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的米市

今天接着说“米”。

除了上篇那些形形色色的卖家和买主,米市上还有以特殊方式讨生活的人群。

一种是“斗匠”,又叫“斗工、”“斗手”,是政府粮食机关的统称。民间俗称“刮刮匠”——含有一定的贬义。民谚中有“张乡约、李打斗”之类的说辞,这些是代卖方撮米、过斗挣钱的人。表面上他们仅仅是出卖劳力,实际上是卖“技巧”给卖方。正常使用的量具,都是经过检验并打了火印的“标准斗”,而且按规定要求“平口硬刮”,本不该有问题。可是问题不在“斗”而在“手”。“差斗匠”都会“耍斗”,就是在过斗中耍手脚。其奥妙全在倒米入斗和使“刮刮”——一种丁字形木刮,米装满后用来刮平的工具。这里头有名堂了:米撮箕口沿着斗心往四周迅速扯个旋子,堆个尖尖再轻轻刮平,看起来是个满斗,实际上斗的四角空而且松,比十足的满斗少说也要少两三合。以卖十石米计,这样至少要多“耍”出两三斗米出来。为此,卖米的人自然愿意请“斗匠”代庖,既落得公平的映像,又省却劳累,花的工钱与多出来的米相比,要划算多了。

旧时新津县花桥就以出“斗手”而名冠川西,人们把他们的过斗技巧说得来神乎其神,说是花桥“斗手”倒出来的米粒都是直竖着的,相互支撑着,可以比实际容量多量出5%的米。因此,粮官和大米商人都要花高价去请花桥斗手为他们出米。也因为这个原因,行家买米总爱去照顾乡户,因为乡户所卖不多,而且出在自己田里,犯不着去顾斗匠;在说乡户区区之数,斗匠也不屑为“五斗米折腰”了。

二种是“脚子”,就是代买主搬米回家的挣脚力钱的人。除了一般穷苦的人而外,还包括少数有劳动力的乞丐——他们把这个作为行乞的补充。这些人在代为运米的途中,偶尔也要搞些小动作:一种叫“仙人过渡”:就是在外衣的里面暗吊一个小布袋,藏一根钢笔头粗的硬管子,等把米扛上肩后,找机会把管子通入米袋,米粒就慢慢的“渡”入了他的小口袋里了;另种是“借袋扒皮”,就是“脚子”自备包装口袋,免费给买主代为运米,表面上看,口袋是上好的麻布,实际上在内层里头缝了个倒包,装米时倒包也装满了,倒米的时候还要装模作样的抖几下,表示干净了哈,可倒包里的米再咋个也抖不完噻。这些小动作虽然可笑、可鄙,实际也很可怜。况且内行或晓得猫腻的人也不会上当,不过是给旧时的米市增添了些许悲喜剧而已。

三种是扫落地米。这些往往是穷苦人家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这是一支为数不小的,活跃在米市上的“游击队”:腰上扎一根围裙,人手一把小扫帚,一块铁皮,眼睛跟倒布口袋、过斗的撮箕滴溜溜转,一见有米粒洒出来,哪怕是一小撮,立即一拥而上,跪在地上,连土带米像扫地一样,用铁皮撮起来,倒进围裙。不管脏也好,累也罢,还有人们的大声喝斥,和同伙们的争抢,为了几粒米再老的再小的都顾不得许多了。想来如此扫地一天,不过连土带米得到一两斤吧,呜呼哀哉!若把唐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用来形容这个场面也不亚于锄禾的农夫哦!

除了四门的米市,分散在市内大大小小的米店则是成都进行米交易的又一场所。

市区米店交易有两大内容,一种是大宗生意,这是大头;一种是供应“升升米,把把柴”的城市贫民,这是其次,作为应付门面而已。

大宗生意之一是借米行的招牌在大市上去搞投机,比如买空卖空、赌输赢、赌盘子,这种行为成则巨富,败则破产,风险很大。二是常用的较稳妥地经营方式,即向大宗用户卖空仓、卖期米或代囤米。这就是面向大用户讨便宜的经营方式。具体方法又分几种:一种是有些富户趁新米上市,米价相因(便宜)时,就买进一年之需,但是家里堆放不下,又怕放久了陈米不好吃,或者难于对付鼠盗虫伤,便交给米店代存,用多少取多少;再一种是干脆向米店趸买零出,即买方以成交时的价格为准,米店略打折扣以示优惠,一次付清款项,由米店出具一个存米折子,用户凭折子随时取米都可以,直到取完为止。这种方法,用户方便,而米店也可以用存米和趸款去周转得利。在19271928年,成都闹“厂杂银元”期间,各大商号纷纷印发一种类似银行本票或存单的有价证券流通市面,就是以油、米行业所发的数额为最多。

