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的文章

李鹤龄枪击北洋政府驻法公使

    李鹤龄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原名李登寿,又名李松林,成都郫县郫筒镇东街人。其父李星衢,以经营古旧衣货为主◦李鹤龄于1931年考入成都郫县第一高等小学堂,后转入模范高等小学第一班,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1915年考人成都联合县立中学(今石室中学前身)肄业。1917年考人北京清华中学。曾参加著名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秋,在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高潮中,自费由上海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中学补习法文,同时在一家工厂务工。当时法国经济萧条,物价飞涨,许多工厂停工。1921年李鹤龄被解雇后,旋即失学,被迫返回巴黎市区,暂住华侨协社,帮助设于华侨协社内的华法教育会作留学生文件收转工作。其时,早于1931年秋即留学法国的官费博士生郑毓秀(广东人,1919年前中国留学法国的唯一女学生),在巴黎极为活跃,常与官府和国内外名人往来,有“中国交际花”之称。她的宽大的寓所,为其义父、法国国会议员禹格勒阿所赠;家中座上客常满。当时她刚完成博士论文,家中每日宴会舞会不断。她的中文极差,频繁的往来函件极难处理,急欲聘请一名中法文俱佳的助手。经华法教育会华籍秘书李光汉介绍,仪表端正、谈吐不俗、下笔很快的李鹤龄,顺利地作了郑毓秀的私人秘书。

 

    这时,许多中国勤工俭学生既无工可做,又无书可读,反遭国民党右派李石曾、吴稚辉等人的诬蔑辱骂,说他们“既无勤工之能,更无俭学之志。”一些留学生被迫回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开展争取“三权”(吃饭权,劳动权,教育权)的斗争,向中国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篆请愿。陈篆以“过激分子”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暗中勾结法国军警,用枪柄和警棍殴打徒手请愿的学生。其中一湖南籍学生,在被军警追打时被电车轧死。陈篆继将陈毅等35名四川留学生强行遣送回国。包括李鹤龄在内的中国留学生对陈篆恨之入骨。李鹤龄多次向留学生们说:“陈篆不仅不学无术(不通任何外语),而且不会做好事,只会做坏事!”大欲杀之而后快。

 

    李鹤龄暗中购得手枪,一段时间早晚练习空枪瞄准。1922年3月19日是郑毓秀的生日。这一天,郑在家设宴祝寿。李鹤龄知陈篆一家必来赴宴。当天上午,张振华等五名四川籍女留学生正在郑宅厨房帮忙做中国菜,李鹤龄忽来厨房将张振华叫出,将一厚册日记交张代为保存,并说准备在散席时除掉陈篆,致令张对他颇为担心。李鹤龄在厨房内喝了两杯闷酒,匆匆上楼而去。宴会结束后,客厅里传出送客声。陈篆出门即将登车离去之际,李鹤龄急忙下楼冲出门外,取出手枪向车内连发三枪。陈篆赶忙屈伏车内,未被击中。子弹打碎车窗玻璃,其妻的手臂和法籍司机的耳朵被碎玻璃划伤。李鹤龄正要开第四枪,已被郑毓秀拦腰将他死死拉住。陈篆的随行武官立即上前将李鹤龄的手枪击落。李挣脱逃走。不一会,法国警察包围了郑宅并进行搜索。张振华担心李鹤龄的日记会被搜出,借口替晕倒的郑毓秀买药离开了现场。三小时后,李鹤龄到警察局自首,用流利的法语答辩,称自己的义举系为里昂中法大学被迫回国的勤工俭学同学报仇,博得在场多数旁听者的同情。

 

    中国留法学生得知陈篆被狙击,无不称快。学生们常聚会的巴黎北京饭店,存酒供不应求。为营救李鹤龄,在巴黎的勤工俭学同学颜实甫(四川江津人,曾任四川教育学院院长,建国后任川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授)等十余人,手执刀棍闯进公使馆警告陈篆,如不设法救出李鹤龄,会有成百上千个李鹤龄前来报仇。陈篆惧,只好假惺惺致函法国外交部,声言“李鹤龄年幼无知,受了共产党欺骗才干出此事,请法国政府从宽处理。”因有中国公使兼当事人为李求情,法国政府对李给予监禁一年惩处。李鹤龄被监禁期间,巴黎的四川同学对他在舆论上作了大力声援,同时捐款帮助他改善狱中的生活。监禁半年后,即1922年10月底,法国政府将李鹤龄驱逐出境。

 

