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飞行军校的回忆

飞行军校的回忆

--作者:周惠民

谁能想到在四川一九四三年入伍的航校飞行二十三期的飞行员们,到印度、美国飞行结业,一九四六年回国后,在内战中又轰炸又扫射了几年,他们竟然会在一九九O年代在北京聚会?新华通讯社还特别报道了一次?又谁能想到,我这个没有坚持下来的同期学员,竟然有名字印在那个“晴空万里”的册子里?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还要从头道来。

我从小就有想开飞机的念头。我有一个牙是四川华西大学的乐以勋大夫七七事变前在济南给补的,到今天,那棵补过的牙还在那里。那时候就知道乐大夫有个弟弟,叫乐以琴,是个飞行员。七七事变后,听说乐以琴勇敢作战,打下日本一些飞机,有了个外号,叫“江南大铁盔”。我在小学的时候,还暗暗给自己起了个“效琴”的名字。一九四三年,我从沦陷区的北京读完了初中。随着姜学诚和李鸿举,从北京经过徐州,商邱,亳州,双沟、界首,以及河南的不少地方,来到了洛阳。

到洛阳的当天晚上,知道空军的军官学校和军士学校在那里招生。只要有初中或高中的毕业证书就能够报名。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如果因为刚毕业还没有拿到证书,可以到战区什么办事处说明情况,要一个证明,也可以报名。初中的毕业生,不能投考军官学校,但是可以报考空军军士学校。不论是官校还是士校,要被录取,要紧的似乎不是“学历”,好像也没有什么认真的书面考试,但必须要通过一套严格的体格检查。后来知道,我在洛阳那一段时间里,报考空军的考生有几千人,通过了体检、被录取的只有十人左右。

到洛阳的第二天,一早去办了学历的证明,到空军招生的地方报了名。招生的江浙人周医官,和一个张姓的山东人对考生都很热情。告诉我说,空军士校这是最后一次招生,招飞行士第七期。这样,我就开始了一整天详细的体格检查。用视力表查了查眼睛、用鼻镜看了看鼻子、听了听心脏、量了量血压,只是经过最初这几项检查,一同报名、体检的人就有不少被刷掉了。有个很简单的检查:让人闭上眼睛,之后,医官把投考人的一只胳膊托到那人肩膀的高度,告诉那人放松胳膊,一点力量也不要用。这时,医官放开托住那人的手,让那只手自由地垂下来。似乎什么人都应该能通过这个简单的实验,因为只要放松,那只胳膊的重量就会让胳膊垂(“掉”)下来。可是,想不到,有的人就是不能放松肌肉,那只手就是被那人“自己”举在肩膀的高度。当告诉他不要用力,那人会用自己的力气把胳膊放下来。因为这一项,有些人被刷掉了。在体检的地方,因为刷掉的人太多,所以空气紧张,大家都提心吊胆,一项一项地往下走,都生怕过不去下一步。一天下来,我一切都合了格,度过了的焦急、紧张一天。剩下的只是把抽的血、和留下的大小便做化验室检查了。医官说,我不会有任何问题,基本就是被空军录取了。医官还说,士校的学员日后都要改成军官。真是喜从天降。终于能够圆做空军飞行军官的美梦了。

第二天,医官通知我已被录取,要我在洛阳等待,等那个招生站的录取工作结束后,他们带着所有被录取的人一同去成都的航校。看到了被录取的学员名单,上面有我的表哥王敬岱的名字,更是喜上加喜。他那时在洛阳的一个先修班里边上学、边等着走。后来又有几个河南人被录取。在洛阳等了几个月。最后,招生的张和周医官买了一些布匹,我们这十几个录取的人替他们带着,乘火车去了西安。那火车称为“闯关车”,因为是天黑从洛阳开,半夜要冲过潼关那一段。日本人在风陵渡、潼关那里的黄河北岸经常开炮打这趟火车。我们平安地到了西安,略微一停,就乘坐衣复恩的“过路机”飞去了成都(衣复恩似乎是从成都飞什么任务到延安,从延安折回西安,带着我们回成都的。衣复恩是著名的飞行员,是第一位单机直飞跨越太平洋的中国飞行员,后来又是美龄号的机长。最特别的是他是仲龙的堂兄。)

下午到了成都,住进盐道街的空军招待所。我过去只在北方的几个城市呆过。这次出了远门,看到许多新鲜、少见多怪的事儿。举个例,从北京到徐州换火车的时候,看到“果子”(油条,北京的“烧饼果子”的“果子”)怎么那么大,而且是长的,可是不那么脆。从西安这个北方城市我一步到了四川,看到的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人们头上围着、包着的那种卷起来高高的头巾,茶馆里挂着的一个个风干的“猴子”(后来才知道是兔子),炸的外面都是芝麻的网球那么大的圆团子,人们说着根本听不懂的话语,我好像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晚饭后,我和河南的小胖子(陈廷斌?)到近处的路上走走,听到戏院里敲大锣的沙哑声音,感到好奇,进去看看演的戏。唱的怪声怪调,也听不懂。就走出了戏院。刚出来,见到用小绳拴住了胳膊的一队人走过来,有军人押着队伍。我们正在奇怪,押着那些人的军人竟然来抓我们。我们和他们说我们是航校的,住在盐道街这里的空军招待所,他们不理,把我们两个人也拴进了那个队伍。走了一阵子,这一队人被带进了警备司令部。他们把我口袋里的东西都掏走了。然后审问我:姓名、干什么的、等等。我和他们说了,他们似乎全然不理,就说要把我押下去。就在这个关头,他们在我后面的陈的口袋里查到了他录取空军的信,就说,为什么不早说自己的身份。这时,陈说,刚才那个周不是说了吗?你们不理他!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即时就打电话去空军招待所,让空军去把我们领了回去。真是有惊无险。如果那时我真是被押走了,后果会是如何?这实在是在“抓壮丁”。后来我调侃说,既然他们知道我已经成了高级的空军壮丁,地勤部门自然就不敢不送回了!

几天后,我们从成都坐汽车去了重庆边上的壁山。忘了是怎么回事,我和王敬岱两个人从壁山走着去附近的铜梁。当时我们两人身上只有几毛钱,连想吃饱买锅盔(烧饼)也不够,但够买一大堆橘子的。我们走了一天只吃了不少橘子。晚间,到了铜梁的空军入伍生总队报了到。

入伍生总队在高耸的巴山山麓,四周都是农田。总队长劳声寰,广东人,似乎是空军少将,很神气。住在离我们营房不太远的一座“独立家屋”小楼里。有小汽车进进出出。一次劳总队长家里开派对晚会,正值下雨,我在他家门口站过一班岗,看到带着白手套的仆人,为那些上下汽车的人开门关门。

入伍生总队是按着军种、学校编队的。我们是飞行士校七期。天天步兵训练,走步、出操、练队形、跑步、打靶射击、夜间紧急集合、“打野外”(军事演习),大家累得不轻。吃饭和睡觉都成了重要的事件。尽管我们是“空勤”,伙食可能(?)好过“地勤”的其他队,但是还是吃不饱。不用说菜了,米饭就不够。开饭的时候,大家都要抢米饭吃。大家甚至都采取类似的策略:第一碗,把米饭盛得相当满,赶快吃;第二碗盛得适当地尽量少,少到能够抢到盛第三碗的程度,而且要尽快吃;到了第三碗,那就是满满地、冒尖的一大碗。这时,就要从容、慢慢地吃了。因为米饭不够吃,大家自然而然都懂这个“三碗”的策略。吃不饱是难受的。但是,伙房有门道。完开饭之后,伙房可以给我们另外做点什么,只要你付钱。像我们这种从“沦陷区”来的、没有“接济”的人,只好用东西换吃的。我们把带来的“老百姓”衣物都换了面条吃。队上的“司务长”一定为此高兴得很,因为我们这一队人,很大一部分是从北到华北、南到香港来的学生,以物易物换饭吃,我们饱了肚子,他们满了口袋,两全其美。睡觉睡得是三层床,过去和日后我都没有见过三层床的住法,也许少见多怪了。记得住过三层床,是由于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有人从三层上急得掉了下来,压倒了下面的人。我们有个队副,张树屏,山东济南人,似乎认得衣复恩家的人,所以就比较照顾我。他是十九期飞行官校的,淘汰(飞行不过关,离开飞行,就叫淘汰)后,到入伍生总队担任我们的副队长。他的举动和管理都和那些从步兵来的不一样,和气得多,同情得多。

