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

“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

“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

    ——中国过去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

作者:毕唐书

 

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民国时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战时期的教育;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夺目的是西南联大。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遗址

西南联大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前后只有8年多的历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但成为驰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虽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由于她的存在,使当时的云南昆明这一边陲之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甚至认为“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美誉,是因为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一种现代中国的新的道统,那就是:爱国,民主,科学。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关于“气节”的历史。联大师生以自身的人格诠释了什么叫“气节”,什么是“教育救国”、“知识救国”,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伴随着宛平城外激烈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国难当头,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南迁的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5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几乎用双脚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书写了一个个感动千古的真实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陈寅恪先生全家福

例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陈家三代爱国,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系清末著名维新派,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父亲陈三立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陈三立绝食、绝药而亡。这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请陈寅恪到日本宪军司令部做客。先生深知,如果拒绝,肯定要遭受迫害,自己还要继续活下去,以完成他的史学的任务。他认为,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他就悄然地离开了京城,汇集到了西南联大这支南迁的队伍当中。

闻一多先生

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着真挚的爱国情感和救国使命感离开古都的。像闻一多先生,在日本人打到城外时,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先生慨然曰:“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其实,当时如果留下来,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两个文书,有保姆,有厨师,还有洋车夫,生活既舒适又体面。可是他不能接受,宁愿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上了船,混入了难民队伍南去,而绝不在沦陷区替日本人办大学。众多的教授就这样就离开了清华、北大。有一位没走的,就是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但是抗战八年,他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课,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时间又去卖,就是不去上课。

学生也是这样。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当时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东北沦亡以后,他去找张学良--张当时是东北大学的校长,要求去参战,张学良却跟他说:“我需要文也需要武,你们这样文武双全的要为国家保留下来。”于是把东北大学学生全部转到内地上复旦和清华。董先生被送到了清华,以后就随着清华大学一直转到昆明。他在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承担了把清华教学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当时既要骗过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到了重庆,军队想把这些器材充公,他想了很多办法,才把器材保护下来,完整地运到了昆明。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设施最好的学院。

汪曾祺先生晚年生活照

曾经就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当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学生们转移到了长沙后曾多次发生争论:我们现在还应该上学吗?我们应该去打仗。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应当和我们同龄的人一样去当兵。当时钱穆教授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我们要强盛,所以我们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钱先生的观点很快就说服了大部分学生。这一观点也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那就是为国读书,为救国而读书。钱穆教授在昆明期间编写的《国史大纲》,首页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

西南联大教学条件之艰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1939年入读法律系的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难以忘怀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图书馆连书架都没有--所谓书架,不过是在废弃的油桶上面放上一些木板而已。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都是从不迟到。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

朱自清先生全家福

朱自清先生为了度过艰难岁月,让妻子带着家人回四川成都她的老家去,因为那里的物价要比昆明稍低一点,而他自己则长期在大伙房吃糙米、胡豆饭之类的粗食。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胃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先生的英年早逝。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衣都无力缝制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气异常寒冷,体质本来就很差的朱自清为了御寒,只好在赶街的日子去买了一件云南当地马帮里的穷苦赶马人穿的那种廉价披风,既当被褥,又当外衣用。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

为一日三餐奔波的远不止普通教员,校长梅贻琦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他有4个孩子正就读于联大,家庭负担确实不轻。但梅贻琦却从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联大发给学生的生活补贴,而是把钱尽量满足那些更需要补贴的贫困学生。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曾不无辛酸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件小事。一次,家里要招待客人,又实在没钱,韩女士便跑到大街上,铺块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不穿的衣服卖掉,“一个上午卖了十元,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此后,家里每况愈下,梅贻琦夫人便和潘光旦、袁复礼两教授的夫人一道做糕点,取名“定胜糕”,拿出去卖,换点钱维持家用。

西南联大的教授家庭

由于战时国家财政吃紧,整个教育界的生存勘忧。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当时的教育部从艰困的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所有的教师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因为在教师们看来,“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一代文人风骨:刚毅坚卓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物质生活极为艰困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西南联大校歌歌谱

而数十年后,当那位曾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郑重签名时,没有遗忘历史的人们会又一次地想起西南联大,想起联大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二、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部坚守现代大学精神的历史。“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它所坚守的现代大学精神具有永恒的意义。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张伯苓常委 梅贻琦常委 蒋梦麟常委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执教西南联大时的梅贻琦先生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贺麟先生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赵瑞蕻夫妇旧照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 “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西南联大时期部分获奖作品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三、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另一笔宝贵财富是:面对强敌,它既保持了一个一致对外的统一的前提,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

