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青经历的饥饿和性启蒙

一个知青经历的饥饿和性启蒙

--作者:雷宣

 

1969年初,姐姐下乡到宁南,不久上山砍柴跌断左臂,回到成都。到了4月,我满了16岁,学校发了许多次信函到财大,要财大催促马上到学校办理手续下乡。不下乡,处境艰难的父母会背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再到宁南,姐姐才被摔残。父母不愿意又重蹈覆辙。托了各种关系,最终落户到广汉县新华公社一大队四队。

川西坝子,自然条件不错,队上因为有个好队长,是县上“学大寨”的标杆队,工分10分值一元多,亩产千斤更是不在话下。可是单门独户在这里下乡,生活还是十分“造孽”(可怜)。没有同伴,非常孤寂;劳作强度远远超过半大孩子能承受的界限……。

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对于16岁的男孩说来,第二性征都还没发育,没有“煽盒盒”(耍女朋友)的欲望,男女之事不是每日的烦恼。知青生涯中最记得的事是和饥饿有关,时时刻刻的饥饿感,老是觉得粮食要难以为继的担忧,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左右;其次则是避不开的“性启蒙”。

按理说,每年一个人各种原粮折合下来720斤应该足够了。谷子,每斤出米6两8;小麦,每斤出面8两;红苕、洋芋,每5斤折合一斤原粮,已经不少了。加上在8厘自留地里还有两季收成,夏天红苕间作包谷,冬天种小麦;门口沟渠边上的桤木树下,点下些扁豆,到了结扁豆时,摘都摘不赢;改土调田时废弃的小河湾里,插上些藤藤菜秧秧,夏天一到,隔天掐一回,根本吃不完。每年真正在乡下的时间算起来就9-10个月,吃光这些东西,还是饿,因为食量太大了。

食量究竟有好大,没有确切的统计。按毛泽东:“忙时吃干,闲事吃稀”说法,也有计划,并没有“死吃哈胀”(胡吃海塞)。广汉成都知青本来就少,除了兴隆和连山有八里庄中学的知青外,其余都是分散落户。我一般不去“串队”,目的是免得人家回访,招待不起。

农忙的时候,每天煮一次饭,一次用队长借给的“升”量一平升米,3斤多一点,全部 “焖”成干饭。早上饿着肚子去出工,中午回家马上煮饭,不然等休息一会儿再煮饭,米还没开锅,农民些家里有老人煮饭,人家就已经喊出工了。饭一“倒气”,马上从中间按直径划成两半,就着泡的整块酸萝卜狼吞虎咽;留下半锅,晚上收工回家,两把火热得温热,继续狼吞虎咽。

收麦子和菜籽的时候,早就没有米下锅了,等到生产队分了洋芋和新麦子,锅里煮半锅洋芋块,旁边贴上一圈新面粉做的饼,按上面的办法操作。

农闲时,煮2/3升米,加上一大瓜瓢红苕块,煮成一大锅红苕稀饭,分三次吃完。嫌吃饭的碗小了,还专门去场上供销社买了一最小号的搪瓷洗脸盆当成饭碗。

每天消耗的食物,折合成原粮,少则2斤多,多则接近4斤,那区区720斤原粮当然不够吃。于是为修好 “五脏庙”(肠胃,成都俚语),也就是那时候知青流行“吞饭”“杀伙食”(吞饭、吃饭,杀伙食--用种种办法混饭吃,知青流行语)等词语,煞费苦心地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

喝蜂蜜 川西地区,每到油菜花开季节,就有放蜂的人从南面逐花而来。生产队的保管室是一个原来的寺庙“巫家寺”的后面两重殿,大雄宝殿和前殿已经在宝成线修路时拆毁,后面的林盘就是放蜂人的宿营地。晚上无聊孤寂到极点,经常到他们的宿营地看他们摇蜂蜜,一来二去也就熟了。一天,蜂蜜摇完了,看见养蜂人把蜂蜜面上漂的蜂蛹舀到碗里隔水蒸。一见有吃的,馋虫被逗起来,于是找话题和养蜂人神侃,意在拖延时间分一杯羹。养蜂人看出用意,用一个小碗给我舀了一点。那个好吃哦!现在想起来还齿颊留香。吃完了,还涎皮赖脸的要再舀。养蜂人正色道不能多吃,吃多了会“服不住”(受不了)。不信这个邪,一番死磨滥缠后又吃了一碗。第二天早上醒来,无论如何睁不开眼睛。摸到镜子,用手搬开眼皮一看,眼皮水肿成了“汤司令”(电影地雷战里的汉奸,有格外肿胀的眼皮),当然睁不开。

吃肥料 点小麦的时候,习惯是用熔化牛油拌种,然后再加上磷肥粉裹成一个个的黑颗粒。牛油那时候是没有人吃的,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农民,也不会打牛油的主意。队上的牛油就堆在保管室外面的屋檐下,一看左右无人,用报纸包上一块就跑。晚上,现在门口的苕田里扯几根苕田萝卜,切成细丝用牛油一炒,加水烧开再丢几根干面。好大一锅,煤油灯下也分不出面和萝卜,就站在锅台边一碗接一碗的吃,直到不敢弓腰,唯恐会把吃下去的东西倒出来。很多年以后,想到这东西好吃,照此操作,虽然鸡精、胡椒放齐,但是已经吃不出当年的感觉了。孟子“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说法,由此相信。

偷公社南瓜 要想得到公社推荐招工,得表现积极。使劲挣工分,“丰收舞”(成都知青专用名词,偷农民和生产队的农作物和家禽)少跳。为了回城,不少恶行被迫收刀拣卦。不久,公社认为我还可以教育转变,要大队选我成“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到公社开“先代会”。他们哪里知道,人在会场坐到,心里却“贼心不死”。上厕所路过公社食堂,案板上一个“癞子南瓜”,外观只有那么标准。一看左右无人,抱起来就扔过后面的矮墙。会议结束,外面秧田里捡起南瓜“凯旋’而归,晚上自然焖起南瓜干饭大快朵颐。

打狗 每到菜籽开花的季节,疯狗出没,只要发生一例疫情,县上就组织打狗。各个林盘的农户的狗,只要不栓好,一律捕杀。农民们都是乡里乡亲,不愿意得罪人,还不愿意杀生,不参加这件事,打狗队的成员自然是以知青为主。每天10分工分记起,一柄锄头扛起,在公社范围的每个林盘巡游,一见没栓好的狗,逼到角落,两锄头打死。遇到不要死狗的农户,狗尸拿回家里剐了,加上干海椒炖了吃。狗们肯定有交流的办法和狗语,直到离开乡下,公社范围的狗,不管传说如何凶恶,见了我都只有夹起尾巴逃跑。

“丰收舞” 要“凫上水”(骂人的话,伪装积极),偷鸡我不敢放手。根据其他地区知青传授的经验,丢上几颗谷子,待鸡过来啄食,一根细竹竿横扫,击中鸡的颈部,鸡立即倒地抽搐。迅速塞进帆布书包,溜之大吉。关键的问题是鸡毛不好处理,农妇丢了鸡,会大范围搜寻,发现一地鸡毛立马漏馅。最好下手又最解决饥饿,偷玉米是最佳选择。玉米刚刚灌浆,晚上背起书包出去,选一个离住处远一点的玉米田,钻到田的中间开始掰,留下田边的不动就不会被人发现。回到家里,煮上一锅,灶里再塞上两个烤起。吃完了,所有玉米皮和芯全部丢到门口沟渠内冲得无影无踪,待到收玉米时发现田中间只剩杆杆没有玉米,与我何干?

黄鳝 青蛙的“天敌” 广汉的农民很少吃黄鳝,即使有几个少年扑捉,也是为了卖到县城里换点盐和煤油钱。青蛙更是没有人吃的东西,谁要是吃青蛙会被人视为“怪物”。几杆烂纸烟,求少年教他们的“秘笈”并得到一把黄鳝夹夹(逮黄鳝的工具)。轮到自己操作,全然不是那么简单,弄得满身泥浆还“斩获”寥寥。花5角钱买少年的,囊中羞涩也买不到几回。至于青蛙,那就“如探囊取物尔”。电筒一照,趁青蛙不动之际一竹竿“掺”得四脚朝天,一会儿就是一“笆笼”(竹编容器)。拿回来剐了,只要后腿,用一点油,大火炒食。最后,吃得我队蛙声稀疏,队长打招呼才收手。从此,一辈子不再吃蛙肉,哪怕是“干锅美蛙”,进口就是一股土腥味,马上想吐。

吃援越大米 队上每年会接上级任务,为援助奋战在抗美前线的越南兄弟上缴若干高品质大米。所谓高品质,谷子不能用打米机打,要用传统的水碾,还要用风谷机多次筛选,保证碎米率达到高指标。这些米要交到离队上8里路粮站,而且队长安排送粮都是在接近收工的时候。队上的壮劳力有加重自行车,两百多斤米装车上,一会儿可以跑两趟,我却只有用“鸡公车”推。两麻袋米,大约500斤,平时不成问题。可是有一天下午就不行了,中午的红苕稀饭已经消化得差不多,推到一半路程时,人家骑自行车的已经完成了两趟,还催我走快些,粮站就等这一车好记账。要到粮站的路,有一个缓坡,不是很陡,但是很长。车行到坡底,只觉得虚汗涟涟,眼前无数金花晃动。坐下歇一会儿没有好转,该死的是路上没有行人,不可能有人搭把手。晓得这是饿了(当然不清楚这是低血糖现象),顾不得啥子“光荣的政治任务”,解开米袋子,刨出一些装在帆布书包里,摇摇晃晃的走到一里外场镇供销社饭铺。倒出米一称,2斤1两,先是要饭铺换成4碗4两的米饭加两碟5分钱的泡菜,一阵狼吞虎咽下肚。吃完了,汗不冒了,金花也消失了。剩下半斤,觉得还有剩余的地方可以装下,又要饭铺煮成一大碗面吞下。事毕,摸摸肚子,感觉到吃饱了的快意。快意一过,感觉恐怖,原来要吃饱要这么多粮食啊!虽然饭铺肯定克斤扣两,但是实打实的1斤7两是没问题的,按此计算要保证餐餐吃饱,720斤原粮的定额要翻一倍,达不到这个标准,一辈子都会维持半饥饿状态。