卖给一般买“升升米”的市民的米来自米市。米价是挂牌标出,当然比米市高,不再是浮动的价格。米价也不固定,而是随着年景的丰歉和季节的不同,由米帮中的少数人操纵着价格。来店买米的这类小宗主顾大多属于“升升米、把把柴”的市民,多则买一“小斗”——买更多的一般都上米市去了;次则买两三升;更少的连升升米也买不起,米店就用碗、筒来计量满足他们的需要。普通劳动者对买筒筒米倒也习以为常,因收入所限,理当如此,并不以为耻。不过有些破落之家,本来不善营生,靠典当维持生活的人,明明已经落到了“升升米、把把柴”的境地,却还要绷面子遮掩宭态,为买米煞费苦心,弄出些自欺欺人的笑话来。有人写过一首“打油诗”来调侃这样的人:“肆外衣裳亦美哉,携他一个大壶来;分明贮米归家去,却道街前打酒回。”哈哈!

其实,旧社会岂止“升升米、把把柴”的人家不在少数,而缺粮断炊的悲剧也屡见不鲜。这并不奇怪,是当时社会的痼疾之一。天灾人祸自不必说,就是常年的农历二、三月份,由于“青黄不接”,总不免要演出闹米荒,“吃大户”的风潮来。那年头,米价昂贵不说,奸商们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常常米市无米,米店关门,制造紧张气氛。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只有铤而走险,轻则划(割)口袋;重则打粮店,破仓抢米!

听人说过,当年成都某日,一伙人在街上呼啸而过,前面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拿着各种家什装着米在仓皇奔逃;后面是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在追赶。跑得快的逃散了,可怜两个老弱者落在了后面,被拖翻在地,连人带米被拉进了“韦陀堂”——保持着原址韦陀庙名的一个警察分驻所。其中一个老人仅穿一条短裤,原来是长裤已临时脱下来,拴上裤脚当成装米口袋搭在肩上了。事后听说是一伙抢劫南大街米店的饥民队伍。目睹这一事件的人当时还小,看到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深深的烙印。

第二天上学,他把所见的事情告诉了他尊敬的级任赵老师。

赵老师听了之后,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拿粉笔在办公桌上写了个“飯”字,对他说:“你看,‘飯’字——”然后用手擦去食字旁,“去掉‘食’就是‘反’。‘无食则反’,民以食为天啊!懂吗?”

他听了赵老师的话,联想起近半月家里吃连麸面的日子,似乎悟出了老师的深意。

诸葛亮在成都的府第(上)

诸葛亮在成都的办公地点

诸葛亮治理蜀国14年,文治武功业绩显赫,至今仍为后人仰慕推崇。不少人总爱打听,诸葛亮在成都时住在哪里,在哪里办公,现在还有他的遗迹吗?我今天根据一些史料,介绍给大家:

诸葛亮在成都处理公务的地点,先后有“左将军府”、“丞相府”两处。具体方位,没有查到史藉记载,但可以依据史料线索,以及成都古城的位置进行大体的判断。

刘备入川前,授左将军衔,后担任荆州牧;夺取西川之后,又兼任了益州牧。他入川之后呢,当然就住进了原来的益州牧刘璋的“州牧署”(就是现在四川省科技馆那个位置),也没有重新修衙门,就在牧署里头处理军机大事。因为当时左将军的头衔比州牧还要高一蔑片,所以就把州牧署改成了“左将军府”。后来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协助处理刘备的日常事务。

刘备于公元221年称帝,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兼“录尚书事”。刘备采纳了诸葛亮的意见,就没有修建王宫,就以左将军府作为皇城和王宫。“尚书”是皇帝的最高机要秘书,必然在宫内办公,所以诸葛亮担任丞相,却没有修建丞相府。

《蜀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后主刘禅封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侯——是爵位,不是官位,“治事”——就是用丞相的名义发号施令。从这一段史实来看,诸葛亮从打仗开始进四川,整整过了十年才“开府”——也就是才有了自己的丞相府。这时候担任尚书令的,先是刘备临终时任命的李严,李严没在成都住过;刘禅继位之后,诸葛亮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管理宫中事务。这样一来,诸葛亮才离开宫内,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开府治事”了。那么,丞相府在哪里呢?