当面对强敌入侵或国家陷于灾难时,自然需要整个民族步调一致,这时往往会产生国家主义,强制主义或者专制,会以国家和爱国的名义来抹杀个性,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西南联大有一个非 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既保持了一致性--坚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敌忾;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他们彰显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

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财富,给我们现在的大学该怎么办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它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从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同时他们也懂得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需要坚守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懂得爱国不等于国家主义,统一不等于专制和独裁。他们决不能容忍打着国家的旗号搞什么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西南联大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民主

在西南联大,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联大的师生大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和书呆子,而是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们又从来不忘记自己作为学人的职分。在这里,德先生与赛先生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抗战期间,曾经由联大学生带头,在大后方掀起了有名的倒孔运动。据说,身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从香港带洋狗乘飞机到重庆,国难期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自然引起学生的愤怒。可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白天游行示威,晚上却照样自学到深夜;白天在大街上高喊“打倒孔祥熙”、“要民主”,晚上在宿舍里照样交谈数学方程式和“边际效用”;刘文典讲《红楼梦》,从傍晚讲到深夜,还有人向他不断提问,探讨一些文学,甚至佛学的问题。联大就是这样一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的学术殿堂。

朱自清三子女朱乔森(右)、朱蓉隽(中)和朱思俞(左)在其父百年诞辰纪念展览上。

学者的个性是自身学术个性和个人生活细节的惯性,在西南联大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原来的三所大学的个性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比如原来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以载物”和南开的务实精神,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更加和谐的融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学风,新的人际关系和更加开放的氛围。当时一些教授走到长沙、昆明的时候,教授和学者的家属还没有来,就安排两个人一起住。像陈省身就曾经和吴宓两个人住一个屋子,一个数学教授和一个人文的教授住一块儿,这种学术的交叉产生了很好的成果。吃完饭以后,大家就一块儿去散步,谈笑风生,完全打破了任何门户之见。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当时可以把闻一多先生的手稿借来看,王力先生的手稿也经常借给闻一多先生看,他们可以在还没有发表自己作品之前就互相传阅。这样一种发展学术的氛围,让人不胜神往。这些都发生在战争期间,战争反而使他们的胸怀变得格外的宽广,目光格外的开阔。

吴宓先生

(吴先生后来的结局很悲惨。文化大革命中穷困潦倒(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最后孤寂地死在家乡。--小编注)

在联大,吴宓先生的个性很有代表性。吴先生讲“英诗”,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他认为,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谐。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教学却严谨认真。他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因为这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毕业于联大的张世英教授认为,西南联大这个学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但他们又都有共同的坚守,秉持。在这里,国民党党部及其下属的三青团一向遭人白眼,学运高潮期间,国民党、三青团稍有蠢动,更遭唾骂,“反对一党专政”和“党团退出学校”的呼声不绝于耳。闻一多曾在在一次课堂上痛斥国民党:“国民党成年累月地讲统一、统一,都统一于它,还有什么学术自由可言!哪有党干涉学术的道理?他们懂什么学术?”联大同学一般尊重的是学者,而不是以官阶高低衡量人。倚仗权势,非西南联大校风所能容。在学校里,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爱国、民主、科学,教育独立、教育救国、知识报国,反对专制和独裁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

刘文德先生

当然,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也并非圣人、道德君子,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观念上的冲突也十分常见。发生在刘文典与沈从文之间的故事就很具有代表性。刘文典系中文系的前辈教授,也是一位在国学研究方面颇有名气的学者。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到大学当了教授,往往受到学院派的白眼。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一次跑空袭警报时,路遇沈从文先生,刘竟然对沈说:“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面对这种莫名的挑衅话语,沈从文一言不发,扭过头,一走了之。钱钟书到联大外文系执教时还不满30岁,才华横溢,也颇有点年轻气盛。他曾经对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学术水平发表过一番大不敬言论,其中就有“陈福田(时任联大外文系主任)太俗,吴宓太笨”这样的话。这样的冲突 虽然只是插曲,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联大的包容性。

冯友兰先生

中西融合也是联大老师们治学的共同特点。仅以冯友兰为例。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来考察。他讲中国哲学史,却把学生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通过比较,让学生认识中西哲学之得失。