争当点种人 队上有一块旱地,每年要种黄豆;所有水田的田埂上也要用“打杵子” 杵上两排坑洞点黄豆。两人一组,一人用锄头或“打杵子”(川西农具。有一个“Y”形木把,下端有铁制筒状物),一人丢种,轮换进行。想偷奸耍滑和有更深的企图,总是争着点种。估计要“歇间”(休息)了,事前就把两个破旧中山服的口袋里装满豆种。一到休息,借口回家喝口米汤,把剩余的豆子倒在家里。上下午休息两次,晚上一碗香喷喷的炒黄豆就有了。好景不长,队长出工前宣布,所有豆种都用“1605”拌了,吃了要“醪人”(中毒)的,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不敢再打主意。

吃老鼠 保管室的谷仓里有许多老鼠,天吃谷子、米、麦子长大,个个膘肥体壮,摆到面前的肉哪有放过的道理。几天观察,发现老鼠在木板谷仓底下咬了一个洞,由此自由进出。约上队长的儿子(和我同年同月同天出生),我钻进谷仓底部,双手用一根麻袋口圈住洞口,要他进保管室惊动老鼠。只感觉到老鼠一个接一个的钻进口袋,扎紧袋口钻出来,把麻袋按到沟渠的水里,一会儿,吱吱乱叫、拼命挣扎的动静都消失了。“惊世骇俗”的举动,引得农民围观,都说“雷娃娃”居然要吃耗子。众目睽睽之下,把老鼠一个个全部模仿剐兔子的模样加工,用盐腌好,一根篾条穿了,挂在灶门上熏。多年以后,在珠江三角地区的宴会上吃到“鼠干”,才晓得这不是我的发明,是一道难得的美味。

“耙合”工分 凡是有“耙合”工分挣,又能吃饱饭的机会,都千方百计的去钻营。冬闲时,川西各县都要组织各公社的壮劳力到上游彭县的“官渠堰”整修河堤。修堤的人,每天只交大米一斤,但是“甑子饭”敞开舀,还记10分工分。这个机会不能放过,不顾那时候才16岁,身高不过一米六多一点,抬“连二石”(石条)勉为其难,报名参加。一天,县上革委会的头脑来视察,见河对岸的什邡民工修的河堤上有一幅“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写在修好的河堤上,于是发话,广汉修的河堤上也要写一幅。字要比对岸的大,字数要比对岸的多。带队的干部发愁了,哪里去找写这么大字的人?仗着文革时期练就写标语大字的过硬功底,毛遂自荐,接下了这个“业务”。接到接下来了,可是好久写过20米见方的黑体大字?没法,晚上睡到铺上冥思苦想。第二天,让几个农民牵绳子,在河堤上下先画出直线,量出距离和间隔,用白石灰标出格子。我拿红绿彩旗走到河对岸,指挥他们在河堤上移动一块红布,约好红旗指向的方向就是他们移动的方向,绿旗一举就停止,用白石灰标记那个点。关键点定好了,接下来的事就简单了,一根长竹竿比量笔画的宽度,用白灰勾出轮廓,余下的事就是农民用石灰浆“填红”。半个月过去了,我“优哉游哉”好不快活。县上革委会的头脑再来视察时,一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巨型标语已经出现在河堤上,自然是勉励有加。

字写完了,还是继续去抬石头。同队的魏家三兄弟,个个膘肥体壮,从下乡时就千方百计要欺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啥原因),看见我轻飘飘的就挣了那么多“耙合”工分,天天找我“捉对”抬石条,他高我矮、他壮我弱,还有意要我走靠坡的那一边。要是脚一软滚下去,接到滚下来的就是石条。几天以后,受不了了,但人家是副队长,在队里是一个大家族,要“凫上水”不敢惹,咋办?想起听说的一个整人的办法。晚上等他们全部睡死了,悄悄爬起来,用草纸片沾上白酒,揭开被子下方,贴在脚心的“涌泉穴”上。第二天天不亮,几兄弟爬起来洗内裤,边洗边埋怨:“狗日的活路这么恼火,还要“跑马”(遗精)!”这一下该我提劲了,来三!继续抬石头。农民对这个生理现象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抬起石头觉得脚杆“打闪闪”,第二天就找借口请假溜回队上,日子也就好过了。

忆苦饭 农村“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重要节目,全大队的人在大队开会,事前会安排妇女在苕田里摘许多苕菜,煮成大锅的苕菜稀饭,待会后大家“忆苦思甜”。台上老贫农忆苦,头几句还合标准,三句话后就不能听了。“吃食堂那几年哦,啥子都没得吃的了,娃娃些饿得连“巫家寺”的高门槛都“恰”(跨)不过,要吃饭要爬到上头滚进去…….”。虽然听得好笑,却一心想到的是苕菜稀饭好了,没有菜咋个吃?“走遍天下离不得钱,山珍海味离不得盐”,在近处农民那里要了一些食盐,安心等候开饭。开饭了,所有农民都象征性的舀上半碗,就连小孩也是如此,唯独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捧着大碗边吹边喝,一头大汗……。农妇们在旁边交头接耳,胆大的给我说,苕菜稀饭是喂才断奶的乳猪的,哪里是人吃的哦?管他的,无外是“断齑块粥”,加上盐还是不错的“正餐”。大队书记曾信民看了也觉得好笑,说是态度端正,我也顺着说:“认真体会!认真体会!”

即使仓满粮足,也要有燃料做熟,不然就茹毛饮血。队上分配燃料,菜籽杆、麦草、玉米秸秆,按人头加猪头(猪的多少)为单位来计算,单身汉按三个计算。农民一家烧一口灶,我一个人烧一口灶,燃料消耗的增加是一个复杂的函数关系。一点燃料,几天就烧完,还得费尽心机搜寻可燃物。无奈之际,连改土平坟挖出的腐烂棺材板都拿来烧,弄得一屋子恶臭。

……

所有努力还是有效果,招工回城体检,脱了衣服外科检查,身高1.75米,体重140斤。全身古铜色,肌肉块块毕现,全然没有“枵腹饥僝”的样子。

知青生活留下的许多烙印,一辈子都不会消失。回城几十年了,每顿饭必须有一碗米饭加泡菜,不然就会觉得差了什么。即使是刚吃完龙虾刺身的宴会也要服务员送一碗米饭加泡菜,全然不顾别人讪笑,“老孪二”(成都知青专用语,对农民的蔑称)的本性不改。

下乡时,行囊里有一本《中国电影》1957年11、12期的合订本,里面刊登了苏联作家、导演杜甫仁科的电影剧本《海之歌》。这个剧本获得“列宁奖金”不是浪得虚名,看完会得出一个结论:每个人都需要拷问自己的心灵,里面是大海的广阔还是泥潭的狭窄。广阔使人幸福,狭窄使人悲哀。天天为一粥一饭苦恼,心灵会变成何等的扭曲?摆脱这种烦恼,哪怕是暂时的,都是必须的。所以,就有了下面每天必修的“功课”。

唱歌 知青流行的“黄色小调”不会唱,没有那个生理渴望要宣泄。夏天晚上,跳进门口的溪流洗澡,让小鱼吸吮满身过敏而起的脓包。舒服过后,对着黑暗的原野放声歌唱。最常唱的有几首:

苏联歌曲《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地方,哪里云雾在荡漾。微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苏联电影《亲密的朋友》插曲,“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向遥远的地方……”;苏联歌曲《海港之夜》,“……再见吧可爱的城市,明天将航行在海上。明天黎明时,亲人的蓝头巾,将在船尾飘扬”。

没有听众,尽力把对生命美好的渴望表现在歌声中,白天的劳累和郁闷就好了许多。

看书 下乡时带了几本书,分为三类,几本马列著作《反杜林论》等;三本中华活页文选;一套四本《战争与和平》。下乡时特意买了一个三号桅灯,破败的小草屋中一切东西脏乱不堪,唯独这盏灯擦得明亮如新。睡上床,把桅灯摆在枕头边的一摞书上,就开始“神游”。

马列著作艰深难懂,我对革命又全无兴趣,读起打脑壳。直到一天在县城的书店里买了一本《自然辩证法》,回家一读,快哉快哉!反复读了许多遍,还在书上用红蓝铅笔细细标注,写上心得和批注。

中华活页文选辑录了大量古文,其中有许多是中学的课文。反复阅读背诵,基本上就完成了全部中学的语文课程,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语法和写作方法,这一辈子写点东西还不成问题。终身难忘的是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一个大丈夫的柔情与豪情跃然纸上。尤其令人感动是读到:“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孤灯摇曳,一声哽咽,两颊挥泪如散珠。

四本《战争与和平》,1964年版,布面精装,封面上印着一只步枪和一根绿色的橄榄枝。这本书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到现在还能背诵中间的若干章节。安德烈公爵受伤躺在奥斯特里兹的山岗上,看着天上的白云依然缓缓地在苍穹上移动,想到人间的争斗是那样的渺小和无意义;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站在春水泛滥的渡口边,望着天边的晚霞,谈论什么是来生;娜塔莎坐在窗台上,望着皎洁的月亮……。

读书可以暂时忘却饥肠辘辘,觉得林觉民烈士临刑前在一方手帕上一气呵成千古绝唱的情景就在眼前;也能幻想就在俄罗斯广袤的田野和白桦林中,闻到了矢车菊的芳香……。怀念那几本书,没有它们,我一定除了忍受肉体的饥饿外,还要忍受精神的饥饿。

除了饥饿的困扰,避不开的“性启蒙”也是困扰我的问题。

如何对孩子进行性启蒙,已经成为现在社会重视的大问题,有专家、有专著、有讲座。随便“百度”一下就得到了下列词语:“性启蒙的定义是:通过言行来提供关于生命、繁殖和性交的基本知识,帮助青少年建立责任感并在性关系中承担应有的责任,理解家庭和文化中的价值观,建立他们自己认同的观念,增强自信,认识和理解各种人际关系以及关系带来的责任。”基本知识、责任感、价值观、认同的观念……,多么重大严肃的问题啊!