    李鹤龄离开法国后,取道法国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途经柏林时,专程到柏林大学会见张振华(张在李鹤龄入狱后,恐罹祸,赓即转赴柏林留学)。张郑重地将李托她保管的日记原物奉还,并将李送至火车站。

 

    李鹤龄在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加入了共产党。回到广州后,任黄埔军校教官。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军总司令部任组织科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一度对革命失去信心,退出了共产党。旋即深自后悔,并向党组织泣诉,希望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组织将他派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他携妻子先到上海,再转赴广东。不久,在肃反中被彭湃误杀于海丰。

成都铁道工程师蓝田的故事

    成都铁道工程师蓝田,字子玉,生于清光绪14年9月23日(1888年10月27曰)。四川成都郫筒镇人。其父蓝绩之为前清廪生,先继祖业经营小商,后因亏损改务农,同时在家设馆授课。

 

    蓝田自幼随父读书,14岁人成都郫县县立高等小学堂,课余参加劳动。因品学兼优,于清光绪32年(1906年)被选送四川成都铁道学堂学习。宣统元年(1909年)转赴唐山路矿学堂深造,专攻土木工程。求学期间,3年级时曾参加驱逐既专制又有贪污劣迹的校长赵士北。

 

    民国5年夏,蓝田在土木系毕业,由交通部派往交通传习所补习日文。次年2月,调东北四平街四郑铁路局作实习生,实习期满后任公务员。从此,他以毕生精力投人铁路交通建设。在旧中国的33年中,蓝田先后在许多铁路筹备处、工程处以及交通部铁路测量总处和成渝铁路工程局等处工作。历任工程师、工区主任、总段长、线路勘测总队长、处总工程师、工务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前夕,任成渝铁路工程局副总工程师。

 

    蓝田早年即在国内铁道工程界享有盛誉,特别是在铁路选线方面卓有成绩。但在民国时期,他却四处碰壁,难于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民国21年,他回四川踏勘并初测成渝轻便铁路路线,因痛恨四川当局同法国人签订了包办成渝铁路的借款合同,“引为耻辱,不肯受人利用”,不久即愤而离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蓝田随叙昆铁路内迁,第二次人川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得知成渝铁路将要复工的消息,兴奋不已,决定离职留在四川修路。民国35年11月,经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推荐,被任为成渝铁路工程局工务处长。当时路局负责人根本无意修路,蓝田屡次提议视察外段路线,欲加修改,均以无改动必要为由而被阻止。以后工务处长易人,蓝田被调为有职无权的副总工程师,对修路计划更无权过问。成渝铁路时断时续开工达10余年,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直到解放前夕,寸轨未见。蓝田痛心不已。他无事可做,在苦闷之中,以作诗画、篆刻自娱,并从佛学中寻求精神寄托。

 

    新中国成立后,蓝田的才能和抱负得以施展,先后被任命为西南铁路工程局巡视组主任、西南铁路设计分局线路勘测队队长、宝成线广略段总体设计负责人、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设计总工程师、院副总工程师等职,负责西南地区的铁路勘测设计工作。他后来回忆说:“直到1949年解放,我的整个工作和生命,才从许多破灭的幻想中获得希望,那时刚好度过62岁生日,从那以后,我才开始做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工作。”

 

    勘测设计中,蓝田擅长选线。1950年初,国家把修筑成渝铁路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年过花甲的蓝田带领勘测队沿线勘测。成渝铁路成都至乱石滩段,原定路线从成都北门外起,经过金堂赵家渡、淮口到乱石滩,全长72公里。这条线路必须经过淮口凉水井一带,那里地质不良,属大塌方地段。蓝田经反复实测,力排众议,提出从成都经洪安乡越柏树坳、沿石板河下至沱江边接乱石滩的改线方案。新线不仅使铁路避开原定路线的不良地质地段,保证了行车安全,还可缩短线路23.8公里,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建筑费用和营运费用。

 

    这个方案经铁道部审查后,被采纳实施。成渝铁路勘测任务完成后,蓝田立即投入宝成铁路和成昆铁路的勘测工作。1952年踏勘并草测成昆线时,他踏遍沿线所有山沟,寻找最薄口,终于制定出开凿伊得冒(沙木拉打)隧道的越岭方案,确定了成昆铁路的线路方向。同年,领导勘测宝成线南段一高线工程时,他和另一工程师郭葬发现1950年测定的线路系沿山谷蟠延,高出地平线达90米,还要修建50米以上的高架桥初几处大隧道,工程十分艰险。他带领勘测队多次实测以后,改变并缩短了线路,为国家节约了1.2亿元资金。

