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

成都:“街娃”的文革(上)

“街娃”的文革(上)

--作者:林雪

黄振海,是一个生长在成都小街深巷中的“街娃”,现在已经是有些名气的画家。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了“反革命”, 和四个同学差点被送去“劳动教养”,后来成了成都市锦江中学八二六派《新锦中公社》的小头目。他几乎经历了成都文革中所有的大事件,他的经历成了成都中学生文革史的一部分。由于所处的地位和这些经历,他对文革的思考也和主流意识及上层人士迥然不同。算得上从另外一个侧面,对于成都“文革”真实面貌的补充。
这里整理出来的访谈录,仅仅是运动初期,以后的部分还会陆续与大家见面。下文中的我,简称林。黄振海则简称为黄。
林雪 2010年12月20日


我需要道歉吗?

林:现在关于文革的诸多论点中,有一个论点争论得比较激烈:到底有没有“平民的文革”。这个所谓的“平民的文革”,意指老百姓对于文革与上层中层完全不一样的意图,不一样的感受。你出身平民,后来成为锦江中学的“中八二六”小头目,几乎参加了成都文革的所有的大事件,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问题怎么怎么看。

黄:我认为文革的意义对于不同的人群是区别的。也许在有的阶层,文革的目的就是争权夺利,可是在我们平民眼里,特别是在我本人,是因为不得已被牵连其中。解放后的那么多次运动,与老百姓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比如说“镇反”是镇压有钱人,“反右”是镇压文化人,平民们只不过是在一边喊喊口号,看看热闹,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可是文化大革命却不同:它一开始就整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头上。那时候我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
整件事情恐怕要从对工作组的态度变化说起。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刚开始是来搞“四清”的,叫做四清工作组。住在学校里的一栋单独的房子里,不轻易与普通师生接触,很神秘。在我们的眼里,他们每个人都是代表党的,是很优秀的,全校的师生对于他们都是很尊敬的,敬而远之。到后来,四清工作组成了“社教工作团”,再后来教室的喇叭里宣布,他们成了“文革工作组”,开始领导学校的运动,这些成员才走出来和大家见面,在他们的周围,立即团聚了一批积极的“革命师生”。开始他们还只是照本宣科读报纸,动员写大字报,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啊什么的,后来大字报的矛头就引向了学校内部的老师,特别是有一批60年代参加过“二师闹学潮”的老师。听说其中领头的被逮去坐牢了,剩下的留在学校“内控”,工资每个月只有十几元,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被重点监视。
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从小都是绝对听党的话,党说谁好谁就好,说谁坏谁就坏。现在工作组就是党的代表,叫我们批判谁就批判谁。记得正是1966年的七八月,“六一社论”--就是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都已经发表了。各个学校的大字报都很多了,墙上贴不下就在树与树之间牵上绳子,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因为社论上说要批判“专家”“学者”“反动权威”嘛,我们也写,都是批判老师的,不过也找不到什么“钢鞭”内容,不过是某老师讲“三角函数”的时候不严肃,扯到“韩包子”上去了之类的鸡毛蒜皮。这类事情写多了就会觉得没意思,于是就跑出去看别人怎么写的,尤其是九眼桥的四川大学,那里不但大字报多,而且还激烈辩论,很刺激,觉得有水平。看了几天回到学校,风气就变了:一直都很要好的四个同学,突然成了“反革命”。

林:四个什么样的同学?

黄:同学陈,和我是邻居,从幼儿园开始就同学,他的个性虽然有点“牛”,其实是个老好人,他爸是街上卖豆花饭的,做小生意,后来不知道怎么说成了“国民党的连长”,反动军官。同学康,他的父母解放前都是大学生,只是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解放后一直抬不起头,父亲只好去拉架架车,康本人有点野,喜欢打架,但是因为父母的成分不好,言谈也很谨慎,绝对不说过头话。同学谢,父亲好像在“伪军队”当过文秘之类的,写一手好字,虽然成分也不好,但是很听党的话,算起来是最老实的。还有同学许,他爸解放前与其他三个人合买了一辆汽车做生意,算起来只有一个轮子,却因此划成了“不法资本家”,但是许本人成绩好,不调皮,是个十足的好学生。他们之所以成为“反革命”,是因为蹭坏了一张大字报。

林:那大字报很重要吗?

黄:大字报的标题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揭露喻春芳。喻春芳是学校里的一个党员老师,工人出身,平时穿着朴素,有些不苟言笑。或许就是她的“不苟言笑”让人不舒服,运动一来就成了攻击的目标。那时候虽然省委已经要求所有的大专院校一律“停课闹革命”,中学生也开始写大字报,可是课还是要上的,而且还上晚自习。“闹革命”也不耽误调皮捣蛋,那些天他们四个人发现班上一个刚刚转学来的男生,居然和一个漂亮女生好上了,每天晚上下了自习课都要去送她。几个家伙就躲在教学楼下的墙根里,准备“跟踪追击”,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没想到挤来挤去的,就把贴在墙上的那张大字报蹭掉了一只角。第二天就被一个“阶级斗争觉悟高”的高中生发现了,认为这是“撕毁革命的大字报”,是个“反革命事件”,就去向工作组汇报,而且把场面形容得很刺激:昨天晚上,看见有几个黑影在墙角晃动,今天早上就发现大字报被撕毁了!
当时各个中学的形势已经很紧张。我们城南片区的锦江中学、盐道街学校、十六中、簧门街中学、南虹路等中学的工作组,属于同一个工作大队。其中十六中的工作组,搞得最红火,把一个叫钟兴泰的老师打成了“牛鬼”,钟老师虽然断了一只胳膊,但是很能写,不断写出大字报来反驳对他的攻击。十六中还揪出了三个“反革命”高中生。这三个人的名字我也记得很清楚:邹德义,吴久高,龚述仁。三个都是好学生,都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他们此时写大字报,不过是学着清华附中的那些红卫兵,说工作组压制革命师生,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学校的运动死气沉沉……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受到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他们写的大字报理直气壮,被工作组认为“非常嚣张”。记得我们城南片区所有学校的学生,都到十六中去参加斗争这三个“反革命学生”的大会,把那个大操场塞得满满的。

林:在这样的气氛下,各个中学都会“攀比”着揪反革命,锦江中学这个“撕毁革命大字报”的事件,肯定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黄:就是。那天早上我一进教室,就有人悄悄告诉我:他们几个人去撕大字报,遭了!我一看,所有的同学都自觉地和他们“划清界限”,几个人孤零零的缩在角落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一看我来了,都来向我诉苦。我开口就问:工作组是什么态度?

林:工作组的态度很重要。

黄:当然。工作组代表党嘛。毛主席说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现在群众是没法相信了,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了。工作组开始的确没有表态,只是和颜悦色地把他们找去谈话。几个人还没有想到大字报的事情有多么严重,只是想抵赖“跟踪”的事情,因为这事说出去很不光彩,甚至有些“低级趣味”,所以一口否认。没想到工作组很快翻了脸,拿出了“罪证”--就是那块被蹭掉的大字报,紧接着号召全校的“革命师生”立即起来,背靠背地揭发,“狠狠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我回学校的当天下午,就开他们的批判会。每个教室里都安了小喇叭,各个班都坐在教室里听,很多平时要好的同学都成了“革命群众”,在喇叭里揭发批判这几个人的“反革命言行”,把平时开玩笑的话都拿出来上纲上线。比如有人揭发,说一次他们几个去和建筑工人捣乱,扔石头,是“极端仇视工人阶级”,而且还有人出来“作证”,当证人。我觉得太无聊了,当时就说:证人是可以“培养”的嘛!

林:你为什么不怕?

黄:怕什么?在我们“街娃”中间,“义气”很重要,而且不知道天高地厚。我绝对不相信他们是什么“反革命”,所以也绝对不会和他们“划清界限”。再说了,我刚刚在外面看了两天大字报,马恩列斯的语录学了一大堆,还有很多“新名词”。他们向我诉苦,我根本就不听,用不着听,因为无论是中央发布的《五一六通知》,还是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都说这次运动的重点,一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二是“盘踞在思想战线上的大量的牛鬼蛇神”,和我们中学生有什么关系?这明明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嘛。

林:你的“勇敢”管用吗?