一次打野外,一连几天,下着大雨,睡帐篷,总是潮湿得不得了。吃的饭菜用脸盆盛,夜间脸盆又成了藏污的容器。这都无所谓。跟着任务和口令跑来跑去,觉得有点真刀真枪的意思,尽管累,意气还是风发的。

在课堂训练中,只记得除了三民主义之外,还有步兵操典课。教官讲操典的重要性和实践性,说操典是动作的典范,大家要牢记、遵守。还说,日本人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单兵作战”的行动都像是遵照操典的规范动作。我们这些入伍的“空军兵”,觉得自己不是“步兵”,知道一下就行了,不用认真对待它。大家对有个科目似乎感兴趣,那是无线电收发练习。因为一是觉得新鲜,二是觉得在飞机和地面联系上有用。大家都很自觉、积极练习那些“滴嗒”、“滴滴嗒”、“滴滴滴嗒”。

每天都有早点名、晚点名。天天唱空军入伍生总队的歌:“巴山万仞,志士如云,这是空军的入伍营,……”后面的词句记不得了。

入伍完毕,下着雨,分乘(站着,一个个的人挤着站在上面)六辆敞棚大卡车,由铜梁去成都的空军士校校本部。汽车要走一天。到晚上,只到了五辆车,另一辆就是没有到。第二天才看到他们,他们的军服都染上了黄红的泥巴颜色,原来在路上翻车掉到了水田里。

空军军士学校在成都南郊的簇桥,离城有十几里地。太平寺机场和学校之间是用篱笆隔开的,但是有门相通。士校分成了许多队,有飞行士队、通讯士队,射击士队,和机械士队。飞行的士总自认是“天之骄子”,自认为高人一等,有些看不起其他的士。我们到校的时候,飞行六期的学生还在校内,他们好像是完成了初级飞行,等待去印度继续飞行。据说他们曾经和机械士的队发生过冲突,校当局曾派武装队伍在两个队之间的地带站岗,隔离他们。还听说六期有过一件让人舒心的事情。有个刻薄的教官,学员都恨他。一次,几个学生从背后用麻包套住了那个教官的头,狠揍了那人一顿。后来就是没有查出是什么人干的。尽管天天有“精诚团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等等教育,但是学生少年无知、飞扬跋扈,散漫得不那么像是军人的样子。这是空军!如果换成陆军,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吧。陆军似乎是有“铁的纪律”的。

在空军这些小“知识分子”里建立“铁的纪律”似乎不太容易。自从入伍,就说要把我们这些“老百姓”转变成军人。像我这种自由散漫的学生,以及比我更散漫的、来自广东的学生,就总是“做小动作”,不守规矩。我们竟敢在熄灯号之后,三五个人从床上爬起来,到校园边角那里的游泳池游泳。一次,飞行的少校值星官(值勤一个星期的官,带着像是现在促销小姐那样斜挎的红缎子条,非常威武)查夜,可能听到了声音,来到了游泳池,觉得那里有人,就用他那长长的手电筒到处照。我们趴在水里不敢动弹,使用了教育我们的策略:“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等到那个值星官刚刚离开,这群兔子就静静无声地跑回了宿舍。虽然几经查问,但是那时似乎不兴“告密”、“汇报”,没有能够追查到我们。

学生的“调皮、倒蛋”时有表现。处罚也就随之而来。罚站是轻的,“举枪、两腿半分弯”是重的(双手把自己的步枪举过头,两腿半弯曲。几分钟就受不了了;“喷气式”是它的发展吗?我们很多时间是活在军政和训政时期。黄埔军校的这种处罚,黄埔军校的精神——包括服从领袖,服从命令、听指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必定流传或者流毒到了五湖四海)。但是和另一次的处罚相比,这些就都不算什么了。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整理内务”。被子要叠成四四方方的,床单要把褥子包好,弄得有棱有角、像是豆腐块那样方方正正。每个人有两块带着把手的小长方木板(叫做“内务板”),用来把褥单夹出直角的线条(像是夹西装裤的裤线那样)。天天有人查“内务”(包括铺盖的棱角)、评比,看哪个班、排的内务整齐。大家对整理内务都觉得不胜其烦。有位同学想出了省事、效果出众的办法。他让木匠房根据床上褥子应该怎么表现为好,做了长条的木板,衬在褥子和褥单之间。这样一来,平整得很,见棱见角。不幸,评比查对的时候,被人发现了里面的木板(据说是评比的人先摸、后敲出来的。)得到的处罚是:用绑腿把自己所有的被褥捆起来(可不轻!),背上,绕着大操场跑二十五圈。那是四百米的跑道!他跑得要死了。

“禁足”是个不太重的处罚。一个个的连队分批在星期天轮流可以去成都城里玩。禁足就是留在校园里,不准和同伴一块出去,“关紧闭”就重了。除了关在大操场边上、军乐队那里的小屋子里之外,听说只给水、米饭和盐吃。

说起吃饭,就有的可说。在入伍生总队,学生不管(队里管)伙食,不然,也许我们不至于挨饿。到了士校,伙食是由学生自己管理的,这应该说是训练学生管理能力的措施。每月学生自己选出几个人来管理一个月的伙食,月底公布帐目。每天轮流派两个学生做一天的“采买”,随着挑担的伙夫到附近的簇桥市场去采购蔬菜和鸡鸭鱼肉。还派两个学生轮流做一天的“监厨”——在厨房里看着食品下锅、做好,让学生吃到嘴里。

说点既是题内又是题外的话。我们飞行七期的队长是个飞行上尉,官校六期的,因为飞行受伤,才从作战部队转到士校,做我们的队长。四川人,似乎姓芮。他有时到机场去飞飞,过过瘾。有人传言说,我们厨房的伙夫头是他的乡亲。簇桥的市场和伙夫是勾结在一起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这还有点像是题内的话。因为说的还是航校。说点更远的题外的话:后来发现,怎么在大学里也有像士校里面的那种自己管理伙食的规矩?!胜利之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间,我们那个国立山东大学从后方回到青岛、重建。我们是第一批招收的学生。学校建立了并且管理着学生的伙房。学校训导处里有个“生活指导组”,“指导”学生的生活。但是,学生有自己选举出来的学生自治委员会,管理自己的生活,包括管理自己的伙食。学生的自治委员会下面,有个“伙食管理委员会”。那个“伙委会”是通过发表管理方针(贴大字报或者干脆在食堂里演说),竞选,最后选举出来的。每届任期一个月,职责是做出当月的做饭、吃饭计划,付诸实施。其他学生也不只是吃饭,也都有义务轮流担任每天的“采买”和“监厨”管理,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到太多的侵犯。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后,学生会还是有的,但是自己管理自己具体吃饭利益的伙委会就没有了。具体的管理都由“校方”代庖了。学生失去了学习管理的一个大好机会。

我们到士校之后,就开始吃“高空伙食”。的确不错。至少是四菜一汤,顿顿有鸡鸭鱼肉,换样,米饭管饱,还有甜食。我们北方的学生,有时设法要求吃软饭,那就是为了单独做面条吃。大家都营养充足、不再争食了。有一次,一早,我们整队步行到成都市内黄埔军分校参观。中午,军校请我们在那里吃招待的伙食。我们八个人一桌,看到桌上只有一个黄澄澄的铜质大碗(小盆),盛着上面浮着油的汤菜,告诉我们菜就是那些,但是米饭管够(估计黄埔军校的学员是不管够的,要不然为什么要说“米饭管够”呢?)。那天中午,大家都没有多吃什么,因为肚子里还都有油水。也许那是航校校方让我们记住抗战时候的艰苦吧。回到学校里,没有举行什么忆苦思甜的教育活动。不过,我们感到了自己的幸运。(顺便说说,一个月高空伙食的钱,相当于私立中学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这是追记的,可能有错。)

航校的飞行训练分初级飞行、中级飞行和高级飞行三个阶段。在初级飞行的阶段,淘汰的特别多,都是因为学员反应不够灵活、教官的不认可等等因素。四川缺少汽油,从外面(西北玉门、南边滇缅路)运进汽油,在路上汽车本身就消耗了近半数的燃料。因此,学校决定我们在国内不飞,去印度做初级飞行,然后到美国完成中级和高级训练。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六期的学生离开学校去了印度。由于士校的学员要改为官校的学员,我们在成都等待的那一年就补习、加强需要的文化科学功课、和日后交流需要的英文。请了华西坝大学的老师到学校里给我们上课。老师很好,我们也愿意学,所以学习的进度和成绩都还算可以。我的英语从这时起就有所长进。我们每天上午都是上这些文化课,下午是复习和其他军事训练。