 

    蓝田不善辞令,但作风平易近人,长于集思广益,依靠群众,从不摆老资格。勘测宝成线成都至绵阳段路线时,发现广汉县小溪镇附近有一条石亭江,四道河身,铁路从这里经过,必须修一座600多米长的钢桥。他感到工程太大,邀请当地农民开会研究。一位了解情况的渔民说:“离这里8里多路的上游,河身只有一道,河面不宽,两岸全是岩石。”渔民带领他们去实测,很快找到建桥的最佳地点。另一次,蓝田和勘测队在罗江至绵阳间选线,一位姓叶的农民自告奋勇担任向导,领着他们走了半个多月,看了三条路线,最后找到一条很满意的路线,避免开凿一条长1200米的隧道。

 

    为了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多作贡献,年事已高的蓝田,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勉励自己,有时一天徒步往返七八十里。特别是在凉山彝族地区踏勘成昆线时,因当地刚解放不久,社会秩序尚不安定,加之地势特别险峻,给勘测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中,蓝田处处以身作则,辞谢上级对他的照顾,同年轻人一道,攀山越岭,风餐露宿,坚守在工作的第一线。工作中,有一次不慎跌伤肋骨,医生要他休息一月,他带伤不离现场,直到任务完成。50年代末,年逾古稀的蓝田,还坚持到野外踏勘、指导工作。

 

     由于蓝田在铁路勘测设计中作出重大贡献,早在1951年,即被评为全国铁路劳动模范。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2月18日病逝于成都,终年78岁,遗体葬磨盘山陵园。

成都《力文半月刊》的始末

    成都《力文半月刊》创始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她的创始与战斗历程都和于渊同志分不开。于渊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在绵竹观音梁子利用前线指挥官的权力给红军让了路,被刘湘撤了职,派他东渡日本考察。他于次年春到成都,和车耀先等同志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创办成都《力文半月刊》,吹响了成都地区救亡运动的第一声号角。

 

    现在,我把成都《力文半月刊》主要创办人之一的甘树人生前对我谈过的,以及近年来同当时《力文〉〉成员的林蒙(甘道生)和徐庆坚等同志谈论、通讯、查证的情况整理出来,以反映抗日战争前夕成都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

 

    创办《力文》的政治背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重,但蒋介石却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压制了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到三月,日本就策划在东北成立的伪满州国,一九三三年占山海关,三五年在通县成立冀东殷汝耕汉奸政府,十一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侵略日亟。到签订《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后,又签《何梅协定》,蒋介石政府接连把国土奉送日寇,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在民族危急关头,中共在抗击蒋军“围剿”的同时,在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由江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号召人民武装驱逐日寇的《告全国同胞书》;一九三二年又发出《对日宣战》的通电;三五年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到十二月,陕北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促进着中国全局形势的转变。

 

    另一方面,当时的四川党组织,巳完全被破坏,“全川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对创办爱国的进步刊物非常困难。正当这个困难的时刻,党中央于一九三六年春派来了张曙时同志,并确定当时的斗争方针为“推动上层好转,促进刘湘反蒋抗日”,以推动群众运动。张就通过民本体专的渠道,影响和推动于渊同志联系爱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甘树人等,创办起成都《力文半月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她同后来的《大声周刊》成为当日成都以至西南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两大号角。

 

    响应“团结御侮”的号召

 

    成都《力文半月刊》的社址,设在成都湖广馆街一三九号附三号于渊住宅。当时,甘树人失业,也就住在于家。半月刊的编辑和发行都在于家进行。印刷、校对和装订,是蒋桂锐(江牧岳)负责,正副经理由何乃仁、伍觉天担任并负责联系“新新印刷社”代印工作,由赵忍安担任。每期所需的印刷费贰拾元,则由于渊同志筹措。由于出售刊物有点收入,人员不支报酬,又不给稿费,在经费上还算过得去。

 

    《力文》在第四期上转载了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钩儒等四位爱国瓴袖的“团结御侮”的声明,旗帜鲜明地鼓吹抗日救亡。同期刊登了何求(即林蒙同志)的《九•五事变的追述》,以我军战胜英帝国主义的光荣史实,证明敌人不可怕,中华民族不可侮。现节录其要点于后:

 

