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

“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

    ——中国过去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

作者:毕唐书

 

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民国时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战时期的教育;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夺目的是西南联大。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遗址

西南联大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前后只有8年多的历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但成为驰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虽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由于她的存在,使当时的云南昆明这一边陲之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甚至认为“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美誉,是因为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一种现代中国的新的道统,那就是:爱国,民主,科学。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关于“气节”的历史。联大师生以自身的人格诠释了什么叫“气节”,什么是“教育救国”、“知识救国”,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伴随着宛平城外激烈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国难当头,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南迁的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5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几乎用双脚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书写了一个个感动千古的真实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陈寅恪先生全家福

例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陈家三代爱国,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系清末著名维新派,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父亲陈三立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陈三立绝食、绝药而亡。这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请陈寅恪到日本宪军司令部做客。先生深知,如果拒绝,肯定要遭受迫害,自己还要继续活下去,以完成他的史学的任务。他认为,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他就悄然地离开了京城,汇集到了西南联大这支南迁的队伍当中。

闻一多先生

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着真挚的爱国情感和救国使命感离开古都的。像闻一多先生,在日本人打到城外时,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先生慨然曰:“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其实,当时如果留下来,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两个文书,有保姆,有厨师,还有洋车夫,生活既舒适又体面。可是他不能接受,宁愿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上了船,混入了难民队伍南去,而绝不在沦陷区替日本人办大学。众多的教授就这样就离开了清华、北大。有一位没走的,就是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但是抗战八年,他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课,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时间又去卖,就是不去上课。

学生也是这样。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当时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东北沦亡以后,他去找张学良--张当时是东北大学的校长,要求去参战,张学良却跟他说:“我需要文也需要武,你们这样文武双全的要为国家保留下来。”于是把东北大学学生全部转到内地上复旦和清华。董先生被送到了清华,以后就随着清华大学一直转到昆明。他在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承担了把清华教学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当时既要骗过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到了重庆,军队想把这些器材充公,他想了很多办法,才把器材保护下来,完整地运到了昆明。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设施最好的学院。

汪曾祺先生晚年生活照

曾经就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当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学生们转移到了长沙后曾多次发生争论:我们现在还应该上学吗?我们应该去打仗。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应当和我们同龄的人一样去当兵。当时钱穆教授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我们要强盛,所以我们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钱先生的观点很快就说服了大部分学生。这一观点也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那就是为国读书,为救国而读书。钱穆教授在昆明期间编写的《国史大纲》,首页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

西南联大教学条件之艰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1939年入读法律系的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难以忘怀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图书馆连书架都没有--所谓书架,不过是在废弃的油桶上面放上一些木板而已。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都是从不迟到。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

朱自清先生全家福

朱自清先生为了度过艰难岁月,让妻子带着家人回四川成都她的老家去,因为那里的物价要比昆明稍低一点,而他自己则长期在大伙房吃糙米、胡豆饭之类的粗食。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胃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先生的英年早逝。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衣都无力缝制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气异常寒冷,体质本来就很差的朱自清为了御寒,只好在赶街的日子去买了一件云南当地马帮里的穷苦赶马人穿的那种廉价披风,既当被褥,又当外衣用。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

为一日三餐奔波的远不止普通教员,校长梅贻琦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他有4个孩子正就读于联大,家庭负担确实不轻。但梅贻琦却从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联大发给学生的生活补贴,而是把钱尽量满足那些更需要补贴的贫困学生。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曾不无辛酸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件小事。一次,家里要招待客人,又实在没钱,韩女士便跑到大街上,铺块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不穿的衣服卖掉,“一个上午卖了十元,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此后,家里每况愈下,梅贻琦夫人便和潘光旦、袁复礼两教授的夫人一道做糕点,取名“定胜糕”,拿出去卖,换点钱维持家用。

西南联大的教授家庭

由于战时国家财政吃紧,整个教育界的生存勘忧。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当时的教育部从艰困的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所有的教师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因为在教师们看来,“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一代文人风骨:刚毅坚卓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物质生活极为艰困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西南联大校歌歌谱

而数十年后,当那位曾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郑重签名时,没有遗忘历史的人们会又一次地想起西南联大,想起联大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二、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部坚守现代大学精神的历史。“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它所坚守的现代大学精神具有永恒的意义。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张伯苓常委 梅贻琦常委 蒋梦麟常委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执教西南联大时的梅贻琦先生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贺麟先生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赵瑞蕻夫妇旧照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 “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西南联大时期部分获奖作品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三、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另一笔宝贵财富是:面对强敌,它既保持了一个一致对外的统一的前提,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

当面对强敌入侵或国家陷于灾难时,自然需要整个民族步调一致,这时往往会产生国家主义,强制主义或者专制,会以国家和爱国的名义来抹杀个性,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西南联大有一个非 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既保持了一致性--坚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敌忾;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他们彰显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

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财富,给我们现在的大学该怎么办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它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从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同时他们也懂得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需要坚守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懂得爱国不等于国家主义,统一不等于专制和独裁。他们决不能容忍打着国家的旗号搞什么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西南联大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民主

在西南联大,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联大的师生大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和书呆子,而是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们又从来不忘记自己作为学人的职分。在这里,德先生与赛先生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抗战期间,曾经由联大学生带头,在大后方掀起了有名的倒孔运动。据说,身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从香港带洋狗乘飞机到重庆,国难期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自然引起学生的愤怒。可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白天游行示威,晚上却照样自学到深夜;白天在大街上高喊“打倒孔祥熙”、“要民主”,晚上在宿舍里照样交谈数学方程式和“边际效用”;刘文典讲《红楼梦》,从傍晚讲到深夜,还有人向他不断提问,探讨一些文学,甚至佛学的问题。联大就是这样一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的学术殿堂。

朱自清三子女朱乔森(右)、朱蓉隽(中)和朱思俞(左)在其父百年诞辰纪念展览上。

学者的个性是自身学术个性和个人生活细节的惯性,在西南联大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原来的三所大学的个性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比如原来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以载物”和南开的务实精神,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更加和谐的融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学风,新的人际关系和更加开放的氛围。当时一些教授走到长沙、昆明的时候,教授和学者的家属还没有来,就安排两个人一起住。像陈省身就曾经和吴宓两个人住一个屋子,一个数学教授和一个人文的教授住一块儿,这种学术的交叉产生了很好的成果。吃完饭以后,大家就一块儿去散步,谈笑风生,完全打破了任何门户之见。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当时可以把闻一多先生的手稿借来看,王力先生的手稿也经常借给闻一多先生看,他们可以在还没有发表自己作品之前就互相传阅。这样一种发展学术的氛围,让人不胜神往。这些都发生在战争期间,战争反而使他们的胸怀变得格外的宽广,目光格外的开阔。

吴宓先生

(吴先生后来的结局很悲惨。文化大革命中穷困潦倒(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最后孤寂地死在家乡。--小编注)

在联大,吴宓先生的个性很有代表性。吴先生讲“英诗”,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他认为,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谐。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教学却严谨认真。他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因为这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毕业于联大的张世英教授认为,西南联大这个学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但他们又都有共同的坚守,秉持。在这里,国民党党部及其下属的三青团一向遭人白眼,学运高潮期间,国民党、三青团稍有蠢动,更遭唾骂,“反对一党专政”和“党团退出学校”的呼声不绝于耳。闻一多曾在在一次课堂上痛斥国民党:“国民党成年累月地讲统一、统一,都统一于它,还有什么学术自由可言!哪有党干涉学术的道理?他们懂什么学术?”联大同学一般尊重的是学者,而不是以官阶高低衡量人。倚仗权势,非西南联大校风所能容。在学校里,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爱国、民主、科学,教育独立、教育救国、知识报国,反对专制和独裁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

刘文德先生

当然,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也并非圣人、道德君子,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观念上的冲突也十分常见。发生在刘文典与沈从文之间的故事就很具有代表性。刘文典系中文系的前辈教授,也是一位在国学研究方面颇有名气的学者。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到大学当了教授,往往受到学院派的白眼。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一次跑空袭警报时,路遇沈从文先生,刘竟然对沈说:“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面对这种莫名的挑衅话语,沈从文一言不发,扭过头,一走了之。钱钟书到联大外文系执教时还不满30岁,才华横溢,也颇有点年轻气盛。他曾经对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学术水平发表过一番大不敬言论,其中就有“陈福田(时任联大外文系主任)太俗,吴宓太笨”这样的话。这样的冲突 虽然只是插曲,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联大的包容性。

冯友兰先生

中西融合也是联大老师们治学的共同特点。仅以冯友兰为例。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来考察。他讲中国哲学史,却把学生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通过比较,让学生认识中西哲学之得失。

前面提及,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所谓“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联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而我们60多年来却一直把“同而不和”当做宝贝舍不得丢弃,所以也就只能日益“小人”下去。

附:

戴修瓒先生

上述作者展陈了那么多了不起的前辈,涉及各大学科的大咖们,实话实说除开钦佩和仰慕别无它词可一展心中之情,可大咖很多却未见笔者说道说道法律专业……于是乎法律君通过检索,收集到在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在留胡子的教授里,年龄最长,胡子也最旺盛的,正是法律系的戴修瓒先生。戴先生任教西南联大时,戴先生已有六十多岁。戴先生是法律系主任。据网上的帖子聊到说他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最高法院(那时应该叫做大理院)的大法官,因为对段祺瑞之所为不满,一怒辞职,到大学教书。戴先生身体很好。他身材不高,但很敦实,面色红润,两眼有光。他蓄着满腮胡子,已经近乎全白,但是通气透风,根根发亮。我没有听过戴先生的课,只在教室外经过时,听过他讲课的声音,真是底气充足,声若洪钟。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稳健的步履、飘动的银髯,想到他从执政府拂袖而去.总会生出一种敬意。戴先生是湘西人,湘西人大都很倔。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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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三子女朱乔森(右)、朱蓉隽(中)和朱思俞(左)在其父百年诞辰纪念展览上.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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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四川大学 , 川大

成都四中官办红卫兵抄家纪实

成都四中官办红卫兵抄家纪实

--作者:雷宣

 

写在前面的话:不是翻旧账,唯真实的历史事实不应该埋没。家的历史加起来就是国的历史。在这个信息技术发达的年代,不至于留下若干谜团由史学家以后考证。只要真实,每个人、每个家庭存在于头脑中、文字中的历史加起来就是鸿篇巨制,无论是悲伤、喜悦、惨痛……至于为啥在40多年后再提及,借用俄罗斯先哲赫尔岑的一句话: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一些人来说那是“劳动人民盛大的节日”,欢喜莫名;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对我来说,两样参半。不上学了,不会被包德超老师在黑板上写,全班男生考试成绩是2(罪过,由此他被我们背地里喊成“包鸭儿”),轻松了许多;忧的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口号已经响彻神州大地,我非黑五类莫属。

老爸一天回来,找我和姐姐谈话,说是被划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到现在也没闹清楚,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对当权派的称呼,老爸不是官员),要我们有被冲击的思想准备,如果他真是上述人员,要我们一定给他划清界限。姐姐听了泪流满面,我则呆如木鸡,从此之后惶惶如丧家之犬。每日待在家里不敢出门,只是看见报纸上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宋彬彬为他带红袖章的照片等信息。大舅悄悄用北京街头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告诉外公,北京开始抄家,还打死许多人的消息。晓得已进入狗崽子行列,与啥子红袖章等无缘,无可奈何,等着挨刀吧。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文所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也就是当官的。可是文革一开始,首当其冲的却是民主人士、各界名流,接下来就是各种有“历史问题”的人员。这也难怪,文革开始时,毛泽东有意到杭州,留下刘少奇主持运动。刘请示,得到可派工作组,也可不派工作组等等模棱两可的说法,因此刘邓走的是五七年反右的老路子,既是文化革命,在知识分子中,包括学生,抓一批右派出来,不就万事大吉了。

于是按惯例向各院校派出工作组,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等根正苗红的官办组织,还抛出若干“黑帮”为替罪羊,另外加上若干知识分子来批斗,想把火端到别人头上(把祸水引向他人)。殊不知毛泽东是冲他们而来,两月后毛泽东回京,认为“运动”冷冷清清,偏离了方向,首先批判了派出工作组的做法是压制“革命小将”;然后从8.18开始接见红卫兵,制造了血腥恐怖的“红八月”。以后再把这些事,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部归罪于刘邓。 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都被迫在会上承认“错误”,作了检查。

成都当然如法炮制,8.18后各校在“文革领导小组”等根正苗红的官办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红卫兵,各单位成立赤卫队。这些组织,在文革中被称为“御用官办组织”。记得官办红卫兵有自己的番号,四中叫8204部队,9中叫74683879两个编号(九中仅有的两部电话的号码)13中叫8213等等,仿效部队番号,用其作为红卫兵组织的名称。0413我清楚,那是学校番号,啥子是82?想了很久才明白,挨到一起写,和毛体的“红”类似。

四中官办红卫兵成立始于“七五事件”,李井泉亲自佈置,两次在家中召见了四中学生若干人等(一说是一次,有幸觐见的人员也有几种说法)75日,三届教改班的申在望同学等人按李之授意贴大字报批牛耕工作组,说右派学生围攻左派学生云云。牛就此被查,李派心腹省委付秘书长贾丕绩任新工作组长,成立“文革领导小组”, 直接指挥四中 “运动”。8.18前后,四中官办红卫兵在“文革领导小组”的学生成员的架构上成立。因此可以说,是从四中开始,拉开了成都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成都的官办红卫兵用来干什么?一般人都以为,运动初期官办红卫兵的种种恶行是群众组织的无序行为。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种种恶行都是在当局的策划和指挥下进行。记得一九六七年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四川省政协干部但汉然(90年代曾担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在东胜街贴出的大字报中,基本上把成都抄家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大字报一经贴出,成都市被抄家的家庭悄悄奔走相告,不少人还去观看。我也陪妈妈去看过,过近50年了,我还大致记得内容。

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夫人郑英,文革开始前夕准备出国访问,在北京进行出国前培训。文革开始后未能成行,但是滞留北京一段时间,目睹了北京“红八月”的种种情况。一九六六年八月末,西南局、省市委的诸位领导处境已经大不爽,高校的“造反派”已经开始静坐西南局和省委,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咋个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解除火烧屁股的燃眉之急。李井泉召集成都市的领导,含市委宣传部、统战部、省政协的领导开会。会上介绍了郑英带回来的“北京经验”,决定使用官办红卫兵开始抄家。

会上市委宣传部部长肖菊人认为这不合宪法规定,说了几句微弱的不赞成意见,旋即被否决。会议对如何控制指挥进行了分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雷汉统和另一个副部长负责和运输公司联系,安排几个汽车队提供车辆搬运查抄物资;为保证参与者的加班伙食,联系糕点厂提供糕点(这就是以后“保皇狗”吃麻饼的典故来源)……一切都安排得细致入微、计划周密。

196699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锦江大礼堂开动员会,动员开展伟大的运动。参加者都是出身纯正的官办红卫兵,由省委领导动员。会后由省政协秘书长提供了一份名单,按政协副主席、常委、委员的名字排列,加上住址信息(这是事实,抄家后我在过道的烂纸中,发现了一张抄家者遗失的省政协稿签纸,应该是上叙名单的第一页)。可以肯定,按此名单由各学校官办红卫兵分工,各负其责,包干有序。分工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只是从第一批抄家的执行者判断,抄我家是四中红卫兵,抄彭迪先家是九中。究竟要抄好多家,“一度部置(佈置):抄家要当成运动“中心”,成都市要达到人口户数的百分之四至五。”(《文革中成都的“破四旧”运动》作者:郑光路)

910日上午9时许,我正在抱着一大摞“Time”杂志研究,咋个伦敦空袭时有绘意大利军徽的双翼战斗机参加。门铃声大作,跑去开门,门前两路纵队,20人左右,按高矮次序排列,女生在前,男生在后。装束基本为旧的绿军装,也有一些没有配齐一套,上衣为军装,裤子是平常的市民版。但是,“56”式制式腰带和以后的人造革腰带必备。腰带紧紧束着腰肢,戴着红袖套,可谓“飒爽英姿”,面色严肃冷峻。

看得出,三届教改班的申在望同学为头目,一声威严的齐步走,队伍开进院子大门。我呆立门侧,心里想这一天终于来了,说吓得双腿“筛糠”(发抖)不至于,甚至出于“登徒子”的本性,还有带头一排张姓女同学(姐姐实验小学的同学,也是四中初67级的同学),吔!“二筒”(乳房,成都俚语)真大,比其余“板鸭”(平胸,成都俚语)安逸的一闪念。一声断喝:滚进切!我悻悻然进了二门。来的同学都是四中官办红卫兵成员,各年级都有。

同学们进得门来,集合当时在家的家人,外公外婆、两个表妹、我,姐姐当时不在,父母和姨妈在上班,守门的杂工和老保姆是劳动人民,不在排队听训话的行列。老保姆还算灵醒(机灵),小妹妹被她抱到羊市街的一家亲戚那里避祸。

申同学模仿政法部门的腔调,先进行验明正身的“程序”。

问:谁是刘星垣?

答:我是。

问:是大地主?

答:解放前是。

斥责:未必现在你就不是?

问:和刘文彩是不是亲戚?

答:不是,我是湖北籍,他是大邑籍,不是一家人,也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对全体听训人交待“政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刘星垣,解放前为川西大地主,残酷剥削欺压农民。今天红卫兵8204部队对你家进行查抄,如有其他和美蒋特务勾结的设备及变天账,还有反动书籍文字资料,趁早主动交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查抄过程中,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否则格杀勿论!”