我们到校后不久,一天上午,正在上课,突然屋外轰的一声巨响,房屋都抖动了。大家跑了出去,朝着那个声音方向看。在我们教室和太平寺机场相隔的铁丝网那里,有一架飞机掉在离我们教室约二百米的校园里,起着火、冒着黑烟、还有声音并不太大但也不太小的劈劈啪啪爆炸声。立刻就听到鸣叫着警报的汽车开了过来。接着,一些衣着时髦的女士、焦急万分、面有泪痕地跑着过来,那是驻扎在附近的一个飞行大队飞行员的眷属。不让我们看,不让我们靠近那个现场,要我们回去上课。外面大乱了一阵,逐渐安静下来,不过劈劈啪啪的子弹爆炸声还在继续。后来知道那天操练的一架P47(?)刚刚起飞后、盘旋升空的时候,出了事故,坠毁在我们教室旁边。飞行员已经遇难。因为飞机残骸是在航校院子里,因此没有人把守。到下午以后,小爆炸的声音已经停止了,几个无法无天、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学们,用木棍到冒烟的残骸里面查找“洋落儿”,看有什么可以玩的。其中也有我。我知道那种飞机上有很好的照相设备,就想法找。我竟然找到了那个大大的光学透镜系统,并且把它卸了下来。我保留了几年,后来把那个大透镜送给了一位属意的人。不知她是否还保存着它。广东学友王志鹏和我还收集了一些“机关炮”的子弹。王很好玩、也会玩,在这之前,我们一同找合适的树枝做“阿叉”(弹弓),打麻雀;这时他自己做了土枪,把子弹里面的火药倒出来,放在土枪里,用买来的“Gib”(激发打火的东西),在星期天到外面去打鸟。我也跟着他。打到了水鸟,就带回伙房里做着吃。有谁会知道,那个时候在军校里竟然会有这种胡作非为的事情!

不过军人还是军人。每天早上要点名,各个队都要集合在学校的中心地带,由值星官带领着升旗,唱校歌。校歌的歌词是雄壮的:“锦城外,簇桥东,战士飞,山河动。逐电追风征远道,拨云剪雾震长空。一当十、十当百、百当千,…生死与共,一当十、十当百、百当千,…正气镇长空。我们是新中国的前卫,我们是新中国的英雄。前进,前进,…保卫祖国的领空,前进,前进,……。”(川源古旧书店有一本空军士校的革命歌曲出售。该请什么人找找看看)。学员们都很自豪。星期天轮流放假到城里玩的时候,大家都穿那套“外出服”,那是黄呢子的,打上黄呢子的绑腿,三三两两,走在街上十分神气,招惹路人的瞩目。据说,有比较年长的学员到城里,和异性“交朋友”;我们这些年纪小小的,就没有听说有什么艳遇。

说到航校的学员,就要提提那时空军飞行员有“三东”之说,意思是东北、山东和广东这三个地方的人特别多。我们这一期入校的有一百九十多人,其中有一百二十多人是广东人。那时广东(和香港)都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很多青年来到了大后方。我们这一期的学员,有些是来自广州、香港的“培正中学”,“洋里洋气”。广东人总是扎堆在一起,呜里哇啦地说让人听不懂的广东话。和我坐同桌的叶庆元,是从小生长在山东烟台的广东人,说的广东话比较清楚。我觉得广东话的腔调很吸引人,就和他也和其他广东同学学着说广东的“白话”(广州、香港的话)。我和好玩、比较散漫的广东同学有点气味相投,譬如像上面说的,和王志鹏打鸟,和其他广东同学游泳,等等。为此,有的北方同学还觉得我似乎“叛离”了北方人的群体。来自平津一带的学生不多。只有几个,像我的表兄王敬岱、天津的朱玉铭、北京的张中。这三位,后来都在空难中过世了。

我到目前还能说点广东白话。那就是在航校和广东同学学了之后保留到现在的。过去常常有人问我,你没到过广东,怎么会说广东话?我告诉他们是在四川学的。他们不大信。我闭上眼睛,到现在还记得叶庆元当时的模样和说广东话的音调。他的广东话比较干脆,说话时嘴的动作也比较大。其他广东同学说广东话的时候,好像舌头、嘴唇都黏到了一起,嘴也不大张开。那时我只觉得广东白话好听,好象和普通话也相近,就愿意继续学它。那些客家话和潮州话都很特别,我只学了不多就知难而退了。

张中的母亲是北京燕大附中的教员。他毕业于燕大附中的高中,但不知怎么入了士校。他告诉我,他高中毕业后,曾经去过东北,想从那里去苏联,没有去得成。转回来又去了延安,再从延安折回到西安才考入航校。我不懂什么是延安,他也没有和我谈什么延安的情况。他比我大,很照顾我,也和我说悄悄话。后来我有意“开小差”离开航校的时候,他让我不要多和他接触,免得造成什么问题,因为队里的指导员很注意他。我离开的时候,他送给了我一个白色的搪瓷杯,我一直保留着,直到后来我送给了我父亲,而他把它落到了去台湾的船上。

王敬岱是我表姑的儿子。他父亲在开滦煤矿工作,据说有多种不良嗜好,已经过世。他母亲李淑美是助产士,带着他和他姐姐来北京,到我父母开设的的大生医院(大德曰生)工作,也住在我们家里。他后来在北京志诚中学上初中。他比我早离开北京半年,在洛阳考的航校。在录取的时候,招生的医官说王的血液瓦氏反应有问题,但是可以录取他,到学校后医官可以给他打点什么药,就行了。

士校飞行六期已经走了很久,一天,我们七期全体列队到城里的四圣祠医院查体,据说是为去印度和美国训练做最后的查体。在医院里抽了血。过了一段时间,听医官说,有二十多人血液的瓦氏反应是阳性。其中一个是我。在医院抽血的当时,都是自己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把纸条贴在试管上的。我疑惑在贴标签上,有什么人给我搞了鬼。我去问医官,这该怎么办。医官说,没想到有这么多的阳性。阳性中有些可能是假阳性(譬如有疟疾就能造成阳性),要复查。但又听人传说,不再复查了,要把体检不合格的统统刷下来,弄到射击、通讯去,而不许离开空军。张中对我说,你小小年纪,去念书吧。凑巧,当时在铭贤中学的仲龙也说,和他们一同去念书吧,不要在军队里了。其实,使我决心离开士校的,是因为我一定不愿意去做射击、通讯那些事,如果不能飞行,就不呆在空军里。

这样,在一个礼拜天,早上进了城,找个地方把军装脱下来,请一个同学把它带回营房;听说如果不把它送回,因为军装和上面有学员的符号,学校会追究得厉害;如果把衣服送回,学校会温和一些。现在回想,我能够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属于少年无知。如果真被抓了回去,很可能会以逃兵的罪过,或者更糟的是以共产党的罪名关到成都王家坝的空军监狱里;那么后果是无法设想的。如果那时自己权衡利弊、有理性地做决定,我可能不会那么莽撞地离开士校。不管如何,反正我是开了小差。逃到成都张之锜表哥读书的四川大学学生宿舍里躲了起来。之锜表哥日后说我,在他那里躲藏的那一个星期,我就是是吃不下他们的学生伙食。那是让高空伙食惯坏了。躲在四川大学的时候,一次到了校门口,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的芮队长迎面走来,把我吓得魂不守舍,慌张躲到了一旁。终于,在一个绝早,和仲龙兄妹一同朝向金堂姚家渡黄果树那里的曾家寨走去,到那里的铭贤中学去上了高中。因为怕通辑被抓回去,到铭贤以后一次也没敢离开曾家寨,在那里一住就是两年。到学校的时候,我是身无一物,身无一文。唯一有的,就是仲龙。我没有想过学费、生活费那些事情。真是糊糊涂涂、冒冒失失地去了那里,并且在那里生活、苦读了两年。