    “英国商轮万流,在荣阳县境浪沉木船多支,溺死我同胞不下五六十人。当时于渊任万县宪兵司令,即下令扣留该轮。殊该轮于事先闻风逃避,仅将英轮万县号、万通号扣住。我方原与之交涉,要求賠偿。殊该轮船长暗中打电与停泊宏昌之嘉乐兵舰并电调陆战队来万,先以机枪向我扫射,我亦还击,双方鏖战多时,彼不得逞。乃以巨炮装硫磺弹,向万县南津街轰击,我万市之精华区域完全被毁,死亡亦众。彼向我声称:只须我方以白旗招展,彼即停止轰击,当时宪兵司令于渊振臂高呼,向其士兵作壮烈之演说。略谓:今日各位弟兄是为国爭光,绝对不能屈服。我们应以少数人之牺牲,换得多数人之光荣。言词壮烈,士气因之大振。于是再接再厉,奋勇还击。于司令身带三伤,仍身先士卒,最后,敌兵舰不支,遂鸣哨一声,顺江败而去矣!”

 

    文章最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急,蒋介石政府坚持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慷慨激昂地高呼:

 

    “新的局面的变化,使我们迫切需要民族抗战。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已经采取用政治经济的直接军事压迫了。倘我们能发动伟大抗战,“九•五”事件的经验告诉我们,定能得到胜利前途!”

 

    接着,十月十八日,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发起人筹备委员会在春熙路青年会开成立会时,车耀先同志在报告中极力推崇“成都《力文半月刊》能够站在时代前列,能够及时提出抗日反帝的救亡联合战线的口号。”当天,于渊同志也在会上作了非常激昂的讲话:

 

    “今天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已经产生,无疑的成都市的救亡运动已树立了初步的基础,个人表示非常高兴。但个人有几点意见要贡献给大会的筹备委员们:第一,我们要有苦干的精神。我们要做到唤醒民众,必须深入民间,与民众打成一片,要过得他们的苦生活;第二,我们要有牺牲的精神。救亡的工作是伟大而艰困,阻碍确是不少。我们救亡的健儿要具备舍生流血的牺牲精神,要坚持不屈不挠的忠勇气节;第三,我们要有持久的精神。所谓持久,就是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前仆后继的去作、要流尽我们最后的一滴血,吐掉我们最后一口气。能苦干、能柄牲、能持久,我们的救亡联合战线必能很快的达到胜利。”

 

    徐庆坚以“记者”名义,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题,报导了这次会议。刊载于成都《力文半月刊》第六期。

 

    由于于渊和甘树人等同志积极努力,成都《力文半月刊》的读者越来越多,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抗日救亡

 

    成都《力文半月刊》的政治态度有个发展过程。甘树人说过:

 

    “《力文》第二期以前较灰色。”林蒙同志说过“三期出版前(三六年八月),我由重庆到成都,建议转载上海进步刊物中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人的一个《爱国声明〉〉,我认为这是三六年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从三期以后,《力文》不断刊载了不少救亡运动的文章,政治态度鲜明。和后来车耀先的《大声周刊》先后辉映,影响很大。⑤《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第二期刊载林蒙同志的文章《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和四川党的重建》二对这个问题说得更具体:“成都《力文半月刊》在宣传抗日救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其第四期上转载了四位全国救亡领袖的《时局声明》,声明公开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这样惊雷一般震惊和唤醒了成都群众。成都《力文半月刊》是当时四川唯一转载了这篇声明的刊物。声明一经转载,受到各阶层群众的广泛重视。广大青年更是争相阅读。从而在成都民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号召抗日救亡的作用”。成都《力文半月刊》政治态度这样的发展,集中反映在第四期刊载的《编辑室的话》里,它说:“《力文》的总纲是:以研究学术、启发社会文化,站在救亡图存的立场上,促进反帝抗日斗争,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为最大目标。”具体反映在编辑之一甘树人同志的笔下,他以记者名义,从第二期起,每期撰写一篇《时事讲话》。如第三期的《讲话》指明:“华北危机在扩大,日本扬言,新华北政权以殷汝耕(汉奸)主政,宋哲元主军”;“日本要求独占华北;“创设航空兵团,准备战争。”第四期的《讲话》指明:“日本要求我们放弃反日运动,只好做忠顺奴才;”“军人工农和学生建立起了华北血肉长城。”第五期的《讲话》指明:“九月二十八日日本有田宣言说,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条件,日本将发动战争。但‘攘外必先安内’、‘和平未到绝望,,这是中央政府一贯国策。这还不是和平的最后关头是什么?凡属中国人,无不担心政府态度!……不抗战便是汉奸!我们的政府统治一切消息,箝制言论,使人民对自己生死关头毫不明白^我们对当局提出开放民众反日运动的要求!”第六期的《讲话》指明:“不愿做奴隶,只有对日抗战。现在中央政府既不公布外交内容,又不开放反日运动,除了妥协,无路可走!”第七期的《讲话》指明:“红军最近放弃了土地革命,着重于对付日本帝国主义,适应全民族的抗日要求,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这与全中国人民希望并无二致……只要能抗日,就是好国民!”这些讲话,实际上确定着半月刊每期言论的基调。此外,还转载了不少抗日救亡的重要文件或文章,如第四期转载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第五期转载了《我们并不孤立》,第六期转载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在被迫终刊的第七期上还转载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四川各界救国联合会纲领草案》。至于颇受读者欢迎的有政治指导性的论文,亦复不少。如第六期夏芷(徐庆坚的笔名)写的《我们怎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文章分析国家必须救亡图存的总形势,并提出了救亡图存的措施。指出“中国已达最后关头”。因为日本政府巳“完成战时准备”,“在绥察西犯”,“与中国守军激战”。人民疑虑中国政府的态度:一是不公开外交态度;二是不开放反日运动;三是酝酿着陕甘攻击红军的内战。认为章乃器等四人提出的“团结御侮的最低限度要求”,是“救亡图存的原则和真理”。提出了“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五点意见”:

 

    一、开放民众反日运动;二、(略);三、团结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四、确定平等待我之与国;五、成立全川救亡同盟。第四期九天(甘道生的笔名)写的《对日抗战胜利前途的估计》,驳斥唯武器论,阐明抗战的战略战术正确就有胜利前途的理论。指明在“日本直接军事侵略,企图短时间灭亡中国的现局下,唯一出路及早发动抗战。”不能像一向来的“退让”。有些反对意见说:“武器不如人,要准备。”这是忽视军事上起作用,有许多因素的唯武器论。中国抗日的政治意义是弱小民族求生存,对方是侵略行为。群众支持的是我们,游击战与持久战,能把敌入推向崩溃。所以战术上的游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这才是民族的出路。基本原因是:一、军事与政治配合好;二、地理与交通不利敌人;三、日本大陆政策要征服全世界,在亚洲大敌是苏联;四、战斗心理不同;五、日军不能作持久战。这些情况决定,我国若发动抗战,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

 

    又如夏芷在第七期终刊号上写的《成都救亡运动》,分析了“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筹委这样的反帝后备军的发展条件虽较好,但存在主张不鲜明,发动群众不普遍,没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弱点。因而需要确定纲领,扩大宣传,加强组织工作,特别要明确自己的组织是全国总会的组成部分,应建立组织关系,发挥应有作用。”

 

    所有这些都说明,“力文”半月刊的基调和主体、宣扬和召唤的是抗日救亡、抗议、驳斥,抨击的是退让、妥协、投降,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传达着民族的呼声,的确是抗战前夕成都爱国主义的第一声救亡号角。卖国的汉奸和准汉奸们却厌恶和痛恨它像眼中钉,肉中刺,必要下毒手,绞杀之而后快。

 

    爱国有罪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四川省政府发出了“査禁”成都《力文半月刊》的训令,云:

 

    “案准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宣义字第三〇九号公函开:案本党党员张治君等呈称:査成都出版之成都《力文半月刊》,系由甘孟材(即甘树人)、夏芷(即徐庆坚)主编,言论极为反动。最近出版之第六期,所载文字,更主张另建政权,并反对党治。似此公然倡乱,实应将该项刊物从严査禁,主力人员亦应依法处罪,为此特具呈捡举,并检呈成都《力文半月刊》第一期至第六期各一册,恳赐核办,等情。附呈刊物六册。据此,本部复査捡举各节,尚属实情,相应备文函请贵府烦为査照,依法办理,并盼将办理情况见复为荷,等由到府,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局(按指当时省会警察局),即便查照处理,严禁该社之发行贩卖。此令。”

 

    这样,成都《力文半月刊》不得不被迫停刊了。

 

    同一天,四川省会警察局一分局有一份调査成都《力文半月刊》发行所地址呈文说:“本日午前职奉钧科条令,查办成都《力文半月刊》发行所是否在湖广馆街?遵即派户籍警士前往该街调查。兹据回报:该成都《力文半月刊》却(确)系在湖广馆街三十九号内副三号当中。主办人鱼(于)渊,又系该副三号户主……”可见反动派是牢牢盯着于渊同志的。

