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8月的文章

满溪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作者:东梵


人们说,记忆中的童年总是美好的。而我们的童年记忆里,于“美好”、“幸福”的时代话语印记中,却总掺杂留存一些似是而非的“碎片”,因为,经历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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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夏天,举国轰轰烈烈地准备迎接党的“九大”召开。我与几个小伙伴搭乘“学习班”的便车来到了大邑县安仁镇安仁中学(1949年以前叫“文采中学”,是川西的大地主刘文采所办)。安仁中学已停课,学校被“省文化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占用,我们来此探望各自的父、母。此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据说是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进入了运动后期。“学习班”各连(一个单位为一个连)正紧锣密鼓地给各单位的“牛鬼蛇神”们最后“定性”。对“牛鬼蛇神”来说,“定性”,意味着又要“定终身了”!多年来,谁都清楚,给你一顶什么“帽子”这类“定性”,在你今后的生活中将意味着什么。它无形地戴在头上,罩在心中,不仅你将倍受其苦,你的家庭、子女也得受其牵连,成为“另类”。对比当今那些头发染黄或染红的小青年们,标举称“另类”或曰“新人类”,有完全不同的意味。小青年们可是幸福的“另类”,因为,这绝对是他们的自由选择!个性的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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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的“安仁中学”,是一座很惬意的“大院子”!它的建筑式样与川西平原上的许多修葺很讲究的近代的传统建筑一样,园林环抱、大大小小的院落交错组合而成。它的面积是如此地宽敞!至少在我们几个小孩的眼中是“太大了”,青砖、灰瓦,绿树掩映……小伙伴们总觉得:这儿不像是学校,倒更像是一个大公园!因为,在城里,哪有这般“好玩”的中学!学校有宽广的公共区域,如:后门外的大操场、位于学校中心的大礼堂、礼堂旁边的球场、几个宽大的食堂。特别是学校里那若干大大小小的院落,它们有的是相对独立、幽静的庭院,有的是教室,有的是宿舍。大一点的院子里还有参天大树环绕着的池塘,开阔的水面可以看到荷花、睡莲等水生植物。办学习班后,这些院子也就成了各连(一个连为一个单位,这也是当时军事化管理之体现)的“队部”(办公室)和集体宿舍。在这炎热的夏季,学校显得郁郁葱葱,因为有许多高大的柳树、桉树、女贞和我们叫不出名的树木;路旁是厚实整齐的冬青,墙边生长着茂密的翠竹或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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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们在一本正经地搞“运动”,我们则常常在饭堂后面一僻静处,用竹筛子捕麻雀。一条小溪流过,两旁乔木、灌木茂密,浓荫蔽日,夏日的阳光再强,总像射不透似的,哪怕午后烈日当空,我们躲在小溪边,观察着麻雀的动静,也不会觉得有多热。学校的围墙就伫立于小溪不远的地方。每次捕麻雀,我们去溪旁的一座小屋,拿竹筛子和我们特意放在那儿的一根长绳子。那小屋内到处是灰尘与蜘蛛网,屋门套着厨房,但已被一大堆旧蒸笼、旧筛子等厨具杂物堵死,而改在靠炊事员加煤、捅火的灶坑这面墙上开了一个门洞,门坎距灶坑底却有约一米高。小屋只有一扇小窗,窗口正朝着绿荫葱笼而又格外僻静的小溪与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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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月,所放映的电影故事片少得可怜。国产故事片不是《南征北战》就是《平原游击队》等老片子。“高营长”、“李向阳”是众人皆知的高大英雄典型,我们当然也敬仰得五体投地。然而,在学习班里,“高营长”——冯喆——却是学习班“劳动队”里的一个“牛鬼”。我们常常看见“高营长”在帮厨,或在厨房旁的一口井边为洗东西的人服务——提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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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高营长”,是学习班“劳动队”——被管制的特殊群体——的一员,身着灰暗的劳动装,手臂上,佩戴着“劳动队”字样的袖套格外醒目:这是劳动改造的专政对象们的符号标志。然而在我们眼里,觉得他仍与银幕上的“高营长”一个样:瘦高个子,被晒得有点黝黑的皮肤,他的神情,更加沉稳。他成功地塑造过许多解放军基层指挥员的形象,总觉得,他随时可以从腰间掏出驳壳枪,振臂一挥:“战士们,共产党员们……”领着解放军战士冲锋陷阵!只是在眼下,已经没有那一身威风凛凛的人民解放军军装,而是洗得已经褪白的蓝色中山装,阳光下,还隐约可见一圈圈汗斑。听父亲说,冯喆有浑身的本事:骑马、驾车、射击、游泳……等,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男孩子所向望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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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童总是对什么都好奇,总觉得,他不应该是“牛鬼”。看见他,总要叫他:“高营长……高营长……”他只凝视一下,没有任何表情。