离开了空军,但是无法割断我从小养成的飞行情结。飞行的梦想总在缠着我。自己不能飞行,但是觉得那些能够飞行的人都是自己的同伴,而不管是为谁飞行的。这个逻辑思维是糊涂的,但却是真实的。我怀念过去的同学和在航校的生活。在日本投降之后,我在北京的时候,叶庆元曾经一身空军官服骑着自行车到西单大生医院看过我,但是慌慌张张、躲躲藏藏、匆匆忙忙,只在马路旁说了不多的话。不记得有王敬岱的信息。我到青岛之后,在龙山路的空军招待所门前一带,远远地见到过章积勋,我也没有敢上前。后来,我就没有和空军的同学有过邂逅。一九四八年我被捉进了特刑庭,说我是共产党,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从空军逃出的事发了(幸亏不是)。我的生命安全成了问题。怕得不得了。在学生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之中,高兴得不得了,迎来了“解放”。觉得个人有自由、人身有安全、国家有民主的社会可算是来到了,因为在那个“团结就是力量”的歌里,就是这样说的:“…向一切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光明,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解放后,我的这段“国民党”(应该是中华民国吧!)航校的经历成了我沉重的历史包袱。一解放,要所有的反动党团(主要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的成员登记。我心里就七上八下、开始打鼓。中华民国是党天下,航校的校长是蒋中正,学生的每个队都配备着国民党的指导员。航校每天的升、降旗、早晚点名的时候,今天背诵军人训条、明天背诵党员守则;要求的是对党国效忠。航校学生没有人填表申请加入国民党,但是据说毕业的时候,发给的证书一边是军人手谍、一边就是国民党党员证明。我虽然没有填过表、申请过参加国民党,但是我不知道像我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作为反动党团成员去登记?登记吧,没有申请加入过。不登记吧,如果说你进入了航校根本不用登记、日后自然而然就是国民党党员,那么不就成了隐瞒历史吗?怎么办?怕得很。只好把这个情况写成材料,交给“组织”,诚惶诚恐地等候处理。后来,自己的这段“反动”历史,加上父亲作为反革命被捕入狱、以及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等等,使得自己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深怕出什么大问题。幸亏四人帮倒了台,思想宽松了一些。

再回来说航校。离开了空军,但我心里不时地冒出对过去航校同伴的怀念,但是根本不敢、也没有办法和他们联系。直到……

一九九六年八月底,我和妻子珍荣到美国田纳西州看望女儿一家,准备在那里陪伴他们一年,看着外孙女成长。我们离开青岛之前,珍荣做了比较详细的体检,包括消化道的钡餐检查(现在感到极为后悔的,是没有做胃镜检查),在觉得一切都好的心情下,到了女儿家。

谁知,在十月中旬,珍荣发现上腹内部有个小肿块。觉得不好,立即改机票回自己青岛的家。

十一月,临走前一天,到银行结算。看到一对亚裔夫妻到里面接洽业务。我看不出他们一定是中国人。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我好奇,顺口用英文问了一句:“你们说另外一种语言吗?”他们说,是,说中文。这样就多寒暄了几句,才知道这位何先生是从台湾到美国的,出身于四川灌县空军幼年学校和空军官校。他谈到他认识七期的王敬岱,并且说可以替我找找七期的其他同学。我喜出望外,给了他叶庆元和张积勋的名字。

一九九七年春末,何先生来了信,告诉我他找到了叶庆元的地址。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我从青岛给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叶庆元去了信:

庆元兄:
能够找到你的地址,实在是巧遇。去年十一月,在我离开美国田纳西州的前一天,在银行门口遇到一位先生,我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再多谈了几句,才知道这位何先生,原来在空幼校,后来在航校二十八期毕业。我请他帮我找找你的地址。他刚来了信,说最近回了一次台湾,打听到了你的地址。

咱们已经有五十年没见面。估计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吧。那大约是在一九四七年,北京,西单,你骑着自行车到我家门口,好象只是在大街上谈了一下。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匆匆地谈了一下,也忘记了我们是怎样联系到的。好象那个时候我有很大的顾虑,可能是因为我是从航校开小差的吧。还记得我问到张中的情况吗?到现在我也还没有弄清他的情况。(后来知道,张中由于飞行失事而故去。)

我的太太石大夫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她是在烟台上的中学,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她都在烟台,所以也许你们在烟台曾经见过面,她那时住在大马路。你后来回到烟台来看过吗?如果你以后有这个计划,我们一定要见见面。去年七月底我们去了美国探望女儿,准备在那里住一年。不料在十月中,她发现上腹有个肿块,所以赶快回到青岛。十一月二十九日做了手术。现在恢复得很好。

十年前,我和石大夫去过温哥华,在那里住了约一个星期。那时你在哪里?一九五二年我在医学院毕业后,就做了病理医生,一直到现在。前年我已退休,现在除了教点课,就是写点什么,译点什么。日子过得很快。

很想看你和你家人的照片,也想知道过去我们在铜梁、簇桥的那些同伴的各方面的情况。我记得有河南的几位,章积勋(好象是青岛的,我在青岛见到过他,他没有看到我,那时我没有敢叫他),如果你有你们在印度、后来在美国飞中、高级的时候的照片,我就更感兴趣了。

叶庆元回了信。告诉我他的情况。他从成都去了印度,之后到美国的Goodfellow Field飞行。回国后,在飞行中飞机出了事故,伤了腿,医生又没有弄好,受了几年的苦,到现在还有影响。到航校做了教官。退休后到加拿大居住。现在有类风湿病,上下肢都活动不便。

他告诉我,飞行二十三期的同学刚刚在北京有一次大聚会。新华社还特别做了报道。他寄给了我一本复印的“晴空万里”,上面是二十三期全体毕业同学的简要介绍、照片、住址等。上面还有入学时全部学生的名单,我的名字也在上面。想不到,竟有那么多人目前供职在大陆,在民航等等单位。

我又回信说,不知道二十三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还要聚会。有没有可能来青岛聚会?来喝青岛啤酒?如果可能,我一定设法跑腿。如果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聚会,我也想设法去见面。人已经七十岁了,还有多少余下的时间?我谈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说如果有机会,我们真想到加拿大去看他。谁知珍荣一病不起,在有生之年她没有机缘见到他。

我后来却见到了他。珍荣去世后,七十多岁的我和七十岁的周玖结成夫妇。我随她来到她的故乡西雅图。周玖那时虽然已经“古稀”,但身体还好,开车几个小时去了温哥华看他。

庆元夫妇周到,热情。五十多年不见,有多少话要说!他在大陆飞行意外受伤,送到台南,大腿骨折,为死骨的问题,做了三次手术。在航校做了二十年多的教官,上校退休。来加拿大是用退休金。有三个女儿,两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两个大女儿的父亲也是飞行员,那两个女儿在父亲因飞行失事、去世的时候,才三岁,五岁。他和朋友的遗孀结了婚,又生了个女儿。夫人十分贤惠,庆元说家庭的经济多亏夫人操办。夫人过去是北京贝满中学的学生,父亲是北京理工学院的老教授。刚去世不久。留下遗产给儿子。

夫人谈了在加拿大生活的不容易:税,水电,保险,医疗保险,车,一切开支,每年需要一万多加币,这还是自己有房子。在那里找工作十分困难,连“打旗儿”的活都难以给中国人。(原话如此。那是指在修马路的时候,在马路上指点汽车停、走、绕行时手执小黄旗儿的工作。)

庆元做了不少飞机的模型,他说都是他所飞过的机型。现在正做一个大船的模型。

说一个和航校没有关系的故事。我们到温哥华,在叶庆元家住了一个星期。我的医学院同班同学王谨也在温哥华。大家在那里重逢,见面几次,格外高兴。一天,王下午五点来到庆元家。周玖因为听不懂中文,见面寒暄后就到楼下自己看书。我们这些说中文的就山聊起来。王谨医学院毕业后是做公共卫生的工作。他相信钱学森“生命科学”的那一套,和钱有过书信来往。王在青岛的时候曾经给我看钱给他的信,鼓励他做那些试验。这时,王看到叶有类风湿(手变形,功能不好)的病,就说他的“倒立疗法”、“自我尿液疗法”等“行之有效”,是属于自然疗法。王说他的疗法和一位台湾自然疗法鼻祖大师的疗法不谋而合,并且在温哥华的“救世军”地下室里发现、买到过那位台湾大师的书,书里有很详细的说明,等等。万万没有想到,庆元告诉他,那个大师凑巧是自己的女婿,已经过世,享年才六十岁的样子;那些书是大师去世之后,庆元和女儿嫌在家里占地方,捐送给救世军的。大师也曾给岳父精心治病,但毫无效果!小王丝毫没有感到自己是撞到了枪口上,一点也体会不到这个故事有多么尴尬、离奇,仍然健谈,传播他那自然疗法的保健经验。九点多了,庆元说周也该下去陪陪夫人了,我们才算把胡扯告一段落!

