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记忆:初中片忆

                                   --作者蔡应律    

初中片忆(一)

前言

会东中学的出现,是会东这片广袤的、开化较晚的土地上的一件大事。

是这所学校,从最根本处,改善并提升了家乡的文化生态。

我哥和我,是会东中学的早期校友。我哥蔡应福,是会东中学建校时的首届学生,1956年入学,初五九.高六二级。我是会东中学第三届学生,1958年入学,初六一级。

我们是会东中学成立之初最早的受益者,同在一个学校受教育,一起接受现代文明的浸润和洗礼。

是这所学校,让我们有了不同于先辈的人生。

可惜那时懵懂,不记事,很多很珍贵的、应当记下来的东西,没记住,记住了的,倒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好在,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皆活在细节之中;“还原历史”,也只能靠一个个鲜活的细节……

1 简易房 大通铺

当年即有人说,我们这一届学生,是“被大跃进的浪潮赶进校门的”。这话有一半真。

1958年,全国大跃进,教育也要大跃进。大跃进的指标,就是多招收学生。有关方面乃翻山越岭,全县范围内去搜寻那些读完(?)小学便辍学在家的历届学生,并悉数动员出来,与我辈应届小学毕业生一道收入初中。因此我们这个年级,同学间年龄、身高差异极大,上体育课和出操,我这样的“小不点”便总是排在队尾。

由于一时人丁兴旺,又都住校,我们全都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睡大通铺。

睡大通铺的好处是热闹,晚自习一下,各方人马齐聚一处,吵吵嚷嚷,气氛热烈。可以想象,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家庭,与同龄人过吃住在一起的集体生活,又一夜之间升格为“中学生”了,兴奋情绪,需要宣泄嘛。自然,互相干扰,不免矛盾时出,甚至吵嘴打架。回过头看,吵嘴打架也不完全是坏事:学着过集体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训练”;发生在同学间的大多数矛盾和磨擦,都由当事者自己消弥、解决了,只有少数情况需要老师出面处理。

有两桩事情印象深刻。

其一是,我自制了一把“二胡”——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这东西实在简陋,首先是那个琴筒,以一个铁皮罐头瓶子充任,没有蟒皮,卡子就抵在瓶底的铁皮上,可以想见,奏出的乐音是何等尖锐刺耳。但这捞什子刚一做成,实在兴奋不过,杀鸡杀鸭停不下来,又正是午休时间,乃有一高年级同学冲过来朝我跺脚,扬言要将我这宝贝踩扁。我虽多有不甘,却也就此打住,这位同学也没真地下手,扔下两句狠话,然后悻悻离去。这事儿给我的教育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由着性子,得考虑别人的感受,以不给他人带来不便为底线。

另一桩事情发生在熄灯铃响起时节。班上有个同学叫刘代茂(关于他后面还要专门提及),取其谐音,我们都叫他“牛戴帽”,与此相“配套”后面还跟上一句“马穿鞋”。这样的恶作剧刘同学大抵都能忍让。他系“外来人”,父亲是安岳县乡村木匠,1956年由政府征召到会东来参与县城建设,全家随之迁来,小学四年级时插到鱼山小学我们班上,两年后一起升入初中。外来身份加上拙于言表——还加上成绩拔尖,都容易成为我这类捣蛋鬼拿他寻开心的理由。然而这天晚上的玩笑实在是开得太过分了,忍无可忍之下,已经落枕的刘同学猛然拗起身来,抓起床头一个搪瓷盅子,连同满满一盅饭菜及其瓷盅盖子,隔着几个铺位就朝一个同学掷去!那盅子不偏不倚砸在该同学的额头上,血立即就出来了,那伤口上甚至还沾了些搪瓷碎屑,可见出手之狠。发生如许“流血事件”当然要惊动老师了,最后的结果却只能是“各打五十大板”。 刘代茂虽仍难免“牛戴帽”之嫌,“马穿鞋”却也没人再提了。

2 那时候的教育方针
 
那时候的教育方针,叫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它用大字写在学校多处及各个教室的墙上,异常醒目,深入人心。这样的方针明显有违教育规律,因其非科学性和含有太多的功利目标而贻害无穷,其对整个国民教育系统及其各教育要素(教学、教材、学校、师生等等)的扭曲和危害,既是全面的和颠覆性的,又是细微的和影响深远的。学校被随时要求“配合中心工作”,并被随时要求动员全校力量,去完成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政治任务”、“中心工作”。教学秩序被随时打断,教学计划难以实施。课本发在手里,到期末了,差不多还是新的。

我们一进校门便被弄去长新乡“扫盲”。背着背包走路去。一去十天半月。扫什么盲呢?连我们自己还只是多少能认俩字的半文盲呢,到了乡下却被人称作“小教师”,白天下田劳动,夜里教人认字。又听说那地方土匪厉害,水田里蚂蟥又多……好歹“完成任务”回来,实际效果怎样却只有天知道。

之后还到更远的戛吉区去支农。这次时间更长,做到原定时间该返校了,一个通知下来,还要延长,国庆、中秋都在那里度过,熬到回校,个个毛长嘴尖,脱了人形……

支农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左”倾冒进严重摧毁了农村劳动力,秋种秋收,便只好组织学生去突击。学校附近的一些田块甚至干脆由学校包干,负责种植和收割,成果交给公社。

记得上面一度迷信深耕能够增产,乃采取类似于挖壕沟的办法,挖地三尺进行深翻,背工费力又要赶季节、抢进度,只好挑灯夜战,煤汽灯下,如蚁如蝼的“人海战术”,场面很是壮观……我的印象却只是累,人站着就睡着了。这般蛮干的结果,是破坏了地力,最终导致减产。

学校一度实行“一一五制”,即一个星期七天中,一天休息、一天劳动、五天上课。那一天劳动,很多时候是上山找柴。学校烧柴靠师生上山去找。有时却是到热水塘去挑石灰,或者,到堵格、野租去背洋芋和干四季豆,还有就是积肥。

积肥之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山上铲下草皮,再将草皮累积成堆,覆以泥土,任其沤烂发酵,以为肥用。实在是因为需要提高粮食产量,这种明显破坏植被的做法却在当年全国推广。我们这一代,甚至干过采摘山上树叶用脚逐一踩压到谷秧根部以增加地力之类的事情。积肥的另一法,就是在野外去到处捡粪。主要就是牛粪。公社的牛早出晚归吆上山去放养,牛们边吃边屙,那粪留在山上也能肥土的,却需捡回来,让它变出粮食。

有一天班上安排捡粪,我约了同班的一个同学回鲹鱼街去玩,自觉心里有数,一点也不着急。直到玩够了,才背着背篮到下栅子门外的小云盘山顶上去捡粪。印象中这地方时有牛群放牧,想来牛粪很多,却不料反复搜索,也没捡到多少。这牛粪捡回学校是要过秤的。结果,诚惶诚恐回到学校,狠吃一顿批评不说,还得向全班同学做检讨。

但其实每周劳动岂止一天,随时都有很多即时性和突击性的劳动发生,哨子一响,就得离开教室。毕竟学校处于创业初期,而更直接和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经济已被折腾得万般凋敝,物资极度匮乏,国、民都太穷了,很多劳动乃系生产自救之必须。

那个时候,每个班级都有分片负责的蔬菜地,用以生产蔬菜;还有工具房,用以存放锄头、钉耙、粪桶一应农具;有劳动委员,由其思虑并带动全班人的劳动,以便不误农时。譬如烈日炎炎的5月,海椒秧移栽了,天亮就得去浇水,为避免秧子被晒死,还去后山上摘树枝树叶来逐窝地遮蔽。而天黑前还得浇一次水,且须将遮蔽物移开,好让它“扯露水”。做这些事情很耗时,“影响学习”,似乎少有人考虑。

当年有个口号叫“大种南瓜山”,也就是在学校背后的山上广种南瓜以裹腹。南瓜之外,校园里的所有空地都辟来种了蔬菜,种得最多的,则是包包白(即莲花白)和牛皮菜。包包白这东西产量高,当年也没有这么多的病虫害。现在吃包包白只吃心心里头白色的部分,那时是连最外面的灰黑叶子一起吃,没油少盐地煮做一锅而成了黄绿色,吃着既涩口还满嘴猪食味。

还有就是托土基。托土基需要将泥土兑上水、掺进铡成寸许长的干谷草后以脚将它们拌匀、踩绒,然后,用模具铸成一个一个矩形立方块,再晾干,以砌墙用。有时刚上完早操,大冬天的,地上铺着白头霜,泥塘里尚结着冰,人就得站进去和那泥水。这事儿至今想来,犹心里发紧。由于学校建设,土基需求量大,学生可于假期里托些土基以为补充,学校付给报酬。记得某年暑假,我参加一个托土基小组几乎干满一个假期,所得报酬一块五毛钱。系那种半义务性质的勤工俭学。

很多人可能忽略了,当年那样低水平的劳动,竟也出了一件“科研成果”。这成果好像就出在我哥他们班上:是在两株毗邻而植的南瓜和金瓜上动手脚,具体做法是:将两根粗细相当而长势旺盛的南瓜藤和金瓜藤的某个部位各削去一半,然后将削口对齐合拢,包扎固定,即成。因削口有分泌物,很容易就能愈合、长好。这其实是对两种瓜行嫁接术。其结果是,瓜结得大,结得多,长得快,一天一个样,效果非常明显,结出的瓜成了青绿色而在瓜蒂附近带金丝状,既好看,也好吃。

人生在世,发明创造几多难!我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成果,比起“亩产万斤”之类画饼充饥的神话来,实在多了,很奇怪竟没有人总结、推广,留来做种的瓜籽,放在工具房里竟也被老鼠吃了个颗粒不剩。能无憾乎!

当年那种违背科学的教育方针之外,教育思路上,则是照搬苏联的“精英教育”模式,走的是“精英教育”路子。这有现实原因:1949年,政权易手,各方各面的建设人才奇缺,国家亟须一大批各种各类的高级人才,因而着力于从小学到大学这一路径的人才培养,对中专、师范、职校、技校方面的教育则比较忽略。举例来说,大约初二的时候,曾在我们这个年级中挑选了一批成绩、品行各方面的差生去西昌读中师和财校。这样做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降低了未来师资及财经工作者的质量,另一方面,则助长了我辈的“精英意识”——初中毕业填志愿,我竟牛气冲天地填写道:“考得起就读高中,考不起就回家当农民”,对是否愿意读师范、中专之类,一律不予考虑。其实我哪来“家”,在鲹鱼街上我家不是农业户而是工商户,父母过世,我们上学,家就只剩了几间空房,“回家当农民”,谁要你啊。

很多年后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只可惜说是这样说了,却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检讨,至今弊端重重。

(待续)

初中片忆(二)

3 贫穷、饥饿和无所不在的政治

穷,饿,还有政治,是那个时代的标签。这三样东西,严重左右、影响着社会、学校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

先说穷。

那是一种普遍的和深度的穷。学生多穿草鞋,极少有学生穿过袜子。草鞋靠自己上山去扯蓑衣草来打。我们班的王兴钰等一些学生从家里带来了打草鞋的工具,得空就干这营生,且看上去手艺娴熟,可见在家里即训练有素。自己穿而外,有时也拿上街去卖。还有连草鞋也没得穿的,就打赤脚。上面曾强调对学生进行“四红锻炼”,哪“四红”,至今不甚了了,反正那时各种口号层出不穷,一天一个样。只记得大冬天的,天不亮学生就得到公路上去跑步。可怜那路面刚铺上碎石,一个打赤脚的高个子同学跑不快,硬被两个比他更高的同学架着跑,一场“锻炼”下来,那同学的脚上已满是血……

很多学生就只有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并且补疤摞补疤。天冷了无以御寒,一些学生甚至将床上的毡子揭来披在身上。做法是,将长方形的毡子的两条长边往中间对齐了折拢来,然后将中部往起一抬对折,其中的一半就可以套在身上了,颈部卡在中间的折缝里,肩头是标准的方形,另一半,则任其背在身后,既不巴身,还随着走路一跷一打的,看上去颇为滑稽。

