给自己罗列的罪名来给你定罪。

    鉴定过程中,我的主要问题是三个:对“三面红旗” 的态度;对剥削阶级家庭的认识;关于反动言论。

    其中反动言论的问题是这样的:鉴定过程中系上政治辅导员毕吉祥突然找我去谈话,要我承认困难时期某晚我们在宿舍聊天时我曾谈到:“现在全国是一梱浇满汽油的干柴、一点火星就会燃烧”,並对我说:“李秀其已经承认了”。我当然不会承认这句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笫二天李秀其就来找我说毕吉祥昨天也找了他去谈话,要他承认说过那句话,并诱供说:“谢瑞五已经承认了” 。我当时就对这种卑劣行径感到十分愤慨!这个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对剥削阶级家庭的认识问题我老是过不了关,几个回合下来,我的精神已濒于崩溃,甚至痛哭流涕、不能自己。教我如何才能与父亲划清界线呢?他一辈子朴实勤奋,一位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子弟,以优异成绩获得官费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为我国的采矿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解放后数月就正式参加政府部门的工作--这其实就是参加革命工作啊!他一手领导创办了被列为四川省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兴建项目的“国营乐山磷肥厂” 并任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并且还列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还与科技界代表一道受到毛、周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四川日报”还刊登过他在四川省第一届人代会上的发言。对这样的一位于人民于国家有利无害的人为何就偏偏要把他推向对立面而与其划清界线呢?!我想不通,不过为了过关我也只好在自我鉴定中挖空心思地给父亲上纲上线,给自己胡乱扣大帽子。

    19608月底,我前往成都工学院新生报名,在报名处、我在花名册上苐一次发现我的“家庭成份”由“职员”变成了“工商业”,这在当时唯成份论的年代,对我无异是当头一棒,因为“工商业”属剥削阶级范畴,虽然中央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是“团结、利用、限制、改造”,但在基层具体执行时常常简化为“打倒”。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尽管高考各科我都考得很满意,但我心仪的专业不能学,向往的名校不能上,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为此,我写信询问了父亲。父亲还专门去有关部门询问,答到的答复是:你的个人成份没有改变,仍是职员。父亲立即写信告诉了我。由于我们没有经验,父亲的询问没有采用正规的书面形式,而口头答复往往空口无凭。

    大学五年,我一直为我的家庭成份所困惑,为什么我父亲本人的成份现在仍是职员,为什么我的姐、弟、妹的家庭成份现在仍是职员,为什么我的家庭出身就成了“工商业” 呢?我曾给电机系党委写过书面报告,要求核查,结果石沉大海无回音,但在有一次全系学生大会上,系党委李铨铭付书记作报告时讲到:“有个同学给系上打报告问,拿了定息算不算资本家”,李书记此言一出惹得哄堂大笑,只有我知道这是在说我,我低着头,真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

    父亲一生靠工资收入为生,直至觧放。1950年即脫离吉祥煤矿调至政府部门工作(川南行署工业厅),当时划分的成分是“职员” ,此后我们子女在填写家庭出身时均填为“职员” ,一直相安无事。父亲在吉祥煤矿虽然没有投资,但他1945年受聘到该矿供职时有约定以技术入股,所以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被确认为股东,平均每月有106元的定息派在父亲名下,1958年父亲退休后想落叶归根,回江苏购房安家才接收了这笔所谓的定息。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像父亲这种情况可按“入股分红” 处理,是拿利息而不是拿定息,这一字之差在唯成份论的毛时代就是天地之遥。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就曾对我说:她的父亲解放前在重庆“天府煤矿” 有股份,解放后一直拿红利,成份一直是职员相安无事。原吉祥煤矿总经理何熙曾伯伯与父亲一样拿了定息,他的成份一直是“职员”未变(他当时在北京地质部工作)。按照当时中央的政策,“成份” 是以土改时期的划分为准,何况106元也低于父亲每月的退休费,按政策的说法就是:主要经济来源靠劳动所得。

    种种迹象表明,我的家庭份由“职员” 改为“工商业” 是我高中毕业时由乐山高级中学的政审人员通过所谓的外调凭自己对相关政策的一知半解而擅自决定的,而我系李副书记的认识水平也如出一辙。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讲这的确是一桩冤假错案,即便是在1960年代这也是一件不难定性的案例,可惜电机系党组织失职,草菅学生的政治生命!奈何!!

    此后我自觉地把我的家庭岀身改为了工商业,再也不敢向组织部门询问成份问题了。后来我问了姐弟妹们,他们一直填职员,相安无事。值得庆幸的是成份更改对我虽然有影响但没有造成坏结果。我高考未考上心仪的大学,毕业分配去了边疆,但歪打正着,因祸得福,后来的事实说明,相比之下,我活得滋润,混得也不差,我十分满意我的结局。

    对我的鉴定终于出台了,我一看洋洋洒洒一篇“千字文” ,除了对班上文娱活动积极参与,四年级后学习较认真、成绩较好外,其余皆一无是处,而且不是一般的缺点,而是涉及到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如:“对三面红旗有抵触情绪”  “对剥削阶级家庭缺乏认识” 、“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等,这哪里是一份“鉴定”、分明是一份对思想反动学生的“判决书” !我当即表示言过其实,不能认同签字。于是领导又将鉴定收回,重新加工了一次。第二稿很快就出笼了,但手段更为恶毒。它利用我响应学校和系上毕业鉴定动员报告中提出的“向党交心” 的精神,我在洋洋万言的书面“自我鉴定” 中,本着从严觧剖自己的虔诚心态,总结了我对“三面红旗”、“反修防修”等重大历史阶段的表现与认识,结果领导小组來了个“请君入瓮”、“自作自受”——对我的“自我鉴定”断章取义,鉴定中多次使用“正如本人自我鉴定中所言” 的引语,然后罗列若干我“自我鉴定” 中的只言片句,凑成了这篇“千字文” 。上面我列举的“对三面红旗有抵触情绪”等等字句都是我本人在“自我鉴定” 中使用的原文,但它没有引用我后来的正确认识,这就是它的卑劣所在,让我感到无比的委曲与愤慨!我只好满怀悲愤,含着眼泪签了字。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当然无关紧要,甚至是完全正确的大实话,但在那个以言定罪的恐怖年代,这样的鉴定就很可能会毁掉你的一生!