家人先在过厅里排成一行,低头无语,大约两小时后,外婆和外公体力难以支持,我冒险拖过来两把竹椅,让他们坐下。各位同学正忙于研究欣赏抄出的各式新奇玩意儿,也没干涉。

9月的天气还很热,为难那些没有体力劳动经历的官办红卫兵了。家里的东西之多,是原来大公馆里剩下的东西的总和,尤其是在10号院子的那几间房子,大大的房间内,和图书馆一样,一排排的高书柜,中间过道约半米,里面各种书籍装得满满的,房间上面有一层楼,虽不能住人,家具、字画箱、稀奇古怪的东西堆积如山;各个房间里也有许多大柜子,装老式钟表、老式相机、古墨……;甚至还有当买办时没有卖完的洋纸,大约有500公斤以上,一大堆。要把这些全部翻一次,即使野蛮操作,也是体力活。官办红卫兵个个汗流浃背,几个人抬一件也是气喘吁吁,不久就来不起(累瘫了)了。申同学决定,先不往外搬,等基本查抄清楚,找到反动证据后再统一搬回红照壁总部。时至下午,我们再在外面列队等候发落也不是事,阻挡人家操作,所以全部关进一件小房子听侯发落。

抄家中发生的事,以抄出的东西分类及其由此产生的后果来描述,似乎更有理路一些。

和所谓“政治”有关的

拐杖刀和弹簧钢鞭:家里有若干拐杖,广藤的、剑门关的剑杖,其中一根“斯的克”拉出来就是一柄细长的剑,和刘文彩公馆里哪把相似,还稍微长一些。按介绍,刘文彩的是残害贫农,威逼糟蹋妇女的凶器。我家这把是外公回国后,一心想在杂谷脑河上修建一座小水电站,曾经多次踏勘,为路上防身而准备,解放后路不拾遗了,自然束之高阁。弹簧钢鞭的用途类似。

大比例西南地区地图:一卷地图,装在一个圆筒型牛皮图囊里,用途也是为水电站,比例极大,是在英国伯明翰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时买的,年代久远。中印边界反击战时曾经翻出来,外公和我根据战报,仔细标注,感叹共军之神勇。所以我对达旺、得让宗等共军攻占的地方有印象。同班的好朋友李同学(第一天没有来,是第二天才来看热闹的),以后给我班的同学吹牛时说过,“老暴”家的哪卷地图中涉及中印南线的一张有重要参考价值,涉及中印边界分界问题,所以抄家后和一批重要物资空运北京。

以后我研究过这问题,先认为这是神侃,我家哪里会有那么重要的东西。坊间和网上说:对中印边界马克马洪线有重要证据价值的,应该是北京抄家发现的那张,宣武区“丞相胡同”某家的,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再深入研究,认为这不是神侃,完全可能是事实。

191310月至19147月,英国、中国和中国西藏地方三方代表在英属印度西姆拉开会,讨论西藏的地位问题。会议期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利诱中国西藏地方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将边界从阿萨姆平原边缘向中国西藏方向推移150公里,新边界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西起中国不丹边界,东至伊索拉希山口,长约1700公里,将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9万平方公里国土划入英属印度。

英印政府对划界一事秘而不宣,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中央政府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线不予承认。对于这条“边界线”,历届中国政府都不予承认。英国政府也迟迟未敢公布,直到1936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才开始出现在英属印度的地图上。1913年才有谈判的事,1936年才正式标注,和清政府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磁电机:一个老式的汽车磁电机,这是外公在电机系毕业时的设计。谈不上啥子先进,只是得益于英国工业制造技术的精良,发蓝的钢外壳,绕得很规则的绕组,很精巧的整流子和电刷,是一件充满工业艺术的工艺品。住在同一条巷子的髙六六级同学张某假老练(冒充内行),说是这玩意儿就是特务电台的手摇发电机(确实和电影里的二战美军的野战电台的手摇发电机有点像,但是此公忘了,那是野战电台,我们这些“特务分子”在大城市里用得着吗?),把我拉出去审问,摇手藏在啥子地方,电台又在哪里?……为了搜寻电台,同学们架起梯子,开始上房揭瓦,看看是否在天花板上有电台;院子里的花盆也全部打翻,寻找可能藏在花盆底下的“密电码”,自然一个个弄了个灰头土脸。

六分仪:航海、地质踏勘时定经纬度的,装在一个精美的木盒里。同学们研究了一会儿,看见上面有一个瞄准镜一样的东西,下面还带半圆的刻度盘。成都地区,阴天居多,基本用不成。张同学故作水深(不懂装懂)状,说是此乃迫击炮的瞄准镜,既然有镜,必然有炮,又把我拉出去审问,炮在啥子地方?我说:这是六分仪,定经纬度的,还找出附加的星表手册,示范使用,勉强过关。

老杂工的住房:老杂工的住房在大门边,相当于门房。屋内和狗窝无别,渔网一样的被子(记得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唱词:“一床破被像渔网”,老杂工和那差不多),烂成柳柳(条状,成都俚语)的蚊帐,衣衫褴褛。一点不夸张,叫花子模样。只不过个中原因是,他是送外公到上海出国的老家人的儿子,他爹在返回途中在重庆得了霍乱,死在重庆。家里花钱把灵柩抬回成都安葬,儿子就继续在我家当杂工。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为他在东珠市买了一个小院和全套家具,结了婆娘。这婆娘每月来一次,拿老头工资,顺带把所有稍好一点的东西席卷而去。每年十二次,每次我家为他添置的东西都拿走,你说咋办?

小口径步枪:家里有一只英国产的气枪,式样奇特,和那时常见的向下弯折枪管上膛的方式不一样,枪筒下有和枪筒平行的杆子,向下搬上膛。口径比国产气枪大一些,通用铅弹不得行,需要自己制作;家里不许我拿着到处切招摇,惹得公安局理抹(清查),油封后收藏。这枪被发现引起一阵愤怒的吼叫,地主分子竟然私藏小口径步枪!又把我拉出去审问。赶紧示范枪支使用方法,化险为夷。

美人杯:六十年代,刘氏地主庄园大热,传说刘文彩喝酒的杯子,装上酒就会出现一个裸体美人。坊间好事的半截子幺爸儿(未成年的半大男孩,成都俚语)个个啧啧称奇,都想一睹为快。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晓得,那个东西家里“大大的”有,是产于日本,后来国内也有仿制,价格低廉的地摊货。原理很简单,平底瓷酒杯下面贴一张照片,上面加上一个半球型的磨砂玻璃。平时看不见图片,倒上酒自然就看见了,只是没有啥子希望看见的裸体女人,就是一些挠首弄姿东洋女人头像。怕被发现,1964年我把大约20个这种杯子,藏在最隐秘的角落,不想还是被发现了。弄巧成拙,就摆在桌子上,你不说谁知道?于最隐秘的地方发现,当然得交代清楚。不过隐去“美人杯”的称呼,也没有过分为难。

伪币:大量说不上,有一大纸盒。各种面额,各种银行发行的。这是我的玩物之一,运动开始时该烧掉,但是不晓得咋个没有烧。这一大盒,也许连一个锅魁都买不到,这个时候就成了妄想蒋政权复辟的铁证。

拐杖刀和弹簧钢鞭、老杂工的住房等“罪恶”,激起了官办红卫兵怒火冲天的阶级仇恨,几个人冲上来把外公拖到后面的院子开始殴打。为啥要拖到后面院子施暴,也许是不愿意我们看见谁下手吧?当然,也许不是,未必还怕我报复不成?人这动物确实复杂,内心如何想的猜不透。

施暴者没有想到,后面的墙上有一个隔壁人家的“牛肋巴”(木条)通气窗,几个小孩子正站在桌子上看稀奇。几年以后他们给我说,带头下手的就是和他们住一个市委家属大院的张某,其余的人他们认不到。四五个人围着外公一顿皮带乱抽(没有用有铜头的那边就万幸了,有被抓进红照壁礼堂,皮带头子陷进头部而死的冤魂),打得遍体鳞伤。我们在前院,只听得到皮带抽到皮肉上的钝响,施暴者的呐喊。外公没有呻吟,外院的家人没有哭叫,有的只是沉默。半小时许,外公才走到前院,坐在竹椅上,背已经不敢挨着椅子背了。不敢验伤,待我们被关进小房子后才悄悄地解开衣服看伤情,鞭痕累累,惨不忍睹。194761日,外公为掩护地下党,被国民党省特委会的特务枪击,打断左上臂,丢进将军衙门27天,20年后又再次罹难,无语……

“抄家时成都打死19人,这是官方不完全统计数字,实际远不止此数。”(《文革中成都的“破四旧”运动》作者:郑光路)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任何人承认自己参与过这件事吗?直到北京“大兴县事件”,325人被红卫兵杀害后,国际舆论大哗,认为恶行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纳粹,“红色恐怖”才稍收敛。

和文化有关的

书籍:“孔夫子搬家--书()多”,这句歇后语适合我家。家里的书,抄家后卖成废书,得款1500元,废书5分钱1斤,算一算就该晓得是好多了。一部分是英语原版精装书,一部分是中文小说,一部分是“Time”“国家地理”杂志。内容千奇百怪,有进步的,《静静的顿河》《铁流》等;也有反动的,居然还有《我的奋斗》中文版(写的书名叫《我底奋斗》,文革前看过这种反动书籍的,四中可能只有我了)。当时担心的就是,万一发现此类书籍,一定死无葬身之地。所幸书籍太多,只是粗糙地将书籍扒拉于地下,来不及仔细翻阅。