穷既是普遍的,便有一个只适合那个时代的说法,叫做“笑脏不笑烂”。这是说,身上衣服脏了,得洗。没有换的,便选个风和日丽的休息日,跑到横滩河边上,把身上的衣服剐下来,洗。多没肥皂,是用皂角或草灰,或甚么都不用,就按在石头上一阵揉,和踩,太脏处就抓把砂砂搓。总之把脏水水挤掉、漂清,就成。洗好了就铺在石包上晒。石包是烫的,两面烘烤,但见袅袅白汽升腾,即便胳肢窝和补疤厚的地方尚湿着,也可焕然一个人样穿回学校了。

顺便提及,横滩河现在叫参鱼河了。但我记得鲹鱼街背后那条河才叫这名字(并且是“鲹”而非“参”),故我给学校五十周年校庆写的歌词中写的是“横滩河畔,鲁南山下”。上世纪五十年代,鲹鱼街的下栅子门头上悬一古老匾额,上书“鳝鱼街”三个字,估计是以街的细长如鳝鱼而得名。又估计因街背后的小河里盛产鲹鱼而在人们的口语中称它为“鲹(音苍)鱼街”。公社化后,鲹鱼街日渐凋敝、萎顿,连下栅子门头上的那块匾牌,也不知去了哪里。由于卫生极差,苍蝇成群,故有人称它为“苍蝇街”。而随着新建县城崛起,现在,人们则愈来愈习惯称它为“老街”了。

我补裢衣服有一手,自己穿的而外,有时还给我哥补。前提是要有大小、颜色、质地都比较合适的块状补疤布。这样的补疤布难寻,只好凑合。我就曾用巴掌大一块土白布补在我的蓝色——当然已经败色得很厉害了——火汗褟的右前襟上,并且这衣服从会东中学一直穿进西昌高中。而所谓“火汗褟”,经细节上的若干改造,已演变成眼下“有文化品味”的国人所追捧的“国服”唐装了。

学校曾组织太极拳表演赛,在县文化馆后面的球场上,要求统一穿白衬衣。我哥好歹借到一件,却烟熏过般一点也不白,且大而不合身,让我在场边上干着急。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每打太极拳总会想到这事。

星期天,我就尾在我哥身后,上山找柴。柴是剔湿的松毛桠枝,挑下山来卖给鲹鱼街上的酿造厂,四毛钱一百斤。我记得我最重的一挑柴有六十二斤,卖了二毛四分钱。

有一回,在上栅子门外的龙井磨好刀,开始爬山,山很陡,我走前面,我哥紧跟在我身后,上一石坎时我握柴刀的右手往后一甩,刀竟砍在我哥额心上。幸而刀尖没有磨快,我哥好像本能地朝后躲了一下,只在他额心上砍出道白色的棱痕……

发生这事,我哥该训我几句的,却没有。我哥对我一向放任,从小到大,我哥重话都没说过我一句;甚至希望你怎样、你应当怎样、你该注意点什么之类的话也没见他说过。这事儿当年不觉怎样,花甲之后来看,不免要欷歔感叹。

我和我哥有段时间没住校,从学校下晚自习后,回到鲹鱼街,已经夜里十点过,我还跟着我哥和李福祥(李是街坊,又是我哥同班同学),沐着皎皎月色,出上栅子门去找过柴。挑回柴来,已是半夜过了,眯一会儿眼睛,鸡叫起床,将柴挑到县城卖了,再奔学校赶早自习。县食品公司我有个干爹在那当炊事员,极不好烧的罗汉松棒棒(所谓“搓搓柴”,相互搓一下才冒点火星),他也收。

星期天不上山找柴便下河钓鱼,反正没什么学习压力,也没别的事情可做。钓鱼是钓红尾巴钢鳅。这种鱼一指来粗,两指来长,尾巴是红的。钓法是,拔一棵沙地蒿枝,将若干鱼虫拴在根须上,杵到没膝深的水里用手稳住,感觉钢鳅来咬鱼虫了,迅速提出水面用筲箕接住,钢鳅嘴巴一松,即落在筲箕里。钓回来,我哥我俩捡小的吃,以补充体内蛋白质,大的则留着,晒干成一包,请家在大桥的同学捎给我姐。我姐大我两岁小我哥一岁,在大桥缝纫铺当学徒。后来知道,我姐并没收到那鱼,问那位同学,伊一阵搪塞,终没说清楚那鱼去了哪里。

当年,政府也发助学金。但由于普遍的穷,助学金有限,落到头上,便成了“毛毛雨”,我每月可得一块五毛的伙食费补助。家庭勉强有一点收入来源的,还轮不到哩。入西昌高中,写助学金申请,我“麻起胆子”填了个四块五毛,结果给我评为七块。当时每月伙食费,月大七块四毛四,月小七块二毛,也就是说,每月需要补交的,是那点零头,直到我哥高中毕业参加工作。论原因,西昌高中是省重点高中,助学金标准可能高一点,西昌学生的家庭条件,恐怕也要好一些,很多不用吃助学金。

说来惭愧,离开会东中学时,我还欠着学校一笔伙食费。尽管,欠费者众,我还是不能一走了之。我哥去见总务主任刘绍训老师,依习惯仍称他刘校长。他是我们读鱼山小学时的校长,后来调到会东中学搞总务。刘校长对我们兄弟俩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说,考取了,就去读,伙食费,等它欠着。

学校这般开恩,我却心里惴惴。令我稍觉宽心的是,我一生爱包谷,爱包谷的一身,爱它的颗粒、它的苗苗、它的杆杆、它的须须、它的棒棒,爱它的生长过程——这一年,我正好在校园内的厕所旁边种有一块包谷,这包谷长势良好且已成熟,我很多时候都在打它的主意,可谓垂涎三尺,但因严格的纪律管着无从下手,这倒好,它可以完好无损地留给母校了。

从刘校长处出来,我哥去了姜州,找亲戚为我筹措路费。能不能借到钱,也没把握。记得那天上午,我和几个赴昌同学,背了各自的行李卷,在学校前面孤零零的长途汽车站前等车。那时每天只有一班车由会理跑会东,我们就等这班车来,并且我哥就在这班车上。车拢,我哥下车替我买好票后,让我把剩下的一点钱揣好,好像也没嘱咐什么,我们就上路了……

再说饿。

那真是饿啊!所谓“整日里睁着双饥饿的眼睛”,或“空着半截肠子上课”。

举个例子。学生食堂曾经失盗,一夜之间有十四碗饭不翼而飞。就都判断,是集体作案而非一人所为。结果呢,出人所料,作案者就一个瘦高个学生,我们班的。他一人将十四碗饭一次偷出来吃了,将碗扔进了学校后面的水库里。十四碗饭就是十四个学生一顿的口粮,你可以不相信他能一次吃完,但能将它藏匿在哪里又分批次去吃?实在不好想象。

那碗系浅浅的土巴碗,炊事员将这些碗摆放在两个人方能抬起的方形木制蒸格里,右手执一固定小盅子撮米,撮一盅,以左手所执竹片刮一下,依次倒入碗内,动作极快。米是花红颜色的老糙米。很快一格笼屉撮好米,然后使一大瓢,逐一掺水。因为那米实在太脏,又没淘过,水一掺进去,泛着泡沫的米灰和谷糠便漂起来一层。饥饿年头,掌握着他人吃饭命脉的炊事员一般都脾气不好少有耐心。那一小盅米很多时候并没舀满,也装模作样刮一下,学生看着却不敢开腔。掺水也极马虎,掺得多,蒸出的那碗饭就稀点看上去也多点。若遇汽汗水滴这一只碗里,则滴汽汗水的这一块玉兰花一般白惨惨地鼓胀起来,吃进嘴里如吃汽汗水全没了饭味——但即便有汽汗水加入,那饭也只有半碗。加上很多碗于蒸屉里并没摆正,歪着侧着,存不住多少水,蒸出的饭更只是歪在碗沿的小半碗,所以那同学可以将十四碗饭摞起来一次偷出。

当年学校日吃二餐,每人每餐可吃老秤(十六进位)六两米。严重缺油的情况下,这点米如何吃得饱!何况,又都正在长身体。又尤其是学生年龄、个头差异很大,大块头的更吃不饱。学校乃出一策:小的每顿省出一两,加给大的。这样,学生吃饭标准便分成了七两、六两、五两三个等级,且做成拇指大的小木牌,涂上不同颜色的油漆,七两的为蓝色,六两的为黄色,五两的为红色,根据年龄、个头大小,每人发给一块固定颜色的牌子,开饭时分别到食堂不同窗口,去换取不同份量的一碗饭吃。吃完饭,洗完碗,再到各自的窗口去,以碗换回牌子,作为下一餐的凭据。我这样的“幺尾巴”,自然吃最少定量,五两,红牌子。姑不论这样的土政策有什么“法理根据”,是否侵犯了我这类小同学的个人权利,但那个时候,小同学们都能服从,也没见谁提出异议,而到了今天,我尤能体会到学校当局为带领学生共渡难关,所付出的那一片苦心。

所不幸者,是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我竟找不到自己的那块红牌,怎么找也找不到。向老师反映也没用。一个萝卜一个坑,网开一面,岂不乱套。只好干饿一顿。问题是,饿过一顿,二顿咋办?幸好,那宝贝牌子在自己左侧衣襟的兜里找到了——它原来就夹在一本小画册里!虽说想到一个疏忽让自己干饿一顿实在冤枉,但当见到它的那一瞬间,我真还是喜极而泣了……

米饭之外,也曾吃过洋芋和四季豆,师生出动去堵格背来的。由食堂煮熟,一人分得一碗半碗。譬如洋芋,个数多,份量少,盖因为那洋芋实在小个,甚至仅手指头大,本地人称“纽子洋芋”,也就是只有纽扣大。也许是地瘦、种劣,长不大;但也许是正待长就等不及而提前挖来吃了。

蒸碗碗饭之外,学生食堂还尝试过蒸盆盆饭。八个人一盆,自愿组合,一旦组合,即固定下来不再变动。八个人蹲在地上,围着那盆饭——其实是浅浅的小半盆。怎样分,可是个问题。我们的做法是,八个人,分两组,这四个对那四个;四个人中再分为两组,这两个对那两个;两个人再分,成了一对一。具体分饭则按三步走:第一步,这四个操刀(多为自备竹片)将饭逢中一分为二后,由另四个选取一半,剩下一半归这四个。第二步,这四个中的两人操刀将半块饭一分为二后,由另二人先行选取。第三步,再由一人操刀将四分之一块平分为二,由另一个选取。操刀与选饭,轮流对调,互不吃亏。不能不承认这办法非常科学,即便饭分不匀,但因为程序正义、公平,且机会均等,谁也没话说,记忆中没发生过一起分饭纠纷,原因也正在这里。

饥饿的人喜欢幻想食物,所谓“精神会餐”,或者叫“打精神牙祭”。这并不是谁有多馋,而是生物体的本能反应,是肚皮在一遍遍提醒中枢神经、同时也提醒你:它还饿着哩。光“精神”不行,也还会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别紧张,可不是去偷去抢,而是花心思去制作用餐工具。这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会餐”。盆盆饭分饭用的竹刀,就是各桌学生自己做的,型制各异且制作精美。连筷子也各不相同,有长有短,有的将它削尖,以便更精细地划拉碗中有限的饭粒;有的在筷身上雕刻花纹;有的在两支筷头上拴一段连线,以便回寝室就将它挂在墙上。还有仿西餐用具有模有样做成叉子的。

更有甚者,有人搜集若干牙膏皮,土法熔化后铸造调羹,也就是汤匙的。也不知是哪个开的头,总之是一时里纷纷效尤,学校后面某一处废弃不用的破房子里,一度成了人头攒动铸造调羹、叉子的手工作坊。

……实在饿不过,很多同学便上山去弄些火草绒绒来做火草馍馍吃。火草是一种灰白色的低矮植物,只能长到几寸高。火草绒绒柔和、绵韧,山民们以火镰撞击火石溅出火星引燃火绒取火,其“火绒”便是这东西。