我们这一代也年轻过,虽然每个人得到这种启蒙的时间、方式不同,但是都经过这种启蒙。相同之处在于,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正处于一个压抑人性的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小说、电影、美术、戏剧直到群众性的文娱演出,都鲜有爱情的内容,性更是讳莫如深。性被看作是龌龊的、淫秽的、低级下流的。那时候公园、餐馆、电影院、大街上看不到情侣们手拉手,也看不到热恋的人拥抱接吻。因为那是行为不端和道德败坏,是耍流氓。如果男的被冠以“骚哥”(流氓,成都俚语)头衔,女的被加上“梭叶子”(妓女,成都俚语)的称谓,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事情。

我从小爱好画画,先是画静物、风景,1958年的贝尔格莱德世界儿童画展,我的一幅画得了鼓励奖,奖品是一盒48色彩色铅笔。到了小学三年纪,晓得如果没有老师教,自己涂鸦,技艺再不会有长进。请老师教艺术,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一般家庭难以企及的开支。五岁的时候曾经请一个川音的老师教小提琴,“束脩”(老师酬劳)要每月七十元,只能放弃。不可能请绘画老师,少年宫绘画班的各种石膏几何体早就画了N遍,奈何?看见美术教科书称:画人体素描是每一个画家的必修课。人体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变化最多的东西,画得越多,基础越牢。不可能有现实的“魔豆”(网络语言:模特),这是做不到的功课,只能在胡开文文具店买一个维纳斯和一个“腊孔”头像的石膏像画了一段时间,接下来就把大英百科全书里面的著名雕塑照片画了N次,《大卫》、《吻》等等。有这段经历,对异性的裸体不陌生。年纪太小,没有任何冲动的想法,感觉只是比石膏几何体更复杂的写生而已。

上了中学,大环境的气氛是援越抗美、是猪湾登陆战、阶级斗争、刘文彩等,在这些关键词引导下,加上班上大多数人都是小学五年教改班的毕业生,年龄比一般68级的小一岁,所以少男少女之间的火花几乎可以说没有。某男同学给同桌的女同学三颗水果糖;某男同学和某女同学在小学同台演出《美丽的哈瓦拉》等等,都成了男生们肆意踏谑的谈资。现在想起来,一群昏娃娃,不晓得禁锢了好多“多情”、“怀春”的同学,摧毁了好多“至纯至美”的好事。

下乡之前的复课期间,情况毫无改善。主流的男生群体,忙于咋个翻出墙边厕所的窗户,逃脱工宣队的“忠字舞”训练;忙于咋个避免休息时抽劣质纸烟,进教室时不被工宣队“水”(许)师傅发现。班里最早“醒事”的男同学T见我等这样“冥顽不灵”,数次大呼:初68.1班,该天亮了!所谓天亮,就是该“扇盒盒”(耍女朋友)了。T同学本人,忙于在各班女同学里寻找有几个“粉子”(漂亮女孩),哪几个是“巨粉”(极其漂亮的女孩),最后居然和街对面27中的好事者,评出了四中的“五朵金花”。大部分男生就在浑浑噩噩中嬉闹,直到“作鸟兽散”,下乡插队。

那个年代的农村,落后、偏僻、贫困,毫无娱乐可言;吃饭、干活、睡觉构成了农民的全部生活内容,每天都重复着上一天的故事,时间空间似乎凝固了。而性话、性笑话,就在这平静的水面中激起圈圈涟漪,是枯燥的生活的调味剂。下乡插队,尤其是单独插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这种氛围中。

我的性启蒙教育是被农民启动的,田间地头,性是农民的主要谈资,且无论男女。刚下乡时,农民认为我干不来农活,只能和妇女一起出工。那些结了婚的农妇在田间的主要话题无不涉性,包括和老公的性事,描述、交流、相互揶揄,说得兴起,越来越不成体统,经常要妇女队长谭金秀呵斥才暂时打住。麻烦的是,说着说着就轮到已经躲得远远的我身上,一个说:“雷娃娃,你有没有盒盒?”,另一个接上:“他?毛都没有长全。”,再一个接上:“你看到了嗦?”……,有本事你就接招,那就会说得更闹热,皆大欢喜;没有本事,最好是不开腔。

稍后,学会了不少农活,和男劳力一起出工。男人在一起,说起性话题更肆无忌惮,那是你躲不过去的。队上有一个“老革命”谭克成,解放前被抓壮丁,宝鸡战役时被解放,参加了一野。兰州战役时他身带数个炸药包,在攻克外围阵地时立了大功。本来想听听兰州战役亲历者的叙述,可是三句话后,他讲的却是驻守北疆时,哈萨克姑娘和他男女混浴。

还有一些不雅的语言和劳作分不开,抬拌桶、打谷机,抬后面的人是看不到路的,前面的人要给后面的“报路”。“天上明晃晃”,后面接“地下水凼凼”;“天上鹞子飞”,后面接“地下牛屎堆”……,古来有之,是劳作的必须。一些农民在走平路的时候也会 “报路”,用“荤”话插诨打科,“天上乌云撵乌云”,“好吃不过茶泡饭”等等,如果我抬后面,只能接“地下婆娘撵男人”,“好耍不过人重人”。倒是和读过书的富农分子代友根,还有交流《桃花源记》等古文阅读心得的可能。

队上的未婚男女就是这样完成的性启蒙,有胆大者还“野合”,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忌讳。一天晚上,从县城回来,路过生产队的谷草堆,听见草堆有悉悉索索的声音。电筒一照,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女正行“云雨之事”。我大窘,未等看清是谁,连忙关了手电急步离去。走得太急,慌不择路,田埂上一滑,栽入秧田。肯定当时我的样子极其狼狈且极其好笑,以致当事者居然在我身后笑出了声音。

日积月累,原来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日日夜夜》中那些懂不起的涉及性行为情节,似乎有了清晰的注释。现在看来,这些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偏僻的农村,或多或少地保存了一些原始状态的人性,一代代的性启蒙就是这样完成,谁都改变不了。即使是孔老夫子参与编撰的《诗经》也无可避免的保留了一些民歌中的涉及性行为的词语,例如《野有死麕》中:“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用大白话翻译出来,一样不雅观。

真正使我“修完”性启蒙课程的事情,来源于本队的“土知青”(本地知青)和与知青相关的事情。生产队在我落户前后,还有三个本地知青落户,两女一男。女知青Z,比我大,相貌身高大概可以打70分左右,下乡前就和高中的某同学耍朋友,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叫“闶了盖盖”;女知青G,年龄和我相仿,相貌属于等外品,“吾不欲观之矣”;男知青H,比我大一点,此人大部分时间都是伙同几个当地土知青,在县城和各公社流窜,据说是从事“杀鸭子”“接表哥”(扒窃)勾当。自认为我乃“洋知青”,不愿意和他们来往,所以基本上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农业学大寨”标杆队,农闲时晚上开会读报是必须的程序,不去参加当日的工分就不记,所以每个人必到。昏暗的油灯下,我读报纸,周围的农民个个昏昏欲睡,鼾声不断。1971年夏天的一天晚上,队长拿给我一张布告要我宣读。时隔40多年了,还基本上记得布告原文:“四川广汉县南丰公社兽医站站长麦明程,多次奸污女知识青年卿某。卿某怀孕后,麦犯用服疯狗药,超量注射奎宁针和用自行车钢条戳胎儿等闻所未闻的残忍手段强迫被害人堕胎未成,导致大量出血,身体完全被摧垮,1971年5月卿某自杀未遂。麦犯不顾卿某的死活,复用阉猪刀给她剖腹取胎,由于剪断大动脉,大量出血,被害人痛苦难忍,拒绝再切。麦犯草率缝合,腹部已切六层(不通顺,但是原文如此)。术后被害人一直发烧、昏迷。麦犯又用注射针在卿某右腹部深刺3针,企图刺死胎儿,逃脱罪责。并在她伤口剧痛,无力抗拒的情况下,再次将她强奸。”南丰公社距生产队5里路,与距本公社的路程基本一样。农民赶场时常去,我也和几个成都知青经常在南丰的茶馆里盘桓。农民们不少认识麦某,我也和麦某有点头之交。文字一念,所有人都不再昏昏欲睡,妇女们啧啧叹息,男人们则要我再念一遍。队长说,明天要在县城公审枪毙麦犯,公社要求能去“围观”的都去。第二天队上许多人去了,想起上面的文字就后脊梁发紧,我拒绝围观。

这是全国强奸女知识青年的最典型案件,所以不久就有了{1971}中发26号文件(另说是21号文件,记不太清楚了),要求各地坚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凡是强奸女知识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干部利用职权奸污女知识青年的要从重处罚。文件传达以后,各地都枪毙了一些罪犯,其中以建设兵团为最多。一时间,能够感受到农民、干部从此对女知青都“敬鬼神而远之”,深怕言行不慎招惹是非。可是生产队的农民陈木儿在这时出了一件让人捏把汗的事情。

女知青Z,落户时就被队上的魏太婆看上,以为可以说给老四当媳妇。魏老四当兵集体转业,在湖北十堰二汽当工人。魏家五兄弟,老大在公社农机站开拖拉机,老二是副队长,老三是壮劳力,只有老五未成年,是我们队谁都不敢惹的大家庭。魏太婆向Z提出要求,Z以已经有男朋友拒绝,谁知道太婆认为Z不识抬举而怀恨在心,一直窥测机会报复。

Z下乡后不久,据说男朋友和她分手了,想来心路历程也痛苦不堪。由于这个原因,Z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农民关注的对象。我不关注她,但有我所为两件事被农民所耻笑。晚上生产队读报纸时,Z要挨着我坐,当着大家的面拒绝,引起哄笑;晚上来我的住处借书,被三言两语地打发。好事的农民耻笑我,有上下其手和自荐枕席的机会都不要,不可理喻。真实原因是想一个人蜷曲于阴暗角落睡觉,希望队长找她念报纸,不要找我;书是我的宝贝,唯恐散失,不愿意借给别人。加上极力避免和异性接触的固定思维形成的习惯,自然把Z弄得很难堪。

陈木儿的继父是解放前当过国军,清理阶级队伍时定为“兵痞”,家境贫寒,一直未能娶亲。形象不敢恭维,一头稀疏的黄毛,一口焦黄的板牙,唯一突出的是和牛一般壮实的身板。不知道何时开始,两人有了“火花”,殊不知所有动态都被足不出户的魏太婆掌握和密切监视。