字画:有三个大的樟木箱,里面全是画卷,很奇怪的是那么多画,家里却一副不挂。每年夏天,参与把箱子抬出来,将画卷摊在太阳下暴晒,然后加樟脑丸防蛀,是我的任务之一。不懂中国画,自己画水彩和油画,所以也没兴趣打开观赏。肯定有张大千先生的,张抗战时期在成都逗留过一段时间,也进行过多次作品展览和出售活动。外公购得一幅“青绿山水”,曾悬挂于公馆的客厅。解放后,因为大千先生“逃亡”到台湾,为了不惹麻烦,家里不再悬挂他的画作。看见箱子被抬出,外公强撑着走上去:“报告小将,里面有一套石涛的四画屏,很珍贵,请妥为保管。”,“唵?你指一哈是那一幅画。”,四个画轴翻出来,一耳屎掺起来,“狗日的到现在还不忘宣传封资修哈!”,马上投入他们点燃的火堆化为灰烬。在展开、撕碎的那一刻,我看见了画的尺寸,10年前湖南发现了一套,尺寸小得多,媒体称为“国宝”。

古砚台:家里有古砚台40-50方,隔一段时候外公换一次书案上的砚台,视为珍宝。有几方也许确实珍贵,政协在文革前曾组织过各家收藏展览,曾经全部借出。故宫博物院也派人来借过,说是要举办砚台的展览。我记得的有两方:一方有九个“石眼”的端砚(罕见,现在有三个就是了不起的珍品了);一方“金星砚”,尺寸很大,放上水,砚台里就会出现点点闪烁的小点。我有兴趣为外公洗砚台,所以很清楚的记得。至于有没有那样珍贵,我不研究砚台,不敢妄下断语。奇怪的是这些砚台,被同学们仔细包裹,然后搬走。随后听同班的好朋友李同学吹牛,说是和其他物资一并空运北京。如果真有此事,为啥子就不用再说了。

鼻烟壶:外公有大约40个鼻烟壶,他有吸鼻烟的嗜好。谁知道哪里来的鼻烟,据说很珍贵,我不是好懂,有兴趣度娘“鼻烟”即可。我也吸,感冒初起时自己倒上一点,吸进鼻孔,连打几个喷嚏,醒脑提神,驱秽避疫,这些鼻烟瓶,材质不同,有翡翠的,寿山石的,玛瑙的……。其中有两个玛瑙的最珍贵,上面有一幅天然形成的“喜鹊闹梅图”,看起来以为是内画,其实是大自然的神工鬼斧。原来有一个,后来一想,一个料子剖开可能还有镜像的那一个。许多年后,居然找到了那一半,成为外公的心爱之物。平时,鼻烟壶就放在两个紫檀木的壁柜里,挂在他卧室的墙上,抄家时全部没收。

瓷器:家里最多的是瓷器,没有确切数目,没有啥子稀奇。我书桌上有一只貌不惊人的碗,原来是一个装饰,淘气的我在里面装满了报纸折的“弹绷子”米米,大人给我打了一个招呼;“小心点!别碰烂哈,那可是宋碗。”看见瓷器被抬出,外公不顾刚被掺一耳屎,又多嘴:“那个紫色的花瓶请千万小心,那是国宝,交给国家可已换许多外汇的。”“唵?哪个?”外公提出瓶子,小心翼翼的交到某同学手里。同学手提瓶颈,故意放在外公眼前,铁棍一挥,一声脆响,化为碎片。外公一声惨叫,哪个叫声时隔四十余年后仍在我耳中,那是痛入骨髓的惨叫!抄家过去若干年了,外公还时时不忘,说是那个瓶子至少可以换10000美元啊!

难怪,这是一个窑变的瓶子。烧造瓷器,凡在开窑后发现不是预期的形状或釉色,以至于传世瓷器有时发生特异的情况者,都可说是“窑变”。《稗史汇编》说:“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康熙郎窑红、豇豆红、苹果绿等品种就是,但是一个变为紫色,和菜市上卖的茄子一个颜色的确实罕见。2004年,在中国嘉德推出的“飞鸿阁藏瓷”单色釉专题拍卖中,一件清乾隆窑变釉莲蓬口瓶获价165万元,是该专题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一件。2005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一件高17.4厘米的清雍正窑变釉贴浮雕螭龙尊估价150万至200万港元,成交价达258.4万港元,是目前窑变釉瓷器中的最高价。2006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一件清雍正窑变釉三牺瓶拍得224.8万港元的高价……

因为罕见,外公爱之如命,所以在成都解放时把一个窑变达摩立像交了,都舍不得交这个瓶子。

古墨:家里有两大抽屉墨,大小不一,形状不一。有些彩绘,金碧辉煌;有一些则有大量裂口,貌不惊人。我曾经干了一回荒唐事,小学学书法,街上的啥子“松滋侯”常常弄得书包臭不可闻。一想,家里那么多,何不用家里的。外公说,自己去拿一锭,金碧辉煌的不敢拿,就拿了一锭最丑陋的。课堂上一磨,满室麝兰之香。用了一段时候,得意洋洋的给外公说:“那东西安逸(说到安逸,说几句题外话。家教严格,这个用语在我家曾经被认为是粗口,说了会挨打的。直到小学3年级的语文课里“小兔子安逸的躺在兔妈妈怀里…”等语出现,才正式成为可用语言。哪像我现在,粗口连篇),好香哦!”,“唵?你拿的啥子墨?”摸出来一看,外公大惊失色,原来那是一锭宋墨。宋墨的特徵就是香料使用龙涎香、麝香,安能不香?所有古墨,全部抄没。

玉器:外婆娘家在清朝时于西玉龙街开了一个玉器店,凡是货品中品相好的就收藏起来,还不断淘汰原来的收藏。解放后留下一包,应该是极品。其中有一枚拇指大的吊坠,通体碧绿,帝王级玻璃种。李同学给其他同学吹牛时说过,在成都抄家抄出的玉器中,“老暴”家的这枚最好。他们打来一盆清水,置吊坠于水中,竟然把一盆水映得绿莹莹的。姑妄听之,姑妄信之。所有玉器,全部抄没。

自行车:老爸的“来林”28圈男车,绿色、内三飞、轮芯刹,成都市就两架,另一架属于著名歌唱家郎毓秀的丈夫肖季(铁路医院院长)。那时的成都自行车都少,这两部车骑上街回头率很高,不亚于现在开“本特利”上街的回头率。老妈的“红手”26圈女车也是一架好车。父母已经被冲击,老爸进了“牛棚”,车子不敢再骑到学校招摇,放于家中,抄家时全部抄没。抄家后,我和姐姐被勒令到校接受监督、劳改,我在四中化学实验室的外廊上看见了这两部车,居然还没有上锁。一番思想斗争,好想把我家的车骑回去;转念一想,那可使不得,任何地方被发现,我就是一个死!最终,恐惧压倒了“贪婪”。

古钟表、老相机、望远镜、显微镜……就不再一一描述了,反正这些东西被抄出后,同学们都觉得稀奇,一一把玩。我当时有一闪念,同学们虽然是人上人,应该见过些市面,咋个还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样子哦?其他的“阿堵”物,我记不得了。也不用写,太俗。

还有两样东西被抄出来,虽然没有引起同学的注意,却动摇了我原来受教育后对地主阶级罪恶的刻板看法。这是两块木刻印板,一枚刻:“庚鼎药房,见票施药叁服,刘府。”;一枚刻:“XX米店,见票施米壹升,刘府。”,木刻版的四周边上,还有繁复的花纹,此外还有一些印好的票。

为了这东西困惑,所以专门询问了外婆。外婆说这是家里在成都市遇到瘟疫,诸如1920年的霍乱大流行等时候家里在门口施药使用的工具。民国时期的成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早在民国十年(1921),成都的人口就已超过30万。抗战时期,随着大量军政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的迁入和大批难民的涌入,成都的城市人口激增。由于当时公共卫生条件的不健全和当时市民现代卫生常识的缺乏,加上成都独特的地理环境,成都每年都有传染病流行。每到此时,成都各大户人家都在门口摆出桌子,用这种办法为无钱看病的人施以援手。因为公馆旁边就是庚鼎药房,所以药票上就是该药店的名字。月底,药店用票和家里结账。

米票的作用类似。抗战前夕,四川自1936年夏到1937年夏发生较大旱灾,武胜安岳一带灾民大量涌入成都;19457月和19477月成都大水灾,成都灾民达到19万。在这个时候,成都各大户人家都要如此善行。

我很疑惑,地主不是搞“半夜鸡叫”的角色得嘛?外婆说每到这个时候,成都市的大户都这样做,要是谁家不这样,会被人鄙视,从此就不要在“穿城九里三”这个地面上混了。加之家里老一辈笃信佛教,不这样做是不可想象的。至于领票的人会不会哄抢,答案是不会。那时的人担心天谴,这种善物不会多取,害怕报应;加之家家都有,天天都有,也没那必要。听完之后,种种固定的思维,开始有所动摇。

抄家第一天的晚上,留守的同学要我翻出几个100瓦的灯泡,装在过道和敞厅,把院子照得雪亮,免得我们趁黑夜把“胜利果实”拣回去;也网开一面,说是可以让我们去煮饭。于是,饿了两顿的我们煮了一大锅干饭,就着泡菜匆匆裹腹。干渴了一天,滴水未进,赶紧烧开水“牛饮”。事毕,又被关入小屋。除了两个妹妹以外,其他人通宵未眠,而且无语。