    现在我手中还保留有一封杨文仁同学于19651015日从贵阳寄到昆明给我的信,当时我们都刚分配到新的工作单位不久,现抄录该信的有关段落:瑞武同学:我现在不知你还背不背毕业鉴定的思想包袱,你也许要好一些了,我希望你不要再背上包袱。

    当时你要鉴定的前一天晚上,有的人就给你准备好很多材料,并且都带有很高的原则,当时使我大吃一惊,亦不好向你明言,只替你担心。后来总算没有发展下去,但仍然对你有很大影响。从对你的事情中我看出一些人来,从而对你表示深切同情,之所以这样,因为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杨文仁同学是一位忠厚老实、性格内向,埋头读书成绩好的同学,他与我不在一个组,在校时我们并无什么往来,此时他主动给我来信,可见我是我班鉴定中的重点人物,以至于与我无甚往来的杨文仁同学也要为我“大吃一惊” 而鸣不平。至于为什么“后来总算没有发展下去” 我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校方有了新“精神” 。几年后当我在昆明见到杨文仁同学时,我也没有向他打听他信中提到的“有的人” 是谁,在那个被扭曲的年代,有被误导盲目跟着指挥棒转的同学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责怪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

    赖世金同学曾对我谈过一件事,1966年她在贵阳市搞四清时,贵州省人事局的一位干部就不解地问过她:你们成都工学院分来的学生,用人单位反映还不错,但学校给学生的毕业鉴定为什么都写得那样差呢?!其它学校基本上都是“表现优秀”而你们成都工学院都是“表现一般”,对不起,我们只有把你们往下面分了。在人事部门的专业概念中,“表现较好” 中的“较” 字,“表现一般” 中的“一般” 二字都是十分敏感和忌讳的字眼,何况我的鉴定中赫然写下了“对三面红旗有抵触情绪” 这种吓人听闻的字句!

    既然我的家庭岀身成了“工商业”,属于剥削阶级,自然毕业分配时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好的单位、地区、工种是轮不到我们这些“贱民”的,加之毕业鉴定又如此之差,就连位于平顶山的“煤炭部自动化研究所” 这样很一般的单位都不敢要我。因此工作分配时我已作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何况当时的“贱民”们早已习惯了任人宰割的现实,我们在填写分配自願表时,第一志愿填的都是“服从祖国需要”,剩下的志愿明知填写的意义不大但还要填写,而且还不能都填大城市,总还得填一个“生活艰苦”的地方,记得曾经看过两部影片:“五朶金花”和“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对美丽的云南印象特好,因此我就将云南排在最后,表明我自願到边疆吃苦。结果当宣布名单时,我果然又像考大学一样中了末彩,心甘情愿到云南充軍去了。

    此次我们班二十九人中分配到省一级的有十三人:四川一人,云南七人,贵州五人。其余十六人分配到国家各部委的所属单位。

    我班分云南的七人有:李秀其、贺普其、杨惠芬、王荣成、何明泽、、唐光琼和我。名单宣布后有一种“终于熬到头了”的感觉,全身轻松、跃跃欲飞。我们相约结伴而行,先去火車站托运了行李,我没有与任何老师、同学告别(当时也不作兴宴别),甚至也没有回家(记不清事先是否回过家),大约宣布名单五天后我们就告别蓉城,滿怀希望和豪情向神密的云南岀发了。

    五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五年本来应该是人生中最华彩、最浪漫、最幸福的时光,但十分不幸的是我运交那个年代,让我的大学生涯阴暗多于光明、恐惧多于快乐。钱学森生前曾留下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想从我们的大学经历中,或许能找出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下面就是毕业照,共28位学生,如加上缺席的杨惠芬,应是29位:

    至20159月已有6位同学离世。

前排左起:卢培忠、邓光学、钟琴淑、陈守丰、赖世金、杨宝碧、唐振镉、魏有爵。

二排为系领导,左五韩邦彦(党总支书记),左六李铨铭(党总支付书记)

三排左起:贺普其、廖清泉、杨承耻、李秀其、何明泽、王荣成、杨登高、谭伦武、谭万雄、唐光琼。

后排左起:陈家国、叶惠贤、陈仁泓、刘明伦、谢瑞五、何积纯、杨文仁、夏良才、赵泽忠、徐本麟。


    下面两张照片是2015年返校时摄于原工学院第一教学大楼前,该大楼现在叫思成楼,是为了纪念大楼的设计者梁思成先生,该大楼也被列入成都市的保护建筑。

前排左起:叶科堂、唐振镉、杨宝碧、赖世金、朱玉贞、蒋长福、赵泽忠、谢瑞五

后排左起:何积纯、韩有绪、陈家国、廖清泉、周通华、周廷汉、孙振召、王荣成

注:叶科堂系2103班,留校任教,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


说明:

1、文中如有错漏请同学们不吝指教,电话或电邮ng-5@163.com

工院往事不如烟(上)

工院往事不如烟(上)

--大学毕业五十周年自我纪念

作者:谢瑞五

2015年9月16日至19日我们原成都工学院电机系60级的同学返校聚会,庆祝大学毕业五十周年。这是自我们毕业离校后,第一次由同学们自发组织的三个专业同学大聚首,机缘难得大家都十分珍惜,但即便是这样到校的也仅仅约六十多人,是1965年毕业人数的三分之一。许多同学都是半个世纪未曾谋面了,大有“相逢难辩曾相识”之感。我们下榻的宾馆就在原工学院校园附近,只不过原来的成都工学院已经不存在了,她已和四川大学及原来的四川医学院三校合并成了新“四川大学”,而原川大和原工学院的校区已融为一体,称为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我们漫步在规模宏大的望江校区,除了原工学院进大校门的三幢教学大楼还风采依旧地伫立在那里,其余都是一幢幢令人目不暇接的现代建筑群。见到母校如此辉煌的巨变,我想这是母校的进步也是国家的进步!这种进步来之不易,我是这种进步的见证者。我要从我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来真实记录我在母校五年学习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有学者说:一个人的回忆录是流水帐,一百个人的回忆录就是历史。我真诚的希望同学们都来写写我们五年的大学生活,让我们来记录这段历史,让我们来佐证母校的进步,国家的进步!正是:

半世重逢望江园

当面难辩旧容颜

人是物非忆故昔

工院往事不如烟

……

一,我的学校我的班

1960年8月底我赴成都工学院报到,开始了我五年的大学生涯。

成都工学院地处成都市东南,其前身是四川大学工学院,1950年代初期全国院校大调整时,由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华西大学、云南大学的有关专业及四川化工学院整合而成,1954年11月独立建院,工院的新校园与川大的旧校园仅为一条马路相分隔。成都工学院是文革前国内八所重点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南京工学院、大连工学院、成都工学院、东北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和西北工学院)之一。1960年我进校时,全校约有6千多名学生,教職员工约2千多人。文革后1978年10月23日经国务院决定,学校更名为“成都科学技术大学”,为当时中国科学院的三所隶属院校之一(另两所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浙江大学),几年后又脱离中科院改归教育部,属全国重点大学。1994年4月又与四川大学“分久必合”合并成“四川聯合大学”,1998年又更名为“四川大学”?2000年9月又合并了“华西医科大学”成为新“四川大学”。

原四川大学起始于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原华西医科大学的前身是1910年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基督教会组织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