具体位置史料上虽然没有指明,可是根据封建礼制,相府应该离皇宫不远,并且必须在皇宫之南——面南称臣嘛。所以大致可以推断在御河外面不远,差不多就是现在的人民东路或东西御街这些位置。诸葛亮一生崇尚俭约,丞相府修的也不大,所以他在北伐曹操的时候,“留府长史(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就只留了蒋琬一个人照应府中。由于北伐的军事事务繁忙,诸葛亮很少住在成都。估计那个“益州牧署”也没有修成。

由此可见,诸葛亮在四川14年,前10年在皇宫办公;后4年领兵北伐,回朝议事办公就住在丞相府。就是在蜀期间,也是戎马倥偬,大部分时间都是“貔貅刁斗阵前过,虎帐中军练夜营”——在军营中渡过的哦!

旧蓉城市民日常生活漫记-柴(下)

旧时成都市民烧柴颇有些技艺,所谓“烧根板凳办桌席”。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可以说明用柴之节约。

“欲工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节约的原因之一在于柴灶合理、巧妙。当时的成都市民普遍用的“行灶”——现在早已不存在了。所谓“行灶”,就是可以随处搬动的意思。外面是木制的框架,里面用胶泥敷灶膛,形状有点像一张带柜子的方桌,上方是内圆外方,圆处安锅,方框为木制,就作为锅台,台下方朝外的“柜”开一灶口,里面就是泥敷灶膛,膛内呈“U”字型,打横安一根一尺来长的铁条,用来架柴。

省柴的原因之二是用柴有方。本来本来一灶柴只要三、四根就可以大火熊熊,但却要根据实际用火猛缓、久暂的需要不同,来一个大小兼搭、干湿配合,再辅以竹叶、草把,还可以把一根柴宰成两段来烧。不用大火的如煮腊肉,熬汤之类,就把不冲火的老疙兜柴也用上。这样,既收到了文火细煨的功效,又保持了灶温,还处理了疙兜柴,一举多得。如何不省喃?

除此以外,还有挖掘潜力、利用剩余的措施,算是节约省柴的原因之三:当时每个灶口前总有两样东西,一把吊壶和一个浮炭坛子。吊壶可以利用灶口的火焰余热加温壶中的水,一家人的洗脸、洗脚水就解决了;灶内的红余炭闭在坛子里成为木炭,可以用来烧小火炉,或冬天作手烘笼的用炭,还散尽了火源,避免了火灾事故的发生。勤快的主人还经常刮锅底,说是“给灶王爷开光”,其实就是刮去锅底的烟垢,锅的传热性更好,当然就更省柴了噻。

旧时成都市民,中等以上的人家和一些工厂、作坊、学校等单位,大多是买趸柴——一年之内买一两次,备足全年之用。当时的柴行为了方便用户,还可以代为储存,随用随取,店家呢可以加强资金周转,用户也不愁堆放管理,真是两得其便。一般家户买捆捆柴,现钱交易,是木柴店最欢迎的主顾了。如果连捆捆柴也买不起的,诸如推车、抬轿、下力的人家,就属于“升升米,把把柴”的贫民阶层了,他们是木柴店的长买主:每天一把柴,只有板凳脚粗的三五根,当然再如何省也烧不了一日三餐噻。咋个办呢?穷则思变嘛,早晚背上一只背兜,带把竹扒扒,到路旁、城边林木多的地方,捞些枯枝败叶树丫丫,背回来同“把把柴”一起兼搭着将就烧噻。对于他们来说,找米下锅,比找柴烧要困难多了!

今天柴就说完了,明天说“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