黄:我算老几啊。我眼睁睁地看着几个同学不断被政治老师找去“分别谈话”。这里要说明的是:运动一开始,政治老师就成了一个特别受到重用的群体,他们坚定地站在工作组的周围,随时都准备听从召唤,出手揪人,令其他老师都“退而远之”。找同学陈“谈话”的是一个姓马的政治老师,也年轻,平时还和我们一起开玩笑,可以说是真正和我们“打成了一片”,很受学生拥戴一个人。可是现在马老师把同学陈喊到一边去,正起一张脸不知道在说什么。突然,我们看到同学陈惊恐地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看着马老师往后退:呜呜呜……你狗日的才是反革命!后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马老师层层推理,步步紧逼,三句话就把他装进了圈套,分明是想逼他自己把自己说成反革命。同学陈本来是个有些羞涩的男孩,他本来是很崇拜马老师的,此时突然放声的嚎哭,既是因为“冤枉”,更是因为突然发现自己被敬爱的人“骗”了,他所尊敬的那个“好马老师”没有了,他信仰大厦的“一只角”崩塌了。从此之后他是谁都不能相信了。直到现在,同学陈都会时不时都会突然地“嚎”几声,弄得大家莫名其妙。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当时的情景。可见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之大。
我当时气坏了,说如果你们几个都成了反革命,那么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反革命!他们乱整,我们去告他们!
几个人都已经被吓坏了,把我当成了大救星。我倒不是有什么“独立见解”,只是坚决地“相信党”,相信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做错了,“上级党组织”肯定会来纠正的。但是,这个“上级党组织”到底是谁呢?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去找教育局,因为教育局就是工作组的顶头上司,相当于工作组的“爹”,当爹的肯定是要帮儿子说话的。得去找比教育局更“上级”的党组织。我突然想起人民南路的陕西街有个高教局。就这个“高”字,肯定比教育局的水平要高,离我们学校又近。第二天一大早,就带上他们四个人去了。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中年人,样子也是个处长之类的,态度很和蔼。我说得慷慨激昂,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说学校工作组和党中央的方针没有保持一致,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我们学生,目的是要保那些“牛鬼蛇神”过关。那干部认真做了记录,还让大家填了一张表格,把姓名、年龄、班级都写下来,说是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得意啊,觉得自己成了大人物。谁写了错别字,大家还笑他。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阿Q临死的时候画的那个圆,费了很大的力气还没有画好,觉得很遗憾。

林:完全没有想到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伙的。

黄:岂止是一伙,厉害得多。我们还在回去的路上,高教局的那个干部就把电话打到学校去了,说我们几个去告了工作组的状,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要注意那个名叫黄振海的学生,他背后肯定有人。结果是我们一进学校的大门,就被分别“请”到不同的教室,个别谈话,核心内容就是要交出“幕后黑手”,因为高教局的那个干部说,按照我们这几个中学生的水平,绝对说不出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道理,肯定是背后有“黑手”在操纵。

林:(笑)他们不知道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吗:“革命时期群众在一天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一年里学到的还要多。”何况你已经在外面看了好几天的大字报了。

黄:当时这句话满天飞,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啊。他们是不相信。不相信几个“街娃”学生的“马列主义水平”比他们还要高。在以后的几天里,全校停课,“全体革命师生”集中火力批判我们,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几个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不停地在争辩。就在这个时候,工作大队的张队长到我们学校来了。
张队长是个北方人,长得高大魁梧,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中气很足,每次来的时候都坐一辆小轿车,下来的时候很神气地抖抖肩上的军大衣,一看就是个大官,革命老干部,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我们一看他来了,就觉得有希望了,因为他是上级党组织,领导着整个城南片区中学的运动,是有水平的,是公正的,绝对不会冤枉我们的--党怎么会冤枉好人呢。
我们被叫到了工作组的大办公室,全体工作组的成员都在,那些“紧紧团结在党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也涌进来,把一个大办公室挤得满满的,大约有四五十个人。工作组拿出了四个人蹭掉的那块大字报,“铁证如山”,告状同学拍着胸口出来“作证”……我们激烈争辩,表白我们的确不是“反党”,我们只是去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工作组的错误做法,我们是坚决相信党的……

林:现在的关键人物是那个张队长,他怎么说?

黄:他坐在那里,只是听,就是不表态,越是让我们充满了希望,一个劲地在他面前表白自己,希望他能够为我们“伸冤”。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黄昏,最后张队长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一句话就给我们定了性:撕了大字报,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还要去状告工作组,性质就更恶劣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们去告工作组这件事,要从思想深处挖根子,找原因!
张队长的表态,无异于“法庭判决”,把我们几个完全震懵了,心想他是不是说错了,或者是我们听错了?可是他的确是这样说的,说得斩钉截铁,义无反顾。于是我们几个人开始反抗。我义正言辞,一口一个“你们完全是污蔑!”“你们和党中央背道而驰!”同学陈则破口大骂。张队长指着他说:你小子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有脸在这里胡闹?!同学陈气坏了,从桌子上抄起一个白瓷的茶壶朝着他喊道:日你的妈哟老子给你掟过来!当时就有人“挺身而出”,一下子就站到了张队长的前面,那阵仗好像要用胸口替他挡子弹。

林:你们居然敢威胁工作组的大队长!

黄:张队长脸都气黄了,站起来说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开会!第二天,会场转移到我们的教室。头天的事情已经成了学校里的特大新闻,除了我们班上的同学,那些“积极分子”都来了,教室里挤不下,就挤在走廊里。张队长气昂昂走进来,站上讲台开始讲话。他情绪激动地说:同学们,昨天有人还想用水壶来打我!为了革命,打我我可以忍受,但是,要杀我就不行!我就要自卫!当然了,打我也好杀我也罢,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们要反对毛主席,我就决不答应!!
他说到这里,声音发哽,泪花包在眼眶里。教室内外的人都被他的“激情”感动了,有人站起来带头高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谁要杀他了?谁要反对毛主席了?昨天的事情跟毛主席有什么关系啊?可是现场,已经完全没有我们辩解的余地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不是什么“祖国的花朵”,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已经变成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被贫下中农斗争的地主分子“韩老六”,成了人民的敌人。

林:心里害怕吗?

黄:当然害怕了。我们再是调皮捣蛋,再是“费头子娃娃”,可是我们也是带着红领巾长大的啊。记得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全班参加学校举办的歌咏比赛,大家在棉袄外面套上白衬衣,打着红领巾,化了妆,上台去唱《永远不能忘,阶级仇恨深如海》,还得了个第一名,高兴得欢呼雀跃。可是现在,我们突然就变成了“地主韩老六”,成了老师和同学举起拳头要“打倒”的对象,这个“弯”也转得太大了。

林: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精神上完全垮了,“认罪伏法”;另外是鱼死网破,拼死一搏。你们属于哪一种?

黄:我们也觉得自己“闯祸了”,很紧张,很沮丧,因为我们都从父母那里知道“犯错误”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就像那些“右派分子”,不但自己一辈子翻不了身,而且还会连累父母亲人。有同学端起碗就哭,我心里也是沉甸甸的,饭都吃不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可是究竟错在哪里,始终想不明白。是不应该去告工作组?是不应该去和张队长顶嘴?可是未必然就眼睁睁地让他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就是杀只鸡也得扳两下嘛。再说此时的工作组拼命想要“扩大战果”,几个初三的学生靶子太小了,费这么大的劲不划算,得揪个大点的。他们认定“黑手”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因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学校工作组的组长私下来做我们的工作,她很“同情”地对同学陈说:“我知道你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嘛。明天开大会的时候,只要你出来揭发班主任,就说撕大字报是他指使的,就保证不再追究你们几个。”这样的做法分明就是无中生有,陷害忠良,未免也有点太“下作”了嘛。

林:那你们怎么办?