前面提及,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所谓“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联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而我们60多年来却一直把“同而不和”当做宝贝舍不得丢弃,所以也就只能日益“小人”下去。

附:

戴修瓒先生

上述作者展陈了那么多了不起的前辈,涉及各大学科的大咖们,实话实说除开钦佩和仰慕别无它词可一展心中之情,可大咖很多却未见笔者说道说道法律专业……于是乎法律君通过检索,收集到在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在留胡子的教授里,年龄最长,胡子也最旺盛的,正是法律系的戴修瓒先生。戴先生任教西南联大时,戴先生已有六十多岁。戴先生是法律系主任。据网上的帖子聊到说他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最高法院(那时应该叫做大理院)的大法官,因为对段祺瑞之所为不满,一怒辞职,到大学教书。戴先生身体很好。他身材不高,但很敦实,面色红润,两眼有光。他蓄着满腮胡子,已经近乎全白,但是通气透风,根根发亮。我没有听过戴先生的课,只在教室外经过时,听过他讲课的声音,真是底气充足,声若洪钟。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稳健的步履、飘动的银髯,想到他从执政府拂袖而去.总会生出一种敬意。戴先生是湘西人,湘西人大都很倔。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jpg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jpg

大小: 96.62 KB
尺寸: 350 x 277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陈寅恪先生全家福.jpg

陈寅恪先生全家福.jpg

大小: 67.9 KB
尺寸: 400 x 248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戴修瓒先生.jpg

戴修瓒先生.jpg

大小: 83.52 KB
尺寸: 267 x 450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冯友兰先生.jpg

冯友兰先生.jpg

大小: 57.72 KB
尺寸: 300 x 397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遗址.jpg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遗址.jpg

大小: 203.75 KB
尺寸: 550 x 355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贺麟先生.jpg

贺麟先生.jpg

大小: 31.07 KB
尺寸: 200 x 283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刘文德先生.jpg

刘文德先生.jpg

大小: 80.59 KB
尺寸: 380 x 462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汪曾祺先生晚年生活照.jpg

汪曾祺先生晚年生活照.jpg

大小: 75.8 KB
尺寸: 300 x 378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闻一多先生.jpg

闻一多先生.jpg

大小: 36.66 KB
尺寸: 400 x 266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吴宓先生.jpg

吴宓先生.jpg

大小: 50.5 KB
尺寸: 300 x 311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西南联大的教授家庭.jpg

西南联大的教授家庭.jpg

大小: 111.05 KB
尺寸: 438 x 296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西南联大时期部分获奖作品.jpg

西南联大时期部分获奖作品.jpg

大小: 70.56 KB
尺寸: 450 x 313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西南联大校歌歌谱.jpg

西南联大校歌歌谱.jpg

大小: 95.05 KB
尺寸: 329 x 450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西南联大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民主.jpg

西南联大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民主.jpg

大小: 181.06 KB
尺寸: 550 x 309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一代文人风骨:刚毅坚卓.jpg

一代文人风骨:刚毅坚卓.jpg

大小: 72.19 KB
尺寸: 288 x 550
浏览: 2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张伯苓常委 梅贻琦常委 蒋梦麟常委.jpg

张伯苓常委 梅贻琦常委 蒋梦麟常委.jpg

大小: 86.46 KB
尺寸: 550 x 259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赵瑞蕻夫妇旧照.jpg

赵瑞蕻夫妇旧照.jpg

大小: 49.33 KB
尺寸: 347 x 250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执教西南联大时的梅贻琦先生.jpg

执教西南联大时的梅贻琦先生.jpg

大小: 120.73 KB
尺寸: 380 x 479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朱自清三子女朱乔森(右)、朱蓉隽(中)和朱思俞(左)在其父百年诞辰纪念展览上.jpg

朱自清三子女朱乔森(右)、朱蓉隽(中)和朱思俞(左)在其父百年诞辰纪念展览上.jpg

大小: 44.39 KB
尺寸: 300 x 200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朱自清先生.jpg

朱自清先生.jpg

大小: 128.53 KB
尺寸: 550 x 447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关键词: 四川大学 , 川大

大跃进时期的川大

“革命年代”的中国大学,早已是久远的记忆,尤其是在历史的某些特殊时期里——比如“大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学堂,作为国家历史的缩影,每一处都沾染着浓厚的时代色彩。本期“靠不住的历史”栏目,我们刊出川大55级学生龚翰熊(现川大文新学院退休教授)的回忆作品以及葛鹏当年的大学日记,从中可对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大学乃至中国的面貌窥见一斑。同时也感谢龚翰熊老师百忙之余对本刊“口述历史”活动的指导,从下期起,本刊将连载该活动成果。