为改善师生生活,学校想尽了种种办法。大种蔬菜而外,学校办过养猪场,养过由上面一度推行的小球藻,还曾到横滩河里筑鱼坝猎鱼。所谓农、牧、渔业都有涉足,效果虽不理想,也算是尽到自己的努力了。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吃一点、吃饱一点,学校还仿照外地“经验”加工过“火炒米”。也就是将大米煮过又炒,炒过又蒸,使其反复膨胀,变得十分蓬松,“一碗变三碗”,看上去“堆头”大了,吃着却已没了饭味,也不经饱。而更主要的是,反复加工使米的营养大量丧失,食之反而加大了患水肿病的机率。这一“一碗变三碗”而名噪一时的“大跃进经验”,很快便弃之一边了。

这个时候,农村已开始大量死人,到西昌开会回来的老师说,连西昌某中学的体育老师,都已患上水肿病。体育老师的口粮标准高于其他。这是个令人心悸的讯号。学校乃组织全校师生到金家湾子接受“蒸汽治疗”,以防治水肿病。“蒸汽治疗”也算那一时代的一大发明,类似今天的桑拿浴,当然设备异常简陋:一小间密闭如蒸笼的小屋子,下面架着木条,再下面烧口大锅,锅里开水滚沸,人逐一放进去,蒸。

脚下滚水嘶吼,小屋四围密闭,那情景颇为吓人,因为虚弱,人人都很紧张,进去一会就得赶紧出来,晚了怕出人命……

令人宽慰的是,在那长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困难年头,尽管整个会东中学无论学生、老师,人人一脸菜色,个个目光无神,却没有饿死一个人,也没有酿成太大悲剧,算是熬过来了。

最后说政治。

那年头的口号是“政治挂帅”。无论老师学生,稍有不慎即成“反面教材”,就辩论,就斗争。说辩论又不让人申辩,政治帽子一扣,你还不屈服啊?再比方说饿,再饿也不准说饿,不能说吃不饱。说了,便是对粮食政策不满、对社会主义不满。政治实在是太强大了,“政治之手”豪强而粗暴,扭曲了校园应有的宁静,更扭曲了人性。尖锐的哨音不时在校园里响起,跟着便有“全体教师学习喽!”的喊声往复回荡。学习是政治学习非业务学习。学生则被随时集中起来,听政治报告。而报告的内容,无非是讲阶级斗争,讲“又红又专”,讲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如何英明正确,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一磅牛奶,两个面包”的美好前景。报告会后再分班级反复学习、领会和讨论。要求的就是要每个人都能紧跟形势,不要落伍,不要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关于“又红又专”,当年一个著名的说法,似乎引用的是周总理的一次谈话,说一个飞行员,技术再好,倘立场有问题,会把飞机开到敌人方面去;只有政治立场正确、过硬,才能保证不会发生此类事情。所以,政治立场比学习成绩比业务能力重要,政治立场决定一切。云云。
这说法在学生中影响极大,似乎很具说服力。于是力避成绩冒尖,力争政治正确。

不过即便这样,也还不行。为了使这一思想深入人心,上面要求在学生中抓典型,即开展所谓“拔白旗运动”。

这“白旗”别的班级怎样“拔”,已了无印象,我们班,却一下子瞅上了面色苍白体质单薄成绩最好却不善发言,且一有空便钻进校阅览室的学生刘代茂。其“拔”法,就是组织全班有时是全年级学生反复开会,反复批判和讨论,指出其有可能将“飞机”开到敌人方面去的潜在危险性。刘代茂终于经不住这种“修理”,而一度“疯”了——他表情木然,不看任何人,也不吭一句腔,对所有来自各方的批评、教育和“帮助”一概充耳不闻。批判会上他站起来就走,一任数名老师、同学跟在后面,且直端端去了校阅览室,摊开印有列宁图片的画报,反复端详,拒绝释手……如此等等。后来一起考入西昌高中,我跟他离得近了,有一次我问他那次的“疯”,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不置可否。其实,一个人要装疯装得像还真不容易。刘代茂那次,虽不算像,但也可以看出他受到的压力,确实很大,是万不得已的逃避之策。幸好,这场政治旋风没有刮得太久,便偃旗息鼓了。

那时候的人确实单纯,提倡“大公无私”,便觉得自私可耻,不能原谅。班上有个同学,因为有人说他自私,便气得脸白嘴白,认为遭了奇耻大辱,很多天后提起犹出气不匀。

政治无孔不入,谁都怕犯政治错误,人人谨小慎微。举个例子:陈文明老师给我们念中央整社文件《十二条》时,那种战战兢兢、脸上冒着油汗、生怕念错一个字的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之后,整社运动就开始了。我们被赶到鱼山小学去上课,学校让出来开全县五级干部会(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这次整社之狠,不少干部被昼夜吊打,其惨叫声离老远的公路上都能听到……是啊,饿死了那样多的人(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透露,“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之巨,见《南方周末》03年7月10日),得让人出气,还得要有替罪羊嘛。

还有林刚华老师,到西昌一趟后回校,说起西昌某中学,将学校菜地分给学生个人包干种植,收获的蔬菜交到食堂,并由食堂按所交数量发给菜票,认为这做法颇能调动学生的种菜积极性。希望参考这一做法作些改进。不料此说一出,即遭批判,认为是鼓吹单干,开倒车。林老师一度弄去天天挑一担粪桶种菜,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

(待续)


初中片忆(三)

4 搜身记

某日,下午,全校紧急集合。

数百名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七高八矮,依班次在大操场上站成一排。整队。点名。然后要学生们把自己衣兜、裤兜里的物品,点滴无遗地全掏出来,放在各自脚前的地上,等待班主任老师的检查。

这是个漫长的熬人过程。班主任老师不仅要躬下身去,翻检地上的一应零碎东西,必要时还得让学生将一个个衣兜翻出来,查看里面是否有什么残留物。

大操场上的气氛愈来愈紧张了。检查时有斩获;而班主任老师也仍在兢兢业业地一路检查下来,并不时在本子上记点什么。校领导们站在稍远处的高石阶上,掌握着眼前的局面。一些科任老师,则在操场四周逡巡……

我班班长突然提出要上厕所。

我班班长个子很高,比班主任老师还高。班长平时表现不错,深得老师信任,换了别人,是不会允许离开现场的。班长却被允许了。

但班长没有料到,一位科任老师跟在他的后面,也去了厕所。

少顷,这位科任老师跑回来,对着全班同学,兴奋而又神秘地说了一句:“才屙了一的的——尿!”他说的是班长。说时把左手小指拇举在脸前,那声调,那动作,那神态,在我的记忆里至今生动如昨。

按当会东语和普通话标准音,“尿”在这里读“虽”,即名词——小便。它和作动词的尿(溺)读音不同。“一的的”也是会东土话,意为很少的一点。

这位科任老师说,他早就看出,其中有诈,果然就在某墙角后面,目睹了我班班长将一块绿色饭牌,塞在了厕所附近某菜地里的某一棵白菜下面。

事情确实如此。那么,我班班长除自己的蓝色饭牌之外,就还多了一块绿色饭牌。也就是说,他吃着自己的一份口粮和小同学节省给他的每天二两(十六进位老秤)口粮而外,还吃着别的一份口粮……

但他的那块绿色饭牌是哪里来的呢?伪造的?这倒不难。可我当年怎么就没有想到也造一块呢?

这次突袭检查结果,学校有个不公开的统计,据说战果辉煌。比如有个同学,兜里分明揣着三毛钱,却就是不交该学期两毛班费。还有个同学,衣兜底上分明留有某一种糕点的残渣,“欠着食堂饭费却有钱吃零食”。如此等等。

我班班长出了这事,是没法在学校呆下去了,很快办了退学。

不久,国家实行精减压缩,被“大跃进浪潮”赶进校门的大同学们,被一一动员出了学校。热闹的校园一下子冷清下来,见不着那些高大、熟悉的身影,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5 老师们

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中国民间甚至把“天地君亲师”尊为“家神”予以供奉。初中时尽管懵懂,贪玩,甚至惹老师们生气,老师的音容笑貌,却留存于心,至今宛在,甚为感铭。

周龙年老师

上第一堂课,走进教室的老师身材魁伟,衣着整肃,铁青的脸盘上架一副无色眼镜——老师并没有“板起个脸”,此铁青缘于老师的肤色,更缘于我对他的印象,还缘于老师脸上的胡子从来刮得十分干净。

老师走进教室后一言不发,注视全班同学有顷,返身在黑板上赫然写下三个字:周龙年。字写得很大,竖排,“年”字收笔唰一声直穿黑板下缘,洒脱、流畅、有力,然后转过身来,右手一挥,说:“这是我的名字。”

初识周老师,确实很震撼。周老师教过我哥,早在入校前就听我哥说过,没有谁敢跟周老师对视,周老师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太威严,也太犀利了。四十多年后,邻居一女孩外地大学毕业,回西昌教本地大学,很担心上不好第一堂课——尤其是她身个太小,像个中学生,怕“镇不住堂子”。我对她讲了周龙年老师的故事,又说,你粉笔字写得也好,何不——?后来的情形果如我想象的那样,效果出奇地好。

这事儿说明,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对学生产生着影响。这影响有可能延续一代、两代,甚至永远。

我那时捣蛋,路遇一泡稀牛屎,必投石以溅之,不溅完还不罢手。有一回我正致力此一勾当,猛抬头,面前立着个周老师,顿时魂飞魄散……
其实周老师也不轻易批评谁,相反话很少,只是看上去比较严厉,所谓不言而威。

马玉琪老师和许伽老师

当年,会东中学女老师不多,好像就只有这么两位?马玉琪老师年轻,漂亮,活泼,轻盈,教我们地理课。印象中马老师光光的额头上总是充满了阳光,没见她愁过,也没见她发过脾气。地理课很多时候有挂图配合,指着挂图讲解,老师的肢体语言生动多了,便直见马老师将两根细长的辫子往身后一甩。我知道很多同学喜欢地理课是缘于马老师的这一份生动气韵。

许伽老师就不一样了。许伽老师瘦小,枯槁,眼睛高度近视,年龄也大得多,俨然一沧桑老人,其实许伽老师当年也就三十几岁吧?最感念的,是许伽老师为我们改作业之认真;并且,非常惊奇的是,学生作业,字写得再潦草、再烂,她也能辨认。她似乎从不在我们的字迹上计较,但似乎是在我们的作业本上批字最多的人,感觉本子都被她写红了。成年后来体会老师的这一番心血,真是感慨良多。而最令我感佩莫名的地方,还这在于这里:因为穷,我们去捡印刷厂切下来的边角废料当本子用——那时鲹鱼街有家印刷厂,常把切下的废料倒在下栅子门外的垃圾堆上——那通常是尺子般一二指宽的纸条,纸质雪白,一端以胶水粘结成册,一侧切得很齐整,另一侧则宽窄不一。我们用这样的纸条做作业,交上去,许伽老师竟不嫌弃,批改如仪,认真如一,始终如一……

很多年后才知道,我们当年,其实是得到了一颗温软诗心的照耀;而许伽老师,似乎是因为某场政治运动被“发配”到会东的,不免愀然,并且觉得,连许伽老师这样温煦善良的人也不放过的政治,未免荒唐、残忍。许伽老师晚年在都江堰市与数位同好成立有一个“玉垒诗社”,诗社不时出一本小册子,在小册子上见到许伽老师的名字,自感十分亲切。

梅清华老师

梅清华老师幽默、风趣,数学课教得特别好。令人惋叹的是,梅老师历经三次不幸,最后竟不得“善终”。第一次是,有一天傍晚,梅老师躺在校办公室一张马札子(一种躺椅)上休息,一个炸雷,竟把他从椅子上扯起来打翻在地。原来那马札子旁就是电话机,而当年的电话,使用的是茶杯粗的筒状甲乙电池和裸体导线,正是这劳什子把雷电引来,造成了对梅老师的伤害。所幸抢救即时,并无大碍。第二次,是梅老师下乡支农,住在农户楼上,夜间起夜,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而受重伤。第三次劫难,梅老师竟撒手西去了。这次是吃川乌草乌中毒。川乌草乌乃剧毒草药,但经过连续十六个小时异常独特又严格的煎制程序与猪肉一道炖出来后,虽然味道极苦,食之却有强身健体、增强免疫力的效用。梅老师这次所食,大约程序上出了问题,何其令人哀痛!不过此时我已离开会东到西昌高中,因对梅老师特别敬重,一有机会,便要问起,梅老师后面遭遇的这两次劫难,就都是听说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确切。