截止2014年底,新“四川大学”共有31个学院,本科专业133个,全日制普通本科生4万余人,硕博士研究生2万余人,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2500余人。此外,学校有专任教师5049人,学校有两院院士14人。

三校合并后,原小学、中学考入川大和川医的同学一下就都成了校友,颇感奇妙,但更令人奇妙的是我还有两位更神秘的校友:一位是1944年华西医大毕业的曾任毛保健医生二十二年的李志绥,另一位是1976年四川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张戎,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他二人都因为写作出版了有关著作而名噪天下。

我所在的电机系有三个专业:一专业为“发电厂与电力网”又简称“发输”;二专业为“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又简称“工企”;三专业为“电机制造”又简称“电制”。我一进校是分在2101班。即“发输”专业第一班。电机系60级共六个班,每班约三十人。

第一学期结束时,系上突然宣布新组建2201和2202两个“工企”专业班,我调入2201班。紧接着利用寒假到“重庆钢铁厂”进行“工企”专业的认识实习,约十天。“工企”专业是照抄当时苏联工科院校的同名专业,在国内好像由清华大学1955年首办,成都工学院1958年始办,当时在国内还是祘比较时髦的专业,也是我高考志愿中在成都工学院名下选择的唯一专业。

至于为何开学一个学期后才分班,估计是高教部要整顿高教秩序,各高校的系和专业都要进行调整。因为1958年大跃进的冒进之风也刮到了高等教育部门,甚至唱出了“县县有大学”的高调,一年之内冒出了好些新大学(主要是大专或中专升级),以及各大学盲目增设新系和新专业。成都工院的无线电系和数理力学系就属这种大跃进的产物,1960年底就被宣布拆消,我们“工企”专业不少同学都来自这两个系。当然这场高教大跃进的风潮,与1996年至2006年由教育产业化掀起的高教大跃进相比,无论其规模,声势和负面效应都望尘莫及,小巫见大巫了!经调整后的“成都工学院”只设有四个系,与中央50年代后期提出的“四化”(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相呼应,即1系机械系、2系电机系、3系水利系、4系化工系。

我们2201班有5位女生、24位男生。开始是8人一间宿舍,三年级开始变成6人一间,与我同舍者有刘明伦、徐本麟、陳仁泓、赵泽忠、叶惠贤,住在学生四舍一楼的139室,一直住到毕业。刘、徐二位1958年即考入当年试办的中科院四川分院的“大学”,1960年停办遂转入我班,因此属老大哥,成绩好,各方面都比我们老练。陳系班上团支部的宣教委员,来自农村,学习用功成绩较好、很老实。赵、叶二位出身工人家庭,他俩毕业后又分别分配回父辈及未婚妻所在的重庆和成都的两家知名的军工企业,据说是厂里设法把他俩要回去的。

我们这届学生是在全国贯彻阶级路线的大环境下招进学校的。那年头只要你出身好成绩差些也能上大学,反之你成绩再好只要出身不好就很可能上不了大学。开学后同班同学中学习基础程度的差距十分明显,使当时校方在保证教学质量上陷入尴尬局面。

为了扭转全国困难的经济形势,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从1961年起,对各项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强调学校以教学为主,要求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央的新精神很快立竿见影,反映到成都工学院,有两点变化特别明显。

其一是在1962年6月底即二年级末,学校利用期未考试开始抓教学质量了。这次期未考试的试題比较简單,大家都考得较滿意,考试下来我们班只有四人有不及格的科目,这时校方才突然宣布:凡有一科或多科不及格者一律留级、不得补考,我班的倪同学虽然所有的科目全部及格,但没有一个优或良也被列入了留级的名单。于是这五位同学抱着滿腔怒火无奈留了级。当时我们班仅三十人就有五人留级,占17%,校方抓教学质量的力度不可谓不大。留级的五人中似乎成绩还不属最差,只是运气不好。如杨朝杰同学平时成绩中等,那次在考查课(即不考试的课)“画法几何”的辅导课中与刚留校的年轻助教刘老师就一个问题的答案正确与否发生了争执,结果被刘穿了小鞋,两个班就他一人不及格,无奈留级,哪知这一留就耽误了他三年(留级一年,1966年毕业適逢文革,1968年才分配工作),真是天大的冤枉啊!像刘老师这样的年轻助教,当时的工学院为数不少,他们出身好,根正苗红,听党的话,但本人学养及教学水平普遍较低。刘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上辅导课,他可能是刚参加了劳动还来不及洗脚穿鞋,居然打着一双赤脚就登上了大学的讲坛!当时虽然歌颂艰苦朴素,但学生打赤脚进教室者绝无仅有,何况教师乎!当时农村有赤脚医生,所以同学们送他一个雅号:赤脚老师。那次班上真正成绩最差的同学并未留级,估计校方另有乾坤。从后来的效果看,教学质量并未怎么提高,因此这次的大“清洗”是失败的。在2015年9月我们返校聚会中议论起此事,我有了两点新认识:其一、在这次贯彻《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成都工学院的留级学生人数比例可能是全国高校之冠,而我们电机系又是全校之冠;其二、60级留级人数最多的主要原因是撤消的无线电系和数理力学系都是60级的学生,所以全校整个60级学生编制超标,只有通过留级来平衡。

第二个大变化是:1962年9月的新生面貌焕然一新,成绩较整齐、文体尖子不乏其人,这是因为这届高考贯彻了中央的新精神,由重家庭成分向重成绩的转化。明文规定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时,“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有问题要看大小。严格坚持分段择优录取的方法,确保新生质量。对落选的高分考生,认真审查,发现问题及时补救”。我的小学同班同学程大哥就因一位叔叔在台湾空军等政审问题,一直拖后了两年,才于1962年考上某“交通学院”,他曾对我说:开学后大家一了解,基本上都出身“牛鬼蛇神”。这一政策上的松动不知挽救了多少有真才实学的学子,但是幸运之神也有光顾不到的地方,如资本家出身的遇罗克(“出身论”的作者,文革期间被枪毙)1960年他参加北京高考时因家庭出身落榜。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正当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幸运地跨进大学校门没几天,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了。退居二线的毛泽东走回前台,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不久全国高教系统就将1962年的高考招生没有坚定贯彻阶级路线和高校为提高教学质量而让大批工农学生留级的现象列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而被严厉批判,“出身论”的大旗又变本加厉地被高高祭起,直至文革结束。

1963年教育部又頒布了“高教60条”,禁止学生恋爱、结婚……。直接受此冲击的班上有三人:夏同学、蒋同学和罗同学。

夏蒋二同学因恋爱并偷食禁果、暗结珠胎,结果蒋被退学生产(第二年在自已的努力争取下又降级复学)而夏记大过处分。蒋同学大学毕业后,几经努力,终于调到了夏同学所在的贵州遵义,这对苦命鸳鸯才结束了牛郎织女的生活。但遗憾的是他俩能有苦同分却不能有福共享,当夏同学成了厂长,优秀企业家时却与蒋劳燕分飞。蒋同学带着孩子返回成都,在川大当了一名工程师,而夏同学与厂里一年青女子结婚,不久因操劳过度死于任上。