大跃进时期的川大.jpg - 大小: 63.61 KB - 尺寸: 480 x 310 -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那时川大学生不多,男生宿舍就只一舍和二舍,都是三层的大屋顶结构,分别住着文科生和理科生,两幢楼之间有一片可以自由进入的绿油油的草坪,它经常成了同学们开会、谈心的地方。女同学们则住在学校另一头的女生院,其实,所谓女生院只包括三幢,比一舍、二舍小得多,名为东风北楼、中楼和南楼的楼房[1]。一舍和二舍的西侧,现学生一食堂处是全校唯一的男生食堂,那是一排长廊似的平房,当时就已经显得相当陈旧,是1940年代,甚至可能更早时期的修建的。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除躲在学校一角的东风北楼还羞怯怯地向过往行人诉说着它的寒酸与破败以外,上面谈到的这些建筑先先后后都被拆除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似乎从来都没有在川大校园中存在过。但在我们的记忆里,它们却依旧站立在原来的地方向我们低语。

每天早上刚敲响起床钟,寝室里的同学一个个就跃身而起,披上衣服,匆匆洗漱之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大操场[2],全校同学在这里和着乐曲集中做广播体操。体操完后,是各个劳卫制锻炼小组活动的时间。“劳卫制”是“劳动卫国制”的简称,来自苏联,是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体育锻炼制度,意思是锻炼身体,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
青春在晨曦中飞扬。小伙子们,姑娘们迎着晨风在林荫道上,荷花池四周,运动场上,体操棚里尽兴展现他们的无尽的活力。约半点钟后,运动的人影慢慢稀疏下来,也就是这时,校园各处升起一片朗朗的读书声。一些人是诵读古诗、古文,更多的是读外语。

早餐后最动人的景象是从学生宿舍通向图书馆、教学楼的熙熙攘攘的人潮,这是涌向知识圣殿的青春河流,它,流进了图书馆、实验室和各个教室,之后,整个校园很快就出奇地安静下来。八时左右,如果有对大学生活好奇的人走进图书馆,他看到的一定是黑压压一片埋头字里行间的年轻人,各个阅览室座无虚席。

下午五点左右,是力量、速度、健美、艺术再次的展示。年轻的大学生们在跑道和球场上,在学生合唱团、乐队、舞蹈队、话剧团里,把自己的年轻人的才能与活力演绎得美不胜收。

二 

中学时代是少男少女们做梦的岁月,在那些稚嫩的日子里,一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会让李白成为他们心中的偶像;那本几乎人手一册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中那两个年纪和他们相仿的苏联英雄姐弟,会让他们把自己设想为视死如归游击队员和战斗英雄;一个个女同学悄悄地把自己规划为未来的女科学家则起源于她们读到的居里夫人的故事。刚刚进入川大的我们,这些昨日的“少男少女”们,还记忆犹新:被选进了高中语文课本的一篇小说竟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做起了作家梦,那就是刘绍棠的《青枝绿叶》。它写得很清新、传神、动人,作者家乡的人物、风光、生活情趣向人们扑面而来。捧着课本,多少人都在想“刘绍棠是1936年出生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像他一样呢?”

但是,虽然刚刚进入大学的我们与少男少女的时代仅相去咫尺,大学时光却有如植物快速生长的季节,在不多的日子里,我们一个个显然就跨上了人生的另一个台阶。对已成为“大学生”的我们来说,“理想”正在代替了往日的那些彩色的“梦”。我们成了为理想而学习、生活的人。通向理想的路就在我们脚下,我们要为理想拼搏。

川大农学院到1956年才迁至雅安独立建院[3],我们入校时校园里还颇有田园风光。在各大楼之间常袒露着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地,种着“双穗小麦”等正在实验的新品种。有时,尤其是在清晨,轻风徐来,我们居然还能嗅到似有若无的只有在田野中才能呼吸到的泥土和庄稼的诱人的气息,那种美妙的感觉绝非“心旷神怡”一类的话语所能描述。在现今望江东区游泳池北,即720研究所所在地,我们还发现了一架银光闪闪的飞机,很快,它就招来许多新生围住观望。川大怎么会有飞机?原来川大以前是有航空系的,院系调整时它并入了北京航空学院[4]。不知何故,这架飞机却留在了原地。它肯定已陈旧过时,但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它却无异于一个已逝岁月的符号,使人觉得川大的历史深不可测。