中国真正的表演艺术家,至死维护人格尊严的冯喆先生

有这样一件事。

一次,冯喆在食堂附近的井边为人提水,用水的人较多,水越来越少,开始显露井底了。这样一来,当再次放下长竹竿吊着的水桶于井底,桶儿舀水一晃,井底那本就很少的水就混浊了。这时一个戏曲学校的学生,来到井边要洗衣服。冯喆向他解释:

“井底的水已混了,……”

“妈的,老子要你提,你就提,浑水老子也要!”

冯喆无奈地苦笑一下,用他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低沉地说:

“您会后悔的!您会后悔的!”

一边说,一边把竹竿又放下了井底……

水提上来了。冯喆被累得颗子汗直流!这学生看了一眼桶中的混水,悻悻地扬长而去。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当时的“最高指示”如是说。其时,大大小小的“学习班”多如牛毛。人,远离维系个体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城市,远离家庭、亲情,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专心致志地搞“运动”,其效果当然更好。被隔离的个体,置于这一特殊的处境中,被虐者的“另类”社会身份会格外地凸显出来,从而感到孤独、焦虑、悲戚甚至绝望……其精神防线只会脆弱;而施虐者呢,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大耍淫威,或许还可以暂时地遗忘自我与被虐者有同类(人类)的属性。

一天,学习班在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呼叫道:

“八连(峨眉电影制片厂被编为第八连)的冯喆,听到广播后,马上回八连队部!马上回八连队部!否则,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这是那个年代播声员的标准语气之一种,所谓“勒令”式的。70年代末,看南斯拉夫二战题材的故事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德军司令部对萨市市民广播:“萨拉热窝的公民们……”这一细节,使我联想到了这种特别的播音语气及它所具有的特殊意味。

喇叭的呼叫大约每隔一两个小时一次,到了下午,就更加频繁了。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人说:他可能早就跑回成都去了;有的说:他怕“定性”,可能躲到不知哪儿去了。到了夜晚,高音喇叭的呼叫变得更加急促,而每次呼叫的间隔也更短。

简直就是在催命!

夜深了。

这是一个没有风而闷热的夏夜,大约是后半夜,就下起了雨。稍稍感到了一丝的凉意。

喇叭呼叫的间隔也长了,最后一次呼叫大约是凌晨2点左右……

我挤在父亲的床上,没法入眠。

睡了十多个人的大寝室里,仍有人在小声议论:

“喇叭广播一整天了,还没找到!他跑到哪去了呢?”

“可能任何人也不会知道!……”

以后的日子里,每想到这件事,我常常这样想:那一夜,有一个人已经无觉可睡(也许还有一些人也难以入眠吧)。为何“无觉可睡”?因为,他已置身于那个特殊时期“既普遍又有极端性的处境中”!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他必须作自我选择!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有“存在的不能承受之轻”一说。为何又不能承受这“轻”?很简单,人的社会存在对人的自然存在构成了严酷的否定!因为:生命是建立在同类的相互认同、起码的尊重和一定社会阶段制度文明的保障上的,此乃是个体生命不可分割的相依基础。在文明社会,人的生命承受力当然有其极限(或称最后的底线吧)。当普世的良知被泯灭,当文明被视为垃圾,被置于极端处境的个体的生命意义,也就面临着可怕的挑战与深刻的危机。

第二天清晨,云收雨敛,天气放晴。夏日雨后的阳光格外灿烂,我和几个小伙伴又去食堂后面玩。我们诧异地感觉到,一向僻静无人的食堂后边,此时却人声喧哗,还不断地有人奔向那儿,而灶坑旁的小破屋外,已经围着许多人。好不容易,挤到了小屋的窗前:只见一个人悬在低矮的屋梁下,一双崭新的中式布底鞋、脚尖几乎挨着地面,干净的白衬衫扎在深蓝色的长裤里、他微微低着头。

这不正是“高营长”——冯喆——吗!