第二天上午,同学们大队再次“光临”。调来若干货车,排列在大街上,等候装运。近百米的巷子,两边密密麻麻排列看热闹的的人,还按指挥左右排成若干行,中间留出通道。同学们亲自动手,开始装车搬运,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每抬出一批东西,都迎来围观者的阵阵欢呼(和法国大革命时观看断头机砍贵族的脑壳的观众何其相似),院子里听得到欢呼的声浪。借上厕所的机会,通过敞开的大门向外看了一眼,吓破了胆!同学们的军歌不是有一句:“……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时我的脚开始“筛糠”了。

这里还要说的是,查抄和珅、查抄荣国府都还有官吏登记造册,成都的抄家却没有任何登记,一股脑搬到红照壁。上海、北京等地抄家,还有登记,以后“落实政策”时尚有据可查,成都完全没有登记,相当于大水灾“洗白”。

第二天黄昏,“革命行动”已经完成,发给两张同学们写的大幅罪状,说是自己张贴到大门口,不得有丝毫损坏,否则格杀勿论。第一件事,和外公一起,在余热未尽的火堆上搅了一锅浆糊,用厚的纸张把这东西裱糊起来,再用两根木条上下装订。每天,外公掌梯子我上墙,高高悬挂,下雨、深夜再收回,免得损坏,招来杀身之祸。

回顾家里,除了满地铺床的稻草、丢弃的书籍、砸烂的瓷片,啥子都没有了。

第三天上午,外公收拾被洗劫一空的保险柜时,发现里面的暗柜居然没有被发现。英国原产的保险柜,在下面一格的底板上,有一方精细加工的板子,做工和底板一模一样,盖上后和底板天衣无缝。里面装的是为全家遭遇兵灾和改朝换代的大灾时保命的家底,除了他和外婆知道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里面有若干金条、钻石、铂金制品等物。外公把这些东西用手巾包好,提着到红照壁,交给来抄家的同学们。为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伟大政策,容许我们在堆积如山的衣服山中选一部份。如山一样的衣服,哪里还找得到自己的,只好胡乱根据家里人需要选了一些,才使家人有了最起码的换洗衣服。(那时候就是有钱,哪里找布票切买衣服)。到了文革后期,曾经问过外公,要是不交,也许我们现在就不至于这样贫困。他说你懂啥,这个时代保住家人的性命为第一要务。那些东西咋个卖?就是金条,只要在银行一兑现,马上汇报上去,那时就是一个死。

苦难并未结束,四中的贵族红卫兵抄家完了,接着就是13中的准贵族红卫兵抄,再轮到啥子黄瓦街民办中学的,一共抄了十三次,直到连锅碗瓢盆都没有,饭都没法子煮。家里原来的杂工被同学们遣返回家,现在开始发难。她的婆娘解放后终日游手好闲,金戒子、项链带起,靠老公的工钱度日,老杂工的表面处境由她一手造成。闻讯我家被抄,觉得发财的机会到了,想借机捞一把。一天,我在红楼下面,看见这婆娘拉着衣衫褴褛的杂工到处询问,晓得大祸将降临我和姐姐的头上。他们找到抄家的同学们,控诉老公解放后在我家的“非人待遇”,结果得到授权,再次洗劫我家。老杂工的发难,导致了进一步的惨剧。

父母一心想儿女成材,从上小学开始就强制为我和姐姐制定了必须考取四中的目标。父亲对我还说了狠话,考不起就去拉“架架车”,强迫我将中考的3个志愿全部填成四中。除了希望我们由四中开始踏入清华、北大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攀比。财大的教师中,不少人的儿女多是四中学生,刘成生、温厚一、刘灿等等。儿女双双都是四中学生,在财大是一件很体面的事。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把儿女投入了“火坑”。

当时的四中,干部子弟已经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就我们班上说,干部子弟占绝大多数,加上工人子弟和一些职员子弟,每班还有一个资格的农民子弟,说得上知识分子子弟的,就是我和陈维中两人。因为外公乃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四川省主委,解放前是大地主的身份尽人皆知(我至今未明白的是,为啥子学友们都清楚),我的身份最为可疑,忝列末座。姐姐班上(67.2)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一进四中,“阶级斗争”的弦就绷得紧紧的。同班同学出身好的,经常训诫我“出身不由自己选择,道路可以由自己选择”,明确无误地提醒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我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迅跑,带着出身的“原罪”。玩耍过程中,发生摩擦,对方会破口而出,“狗日的民主党!”;按照脸谱化的描述,地主的狗崽子肯定嗜财如命,编一个四中工厂门口有散落的金片故事,想看我如何不顾一切前去搜寻的丑态……。所有争端,都由我的认输而告终。

城里的家被抄后,我和姐姐被勒令每日到校,接受监督改造。我任务就是每天到学生宿舍,为同学们倒夜里屙满的痰盂。为了使我更难堪,还故意把痰盂屙得“浦秋悶弦”;然后到校园除草。不时,还会模仿审判室的模样,在教室中间摆上一把椅子,他们坐在上端,要我坐在下面交待罪恶。没有可交待的,这种把戏也有点笑人,所以都是草草收兵,就是一场和游戏差别不大的闹剧而已。

经历这些闹剧的心理状态还是比较稳定,首先习惯了垫底的身份,抱着“骂是风吹过,打是铁实货”的底线,只要不搁在身上,那就是“死皮”一个;其次,“心有旁骛”,有意想到那些和现实毫不相干的事情,就好过得多。记得,一次“审问”中,我想的是T-34-76坦克和T-34-85坦克炮塔外形的差异,完全没听审问者说啥子。当然,也许搁在身上了,会当“志高”“连举”(叛徒)吧。

一天,我在红楼下面的过道中,迎面碰见了我家的杂工陈大爷两口子,正在四处询问红卫兵的办公室在何处,晓得大祸将临。

第二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躲在学校大门外的角落里,等姐姐出来一起回家。时间已经超过了平时应该的时候,还不见姐姐的身影。想到近日里各班级发生的召开“滚蛋会”(来源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娘的蛋!”这首歌),排出对象继而殴打“黑五类”同学的事件,意识到姐姐可能出事了,于是悄悄地从教学大楼靠邮电管理局一侧的楼梯爬上二楼,想看看出了啥子事情。

67.2班的教室门斜对楼梯,只要教室门打开,在楼梯上就可以看见教室里的部分情况。估计殴打已经进行了一段时候了(以后姐姐说过,开始是用皮带抽打后背、臀部、大腿),从教室门口看见,几个男女正扭住姐姐,用一把剪刀铰头发。前额的头发被一缕缕拉起来铰去,干这事的男女 似乎十分快意,可以听得到愉快的笑声,另外就是:“雷XX(一个极其侮辱人的词语),你服不服?”的询问。

头发铰了,几个男女意犹未尽,要姐姐在教室一端手扶墙壁,躬身向后。他们则排成一队,从教室的另一端起跑,飞身踹向姐姐背部、臀部。快意的笑声阵阵……。姐姐没有哭叫,也没有呻吟,也许就是这个沉默的态度,未能满足施暴者盼望的快意,导致整个过程一再延续。

看见姐姐落难,我极其恐惧。有一点很清醒,我帮不了她。要是冲进去,只能使虐待升级,会被双双殴毙。被发现在远处窥视,结果也不美妙。所以又悄悄地回到学校大门的角落,蜷缩一团,浑身瑟瑟发抖,祈祷上天还能给姐姐留条命。

过了一会儿,看见参与施暴的几个男女有说有笑地穿过红楼的走廊向大门了,走来,连忙将头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更紧地蜷缩成一团。待几个男女在石室巷拐角处消失,才急忙向红楼走去。未到红楼,姐姐迎面出来。额头上的头发被铰得参差不齐,背后的衣服上脚印累累……

扶着姐姐,勉强从小路出城墙缺口到城边街,让姐姐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歇。姐姐要我给她理一理头发,尽量遮盖前额被铰去的部分,她已经没有抬手自己梳理的能力了。我试图为她拍掉背后的污迹,但是手一挨到背部,她钻心的痛,只能作罢。

40多年过去了,已经想不全我们是怎样挣扎着回到财大的家的,只记得一些片段。青羊宫到苏坡桥有一路公车,就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来回运行。走到青羊宫汽车站前,汽车刚刚发车,只能等候,况且姐姐也走不动了。在旁边的烧鸭子店,央告服务员借了一根板凳让她坐下;等车不是办法,况且即使车来了,她没有挤上车的能力。我扶着姐姐慢慢向财大走,先头她还有走一两百米的能力,然后我就躬下,让她趴着我的后背歇一歇再走。后来,能撑持的距离越来越短,到了光华村,几乎就是几步一歇。途中,试图背过她几次,但是我背不动……

回到财大,天已经黑静,父母正焦急的在窗口上观望。看见他们曾引以为傲的一对宝贝儿女以近乎蠕动地向家里靠近,妈妈连忙冲下楼来接我们(爸爸因为冲击,勒令出门必须带好纸糊的高帽和悬挂黑牌,不敢轻易出门),两人将她左右搀扶上楼。进了家门,她根本就不能坐,背部和臀部一接触沙发、椅子就巨痛,只能趴在床上。最不堪的是,所有人不敢大声哭,唯恐大声哭叫会招来对抗运动的罪名,导致另一场惨剧,只有妈妈泪流满面……