罗同学,我班唯一的调干生,团支部书记,来自成都铁路局电务段,是一位技术革新能手、电工,20来岁,由于基础较好(相當于高中)又聪明好学,又有实践经验,因此成绩较好,为人大大咧咧无心计,頗受师生喜爱。1964年暑假,在结束河南洛阳矿山机械厂的实习后,在返校途中他与我及陳家国三人结伴中途在华阴站下车,順道游览陕西华山,第二天下山后我们在西安火车站分手,我去西北建筑设计院二姐家小住,而陳返重庆、罗只身返成都。哪知开車后,他与坐在对面的一广元纺织厂女工一见钟情,車过广元时双双下車进城在一小旅店投宿共眠,半夜被公安抓个正着,即投入铁窗,通知学校領人。由于罗係学校重点培养的好苗子,也是我系60级唯一硕果仅存的调干生(其他多位早就退学了),校方对此事严加保密不处理,想保他过关,但女方係軍人之妻,可能军方抓住不放,半年后的1965年初校方才突然宣布开除罗学籍,此时离毕业仅有半年了,大家都惋惜不已。文革武斗期间,有次我从昆明返成都,在成都火车站巧遇罗同学,他穿了一身油汚的工作服正赶着去上班,他告诉我还是在原单位干老本行。以后就再未听到他的消息了。

因为贯彻“高教60条”毕业分配时对恋爱男女生不予照顾,我班三对恋人都无情被人为拆开了,不过后来除贺同学与杨同学分手外,何同学与赖同学、杨同学与唐同学这两对都靠自已的努力调在了同一单位,终成眷属,花好月圆。

毕业后我与班上同学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直到1983年我调回成都后,才与在成都工作的同学联系上,不久我们“工企60”两个班在蓉的同学成立了一个联谊会,每年聚会一次,轮流坐庄主办。我们2201班的同学有:赖世金、何积纯、蒋长福、陳仁泓、刘明伦、杨宝壁、魏有爵、贺普其;2202班的同学有:池淑问、赫太南、韩有绪、朱玉珍,其中一大半同学都是后来陆续从省外调回成都的。1992年我从香港回成都休假时,请这帮同学吃了一餐饭,大家玩得很开心。

我们这两个班的同学是在1960年招生工作贯彻阶级路线的背景下入学的,一进校又適逢三年大饥荒,紧接着又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踏上工作岗位又是十年浩劫……从1960年到1980年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年就这样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慢慢地被磨蚀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个班约60名毕业的同学中在事业上有较大建树者可谓凤毛麟角。原来在校时成绩特别好的与成绩特别差的;参加工作后工作能力特别强的与工作能力特别差的,最后都殊途同归——都有了高级职称和差不多的收入,这也正是这种体制的最大优越性与最大弊端。如果再将视野放开些,将1958年至1968年这十年间的大学生作一比较,会发現与我们60位同学大体差不多,这是一批在阶级斗争风浪中将个性的楞角己冲平磨光的一代;是墨守成规、唯命是从缺乏創造性、缺乏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最成功的一代驯服工具,有学者形象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是吃“狼奶”长大的!在这一代人中能在中国历史上堪为人杰、名垂青史者至少目前我还未见到,但能遗臭万年者却不乏周永康、徐才厚之流。

1950年至1957年的大学毕业生,是综合素质较好的一代(当然与觧放前的大学生相比,还略逊一筹)但他们所受的政治冲击比我们这一代历害,其中不少精英被打成右派其结局十分悲惨,如北大的林昭就是典型代表。至于文革中的一代,特别是当过知青的那批大学毕业生,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又是凭分数考上的大学,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是较有作为的一代,里面岀了不少当代社会的精英,当代中国的前途寄托在这代人身上。

我很羨慕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有升学和深造的自由,只要自己有能力而又肯努力就基本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切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两个班,在毕业时仅仅由系上秘密指定我班的卢培忠同学去考研究生,但他本人并无兴趣,应付了事,當然未被彔取。卢出身贫寒,父亲是某中学的勤杂工,由于从小受朗朗读书声的熏陶,聪明好学、勤奋朴实,平时沉默寡言,从不整人,人缘很好。毕业分配到北京七机部某院工作,1960年代未,结婚未滿一年,患肝癌去世,令人惋惜!他也是我们同学中的第一个逝者。

二,教与学

大学五年,共学了三十多门课,但我认为讲得最好的也是我颇感兴趣的是这样几门:周效高的“高等数学”、黄跃群的“电机学”、李沛然的“画法几何”及肖可达的“工业电子学”。现在回头去分析原因,除老师本人的功力和教学技巧外,另一重要原因是这几门课的教材都是中国人所写,符合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习惯。而另外一些由年青教师主讲的专业课,效果都较差,这些教材主要是搬用苏联的,内容冗杂、偏深偏难,加之翻译质量差,相关的参考书奇缺,这就很难保证教学质量了。如教科书“电力拖动原理”就是由我系青年教师王老师和“工企”58级的学生共同翻译的,该书还被列为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另外師资力量薄弱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觧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将一批老教授赶下了讲台,而贯彻阶级路线,分来大学任教的年轻教师,往往也是重出身而轻业务,包括一批觧放后公派的留苏生和东欧留学生都有类似倾向。

我从小到老似乎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十分抗拒听课和不愿向老师和同学请教问题,到了大学这种倾向已十分严重,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尽管课桌上也摆有笔记本,但那只是做做样子,一学期下来没写下几个字。老师在上面讲我就呆坐在下面思想开小差,天马行空想入非非、云里雾里好不逍遥自在,有几次老师提我答问题我都没听见。有时上大课时干脆座在后面偷偷看小说。上面提到的周效高等几位先生讲的课虽然较对我的胃口,但我最多也只能听进百分之五十,主要靠课后的自学来弥补。因此大学五年我的平时成绩是很差的,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测验往往不及格。但是凡期终考试的科目,我的成绩基本都达优、良(当时实行优、良、及格、不及格四级评分制),期终考试一般有半个月的复习时间,考试科目一般有五、六门,要在这半个月内把这十来本书(还有参考书)理一遍一般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我却能做到,其主要原因是:其一、我从小好读书、买书、进图书馆查书,知道什么问题该查哪本书;其二、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理解记忆能力;其三、基本能“蒙”准老师要出的题。由于有这么一点点小聪明所以我从来就不惧怕考试,甚至一进考场就兴奋莫名、跃跃欲试,有时在考场上遇到了平时不会做的题,此刻好似有神灵相助,茅塞顿开、化险为夷。我记得有两次考试我是颇出风头的,一次是高等数学考微分方程,两个班仅有我和罗宗兴考优,罗是调干生有老师“开小灶”不足为奇,而我上课看小说、从不记笔记,从不参加答疑叫人不可思议;另一次是哲学(实为政治)期终考,仅有两道问答题,其中一题是试论人民公社出现的必然性,教科书里没有,但老师在课堂上曾作为例子讲过,没有现成答案可背,我就把它当作文题作,根据所学的几条马列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和报上看到的、听到的一些时髦提法,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差点收不住笔、险些超时,最后我班仅我和陈同学得优,有同学给我开玩笑:老五(我们班的同学都这样称呼我)这次政治挂帅了!当然如果现在来答这道题就不用这样辛苦了,只需答七个字:×××头脑发热、就可交卷啦!