一天下午,骄阳似火,所有人都在家里休息。魏太婆一直从后门缝里窥视Z的房门,见陈木儿悄悄地踅进Z半掩的屋门,马上就抬了一把椅子在Z房门边悄无声息地纳鞋底。里面的男女哪里知道外面有人守候。事毕,Z打开房门看外面动静,门才开了一半,太婆夺门而入,径直走到里间,看见木儿赤身裸体地躺在Z的床上。太婆扭头便走,直接冲到公社举报。

公社廖书记听完魏太婆的举报,并未和魏太婆希望的一样,马上要人把这对男女捉将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晓得了。太婆没有达成目的,回来就给她的几个媳妇说,有意散布Z的“丑事“。一杆烟功夫,全队除了在家里睡午觉的我以外,尽人皆知。两个男女见事情败露,马上从队上消失。

晚上吃完晚饭,看见大队书记曾信民和治保主任曾开仕到我住房旁边的队长家里,要队长不断去木儿家探视,看木儿回家否。夜很深了,已经准备吹灯睡觉,队长来喊我拿着笔和纸到他家去。进了堂屋,木儿已经被队长带来,两位大队干部开始晓以利害,说:“今天下午的事情,要是Z说是你奸污她,或者是她羞愤自杀,你都脱不到手。麦明程才被敲了沙罐,你该不得想跟到去嘛?”木儿吓坏了,连忙辩解,说是Z占主动。两位大队干部要我好生把每句话详尽地记录下来,要木儿从头说起。木儿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大队干部在关键点不断询问,结果就成了一篇我这辈子写过的最淫秽、最详细、最不能入目的文字,详细描述了全部性行为过程。写的时候觉得血脉贲张,身上和脸上阵阵潮热,幸喜得昏暗的油灯下,谁也看不见。问完了,要求木儿盖上手印,大队书记和治保主任急匆匆赶到公社汇报。临走前嘱咐我,晚上的事谁都不要说。

无需置疑,廖书记这样处理十分稳妥。如果不是Z是女知青,这种未婚男女之间发生的事,公社、大队听都不得听,更不用说管。要大队干部问清情况,避免公社出面,给Z造成压力发生意外;情况清楚了,有木儿的供词,这件事就定格于未婚青年男女的性行为,魏家想借此报复Z不能得逞,Z要矢口否认也没有可能,一切都冷处理。

后来的事态发展确实是这样,公社和大队绝口不提这件事,令人恶心的反倒是陈木儿。魏家见公社无动作,几兄弟在田间劳作时缠到木儿询问成就好事的细节,该死的木儿居然比给大队交待的说得还不堪入耳。那几天,田间劳作的男人和女人就象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你一言我一语,木儿话语的内容加上添油加醋的加工,成了最热门的谈资。Z再也没有在队上生存的条件,半年后我离开生产队回城,Z都没有出现。

事情过去不久,我从成都回队上。未及开门,队长姆姆(队长的妻子)告诉我,住隔壁的H和G居然搞到一起了,白天不在队上,有时天黑净了才回家,在H的房子里同居,要我看看自己的东西掉了没有。开门一看,小闹钟不见了,其他东西也没有啥子可以偷的。再抬凳子登高一看,土墙上部用破烂的晒席隔开的部分,钉子被H拔掉,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过来的通道。一股恶气升腾而起,刚下乡时我也是“歪人”之一,打起架来一点不含糊,还以不开腔,出手又快又狠在知青圈子里小有名气。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H不在,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晚上照旧上床看书。夜深了,听见隔壁有动静,H和G回来了。我想,等明天早上起床再“理抹”H,继续看书。一会儿,隔壁传来阵阵呻吟和女人哭泣的声音,先也不在意,直到H来敲门。

本来就有气,恶狠狠地开门问H想干啥子,扁担就在顺手可以抄起的地方。H抖抖簌簌,话都抖不园范(结巴)。H说出事了,G要死了,请我帮忙看看咋个办。进到他屋子,看见床前的尿桶,里面液体已经被血染得鲜红,床沿上、被盖上满是斑斑血迹。我问H,咋个回事?H说可能是小产了。H也许是没钱把人送医院,我掏了仅有的9元钱中的7元给他,要他天亮就到县医院去。H接过钱说这还不是主要问题,要命的是大出血不止,揭开被子要我看。

如他所说,下半身赤裸的G睡在血泊中,私处还不断有血涌出。赶紧回到我的屋子翻开《赤脚医生手册》抱佛脚,看到胎盘早剥等妇科大出血的急救办法是压迫止血,用两条宽布带置于身子前后,在小腹上垫上毛巾折成的布垫,再用两根木棒把长布带搅紧,压迫小腹来止血。马上按此操作,完事之后叫醒队长,立即砍了两根竹子,绑了一副担架,叫上几个农民抬G到县医院抢救。天亮后队长回来,说是他也给了H一些钱,凑够了入院费用,G的命算是保住了。到我被招工离开生产队,H和G都没有出现。回城前父母要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队长,只要带回下乡时做的一个木箱,传给两个表妹,取一个使用者能回城的寄托,所以闹钟也没有索回。

经历了这些事情,年龄也大了两岁,身心都发生了些许变化。一天,我赶水牛抄水田后,回生产队牛棚,肩上扛着犁头牵着牛,在铁路的路基边遇见一对男女挽着手,很亲密地向公社走。男的是县中学高66级的学生,女的是县中学“校花”,都是同公社知青,免不得寒暄了几句。一对男女穿得“舒舒气气”(干净、漂亮、整齐),披着雨衣;我披着一领蓑衣,衣衫褴褛,裤子的破口是用大队医务室要的胶布粘合;脚上的农田鞋底面基本分家,用电线的铝丝串在一起。许是样子太穷酸、好笑,“校花” “嫣然一笑”,我突然觉得和原来有一点不同的感觉。秋雨绵绵中呆呆伫立,目送他们离去。当晚,下乡后第一次失眠。生理上、心理上感觉都有“扇盒盒”欲望。有亲密的异性陪伴,不至于这样孤独,衣服有人缝补,也有一碗热饭等着我……。环顾破旧的草屋,除了床的上方麦草还可以遮雨外,其他地方的谷草已经朽坏,抬头可见夜空。这样的窘况,哪里许可想入非非?悲哀、惆怅涌入心中。

如实记录这段经历,记录青春的历程。

关键词: 川西坝子

往事绝不如烟

往事绝不如烟

--作者:王康  

章怡和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往事并不如烟》,那些身居上层的大右派在反右运动中是如何蒙冤受屈的在此书中可略见一斑。然而大量身居社会下层被打成右派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所受的冤屈和悲惨遭遇,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却不甚了解。我想通过我个人得亲身经历把那段可怕的历史比较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毛泽东继发动反胡风运动之后。于1957年又以“帮助党整风”,“阳谋”、“引蛇出洞”等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反右派运动,对知识份子大开杀戒,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份子,连同他们受到株连的亲属朋友等,波及人数高达300多万人。

1937年,我出身在四川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1952年考入设在荥经中学的4年制示范班,一年后与雅安师范合并。1956年,从雅安师范校毕业后分配到芦山县芦阳小学教书。1957年底被打成右派分子,含冤整整21年,青春年华消失殆尽。

1957年夏天,所谓的“整风运动”急转为反右运动,中央和省上抓出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李亚群、张黎群、流沙河等一大批右派分子。在报纸广播上对这些右派份子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反击。当时县一级尚未开展反右运动,人们对一下出现了那么多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份子很不理解,但出于相信党相信毛主席,都认为右派份子确实是在反党反人民。于是在上级组织的策划下满街张贴标语,会上高喊口号声讨右派们的滔天罪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当是我也积极参加了这类活动,按上级规定的内容写了标语满街张贴,怀着对右派份子的深仇大恨,投入到批右反右斗争中去。

不久,县委就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由县委宣传部部长余琪主持,县委书记严宗显在大会上做整风运动报告。其报告主题就是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说这是对党忠不忠心的试金石、分水岭。为了消除大家的思想顾虑,他特别强调:从省上到中央抓出的右派份子,他们骨子里本身就是反党反人民的,大家不是嘛,哪怕你的意见提得再多再尖锐,也只能说明你对党的一片忠心,绝不会是右派,右派是本质决定的,一定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从此之后全校24名老师和其他单位一样,把每天固定的集体政治学习时间改成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的“座谈会”。除了集体还要分小组,高、中、低年级各分一组,集体开会时由党支部书记杨桂桐或者校长李志荣主持,分组时由几个积极分子分别负责。我在高年级小组,负责人是刚入党被提升为教导处副主任的吴国玉。大家的发言他都要作详尽记录。他在大小会上一个劲地鼓动大家发言,甚至点名发言人人过关,今天发言明天还要发言,要做到“人人畅所欲言”,一再许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吴国玉常称我“年轻有为、思想活跃,”要把我培养成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加上我为了追求进步,希望加入共青团,并写了入团申请书,介绍人就是吴国玉。他抓住我这点就常常鼓动我说:“你要加入团组织,现在正是接受组织考验的时候,你给党提的意见越多越尖锐,就证明你的思想进步,说明你拥护党热爱党,入团的事很快就会解决。反过来得意思是如不这样就休想入团。

我是刚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年仅20岁的青年,从小接受的是党的教育,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我的脑海里塞满的全是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要我指出党的缺点真是太难。为了应付上面的高压,特别是加上吴国玉的蛊惑,我只好绞尽脑汁提了一些意见,比如国家每月供应27斤粮食,我是年轻小伙就不够吃,而有的女老师就吃不完,所以不能平均供应,〔后来被认定为攻击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说自己买了个搪瓷盆,明明是碰掉瓷的次品,却在碰掉瓷的地方贴了个“合格证”的标签掩盖,这是欺骗顾客;说食品公司把没卖完的猪肉怕放臭就强行推销给老师,还说是吃“爱国肉”(此项被认定为攻击党的经济政策)。后来实在找不到说的,就给领导提意见,说杨桂桐书记白天教育学生爱护公物,晚上就私摘校园里桔子树上的桔子;说事务长敖元凯在上级领导面前点头哈腰,对一般老师则粗暴蛮横,是“两面人”。(此项被认定为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等等。其实,我和别的老师一样,提的也都是诸如此类的意见。  