近来,庆元的身体每况愈下。生活不能自理,在家里已经无法照顾,住进了老人院。最近,他又患了中风。吃饭都要人饲喂。不知道我是否还有机会见到他。

我和其他航校的故人都失去了联系。

二OO五年,中南海游泳队的姜学儒老兄找到了我,或者我找到了他。一九四三年我和他弟弟姜学诚离开北京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们兄弟们。他告诉我,姜学诚和我在洛阳分手后,在四川考取了飞行官校,到美国飞行,做了领航。不幸,在一次并不值勤但替班飞行的时候,在台湾失事遇难。我失去了再次见到学诚的机会。我的表兄王敬岱后来二十三期官校毕业,也是飞行失事遇难。他的遗孀住在洛山矶,但是我就是联系不上。如果联系上,那位表嫂是不是愿意和我谈点什么?到底是没有见过面,会有什么共同话题吗?

关于空军,我还有几件有屑少关联的事情。我的堂姐志文一九三O年代末在北京志诚中学读书。同校的一个男同学和她要好。那位同学王光复成了飞行员,抗战时在四川。王在北京的父母和我的伯父为志文姐去后方和王结婚的事情做了安排。王家在志文姐离开北京之前,在他们旧刑部街的家里举行了似乎是“男方不在场的婚礼”,我们全家(祖父母、伯父和我们一家)到他家去聚会。王家当时是北京商会的会长,住处高门大院,气派非凡。他们家子女也多,都比我家的孩子大许多,不过还有在二附小上学的。有时在学校里也见面。

后来我到了成都士校,才知道我姐姐和王光复结了婚,在多长时间之后,她单方面在报纸上登了个离婚启事,就又和一位轰炸机飞行员冯宪辉结了婚。我在成都到他们家住过几天。那时志文姐刚生了孩子。解放时冯姐夫似乎已经在北京飞运输机。“抗美援朝”的时候,要他航运物资到东北。他不干,从那时起,他就在地面开汽车。我伯父给他们一所很大很漂亮的住宅。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那漂亮、好强的姐姐不胜烦恼,“自绝于人民”。大家都互相避开、不敢来往,也就失去了联系。至今不知她家日后如何。

一九六O年我带两个女儿到北京。小女儿刚刚一岁,我母亲设法把小女儿送进了“洁如幼儿园”,那是王光复的母亲创办的。这算是和王家的另一次接触吧。

二OOO年后,来到西雅图客居。周玖的三儿是个飞行员,飞民航的大客机和大货机。有时和他聊天,总觉得有点什么特别滋味。他到底是个飞行员呀!


我的航校或者说对飞行的情结似乎还没有完全消失。我还有庆元送给我的那本“晴空万里”,上面有许多同期同学的地址。日后,也许我会找到哪位叙叙旧。但是有人说,最好不要“旧地重游”,也不要和没有共同语言的“故人”叙旧,避免由于希望叙旧、但是叙旧之后产生的深深失落的哀情。真不知应该怎么是好。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知好歹,愿意至少要“浅尝”一下,然后“则止”才好。

关键词: 军校 , 历史 , 平民 , 成都

成都:“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

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

--作者:何蜀

“文化大革命”前期,在上海发生过一起红卫兵跨省绑架高级领导干部的事件。

这里所说的绑架,自然不应从原有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一般所称的绑架,是指绑架者以暴力或欺骗手段劫持、羁留和拘禁他人,并以被绑架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进行要挟,达到某种非法目的,如勒索钱财,赎换被捕的有罪同伙等等。在这方面,人们熟知的事例不少,如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土匪绑架著名实业家荣德生,70-80年代意大利极左派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意大利总理莫罗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多齐尔准将等。

而本文所说的绑架则不同,绑架者不但没有使用棍棒、刀枪,连一根绳索也没有使用。绑架中既未使用暴力,也不是为了达到个人或少数人的非法目的,而是为了当时几亿人热烈拥护的最革命、最崇高的目的--遵照毛泽东的教导进行“文化大革命”。而被绑架者,也正是为了这同一目的,才会老老实实地跟着手无寸铁的绑架者走而没有进行反抗或试图逃跑。--这样的怪事,只有在那个史无前例(甚至很可能是史无后例)的“大革命”里才会发生。

这次跨省绑架行动的绑架对象,是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李井泉。

李井泉这个名字,今天的年轻人多半会感到陌生。其实,他曾经是中国大陆上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论是抓右派,反右倾,还是在“四清”运动中大整“烂掉了的基层政权”,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都像领导军队打仗一样,领导西南特别是四川省干得轰轰烈烈,从不落后,毫不手软。因为他的军人作风,干部们都习惯于称呼他军队中的职务“李政委”。在那时,领导干部们一般都把他与前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一起视为高级干部中紧跟毛泽东的左派。

李井泉本人大概也没想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烈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运动开始后,他积极领导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仿照北京的模式,揪出了以老干部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为首的所谓四川“三家村黑帮”和不少“牛鬼蛇神”。直到1966年10月1日,他还以领导者的身份,像毛泽东那样穿着军装,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检阅包括红卫兵在内的国庆游行队伍。

然而,“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无前例,谁也不会料到竟发展到了“打倒一切”的地步。领导干部中,不光是历史上被抓住“辫子”的所谓“叛徒”,也不光是工作中表现比较右倾的所谓“黑帮黑线人物”,整来整去,几乎凡是带“长”字的都遭到了“炮轰”、“火烧”。李井泉自然也“在劫难逃”了。

红卫兵内部冲突 “走资派”意外失踪

西南局设在成都,“文化大革命”以来,李井泉一直在重庆、成都等地来回奔走,积极“领导运动”。可是,为什么红卫兵要跨省跑到上海去抓李井泉呢?原来,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走资派失踪”事件。
   
这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都被迫在会上承认“错误”,作了检查。李井泉出席了会议,明白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中央精神。按照中央要求,各地在中央工作会议后都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落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以使广大干部能尽快摆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而积极投入到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中来。
   
11月2日,李井泉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一起召集了成都市各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座谈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要求各红卫兵组织积极支持四川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召开。当时成都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代表立即表示,坚决支持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但要求会议不能走过场,一定要开成真正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为此,就要求李井泉和廖志高在三级干部会议前必须向成都市人民作出公开检查,并要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干部和成都市十七级以上干部到会,听取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李井泉、廖志高表示要请示中央后才能作出决定。11月9日,红卫兵成都部队再次找到西南局和四川省委询问,得知中央已同意李、廖向成都市人民公开检查。于是,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便与红卫兵成都部队商定,共同于11月13日(星期日)上午9时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万炮齐轰西南局、省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让李井泉、廖志高在会上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当时已跃升为中共领导核心第四号人物,在中央协助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也十分重视这次大会,几次同李井泉通电话,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能否胜任这样的大会检查,希望他能通过这次检查取得群众谅解,重新以“革命干部”的姿态站出来“领导运动”。

1966年11月13日,大会如期召开。据称有25万人到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西南地区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批判大会。为了保证大会正常进行,西南局、四川省委与红卫兵成都部队商定,后勤工作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负责,会场秩序由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出纠察维持。

当时造反派尚处于少数派地位,大多数党政机关也还在正常运转,因此许多单位是由党政机关通知组织群众到会,公安部门也布置了一些人员担任警戒工作。由于干部们普遍对“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在通知开会时就难免有些跟不上形势的说法,如把“听李井泉作检查”说成“听李政委作报告”之类。另一方面,又已经有人传出造反派“非法绑架李政委”、“把李政委围攻病了”之类谣言。

种种“动向”传到造反派红卫兵耳中,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红卫兵内部闹起了矛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大学支队(即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蓉人员为首的一些红卫兵,认为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头头“右”了,“修”了,会前与李井泉达成的关于大会的协定是“拿原则做交易”,连“打倒李井泉,改组西南局”的口号都不敢提,这次大会成了李井泉假检查以蒙混过关的阴谋。于是,他们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商定,要造大会的反。