 

    但是,成都《力文半月刊》不是在含默中而息鼓的,而是在高声抗议的怒吼中停下来的。徐庆坚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终刊号上,撰写了一篇《最后的吼声》,对反动派进行了全面的反击:

 

    一、抗议卖国贼剥夺救亡自由文章说:“‘九•一八’事件以来,我们从抗日苦斗中深刻认识,除了对日抗战是生路,其余条条都是死路……这种爱国心,汉奸及准汉奸嫉视,要阴谋破坏。他们借口‘准备不充分’、‘先内后外’、‘唯武器论’、‘尚未绝望’……等待主义的论调,来实现统一卖国的阴谋、儿皇帝的企图。”

 

    二、揭露救亡言论不易生长的真象文章说:“汉奸集团施用一切手段来抑制……甘作奴隶的人,不容别人不作奴隶……我们不能不终刊!”“成都《力文半月刊》被人们认为是成都鲜明鼓呼救亡言论的刊物……从第三期起,我们从报纸上、从言论中,看的、听的都是救亡的消息和言论,我们成都《力文半月刊》为什么不说呢?”“有些人看了救亡言论不顺眼,有批评汉奸理论,指责汉奸错误的时候,总疑惑是在说他!”

 

    三、要郑重声明成都《力文半月刊》的所谓“罪名”文章说:

 

    1、“主张救亡就是反动吗?……如果认为救亡运动是反动,什么运动才是正动呢?”

 

    2、“我们主张另建政权吗?成都《力文半月刊》的文章中,只知有抗日作战,救亡图存的主张。不主张拥护那一位,也不主张打倒那一位我们只拥护抗日作战的政府南京政府不妥协,不默认敌人的卖国条件,领导对日作战,我们无条件的拥护”

 

    3、“公然倡乱吗?成都《力文半月刊》的同人,个别做救亡运动是有的,并没有有团体的有计划活动,‘公然倡乱,,敬谢不敏。”

 

    四、要坚持《力文》精神成都《力文半月刊》深信,有种精神永远与读者结合着。请爱护《力文》的友人,不要以为屈服于敌人而过虑。”

 

    这是爱国者永远激动人心的严正呼声。

 

    坚持战斗

 

    成都《力文半月刊》停刊后,主要成员转入了《建设晚报》。

 

    《建设晚报》是在张曙时同志支持下,由蔡羿公(党员)等募款创办的;是顶用以潘文华为背景所办的《建设晚报》的招牌出版发行的(当时单独创办、立案困难);王伯杰任社长,钟汝为任总编辑,甘树人任总主笔,游元亮、甘道生任编辑。这些主要成员,都是由《力文》转过来的。

 

    《力文》的成员,不只是抗日救亡的宣传者、号召者,而且是抗日救亡的实践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发起人在春熙路青年会开筹备会,由于车耀先同志在报告中极力推崇成都《力文半月刊》,能够及时提出抗日反帝联合战线的主张,因而成都《力文半月刊》被大会推举为筹委之一。十一月二十六曰,由车耀先和川大同学、成都《力文半月刊》等各方面救亡积极分子组织的,成都各界申讨国民党镇压救亡运动和申援全国救国联合会七领袖的群众大会,在春熙路青年会小礼堂举行,大会虽被复兴社反动学生冲垮,但各界救亡骨干分子有了接头串连的机会,川大的韩天石、康乃尔、周海文、四川省政府职员蒋桂锐、原成都《力文半月刊》的甘道生等相互认识了,结成了救亡工作的战友,筹商着组成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终于正式成立,选举了韩天石、康乃尔、周源江(女)、周海文、蒋桂锐、甘道生、侯泰阶、张宣、叶雨苍等九人为常委。一切救亡的联合行动都由九人常委决定。总之,成都《力文半月刊》的主要成员是在抗日运动中战斗不息的。

 

    至于《力文》成员的于渊同志,林蒙同志今年五月九日给我的信中说:“《力文》停刊后,于渊和车耀先搞了个退伍军人会”,继续进行战斗。

 

    而且,《力文》成员中的甘树人、甘道生、赵忍安等同志都在战斗的考验中先后入党了。

 

    这就是成都《力文半月刊》在抗日战争前夕的成都,所写下的一页光荣战史。

 

    ——为纪念于渊同志死难三十五周年、甘树人同志逝世二十八周年而写。

 

    ——專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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