黄:同学陈当时心里害怕,也答应了。可是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工作组长点名要他发言,揭发幕后的黑手,他却始终不吱声。最后实在是逼急了,他小子一转身,居然指着组长本人大声说:就是她!就是她给了我一角五分钱,让我去撕大字报的!

林:“鱼死网破”了。不过点子有点“歪”,是不是你的主意?

黄:不是。是他自己的主意。不过对于这种诬陷的愤恨,却是我们共同的。班主任是个很老好的人,那时候我们一下课就泡在锦江河里打水仗,打了上课铃都不起来,班主任跑到河边急得直跳脚,对我们伤透了脑筋,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样的老师会指使我们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借给他二十四个胆子也不敢啊。栽赃陷害这样的好人,真是没良心。

林: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你们这样已经被“划入另册”的初中生,几个没有任何后台的“街娃”,居然敢在大会上当面造工作组组长的谣。斗争肯定会升级。你们怎么应付这个局面?

黄:头天下来我们就商量了:既然他们已经定了性,把我们当成了阶级敌人,就根本就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怎么说都是不老实,说不好还被他们抓住把柄。干脆就不说。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那些斗争我们最积极的人,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全部都要记下来,以后才好报仇。包括那些 “揭发”我们的同学,那样的“罪行”在他们身上也能够找到一大堆,我们什么时候翻身了,也要起来揭发他们,还有那些斗争我们的老师,一个都不放过,让他们也尝尝当反革命的味道!我们最恨的就是那个最先去告发的高中生,商量着怎么去把他打一顿。当时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个仇到一年之后才报了。

林:怎么报的?

黄:那时候我已经成了锦江中学八二六的头头,那家伙也参加进来,成了我的兵。一次约好一起去和另外一派的打架,到时候他倒是去了,可是我们几个都不去,结果他光杆一个,孤立无援,被人家着实捶了一顿,挨惨了。可把我们乐坏了。真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林:听起来有点孩子式的恶作剧。话说远了,还是说第二天的斗争会吧。

黄:在第二天的会上,我们的原则就是不开腔,任随他们口号连天,就是不开腔。实在是躲不过去,就承认,什么罪名都承认。同学陈之所以要出来反咬一口,是因为实在是逼急了,忍不住了耍了一“横”。说完了又不开腔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会场上就很没劲啊,可是也拿我们没办法。

林:就这样逃过了一劫?

黄:不可能啊,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指着我大声说:这个黄振海,昨天是何等的嚣张,今天怎么就像一只缩头的乌龟趴在那里,不吭声了呢?革命师生们,大家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上他的当!他一定有更大的阴谋诡计!此言一出,宛如晴天霹雳。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此人居然是我的数学老师。

林:既然那么多人都在揭发,为什么只对他大吃一惊?

黄:这个揭发的人姓魏,人称“魏铁嘴”,学者风度,知识渊博,教数学教得特别好,讲起课来妙趣横生,我和很多学生都崇拜他。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他还表扬过我。我现在都还记得大家在食堂吃饭,和他一起说说笑笑的情景,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能够和魏老师在一起吃饭说笑,简直就是值得炫耀的“荣幸”。再说我觉得只有那些热衷于政治、或者平时被人看不起,现在急于“挣表现”的人,才会这么积极地起来揭发别人,因为搞政治很容易啊,根本就用不着什么学问,就是揪反革命嘛,就像警察就是专门抓小偷的,屠夫就是专门杀猪的。可他一个专业课教得那么好的老师,怎么也搅合进来了?更要命的是因为他有智慧,目光就更加“犀利”,这话的准确度太高了,简直是一语中的,击中我的“命门”,因为我确实在暗中策划“秋后算账”,这确实是“更大的阴谋诡计”。要是他进一步顺藤摸瓜,真的摸出了“更大的阴谋”是什么,我们就都别想活了。我们毕竟只是十几岁的孩子,政治上还没那么老练,差点就沉不住气,觉得这太可怕了。事实上此言一出,会场上的情绪高涨,我们的境遇确实更糟了。

林:说起文革,很多人的印象都是学生对不起老师。因为那时候的学生太年轻,很容易受煽动打人。可是他一个老师,为什么对这些十几岁的、自己的学生如此下手?

黄:我也不明白,只是觉得他的“揭发”和别人不同。比如说工作组长,她在斗争会上的慷慨激昂,是理直气壮的,是真的认为自己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可是这个姓魏的不同,当我抬头看他的时候,他马上避开了我的目光,这说明他是心虚的,他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可是他却继续揭发批判,死追猛打。他到底是为什么要昧着良心说话?直到后来我当了学校八二六的头头,在学校后面的老城墙根逮住了他,他自己才说出了真话。

林:他说为什么?

黄:他说:是“他们”喊我这样做的。

林:这个“他们”是指的工作组吗?

黄:当然。他还承认他摇动“三寸不烂之舌”来陷害我们,是因为“有私心”。

林:那“私心”又是什么?

黄:往上爬呗。

林:你打他了吗?

黄:没有。我身上确实带着枪,一把美国柯尔特手枪,而且当时我已经带人打过了工作组的张队长,打得他胃出血;还打过了市委宣传部的白部长,给了他一耳光。一听姓魏的说他整我们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心”,我禁不住就伸手去摸屁股后面的枪,可是我最终没有拔出来,我甚至都没有打他,还禁止了同伙们打他。他这样不惜践踏学生对自己的尊敬、同时也践踏对自己的“自尊”,不惜踩着学生的脊背去往上爬的人,太卑鄙了,仅仅用“打”的方式,未免太简单化,我得学着他当年斗争我们的口气,也来“挽救”他一回。于是就学着工作组训斥我们的样子,狠狠地训斥他,“教育”他,伤他的脸面和自尊心,看见他缩在老城墙的黄泥巴地上抖抖索索唯唯诺诺的怂样,我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快意,觉得比打他还要痛快。最后我高高在上地说了一句下台阶的话:我看你是个才子,今天饶了你!说完带着我的那些同伙,走了。

林:这样的“秋后算账”,是不是带有“精神胜利”的意味?

黄:杀人不过头点地,只要他认了就行。何况他还曾经是我非常钦佩的老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老师。当然了,他并非真正认错了。他后来成了市里部长级的干部,我想直到今天,他也是恨我的,一直在恨我逼他“认错”丢面子的这一幕。其实我是很希望他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的,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不说他了。说你怎么打工作大队的张队长吧。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工作组“犯错误”的?

黄:根本就没有“犯错误”这一说。就在斗争我们的热潮中,一天锦江中学的全体师生到临近的盐道街学校,听刘少奇邓小平的讲话录音。人太多,乱哄哄的,根本听不清楚,反正和工作组啊文化大革命啊有关系。

林:我当时就是盐道街中学的学生。记得那是8月3号,中共成都市委在全市分片召开中学师生员工大会,各个会场都播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北京高等和中等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录音,之后宣布了成都市委的通知:立即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并尽快撤销中学工作组。

黄:这才知道工作组要撤了,原因是上面说的“派工作组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要求”。就这句话。根本就没说“犯错误”。又过了几天,看到一张传单,那传单有半张报纸大,而且就是用新闻纸印的,以至于在我的印象中它就是一张报纸。上面的标题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一看,特别是这几句:五十多天来,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灭无产阶级的 威风,长资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简直就是专门为我们几个人写的,写得太好了!