李载阳老师

李载阳老师曾给我们上过一堂让我终生难忘的政治课。他走进教室,将两棵白菜放在讲桌上,一棵是嫩汪汪的小白菜秧,另一棵,则因为“冲苔”而变成了毛线签一般细长的菜秆且显然已经开始枯败。李载阳老师拿这两棵植物讲辩证法,以前者比喻新生事物,并以后者比喻腐朽事物,形象又直观。李老师为讲好这堂课显然做过精心准备。这是一堂公开课,校领导在教室后排靠墙坐着呢。此后一段时间,李老师似乎很“红”,在积极争取入党,看上去是马玉琪老师的众多追求者中最具实力的一个。有天傍晚,在操场上,老师们轻松地开着玩笑。在别的老师起哄下李载阳老师突然去抱马玉琪老师的腿,此景被喜欢摄影的林刚华老师一下抓入相机,并因此而在校园里传为笑谈。然而,一夜之间,不知什么原因,李老师像是犯了什么大错,声名一落千丈,数日闭门不出,再见到他时,精神十分萎靡,双眼红肿畏葸,宛若换了个人。

老师群中这样剧烈的“惊变”常使我们惊骇不已又错愕不置,细想那年头,无非政治原因,或所谓生活作风原因。但一个人的命运,如此大起又大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坏尽然仅那一念之想?我辈尽管幼稚,也觉总归不太正常。

邓生富老师

按规定,我们其实是不能称他为“老师”的,我们喊他“邓先生”,以示跟其他老师相区别。原因是,邓老师头上戴着顶“右派”帽子。

这真是一个侮辱人的规定。不是根据学识、能力,而是根据某种荒唐的政治标准把老师划分为“正册中人”“另册中人”,这不仅对老师的精神是一种撕裂,对学生的精神,也是一种撕裂。毛主席要知识分子“夹起尾巴做人”,邓老师就更应当夹起尾巴过日子了。但一个“夹起尾巴”的人怎样登台授课呢?至今觉得难以想象。

邓老师看上去又瘦又小,身子异常单薄,战战兢兢,终年穿一件不变的老蓝布中山装,教我们语文,课堂上下,觉得他失血的薄嘴唇随时都在颤抖。回想起来,对于出现于老师群中的这么一个被叫做“先生”的“政治异教徒”,我们除了同情和感觉异样之外,并没有什么不恭的举动,这使我在写到邓老师时,灵魂稍觉安慰。

侯校长

校长在我少年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侯校长因是女性,丈夫又是县委组织部长,这在我看来是很大的官了,因而崇高之外还多了一层神秘。

侯校长又白又胖,其福泰相常令我联想到“国母”宋庆龄。但侯校长的身体似乎并不怎么好,也比较娇气,说话绵软。侯校长不大出现在我们面前,似乎是怕风吹,怕晒太阳,出现时总见她皱着眉头,撑着病体。

侯校长蹙着眉头很认真的给我们讲过几堂全校性的大课,讲“三面红旗”,讲“一大二公”,讲“战胜困难”。印象中尤其是“一大二公”讲得多,天气燠热,内容枯燥,却一条一款写满了一黑板又一黑板,要我们做很多笔记。

是的,就个人说,因为父母去世早(在我几岁时父母即殁于鲹鱼街上一场短暂的伤寒疫情),一位“国母”模样的女校长,会让我在精神上感到依恋和温暖——尽管,作为一个太阳,对于我她过于眩目,也过于遥远,且在客观上未必能给我个人以多少实际的照耀。

张有光老师

张有光老师没教过我,却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张有光老师是我哥的班主任。我哥高我两个年级,形象点说,我这是跟在他后面两步远的地方,亦步亦趋,朝前面赶。我哥及他们班上的一切——他的老师,同学,甚至他学过的课程、课本,在我眼里都显得神秘,且都对我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我哥曾给我讲,大炼钢铁时清早起来没水洗脸,大伙便站到树下去,抱着树子仰脸一摇,落得一脸的露水再双手一抹,就算把脸洗了。这事当年听着有趣,后来想起却很心酸。还有,我哥班上有个刘顺才,人称“刘老笨”,老街人。其实他一点也不笨,还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哩,使一支烙铁,下课就鼓捣他的一堆电子元件,要造台收音机。有一夜弄了个通宵,到天快亮时,耳机里终于传来了隐约的广播信号,很了不起。我哥喜欢朝我讲他们班上的事情,讲得最多的,是张有光老师。我哥讲过的一些事情,连他自己都忘记了,我还记得。譬如,张有光老师朴素至极,一年里很多时候跟学生一样,穿草鞋。张老师曾经对我哥他们说过,一个人有了棉衣再有毛衣,就是浪费。这话现在听来突兀而不可思意,但在苏联人笑我们三个人才有一条裤子穿(每人每年发1尺8寸布票,三个人的凑拢才能做一条裤子)的穷过渡年头,这话却有它的合理性。那时候无论校内校外,也无论大人孩子,很多人一年到头,不分四季,只有一身衣裳,即民间所说“叫化子开米店——只有这一升(身)”。

最直观的是,张老师眼睛近视,却拒绝戴眼镜。这很了不得。当年会东,戴眼镜的人少,凡戴有眼镜的人,我都十分佩服,哪怕他戴平光眼镜。张老师有理由戴眼镜却不戴,宁肯很吃力地眯缝起眼睛看人,这就很不简单。

什么时候都激情澎湃的张有光老师很对我口味。讲好恶,我一辈子不喜欢“温吞水”和只冒烟不冒火的所谓“老湿柴”性格。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溜到我哥的教室外面,去看张老师讲课和主持班会的风采。张老师讲话,形象,生动,犀利,雄辩,抑扬顿挫,一针见血,辅之以大幅度的肢体动作,而抓心、抓人。

有一次学生食堂打牙祭,也就是说要吃肉了,这可是桩大事情,学生会须派人去帮厨。谁都明白,帮厨是假,监督原本有限却人人垂涎的那点肉分配不公或暗中流失是真。我哥他们班的班长是校学生会主席,这是个已经有了家小的成熟男人,一表人才,做事稳重,深得学校各方信任。这次是由他去帮厨。谁也没有想到,一念之差,他会偷食堂的油。是使一搪瓷盅子,油装在下面,上面盖些米汤。事情败露后,嫉恶如仇、于道德上要求很高的张有光老师在班会上批评这个学生:站在妻子面前,是堂堂的丈夫了,站在孩子面前,是堂堂的父亲了,还、在、当“偷油婆”!可以想见,出了这事,这位学生脸面全无,不久就辍学了。

现在想来,共产党员在那个时代还是颇有威信的。老师中我知道的党员有两个,一个是张有光老师,另一个是饶大华老师。张老师激情似火,饶老师稳重如山,二位老师既是昔日同学,又都对己要求十分严格,处处显示出道德楷模的样子。我还听我哥说,张老师曾对他们讲过,张、饶二位老师读书时,曾有过于大雪封山的天气里打着赤脚去学校上课的经历。你看,仅仅由我哥以一句话转述的这么一件事情,也让我铭记至今。我意识里甚至无数次地出现过,漫天风雪的野地里,两个光脚打杆的黑瘦孩子相扶着艰难前行的动人画面……

想不到的是,初中三年,跟张老师唯一一次接触,竟是向他借钱。我因患腮腺炎,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寸耳癀”,腮脖处烧乎乎地肿得很厉害,再不收拾,就灌脓需要开刀了。然而无钱就医。我去找我的班主任老师借钱。班主任老师说,班上哪里有钱?很多人的班费都还没交哩。我想对他解释,我不是向班上借,是向您借,却又实在说不出口,并且看出来老师他不是真的听错,便不再说什么。我转而去找我哥。我哥便带我去找他的班主任张有光老师。记得那是晚饭后,张老师正在伏案写着什么,抬头车身,听明白是找他借钱,哗一声拉开抽屉,找出张叁元面额的纸币,就递给了我们。

“快去医院!”张老师说。

叁元面额的纸币当年才有,后来取消了。

因是一生中第一次使用青霉素,一针下去,效果立显,到走出医院大门时,肿胀的腮脖处竟觉得蔫了许多,烧灼感亦明显淡下去了。

欠张老师的三元钱,是拖到放暑假,我们两弟兄上山去找柴卖了,才还上的。

没想到数年后,在西昌高中后面的古城墙上,我跟张有光老师有过一次十分意外的会面。

高考在即,这天清晨,我在城墙上复习功课。抬头间,有光老师踏着草上露水走来了。我至今想不明白,会在这里遇见他,并且这样早。他好像只是打这里经过并且头晚就住在一墙之隔的民干校里。我迎上前去,唤了声“张老师”。有光老师站下,微侧了头看我有顷,然后问我毕业后作何打算。

后来明白,张老师这样问其实是有所指的。这就是刘代茂我俩因为“友谊社”事件(此事件后面即将讲到),事实上已经没有可能跨入大学校门了。我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却又不愿放弃努力,至少不愿因学业不行而被关在大学校门外。也就是说,对毕业即辍学,我还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我说,能升学就去读,不能升学,就下乡去当农民,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此时此地对张老师说这话,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因“友谊社”事件而经受的种种歧视和打击,让我对校园生活一度产生了厌倦,我向往田野上自由的风,此其一。其二,半年前,我曾热血沸腾地参与迎接成都市首批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不能升学即循此路去的念头,那会儿就有了的。听我这样说,有光老师似乎舒出来一口气,且以他一惯的剀切口气说:对!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再次见到张有光老师,是在某一年全西昌专区的团代会上。这个时候,我已到安宁河边当了七八年农民,又到国营西昌专区第一砖瓦厂当工人也已经两三年了。那次团代会规模颇大,由各县代表团组成,我属地级单位代表团。有光老师任会东代表团团长兼领队。整个会期,会东代表团似乎特别耀眼,特别精神。在这里,我再一次地领略了张有光老师的风采,真是太具魅力了……会后,我请张老师到西昌南街49号我岳父家的老屋小酌。

隔一小几,面对面坐着,我说起有光老师脚上曾经的草鞋,说起有光老师“著名”的毛衣棉袄论,内心的崇仰之情难以言表。却未料,有光老师大手一挥,让我别再说了,他对以往的一切,似乎大有悔意而持明显的否定态度。这让我非常吃惊,且有某种长期矗立于心里的偶像轰然倒塌的错愕与不适……

其后才知道,有光老师后来去了县委,且以他走到哪里也是一团火的性格,“文革”中吃了太多太多的苦头——老师身上的这种变化,以及再后来之倾力建庙,一心向佛,或许皆与此有关吧。

是的,张有光老师的每一次“华丽转身”,都可能引起我心灵的某种震动,尽管我们咫尺天涯,从没有过联系。

我想说的是,老师就是老师。老师对后学的影响,往往异乎寻常。这种影响,老师本身未必察觉和认可,客观上却是一个广泛而又现实的存在。就这个意义上说,老师的素质(品格和心智)怎样,对一个国家、民族,实在是关系重大。日本人通过各种政策将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教师群里来的做法,何其高明!这是从根子上、从骨子里铸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未来。可惜我们至今没能明白这一点而热衷于什么“形象工程”,上上下下苦心孤意忙的,是“展示”什么,这既令我百思不解,又令我深深忧虑。

(待续)


初中片忆(四)

6 刘代茂和“友谊社”事件

关于后来发生在刘代茂和我两人身上的事情,写还是不写,我曾有过数日的踌蹰。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事说来实在活长,也过于沉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事与本书主旨、与初中母校似乎有关,却又无关。后来决定还是写它,则是因为觉得,这毕竟是震动当年西昌专区教育界——当然也包括母校会东中学——的一个事件,四十五年过去,我本人作为当事人之一,或该对它有个交待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悲剧。这悲剧既是刘代茂本人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而刘代茂,作为这一悲剧事件的核心主角,一颗看上去原本可能有大作为的少年之星,终而至于日渐暗淡并寂灭难寻了……