我们上个年级只有二十来个同学,我们年级的同学则多达九十多位,很引人注目。大部分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少部分是“调干生”。

“调干”们入学前是机关干部、军人,有的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有一个同学就是一等革命残废军人。还有一个同学是某县一个区的副区长,他当副区长当到接到川大录取通知书为止.那时没有“学费”一说,即是说,除了伙食费,大学是不用另外交费的。生了病也不必操心,因为学生和老师们一样享受公费医疗。家境好的,伙食费当然得自理,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助学金。特别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到少量的零用钱。记得也是1955年入学的一个理科的同学,穿着破破烂烂(不是用今天的标准,而是用当时的标准)、早褪了色的土布做的衣服,一根扁旦挑着被盖卷和一个破旧的木板箱就从车站步行到川大来了。他是从贵州考来川大的。一跨进校门他得到的就是特别的关爱与友好,没有任何人因为他的穷和“土”歧视他。最初,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八元,直接从中学来的同学都感到一日三餐丰盛已极,午餐总是七、八个菜,而且味道十分可口,不像中学时一个星期只打两次“牙祭”[5]。八人一桌。早餐时校奶牛场 [6]在食堂外出售牛奶,三分钱可买半磅脱脂奶。每个周末,食堂会准备好几大木桶碱水,同学们轮流“值班”,到时把各自的餐桌抬去,清洗得干干净净。

反右运动以前,中文系只有一个姓陈的女同志管学生工作,这里说的“学生工作”,主要指毕业生分配之类的事务。她似乎并不管学生的思想工作,至少她没到我们年级来过。不是她不负责任,是她的工作不包括这回事。没有辅导员;如果那时有人提到“辅导员”,大家想到的一定是“少先队辅导员”。我们年级分为三个小班。各小班有“班三角”,即由团支部书记、班长和班主席三人组成的“领导集体”。班长管行政方面的工作,贯彻、执行校长、系主任这个系统布置下来的工作;班主席就是班学生会主席。“班三角”很管事,各个小班大大小小的事都是由它组织推动的。当然,班三角要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入学初我们年级只有一个党员,即那位副区长。在建立年级的党支部前,他参加高一年级的党支部。后来党员慢慢多了起来,毕业时有十多个了吧!

三 

第一学期给我们上课的教师中有当时的青年教师赵振铎、刘思久老师。赵振铎老师教“语言学引论”他刚从北大进修回来,是第一次上课,教材用的是苏联语言学家契科巴娃编写的《语言学概论》,他讲授的和教材中的那些语言学理论,我们此前都闻所未闻。虽然在课下很随和,但赵老师一登上讲台就特别正经,不苟言笑,他那双眼常常向上瞟的教态我至今难忘。刘思久老师讲的“文艺学引论”理论性很强,他又注意联系实际,极受大家的欢迎。最可贵的是他很能思考,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他们年长的陶道恕老师本是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因为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中有“人民口头创作”,系里请他新开这门课。“人民口头创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间文学”。陶老师虽然体质稍显文弱,但讲起课来却精神百倍,妙趣横生,内容又十分丰富,一学期下来,每个人都记了厚厚一大本笔记。黑髯飘逸的杨明照老师那时就四十多岁,用今天的分类,只能算中年教师,是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少壮派。他在课堂上旁征博引,妙语连珠;第一节“中国古代文学史”课,一登讲台他就自暴“缺点”,如爱读古音,写古字等等,很是风趣。给我们印象最深、大家觉得收获更大的是他以后为我们开出的“文献学”,许多同学说,把课堂笔记整理下来就是一部极出色的文献学专著,确乎如此。多年后,我亲自听到他给自己学术定位:他说,准确地说,自己是个文献学家。主讲“古代汉语”的张怡荪老师是个不拘小节的才子,课前一些同学就打听到他的许多逸闻趣事,包括他当年和梁启超的争论,他夫人是燕京大学的校花,他家不开饭,两老口一日三餐总是去餐馆进餐等等。他讲课不按通常的路数“出牌”,不合一般的“体例”,要等听过好几节课之后才感到他的博大精深,而越往后越觉精彩。他不但谙熟汉语文献,还懂藏语、梵语,博览群书,后来出版的皇皇巨著《藏语大词典》就是他主编的,为此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去西藏工作了好几年。那是在给我们讲“古代汉语”之后的事。讲“现代汉语”的甄尚灵老师原是华西大学的,后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解放后才和她的先生双双从海外归来。从一开始她就极受同学们敬重。她的深入浅出可说达到了极致,我不知道她哪来那种特殊的本领,任何看似复杂的问题,从她口里讲出来都变得清清楚楚,容易理解。不像后来有的人执意故弄玄虚,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来本来不难了解的问题讲得叫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初进大学的教室就得到这些老师的教诲,在他们的引导下,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告别了“中学时代”,走向知识的另一个层次和境界。对此,我们终生难忘。我不知道,后来刚进川大的本科生是否都有我们当年那么幸运。