林:真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这也是当时的很多造反派“誓死紧跟毛主席”的重要原因。至于发现上当,那是后来的事情。

黄:就是。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学校,砰砰砰踢着工作组的寝室门,大喊大叫。吓得组长在广播里喊:全校革命师生们,大家要注意生命安全!我们冲进去,把传单拍在桌子上:看!毛主席为我们撑腰了!工作组长拿起那张传单,看过去看过来,半天才说:这是传单,我们要等正式的文件。还是不认账。我气坏了,抓起传单放在他眼皮子底下:你敢怀疑毛主席?
这张大字报一出来,世界就完全乱了。我们不上课了,到处去闹革命。记得是在“步行串联”之后,就是快年底吧,学校老师成立了《红教工》造反组织,开大会斗争工作组,都认为把我们几个学生打成“反革命”这件事情做得太黑了,让我们回去“控诉”。我们几个在台上声色俱厉,声嘶力竭,按理说应该是一报还一报,报仇雪恨了。可是无论怎么斗,总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觉得他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是“正式”的,能够给我们一辈子“定性”。而我们来斗争他们,是“非正式”的,不作数的。他们的背后好像有一根擎天大柱撑着,是打不倒的。

林:于是就想再去打他一顿?

黄:还是没有起这个念头。因为在此之后,周恩来总理有个讲话,意思是说工作组也是执行上级的指示,责任不完全在他们。于是斗工作组的浪潮就渐渐平息了。大家觉得周总理的话,还是应该听的。如果那个张队长后来不在我面前抖威风,特别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打算要把我们送去“劳动教养”的事,我想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可是这两件事情,都发生了。

林:详细说说。

黄:记得是“二月镇反”的时候,川大八二六和成的工人造反兵团的人,倒卷着旗帜去人民南路“向毛主席请罪”,跪倒一大片。我看了觉得很憋气,回来到走马街口子上,突然有一部华沙牌小轿车在我面前刹住,从车上走下来一个人,拦在我的面前,很神气地抖了抖肩膀上的军大衣,斜眼看着我哼了一声,然后又钻进小轿车,开走了。等我回过神来,才想起那个人就是张队长。后来“二月镇反”结束了,八二六和兵团的头头都从监狱里放出来,翻了身,成了中央肯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气焰越是有些嚣张。工作组已经撤了,我们就报复那些斗争过我们的老师,其中就有后来的“班主任”--她是个党员,完全按照工作组的意图,在班上可是把我们斗惨了。我们满心的仇恨,用叉头扫把打她,她一个劲地认错坦白,说出了一个秘密:当初工作组向上面打了很正式的报告,而且上面也正式下了批文,要把我们五个人,送去劳动教养。我们跑到档案室把档案翻出来,在几尺高的揭发材料里面,果然发现了很正式的红头文件,还有文号,一式五份,分别写着我们五个人的名字,由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白紫池亲笔签名,要把我们送去劳动教养。记得那签名还写得很潇洒--白紫池的字写得不错。

林:这下子“恶从胆边生”了。

黄:你想想:就因为蹭掉了大字报的一只角,我们五个人就去要当劳教犯?劳教犯可是比“右派分子”还要恶劣啊--因为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右派分子”起码人不坏嘛,而且还都是些有学问的上等人,“劳教犯”就是些社会渣滓,下三滥。我们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这样一来不但我们这辈子完了,连爷爷奶奶父母兄弟前亲戚朋友都牵连其中,没脸见人了。我怒不可遏,带上兄弟伙直接去了张队长的单位,就在办公室把他暴打了一顿,打得他胃出血,临走的时候还扔下一句话:给老子写检讨!
我们一走,他就住进了医院,一个星期之后才把检讨交上来。那检讨写得很聪明,什么都承认了,又什么都没有承认。我们哪里肯罢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当初总是说我们不老实,现在我们还是说他不老实,追到他家里,命令他重新写。不但是他了,连他老婆都吓得发抖。

林: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你的性格起了很大的影响?

黄:当然。在这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打过人,而在这之后,我心里满是仇恨,打了一些人。

林:那么后来呢?

黄:文革之后,我就再也不打人了。

林:这次要是再打,就要出事了。

黄:幸亏他那女儿。那女孩大约十来岁,看着我惊恐万分,吓坏了。我一看她那眼神,就手软了。于是就放了那姓张的一马,算了。

林:不管怎么说,打人不是件好事,周围的人怎么看?

黄:城南片区的老师们听说姓张的挨了打,奔走相告,因为工作组一进学校就在教师里面划出了大批“反革命”,我们总算是为老师们都出了一口气。特别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当初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几个平时不听话的“费头子娃娃”,能够在那么关键的时候守住做人的“底线”,挺身而出为自己的老师“挡子弹”。这在当时是许多“大人物”都是办不到的。他到临死的时候都记得这件事情,对我们、特别是对同学陈充满了感慨。

林:把张玉龙打了,后来也逼着“魏铁嘴”认错了。还有白紫池白部长呢?
                               
黄:也打了。我们去市委,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他。他躲在市委隔壁的羊市巷的一间屋子里,手下还有几个人。我们一上去就捞拳扎袖,日妈倒娘地冲他直嚷嚷。他嘴上说着很文雅的官话,那表情有些莫名其妙。我一看更气了,觉得他干了这么大的坏事,差点断送了我们五个人的前途,还挺沉得住气的,这虾子!上去就给了他一耳光!

林:就打了“一耳光”?

黄:就打了一耳光。他和张队长不同的是:一是没有直接面对我们,斗争我们,激不起那么大的仇恨。再说此事毕竟没有成为现实。二是我们在心底还是有个说起来很“阿Q”的潜意识:我们打的毕竟是一个大官儿啊。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要不是造反派翻了身,我们敢打他这样的大官吗?给他一耳光,心里已经得到满足了。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打姓张的已经把气出够了。打他的时候,心中的“气”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当时有些莫名其妙的样子,显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他,现在想起来,他可能已经记不得他在这样的文件上签了名。他一天要签多少文件啊,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人家把材料送到他的手里,他就签,就像个签名的机器。

林:文革前,他是成都市委宣传部长,文革初期,他当了很长时间的成都市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尽管签发的文件多,或者是形势所逼,不得不签,可是因为蹭破一张大字报就把五个初中生送去劳教的事情,应该是有记忆的。

黄: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林:你最基本的心理,还是“有仇不报非君子”。

黄:就是。打了工作组的头头,还要报复那些“团结在党的周围”来批斗我们的“革命师生”。所有得罪过我们的人,揭发过我们的人,逼迫我们的人,特别是那些跳得高的,“左”得厉害的,几乎都遭到了报复,包括那个马老师。有些女的,不好动手,也得吓唬吓唬。不过很多人不是我们动手去报复的,根本就用不着。不久就闹“红五类”“黑五类”,我们班上五十四个同学,有三十七个成了“黑五类”。三十七个啊,还不包括我这样出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的“麻五类”。当初揭发斗争过我们的那些同学,几乎全军覆没,都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尝到了人下人的滋味。这个时候,我又站出来,和那些“红五类”辩论,当时我反击的“名言”非常蛮横:那些说别人是狗崽子的人,自己就是狗崽子!!没有想到一语成谶,这话很快就兑现了:紧接着那些干部子弟的父母纷纷被批斗,他们果真成了“狗崽子”。

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现在也是六十岁的人,怎么看当初的这段历史

黄:这个事件是我人生的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前,我和我的那些同学们,都是绝对听党的话,我们已经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已经是党的刀枪,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可是没有想到,我们最后还是被变成了党的敌人。工作组派出那些“积极争取进步”的同学,还有学校的党团员,到处去收集我们的“材料”。他们找到居委会的党组织,还有家长工作单位的党组织,然后再通过党组织去发动群众,让我觉得所有的“党组织”联起了一张网,网起了所有的“革命群众”,完全将我们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但收集我们的材料,还要收集我们家长的材料,因为家长肯定也是“黑后台”之一。别说是那几个本身就“有问题”的家长了,就连我妈也有人乘机举报,说她“污蔑税务机关”。
于是,从张队长宣布我们是“反革命”的那个下午开始,经过十几年的教育建立起来的信仰,就完全崩溃了,从此再也不相信他们。从虔诚的“信徒”,变成了“自由人”。

林:现在很多当年红卫兵都站出来,向被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你呢?