这次大会被造反的经过,在事后红卫兵成都部队前锋支队于11月18日发出的《告全市人民书》中有详细记叙:“上午十一点,会议开始,大会勤务组长刚讲完话,马上被北地《东方红公社》的宣传车造了大会主席团的反。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支队的某些负责人和红卫兵成都野战军也跟着造主席团的反。他们造反的理由是:主席台布置得庄严隆重,‘彩旗’飘扬,台下乐队庞大,不像一个检查揭发大会,倒像一个庆祝大会。因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北地《东方红公社》的宣传车又大叫大喊把李井泉拉下来……”在混乱中,李井泉一度被造反者带下了主席台。“此时北京的同学又要改组主席团。主席团成员对此情况束手无策,怕戴‘右’倾帽子,结果犯了真正的‘右’倾的错误,成了‘奴隶主义’,同意了改组主席团,在原来的主席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名北京同学。这时,会场内安静了一些,主席团就安排了李井泉作检讨。检讨时,李井泉周围挤满了人,一位外地同学又趁此抢了李井泉的话筒不让检查。于是会场一遍混乱了。大会主席团只得集中力量维护会场秩序。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人把李井泉送走了……”(红卫兵成都部队政治部主办《红卫兵》报1966年11月19日增刊)

混乱之中,人们只以为是会场纠察人员为了保证李井泉的人身安全而将他带离了会场。事后不久,却传出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说是那天护送李井泉的并不是红卫兵,而是由公安部门组织的便衣人员冒充红卫兵,趁会场大乱之机将李井泉转移走了!

李井泉自18岁参加革命以后,长年在军队中工作,南征北战,风餐露宿,早已落下一身的病,这时他已年近花甲,哪里经得起这种史无前例的折腾。被护送离开大会会场后,他就先后转移到尚未掀起造反浪潮的成都市郊几个单位招待所养病,随后又转移到灌县、彭县、西昌、渡口和云南省的元谋、昆明等地。在此期间,李井泉一直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保持电话联系,关心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按造反派的说法,则是在“幕后操纵破坏文化大革命”。

12月底,根据西南局书记处的建议,李井泉通过秘书向中央办公厅电话请示想去北京,但没有得到回复--北京局势这时已经变得更加混乱,街头已经贴出了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和大字报。竭力想要控制局势的陶铸已经自身难保,新年刚过三天就被打倒了。

风声越来越紧,1967年1月4日,就是在陶铸被突然宣布揪出来打倒的那天,李井泉去到了上海。

造反派拿到中央电报 红卫兵拟定“战斗方案”

自李井泉被转移走后,造反派就失去了批判的活“靶子”。

重庆当时最有名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刚好是在那次批判大会前派了个几百人的“赴蓉挺进纵队”到成都,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将李井泉揪到重庆去批判。到成都后,他们住进了四川大学,正赶上了参加人民南路广场的批判大会。可是没想到这次批判大会闹得不欢而散,更没想到会后听说李井泉失踪了!

重庆大学这个“挺进纵队”抓不到李井泉,怎么好回去交差?遍寻不得之后,他们以红卫兵名义向这位西南地区最高领导人发出了《通缉令》。这样的《通缉令》虽然文字杀气腾腾,但是既无法律效力,也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单凭这些年轻人的满腔“革命热情”,是不可能抓到李井泉的。

转眼已过了1967年的新年,群众性的造反浪潮已经席卷全国,并开始由“打倒一切”发展到“全面夺权”。这时,西南局办公厅于1 月10日前后收到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电报,内容是要李井泉到群众中去,有错误就检查错误,不要怕群众。

当时西南局机关也已经有了造反派组织。电报被造反派拿到,便有了“尚方宝剑”。造反派正愁找不到李井泉,这一来有了办法。1月15日,他们去找到正由西南建委造反派“监管”、批判的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程子华,向他询问,中央给李井泉的电报应该转到何处。那时尽管已经开始天下大乱,但是领导干部们的组织观念仍然是很强的。何况,谁敢承担“封锁中央声音”的罪责?于是,程子华便说了李井泉已到上海养病的情况。但他也不知道李井泉在上海的具体住处。

以往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份电报是造反派假造的。其实这是不了解当时形势的臆测。这份电报是完全符合当时的中央精神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曾发出过几条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其中一条就是专门对领导干部们讲的:“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就在1月15日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二期社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这篇社论就是要领导干部们执行毛泽东的这条指示,并且指出:“肯不肯和敢不敢到群众里面去,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根本分界线。”社论还严厉警告:如果领导干部不到群众里面去,“他们同群众感情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有的人甚至要一步一步发展到指责群众运动、压制群众运动,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他们同党同人民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挺进纵队”有一个驻西南局支队,正在到处打听李井泉的下落。西南局机关造反派看到成都红卫兵正为两派冲突闹得不可开交,也就把中央来电要李井泉出来见群众和李井泉在上海的消息告诉了重庆大学红卫兵。重庆大学红卫兵闻讯,如获至宝。迅即决定赴上海抓李井泉,并拟定了“战斗方案”。

他们首先研究了这个问题:上海这样大,怎么才能找到李井泉?他们知道,当时上海造反派已经控制了局势,但肯定不知道李井泉这样的大“走资派”藏在上海,否则定会将其赶走。因此,要找到李井泉,还得通过华东局的“走资派”设法“智取”。然后,再如此这般……

“北京来客”住进高级饭店 “战斗小组”亮明真实身份

1月17日下午5点半,重庆大学红卫兵三人,西南局机关造反派二人组成的“战斗小组”,押着向西南建委造反派“借”来的程子华及其秘书,带着中央电报,乘飞机飞赴上海。

因为程子华当时还担任着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到达上海后,“战斗小组”成员便冒充国家计委工作人员,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打电话,谎称程子华从北京开会回来路经上海,有事要找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商量。

这时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已经处于大动乱、大夺权的“一月风暴”之中,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一些基层单位已经被造反派夺权。官方传媒播发了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的上海造反派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且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造反派发出了《贺电》。在这《贺电》的鼓舞下,15日已发生了一起由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联合上海工总司二兵团向市级党政机关夺权的行动,但因造反派内部矛盾,加上张春桥、姚文元对这次夺权行动未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大为不满,拒不予以承认,使这次夺权流产了。因此,这时华东局的机关日常工作仍在艰难运转,华东局办公厅行政处得知“国家计委”来人后,便派来人员将他们安排到了锦江饭店住下。

在锦江饭店,“战斗小组”先找来了华东建委一位副主任,从他口里打听到,华东局的几个当权派,曹荻秋已被打倒,正在监督劳动;魏文伯已经停止工作,在作检查;韩哲一还在造反派监督下管一些事务工作。他们分析,只有找韩哲一才可能打听到李井泉的下落。于是,他们便通知韩哲一前来。并向程子华规定了韩哲一来时的讲话口径。

电话打出后,他们在房间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直到深夜,韩哲一才在两个工人造反队员押送下赶到饭店。

韩哲一到来后,事情却又没有像“战斗小组”预定的那样进行,而发生了意外。

重庆大学红卫兵和西南局机关造反派事后发表的同样题名为《智擒李井泉》的文章里,对此有不同说法。按西南局机关造反派的说法,是韩哲一刚进门,程子华就问:“李井泉在哪里?”而重庆大学红卫兵的文章却说,因为程子华在听说了华东局几个当权派的情况后,显得神情沮丧,“战斗小组”担心他不会再按他们规定的口径说话了,便当机立断,先发制人,等韩哲一一进门,一个红卫兵便厉声喝问:“李井泉在哪里?窝藏西南人民的罪犯该当何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估计是文章的写作者各有不同的动机。西南局机关造反派大概是为了说明程子华经过他们的教育,已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而重庆大学红卫兵则多半是为了表现自己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如何发挥了大智大勇。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关方面查证这一事件时,才弄清楚了真相。

原来,韩哲一进门后,程子华果然不按“战斗小组”规定好的口径,而是开门见山向他说明了真实情况:他不是开什么会路过这里,而是被红卫兵押着来抓李井泉的(笔者当年在重庆还看到过另一种说法的大字报,称红卫兵在“革命干部程子华”的“帮助”下抓到了李井泉。其实,所谓“帮助”的真相就是如此)。

重庆大学红卫兵一看假戏不能再演下去了,便马上掏出红卫兵袖章、胸章,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让西南局机关造反派拿出那份中央电报给韩哲一过目,说是必须交给李井泉。要李井泉按照中央电报要求,回四川接受群众批判。