——这样吧,由于话题过于沉重,不妨先扯扯闲篇。

近读流沙河新出《含笑录》一书,内有《并趾与歧指》一文,是讲《庄子.骈拇》篇的。沙河先生对庄子此文推崇备至,说它堪称个性至上者的宣言,且直捣儒家老招牌——仁义礼乐。两千多年前的这篇奇文,开篇从“骈拇”、“枝指”说起。脚趾畸形,如大趾二趾并一趾的,即为“骈拇”,也就是并趾;手指畸形,如大指前端分开成二指,即是“枝指”,也叫“歧指”。并趾歧指,世俗多以异类视之,嘴虽不言而心存疑焉。刘代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并趾”,不过不是大趾二趾并一起,而是右脚(或者左脚?)第二趾的前端分蘖成两趾,却又没有分开而成了铲状。庄子说,此自然也,非过失也,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老先生这是在为个性争取存在的权利哩,“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认为儒家以仁义礼乐为规范,要求整齐划一,是违反自然的。

可怜我辈并不如两千多年前的这位老先生更懂得尊重人,对刘代茂之“并趾”,就曾视为“异类”而取笑过。

我甚至不知道,“非我族类”的刘代茂之遭“拔白旗”,是否与此有关。

刘代茂小学六年级即开始自学哲学,尽管仅限于最初等的名词解释之类,但如此“早慧”,亦属罕见。据他自己说,当他于阅读中知道恩格斯三十岁时已精通二十几种语言之后,既非常震惊也非常钦佩,立志于自己四十岁时要精通四十种语言。我认为,能不能成是一回事,能有这种想法,也不简单。我们初中学英语,入西昌高中后改学俄语,代茂双语并学,并一直与初中教英语的李定与老师保持英语通信。到1962年,全国性的三年大饥馑开始过去,受形势鼓舞,刘代茂我俩觉得该为社会作点贡献——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踏出学校后才能为社会作贡献?从何着手呢?我们想到了农村“五风”。出于对农村“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打骂风、命令风、瞎指挥生产风)的痛恨,却幼稚地认为,是下面的人在乱整,党中央和毛主席并不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检查省以下各级领导的工作,直接向党中央报告”。现在看来,这想法是多么的可笑。但当时却不这样认为,相反自我感觉神圣得不得了——起眼一看身边同学,觉得他们啥也不懂,我们却在为国家操着这么大的心了!怎么“检查”呢?于是想到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友谊社”,还要有什么“纲领”、“组织法”,以及“中枢委员会”什么的。甚至编造出“九月柳林会议记要”(柳林是北方靠近铁路的一个小城,地图上找的),及“友谊社”某负责人“答记者问”之类。我们睡集体宿舍上铺,课余时间就趴在铺上写各种“文件”。又频繁发信给会东初中时的两个在我们看来十分优秀的同学王祥和杨光寿,“发展”他们,要他们注意发展人并搞台油印机。我们秘密干着这一切是因为觉得“检查省以下各级领导的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再说想要做出点成绩后才让别人知道,还担心老早让人知道结果却什么也没干成遭人耻笑,却没想到这是在玩火,在从事一场多么危险的游戏……

数年后在西昌农专见到王祥,后来又在川师和他住过几天,他告诉我,其实收到我们的第一封信,他即给了时任会东县文教科长的他父亲。一个“秘密组织”,“把子”又扯得很大,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年头,王父深感事情重大,便报告了县委书记,此信乃顺理成章到了公安机关手里,此后的通信,则完全按照公安方面的安排,意图套取我们的“情报”。但王祥说,他并不乐于这样,他在信中某处反常地用了“披露”一词,以期我们能够从中看出端倪。我们哪里有这眼光,自是懵然不觉。其实就代茂我俩利用课余那点时间一阵瞎鼓捣,哪来什么“情报”。很快,“三分钟热情”一过,连我自己也蔫气了。加上分散了学习精力,而我每期成绩单都要寄给我哥过目的,当期成绩下降,令我自责和不安,对“友谊社”一事便显消极。代茂拿我没辙,独脚戏唱不下去,终于宣告此一实验失败。我俩乃选了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上午,去到李俊刚校长寝室,将“友谊社”一事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讲给校长,并上交了所有“文件”,希望就此丢开这事,一身轻松地回到学业中来。

我们不会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只能依其“时代逻辑”向前运动,而作为始作俑者的我们、学校、甚至公安机关,都只能循此逻辑而行了。我俩很快被隔离,反复的审问、批斗和写材料,并由此而理出来一条“线索”:刘代茂因入不了团而心怀不满,而“受个别落后教师唆使”(指李定与老师,李老师好像是民盟盟员?)而意图新建一个“民主党派”,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平分秋色”,“想要人大席位”、“想要文化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最后是西昌专区公安处报经省公安厅批复的结论:刘、蔡二人“组织‘友谊社’落后小集团,从事落后活动”,“发展下去有可能走上反革命道路或被反革命所利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期末我因屈辱不公的劳动成绩而与班主任老师发生激烈冲突后,我的学期通知书上,所有四个“落后”字眼全变成了“反动”,且在修改处盖上了“校对”二字的红色方章。

之后是在校园内贴“友谊社”事件的处理牌告和对我们的处分:刘代茂开除留校察看一年,我是严重警告。

我俩“准予毕业”,但升大学的机会由此丧失;我们的命运,也由此而急转直下……

为我们平反,则已经是18年后的1981年7月。

西昌高中,我们的另一个母校!尽管她是我们人生苦旅中的“滑铁卢”和伤心地,但她更是我们莘莘学子少年儿郎立报国志、增济世才的地方。那样浓厚的学习风气,那样严明的组织纪律,那样昂杨的精神风貌,那样奋发的群体意识。听校长那纵横捭阖极富鼓动性的政治报告,每每令我们热血沸腾,并抽直了身板……是的,她培养、教育了我们,但同时也惩罚了我们——学校是那样殷殷切切地唤醒着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当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如此猛烈的形式又如此不合时宜地展现在她面前时,她,委实被吓坏了!能不教人心里油煎醋滚,百味杂陈……

这次母校会东中学征集校友回忆文字,却没能跟代茂联系上,我乃将他后来的情况粗略记述如次:

1964年9月刘代茂回到家乡农村,即组织青年学毛著,搞改土,破除农村封建迷信,和向灾区捐款。是年底,当地人武部门便推荐他入了空军,在福建军区服役。很快入党,提拔,并在解放军报、福建日报发表文章。倘照此发展下去,说不准百年之后,会有人把他回乡那几个月的作为,称为是他的“初期革命活动”的。当然这是在开玩笑了。之所以要开这样的玩笑,是因为,接下来的话题,就不那么轻松了。这就是,原西昌高中的一位“革命同学”,获悉刘代茂已“混入”军队,且是空军,又在福建前线,深感问题严重,立即飞函部队,揭发其“反革命”身份。代茂就此复员回到了原籍种田。而他的妹妹,一个全县有名的高材生,就此失学在家;他的母亲,则就此精神失常。“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代茂报考新闻研究生,连考两年未中,第三年,因超龄而被卡在了门槛外面。1982年秋,我于省作协讲习班学习结束专程去安岳县乡下看他,他一家四口住着石板房子,所谓家徒四壁,他本人却在反复向中央写信,称“建三北防护林”、“南水北调”、“全国建四十个大庆”之类脱离了当年实际,使不得……后来一家人的情况是,种蚕桑遭哄抢他被打伤(桑叶也有人哄抢!)开个小卖部则被赊欠而拖垮——他哪是做生意的料!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拖着自己年过半百之身,举家迁往贵州安顺,投靠外出打工的妻弟。去安顺后的最初两年我们还有电话和书信往来,后来就断了,近日打电话去,接电话的已不姓刘,询问代茂一家去向,也说不知……

后来知道,公元1962年前后,中国大陆曾掀起一波“结社热”。为什么呢?代茂曾建议中国社科院就此问题做个课题研究,可惜没有人理这个喳。而按照“左先生”们的说法则是,“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内阶级敌人蠢蠢欲动”之类。真相怎样,后人也许能给出答案。我呢,我没法不深感惋惜,为我的一个颇具才气和抱负的同学,最终竟沦落到了这步田地。

7 初六一级毕业

图:1961年初中毕业标准像

初六一级毕业后的中考为全西昌专区统考。那阵仗可谓严肃,教室里有监考老师外,教室外的四个房角也站有岗哨。印象中考题却并不很难。

考试出来,我哥选了几道容易出错的题跟我核对答案,见都没做错,不免喜形于色。

想想也是,我这人少小顽劣,混帐到初三,才开始晓得努力,幸而为时不算太晚。

统考下来,会东中学成绩不俗,一举有八个学生考入省重点高中——西昌高中。这八个学生是:程治宇、陈朝聪、彭昌文、肖才英、肖才智、刘代茂、李祖学(?)和我。

这次统考,是对母校办学五年来教学成果的一个检验。成绩超过预期,算是一种突破,学校为此大庆三天。

当然,“大庆三天”只是当时的一个说法,事实没有这么夸张,无非全校上下喜气洋洋,且狠狠吃了一回肉。另外就是,老师们连着举办了几场跳舞晚会,晚会结束,地上瓜子壳壳铺了一层。而那瓜子(向日葵)原也是学校自产的。

考入西昌高中的八个学生,末了只有七个赴昌就读,彭昌文因为家庭原因留下了。但即使赴昌就读的七个,也没有全都读到高中毕业,陈朝聪等,读到中途,实在难以坚持,而提前离校了。

8 感谢母校

最后,想要留点笔墨,叙说一下我的一件比较难以启齿的事情。

我自小尿床,直到初中毕业。

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上一个同学偶然尿了一次床,第二天他当小学老师的妈妈立即领他去看医生,直让我羡慕死了。所谓“有妈的孩子是块宝,无妈的孩子像根草”。

后来知道,尿床确实是一种病。而生病无所谓耻辱,因为这不是我的错,我患的不是什么“花柳病”。但尿床又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可以拿出来“晒晒”的事情。

不能“晒”,就只能让它捂着。这其中的苦楚,就只有我自己,才知道了……

大通铺时代结束,改睡高低床,上下铺。我死活要睡上铺,好遮掩呀。

好遮掩,却又怕尿湿了睡下铺的同学……

但最怕的是检查卫生……

倒回去看,我都不知道是怎样对付过来的。

但有一点:学校、老师、同学,都没有为难过我。甚至,没让我有过哪怕一次尴尬,或者难堪。这正是我要在这里特别提及、并特别觉得需要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的地方。

并且说来也怪,初中毕业入西昌高中,我的尿床毛病,竟不治而愈,被人拿掉般突然就好了。

告别故土,负笈他乡,某夜,我曾那样强烈地思念起初中母校,思念起她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础;甚至思念起某一次在教室外的某处阶沿上拌了一跤。眼泪紧随而出,止不住地顺眼角奔涌流淌,濡湿了枕头……我多想在那阶沿上再拌一跤,以便让自己灼热的身子,再一次地,紧贴一回那片土地!