黄:我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道歉了。大约1973年的9月吧,我插队回来读了个进修班,就去六中教书,发现当年锦江中学一个姓汪的“右派老师”也在六中。在我们的印象中,汪老师长得一表人才,穿一身干净的中山服,可是从来都没上过课,学校给他安排了一间小屋,既是寝室也是“办公室”,不知道他成天在干什么。文革一来,他就被揪出来,后来我们造反,自然也把他当成了“专政对象”,虽然我自己没有动手打他,可是心底还是把他看成“阶级敌人”的,同伙们对他“无情斗争”,我是没有阻止的。当时看到他,我的心里非常矛盾,想了一个晚上,决定去给他道歉。第二天我找到他,他很快想起我是谁,很高兴地给了我一拳:你这个黄振海!我嗫嗫地说汪老师,那些年我们不懂事,做了些很对不起你的事,请你原谅啊!汪老师急忙摆摆手,说不怪你们!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后来汪老师还给我介绍对象,可惜我已经结婚了。
我是一个好人,却在那样的年月里,也伤害过很多的好人,为此我真诚地向他们道歉。可是打了刚才说的这几个人,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活得很不容易,还动不动就要因为一点点小事情送监狱,劳改劳教,连十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连一丁点向我们道歉的意思都没有,反而依然在记恨着我们。你说到底应该谁向谁道歉?

关键词: 历史 , 平民 , 成都

成都: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作者:周孜仁

虽然八十多了,三姐依然顽强地活着。十几年前,外甥女就老在电话里向我抱怨,说舅舅,瞧我妈妈啊,每天就吃那么一小点儿,简直就皮包骨,说不准哪天风一刮,她就倒哪!2000年,我去北京看她,小灶台上的铸铁燃气炉黑锈斑斑,破旧已如垃圾堆拣来的金属废品。我说三姐,商店里新型炉具多呢,便宜着呢,换一台新的吧!她淡然回答:谁知道我还能活几天?凑和吧!如今,整整十年又过去了,她依然顽强地活着,独自一人,活在冷清清的、空徒四壁的斗室里。

她确实骨瘦如柴,耳朵严重失聪,与邻居不相往来,唯一的生活乐趣就是用扑克牌算命。记得二十多年前刚退休,她就开始整日整日折腾那付扑克牌了,我去北京,她曾非常认真地介绍过算命规则--单调乏味的游戏我早忘得一干二净,而她依旧乐此不疲。我发誓,这付扑克她注定会一直玩到生命的终点,因为:在我家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按做事认真程度排序,三姐绝对名列榜首。他的认真完全到了固执甚至古板的地步。还有,既然生命中已经没有了别的乐趣,她必然需要一个忠诚的玩伴--扑克牌有幸被选中了。虽然这绝非最好的选择。

这并不说明三姐的生命追求太过草率。不是的。在社会职业领域,她从来非常优秀。早在五十年代她就读于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就是学习尖子;毕业后来到北京66中教书,次年就作了宣武区教育局的化学教研组组长--如果不是因为丈夫命运牵连,她青春时代许多美好的梦,也许已经变成了生命中真正的彩虹。

关于她的丈夫留待下面再说,现在先说三姐本人。

女秀才

三姐是我家十二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女。大哥懂事却少年夭亡;二哥聪明,却负气离家去满世界瞎折腾;老三虽为女孩,但从小知事达理,尤好读书,做事认真以至于古板。彻底失望于儿子的父亲自然便将加倍的宠爱集于三姐,寄予如对男孩同样的厚望。我小时曾见过她上初中(或小学)时的作文本,一手工整漂亮的毛笔楷书,丝毫不让于任何男生高才。只可惜初中尚未毕业,偏遇国共大交兵,世事纷乱,家道坠落,三姐只能辍学回家,接着去小学校代课挣钱,聊补穷家无米之炊。

大陆政权最终易手。共党掌权,天下太平。三姐的读书梦再度燃烧。她向学校辞了工,以“同等学历”身份参考大学,结果:中了。那年代不兴让邮递员一家家派发录取通知书,在报上刊登一则通告张榜完事。孰料《四川日报》录取榜上三姐的名字竟错了三分之二:姓氏“周”是没错的,双名则二字全错。这实在怪不得编辑粗枝大叶,为什么?三姐名字实在太生僻。父亲文化不高,却偏喜请故作高深的文人代给孩子取名。三姐的名字不仅电脑字库没有,我能找到的所有字典都遍查不到。你道什么字?“土”字旁一个“元”,据说读“XUAN”。按祖训,周家女性排行到我们这一辈当为“锦”,因此三姐的名字就是“周锦+左‘土’右‘元’”。录取榜将她的名字印成了“周绵坑”,虽说情有可原,可把全家人急了个团团转。虽知:如果高中,三姐个人、还有全家人的理想之船,就正式扬帆起航了!

谢天谢地!到编辑部一查,“周绵坑”果然应该是“周锦+左‘土’右‘元’”。三姐本人的高兴劲儿别提了,全家的高兴劲儿也别提了。

三姐之所以让全家骄傲,除了她是周家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还是我们家第一个坐过火车的幸运儿。1953年,成渝铁路刚刚通车。这条川人百年梦想之路是她开学赴校、放假返家的必经之路。听三姐兴致勃勃讲述火车如何之疾速,如何之平稳,平稳得连水杯里的茶水都不会泼出来,全家人都惊呆了。三姐假期回家,除了谈火车,还谈别的,比如食盐的学名叫氯化钠、和氯化钠里的氯同属卤族元素还有什么什么,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得大脖子病?那是缺碘呢!……这是普及到我家最初的化学知识--海带含有丰富的碘,她说,爸爸以后买菜,一定要多买海带;又比如,重庆有南北两座温泉,北泉便位于西南师范学院所在的北碚;北碚曾是重庆的模范区,那儿何等之树木葱笼,街道整洁……总之,她的每一句话都是闻所未闻的故事,让全家人兴奋莫名。

三姐回家度假不仅是我们全家的节日,也是她朋友们的节日。只是三姐做事太过古板,所以朋友不多。我记忆中最铁的就两个:一为陈俊茹,一为赵蜀琼。

陈老师文静寡言,脸上常带悲戚,定然也是一个朋友寥寥的寂寞女孩。她在远郊龙潭寺小学教书。近3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据说龙潭寺已成了成都的红灯区,有文章披露,达官商贾们夜夜豪车飞度,瞬间便可去那儿豪饮尽欢,呼妞呷妓。50年代的龙潭寺可是远得很。为了拜会蛰居远村的小学教师,我和小妹妹有幸被三姐带上,第一次去感受了风驰电掣而“水都不会泼出来”的火车。我和小妹妹成了我们家第二拨坐过现代交通工具的幸运儿,如同乘坐“神州”飞船遨游太空的的航天英雄,快乐得不行。后来知道,陈出身地主,乃父在“土改”中被中共枪决,小小年纪便外出讨生活,初通文墨,侥幸入了小教一行。三姐和她好,可能更多因为同情其可怜遭遇。龙潭寺几日,她俩天天徜徉在满眼青翠的田野,表情始终那么严肃,仿佛总在讨论完全不该属于少女们的神圣话题。

赵蜀琼和陈完全相反。她天生丽质,永远漂亮而快活。记得我长大了读美国小说《麦琪的礼物》,作家欧·亨利描写女主人公 “长长的卷发瀑布一样披在肩上”,我就总会想起赵姐。她永远笑嘻嘻的,好象从不知烦恼为何物。事实上,她确实不该有什么痛苦事。父亲是民国时代的交通厅长,好象还开了一家什么硫酸厂。她的石榴裙边永远教公子哥儿们围着团团转。诱惑如此密集,焉能有心思读书?确实没有。可惜大陆政权易手,乾坤颠倒,锦衣玉食的富家境况从此不再,美女只好跟我姐姐一样,去小学当了代课老师。估计她的文化水平难以恭维,于是只好让三姐死帮恶补。每次她来我家,姐们俩马上就会躲在小屋里读书习课,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开怀嘻笑,十分亲热。她们好象还抽烟,躲小空间里吞云吐雾。我家从无抽烟习惯,唯三姐例外:估计就是从赵小姐那儿学来的。

我一直觉得,三姐和赵姐之间的友谊总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从内到外,她俩压根儿都是反着来,一个庄重恬淡,一个艳美耀眼;一个古板,一个张扬;一个代表着责任和工作,一个代表着享乐和欲望,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命运莫名其妙把她们挤压在了一起。

资产阶级丈夫出现了

三姐每次放假归来都是我们家的节日。只是妈妈是否也和父亲一样高兴则想不起了。三姐是妈妈的头生子,母亲对她的爱肯定毫无疑义。必须承认的是,母亲对四姐的宠爱程度大大高于三姐。为何?四姐勤快,嘴甜,尤其喜欢帮妈妈烹菜烧饭缝补浆洗。妈妈本是乡下巧妇,自然希望有好女接班,而三姐偏不吃这一套,她思想前卫,行为新潮,坚信未来社会是一个分工明确的社会:穿衣服找裁缝,吃饭菜有厨师,出门上路有司机……干吗要样样自己动手?土嘛!