但是这种功夫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好的参考书,否则也狂然。如“自动调节原理”参考书极少且基本是俄译本,尽管我很想把它学好,结果还是一知半解,直到文革期间购到浙江大学周春晖教授专为工农兵大学生写的教材“化工自动化”(上下册)许多概念才弄明白。周教授系昆明人,1930年代由一名昆明邮局职员自学成材留学美国攻数学,后来专门研究“自动调节原理”和“过程自动化”,建国初期回浙大任教,文革后曾任浙大副校长,他1957年率先在浙大开设“化工自动化”专业,至今浙大该专业在国内仍一枝独秀、傲视群雄。约1980年周教授来昆明开会,我们自控组的几个年青人曾相约去云南饭店拜望他,大家只是闲谈,他比较关心昆明这几十年的变迁,没有谈到专业问题,不久到了饭店开饭时间,我们只好告辞,当时完全没有请客送礼的风气,且大家都囊中羞涩,失去了一次孝敬老师的机会。周教授写的这两本书,是我翻阅多遍的心爱之物,1991年初我从成都赴香港定居时,丢掉了上千本书,仅保留了六本,这两本“化工自动化”就在其中。我一生爱书,但赴港定居、多次搬迁,每一次搬迁都要丢掉一批书,实在令人心疼!现在我已不敢轻易购书了。

写到这里忽然联想起一件事,1978年,原来在工学院教我“自动调节原理”的由克伟老师突然来到昆明我设计院的办公室,了解学生对大学教学的感受和意见,我在谈教材问题时就提到了周春晖的“化工自动化”是一本把自动调节原理的概念讲得最清楚,最易懂,最有趣的教材,并将该书让老师过目。

工科大学生最心仪的事就是去实习,不但可以丰富感性认识,学到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还可以公费旅行,开濶视野。五年来除了在校内的工厂实习外(如金工实习,在車床上完成一个另件的制作),外岀实习有四次。

第一次实习是在一年级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后进行的,是去重庆钢铁厂,这是一次认识实习,实际上是参观性质,让你知道学“工企”的如果分配在钢铁厂,可能会承担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环境。主要是参观了轧钢厂的电磁控制站,及变配电站。在重钢大约只呆了十天,实习完就放寒假了。

第二次实习是三年级,就在本市的成都无缝钢管厂的顶管车间,该厂是由匈亚利援建,当时在国内还是算较先进的。实习时间不长,我也没有什么印象了,唯一的印象是与厂方开联欢晚会时,由于我们拿不出节目,临时抱佛脚去四川音乐学院附中请了一个小分队来救急,自然是技惊四座,为工学院挣足了面子。

第三次实习1964年6月即四年级结束后的暑假,先回家一转,然后返校集中,乘火車去河南洛阳矿山机械厂与第一拖拉机厂,时间是近两个月。这两个厂都是苏联援建的国家级大型企业,我们主要是在矿山机械厂,电工車间跟班实习,有工程師讲课和跟电工師付一道处理具体问題,最后到拖拉机厂参观了三天。与我们在同一車间实习的尚有西安交大与湖南大学的同学,最后我们三校与厂方还共同举办了一次联欢会,在露天广场演岀,可能有两三千人观看,我校岀了两个节目,其中一个是我与徐本麟临时創作和演岀的相声“对歌”,这是我仿照京剧“戏迷传”創作的,以歌曲片段代替说白,在当时頗有新意,博得不少掌声。在洛阳还参观了闻名天下的“龙门石窟”並合影留念,这是我至今仍保留着的为数不多的“老照片”之一。

第四次实习,是1965年4月即五年级下学期,为期约三个月。这是系上一次教学改革的试验,即把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合而为一,一次搞掟,从最终的效果看,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我们两个班分为三个课题组,有两个组分别在成都附近德阳的东方电机厂与苐二重型机械厂,当时这两个超大型工厂尚在建设中,是当时全国的重点工程,时至今日这两个厂在国内机械行业中还是举足轻重的。第三个组是留在校内实验室搞拖动课题。前几年何积纯同学对我说:去德阳实习的两个组是经省里有关部门政审合格的,留校的一组是政审出了点问题,这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现在看来当然是十分的可笑和荒唐。我分在东方电机厂实习,这个厂是专门生产大型水力发电设备的,国内三峡水电站等基本都使用这个厂的产品,后来我国岀口的多套大型水力发电设备,也都是这个厂的产品。该厂总工程師朱××是我们年级电制专业朱同学的父亲,朱原係哈尔滨电机厂总工,是国内知名的电机专家,曾留学美国。在该厂实习期间朱同学曾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们家中陳设也非常简朴,但格調高雅。朱毕业分配在青城纸厂工作,1983年我调回成都时,他已是四川省轻工厅的厅长,后来他又升任成都市计委主任,可能是我们这批同学中最有出息的一位了!

按毕业设计的课題,我们又分成两个课題组,一组是“15米立車的拖动系统”(这是从德国进口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立式車床,其加工件直径可达15米,国内仅此一台);二组是“大电机車间的供电设计”,我分在二组。大电机車间当时号称东南亚第一大車间,长300米、宽100多米,15米立車就在这个車间里。我们先跟着車间的电工班劳动,班长是哈尔濱电机厂来的老电工,工人大多数都是四川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且根正苗红,组里也有新分来的大学毕业生,名曰实习技朮员,其中有一位于工与我们最好,他是北京人,1964年哈工大毕业,老工人家庭岀身,他不多说话,干活也不是很卖力,但很幽默,唱歌唱得很好,他很有思想深度,忧国忧民,对三面红旗等都有自已独特的看法,我唯恐他讲话太直被整,特意同他讲了我校一次抓捕8名“反动学生”的故事,他说:真是太可怕了,看来以后不敢讲真话了,他感谢我对他的忠告。不过我对他的忠告,半年后却不幸言中,不过挨整的不是他、而是我,下面谈毕业鉴定时会谈到。