在以后的日子里,先后给我们讲课的有石璞、林如稷、陈志宪、曾君一、周菊吾、华忱之、颜实甫、曾宇康、杜仲陵等老师。不用说,这些老师都是饱学之士,如草根气很重,和蔼可亲如邻家老伯的曾君一老师就被同学们称为“活字典”。听有的老师的讲课,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比如,陈志宪老师最精彩处是分析作品。他可用几十分钟分析一首元人小令,字字珠玑,层层深入,一步一景,使人拍案叫绝。听了他的分析,同学们都会想:这些作品这样精彩,以前我们怎么没能体会到?当然,稍逊言辞,不擅提炼的老师也是有的。所有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除了学识,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敬业,他们把教师的职业,甚至每一堂课看得非常神圣。前面提到的张怡荪老师,有次脚扭伤了,在养伤的一个多月中仍坚持跛着脚从西门赶到川大来授课。当时许多课没出版有教材,石璞老师为了让同学们学好欧美文学,花了大量时间编写了内容十分厚重的欧美文学教材,当同学们在上课前就拿着那册散发着浓浓油墨味的讲义,都爱不释手,视若珍宝。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1949年后的中国有没有比石老师那本讲义更早、更受学生喜爱的欧美文学教材。她是个极认真的人,事事都一丝不苟。外国文学课第一学期“考查”,我写了篇分析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作业,她读了觉得有些看法不妥,特别找我谈了几十分钟。



那时的大学生是理想燃烧的一代,也是奋发向上的一代。他们懂得要成功就得“勤奋”,不是未来的勤奋,而是从现在开始每日每时的勤奋,他们要靠勤奋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未来。

我们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教学环节:预习、听课、复习、阅读参考书、写读书笔记。有的同学还制作了许多资料卡片。寝室里很安静、整洁,是读书的好地方,但大家更乐意去校图书馆。很多星期日,假日我们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因为管理手段落后,要借阅图书颇不容易,但开架图书、期刊却使我们受益不浅。那时开架的图书、刊物远远没有今天的综合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和期刊阅览室里的多,但对初入大学殿堂的我们而言,它们似乎已经够丰富了。和川大图书馆相比,中学的图书室就好似幼儿玩的充气娃娃。这里的每一本书籍,每一本刊物在我们面前似乎都熠熠生辉。二、三年级开设“外国文学”课,西方文学讲一年,俄罗斯苏联文学讲一年,分别由石璞老师和颜实甫老师授课。他们要求我们读的作品很多,经系里和图书馆联系,课代表带上几个同学忙碌了半天,按他们提供的参考书目,把几百册书从图书馆集体借出,再分到各个寝室,各个寝室间可以流通。那简直是给我们送来了知识的盛宴!我们如饥似渴地,甚至是“贪婪”地阅读那些文学经典,在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建造的艺术世界中流连忘返;有时熄灯了,一部作品正读到兴头上,就靠着墙站在过道的路灯下读到深夜仍无倦意。时至今日,那仍是我们记忆中一段难忘的时光!毕业以后,我留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当然,这是服从组织的分配,但从另一角度说,正是石璞老师为我以后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基础,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时许多课都有课堂讨论,同学们很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每次讨论,大家都会根据讨论的问题阅读大量参考书,然后写出像模像样的发言提纲,讨论时同学们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唇枪吞战,互不相让。最初,考试多是口试,临时抽题,在指定的屋子里稍作准备之后再进入考场答题,最后是回答老师的临时提问。任课教师是主考,并有两位别的老师参加。成绩当场就评定了。这也是学习苏联。我们这些直接从中学考来的,开始时对这种形式很不习惯,有的同学一看到对面坐着几个一脸严肃的老师就紧张得要命,但后来就慢慢适应了。调干同学们则偏爱这种考试办法,他们一个个临阵不惊,能说会道,有先天的优势,我们这些“小大学生”把他们羡慕死了。每次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来月,大家就开始了复习,这不仅是为了争取好成绩,也是为了总结一个学期的学习。大家想的是: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和人民汇报。