可是吴国玉却要我少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能“检了芝麻丢了西瓜”,说我的发言过不了关,说我“不相信党。”“和党还有距离,”要我往“大事上提”。经过好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将我打成右派,差点置我于死地的罪状--香港问题。

1957年底提前放寒假,县委把全县240余名公办小学教师集中在芦阳小学搞整风。吴国玉要求和鼓励我在大会上发言,告诫我一定要“抓大事”,发言“要有水平”。我把发言内容给他讲了,他很满意。于是我就在大会上作了香港问题的发言(这基本是原话,并记载在档案中):“……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从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手中夺去了我们的香港,今天,党领导我们建立了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应该也有能力从英帝国主义那里把它夺回来,以雪百年之耻……”发言获得了老师们的一片掌声。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领导召集全体老师开大会听报告。大会仍然由余琪主持,作报告的换成了县委副书记李荣杰。李荣杰突然宣布,整风运动转为反右运动,他作的是“反右斗争动员报告”。

我先认为老师中不可能有右派份子,如果有,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可万万没有想到余琪在宣布右派名单时第二名就是我。一共有25名老师被划成右派,约占全体老师人数的十分之一。我是年纪最小的右派。当是我莫名其妙、又惊又怕,好似五雷轰顶。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右派,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什么理想、青春、事业、前程,统统都被扼杀了。

我的右派罪名是(有档案可查):“借香港问题,企图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进而达到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引自李荣杰的《反右斗争动员报告》)。

我这个刚步入社会的毛头青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学教师,居然有那么大的能量如希特勒,东条英机等战犯那样挑起世界大战?可笑之极,历史的荒诞和可悲就这样真实的上演了!

一旦划为右派就没有说话的权利,只能低头认罪。白天被斗争,晚上被监视着不让睡觉,在煤油灯下写永远交代不完的罪行材料,几天下来,我就瘦了一大圈。这时,吴国玉在斗争会上斗争我时振振有词的说:没批准你入团,这是团组织的英明。其实你想打入团组织搞破坏的阴谋早就被人识破了,只不过想让你充分暴露、充分表演罢了,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和我同一所学校的赵叔模老师被打成了右派。赵老师是成都人,家住成都市中心盐市口,家中有妻子和两个还在读小学和初中的女儿。1950年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远山区教育事业,他离别了大城市,离别了温馨的家,来到了芦阳小学任教。已近不惑之年的他工作诚诚恳恳,生活异常节俭,每月42元工资仅仅留下12元作为伙食费和零花钱,其余全部寄回家,他爱人没有工作。他穿的是补过丁的衣服,抽的是劣质的香烟,而且一支烟常常要分成两段抽。此人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在整风运动中发言极少,即使发言已是说些所谓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他的罪名是:穿补过丁的衣服,是通过“买穷”来丑化新中国人民教师的形象,污蔑党不关心教师的生活。之所以在会上不发言,“那是螺丝有肉在心头”,“是暗藏杀机”是“把对党的深仇大恨深深藏在骨子里”,“是最阴险的敌人……还把他和我称为‘赵王联盟’,一明一暗向党进攻。因为中央有一个“章(伯均)罗(隆基)联盟”。

1958年初,反右运动暂告一段落,被打成右派份子的老师便开始长达4年多的“土劳改”。右派们被剥夺了一切人身权利,毫无自由可言,统一关押、统一监督、统一劳动,每天过着身心被侮辱,忍饥挨饿,强迫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所谓“军事化”的人间地狱般非人的生活。

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从芦阳镇去双石乡(公社)的深山沟里背上100多斤煤炭返回,往返路程达50多公里。背一趟下来浑身都快散架了,酸痛腿痛要持续十多天,但第二天照常出工;从芦山县城往南距“王晖石棺”不远处,抬回深山里开采出来的每块达五六百斤的大石条,四人才能勉强抬得动,往返8公里,规定而且每天要抬四趟;修建“姜庆楼公园”,从早到晚每天干十多个小时,运石料、挖土方、搬木料。大办钢铁时,被押上矿山挖矿石、开山修路、砌土高炉、上山伐木、白攻夜战;大办钢铁失败后又被集中在芦阳镇的西江村修建大型养猪场,背沙石、运石灰、伐木、扛木料……。可是;猪场刚建好就被风吹倒,纯属劳民伤财;在思延乡公社搞“农田田园化”,要把大片良田变成所谓“花园”。 右派们和农村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分子一起,在民兵真枪实弹的监视下日夜劳作……

饥饿直接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开始粮食供应,原为每月27斤,但没有蔬菜油脂,对于干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右派们而言根本不够吃。我们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大跃进失败后也就是1958年底开始,每月粮食供应锐减到19斤,加上监管人员和伙食团的勾结克扣,每日两餐每餐只能领到拳头大的一碗米饭和一碗盐开水。右派们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我正常情况下体重为125斤,当时到了88斤,形如骷髅,但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因此得到一点的减少。我们每个人已在死亡线上挣扎,浑身浮肿,并出现死亡现象。

饿得东倒西歪的右派陈企业老师,一天下午他说他实在撑不下去了,要请假去医院看病,他临走时候对大家有气无力地说:“伙计们,再见了”。我们都觉得他表情有点怪怪的,他拄着一根木棍战战兢兢地走了。看他那风都能吹倒的身子我们都为他担心,怕他跌倒了就爬不起来。那天晚上他没有回来,我们准备天亮去找人。然而没等我们出门下放队就接到医院的电话,叫我们去抬尸体。我和几个人去把他的尸体抬了回来。我们都在想:今天我们抬陈老师,以后抬我们的人会是谁?

人身屈辱和残酷的虐待硬是把右派们普遍的逼向了死亡边缘。在监管人员军事化的严密监管下,每天列队前往工地,一路上若遇到以前教过的学生,常对着他们从前尊敬的老师破口大骂,甚至扔石块,监督人员不仅不加阻止还加以鼓励。而右派被监管人员打骂或者严厉惩罚那就是家常便饭了。有个监管人员叫马永禄,本是山区小学教师,他不会教书,但因为出身贫农根红苗正,上面就把他派来监管右派。他个头不高,却是穷凶极恶、心狠手辣的冷血动物。他收拾右派就五个字:“往死里整。”他发明了一种酷刑:如果他认为哪个不老实,就在工地上罚他背石头。右派李宗孟,年过半百,是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马永禄强行在他的背篼里装上两百多斤的石头,叫他在工地上来回走,直到他被压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为止。胡治钧、任道弘。等人都曾受过他的酷刑。

大办钢铁上矿山,李宗孟望着那儿的青山绿水脱口说了句“青山处处埋忠骨”,马永禄就说“他死后的骨头也要忠于国民党,反动透顶”。开了他的斗争会,马永禄领头拳打脚踢,致李宗孟于次日凌晨死亡,最后确谎称他是病死的草草埋葬了事。

马永禄还在右派之间搬弄是非,让他们彼此仇视甚至相互斗殴。他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在一次斗殴中他唆使其中一方把右派高侯阳用绳子吊在房梁上达数小时,使高的右臂严重脱臼最后成了残疾,而后来,他又怂恿高侯阳等人在开另一方斗争会的时候把对方的腿打成骨折,他好在一旁坐山观虎斗。

每个人都被卷入了一场沾满血腥的人性之恶的斗争中。这样的历史,怎么可以如烟散去啊!

1959底,芦阳镇西江村集中了来自各县级单位的下放干部,正式成立了“下放队”,右派们就被分散交给了下方队下属的各小队分别监管。下放干部其实本身就是“问题干部”,只不过没有给戴帽子,他们把对现实的种种不满统统地发泄在了右派身上,打骂虐待不给饭吃可谓司空见惯。

西江村下放队的队长叫杨润身,他是县里卫生科科长(现在叫“局”),大家都叫他杨科长。此人更是个凶险残忍的吸血鬼,草菅人命的刽子手。每餐他只发给大家约二两米饭团,他自己却吃得肥头大耳、精神抖擞,走起路来平地生风。他对右派分子的残酷虐待和折磨更是丧心病狂、登峰造极!

右派吕绍训老师,30出头,身材矮小体质虚弱,他和我同睡在一间四面通风的破楼中相连的地铺上。1960年初,一个寒风飕飕的早上,杨润身吹口哨叫大家起床出工,吕绍训因病起迟了一步,杨润身冲上楼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吕说自己有病,杨大骂“你他妈的装病”,又是一阵暴打,当场把吕活活打死,后来却称吕是病死的,通知家属把尸体抬走了事。右派家属坑都不敢吭一声,除了流泪,不敢申述,无处申述。右派生命猪狗不如,右派家属也是半个右派,只能忍气吞声地勉强生活下去。

1960年5月,右派们从西江村被押往思延乡公社参加“大战红五月”(收麦、整田、插秧、),在路过架在思延河(青衣江上游)上的铁索桥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一个右派趁人不防绝望地从距河面十几米的桥上跳入了波涛滚滚的河水中自杀身亡。杨润身不仅不让人去施救,还让众人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河水吞没,并大骂他是“畏罪自杀、抗拒改造、反动透顶、自决与人民”,自尽的那个人50多岁,高度近视、体质虚弱、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说话,很是孤独,所以我实在记不清他的名字了。

有一次杨润身集中右派们训话,那天大家通过私人关系弄到了一些“康复散”(米糠豆面混合做成的“代食品”),在他训话时因实在饥饿,有人拿了些来吃,他发现后称吃康复散就是“闹粮”,闹粮就是反革命”,他抓起一条扁担对着下面就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猛打。李光明被打晕在地,紧接着他又横起一扁担过来,打在周克仁背上,周痛的大叫着倒了下去,那扁担从周的肩上滑了过来打在了我的手背上,我手背上立刻隆起来一个枣大的包,如果不是周在前面先档了一下,我的手肯定会被打断的。而这个包就这样一直留在我左手背上至今也未完全消退,成为血腥历史的一段真实记录。