韩哲一自然也不敢“封锁中央声音”,“对抗文化大革命”,便如实说出了李井泉在上海的住处--中共上海市委瑞金街招待所。

“战斗小组”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以革命的名义”将韩哲一扣留在饭店里。他们得知李井泉带有秘书、医生、护士、保卫干部、警卫人员共7人,还有警卫武器,而这些红卫兵、造反派人又少,又手无寸铁,怎么办?这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

上海市委招待所门前有警卫岗哨,当时还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地方。怎么办?“战斗小组”便派出两人,立即去找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求援。这时已是凌晨4点,满城的造反喧嚣已经停息,上海街头只有寒风在撕扯着满墙的标语、大字报,但自认为是在为真理而斗争的红卫兵、造反派却只感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上海公安局仍然有造反派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坚持“战斗”。刚好在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公安部门“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上海公安局造反派听了四川造反“战友”的介绍,当即决定,派三人配合他们的行动。

招待所闯进不速之客 红卫兵坐上特派专机

一切安排停当,已到了18日凌晨6时左右。“战斗小组”押着韩哲一的秘书,到了李井泉住宿的瑞金街招待所。有公安人员引路,他们顺利进了大门。进去时,李井泉的随行人员正在楼下餐厅里准备用早餐。“战斗小组”给这些工作人员“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看到有人流露出抵触情绪,便质问:“你是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李井泉?”--这样的问题,自然只能作一种回答,当年确实压服过许多人。

随后,“战斗小组”留下几人继续对李井泉的随员作工作,其他人与上海公安局的三个造反派一起直奔二楼房间,顺利找到了李井泉。他们先对李井泉进行了搜查,然后拿出中央电报给他看,并向他宣布:要将他押回四川批判。

李井泉大概早已从传媒中了解到了与这份电报相同的中央精神,未对电报表示任何怀疑,只是提出应等医院体检表拿到后再走,这自然被红卫兵、造反派认为是“耍花招”而否决了。

早饭后,“战斗小组”负责人、重庆大学红卫兵向李井泉一行宣布:从现在起,一切听他们指挥。李井泉和秘书、警卫员及医生一人跟他们一起回四川,其他三名随员,在他们走后24小时内不得离开招待所,不得向外打电报、电话,其后自行回川,到成都向驻四川大学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报到。并且警告:若有违抗,后果自负。

--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据造反派传单记载,李井泉的一位随员,在听了造反派宣传后,为表明自己与李井泉划清了界限和坚决站到毛主席一边的革命决心,冲过去打了李井泉一记耳光。这样的“革命行动”,在“文革”结束之后自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然后,“战斗小组”找华东局要了一架专机,专机落实后,他们向成都方面打去电话,十分兴奋地告之“货已到手”,请派车于当天下午到机场接人。

当天上午,“战斗小组”押着李井泉、程子华等一行,乘专机飞返成都。

李井泉被秘密押往四川大学内的重大八一五挺进纵队驻地关押,第二天凌晨,“挺进纵队”用汽车将李井泉押往重庆。
1967年2月19日,重庆造反派八一五派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后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长江边珊瑚坝召开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李井泉被武装押送到会场,挂上黑牌,批斗后用卡车押着在城内主要街道游街示众。以后他又遭到过几次批斗。4月底,李井泉被押回成都交给红卫兵成都部队批判。


从这年4月初到5月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一系列会议。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点名批判了“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严厉申斥他们“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撤销李井泉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李井泉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头上的“走资派”罪名才被推翻。


关键词: 红卫兵 , 历史 , 平民 , 成都

成都:锦里读书记

锦里读书
---作者:张隆溪

离开成都二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是一个文风很淳厚的地方,而那文风之厚,尤其在艰难之际越发能显出底蕴来。记得上高小和中学的时候,常到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去玩,喜欢背诵楼台亭阁到处可见的楹联。在供奉杜甫塑像的工部祠前,有咸丰年间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题的一付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工部祠前有几树腊梅,长得疏落有致,初春时分梅花盛开,或红若胭脂,或黄如嫩玉,远远就可以闻到一阵幽香。所以在正月初七的人日游草堂,别有一番风味。在草堂寺,也许晚清顾复初所撰的对联最有名:“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小时候虽然不能完全体会这对联的意思,却总觉得读起来抑扬顿挫,韵味十足,也就一直记得。另外使我印象很深,后来一直不忘的是陈毅元帅在草堂的题词,取杜工部的两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两句读来十分痛快,似乎能从中体味杜甫的沉郁,也更能想见陈毅自己的性格。

成都南郊有纪念刘备的汉昭烈庙,可是成都人都称之为武侯祠,说明在人们心目中,神机妙算,而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远重于那位靠人扶持的刘皇叔。武侯祠的楹联也很多,其中有集杜甫诗句的一联:“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那飘在万古云霄中一片羽毛的形象,实在令人难忘,读来使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诸葛亮殿看见墙上石刻的杜诗《蜀相》,尤其开头这几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再看看庭院中的古柏,便对这些诗句有格外亲切的体会。这几句诗使我想见远在唐代,杜甫就已在城郊去凭吊过诸葛武侯,于是觉得在这些诗句中,似乎找到了和千年以上的过去一种特殊的联系,而在默默感悟之中,也似乎无意间获得了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其实在小时候,这些都由耳濡目染得来,浑不知历史感为何物,但也正因为如此,对文史,对读书,便自然发展出纯粹的兴趣。所谓纯粹,就是在其本身的乐趣和价值之外,别无任何实际利害的打算。我在开头所说淳厚的文风,就是在这种对知识的纯粹兴趣和追求中形成的风气。

然而对于求知而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却是极为不利的一段。那时候说读书无用好像理直气壮,报纸上就经常有伟人宏论,说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知识分子被名为臭老九,几乎等同于阶级敌人。当时有几个囊括一切的概念,否定了一切知识:凡中国古代属封建主义,西方属资本主义,苏联东欧属修正主义,封资修都在破除之列,于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无一不是毒草。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时间好像与一切文化为敌,要向古今中外的文化宣战。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地方观念,也决不认为四川人有什么特别,但我很小就听大人们说过一句话,道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可以肯定的是,对当时那种状态,多数人是反感的。我那时候充满了年轻人的反叛精神,对报纸上公开宣扬的读书无用论和大肆吹捧的白卷英雄,都从心底里反感、厌恶。我不相信杜甫那些优美而感人肺腑的诗句、莎士比亚那些深刻而动人的戏剧作品,居然是必须铲除的毒草!而且我发现在我周围的同学朋友中,有我这样想法的并不在少数。一位中学老师黄遵儒,在那年头名字就犯忌,而且属于“牛鬼蛇神”之类,于是取鲁迅诗句之意改名民牛。他在学校以长于书法有名,在我们这帮学生几乎全数下乡之际,他用极工整的楷书抄录两首鲁迅的诗送给我,我珍藏至今。这些诗句表达的忧闷心情,对于我们当时的情形颇为贴切。

从1969至1972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三年里,有许多和我一样的知青对书本和知识,都有如饥似渴的追求。我们互相传阅仅有的几本书,讨论一些跟当时的生活现实没有一丝关联的问题。我下乡时,中学一位英文老师潘森林先生把抄家劫余的两本书送给我,一本是希腊罗马文学的英译,另一本是英美文学选读。山村里没有电,我只有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每天晚上就着那如豆的微光,一直读到深夜。虽然那时候物质生活很艰苦,或许恰恰因为物质生活艰苦,我们就完全沉浸在精神的世界里,不仅读文学,而且还特别喜爱哲学。知青们为了思想的交流,相隔再远,也要时常来往。记得一位绰号叫野猫的朋友为了来交谈,到晚上一定要约我和他赶夜路骑车到另一个生产队去,可是在乡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绊倒,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门牙被磕断了两颗。我一直为此感到内疚,可是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为了一夕清谈,好像什么都值得。记得曾与一位比我年稍长的朋友陈晶通信,每封信都写好几页。我们谈文学、美学和哲学,谈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谈雪莱和华兹华斯,谈鲁迅和林语堂,也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我们那时候的谈论也许并非没有一点深度,而那份真挚和热忱更是绝对纯粹的。“嘤其鸣兮,求其友声。”记得陈晶写来的第一封信,就引了《小雅.伐木》里这古老的诗句,正可以道出我们那时候的心情。