1958年到1961年,我们这届学生的初中三年,以及此前的1957年和此后的“文革”十年,等等,是中国当代史上的“痛年”和非常年份。非常年份只能用非常文字来记述。当然不是指技巧、手法,而是指所记述的社会内容。其特点就是,狂热表象下的阴冷和非理性。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记录这些东西,也仍然感觉心里沉重。

没法,历史就是这样,记述历史的文字,便也只能这样了。

只希望别的校友和老师在记述别的年份时,字里行间,充溢着多一点的温暖和阳光。

2008年4月1日-5月26日于邛海之滨

(初中片忆续完)

永远的母校

——在会东中学五十年校庆上的发言(06-11-11)

母校是学生永远的母校。

学生是母校永远的学生。

尽管数十载天各一方。哪怕几十年音讯阻隔。母校一声召唤,我们就会奔她而来。

我哥哥是会东中学建校时的首届学生,1956年入学,初五九级。我是会东中学第三届学生,1958年入学,初六一级。

我们是会东中学成立之初,最早的受益者,同在一个学校受教育,一起接受现代文明的浸润和洗礼。

兄弟二人皆住校,学校犹如家。

在我们几岁的时候,父母就去逝了,没有这所中学,很有可能,我们只能读到小学毕业。而事实上,我哥哥在这个校园里,读完初中升高中,高中毕业参加了工作;我则于初中毕业后考入西昌高中,并从此离开家乡,迈出了人生中具决定意义的一步……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学校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每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人进步的阶梯。

我想说的是,从我哥进校的第二年起,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已开始脱出正常轨道,并开始向不可知的危险境地一步步滑去。国运不昌,则学校教育亦受影响,教学秩序、教学计划被随时打断。大炼钢铁,支农,扫盲,一去一月半月,人人破衣烂衫,个个饥肠辘辘。即便这样,老师们仍能尽职尽责,倾力教学,并与学生一道,共渡难关。老师们带我们上山找柴,带我们去热水塘挑石灰,带我们去去野租、堵格挑洋芋和四季豆……几乎可以说,啼饥号寒的学生们,其实是在学校、老师们的“卵翼”下,渡过那段岁月的。

我还想说的是,中学时代,是人一生中立报国志、增济世才的重要阶段。我们因为能够进入这样一所中学学习和生活,从而渡过了我们一生中极重要的几个年头,而深以为幸,也深以为荣。

业精为师,德高为范。正是一些老师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立身于世,既为改善我们立身的这个世界,尽一份力,也为人类自身的完善,提供我们的判断和思考。

母校,是我们人生精神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地。

一如人身上的脐带,脐带断了,血脉犹存。

地老天荒,心不会走远。

岁月无痕,血却是热的。

谢谢母校!

谢谢大家!

初六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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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胜县中心镇:“敲砂罐”

“敲砂罐”

--作者:杨霞丹

我在四川武胜县中心镇长大。青少年时代,亲眼目睹了四次“敲砂罐”的过程。武胜的方言,把人的脑袋叫“砂罐”,“敲砂罐”就是“杀头”。

第一次:“砰”的一声大响,我眼前一黑……

小时候,特别怕“死”,怕“鬼”。听到谁家死了人,就吓得不敢从“死了人”的街上走。远远看见木匠铺里“装死人”的棺材,腿肚子就打颤颤。

大概是1955年前后,我才七、八岁。有一天,听院子里的大人们摆龙门阵,说镇上要“敲砂罐”了。据说要被“敲”的是一个“历史反革命”,解放前屠杀了很多“岳(岳池县)武(武胜县)起义”的游击队员,还在重庆渣滓洞屠杀了很多共产党。解放后在农村躲藏了好几年,最近被政府抓住。

大人们说的话我似懂非懂,但看她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眼眨眉毛动的样子,就像在说过年看大戏一样的兴奋。我没有看见过真枪,更没有看见过“敲砂罐”,便央求妈妈带我去看稀奇。她答应了。

那时我不懂什么是“历史”,更不懂什么叫“历史反革命”,只晓得世界上有“好人”和“坏蛋”。那个要被“敲砂罐”的坏蛋,据说杀了那么多好人,他一定长得像“鬼”一样可怕。想到我将亲眼看见“鬼”一样的“坏蛋”被枪打死,心里也莫名兴奋起来,兴奋之中还夹杂有几分害怕。

那一天终于到了。小镇上的大人们,很早就出城,走两里多路,到西门官山上的中学集合。

那里黑压压地站了半操场的人。有的大人手上还举着写有标语的小三角纸旗旗,纸旗的颜色有绿的有黄的有白的。操场边上,有一些腰杆上栓着皮带、背着长枪的人走来走去。我听大人们说,“官山”就是祖祖辈辈集中埋死人的地方。西门官山是连成一片的几座小山坡,到处都是坟堆堆,有的坟上长满了青草,有的坟上垒起的土还是新鲜的。

“敲砂罐”之前要开公判大会。又瘦又小的我站在大人堆里,才他们一半高,看不见开会的台子,也听不清台子上的人说什么,更不敢一个人走出队伍上前去看。听见周围的大人小声地说:“快看!快看!五花大绑的,押上去了!”个子矮的大人就踮起脚尖尖伸长颈子往前看。“听听,法官宣判了!”“要插标子了!” ……我心里紧张得咚咚咚地跳,全身发抖,紧紧拉着我妈的手不敢松开。我妈悄悄骂我:“怕什么怕?又不是敲你!喊你莫来你偏要跟倒来!”

有人拿着铁皮广播筒筒大声地吼:“把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康某押赴刑场,立即执行!”周围的大人们也举起三角旗旗高喊口号,震得我耳朵里轰轰轰地响。有人叫“枪响了!”“砰”的一声大响,我眼前一黑,就啥子都不晓得了。

也不知道过了好久,也许只是一小会儿,我睁开眼睛一看,斜躺在我妈怀里。我妈的大拇指甲重重地掐着我的上嘴皮。好多年以后我才晓得,妈掐的那个地方叫“人中”。站在我妈面前的几个婆婆七嘴八舌地说:“看这个妹崽儿这么丁点大,只怕是有心脏病哟!你看她都遭吓傻了,脸上卡白,嘴皮子上点血色都没得……”

会场上的人,早都跑到官山的一个大土坑边去看被敲了“砂罐”的死人去了。看够了的就一群一伙地回家。等我精神好一点了,妈就拉着我跟在婆婆们的后面慢吞慢吞地往那边走。

还隔老远,一股血腥味随风飘过来,臭得人想呕吐。婆婆们拿手绢捂住鼻子,一边叫嚷“天呐!血腥臭熏死人了哟!熏死人了哟!”一边“呸!呸!呸!”地吐口水。妈不敢带我走近去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死人,极想看死了的人像个什么样子,又害怕看,特别怕看死人的脸 ,生怕万一那个坏蛋没有被打死,他又爬起来怎么办?

我躲在我妈身后,探出头来,远远地望见土坑坑里,一个穿黑衣服黑裤子的人像头死猪一样侧趴着,后脑勺被打得稀烂,周围的黄泥巴土上是白花花的脑髓和红殷殷的血,死人背后那块长长的、黑字上打了红叉叉的尖脑壳纸牌牌上也糊着血和脑髓。还有几个胆子大的男娃儿拣起石子瓦片去砸那个死人。 (我读中学后才发现,我们女生宿舍“卓娅楼” 就在敲砂罐那个土坑坑的侧边。)   
                       
回家的路上,我听见有个老汉儿说:“嘿!哪个龟儿子脚杆长,才跑得快哟,就把捆死人的棕索索解起走了。”又有个老汉儿接口道:“哪个喊你不跑快点嘛?敲砂罐的棕索索拿回去牵猪儿,猪儿格外肯吃,要长得肥冬冬的哟!”

我可能真的被吓傻了,回到家一想起那浓臭的血腥味就吃不下饭,几个晚上都梦见血糊糊的“鬼”,被吓得惊乍乍地叫唤。我爸埋怨我妈不该带我去看“敲砂罐”。而大人们说的“只怕有心脏病”的话则在我的小心眼里留下了浓黑浓黑的阴影。

第二次:他突然一边挣扎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起来

几年过后,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在同一个地方,又“敲”了一个姓彭的教书匠的“砂罐”。

那天, 参加公判会的有好多中小学的老师和一些中学生。我长大了几岁,读中学了,个子长高了,胆子也大了一点点。有了第一次看“敲砂罐”却没有看清楚的经历,这次就特别站在离台子较近的地方,可以看清楚犯人惨白惨白的脸。

这个姓彭的是中心镇河对面一个农村小学的教师,犯的是强奸女学生罪,手段特别恶毒残忍。法官宣读的彭犯罪行激起了公愤,台下响起一阵阵愤怒的口号声和叫骂声,我看见几个婆婆大娘叫骂得唾沫横飞。

公判大会的过程和我小时候经历的差不多。使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当站在审判台子边被五花大绑着的彭犯被插“标子”时,他突然一边挣扎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起来:“×××!我在鬼门关等你!”扭着他胳臂的一个兵急忙用毛巾堵他的嘴。可是,这句话很多人都听到了。彭犯还在拼命挣扎。那几个高高大大的兵像拖死猪一样拖着他往山坡上一路急跑,很快,大家就听见了枪声。

我没有听清楚彭犯喊的那个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喊的是哪个。后来我从了解内情的老师们私下里议论的情况猜测,他喊的大概是他们学校校长的名字。彭犯肯定认为是校长检举揭发了他。怀着好奇心,我就特别注意去“认”那个校长。

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数十张揭发“校长”的大字报中,也列有一条“强奸女学生”的罪状。有一天我看见“校长”阴沉着脸看揭发他的大字报,看完了吓得脸青面黑,埋着头像一条丧家犬惊惊惶惶地溜走了。后来“校长”被群众批斗了几次,就过关了,并没有被公安局抓去。看来大字报上揭发的那条罪状查无实据。

现在回过头去想,教师队伍里固然混进去了彭犯之类的衣冠禽兽,但是在那个年代,小镇上的人没有经过什么大场合,一些捕风捉影的“生活作风”问题就可以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臭不可闻,整得没法做人。怪不得“强奸幼女”这条十恶不赦的罪行就很容易被一些人作为攻击对立面的“杀手锏”了。

第三次:死刑犯的嘴巴是用绳子勒着的

第三次,是七十年代初。我在川北西充县县城的一个饭馆里端盘子。一个在县公安局工作的男老乡,和一个在几十里外的公社小学教书的女老乡耍朋友。公安局要在女老乡的公社枪毙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是一个在当地组织反革命组织,妄图搞反革命暴动的元凶。男老乡邀我同去。我在两个老乡之间当了一回“电灯泡”。

公安局几辆大卡车满载着兵,枪毙一完就开回县城。我搭乘在最后的一辆车上,车上的人全都站着。一来车上只有我一个女的,二来,我对站得笔挺的一脸肃杀之气的公安兵充满了敬畏,回去的几十里路上都不敢和他们说一句话。最好笑的是尿急憋得肚子痛都不好意思、也不敢要求停一下车让我下去方便。

这一次“敲砂罐”,在公社中学大操场上的公判大会戒备森严,且进行得很快,开会、宣判、枪毙,一、二十分钟就完了。男老乡悄悄告诉我,枪毙这种反革命组织性质的罪犯,一定要速战速决,特别要警惕反动组织的同伙“劫杀场”。

曾经有第二次看敲砂罐时听见犯人大喊大叫的经历,那天我就想,这是个反革命组织的头头,他如果反动气焰嚣张,临死前要喊反动口号……?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特别注意到,死刑犯的嘴巴是用绳子勒着的。

第四次:一切就和我童年看到的差不多

1974年,我在端盘子的西充县城看见的第四次“敲砂罐”是最特别的。一是距离特别近,二是枪毙的是一个女犯,所以把时间记得比较清楚。

那年春天,不知怎么的,四面八方的农民,都到一个离县城四、五十里路远的偏僻小山沟“求神水”。大家传说,那小山沟里有一个仙娘范大仙,她的手指头在装满水的碗里划几下,就成了包治百病、把死人都医得活的“神水”。一传十,十传千,说得活灵活现,闹得沸沸扬扬,远远近近的提着瓶瓶罐罐去“求神水”的人越来越多了。单是从县城过路,到我端盘子的国营饭店歇歇脚,随身带几两大米换干饭吃的农民就比平时多了好多倍。

饭店本来就是一个传播小道消息的公共场所。每天,我们就听那些“求神水”回来的男男女女眉飞色舞地吹牛。他们说,去“求神水”的人山人海,周围几个县,甚至百多里路远的地方都有人闻风而去。人太多了,根本连范大仙的影子都见不着。前几天去的人把那个生产队井里、田里、堰塘里的水都舀干了。后去的人求不到“神水”,就求“神药”,范大仙家周围几片山坡的庄稼、树叶叶、草根根都被扯光了。甚至有的人连泥巴都要包一包走。“心诚”的人要拿钱“敬拜大仙”,范大仙家的竹篱笆墙缝缝就被5元、10元的大票子塞满了。顺便说一句,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21元。

这股迷信风潮闹了大概一个来月,就被政府迅速地平息了。当然,范大仙光是搞封建迷信活动还不一定被判死罪。判她死刑是因为她杀死了两个人。据说她收了30多个徒男徒女。那天,她挑选了一对18岁的金童玉女,“恩准”他们跟随她一起“升天”。晚上,金童玉女净了身,赤条条并排躺在大仙的床上,安安静静地等着升天。大仙在隔壁厨房里把切菜刀磨得霍霍响,然后举着利刀走到床边,像切西瓜一样轻松麻利地切下了他们的脑袋。

第二天早上,同院子的人看见范大仙血淋淋地趴在门口,吓得大惊失色,急忙报案。范大仙杀了金童玉女后挥刀自杀,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或者说是没有勇气)完全割断自己的脖子,还在苟延残喘。她喘息着对去抓她的人说:“行……行……善事,给我……补……补一刀,我的……金童玉女……还在天上等……等我呐……”。

范大仙杀人的事成了小城的特大新闻,被人们渲染得云里雾里,鲜血淋漓。可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那两个金童玉女也是凡胎肉体,18岁的青春年华,就像干柴烈火,赤条条地躺在一起就不动“凡心”?听见范大仙磨刀霍霍,他们就不感到危险,还不逃跑??被杀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求生的本能,不夺刀、挣扎、反抗、呼救?