一天早上,寒风呼啸,杨润身命令骨瘦如材的右派们饿着肚子去山上砍伐木材。右派们像赶鸭子上架似的被赶上十几米的山坡,我因为身体虚弱加上饥饿站立不稳滑了下来,翻滚坠地时左手掌撞在了砍刀刃上,当即把手掌划开了一道七八厘米长深左右的口子,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去医院缝了十多针,包扎了伤口将手吊在脖子上。医生为我开了休息证明,可刚回到下放队,杨就强迫我用另一只手去搬运每块重达十几斤的石头填房基,并连声说:“你现在还死不了。”50多年过去了,如今那条伤口还很明显地刻在我左手掌上,成了一辈子的记忆。

有一次我因饥饿难熬采了路边的野草塞到嘴里,有个叫刘四海的问题干部向他汇报了情况,他竟然说我是在“闹粮”。扣了我晚上拿来吊命的二两米饭,还说:“你既然吃饱了野草,就不必吃饭了。”当晚我就饿晕了,倒在地铺上失去了知觉,经旁人发现去报告了下放队的医生李元杰(已退休,现住汉源县富林镇),他立即给我打了葡萄糖针把我救了过来,他说:“迟到十来分钟就没救了。”

杨润身不仅是个杀人魔鬼虐待狂,而且通过人们从现象上观察到,他很可能趁人们的饥饿,加上手中掌握的权利,对女性右派施行过诱奸。这绝非信口开河是有理可推,只因无人亲眼见到,只能成为永远难解的谜团。

从思想到心灵,从精神到肉体,右派所遭受的苦难实是罄竹难书。直到1962年初下放队解散时,四年多来这些右派被折磨致死已十有八九,幸存者仅三人:我、赵延柱、郝希结。和我同一学校的赵叔模被划为右派后停发工资,无钱寄回家,他就向我借,我是单身汉,还有些积蓄,先后借给他一百多元,直到他悲惨地死去也没还我。他是怎么死的我没有亲眼见到,只听说他在头天晚上忽然失踪,第二天发现他死在路边的水沟里,他是一口气喝下两斤烈酒酒精中毒身亡的,因为他的尸体旁有两个空酒瓶,口鼻里还散发着浓浓的酒味。当时白酒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黑市酒贵得惊人,他平时也从不喝酒。那酒是哪儿弄来的又成了难解之谜。

后来,我和赵延柱因摘了帽子成了“摘帽右派份子”,分到了山区小学教书(我被分到太平小学),工资降到最低级每月21元,是平均工资的一半,同时也成为政治上永远受歧视的二等公民,一有风吹草动首先就成为斗争对象(“文革”时候我又再次遭难,这里姑且不提)。郝希洁尚未摘帽,安插在芦山县林场继续改造,三年后病死于林场。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后被活活折磨致死(统称“病死”),这就是最下层右派份子的悲惨结局,四年多来右派们在那人间地狱中苦熬着,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什么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什么上饶集中营,那算得了什么,这是不折不扣的希特勒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中国的翻版!

然而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却是这样记载一段历史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很有必要,但是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大批知识份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知识份子造成了思想上和身心上巨大的伤害。”

如此惊心动魄的民族灾难,仅用这寥寥数语轻描淡写地做了结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坦坦然不惊不奇,遮遮掩掩,且不又是一种悲哀?反右斗争之后20多年后,右派们仅仅得到两个字:“改正”(而不是“平反”),来个“一风吹”万事大吉。那些早已成了冤鬼的数十万计的“右派”,他们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吗?那些侥幸活了下来的如我辈这样的受害者,他们能说“往事如烟”吗?

当年本人是刚步入社会年仅20岁的青年,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坐得端行得正,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对前途充满憧憬,我招谁惹谁了?确凭空招来灭顶之灾,毁了我的一生,差点夺去了我的性命。法理何在?天理何在?我很想豁出去下阴曹地府去责问那个“伟大领袖”:“这是为什么?”顺便报告阎王爷:“人间曾伏虎”。阎王听了定会“泪飞顿着倾盆雨”。

如今我已是年于古稀的老人,是亲身经历那段血腥历史而侥幸存活下来的受害者,如我这样还活着的人已寥寥无几了,我有权利也有责任必须把当时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从那深重的苦难中走过来的,牢记历史,以史为鉴,愿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再发生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那样的灾难。

往事绝不如烟!

关键词: 雅安

中国现代磷肥“第一厂”——我的父亲谢仁宏与“国营乐山磷肥厂”

中国现代磷肥“第一厂”

——我的父亲谢仁宏与“国营乐山磷肥厂”

作者:谢瑞五

近几年,我正利用闲暇时间撰写自已的回忆录,其中涉及我父亲在1950年代初在四川省峨眉县高桥镇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磷肥厂——“国营乐山磷肥厂”的事迹,为此我在网上和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有一点是十分一致的,即中国的磷肥工业始于1953年。然而在众多资料中竞无一份明确提及这生产磷肥的第一厂的厂名和厂址,仅有一化肥史中模糊提到“1953年我国西南地区”。看来当年峨眉山下那场轰轰烈烈的磷肥大会战,那伫立在高桥古镇上的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第一厂才仅仅五十多年就已湮没在了历史的荒漠中!作为见证者之一的我,有责任尽量如实地记录下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史实。

我的父亲谢仁宏(曾用名:谢任宏、谢坚),1892年10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罗墅湾镇南村。他的父亲是举人出生,晚年在京奉铁路供职,母亲在家务农。罗墅湾所处的沪宁线一带因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历来重视教育,人文积淀丰厚,人材辈出,是中国现代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父亲启蒙较早,大约从五六岁起就开始在南村读私塾,不仅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而且开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

1902年初父亲九岁时,十分幸运地成了常州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小学——武阳小学的首届学生。这也是江苏省第一批开办的西式小学,要学习算术、自然、英文等新开科目。1908年春,父亲高小毕业后又随即考入了四个月前才新创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即现在的“常州高级中学”),这也是江苏省第一批开办的西式中学。当时该校规模并不大,学生仅两百多人,但办学的起点很高。教师基本上都是“名师”或“海归”,如历史教师吕思勉就是后来的史学宗师。数、理、化教科书直接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与欧美同等学历接轨。与父亲同时在校的同学中后来也出了不少人才,如与他同年级的师兄钱穆、刘天华、刘半农后来分别成了著名的国学大师和音乐家和文学家;比他低两年级的师弟瞿秋白、张太雷后来成了中共领导人。

1912年春父亲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常州高等实业专科学校”学农学专业。一年后,即1913年春,获取全额官费留学日本,入读“国立秋田矿山大学”採矿专业,父亲也是当年考入该校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父亲1918年学成回国。回国后曾先后在多家官办或民营厂矿工作,其中较重要的有以下三家:

1920年代初,在江苏海州磷矿。这个磷矿为我国解放前独一无二的正式开采过的磷矿。在这期间他曾专程到日本考察过磷矿的开採和磷肥的生产。

1931年至1938年在湖北黄石“利华煤矿”。父亲采用先进技术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型煤矿在短短几年间就跻身于全国产煤量第十六位的大矿行业。1938年7月,日军进攻武汉,“利华”宣布解散,父亲携家带眷流亡四川重庆。

1945年初,由金城银行和交通银行投资的四川自流井自立煤号与四川军阀张仲铭谈妥,租办他在乐山五通桥的吉祥煤矿,并委托父亲出任矿长全面管理生产。该矿原来是一个土法采煤的小煤窑,井下被水淹没,早已停产。父亲接手后,秉承他一贯的办矿十六字方针:安全生产、技术先进、因地制宜、着重效益,对“吉祥”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把一个土法开采的小煤窑改造成了在当时四川还算较为现代的煤矿。投产后产量虽然翻了几番,但又置国共内战,盐业萧条,用煤量骤降,销量受阻,又要还银行的贷款,市面通货膨胀,人心惶惶,发工资都成问題。父亲与吉祥的职员,同舟共济,共渡时艰。

1949年底乐山解放。数月后吉祥煤矿被政府接管。身经满清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父亲就这样带着希冀和疑虑的复杂心情跨入了又一个新朝代。

1950下半年,父亲奉命借调到由刚组建的川南行署工业厅主持的大渡河工矿考察团,在川南地区进行矿产资源的调查。他曾对我们讲过,这次考察非常艰苦,由于匪患及野兽的原因,专门配备了一个排的解放军武装护卫,结果土匪不敢来犯,但是遭遇过野兽的攻击。一次住在马边县境内一个深山古庙内,夜晚数十条饿狼围着古庙嚎叫,并不断地扑打冲击摇摇欲倒的木大门,解放军用一口千斤大铜鼎顶住木门,相持到天明,狼群才怏怏离去。

就是在这次考察中,父亲在峨眉县的高桥地区发现了可供露天开采的磷矿资源。当时国内磷矿的开采和磷肥的生产还是空白,这一发现无疑使当局喜出望外。由于父亲曾在1920年代初曾与磷矿打过交道,对此十分敏感,立即上报省里和中央,据说当时“人民日报”等媒体还对此事作了新闻报道。

1951年9月父亲正试调“川南行署工业厅”(不久由四个行署工业厅合并为四川省工业厅)任工程师并参与筹建“磷肥厂”的工作。省里很快就决定在峨眉县高桥建厂,厂名全称为“四川省国营乐山磷肥厂”(以下简称“乐山磷肥厂”),并将其与“成渝铁路”、“成都量具刃具厂”等一併列入四川省“一五”期间的重点新建项目。父亲任该厂筹建处主任兼主任工程师,筹建处撒消后任该厂正厂长兼总工程师,而付厂长的人数最多时竞有九人,其中除张相华是从亚西机器厂调耒的机械工程师外,其余基本上是从部队复员的军官,这九位付厂长都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由一个非党员的厂长领导九个党员付厂长这即使在解放初期也是十分罕见的个案。

相片:1954年的“谢厂长”,时年62岁

父亲同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共的领导是心悦诚服的,对建国前中共“建设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庄严承诺坚信不疑,充满了向往和期待。特别是国家对发展磷肥工业的大气魄和大手笔以及对他的信任并委以重任都感动不已。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他收到李大章省长的慰问电和慰问金,他拿电报的手在发抖,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惭愧、惭愧……。