妈妈找出“云南白药”,把瓶口“保险子”用一点白酒化了,喂她服下。我和妈妈一起把她扶到财大卫生所看病,结果用财大卫生所的病情证明来说好些,“背部、腰部、臀部、大腿外侧广泛软组织挫伤、淤青;肾挫伤,肉眼可视血尿”。事情过去近半个世纪了,老母亲还记得她看见的伤情。姐姐的整个背部、臀部、大腿后部和两侧,全部是青紫色的瘀伤,只有那根淡黄色细皮带掩蔽的部位还是正常的颜色。诊治的医生流下了眼泪,说是打得太狠了,再继续打,那就会因为疼痛性休克而毙命。当天晚上,爸妈一直守着姐姐,唯恐出现不测。想得到,那天晚上姐姐一定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是,她没有呻吟,也没有流泪……

财大卫生所条件有限,按医生嘱咐,第二天借了一辆自行车将姐姐推到省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是省医院的外科主任黄文,黄主任的结论和财大卫生所基本一样,再次开具了病情证明。这张证明妈妈收藏了若干年,最后还是散失在以后的动乱中。

第三天,姐姐班上来了5个男女,说是“雷XX”对抗运动,装死躺下,要继续楸回学校斗争。妈妈赶紧拿出病情证明,加之姐姐趴在床上动弹不得,几个才悻悻然离去。待姐姐伤稍好,一张车票把她送到北京小姑妈处避祸,以后又到西安小姨妈那里,算是躲过一劫。

同时间段里,四中几乎每个班都发生过官办红卫兵痛殴“黑五类”同窗的事件。我班虽然谈不上“痛殴”,但是已经被整成“黑帮”的干部子弟,处境还不如我。机械厅厅长沈兰芝之女沈小兰,一个“沈特务”的外号,让她每日以泪洗面;刘兆丰和谢若英之女刘力南,据说还挨了打。详情不知道,也不敢打听。亲戚中,初66.1班刘敏林,初66.2班韩小钰,和姐姐遭遇相似,程度好一些而已。

前几年和一中、九中的朋友聊天,谈到四中学生斗学生的惨剧,几个朋友都说他们学校这样的情况远没有我校这样残酷和血腥,其中原因大家都很明白。“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我们不背时,该谁背时?“国家有罪,你们有恶!”,就是历史的真相!

我能理解,也能宽容,同学们的“革命行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受蛊惑利用,本不是各位的错。就好像我被某人用木棒痛殴,不至于对木棒本身耿耿于怀,应该对手持木棍的人心存敌意才是正理。但是一些同学以后的所为,却和受蛊惑利用毫不相关。

住一个巷子的张某,除了抄家时作恶,每到外公发工资的10号就带起红箍箍来我家,勒令外公交出工资,稍有迟疑就拳脚相向。甚至为维持生活新购置的闹钟、锅碗等都被此公席卷而去。直到19674月,这时他爹被当街批斗,在他又一次抢人的时候街坊邻居看不下去,呵斥、围堵,此公才作罢。

196710月间,官办红卫兵已经沦为过街老鼠,几个官办红卫兵的成员(进屋的是9中的),还敢在月黑风高夜翻墙进入我家,目的很明确,要钱!邻居被惊动,认为是进了贼,大家围堵,情急之中,他们摸出红袖套证明乃红卫兵是也。一追问,却说是“红卫兵指挥部”的。唵?“纸火铺”(指挥部的贬称)的“保皇狗”得嘛,几个抱头鼠窜。虽然带起大口罩,我还是认出了他们是谁。

一些官办红卫兵在抄家中间顺了不少贵重物品,发了抄家财。当然,查无实据,也没人承认。运动后期,人保组曾经理抹过其中一些人,部分东西被迫交出,用金条换来的钱买来的照相机也被收缴。

抄家在文革中是一种普遍现象,被抄家的家庭比比皆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罚没抄检”的历史记录。据统计,“仅19668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23日至9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文史精华》2008年第1 作者:丁大华)

成都市的抄家谈不上谁是第一家,六个政协副主席是第一批,几乎同时落难。四中学友中和我家同时落难的至少还应该有一人,政协副主席童少生的女儿。她家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文革后期的“落实政策”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的人格侮辱。第一次规定在发还抄家物质时,货币、贵金属、文物均不在发还之列;无法发还原物的手表按5元一只,大衣10元一件、衣物5元一件……折价。没有任何清册,随意堆放、散失,哪里找得到原物?加上物资已经在发还前由当时革委会、警备司令部的大小头脑选取,按上述标准付钱畅意“选购”,最后我家就是得到人民币680元。第二次,发还文物,只有很少部分说不上文物的瓷器,还用报纸糊住瓷器的关键部位让大家辨认,免得被冒领,所以就是走过场。抄家是“革命行动”,系咎由自取;发还是 “皇恩浩荡”,我等还得山呼万岁。

我家房屋“被志愿”上缴房管局,安排进了四家人居住。幸喜院内的一个独立小院相对独立,还可为外公、外婆保留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直到去世。

196611月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进展,我家情况稍有好转。造反派群众组织迅速膨胀,成为多数派。“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有的是从老红卫兵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其中的工农子弟,或原来是军干、革干、后来突然变成了叛徒、特务、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家庭的子女。一部分是运动初期处于中间状态的职员、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或小工商业者的子弟。还有一些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一向胆小文静的女生,甚至还有一批是运动初期的‘狗崽子’们,父母自杀、被关被斗、被报纸点名的‘从里到外’都黑透了的‘黑五类’。他们有的还成为一些组织中很活跃,很有实力的骨干。”(胡发云《红鲁艺》,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我这“狗崽子”,居然有了参加运动和群众组织的资格。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平等的感觉,不再为当“狗崽子”而受到迫害、歧视所恐惧,所以很快乐。至于快乐未能持续很久,随着父母被反复的弄成“516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我又陷入迫害、歧视,那是后话。

不但我们这些小毛毛虫快乐,就是德高望重的大师也一样。“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将这段时期称为他的“快活半年”,不但免予被批斗,而且混迹于群众之中,到解放军高级干部家去参与抄家。他和其他一些教授后来又参加了群众组织“井冈山”,敢于向聂元梓叫板。像他这样的著名学者都积极参加运动,一般中间群众更无所顾忌了。”(杜钧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另一面”2011-03-1)文化大革命由此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季羡林的“快活半年”里,被他参与抄家的解放军高级干部就未必快活。同样,我快乐了,同学们未必快乐。由此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许多造反派领导人,一旦占据优势,掌握权力,就违背了造反初衷,也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政治迫害。而且模仿官办红卫兵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西南局、省市委的干部纷纷落马,鲜有例外者。四中官办红卫兵中的许多人,父母落难,抄家、批斗都在他们身上重演,其惨痛之状远远超出了我家。我家家破人未亡,而不少同学则家破人亡,父母被整死,一些死法和死状还惨不忍睹。

申在望同学养母申妈妈在成都市委被逼得跳楼自杀,我围观,怎一个惨字了得;以后一段时间,申同学和申妈妈同居一个破烂的小屋,和我家在同一巷子里。冬季的一天,好像是为居委会发“号号票”吗还是啥子,我上过门。破旧的小屋里,“湖上寒风呼呼响,舱外雪花白茫茫”。申同学和申妈妈为御寒,一人披一床铺盖蜷缩在床上,其状况催人泪下。之后,听说申同学母亲肖里在当局所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省革委、50军的昭觉寺学习班)中自杀身亡,兄弟在北航因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被殴打致死,心里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感觉,只是阵阵恐怖。即使是“手把文书口称敕”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一旦龙颜不悦,顷刻之间就会沦为和我一样的“狗崽子”身份(当然是暂时的,和我永远的有区别。)

这种“黑色幽默”虽然浩劫之中常见,却是过于血腥和残酷。所以,同班李同学给我道歉时我要他不要说了,“同是天涯沦落人”,道啥子歉?他没有加害我,严格说他也没错,境况比我还凄惨,还是朋友和玩伴,难兄难弟吧。

要写出这段经历,必然涉及当事人物。但是,目的不是在五十年后对同学“口诛笔伐”,也不必用自己的一孔陋见来强迫别人接受一种观念。记录史实,由大家去评判,由后人去思考。

耳顺之年,对过去的事当抱着“往事如烟”的心态来对待,或者用流行的词语“向前看”。可是,从薄熙来在重庆主政,“唱红打黑”甚嚣尘上时,渐渐感到了背上的阵阵凉意,完全和1966年上半年的感受一样,一种巨大的恐怖慢慢笼罩了我。虽然薄的一记耳光,使形势逆转,但是谁能保证我们以后会不会遇到其他的啥子“熙来”、“东来”、“北来”、“南来”?文革的死神没有走远,官办红卫兵也就在不远处。说不定哪一天,门铃大作,进来新形式的官办红卫兵,让你享用升级版的“待遇”,毒药、暗杀……出于恐惧,想给后代留一点真实的历史;加之我家乃成都被四中官办红卫兵抄家第一批,我又是四中学生,我不写这段历史,也许永远不会有人提及。于是,有了上文。