三姐的摩登理念肯定是受影响于富家小姐赵蜀琼。我不止一次听她向我说起赵家的时尚生活:过生日可不像我们家就可怜巴巴煮个鸡蛋吃吃,人家又是吹腊烛又是分蛋糕又是用英语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什么的……而且,这类PATTY总有许多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捧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改变三姐整个一生命运的、我的未来的姐夫,就是捧场者之一。

姐夫叫胡乃镛,出身绝对的大户人家。先祖乃江西人氏,前清时科场得意,被朝庭派来成都做了官。封建官员和现在官员不一样。现在官员赚钱得遮遮掩掩,打擦边球、钻政策空子……总之,得绞尽脑汁又做婊子又立牌坊。封建官员赚钱则完全公开。“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穿,要钱不要脸,我就要赚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胡家是否清官已无据可考,但亦官亦商则是公开透明事。据说胡家传世技艺就是做酱菜,尤其豆豉堪称一绝。老祖宗利用公权之便在成都办了一间酱菜加工销售“托拉斯”,取名《太和号》,由于味道和口感俱佳,很快便大行其道并流传百年不衰,现在成都人一说豆豉,皆称“太和豆豉”--实为川饮食文化一支奇葩也。《太和号》传至乃镛之父胡子康,已不知贵为富几代了。除食品工业成功,太和号还广置地产,至共党掌权前夕,子康公已成为成都18家最大粮户(地主)之一。胡子康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之身份继承祖业,同时还出任过四川省民国政府高院院长,不仅精于商道亦精于政道。国民党溃败台湾,曾专门给他家搞来几张飞机票,结果竟遭拒绝。个中原因,有如下二版本:版本之一是,子康公因与川内亲共军阀刘文辉、邓锡侯过从甚密,对蒋介石政权早就深恶痛绝;还有一版本,说是飞机票只送来三张,而他极不愿意扔下一大家子人独自亡命海岛,只好作罢。俩版本孰真孰伪待考。下面这件事情则是千真万确:胡子康绝对拥护共产党;减租退押与政府配合绝对积极;1954年,大陆举行第一次普选——现在谁都知道这选举是咋回事,可老爷子却蛮当了真,当他眼巴巴得到了一张选票时,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张“选民证”让他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新政权的认可——这是三姐夫正式告诉我的。他觉得父亲很可爱很天真。

下面还说三姐夫。

胡乃镛生于富豪之家,锦衣玉食,尝甘餍肥,日子过得肯定很滋润,乃父还专门高薪延聘书画大师家教,让小乃镛从小便习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及至成人,成天在纨绔圈里厮混,对于时尚风习自然样样在行。直到几十年后,文革期间,他向我说起好莱坞影星克拉克·盖博、格里高利·派克、英格丽·褒曼……依旧一个滚瓜烂熟,如数家珍,甚至《出水芙蓉》电影里那位吹小号的某大牌,其悱闻轶事,亦不漏分毫,真可谓见多识广,多才多艺。

还有,乃镛兄生得浓眉大眼,一表人才,堪称帅哥,这样的男青年能没女人缘吗?肯定有。华西坝一带是解放前成都著名时尚区,乃镛兄正就读于地处该区的四川大学历史系,红男绿女自然常常来此聚众游乐。前面说到的美女赵蜀琼,正是在此让公子哥儿们环绕裙边打转(重点说明:最后是一名唤刘文轼的帅哥独占了鳌头,抱得美人归)。赵蜀琼的铁姐们儿、我的三姐,也正是在华西坝熙熙攘攘间进入了胡哥视线,为日后的悲喜剧埋下伏笔。客观地说,三姐并不漂亮,周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和胡公子家相比,更是悬若天壤,可以大胆设想,当时胡兄很可能没把三姐当成咋回事的。事情演变的关键是:中国解放了。胡家一落千丈。大资本家兼大地主之子身价狂跌。大学毕业分来北京,落难公子,人地两生,孤单落寞,思春之情焉能不烈烈中烧?于是其视线终于转向了家乡,转向了远在重庆的、我的三姐。

那时三姐正在西南师范学院念书。二人于是鸿雁传书,两地互动。前面说了,胡公子优点不少,还长得帅,怀春少女岂能不动芳心?我相信三姐对他是有好感的。公子当时在北京女四中教可有可无的“豆芽”课程:《历史》,这就趁三姐毕业前夕的关键时刻,请假赶去了重庆,日日或等侯楼前,或踟躅月下,大胆和我姐出双入对,公开恋爱关系,造成既成事实--最后干脆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然后凯旋回京。

对于三姐和三姐夫,那肯定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先说乃镛兄。他买舟东下,取道长江三峡,一路春风得意,画了不少风景速写、创作素材。回得京城,马上写信给我父亲请安报喜,潇洒奔放的毛笔行书一开头就砸来一个“泰山大人”--这封信曾让我百思不解,还问过父亲,说姐夫是不是写错了,怎么称你是山呢?我至今记得父亲溢于言表的喜悦,告我说“泰山五岳之首嘛,泰山就是岳父,懂了吧?”

再说三姐。因为照顾夫妻关系,毕业分配她便顺利到了北京。新中国首都,在人们心中曾何等神圣!梦牵魂绕已够味道了,遑论亲身去那儿生活工作!三姐赴京前成都辞别,全家人都像过节,尤其我--因为某日三姐牵我上街,很认真地说了:孜仁,等我安顿好,就把你也接来北京念书,愿意吗?天哪!我能不愿意吗?在电影里、邮票上看到北海白塔、天坛祈年殿、故宫太和殿、颐和园长廊……我从来只当是梦里天堂呢!更让我消受不了的,还有三姐告诉我,说你姐夫国画功夫了得,刚刚参加了1956年北京第一届青年美展,还得了一枚纪念章,而且,三姐竟然将姐夫送给她的信物:美展纪念章,留给了我。你瞧瞧!如果按照现在的审美标准,该纪念章的设计与制作都难让人恭维:就一镀了克罗米的矩形小铁板,四平八稳地镌了“北京第一届青年美术展览纪念”十三个汉字:如此而已。可它的象征意义,对于疯狂做着画家梦的小娃娃,相当刺激了。

对新生活充满憧憬的少女三姐,就这样去了北京。

危机

在钟鸣鼎食、鲜花著锦的富豪之家长大,姐夫性格自然很是大大咧咧,换一个说法,也就是挺豁达大度。西哲叔本华说过,与动物相比,人类之所以生活得特别痛苦,皆因人不懂得忘却痛苦,灾难记忆于是日积月累,便生出了厌世痛苦之情。姐夫却不,他对于享乐愉快的敏感指数和对痛苦的忘却指数同样很高。几十年后,他告诉我,说刚解放那会儿,他也受了不少苦的,尤其土改,他曾代父亲被抓去乡下,备受农会折磨。可事情到了1956年,知识分子迎来共党执政下稀有的政治春天,加上新婚燕尔,他的日子过得实在快活。小俩口在东四西颂年胡同租下房屋一套,日日于爱巢共度蜜月良宵——三姐家书信封上“东四西颂年胡同”这地名,成都孩子念起来实在拗口,所以我记得清楚。