可是公安局老乡证实了一部分传言是真的。他还说公安局把范大仙弄到医院去抢救,可是她拒绝吃药,拒绝打针,拒绝输液,甚至连续几天绝食,连牛奶都不喝一口。

牛奶在当时可是连婴幼儿都难得喝到的高级营养品呐!我说:“这种杀人犯,早晚要遭敲砂罐的,不如趁早给她一枪,还花那么多钱抢救她干啥?”老乡对我如此“法盲”嗤之以鼻,他说:“她是绝顶的反面教材呀!枪毙一个人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嗦?复杂得很,还要调查取证审讯……,好多好多程序,要判了死刑才能枪毙嘛!”

范大仙被判了死刑。据说她几次被提审的时候都满不在乎,还装神弄鬼地给公安干警“看相”,指着这一个说“你有福相”,指着那一个说是被“妖魔缠身”,还口口声声地叫嚷:“快点!你们搞快点嘛!我的金童玉女都在天上等了我几个月了……”。

枪毙范大仙那一天,大半个县城都戒了严。几乎全城的成年人都集中到中学的大操场去参加公判大会了。那两天,就要在县城枪毙范大仙的事成了小城居民议论纷纷的兴奋点,但是谁也猜不准“杀场”会选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饭店就在戒严区内,但我们并没有停业。饭店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顾客。大街上也空荡荡的,没有一个行人。我们两三个服务员站在店堂门口听电喇叭播放的大会实况。忽然,电喇叭里传来一阵阵口号声,根据前三回的经验,我晓得“快了!快了!”

突然,一辆大卡车风驰电掣般从右边大马路开到我们店堂门口,轰地一声在一丈多远处停下。一个插了标子的女犯人,被几个全副武装的彪小伙提着 “呼”地从车上跳下,瘫软得像一团稀泥巴,脚都没点地,就像被抓小鸡一样提着一路急跑。穿过街对面10多米长的小巷子,就是河坝。“乒”的一声枪响,震得我耳根子发麻。这一切神速得像是发生在一秒钟之内。我的心脏来不及狂跳,来不及捂住胸口,来不及张大嘴巴,来不及一声惊叫,甚至来不及眨一眨眼睛,就这样近距离地目睹了范大仙被“敲砂罐”。

七、八分钟后,潮水般的人群从会场那边涌到河坝上来,挤着嚷着去看死人,争着抢着解捆死人的棕索索去牵猪儿,大喊大叫“血腥臭熏死人呐!”胆子大的男娃子拣起石子瓦片去砸血糊糊的尸体……一切就和我童年看到的差不多。

武胜县中心镇:1959-1961年:一个中学生的饥饿

1959-1961年:一个中学生的饥饿

--作者:杨霞丹

我的家乡武胜县中心镇,是个偏远古老的小镇,位于四川省东北边,浩浩荡荡的嘉陵江绕城而过。1959-1961年,我十二、三岁,初中阶段。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吃公共食堂饿了几年肚子。那种饥饿感、饥饿恐惧感刻骨铭心,至今难忘。一边回忆,一边忍不住流泪。

1958年,全国人民轰轰烈烈“超英赶美”大跃进。我小学五年级,生病休学半年,算是半脱离火热的社会生活。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年红苕大丰收,听说烂在地里没人要。街上的宣传栏宣传“红苕的营养价值最高”,南街口那个馆子还摆了二、三十种用红苕做主料的菜品,油炸红苕丸子呀,油炸红苕丝丝呀,给小镇家庭主妇们做示范。

读小学三年级的二弟也住校过集体生活了。晚上我跟着妈去看弟娃,走进学校朝杨家堰方向那个大门,却意外看见好多老师,围着一个比人还高的黄泥巴炉子在大炼钢铁。站在人字梯上的男老师,把大家传递给他的门板块块呀板凳脚脚呀铁锅呀铁锁呀统统往炉子里丢,火烧得呼呼的。

小学大门外杨家堰一块地,麦苗儿青油油的,插了一块木板板,红字写的“小麦亩产5千斤试验田”,过了几天,变成了“小麦亩产万斤试验田”。当然,我这个10来岁的妹崽儿,对五千斤,一万斤,都没有什么具体概念实际印象。

镇上办起了公共食堂。各家各户不煮饭了,铁锅也交上去炼钢铁了。妈一天三次,到隔了两三条街的无逸街食堂去把饭背回来,妈、婆婆、我、小弟娃吃。我也去背了几回,背篼里一个小瓦钵装饭,上盖一个木盖盖。晴天还好点,遇到下雨天,我头戴个大寮叶壳壳,背篼里还要给饭钵盖个小草帽。人又矮,那寮叶壳壳就挎哒挎哒敲打背篼口口,脚上系的干谷草脚码子(稻草搓成粗绳子捆在脚上或布鞋上,下雨天泥泞路上防滑)吧嗒啪嗒在杨家堰泥巴田坎路上一溜一滑。有一天一个扑趴跟头,背篼歪倒在田坎上,半钵钵稀饭也倒在田坎上,我放声大哭。

在食堂打饭的拥挤人群中,我小半个脑袋露在柜台上方,丝毫引不起那个右脸颊上有疤疤的炊事员的注意。一般是排在前后左右的大人都打上饭走了,才轮到我。食堂里先是天天干饭,后来变成水煮面块块,再后来就是清汤寡水的稀饭了。

那疤疤炊事员的饭勺子特别会认人。遇到那些熟识的大人,那些点头哈腰招呼她的人,那饭勺子就钻到稀饭底层去捞干的,而遇到我这样不起眼的小妹崽,她那饭勺子就在稀饭面上榨清汤汤。我敢怨而不敢言(此处不是我把“怒”错打成“怨”,是实实在在的“怨”),在心里赌咒发誓:不公平!不公平!你脸上那个疤疤还要长大!等我二天掌勺勺了……哼!

在城镇农村都吃公共食堂的年月,我到老家龙王塘乡头去过两次。食堂在杨家老院子里,一张挨一张的方桌子,几十上百人在一起吃饭。现在想来,肯定是各家各户把自家的桌子板凳搬去的。那天吃的是“桂花饭”,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饭名字。不是现在的鸡蛋桂花饭,是玉米渣渣和大米煮的干饭,很香。今天判断,当时肯定是公共食堂诞生之初,“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实现”,敞开肚子吃饭不要钱的鼎盛时期。

还有一次,快过年了,妈从悄悄藏下来的一点米中,称了一斤叫我到乡头去换几斤红苕。原来一斤米可换5斤红苕。后来粮食越来越紧张,一斤米只能换4斤了。不过,4斤红苕总比一斤米的体积大。

下午,提着那四五斤红苕往家里赶。听大人说的,好手难提4两,硬是沉!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越提那红苕越重;左脚打右脚,右脚打左脚,越走越走不动。又害怕天黑了封渡过不了江,又害怕悬崖上的大石头滚下来砸倒脑壳。爬坡上坎走走歇歇,气喘吁吁歇歇走走,终于在擦黑前过了嘉陵江。在东门河坝头,望到上街那百多步石梯坎,望到坡坡上那些人户屋头透出来的灯光,真想大哭一场。

1959年秋天,上初中了,特别兴奋的是终于有了自己的“专用碗”--一个小粗瓷碗。啊啊!我是中学生了!终于可以像小时候羡慕得流口水的中学生那样吃学生食堂了。

学生食堂在南门河坝高家院子。当时学校高、初中共6个年级,每个年级4个班,应该是1千多学生吧。教室在山上,食堂在河坝,距离大约千米左右。一日三餐,学生人流就像几条瀑布从山坡倾泻而下向食堂汇聚。侯让之校长对新生第一次入学教育,我现在只记得这一句:“食堂远一点是好事,饭后百步走,要活九十九。”

吃学生食堂第一餐,看见十来个男生一窝蜂冲向半人高的大饭甑子,很快形成一个厚厚的包围圈,一些精灵女生也不甘示弱,从男生肩膀空隙处拼命往里挤。我惊呆了,哪里是舀饭,简直像抢饭,冲锋打仗一样。我又瘦又小,挤不进去,也不敢去挤,只有远远地站着,等他们舀完了再去。他们有的拿斗碗,有的是大盅盅,压得紧紧的一斗碗或一大盅干饭,一拨人挤出来又一拨拥上去。

等我到饭甑子边,已经露底底了,勉强几颗几颗地刨到半碗冷饭。这样三四天,顿顿挨饿。读高中的哥说我太斯文了,碗也太小了。心想星期六回家去换个大碗(只有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学什么斯文哟!

好在这样的“分菜到桌,自由舀饭”的混乱大战没有延续几天。食堂很快改成菜、饭都分到桌。8个人一桌,每桌半脸盆蒸饭,半盆菜汤(菜盆的口径比饭盆小很多)。那菜汤就是海白菜(现在喊“莲花白”)老叶子或萝卜缨缨、牛皮菜煮的。渐渐地,米饭变成了半盆水煮红苕砣砣,或者半盆水煮玉米颗颗,或者半盆高粱面蒸的馍馍,或者半盆清汤寡水的稀饭或高粱面糊糊。

我们每个班要轮流帮厨,很多时候就是砍红苕砣砣。没有案板和砧板之类,右手执菜刀,左手拿红苕,对着装红苕的背篼箩筐,就这样一刀一刀砍下去,一次我失手把自己的大拇指砍得血糊淋漓的。

学生伙食费每月三元六角。学生平均供应口粮标准22斤。学校再分甲、乙、丙三等。分别为25、21、17斤。我是最低年级、女生,当然是丙等17斤。平均每天不到6两,一餐不到2两。如果以现在一些人家以鸡鸭鱼肉蛋奶菜果为主食,粮米为辅食,有的美女为减肥晚餐不吃一颗米饭的标准计算,一个人一个月吃不了17斤粮食。可那时是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半点油星星,更不说鸡鸭鱼肉了。其他副食品也奇缺,过年时一户人才有2两花生票,3两粉条票,半斤红糖票之类。

正该长身体的时候,吃那2两量的包谷、高粱、红苕(一斤米折合4-5斤红苕)饿得很快。一个个饿得痨肠刮肚,走路都打偏偏。饥饿感撕破了少男少女“同窗”的温情面纱。不管男生女生,每一桌都分饭,同桌8个人轮流执政,用篾片刀“划饭”“划馍馍”。当然也有“执政者”不知是手艺不到家或者是有私心,或许自己碗里那几砣红苕明显大一点,或许某个不友好者碗里的高粱面馍馍明显小一点,于是同桌抗议声四起,被亏欠者眼泪水婆娑,只有马上做纸砣坨抓阄儿,才能解决矛盾。

为求分米饭、红苕、包谷、高粱馍的公平均匀,也不晓得是哪个精灵鬼发明了“哑巴称”:一根竹筷子穿几根细索索吊个蔑圈圈,秤砣就是一砣鹅卵石或者小石块。饭“划”开分好了,还要一份一份称一下,多退少添。这项发明一下子就风行全食堂。还有一些男生自做一把像模像样的木勺子,插在本是插钢笔的左胸衣服口袋上。吃包谷颗颗时,木勺子舀起一颗来,欣赏一会儿,才细嚼慢咽缓缓吞下去。不知是自我安慰辘辘的饥肠或是抑制抚慰饥渴的心?