实习的苐二阶段就是真刀真槍地参与大电机車间的电气设计了。此时的电机厂尚处基建阶段,大电机車间也正在进行设备安裝,庞大的厂房内有时静得来令人害怕。该車间的电气设计由“一机部第一设计院”承担,这是位于北京王府井的著名设计院,该院現场设计组,分配给我们一个子項进行设计,由他们的电气工程師给我们讲觧和答疑,由于学以致用,看得见摸得着,一些在课堂上高深莫测、不知所云的问題,在此时均一一化觧,原来是如此的简单。这次设计的成果是否真被采用,我不得而知,但这次毕业设计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一,我爱上了设计,这个创造性劳动的行业,自1965年毕业后,除香港“中银大厦”三年外,我一直未离开设计行业;其二、1991年初移民香港后,由自动化仪表改行搞建筑电气,也得益于这次电气设计的实践,给了我联想和灵感。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在德阳带队实习的三位年轻助教:林德衡(广东人、华中工学院毕业)、丁翠璋(女、上海人、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郑小波(女、东北人、东北工学院毕业),他们不仅是我们的老師,而且是真正的朋友,是兄长、是家姐,大家相处十分融洽,这在当时红色风暴的阴影下,師生之间能这样亲密无间是不多見的。但命運对这三位正直善良的老師,特别是对两位女老師似乎並不公正,当1980年代初我等学生都当工程師时,丁郑二位还是助教,当1987年我提高工时,丁郑二位还是讲師,不知后來情况怎样!愿好人一生平安。2015年返校才知道,丁老师已于2013年去世,享年79岁。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离开大电机车间电工班时拍的,丁郑二位老师不在照片上,可能已经回校了,只有林老师(前排左四)。二排左一是韩有绪,他是二班的班长,毕业分配时只有他一人分配到了这个厂,后来他又调到成都市铁合金厂任厂长,韩厚道、正派、能干,是个当官的料。

大学五年,尽管经历了三年灾难时期和处于政治高压氛围中,但年青人好奇、好动的天性仍未被泯灭,一个在小城镇禁闭了十多年而对现代文明憧憬己久的青春年少的我,一旦进了省城的大学便会不失时机地满足自己的爱好和好奇心!

我自小喜好戏剧,到成都后平均每周大约要看一场演出,在三年灾害时期,当局仍提倡黄莲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学院的周末舞会照例举行,市面上的演出活动似乎也未减少,只是更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时成都的演出单位主要有省级和市级的话剧院、川剧院、歌舞剧院等六家,另外还有成都军区的战旗歌舞团。中央和外省市的演出团体也不时光临蓉城。在我的印象中,这五年凡在成都上演过的较好的电影、戏剧等我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也是在那个强调斗争的年代里还感到一丝温馨的,值得回味的往事之一。

另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是集邮和收藏火花。我自幼收藏邮票和烟标,但由于我从不与人交换,也不与他人分享,属孤芳自赏,只是逢场作戏,不甚投入,所以收藏多年也成不了气候。到成都后,暑袜街的集邮公司可以买到新邮票,而集邮公司门口自然形成的邮市又可以买到一些漏缺的邮票。我主要是买新邮票,那五年中所发行的新邮票我基本上全部购齐了。有次在邮市上看见有人在兜售日本火花(火柴商标),是一套浮仕绘歌伎,约二、三十张,古色古香十分精彩,勾起了我收集火花的欲望。我早听说收藏火花的事,但苦于找不到收藏或购买的途径。因火花不同于信销邮票,可剪下水泡而揭下,它必须是未贴用过的。当时国内收藏火花的人非常少,成都也没有出售火花的地方,思前想后我决定直接给火柴厂的厂长写信,试试运气。第一封信是给北京火柴厂的厂长写的,就说我是一位火花爱好者,希望得到贵厂生产的火柴商标,并附了回函的八分钱邮票,没多久我就收到了一封厚厚的回信,寄给我三套该厂新火花,其中一套是孙悟空手执金箍棒的各种造型,妙就妙在那根金箍棒就是一根火柴,这套火花设计清新高雅应是出自名家之手,现在我已拥有上万枚火花,但每当把玩我这第一套仍是爱不释手将它视为珍品。有了北京厂的成功,我就如法炮制陆续发了数十封信,结果十之七、八都有回复,我就这样掘到了火花收藏的第一桶金。文革后火花收藏在大陆渐成气候,各个城市都有销售店,八十年代我在成都购买了不少,内容偏重于艺术类特别是戏曲。现在火柴已基本上无人用了,但火花的印制却逐年俱增,在上海工作时有次随姜放、姜进去逛他们家附近的多伦路文化一条街,在这短短一条街上有火花出售的摊位可能就有二十多家,火花题材五花八门,如解放前名伶和明星的照片和剧照等等。这些印刷精致的假“火花”其实只不过是变了味的纯粹是为了赚钱的画片而己,已失去了“火花”的收藏价值了。

同班同学中有位李秀其,岳池人,他与时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吴雪是老乡还有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他喜爱唱歌,是个天生的男中音。我从小喜爱听音乐,但仅停留在欣赏的层面,从来不敢放声歌唱,因为胆小害羞怕人笑。受李秀其的影响,我从听他唱到跟他一齐唱,慢慢自己放声歌唱,我从中也得到了快乐。他还拉我去参加了院合唱队,总共只参与了两次演出,一次是在校内演出的“黄河大合唱”,一次是为在校外演出的舞蹈“巴山背二哥”伴唱。另外作为系上和班里压下来的政治任务,我和李秀其还与二班的池淑问、柳光琼共同排了一出小歌剧“两块六”参加系里举办的晚会演出。通过这些课外活动,使我有自闭倾向的性格有较大改变,变得开朗活泼多了。

李秀其后来分配到了昆明钢铁厂工作,这是一家拥有上万名员工的大型国有企业,我分配到云南院不久,曾来位于安宁县的昆钢总部劳动锻炼三个月,但那时他已去外地的昆钢企业参加四清运动,未能谋面。他后来曾到昆明找过我几次,他开始分配在总部的设备科工作,后来又调到昆钢的罗茨矿山,这明显是一次贬谪,后来就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和联系方式。他业务能力较弱,可能会受排挤,他虽然活泼大方,有较强的公关能力,但骨子里仍是一个厚道人啊!但愿他有好运。

三,几位老师和同学

电机系主任,是陳秉良教授,德国留学生,曾在西门子作过工程師,他给我们讲“电工基础”,这是我们的饭碗课,事先我摩拳擦掌,要把这们课给拿下,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有三:①、不适应陳教授的教法;②、教材抄自苏聯,太理论化,通篇都是公式,好像是在学高等数学;③、与高等数学进度脫节。教材的主导思想,是用数学方法觧释电工原理,但我们的数学课还未学到微积分时,“电工基础”的课堂上早已用微积分的方法来推导电学公式了。我去香港定居后曾在图书馆和书店见到了美国电专业大学生所用的教材,与我们当时学的仿苏教材相比,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简明实用,概念清晰;联系实际,图文并茂。后来这些书在国内的书店也有中译本出售,再后来国内高校的这类教材也与欧美教材“接轨”了,我感慨,现在的大学生真幸福!