后记

有同学在看了我的文章后给我联系,为参与对我姐姐施暴表示歉意,我想对这些同学说:

我相信,四十多年来你们良心上一直有负担,因为你们有良知良能,人性并未泯灭。扪心自问,假如自己也是革命干部子女,运动初期一定不会落在你们后面。这不是某些个人的错误,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愚昧与荒诞。

“往事并不如烟”。一切个人的是非恩怨应该放下,但是对于文革历史的质疑和探究却不该停止。

文革初期,“红五类”学生斗“黑五类”学生不是偶然发生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远的不说,从1963年以后毛泽东提倡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其副产品,已经把我们根据家庭出身被分为三六九等,作为被人事部门和招生、招工单位内部掌控,甚至贯彻于班干部的产生,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事实已经很清楚,“红色恐怖”其实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制造出来的,他曾批评阻止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试图采取措施制止武斗中打死人的建议,故意制造了社会治安的真空。同时“中央文革首长们”到处讲话对革命小将表示“支持”,让小将们头脑膨胀。一大批“成分不好”的平民百姓被推到毫无治安保护的状态,任那些一时被妖魔化了的青少年殴打和宰割。毛泽东在当时不是不了解情况和不知道后果,是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压倒政敌,不惜抛弃千万无辜的生命。

我们都被蒙蔽、利用和抛弃了!一些先被发动利用,然后被抛弃整肃;另一些先被排斥整肃,然后又被发动利用。到最后几乎人人被骗,个个受害。而且最不堪回首的是,还因此放大并利用了我们身上的顽劣残暴,扭曲泯灭了我们的人性,这给我们造成了终身的创伤和悔恨。

文革说到底是一场成人之间的斗争,为何要把我们这些孩子搅进去?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株连平民呢?这是一个没有宪政、没有法治的社会之必然,不会在乎我们是不是孩子。人民生命与尊严在权力争夺面前不会有任何人顾忌。而且这种争夺还你死我活,充满暴力和血腥。我们必须为牢固地建立起了宪政与法治制度而努力,在没有建立这样的制度前,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将随时存在。

所以要尽自己的努力,哪怕这种努力极其微弱。还是那句话: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曾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

曾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

--作者:唐龙潜

青训班的全称叫“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开办于1964年,其组织领导机构是当时的共青团成都市委。1964年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一方面“上山下乡”正进入一种热烈的舆论准备,人民日报开始辟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专栏,河北的邢燕子、天津的侯隽、以及董加根等下乡、回乡而“大有作为”的事迹正在广泛宣传报道。但从全国来看,还未形成一种运动,一定规模,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如何组织实施的手段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摸索、探讨、总结。另一方面,潜在的上山下乡对象已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广泛存在。他们是在高中、大学升考中被淘汰而又无法在城市就业的待业青年。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近年来贯彻“阶级路线”被贯彻下来的人,时髦的称谓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家庭没有什么问题的青年,即使被升学的分数线拒之门外,也大多能够通过就业这一关。那时当个工人或售货员什么的是只需“政审”而无需进行文化考核的。只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才会因为过不了“政审”而在升学和就业中被同时“双开”,从而成为在城市待业青年中最没有出路的群体。所以当共青团成都市委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的大旗一举,迅疾投到麾下的便首先是这些年轻的末路人。不知道全国其他城市的情况怎样,但在成都正是这批人充当了有组织的成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躯。以我所进入的第二期“青训班”为例,在500多学员中70%以上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按当时的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总之是非常光荣而又伟大的事情。见诸报端的那些“典型”也都个个光芒四射,或已身兼各种领导职务,或成为各种代表出席各种会议,甚至受到超规格的礼遇--如有幸同伟大领袖握手,并一同拿起筷子吃饭(进餐)。这样意义深远而又前程无量的事本该是“根红苗正”的正统接班人的事业选择,结果却荒谬地落到了从正统的眼光来看在接班问题上大可怀疑的人身上。这宣传和实际的矛盾其实绝大部分人也都心知肚明是宣传的虚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也心知自己和革命接班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但当时的情况用青训班学员的话说叫“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奈何?

青训班自开办起来很快奇迹般的膨胀,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由几十人到几百人,到几千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才办不下去寿终正寝。

我是1964年12月9日走进梁家巷那座小院的。八月望断高考落榜,接着各种就业渠道均被堵死,连老社青所不耻的到山区修路的申请也因“政审”被驳回,顿觉末路途穷满目萧然,整日焦眉愁眼度日如年。忽然听说有这样一个所在:不政审不填表不查三亲六戚只要报名就成,不交伙食费进去就有饭吃,而且是放开吃。总算网开一面,我“恩腾”都没打就进去了。原想弄个十天半月就下乡去吧,不想却由于种种原因一呆就是整整七个月,得以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了这个既不像学校也不像军营的时代怪胎的全部运作方式,几十年后想来这几个月还真是值得总结--算是解剖一只麻雀吧。

青训班首先是营造了一种环境,一种高扬的革命化的环境。一走进这里满眼所见都是革命的口号标语,红红绿绿贴满走道、食堂、寝室、操场甚至厕所周边,其中有不少是伟大领袖的语录。大喇叭里成天播放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等革命歌曲。青训班还有一条规矩:先到的要随时作好准备热情欢迎后来的。所以当每一位提着被盖和网兜的人进来,立即便会被蜂拥而上的男男女女所包围,代提行囊,嘘寒问暖、热情介绍,细心安排,虽然大家素不相识却能瞬间亲如一家。按那时的观念应该是比一家还亲,因为这时是只讲阶级不讲家庭的时代。按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原本是很重家庭的,但在那时革命早已深入到家庭,家庭亲情、家庭关系、家庭纽带正被阶级、路线、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传统意义的家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成了直接听命于党的社会一分子,其外化形式就是由党所建立的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层级管理。

凡进来的人,多是东碰西碰碰得满面尘灰还是找不到庙门,在这座城市的僻街陋巷独自领受落魄和孤独,茕茕孓戾,形影相吊。现在一下子掉进了这热气腾腾的革命大家庭里,又有了组织,有了队伍,有了战友,有了领导,心头不热也热,顿时便会生出些终于又被革命接纳了的豪壮,进而依稀感到人生价值的提升。私下还有一层心底的隐密:原来不止我一个啊,起码这里还有这么多人要嘛。这又会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切。

针对这批人的实际,青训班制定了思想教育的重头戏,节缩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背叛家庭,划清界限,从现在起抬起你的腿迈出革命化的第一步。那步骤自然是要先割尾巴。这方法特有效,大家不能升学,不能就业,原来都是娘老子害的。窝了一肚子气,现在总算找到出气口了。不用怎么动员,很快便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竟相大骂娘老子的热潮。小组骂,大组骂,上午骂,下午骂,别人帮着骂老师指导骂,骂的水平越来越“高”,分析得也越来越透。譬如说老娘给买了一件花衣服,其实质是诱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求认真读书,是鼓励走“白钻道路”“学而优则仕”。如果说的是要听党的话,那更不得了,乃是以假像掩盖反动面目,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啊!最绝的是全大队集中开展的大暴露大批判,几百人挤落着在饭厅里,上方设一讲话台,各人自己走到台前暴露家庭,批判影响,表达誓死背叛的决心,其热烈踊跃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轮得上走出来亮像的多是大反动: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右派,大特务,大将军……大反动的子女们站了批判台,令小反动的子女们只好作壁上观。批来批去有点走调,有的人把握不好就老是在西服领带洋房汽车上兜圈子,竟成了好象在展示“先前阔”。我认识的一位哥们气不过,临机一动,将其父连升三级由局员擢升为局长,硬是风风光光地挤上台去过了一把瘾。

我无法用严肃的笔调来记述这一切,因为这实在像荒唐的闹剧,但我知道很多人那时是真诚的在做。至于我自己,一方面是说不清不好说(家庭成分没有问题,关键是父亲,但他当时是公民,有选举权,头上也没有帽子。多年后才知道他当时便已被定为:叛徒、特嫌、内控对像。)另一方面是还没有发昏到那地步。所以大会小会我基本上没发言,只是冷眼旁观。

有了生活也就有了艺术。在青训班学员自编自演的节目中暴出了一个“精品”:话剧《革命化的第一步》。剧情大意是一个名叫龙儿的资本家的儿子如何背叛家庭,立志下乡(好像就是进了青训班)。当时在成都剧场公演时座无虚席,颇赢得了不少巴巴掌。剧中那位反对儿子下乡的资本家太太有这样一句台词:“龙生龙,凤生凤,我们的龙儿呀,一定要成龙,不会成虫的!”扮演者那嗲声嗲气的调门,扭腰撅腚的姿态,使每次演到这里时总要掀起一个小高潮,引来一阵哄笑。这笑声既是对演员微妙微俏演技的赞赏,也是对那位不识时务的资本家太太的嘲笑。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句台词和由它引出的热闹便同时打入我的记忆,至今不忘。中国受血统论之毒何其深也!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如那位资本家太太辈均一体供奉。时光流逝,世事诡谲,有趣得很,这剧无须改动便由正剧变闹剧变喜剧了,如果现在再来演一回我敢保证仍不乏哄笑之声,只是其意态情趣另有所钟罢了。然而笑不出来的会是当年青训班的知青们,被那位混帐太太不幸言中果然成“虫”乱窜了一阵之后的苦涩且能轻易抹去?回首挺身前驱的豪情和真诚、荒唐和荒谬焉能不刺痛那早已不再年轻的心?谁道是青春无悔?