整洁的衣着、安详的表情、如睡熟了一般,只有那根绳子显得是多余的。

那正是我们盖麻雀用的绳子啊!我们认出来了,都懵了:惶恐、不安,心里格外难受……绳子!那藏在筛子下的绳子……怎么会被他找着了呢?

戏曲学校一位姓裴的学生将悬挂他身体的这条绳子割断,几个人扶着僵硬身躯,慢慢地放在一块木板上……人们又从他的裤袋里搜出了一绞尼龙绳。

更多的人围着一位矮个子厨师——小伙伴“小保”的父亲——问长问短。是他去灶坑加煤时,发现了冯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镇定下来,神情恍忽,有点语无伦次:

“我在这儿捅火,是觉得这边小屋里有一个人。我捅了火,朝里面看一下,只见他的背影,虽说是背着我……我认得出是冯喆。因为前段时间,他一直在厨房帮……帮厨。我没太在意。我从灶坑上来,准备烧……烧支烟。过了一会儿,我觉得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我想,这是咋……咋个的?那里面那么脏,他在那儿干啥子喃?我又下到灶坑,他还是背着我,还是在那儿!我就觉……觉得怪事了。我马上就爬上了土坎。进去后,我见他背着我的样子有点像在撒尿,就更觉得不对了!想:他这人平时斯斯文文,非常讲礼数的,咋会这样?我就走过去问他,‘你这个人,咋个在这儿……’我的妈!我一抬头,就看见吊在他颈子上的绳子……只想赶紧冲出来,虽说是大白天,可吓得我从这高坎坎上滚了下来,这一跤摔得我好痛……”

我听见有人在自言自语道:“他咋个没有伸舌头出来呢?”

在学习班,出现了许多关于批判冯喆的大字报。甚至在学校礼堂旁的一条主要道路的路面上,也用粗黑的大排笔写着:

“××生为人渣,死为熊罴”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学习班组织了一场“批判电影”放映晚会,其中一部就是《桃花扇》。

那一段日子里,在我的脑海里,《桃花扇》的这一幕总是挥之不去:

……历尽战乱,侯方域(冯喆饰)与李香君(王丹凤饰)终于在山上团聚,当侯公子去掉头上的斗篷,露出了拖在身后的长辫子,“风标不学世时妆”的李香君,即刻悲愤地倒地……魂魄飞散,玉殒香消……

“我生为大明人,死为大明鬼!”

李香君如此慷慨陈词,斥责侯朝宗。

……拖着长辫的侯公子,独自向下山的小径走去,他的斗篷慢慢地,滑落在山间小路上……

“侯公子”这个人物形象比“高营长”复杂多了,我要理解这种人物的复杂变化有困难,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总为他而惋惜,为什么?我也说不清。13岁的年龄,说小已不小,说大也不是太大,总之,还是觉得自己突然似乎“长大”了许多,脑子里也冒出了许多的“为什么”。在父亲的解释下,我由此知道了:为什么李香君见了侯公子身后的辫子,会悲愤气绝而亡;人为什么会绝望;什么是悲剧;为什么昆曲的声腔是如此地优雅而又缠绵悱恻……

影片中,那周旋于“清流”与“奸党”之间的杨龙友对李香君的赞誉常常萦绕于耳际:

“满溪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冯喆先生给妹妹写的最后一封信)

小妹:

十一月初,接到你自广州寄来的毛泽东选集六十四开一卷本一册,毛主席著作袖珍本五册,毛主席像章五十一枚,这是对我的莫大鞭策和督促,谢谢你的关怀,我一定要深入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彻底改造世界观。

未见来信,念念。

很想吸家乡的烟丝,下次到广州,请在广州买一二斤黄烟丝(不是水烟丝,即广东人用烟纸卷着吸的黄烟丝。)和两包保肝用的葡萄糖寄下。

你所关心的离婚事,双方已谈妥,正在办理手续,大概得到批准是不成问题的。

匆匆 保重。祝进步!

 

                                                   二哥

                                            一九六八,十二,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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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潮,烟丝和葡萄糖请多用几个塑料袋包好。卷烟低三分钱一小本,也请买些来,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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