陳系主任只是个花瓶似的政协人物,真正的教学、人事、行政大权都由党总管。系党总支书记韩邦彥,约40岁左右,老川大工学院毕业,当时是讲師,但从不讲课,专职党务、行政。此人看起来态度挺和善,脸上始终都挂着笑容。文革后成都工学院曾岀了两位四川省的付省长,苐一位是留美博士,著名的生物力学专家康振黄教授,他也是全国教授、博导岀任付省长的苐一人,康缷任后,就是由韩邦彥继任,据说这两位付省长口碑都不错。

据说1957年反右,工学院属战果辉煌的院校,在師生中打了一大批右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电机系的胡鸣善教授,胡系美国留学生,曾在哥伦比亚电台任职工程師,打成右派后,曾一度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流放到校办电机厂繞线圈,我好几次从电机厂外围走过时,从转角处那个窗口望过去,总会看見他坐在那个固定的位子上工作着,他瘦高的身材,寿星头,高鼻子,系着一条长围裙,一付金絲眼镜就架在鼻尖上,佝偻着背脊,一看見这个形象,我就联想到“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的爸爸--那位善良而可怜的老木匠,待我们毕业离校时仍未听说他获摘帽的消息。

教我们“画法几何”的李沛然教授也是右派份子,在一次上课时他一扫往日的愁容喜形于色地告诉大家他得到通知摘去右派份子帽子了,接着又讲了几句感谢党组织教育的话,看他范进中举式的欣喜若狂,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还必须记述一位我早已叫不出他姓氏名谁的好好先生,他是电机系的助教,西安交大毕业、上海人,辅导我们的“电力拖动”课,一付黑框眼镜架在又高又尖的鼻子上,一头漂亮的天然卷发,一付学究派头,我们都叫他“希腊学者”,由于这个雅号对他实在太贴切以至于我早己记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了。十分不幸、这位温文尔雅的英俊助教偏偏不合时宜地爱上了我们60级的一位女生F。当时高教60条有规定:学生不许谈恋爱,老师不许与学生谈恋爱,有一次他写了一张字条约F外出看电影,幼稚单纯的F将字条上交“组织”,结果人证物证俱全,付院长王朴安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不点名地点了这件事并拍着桌子大叫:“这种衣冠禽兽也堪称为人师表!”。据说后来“希腊学者”被下放到内江一家工厂工作,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含冤自杀。2015年返校时由克伟老师告诉我,这位不幸的老师叫胡宇一。后来F的遭遇也十分不幸,她与同班的党员调干生李某相好,李因功课跟不上,学校照顾退学留校,在电机系实验室当了实验员,毕业时学校特意照顾将F分配到成都郊区的工厂工作,不久他们便结了婚,新婚不久李某突然在实验室将三相电源捆扎在手上合闸自杀,其原因是挪用了党费数百元(可能是为了结婚)!真可谓“红颜薄命”、“红顔祸水”,如果当初F与“希腊学者”相好,非但可救下这两位忠厚老实痴心男子的两条性命,更或许还会成就两个温馨幸福的美滿家庭,这一切究竟是谁之过?是美丽而单纯的F吗?非矣!这笔帐只能挂在那个被扭曲的社会上……

老师中最可怜的要数唐彼得了。他教我们的“电器学”,毕业于哈尔濱工业大学,四川人,长得眉清目秀、斯斯文文,但是就这样健壮的一个小伙子,有次上课时居然差点昏倒在讲台,可能是被饿的。其妻向去弱,助教,给我们开“电工量计”实验课,她的身体与她的名字背道而驰,非但没“去弱”反而好似一个弱不禁风的“林黛玉”。谁也没有料到,文革伊始这位斯文的帅哥改名唐红兵,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成了工学院“红成”派的一名头目。据说一次在学校正大门武装值班时,不料手槍走火,刚好将一位来校探亲的、此时正同其弟(工院学生“红成”成员)路边散步的觧放军战士打死,这本来是一桩手槍走火“过失杀人案”,但由于唐彼得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死者又是出身工农的觧放军,结果以阶级报复杀人致死罪被执行死刑,这就是轰动全省的“唐红兵槍杀觧放军事件”。行刑前他对前去探监的向老师说:是文化大革命害了我,我害了全家!

在我们毕业分配时,大家最不願从事的职业就是教书,这与我们这一代学生亲眼目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的老師是如何纷纷中箭落马,甚至家破人亡是分不开的。

五年大学生活中,接触了不少同学,与我往来较多关系较密切的有这样几位:

陳仁泓,我班团支委,与我同宿舍三年。毕业分配时,有人神秘低声地告诉我,说我分在河南平頂山“煤炭部自动化研究所”,虽然我对“平顶山”很不感冒,但对该干部的友好仍有点受宠若惊。不久宣布名单时我“充军”云南而平頂山的两个名额分给了陳仁洪与谭万雄。该自动化所后来迁到河北唐山,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该所夷为平地。陳当时虽已结婚但太太在成都,因此住单身宿舍,地震时房屋是倾斜倒塌,他从三楼连人带床被抛岀,但由于裹着大棉被及落地角度极佳,连皮都未碰破一块,而几幢磚混结构的家属宿舍,全部自下而上压盖式塌陷,住户几乎全军覆没。与陳同时分往该所的谭万雄同学,一家四口就葬身在这混凝土预制板之下,呜呼哀哉!假如当年我分配到了平頂山,我是难逃此刼的。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坏事往往会变成好事!这是后话。再回过头来说陳仁泓。刼后余生后只身随难民爬車逃回成都,不久粉碎四人帮,科技人员又吃香,順利调至“成都市轻工研究所”工作。1983年我调回成都才知道他这一传奇经历,或许是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他为我当过一次替死鬼”的荒诞情结,因此大学与我同室相处时都无什么往来的他,现在成了我在蓉城同学中联系最多的一位。1986年我在“成都智能仪表厂”任顾问期间,极力把他推荐给该厂当顾问,并帮助他研制开发了“数字式液位指示调节仪”。不久该产品由四川省科委主持鉴定,有省质检局等部门参加,我充当了该产品技朮鉴定委员会主任,这是因为当时的成都拥有自动化仪表高级职称的人还屈指可数。通过鉴定,他开发的产品在“智能厂”投入批量生产,厂家与他均双嬴获利,而且当顾问每月有300元的固定收入(当时他月工资才120元),为此他对我十分感激,我去港后一直都有联系。2011年9月1日陈仁泓同学因患胰腺癌不幸在成都仙逝,2015年9月我与几位同学曾特意去陈同学家看望陈妻。