但是,30年来常常令我心灵震颤的却不是这艺术的一幕而是生活的一幕。

那是一条很普通的陋巷,我去看一位同在青训班受训的战友,老远便听到那位仁兄如雷的吼声:“你只有规规距矩接受改造,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变天复辟?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无产阶级专政……”我的心一下收紧,赶紧加快脚步。

只有几平米的一间破屋子里立着双目圆睁的我的战友,房间角落里站着个干瘪老头,前襟上露着个大洞可以一眼瞥见肋骨。面对面的战斗还在继续:

“你说!不是想收听敌台搞个收音机干什么?”

“我没想,没想,也收不到……”

“你没有收怎么知道收不到?还想狡辩,真是顽固到底,反动到底,死路一条!”

这第二次听到“死路一条”老头子开始呜呜了,接着就蹲到地上辩解,说上没人跟他说话啦,没人睬他啦,他也是没办法只有听听收音机啦之类……大概觉得说到理直气壮的地方了,声音忽然大起来:“你这没良心的东西,我到底把你养了这么大……”战友冷笑一声,大义凛然地怒斥道:“少来这一套,是你把我养大的?是党和人民把我养大的……”

尽管是父子,但现在已分属两个阶级。一面是咄咄逼人,一面是有苦难言。这就是革命?

这位老兄的家世我是清楚的,他从小母亲去世,跟着这位地主分子的父亲长大。多年来他父亲的工作是负责三所公厕的清洁卫生,也还算得勤恳,不偷奸耍滑。成天弓腰驼背地捏着把扫帚,提着只破桶臭哄哄地来往于三所公厕和一个家之间,即使不挂着分子的黑牌那实在的臭味也要令人近而远之。我看见桌上确实有个小黑匣子,拿起来看了看是最原始的矿石收音机,心想这该没有什么吧……老头忽然跃起,摇晃着身子靠过来摊着手求我还给他。我正犹豫间战友却一把夺过去揣进裤兜里,同时抛出斩钉截铁的一句:

“不行!必须上交派出所。”

我浑身颤栗了一下。

4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到那情景还是颤栗。老头当早已作古,不知他是否曾活到揭“帽子”的那一天。那位仁兄后来下乡未到一处,不知下文。我想,倘还健在也早作父亲了,该有些别的想法了吧,愿他的灵魂已经得救。

青训班有非常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层级保密制度。最高领导层是由团市委派来的干部组成。也就五六个人,其中职务最高的是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我们称某秘书长和某部长,其他几人大概是一般干部,我们统称“老师”。全部学员为一个大队,下分为若干中队,中队下再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大概10-15个人。大队、中队设委员会,有队长、副队长和各种名目的委员。小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所有学员干部都是由最高领导层直接任命,不搞选举。我想他们任命的根据一是档案材料,二就是他们自己的观察和好恶,包括和自己关系接近的亲疏。青训班阴盛阳衰很出了一批才貌双全的女干部,我想主要是他们更容易引起领导的注意。

青训班几乎每天都在开会,各种层级不同的会,而且基本上都在晚上。反正大家食宿在一起,方便。我在青训班是很落后的,所以连副组长都没弄上一个。因为我对这一切本能的反感,一点热情都没有,只是在熬着,应付。所以那些各级干部们在开些什么会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并且那些干部们好像很快就受到严格训练,每次会议下来个个守口如瓶,决不向外透露半个字。在这种高扬的革命氛围和严密的层级管理的组织控制下,青训班弄得很有些像军队。一眼看去那真是纪律严密,行动一致,万众一心。比如,我们凡是出去参加劳动(做零工)或别的什么活动,来去的路上不论人数多少都是整队行进,队前有人举着写有“上山下乡”字样的红旗,队列旁边有人吹着“左右左”的口哨,一路走还要一面唱着适合行军的“四二”拍的革命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之类。每顿吃饭前也要立队集合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再一起进入饭堂。别人的感受怎样我不清楚,但我自己却觉得非常压抑,非常不适应,只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快点下到农村去。也许是这种情绪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结果却拉响了一次警报。那是一天很晚的时候,一个和我私感较好的同学(他当时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满面阴沉地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低声说:昨天开组长会,例行汇报各小组成员的思想动态,你们组的组长在汇报中说你的思想有些消极,对青训班现在的作法流露出不满。某老师很重视这个情况,把你的名字都记在本子上了,并说要严密注意,随时汇报。这按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在那时就是天大的事了!在夜色沉沉中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顿时生出对那位汇报同学的厌恶,刹时觉得这青训班真是像一个实行严密思想控制的特务环境。难怪他们成天都在开会,原来就是干这些?从此我三缄其口,谨慎小心,并对那位当组长的同学高度警惕。直到在农村几年以后,我和那位同学才摈释前嫌,化为笑谈。

青训班吃饭是不交伙食费的,但其实这伙食费得自己去挣。明白的这样说大家心里肯定会不舒服,所以公开的说法是:背叛家庭,革命化的第一步已经走了,现在要走第二步:过“劳动关”。于是到处联系看哪里需要临时工,不论干什么,只要有活干我们就去干。我们成了成都市最庞大的有组织的临时工队伍,揽过各种各样的活。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成都市第三砖瓦厂干活的那一段。记得进去的时候是热天,我们几百号人黑压压的一大片,看去比砖厂本身的人还要多得多。大概砖厂的运作方式是主要依靠临时工,这用起来价廉物美。我们一去,厂里就把所有的临时工都打发了,实质上就是我们抢了很多人的饭碗。揽到这桩活,青训班的领导都很兴奋,暗暗在算着经济帐,干两个月下来能够挣多少多少钱,起码后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问题了。当然,这算盘只是放在肚子里,最多是最高领导层决策会上拿出来算算帐。

按照制砖的流程,所有人员编为几个作业组。原泥组:把黄泥挖出来,装上滑车运到砖机旁,作业手段是挖、挑,包括“放神仙土”和点火放炮。砖机组:把黄泥装进砖机,再把制出的砖坯抬上架子车。架车组:负责用架子车把砖坯运到晾晒的砖场。砖场组:负责下车、晾晒,并将晾晒干的砖坯运到烧结窑。可以看出所有工序都是属于重体力,而且带有一定危险性。我编在架车组。七十二行架车为王,这个组都是挑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的男生。因为一人拉一辆车,独立操作,全无帮衬。一车湿砖坯有900多斤,来回有3公里,还要上坡下坡过缆车等。我们架车队清一色的装束是:短裤、背心、垫肩、草鞋。只要车带一上肩,拉出几百米,便要汗流如注。不论吃多饱只要拉一趟,肚子随即就感到空洞洞的。二十四小时三班倒,每班要拉近20车,单行程就100多里。砖机的轰鸣声响彻云宵,两个出砖口砖坯流水似的滚出,砖机组的人总是在大喊:“架车,架车,快!快!”所以卸掉砖坯后放空返回,基本上都是在开跑。我常常一面跑一面就在想卓别林的那电影,这机器真是害死人啊!我侍侯的那台砖机说是慈西太后时洋务派进口的德国造,虽说是老掉牙了,但当时仍是所有砖机中产量最高的。在累饿中苦撑苦熬的时候真是对那“慈西太后”的吼叫充满怨毒,唯一惬意的时候就是“老佛爷”病了。年代久远,老佛爷难免要常常出点小毛病。只要突然一下砖场清静下来,别说那心里有多畅快了,就暗暗希望这老掉牙的家伙一病不起。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检修人员随时就呆在旁边,不等热汗晾干,那令人背脊发麻的轰鸣声便重会铺天盖地而来。

在砖厂的整个劳动中,出现过几次险情,所幸未造成重大伤亡和伤残。但坚持不住病倒的人越来越多,只要不是卧床不起,养病的人就到厨房帮忙,状况再好点的就安排在坡道口,上坡时帮我们架子车推一把。在当时的那种高昂的革命氛围下,除非是真病得实在熬不下去了,没人愿意自认趴下了来干这些事。我不明白青训班当时为什么要揽这样重的活,说是过“劳动关”也该循序渐进啊!具我所知男同学情况还好一点,有一些女同学可就是在这段超负荷的劳动中落下了病根。

砖厂的劳动干了近两个月,也许是钱挣够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青训班的领导喜气洋洋的宣布胜利结束,撤离返回。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们离开成都前做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分派到各个街道办事处去动员待业青年上山下乡,也就是为青训班找新学员。领导说这是我们接受了半年的训练,现在为党做的第一项工作。于是我们开始走家串户,或慷慨激昂,或苦口婆心,还真是弄了一大批人报名。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青训班第二期终于结业了,在阴沉沉的天空下,顶着蒙蒙细雨,车队从人民南路广场出发,十万人夹道欢送。我至今不明白,我那时怎么就能从十万人群中一下子看到了母亲的泪眼:她老人家一面挥手,一面拭泪,一面强装笑脸。蓬车一晃而过,但这一瞬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都是那样鲜活。

关键词: 知青 , 梁家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