他常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自勉,不辞劳苦,忘我工作。他年届六旬还自学俄语,给年轻的技术人员讲课,为他们翻译急需的英文和日文资料。他分管生产,生产中又以矿山为主,他不时需翻山越岭去矿山处理生产问题。有一年冬天父亲去大坪子矿山正赶上下大雪,他和年轻技术人员一道冒着风雪走了几十里山路,晚上就和工人一同挤睡在茅草棚中。

父亲1923年在江苏海州磷矿工作期间,曾专程到日本考察过磷矿的开採和磷肥的生产。由于父亲在“常州高等实业专科学校”学过一年的农业,对肥料与土壤及农作物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在日本考察磷肥生产后,他更坚定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必须要有自已的化肥工业。但父亲的这个“化肥梦”直到三十年后才在峨眉山下实现。

当时在高桥设厂的条件非常差,无铁路、无河运,甚至无供电。由于用磷矿石生产磷肥及磷肥在不同土壤、不同农作物、不同地区的使用当时在国内都无经验可借鉴,因此省里采纳了父亲的意见,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建厂方案,先因陋就简建一个小规模试验性生产厂,待取得经验和条件成熟时再酌情扩大规模。

小规模生产的试验厂后耒又称老厂,是在原来高桥一个已废弃的酒精厂的基础上扩建的,原遗留建筑物作为办公用房和选矿试验室。仅新建了矿山、矿山至厂区的公路、厂区矿石堆塲,矿石破碎间、球磨间、包装间、仓库、发电间、机电修间、化验室等。生活设施仅新建了两幢两层木结构宿舍及食堂、医务室等。绝大多数职工都租住在高桥镇的居民(或农民)家中。

试验厂的生产流程十分简单,矿石从矿山用汽车运耒厂区,经皮带运输机送至破粹机破成小块,再经球磨机磨成粉末,包装入库即可。试验厂的生产和生活用电全靠自已水力发电供给。在厂区附近的一条山涧小河溪的上游用卵石筑堤,分流一部份水沿约一公里长的堰沟流至厂区,再利用约六十米的地形落差沿导水管去冲击水轮发电机组。那条堰沟约一米五深和一米五宽,流水清沏见底,是峨眉山的雪水,夏天也清凉透骨,这水甘甜纯正,现在市售的纯净水也没有它纯净。沟中水的流速与成人快步行的速度差不多,我游泳就是在这沟里学会的,只要趴在水上,它就冲着你往前走,一下就找到了游泳的感觉,三分钟就能学会游泳。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现代磷肥产业的试验厂就这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仅花了一年多时间就建成了,并于1953年正式投产,实现了我国现代磷肥生产零的突破。

“乐山磷肥厂”不仅是四川省的重点工程,国家化工部对它也十分重视。省里召开的有关该厂重大亊项的会议化工部通常都派员参加。省、部还曾陪同三位苏联专家耒厂视察,父亲还专门陪他们去游了峨眉山,在爬山过程中,年逾六旬的父亲把那些比他小二、三十岁的苏联专家远远抛在了后面,从此父亲是爬山高手的美名就远近闻名了。

照片摄于1954年3月高桥下面的河床上。后排站立右起第一人为我母亲董纪萍,第二人为赵占高付厂长,第三人为我父亲,第四人(坐者)为魏仁昌付厂长。

1954年8月1日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父亲作为列席代表在大会上有一个书面发言,我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这篇打印稿,上面还有父亲用钢笔修改的字句,当时的“四川日报”曾刊登过这篇发言。这是一篇珍贵的文献,我把它全文附在下面:

谢仁宏同志发言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这一次在大会上所听到各位首长各委员的几个报告和发言。我现在就我个人多年来对於磷肥工业工作的观感以及个人体会作如下的发言:

磷肥为农业所不可缺少的氮磷钾三要素当中的一种,它的来源除少数骨粉及农家肥

料中合有少量之外,主要是要依靠一种含磷份高的矿石,叫做磷矿石。川省自从一九五四年,推广了苏联先进的磷矿粉与有机质堆肥、厩肥混合使用法以来,因为它对同一单位面积产量可以大大节省农家肥料(最多时可省到百分之九十)。也可以说,用同量农家肥料,便可以大大扩大施肥面积,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对磷肥的需要也就格外加多和迫切了。

我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三十年以前,曾经在江苏省海州磷矿工作了一个时期。这个磷矿为我国在解放前独一无二的正式开采过的磷矿。老板是一位与日本肥料公司订有合约的官僚资本家。虽开采出来的磷矿,成份很高,交通也极方便,.但是一直开采到解放前为止,始终是运往日本及台湾,供给它们做磷肥,并没有在国内推广使用过。因为矿石价格受到操纵,所以矿业及工人也都奄奄一息,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和生活。

磷矿在四川省的埋藏量,经过这几年来的查勘,发见得并不算少。但是在解放以前,从来没有被人知道过,一直到解放後的第一年即1950年,才很快的被引起重视,并陆续的被发现了。五年多来,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通过了地质勘探,贫矿的浮游选矿试验,提高溶解度的化工处理试验,生产、推销以及田间施肥经验等一系列的实践过程,证明了勘探方面是有比较好的收获的,各种试验已经达到建设实验厂的要求。至於磷矿粉的肥效只要使用得法,对庄稼可以得到增产10—20%的效果。这些经验的取得,可说在国内还算首创。这是通过工农群众的劳动积累,技术人员的钻研和各有关方面的技术指导与协助关怀才得到的;所以是值得宝贵的,以後还应该加以巩固和发展的。川省农田缺肥地方还是很多。在这次大会上,听到有关川省农业增产的报告中,要求到1957年增产磷肥到一百万吨,这是完全必要而且完全可能的。结合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今年川省会从乐山磷肥厂的一个厂增加到三个或四个厂,因为今年乐山磷肥厂还要建新厂可能川东、川北,也要建厂,可能川南雷波也要建厂。在产量方面无疑的各厂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农业日益增长的需要。除生产磷矿粉外,还要供应一部份通过化工处理的速效磷肥。这对於支援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肯定的要起一定的作用。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後的四川磷肥工业的蓬勃发展和解放前海州磷矿始终找不到正常出路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这是具有中国磷肥工业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川省磷肥之所以能这样的飞速发展,据我个人体会是和以下三个方面分不开的:

1.党和政府实事求是,重视科学,重视生产的结果。

2.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磷肥的产运销过程,相当复杂,只有通过国家机构的经营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才能格外容易表现出它的国家经济利益来。因为它的生产规模大,运输量大,肥效较慢,私营工商及小农经济产销不起劲,只有社会主义国家能从长远利益出发,才能做到大量的产运销。所以发展之速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想像。

3.推广了苏联先进经验的混合施肥法。

尽管川省当前的磷肥工业,有这样快的发展,但存在问题还是多的,须采取措施努力解决:

1.继续加强普查找矿,勘探工作,以及群众报矿工作;发现地区愈广愈好:证实矿量愈多愈好。

2.继续做好选矿试验,达到绝大部份低成份磷矿都可利用的目的。

3.将来利用廉价水力发电处理一部份低成份磷矿,制出含磷份高的速效磷肥,以大大提高肥效而降低成本。

4.熟练技工(尤其是矿工及机器工)缺乏,极须有计划的培养以提高工效,并保证质量和安全。

5.尽量避免汽车运输,争取河道或轨道运输,在地形复杂的山区运输,则采用架空索道,以利开发和降低成本。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次关於知识分子问题的学习,个人认识到:党和人民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十分恰当的。它的原则是团结教育改造来达到共同建设祖国的目的。我想除非是别有心肠的反革命分子,所有一切知识分子都应当衷心拥护的。问题在於我们知识分子在具体工作中,是否已经做到符合周总理的报告中第一个40%类型的进步水平?或者已经做到郭沫若院长所要求的三省?如单以我个人来衡量,是肯定有问题的。虽然我内心尽管是敬爱党和政府,了解并拥护各项政策法令,尽管欢欣鼓舞於国家各种新的成就,但是因为主观努力不够,政治水平低的关系,自己觉得在本单位内对组织方面的主动联系不够,同时亦障碍了业务水平的提高,不免在业务上给国家带来一定的损失,这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期待和关怀是不相符的,是值得深切反省的。我很同意郭院长所说: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标淮要求自己。我现在才只满了六十四岁,所以仍有充分信心要学习马列主义,不断自我教育,纠正缺点,联系群众,培养新生力量,来共同搞好工作,为建设祖国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以上发言,不妥之处,请各位指正。

父亲的整篇发言高屋建瓴,谈到了四川省磷肥工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很难想象这是一位64岁的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份子在省人代会上畅所欲言自己对发展磷肥工业的看法,反而倒很象是省化工厅主管化肥工业的付厅长在作形势报告。由此可见解放初期对高级知识份子是信任的,放手让他们工作,相关政策还是成功的。

就在第一届省人大闭幕后一个月,父亲又匆匆赶往北京,列席了于1954年9月15日开幕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与会的科技界人士,父亲有幸参与了这次接见。父亲这次在北京还拜望了许多久违了的亲朋好友,最难得的是会议结束后还抽空回了一趟魂牵梦绕的已阔别二十年的常州故乡。此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了。

在老厂试验厂成功运行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的新厂也紧锣密鼓地着手设计和施工了。关于新厂的规模当时厂里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大而全,而父亲根据当时各种客观条件主张稳扎稳打,量力而行,最后省里批准了父亲坚持的方案。新厂建在高桥和青龙场之间的一片平坦地上,由于是国内“第一厂”,无现成的样板借鉴或照抄,因此无论老厂或新厂都是由厂内的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完成的。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厂里拥有一支过硬的技术骨干队伍,他们创造了许多国内的第一。

解放初期,工程技术人员奇缺,一个中型企业,有两三位工程师就很不错了。但磷肥厂由于省里的高度重视,从省内各地抽调了二十多位相关专业的工程师,云集峨眉山下为兴建中国的“第一厂”作贡献。厂里各专业都有老工程师各司其责,这在解放初期人材极为缺乏的形势下实为难得。如借调来厂负责主持化工工艺设计的曾宏是我国著名的无机化工专家,成都工学院教授,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化工工艺工程师程德明,出身工程世家,毕业于燕京大学,我的好朋友程宝善的父亲,他成功主持了“高炉炼制钙镁磷肥”项目,系国内首创。化验室主任黄勤生工程师,他比父亲还大几岁,精通英文,他主持的化验室是磷肥厂科技含量最高的部门之一,拥有一幢独立的建筑物,提供了一系列翔实可靠的数据。