就专业学习而论,从1955年9月入学到1957的反右运动前的一年多的时间,特别是1956年至1957年春,可说是我们大学生活的黄金时代。以后,运动不断,连基本的教学秩序都烟消云散[7]。仔细算来,四年大学生活中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能集中精力于学习。不可否认,因为时代的限制,我们那时的知识结构、技能,在有些方面远逊于今天的大学生。比如,计算机,今天的每一个大学生都“玩得转”,而那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1947年已经诞生了如此神奇、不可思议的东西,根本不知道它为何物,根本不知道世界上会有这玩意儿。但是,同学们毕业时的总体水平并不比多年后的一些研究生差。读过吴庚舜教授的《从四川大学到文学研究所》[8]一文的人,想必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说到这里,想起另一件事, 从57级开始,本科毕业论文要答辩,系里选中尹在勤同学[9]的论文作试点,答辩场设在大礼堂[10],从上午到下午,整整答辩了一天。那时我已经是教师了,我记得除了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到时系里很多师生都参加旁听,气氛比今天的博士论文答辩庄严到哪里去了。虽然因为是“试点”,有意要“小题大做”,但那时各个教学环节之认真也由此可以想见。

那时的川大比几十年后又经过两次强强合并的新川大,规模可说是小之又小,没有六七千亩之大的校园,没有四万余众的本科生,没有成群结队的博士生、硕士生,没有如此气派的美伦美奂的教学楼、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大楼和体育馆;那时要从校图书馆借一本书,先要从目录卡上查图书的编码,再填写借书单交到借书台,然后耐心等候管理人员入库查找。那时的我们哪能想象今天江安校区图书馆的现代管理系统?较之江安校区那波光粼粼的明远湖,望江校区正对锦江的荷花池还算得上“一碟小菜”吗?教学手段也远没有今天那样丰富多彩(我有时想,如果那时有人向我们“预叙”多年后今天的多媒体教学,一定会被视为“神话”,至少也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虽然历史上曾经有“无‘大’不成‘川’”[11]之说,但按今天的标准,1950年代的川大似乎是一个好些方面处于“初级阶段”的“袖珍大学”。然而,“大”和“新”并非在所有方面一定比“小”和“旧”强。面对“大学教育转型”和大规模扩招后的许多情况,当年的川大,我们的大学时光,更令人们难以忘怀。



如果说大学生活的前半期是在相对平静的气氛里度过的,那么,从1957年夏天开始,我们的大学岁月就被完全翻转了。

1957年以前,“人民的大学”在许多方面仍然延续着大学的传统的面貌,如浓郁的学术氛围、对知识和大师的尊重、稳定的教学秩序、活跃的校园文化等等以及无往不在的、支撑着这一切的价值标准与教育理念。按照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这一切是注定要被颠覆的。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有这样一句描述大学的话:“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本来,这并不错,但这句话当年的意思却是:资产阶级的、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统治着大学,他们利用自己暂时还有的优势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于是,各种政治运动如潮似浪,持续地冲击着中国的大学和知识分子。除了被国外的一些人称为“百花运动”时期的1956年以外,在大部分时间中知识分子们都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他们知道自己是被教育改造的对象,不得不谨言慎行,如履薄冰。记得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二部有这样的开篇语:“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阿•托尔斯泰说的是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怎样才能在精神上脱胎换骨,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但不幸,“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却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最真实的写照。

1957年以后,“革命”迅速升级,要彻底扫荡“资产阶级大学”的一切痕迹。继短暂的 “大鸣大放”之后,来势汹涌的反右运动很快席卷了各个高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大学校园里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和以往的那些运动不同,反右运动还“带出”了一系列的运动。“社会主义教育”、“向党交心”、“红专辩论”、“深入思想革命,加速教育改革”、“学术大批判”、“拔白旗”等等名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络绎不绝。“时代精神”要求“破字当头”,要和“旧大学”彻底绝裂,要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建造“新”的大学。1958 年7月14日,川大党委在“教育改革跃进大会”上郑重宣布了四川大学“1958——1962跃进规划”,提出:“鼓足干劲,苦战五年,把四川大学建设成为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学!”