今天,我臆想,每一餐饭都是一堂生存教育实践课,一堂公平交易操作课。这些十几岁的娃儿妹崽发明的哑巴称、木勺子如果保留到今天,说不定可以成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文物见证,说不定还可以申请个什么奖。我们那些喝腻了牛奶只喝可口可乐,吃腻了鸡蛋只吃肯德基的宝贝儿,说不定以为这些东东是原始社会的遗产或者土星人的什么玩具。

在学校吃不饱,大家只有眼巴巴地望到星期六回家改善一下伙食。女同学大刘的爸爸在镇上馆子头煮面,星期天晚上她在寝室头夸嘴“爸给我下了一大碗清汤面,还放了味精的”, 我羡慕得口水流出来打湿了半边枕头,当时就认定“在馆子头”是天底下最好的工作(后来在西充县馆子头卖了几年票,总算圆了少女梦)。

一个清平乡的小个子刘躲在铺盖笼笼里,牙齿嘎嘣嘎嘣响。第二天,挨着她睡的邻铺悄悄告诉大家,小个子刘那个宝贝瓶瓶里装的一瓶耗子肉颗颗,还请她吃了一颗,香得不摆了!

我们女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宝贝瓶瓶,大的如漱口盅,小的如酒杯。一个家在农村、成绩稀孬的同学,大瓶子里倒出来几个李子或者一把红苕干,赢得了家在街上、以前一点都瞧不起她的副班长的好感以至姐妹相称。我的拇指大的小瓶子头有半瓶油炒盐巴,揣在裤包里,心头难受得实在受不了时,就抹几颗盐巴在舌头上,吞一口口水。那时,一户人每个月定量半斤盐,那小半瓶盐巴也是妈特别心痛我优待我的啊!

有个星期六,我端上分得的二两白米干饭,还在路上扯了小半背篼鹅儿草,心想回家煮成野菜稀饭要吃得饱一些。那晓得妈误解为我已经在学校吃过了,这碗饭是我送给他们吃的,她和二弟、三弟分吃野菜稀饭时,没有喊我,也根本没有给我分一份。我那个饿呀,委屈呀,和着眼泪水哗哗往肚子里流。--这个小故事一直保密到今天。

一些男生与饥饿斗争的手段和女生不同,他们要轮班在农场守夜。那些茄子冬瓜、包谷红苕就成了他们半夜三更的篝火晚餐。学校明知,可能也无法阻止。我记得邓老师在黑板报上写了一篇《嫩冬瓜的埋怨》含蓄委婉地批评。还有一男生与同学打赌,一次是一口吃下二两一个的馒头,一次是一口吃下80颗胡豆,他梗得脸青面黑脖子粗差点噎死,终于还是赢了,结果输家出了饭票,双方都遭老师一顿狠批。

我胃病吃不下饭,每顿分的半碗红苕砣砣都要给哥端去,我至今都记得哥哥同桌那些男生绿眉绿眼的、恨不得在我碗中夹一砣红苕的眼神。自己只喝几口汤。拉肚子几个月,拉成了一根软塌塌的面条,身高约1.4米多,体重才40来斤。

大约是1960年暑假里一天,用橡皮弹弓子打雀儿几乎百发百中的大弟提了一只死麻雀回家,二弟、三弟雀跃欢呼:“今天要吃嘎嘎哟!吃嘎嘎哟!”(嘎嘎,川北方言,指肉)。连续大天干,溪沟里水都没有了,山坡坡上的竹子也干死了,麻雀都快绝种了,他今天还运气好,打到一只麻雀!

麻雀是“四害”之一,重点消灭对象。大跃进时,消灭麻雀的办法是“人海战术,疲劳轰炸”。小镇中学和小学的师生,还有小镇居民,几百上千人浩浩荡荡地到田野里去“吆(赶)麻雀”,我们觉得比过年还闹热好耍。满山遍野敲锣的、打鼓的,敲洗脸盆的、敲瓦罐罐的,敲得山摇地动。更多的人挥舞着竹竿“啊啊--哇哇”地拼命吆喝,嘈声杂音惊天动地、持续不断,把麻雀惊得满天飞。可怜的小麻雀飞累了,也找不着可以落落脚歇一歇的树枝竹林,累断了翅膀吓破了胆,就像黑雨点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回去时,几乎人人手上都提着死麻雀。这样吆赶了好多天,麻雀几乎绝迹了。

大弟神情专注地给麻雀扯毛、破肚、洒点盐巴,然后用一张南瓜叶叶包好,又糊上一层稀泥巴,就丢进灶孔的余火热灰中埋起来。我们姐弟四个就坐在柴灶门口边,眼巴巴地守候着。

几个月都没吃肉了,好想吃肉哟!我记得最近的一次吃肉还是在过年时。我妈在打白头霜的寒风中半夜起来排队,排了好几个小时,凭户口本每人供应二两,买了一斤肉。我妈拿着巴掌大的一小块肉又喜又愁。喜的是这点肉好歹可以润滑一下一家人快要生锈了的肠子。愁的是这点肉煮熟了才一小碗,几个娃娃争的争,抢的抢,大的哭,小的闹,筷子打架要把桌子掀翻。大娃小崽都是妈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亏欠了哪个她都心痛。我妈就想了个办法,用大针穿上扎鞋底的粗麻线,把切成薄片的肉串成串串,肥瘦搭配,每串四、五片。拌点米粉子,蒸熟了一人一串。看着我妈切肉、串肉,我心里好佩服她,她简直是个天才发明家。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新疆羊肉串哟。

过了一哈哈儿,大概小半节课那么久吧(那时家里可没有钟呀表呀什么的),麻雀肉的香味都闻得到了,馋得人口水长流。我一边吞口水一边想,要是前两年不吆死那么多麻雀,今天神枪手大弟打它个五、六只,我们一个人一只,那才安逸哟!

大弟小心翼翼地从灶灰中掏出麻雀,剥去滚烫的烧硬了的泥巴,红嫩嫩的麻雀肉就显出来了。哎呀!烧熟了的麻雀怎么那么小呀?!小得像只蟋蟀。我们几个眼鼓鼓地望着它。大弟不声不响地把麻雀撕扯开,摊在手掌上,然后非常权威地分配:“胸脯子肉姐一块,给妈留一块。你们两个小弟娃,一人一个翅膀一条腿,麻雀脑壳是我的。”

我伸出两个手指头夹起那一小块胸脯肉,它是麻雀身上最肥厚的部位,却也只有半颗干胡豆大。我馋得喉咙管都伸出爪爪了,不记得是狼吞虎咽般一口吞下,或者是撕成丝丝细嚼慢咽,反正是香得连舌头都差点吞下去了。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的美味。

那年给妈做80大寿,人到中年的兄弟姐妹欢聚一堂。当官的、从文的、经商的,个个肥头大耳,红光满面。寿宴上不知怎么七嘴八舌扯到烧麻雀的往事,事隔30多年,居然人人记得清清楚楚。二弟说:“那麻雀脚爪爪,一根光骨头,嚼起来香得很。”三弟说:“麻雀的翅膀上还有毛桩桩,我也一起吃下去了。”当年打麻雀、烧麻雀、分麻雀而自己只吃了一个麻雀脑壳的大弟,而今是名声在外的电器维修专家,他憨憨地笑着,一言未发。

侄儿侄女们像听天方夜谭,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惊叹不已:“哇塞!一个麻雀五个人吃!?塞牙缝缝都不够呀!‘神枪手’好伟大哟!好有人性美哟!好有亲情哟!可以写成小说了!”

体育课停上了,劳动课却不断增加。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娃儿妹崽,也做不了好多大活路,好多回在北门河对门上游坝去,割麦子呀,扯油菜杆杆呀,来回几里路拖棉花杆杆呀,拖红苕藤藤呀。有一回还步行40多里路到兴隆场马路边去搞什么“示范”农田,我买的一双新草鞋都走烂了。晚上,男生女生各在一间黑黢黢的土屋里滚干谷草地铺,有的叫挤到了睡不着哟,有的哭灰虱子咬死了哟!第二天早上,发现门板上写着“猪圈牛舍狗窝”几个粗粗大大的粉笔字。一清查,魏班长写的。老师当即严厉批评了他。回校后魏站到黑板前头,被“帮助”了好几回。

更多的是在南门河坝学校的农场劳动--那里以前是个劳改农场。有劳动表现不积极的学生,就遭开班会“帮助”。我瘦小多病,参加的劳动主要是打猪草,完不成任务就扣饭票。有一回,我也被帮助了一下,不过没站黑板。那次是挖什么堰塘。那个姓向的男生说:“我挑起两箢篼泥巴要走,她拉倒后箢篼不要我走,结果少担了一挑。”我激动得面红耳赤,本来是半开玩笑半挣表现,拉着后箢篼说再加几砣泥巴,结果成了“破坏劳动”。从此,没和此生说半句话。

高中的男生,一批一批十天半个月地派出去嘉陵江上拉船,我哥就去过,拉煤炭。据说他们的“下饭菜”就是盐水里泡过的鹅卵石,吃几口饭,舔一下盐味。

高中女同学和我们班年龄大点的女娃有的来“那个”了,买不到草纸,个别胆大的悄悄到图书室去撕书,学校就翻出发黄的老卷子分发代用。

父亲得了当时比比皆是的水肿病,脸肿胀得像个气球,在区医院住院半个多月还下不了床。我妈想横了,搜刮尽家里最后一颗米,一个搪瓷大盅盅蒸了六两米干饭,爸一口接一口吃得干干净净。不可思议!他居然没遭“最后的晚餐”胀死,还活过来了!

啊,我父亲还是什么统战对象,有特供。那特供就是一个月一斤黑乎乎的米糠饼子。直到2009年底回武胜参加首届庖汤民俗文化节,我才从武胜县委老统战部长刁锡浦(也是我父亲学生)口中得知,我父亲是武胜县解放委员会13个委员之一,怪不得是统战对象。

时而听说一些老师因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对现实不满,散布反动言论而被批判、斗争,或被精简下放到农村。

国家供应不起学生口粮了,(当时农村学生考上中学就吃“供应粮”,后来这个政策也因自然灾害而改变)学生也要精简下放。我们班的聂云同学,是被下放回家的几十个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个头最矮的,不满13岁,也是地主子女。当小学老师的妈妈来接他时大放悲声,聂同学一声不吭,面色惨白。

一天听爸悄悄告诉妈,学校有三四个老师到东街馆子吃饭。那时馆子是“定时”卖一点蒸的罐罐饭、碗碗饭,一般二两米蒸一罐(碗),二两粮票四分钱(五分钱?)买一罐(碗)。菜就是水煮萝卜缨缨牛皮菜,盐味都没得。我既没有粮票也没有钱,从来没有进过馆子。后来一个服务员在桌子下发现了一小砣饭,掰开一颗一颗数,有70多颗!这还了得!天大的浪费!马上告到学校。学校就喊那几个老师互相揭发交代是谁犯此大罪。我心头想,哎!那些老师怎么那么粗心大意的,没有看见地上这砣饭?换了我,一定偷偷捡起来藏起悄悄吃。

59年、60年、61年饿饭的记忆最深,这种饥饿感、饥饿恐惧感刻骨铭心,一直延续十几年。直到现在,舍不得倒掉一点点儿残汤剩水。一颗米饭掉在地上,马上就要捡起来放进嘴巴。饥饿“后遗症”的烙印深深地烙在心坎上,融进血液里,我并不以为羞。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这样的感觉,就不会那样娇奢,那样贪图享受了。

武胜县中心镇:1959-1961年:一个中学生的饥饿.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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