新厂的磷矿石耒自新建的龙池矿山,露天开采的矿石通过架空索道运至新厂,索道长约十多公里,当时号称全国第一长索道。父亲对索道情有独钟,早在抗战前就在利华煤矿架设了当时国内第二长的索道,将煤由矿山直接空运到长江边的码头,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主持新厂架空索道设计和施工的是机械工程师赵铁生。因当时钢材奇缺,所需钢索和抱索器全部进口,而十多公里索道中的约百座“铁塔”全部改用木结构的“木塔”。在同一条索道中,拥有如此众多的“木塔”,这不仅是中国之最,也可能是世界之最,观者无不啧啧称奇,叹为观止。赵工是戴着右派分子的新帽子,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而圆满完成任务,创造这一奇迹的。另外据说磷肥厂还有一位机械工程师,可以用毛笔直接在描图纸上绘制机械图,工整规范,堪称一绝。主管张山矿山的采矿工程师周子君,是与周恩来同期的法国留学生。另外郭开利、颜绍图、张荫生等工程师也都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和门生。

“乐山磷肥厂”与现在众多的磷肥厂不同,她还拥有自已的实验农场。实际上最初生产的磷肥只不过是生磷矿粉,它一般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土壤、农作物条件下才可直接施用,通常农民买回矿粉后还要与农家肥混和后施用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实验农场就承担了摸索磷肥在各种施用模式下的肥效及指导农民正确施肥。农场通过一年的对比试验在1954年得出了结论:磷矿粉对庄稼可以得到增产10—20%的效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的经自己实践验证的真实有效数据,这也为今后国内大力发展磷肥产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农场负责人姓邹,三十多岁,是农学院毕业的农艺师,十分内向和忠厚老实,父亲很欣赏他。他经常耒我家,由父亲口译一本大部头的日文版新著“肥料学”,由邹作记录、整理。不知道这数十万字的译稿后来结局如何,只听说这位农艺师在六十年代初期死于非命。

新厂大约于1956年顺利建成投产(架空索道约一年后投运)。据说新厂的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及设备配套后来都成了设计规范中的一个系列,为国内众多的磷肥厂所套用。

在新厂建设的同时厂里对新型磷肥品种的研制也在同步进行,新厂一投产立即付诸实施。1957年“乐山磷肥厂”在国内首创用高炉炼制钙镁磷肥成功,化工部来厂总结经验,并出版了简明技术读物,这一新成果很快推广至全国。由于生产钙镁磷肥需要焦炭,厂里还自行就近採煤炼焦。另外原老厂的部份厂房改为了硫酸车间,用来生产普通过磷酸钙磷肥。

1957年的夏天我从峨眉二中的初三升读高一。那年的暑假特别长,好象推迟了开学时间,原因是老师们都在集中参加反右派运动。此时的磷肥厂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当时磷肥厂的反右是由新从省里调来的党委李书记领导,他是刚在省里参加了反右派的专门会议(可能是动员、布署),是帶着尚方宝剑来的。他初来乍到对厂里情况不了解,打右派不手软。据说他一开始就将父亲列入了右派后选之列,特别要求父亲在全厂反右动员大会上第一个发言,向党提意见。哪知父亲在发言中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地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通篇发言与他在1954年四川省第一届人代会上的发言基调是一样的,正确得很,无懈可击。按反右的规律,象父亲这种有留学背景、是民主党派成员(他是“九三学社”社员)、又身居要职的高级知识份子是较容易被打成右派的,但父亲却逃过此劫,我想其原因主要是:他是从骨子里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对共产党深信不疑,决非口是心非。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你想抓他的辫子都抓不到。还有父亲一生老实本份,对工作竟竟业业,上下关系相处融洽,有口皆碑。

磷肥厂打的右派据说有几十人(当时全厂职工可能有五千多人),基本上都是知识份子。在众多的右派中有两人我印象较深,一位是选矿试验室的黄葆诚工程师,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就是说:“谢厂长有职无权”。其实黄工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厂内的一些重大事项都是党委开会决定的,而父亲不是党员,无权参加会议,因此曾有多次以他厂长的名义发的布告而父亲对此却毫不知情的笑话发生。这也是非党员厂长的尴尬,当然那九位党员付厂长可能也会感到十分别扭。反右运动后,执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外行领导内行”,这些“尴尬”和“别扭”就成明日黄花了。

另一位右派叫万家骏,他好像是厂办或是工会的干事,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文艺青年”。年轻帅气,打一手好乒乓球,特别是不时在全国性文艺期刊上发表作品,是我等中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反右中他被“誉”为“磷肥厂的流沙河”而更引我等注目。现在我才知道,万家骏无辜卷入“四川省文艺界右派反党集团”,被判刑十五年,文革后期在狱中又遭诬陷加判至死刑,幸“四人帮”垮台未被执行。他在宜宾医院工作的妻子因替他中转了另一右派石天河的信件而被打为“右派反党集团的通信站”而获刑五年。可怜他们才周岁的儿子就这样失去了父母亲,由奶奶将他抚养成人。1980年妻离子散的万家骏获平反,重新上班的第一天他就到人事部门要求改名,将万家骏改为万骏,问何故?答曰:我已没有家了……

“乐山磷肥厂”在高峰时期究竟有多少员工(包括临时工),我找不到较确切的数据。据全国性期刊“中国劳动”1957年第13期刊文“乐山磷肥厂抽调窝工工人支援煤矿生产的经验”,该文称:“四川乐山磷肥厂今年由于生产任务的压縮,多余了1,209”。如果按窝工人数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计,那么全厂的总人数也有五千之众。如果按五分之一计,则有六千人了。由于在1957磷肥厂已能生产三种磷肥品种和拥有五个矿山,文中所称“支援煤矿生产”中的煤矿也应该是本厂自办的煤矿用于炼焦生产钙镁磷肥,因此我估算员工数量应在五、六千人左右。

那时磷肥产销的特点是成本高、售价低,政府要贴钱经营。特别是象“乐山磷肥厂”这种,交通不便,矿石品位较低,先天不足的厂矛盾就更为突出。现在产量翻番,职工人数翻番,政府的补贴也必然翻番。面对省内新发现的几个各方面条件都优于“乐山磷肥厂”的磷矿,省里把这有限的资金投向何处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8年下半年,“乐山磷肥厂”何去何从,终于初露端倪。1990年代我在成都青白江的“成都磷肥厂”听原“乐山磷肥厂”化验室熊文斗工程师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主管磷肥厂是否下马的省长李大章在一次决定该厂命运的会议上提出要亲自听听谢厂长的意见,于是当即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将早已深思熟虑的意见报告了李省长:下马利大于弊!于是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省里决定该厂下马交地方(乐山专区)经营。“乐山磷肥厂”的下马采取了渐退缓行的方式,真正正式宣布下马大约是在1962年。大批骨干调至什邡金河磷矿,部份调至新组建的“成都磷肥厂”生产钙镁磷肥,也有不少调至省内新建磷肥厂及省内各厅局。从农村招的工人原则上都回乡务农,其余留厂或由地方安排。于是这个中国的第一个现代磷肥厂就这样较圆满地完成了自已的历史使命,光荣“退休”了。而此时年届66岁、早已超越退休年龄的父亲也趁势决定退休了。

父亲原来决定去成都定居,并在成都吉祥街看好了房,还帮我在成都有名的四中(即石室中学)联系好了转学事宜,但人算不如天算,1958年8月,成都突然流行脑膜炎,封锁了交通,加之乐山专区执意挽留父亲留在乐山当顾问,不必坐班,父亲一方面碍于乐山挽留盛情难却,另一方面又怕成都封锁交通影响三个子女转学、开学,踌躇再三,决定暂时先留在乐山。

“乐山磷肥厂”是一个集生产、科研和试验于一体的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的“第一厂”。她的主要贡献在于为我国现代磷肥工业的发展不仅提供了鲜活的样板和许许多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且还提供了各种经生产实践验证了的设计依据和参数。同时她又为不少兄弟厂提供了管理和操作人员的培训,下马后她的技术骨干又像种子撒向了四面八方。可以说这个厂就是中国现代磷肥工业的“摇篮”和“黄埔军校”。

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解放前我国仅在台湾和云南昆阳生产过磷矿粉磷肥,但规模很小,时间很短,且生产方式原始落后,以至于一般文献均未将其列入。目前一般公认中国的现代磷肥生产始于1953年,即“乐山磷肥厂”的投产年。有人称“乐山磷肥厂”为“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第一厂”,而称父亲为“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第一人”,我认为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中国的现代磷肥产业自1953年在“乐山磷肥厂”实现零的突破以来,一直高速发展。目前中国的磷肥企业已有五百多家,从2005年起中国的磷肥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而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产品由单一的磷矿粉发展到各种高浓度磷复肥。2012年中国磷肥行业年销售产值约800亿元,出口创汇160亿元,解决了7.5万人就业……。面对这些辉煌成就,饮水思源,让我们铭记在那艰难困苦年代中我国现代磷肥产业的拓荒者们!向他们致敬!

(作者附言:“乐山磷肥厂”这部份的史料,主要来源于我父亲的遗物,我的回忆,以及当年在磷肥厂的小伙伴赵真英和程宝善的电话供料。时隔多年,记忆模糊,错漏难免。借此机会吁请知情者不吝指正,以便补充、更正。请电子邮件与我联络:ng-5@163.com

2014年9月17日于悉尼

相片:1954年的“谢厂长” ,时年62岁.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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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摄于1954年3月高桥下面的河床上。后排站立右起第一人为我母亲董纪萍,第二人为赵占高付厂长,第三人为我父亲,第四人(坐者)为魏仁昌付厂长。.png

照片摄于1954年3月高桥下面的河床上。后排站立右起第一人为我母亲董纪萍,第二人为赵占高付厂长,第三人为我父亲,第四人(坐者)为魏仁昌付厂长。.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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