现在有句话,男人有钱就变坏。其实,广义地说,男人一旦运程顺达,总是容易春风得意甚而至于忘乎所以的,更何况乃镛兄这样风流倜傥的帅哥、生性贪玩的女中历史教师,焉能白白虚度了青春年华?于是,晚上就经常这儿徜徉于舞池,那儿忘情于派对,简直又回到了解放前公子哥儿的快乐时光。

工作极端认真的三姐肯定是不参加此类活动的。前面说过,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她就已经升任京城宣武区的化学教研组组长,更重要的工作召唤着她呢,哪有功夫去歌榭舞场抛掷大好光阴?不但她自己没功夫,而且她也断断无法容忍老公虚掷光阴的胡作非为。新婚不久,夫妻开始闹矛盾了,甚至不排除大吵大闹,而每一次吵闹之后,肯定是脾气很好的姐夫沉痛认错,认错之后肯定又经不住诱惑,又去了舞场潇洒悠游……如此反复。办事认真的三姐终于忍无可忍,下定决心要和老公摊牌了:离婚。

按照现代社会学统计,青年人的婚姻危机往往发生在婚后的第二、三年。照此推理,在传统保守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危机完全应该发生得更晚些。可惜,三姐与姐夫的蜜月期实在太短了:不足一年!三姐本是刻板固执之人,说到就要做到--危机不可避免了。

颇具喜剧意味的是,恰恰在此悲剧即将发生之时,另一个更大悲剧呼啸而至,而正是后一个悲剧竟悄然化解了前一个悲剧——因为,后一个是关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剧:横扫全中国的反右运动。与此相比,家庭里的小打小闹算得什么?简直微不足道!三姐夫正是在大悲剧中被一巴掌打入了地狱。本来,照他的开朗和纨绔,对谁都不会招惹也不会得罪的,再说有土改整饬的教训,深知共产党手段厉害,不管毛泽东号召鸣放叫得震天价响,他就一声不吭半句没放。孰料人算不如党算,第二年“反右补课”,大约学校指标没完成,还是将胆小如鼠的三姐夫被“补”了进去。

我曾经在一则回忆文章里写过,我家父亲心地善良得一塌糊涂。三姐是为父亲的掌上明珠,所受影响自然最深。几十年后,已被生活折磨得万念俱灰的三姐向我说起姐夫当年的荒唐,说起她的痛苦与失望,于是我就问了:姐夫被划右之前,你们的关系不是已经走到边缘了吗?为什么最终没有离婚?姐姐沉思良久,很无奈地回答我,说爸爸生前总是教育,要我们善待弱者,同情不幸的人。“如果他不划右派,”姐姐肯定地说,“我和他早分了。反正当时我们还没有孩子。”

三姐还告诉我说,正因为和右派老公划不清界限,她自己的前途也就结束了。宣武区化学教研组长很快换了人。

三姐还告诉我,说胡乃镛的同学刘文轼已被老婆一脚踹了。赵蜀琼响应党组织号召,和“阶级敌人”老公彻底划清界限:马上离了--就为这个,三姐说她从此再也瞧不起这个铁姐们儿。她也和赵美女划清了界限。三姐觉得她的品德实在不怎么样。

再来说说赵蜀琼

胡乃镛划右一事三姐始终对我们家保密。其实,当时发生的仅仅两件小事--如果具有政治家的判断力的话--从中推测发生了什么灾难,已经绰绰有余。可惜那时我只是个娃娃。

第一件事情,当时我正疯狂地着迷于国画,而经济上和精神上偏偏得不到父亲半点支持。三姐不是骄傲说过我姐夫正是个国画高手吗?于是我曾悄悄给三姐去了一信,请求姐夫把他的颜料寄一点给我,信中还一本正经开出清单:朱砂、石绿、花青、赭石什么、各份量多少等等。我之所以如此斗胆,因为自觉姐姐们都挺爱夸奖我聪明,我的画作尤被她们作为一张好牌向外人称道。我以为我对姐夫的小小要求决不过分。谁料得我很快收到回信,信中却是三姐非常严肃的一顿教训,她说,今后你千万别再想当画家了!美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中国非常危险!赶紧学好数理化吧,那才是真功夫呢!至于我要的“石绿”、“花青”之类破玩艺儿,姐姐说,我通通给姐夫扔垃圾堆了!调色用的碟子,我全部用来装了酱萝卜酸腌菜。

我大吃了一惊。

第二件事,就是赵蜀琼走进了我的生活,并且对我出奇地友善。

赵姐原来在哪儿教小学,不知是何原因,后来就调中学来了,而且恰恰就调来我就读的成都五中教地理。我家离校较远,每天中午回家吃饭都得来来往往地跑。当时同学们都穷,都没钱在校搭伙,虽说跑得辛苦,但大家都挺习惯。赵姐知道了,就主动来家找我父亲,说她就住学校附近,要我中午就去她那儿吃饭,顺便抓紧睡睡午觉。赵是姐姐的朋友,年龄比我大很多,现在又是我的老师,去她家吃饭睡觉我肯定会很不自在的,皆因父亲一口答应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照办。

赵姐家干净整洁,还有个比我小些的男孩,对我很有礼貌又总是怯生生的,赵老师对我又特别客气,而且总是友善地微笑--这些,让我每顿饭都吃得小心翼翼,拘谨不堪,只有等我按照赵姐吩咐去屋里睡午觉,她动作优雅地把门关上了,我才会松一口气。平时家里学校两头跑,从无午睡习惯,等赵姐一走,没午睡习惯的我马上强烈反弹,开始翻箱倒柜:赵姐的家很摩登,处处都让我好奇。几十年后,我已想不起小调皮都翻过些什么,但一扎保存完好的明信片却记得绝对清楚:每张背后都用潇洒字体写着“你的文轼”送给“亲爱的蜀琼”,都是祝贺生日或其他年节之类的。我很快联想起三姐常常提到的刘文轼。两口儿过年过节还要搞得那么客客气气,实在让娃娃我有点莫名其妙,只猜想贵族生活,可能都这样高雅吧?顺便说一句,贺卡中给印象最深的是一幅苏联油画,叫《大学生》:四个英俊小生正在屋里诵读诗歌。窗外春和景明,莫斯科大学教学楼高高的尖顶蒙着一片灿烂阳光。正是这幅画催生了我对大学生活最初的向往。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当时“亲爱的蜀琼”已和“你的文轼”离婚。赵恰恰为了消解三姐的责怪,修补二人之间的友谊篱芭,这才对三姐的小弟弟出奇友好。几十年后我曾向三姐提起那段往事,三姐只是毫无表情地淡淡向我介绍,说文革时候,赵蜀琼当了造反派,风风火火带一大帮人到北京告状,曾去看过三姐。三姐完全礼节性地接待了她,之后就再没有了下文。

真相

我家父母亲都没经济收入,家里的生活(包括我们弟妹读书的费用)全靠已经外出工作的姐姐们寄钱供养。姐姐们对父母亲什么都可以隐瞒,但钱的问题却无论如何隐瞒不了,或者说,只是到了钱的问题实在隐瞒不下去的时候,这才不得不揭秘真相。

时间是1962年。三姐夫被赶出学校后便去了怀柔还是哪沓儿学苏武牧羊,在山区受罪三年有余,政府终于宽大为怀,给他把“帽”摘了。他学的专业是历史在中学教的也是历史,这行当可是属于意识形态啊,让摘帽右派染指是万万不可的。咋办?出路两条:一,保留公职,继续留山乡牧羊;二,发一笔生活金让他退职回家,事情彻底了结。掐指算来,夫妻俩结婚已有六年,三姐年龄本不小,再拖下去,生孩子都困难了。京城白领为何大多不愿“早生儿女早享福”?道理很简单:米珠薪桂呀!请一个褓姆收入就得减一大半。三姐俩口儿经过商量,终于痛下了决心:与其渺无归期地牧羊、夫妻长相分离,不如干脆让老公回家来,权当请进一个男褓姆,女方也就抓紧生孩子--权衡利弊,这样做实在不吃亏。三姐本属理科生,最懂运筹学。她算过了,各方面只要节省点,一人工资养仨人,还是凑和能对付的。

只是给父母亲的钱必须扣减:现在得公布真相了。反正情况已经变化,除了我和小妹还读书,还需要提供经济支持,其他兄弟姐妹都已工作,困难该大家分摊了。三姐寄书陈情,我们方才知道:家族里,原来又新添了一个“阶级敌人”!