在“大跃进”的1958年,除了要继续这样那样的“革命”,这样那样的“批判”、一个劲“兴无灭资”以外,我们的大学生活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在校内办工厂(除了生产物质产品的工厂,还要办生产精神产品的“文化工厂”),灭“四害”[12]、种庄稼夺高产,修“小、土、群”[13]“大炼钢铁”等等。老师们,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男的还是女的,强壮的还是体弱多病的,都要人人争勇,个个向前,为大跃进出力。我记得,他们中许多人常常一排排坐在小凳上,就着中文系[14]前的台阶费力地用铁锤把焦炭和搜集来的“废铁”(大部分是根本没“废”的铁制品,包括每家每户一日三餐离不了的铁锅)敲碎,用作炼钢之用。不知是自嘲,还是嘲人,体弱多病的林如稷老师曾亮着他瘦弱的手臂,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手无打蛋之力。

热情似火的大学生们这时自然是干劲冲天。记得我们曾一连三天两夜没有睡觉为“小土群”运送“粮食”,困得来在抬着满满一萝篼废铁走路就睡着了。我们还参加过修筑从弥牟镇通向还在建设中的“成都钢铁厂”的公路,那时,公路要经过的地方是一片刚刚收割了水稻的稻田,我们在泥泞里劳动,浑身是泥,同学们开玩笑说我们站起像(泥塑的)金刚,蹲下像(泥裹的)皮蛋。最难忘的是到华阳县[15]乡下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初期林林总总的景观尽在眼前。多年以后,一想到它们我总会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许多情节。

四年大学生活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占我们年级同学总数近百分之十的八个同学在反右中被划成了右派。他们都很有才华,很有思想。他们在往后的岁月中为此受尽苦难,他们的不幸甚至延续到他们的子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对他们往后二十年间的经历有些了解,任何想象力丰富的人都会感叹自己的想象力原来是何等苍白无力 。幸好,改革开放终于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他们也随之重生了。当年的冤案一一被纠正。虽然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早已付诸流水,虽然他们当年的人生设计已化为乌有,虽然他们生活中太多的残破不能重圆,但他们毕竟重新享有了做人的尊严,毕竟重新有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社会的机会。这个日子来得太晚,但总算来了。他们以豁达的胸怀面对过去,面对未来。2005年是我们年级的同学进入川大五十周年,大家相聚时,一个同学在简短地回忆了自己“反右”后的遭遇时,这样说:“上天给了我们苦难,也就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关键是你会不会用智慧去找到这条出路。曼德拉在被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关押了几十获释出狱时曾经说:当我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的大门时,我清醒地知道,如果我不把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后,我就仍然生活在地狱之中。”“确实,监狱不可怕,痛苦和怨恨形成的心狱才最可怕。监狱终有坍塌的一天,而心狱则可能把人折磨至死。”我们这一代从未泯灭的理想和使命感在他的话里重现。

历史不应当割断也不可能割断。今天的川大就建立在过去的110年之上。我们年级的同学撰写、出版过一本书,就是我在前面一再提到的《那年那月》,它的封面上印着:

前面写下的这些当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也算是对中文系历史的“民间记忆”吧!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


——————————

注释:

[1] “东风北楼”是后建的, 我们入学时它刚投入使用,至今还在,在红瓦食堂西侧,早已破旧不堪。
[2] 今天望江校区东区幼儿园侧的足球场。
[3] 校名为四川农学院,即今日的四川农业大学。
[4] 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 加餐。
[6] 当时川大有农学院,1956年农学院迁至雅安独立建院,即今天的四川农业大学。
[7] 参拙文《那年那月——大跃进年代的大学生活》,见《那年那月》(李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
[8] 见《那年那月》。
[9] 后为中文系教授。
[10] 现已拆除,原址在今管理学院大楼。
[11] “大”指川大,“川”指四川,意思是说“没有川大不成四川”,这当然不免夸张,但川大在四川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以想见。
[12] 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
[13] 即“小高炉”、“土高炉”和由它们组成的“高炉群”
[14] 那时的中文系已搬迁到东风南楼,约在今日东风三楼、四楼一带,是一座破旧的木结构的二层楼房。
[15] 华阳县后并入双流,成为了双流县的一部分。

关键词: 川大 , 大跃进 ,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