刘世维,是我发输专业的同学但不在一个班,他已经是苐三年读一年级了,他16岁考入工院,参加了院足球队,又练拳击,无心唸书,因此连留兩级,其实他是个绝頂聪明的人,是重庆某名校毕业,写一笔好字,俄语也学得很好,在中学时代就一直与一位苏联小女生保持书信联系,当时的“红領巾”杂志曾详细报导过这件事,我曾看过这篇报导,印象很深,想不到当年令我羨慕不已的英俊少年而今却是我的同窗。他父亲是当年与邓小平等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可能关係不差,所以觧放后较受关照,未受甚么冲击。刘世维在当时一切政治挂帥的红色校园内,是一位“游侠”、一名异类,或许由于他从不过问政治,也不干违法的事,所以他也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他毕业分配在贵州省化工设计院工作,文革期间他参加了“四一一”造反派,当了个小头目。大约1967年夏,有次“四一一”失势,他被另一派追击,连夜爬火車逃到昆明,突如其来地出現在我面前,他只穿了件背心、一条短裤,一双拖鞋,两手空空,十分狼狈,他在我那里住了好几天,直到贵阳局势平稳后他才回去。约1970年我为云南维尼纶厂工程去贵阳“清镇化工厂”收资,去化工院见了他,由于下午我要乘車返昆,没有去他家里,但见到了他的太太蔡章华--贵阳人,贵州工学院毕业,同在化工院工作。在化工院还见到了原发输专业的同班同学刘书卫、冉龙谷,大家感到分外亲切。这次与刘世维分别后,我俩就慢慢失去了联系,直到2008年才在赖世金、王槐琼同学的帮助下重新与他恢复了联系。他后来去了贵州省电力局工作,并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并入了党。2013年在贵阳因心梗突然去世,十分可惜。

冉春明,我发输专业时的同班、同寝室的同学。他与刘四维一样也是重庆人,也是一名异类。他十分酷爱文学,阅读小说几近痴迷,开始时是上课时偷偷看小说,后来干脆不上课躺在宿舍床上整天地看小说,二年级时因缺课太多险些被校方勒令退学,但他躲过了初一却没能逃过十五,四年级在电厂实习时因与同学打架而在临毕业时被校方勒令退学,他回家后不断上访申诉,终于迫使校方收回处分决定,回校复学,但他却为此付出了一年的代价。我也是爱书之人,与他自然成了好朋友,受他的影响我大学时也读了不少小说,好些书都是他读后向我推荐的,如“围城”、“复活”、“当代英雄”、“白夜”、“普希金短篇小说选”、“女皇王冠上的钻石”等等。由于经常跑图书馆,他与一位管借还书的重庆女孩相爱,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小说描述这件事,我以第一读者的身份看了他的大作,不过我实在不敢恭维,原来我一直为他惋惜没有去学文学,看了他的小说后我认为他选读工科是正确的,因为他缺少一个作家应有的天资和灵性。毕业后我与他就失去了联系,直到2009年5月我在成都几经周折才与他联系上并在望江楼见了面,他毕业后分配到成都鐵路局工作,并且果真和那位图书馆的重庆女孩终成眷属,所以他们的家就在望江楼附近的川大校园。

刘世维和冉春明并非红色家庭出身,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他们还能我行我素、倜傥不羁,实属罕见和不易,但就这两位颇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仁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居然加入了中共,我不得不佩服他们所在党组织的眼光,因为他们光明正大的品质正是好些中共党员所不具备的!

2015年9月我们2201班返校聚会的同学有:何积纯、赖世金夫妇及廖清泉、陈家国、倪绍清、蒋长福、赵泽忠、王荣成、唐振镉、杨宝碧和我等十一人,除去世的六人外,未到的有十四人。

在这些同学中,何积纯、赖世金夫妇与我交往算是最多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女儿在深圳工作,他俩常住这边帮忙照顾孙子,直到两年前孙子上了高中他们才返回成都。何、赖二同学在校时是标淮的好学生,成绩优秀,毕业分配时被人为拆散,何分配到铁道兵,赖分配到贵阳,天各一方。经过双方的努力坚持,最终在湖北十偃铁道部一家工厂扎根,两人都入了党,何任该厂动力处长,事业有成。育有一儿一女,阖家和谐,算是幸福美满的一对。

廖清泉同学毕业分配到煤炭部准南煤机厂,后来该厂支援三线建设,他又调到煤炭部云南马龙煤机厂,由于那时我也在云南,所以我们两家还互有往来,我记得我爱人还带着小孩去马龙他家住过几天。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孩子的前途考虑,他想调动工作但厂方拒不放行,于是他毅然放弃该厂的职位、工资、户籍、口粮等去重庆另闯天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四川仪表总厂属下的一间专门生产、研制电源的分厂谋得一份理想的工作,这期间马龙煤机厂一直请求他回去,但他没有动摇,相持了一年,马龙煤机厂才割爱放行。四川仪表总厂是1960年代一机部承头的一个大型内迁三线工程,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将她打造成中国经营规模最大、产品门类最全、系统集成能力最强的自动化仪表基地。我也是干这一行的,曾多次选用川仪的产品,也曾多次去过川仪,也去过廖同学的分厂,他后来成了这家分厂的总工程师,在国内仪表行业中是位知名的电源专家。

陈家国同学毕业时分配到贵阳,粉碎四人帮后几经周折调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来与重庆大学合并)任教。记得有次我到重庆出差,还专门到学院拜访过他,那时他刚调来不久,好象住的是原来教授住的那种小洋房,只不过是两家合住一套,但也令我羡慕不已。他在建院教过书,带领施工队搞过校内的基建工程,又在建院的设计院搞过电气设计,承接过国内的一些知名的建筑工程。他是我班唯一一个在大学任教的同学并拥有教授职称。

倪绍清同学是原数理力学系分来的,数理基础并不差,但天性贪玩,他是工人家庭出身,自贡名校蜀光中学毕业。在班上他和我、李秀其三人都因“臭味相投”而相处甚好,他至今还记得我们三人晚自习偷跑出校门看电影的事。他的基础和成绩其实比李秀其好,但他运气不好,刚好在二年级下期的期末考试中考了个清一色的“及格”,被迫留级,而李秀其还有“良”的分数而幸免于难。据倪同学讲:他们这批不幸的“留”学生多次找系上、学校理论,提高到打击排斥工农出身同学的高度来认识这次事件,结果学校应承发公文,承认他们的工龄从1965年算起(否则要从1968年算起)。倪同学1966年毕业但因文革拖延,直到1968年才分配到一机部在内江的一个厂工作,退休后来成都购房定居,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在成都工作。倪同学虽然在大学期间运气不好晚了三年毕业,但老天是公平的,给了他一个贤惠端庄的妻子和两个聪明可爱的女儿及她们美满和谐的家庭,倪绍清心满意足了,我为他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