在乡下的知青生活,看似单纯,却又很复杂。我们看见农村的贫困,农民生活的艰苦,既有深切的同情,却又因为落户在此,身处其中,而且是到农村来接受“再教育”,所以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种居高临下式的同情,而不过是自怜而怜人。又因为身不由己,不知将来会如何,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随时有受困而无奈的感觉。那种困境不只是物质的匮乏,更是精神的枯竭。身边贫乏困苦的现实和无尽的精神追求之间的脱节,可以说是知青生活最大的特点,不知有多少痛苦,多少悲剧和喜剧,都从这里发生。不过那时候我们毕竟年轻,有旺盛的生命力,更有压抑不住的精神。和我一道下乡的同学,都各有自己的爱好和特点。其中一位叫谢洪,后来进了中央戏剧学院、成为电影导演,但在那时候他无法施展自己的表演才能,几乎把乡下的生活变成舞台,随时显得很有戏剧性。我的好友张爱和极有音乐才能,现在参与编辑一本和音乐有关的杂志。在乡下,他拉起手风琴来,那悠扬的乐声好像可以使我们抛开身边的烦恼,进入另一个美好的时空和世界。我那时有一本奥地利作家斐利克斯.萨尔腾(Felix Salten)的名著《小鹿斑比》,我把它译成中文,由谢洪用戏剧演员的腔调来朗诵,那伤感而带哲理的故事,让大家听了时常感动不已。回想那些艰难的岁月,在困苦中仍然有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在贫乏中仍然有精神的慰藉,既有痛苦,也有欢笑,实在永远也不会忘记。

1972年春天,我从四川德昌的山村被调回城市,在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的车队当了五年修理工。那时候工间里完全没有正常作业,我每天都背一个书包去上班,一有空隙时间,立即到碱水池把油污的手洗一洗,在别人打牌或聊天的时候,就拿出一本书来读。我喜欢艺术,有一帮画画的朋友。其中一位叫朱成,现在已是颇有成就的艺术家,但那时和我同是运输公司的工人。说起这帮喜爱美术的朋友,当时在成都有不少业余绘画爱好者,都各在工厂或别的单位工作。他们简陋的家里,往往藏着一幅幅国画或油画。他们也常常在一起画,互相切磋。后来四川美术学院重新招生,他们当中好几位都去了重庆,成为一代相当成功的艺术家。不过三十多年前,这些文化艺术的根苗都还在恶劣的环境里自生自灭,全凭个人兴趣和爱好在那里坚持。我和朱成在工厂认识后,他知道我懂英文,就问我有没有见过原文的莎士比亚全集。我当然回答说,从来没有见过,他就说可以替我找一本。我以为他是在吹牛或者开玩笑,可是第二天,他果然拿来一本精装书,正是多卷本莎士比亚全集收有十四行诗的一本。我大为惊讶,朱成才告诉我说,那是他一个朋友父亲的藏书,老先生不相信现在居然还有年轻人能读这样的书,所以借出此书的条件是要看书的人翻译一首诗,如果真能译出一首来,他就可以再借其他的书。我喜出望外,立即选译了一首,交给朱成去复命。莎士比亚一百多首十四行诗,我已不记得译的是哪一首,可是那首译诗就像《天方夜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那个故事里开门的咒语,为我打开了一个书籍的宝藏。

欧阳子隽先生曾在旧《中央日报》当过记者,喜欢读古书,也喜欢英文,当年曾和在成都的外国人时常来往,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书。他后来在成都一个百货公司做售货员,为人谦和,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在文革中居然把他最心爱的藏书保存了下来。欧阳先生对文化受到摧残感到痛心疾首,看见我译的诗,发现居然有年轻人还能读莎士比亚,高兴异常,立即请我到他家里去。记得我第一次到他的住处,在一个破旧的小院子里,一间极简陋的房子,但一走进去,就看见紧靠墙壁一排木板做成书架,密密层层放满了各种旧书,其中大部分是英文书。我们一见面,欧阳先生就慷慨地对我说:“我这些书就是你的书,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读。”在那年头,书不是被烧毁,就是被封存,想不到在一间旧房子里,竟保存了英国文学和历史的许多经典。在“破四旧”的一阵风暴里,成都也到处有抄家、焚书的举动,可是欧阳先生的书却能保留下来,几乎是个奇迹。这是否和这个城市古来的文风有一点关系呢?在激进口号的喧嚣声中,在政治运动轰轰烈烈的表面之下,是否文化和典籍就像龙蜷虎卧,沉潜于平民百姓之家,在为我们自己保存一点精神的根基呢?无论如何,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三十年前在成都居然找到了许多英文原版书,也出于纯粹求知的兴趣,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英国文学的经典名著。

在欧阳先生那里,我不仅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全集,而且读了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到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如果说下乡三年,读希腊罗马文学有一点收获,那么在欧阳先生那里,我就第一次读到了对英国语言有很大影响的钦定本《圣经》,又称詹姆斯王译本(The King James Bible)。我知道在西方文化中,希腊古典和《圣经》可以说是两个主要的源头,而钦定本《圣经》的英文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于是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在欧阳先生那里,我还借阅了法国史家泰纳(Hyppolyte Taine, 1828-93)著名的《英国文学史》。他在那本书里提出文学的产生取决于作家所属的社会群体、文化环境和时代氛围(即他所谓race, milieu, moment),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批评中,曾造成相当影响。当时我读得最勤,可能获益也最大的是帕格瑞夫(F. T. Palgrave)所编《金库英诗选》(The Golden Treasury)。这部诗选初版于1861年,后来不断补充再版,其流行程度很像我们的《唐诗三百首》。我从这部选集里翻译了大概三百首诗,这在我是很好的练习,因为读诗是获得敏锐语感最佳的途径。熟悉诗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把握语言的音调节奏,轻重缓急,词句和语意的平衡,在自己说话和写作的时候,就知道如何组织篇章,遣词造句。英语和汉语在语句组织、节奏和表达方式上都很不相同,只有多读英国文学经典,尤其是诗,才可能最好地获得英语的语感,增强自己的信心,能够把英语运用自如。与此同时,就像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的那样,了解一种外语可以反过来帮助提高对自己母语的认识,也就会增强自己的语言能力。七十年代初在成都相当特殊的环境里,尽管没有学校提供条件,没有老师指点,我却由于结识了欧阳子隽先生而读了不少英国文学名著。我永远感谢欧阳先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为我打开书的宝藏,提供精神的食粮,这对于我后来的发展,的确起了关键作用。可是当时读书完全出于兴趣,绝没有想到未来有任何发展,也没有考虑知识有任何实际用处。可是正像《庄子.外物》所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用与无用是一种辩证关系,知识的积累首先要有求知的欲望和纯粹的兴趣,文风的形成靠的不是实用,而是对知识文化本身的追求。

我在欧阳先生那里不仅借书、读书,也经常聚在一起谈论,谈书,谈文学和文化传统,自然也谈那时让人焦虑担忧的时事。时常参加的还有他的儿女,阳旦、阳含、阳芳,有时候还有别的几个年轻人。欧阳先生的两个儿子阳旦和阳芳,一个喜爱大提琴,一个学练小提琴,后来都成了专业的音乐工作者,阳含则去了美国,现在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回想当年在那个陋室里的交谈,实在令人永远怀念。欧阳先生把当时的聚会,都详细写在他的日记里,多年后我在成都重新见到他老人家,他还把当年的日记翻出来,读给我听。成都人所谓摆龙门阵,在互相了解的朋友之间,可以说无所不谈。对当时否定文学和文化,对人类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做法,我们是用读书的实际来回应的。这倒不是有意为之,也更没有任何实际的考虑,而是在成都这个有淳厚读书风气的地方,读书人自然的反应。说不定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读书人大概也像这样在下面议论,并且把旧书典籍藏起来,使中国文化传统继续存在。毕竟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要使文化知识完全断绝,更是谈何容易。在三十多年前极为艰难的环境里,成都这个地方使我能找到书籍,找到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得以不断自学,在书籍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慰藉。这使我永远感激我的故乡,也对我们自己知识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永远充满了信心。

2006年7月2日初稿于香港九龙瑰丽新村寓所
7月4日完稿于德国埃森人文研究院(KWI)

张隆溪返德昌时寄赠友人的字.jpg

张隆溪返德昌时寄赠友人的字.jpg

大小: 143.51 KB
尺寸: 550 x 375
浏览: 75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中学同学聚会(前排左三为张隆溪).jpg

中学同学聚会(前排左三为张隆溪).jpg

大小: 96.51 KB
尺寸: 550 x 366
浏览: 63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关键词: 平民 , 读书 , 锦里 ,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