于是他们开始生孩子。

第一个是男孩,取名“平”:据说是男方主意。三姐夫说他最赞赏大诗人屈原身逢厄运而孤高自傲,屈原名平,故给孩子取了一“平”名。家有全职男褓姆,养一个也养,养两个也养,于是继续生。第二胎是女孩,参照上述原则,直接取名“原”。 男女皆备,品种齐全,夫妻俩都很满意,姐夫于是兢兢业业地开始了父亲兼褓姆的漫长生活。带孩子是异常繁琐异常艰苦异常需要耐心的苦差事,而乃镛兄偏偏出身富豪之家,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的褓姆生涯是怎么对付过来的。就是说,每天一早起来,怎么把婴儿的小裙小褂洗干净,像彩旗一样挂出去?怎么心急火燎地给孩子煮奶喂奶?半夜里孩子拉了稀,得硬着头皮爬起来,睡眼朦胧地换尿布洗屁股;如果病了,得发疯一样地抱起便往医院跑……这些,我都很难想象。传统中国的家庭分工是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新社会把三姐的家事颠倒了,女方全职挣钱,所有家务都由男方处理。

三姐供职的北京66中位于宣武门外枣林前街,离“东四西颂年胡同”足够遥远,每天必须早出晚归:这种状况实在该改变一下了。学校位置不能改变,就想办法改变一下自己的位置吧!首先,当然是别老跑得那么辛苦,其次,西颂年胡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实在可恶。右派摘了帽,她依旧成天红眉毛绿眼睛的,三天两头来找碴,像敬业的狱吏对于取保侯审的罪犯。三姐夫妇俩心里很不自在。

当然只能租。照当时的经济条件,买房绝对只是一个梦。没承想一偶然机会,竟让他们突然间美梦成真。

一招臭棋

1964年,前民国政府四川高院院长(大陆政权已被共产党接收,他只能是“前”)、前太和号酱菜公司董事长(1956年已经被合营、即财产被政府收编,他也只能是“前”)胡子康盍然长逝。虽说土地没了,公司没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留在个人手上的钱财总还是经得住折腾的。老爷子一死,大堆儿女便天南地北地回成都处理后事,分配遗产。

我从来有个感觉,芸芸世界,能成大事者,总当有一些过人之处的。或敢作敢为,硬拼出一片天地;或大肚能容,拢来一帮哥们兄弟同闯世界;或工于计算,在艰难时事中游刃有余……胡家能把家族事业做大,肯定是有些超乎常人优点的。从乃镛兄性格中的大大咧咧,我至少感觉到他的心胸开阔和对于生活的达观,而这些,必然是从父亲那儿遗传或者潜移默化来。推而广之,他的兄弟姐妹也都继承了这一优点,因此遗产分配全然没有当今社会你争我抢甚至你死我活的可笑甚至无耻的闹剧。恰恰相反,兄弟姐妹们觉得乃镛家生活困难,在平分秋色的前提下,还单独为他提出一笔补助金。这样,三姐家得到了在当时简直属于天文数字一笔遗产。你道多少?人民币6000元!为何说这是天文数字?看了下面便知。

巨款到手,夫妻俩就合计了:买房吧!不能再受制于房主了!尤其不能再让居民老太太对自己实施监视居住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要买就买它个大大的,除了自用,还可以租些出去,反正家庭经济困难,干吗对人民币仇恨?能赚一点算一点。蚂蚱也是肉。

这样,他们砸出4000元钱,在交道口寿比胡同10号买下一座四合院:虽然袖珍,却肝胆俱全,除了自己居住,确实还能挪出富裕的两厢租给客户。6000减去4000,余下2000元留作保底,衣食可暂时无忧了。计划实在很周密。

只是,在我这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看来,三姐这一经济行为简直就不可理喻,甚至愚不可及。须知:这是1964年的下半年呀,中国人的私有财产早就扫荡殆尽,而阶级斗争的弦在所有领域越绷越紧--再过一年多,企图彻底摧毁国人最后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的文化大革命就要横空出世。我们家就曾经挪过空房出租,远在大学读书的我每次过团组织生活、搞社会主义教育,都要被搞得灰头土脸,都得痛心疾首地交代剥削思想的影响,父亲死后,要我签字放弃房屋继承权,那一刻,我高兴得如释重负!瞧,年龄比我大那么多的三姐俩口儿,公然顶风作案,买房出租,这不是没事找事,往自己脸上抹屎吗?

事情果不出我所料,收房租的历史大约刚刚两年,文革烽起,这就出事了。

我已在学校参加了造反派。那年十月去北京,我照例去姐姐家探访。走进寿比胡同10号(那时已改成南头条10号)那小小四合院,只见姐夫一人正站在凳上贼惊惊地敲打什么。见我进门,他提着榔头跳下地,神色慌张,又惊又喜,像地下党员接头一样告诉我,说你姐跟学生外出串联去啦!最近风声紧,万一红卫兵前来抄家,我一个摘帽右派抵挡不住啊!说着便从床底下取出200元现金要我收下--那是我迄当时为止一次性见过的最大巨款--我忙问什么意思?他继续神色慌张,说:你收下吧!就当是给你的生活费。如果这家一抄,什么都没有了!保住一点是一点。我又问他敲打什么?他又答,你瞧,我们家就俩大人俩小人,住一厅两卧,害怕被人抓把柄呢!干脆再隔一间出去,加上俩厢房,一起上缴政府,看他们还有何话好说?蚀财免灾呐!

其实,他们家所住的三间房子本身已经够寒硶够窄的。

我帮他把侧门钉死,用报纸把墙壁整个儿裱上,憋不住又抱怨了:当初,你们咋想到买房出租嘛?瞧,现在弄得赔了夫人又折兵!把钱全部存进银行,慢慢用,谁会知道?不料姐夫非常豁达地笑起来,解释说,损失4000元有什么关系?如果继续住在西颂年,居委会那个死老太太找个岔儿,叫一帮红卫兵前来造反,我这个摘帽右派,说不定命都早没了——就算花钱买平安吧!

如果换到现在,交道口那个四合院值多少钱?肯定是真正的天文数字!如果有人来白白拿走,你会怎样?摇着国旗当钉子户不?跳楼,以死相拼不?扔煤气罐不?姐夫却只是个淡定恬然,一笑了之。

我真服他了。

三姐:风暴潮下的平庸现实生活

文革风暴渐渐平息,学校重新开始上课,三姐依旧非常敬业地继续她的教师生涯。每天一早出门一晚回来。归家路上,顺便就把蔬菜买好,回家和姐夫一道烧火做饭,教儿育女。

仄逼的屋子永远被她收拾得整整洁洁。虽然烹调技术一般,可样样食品都被她做得中规中矩。比如,每次我去北京,她都要我陪她去购买菜蔬。采购地点、采购数量和产品品质,她都掌握得非常准确。她最拿手的技术、也是款待我最多的品种当数饺子,一则该食品肉馅无需多少,而白菜价格又最贱,成本好控制;二则饺子加工方式重复规范,非常符合三姐的理科思维模式和认真负责的行事风格。说到她操持家政的精明节俭,还有一例:某次我去北京看她,忽想起正是端午前夕,三姐二话不讲,立即站上高凳,从堆码得整整齐齐的若干旧纸箱中准确无误取下一只,打开,原来是前一年使用过的棕叶,被她洗得干干净净,成叠收藏其中。接着她熟练地泡上糯米,再包出棕子若干放入铁皮大锅内煮个通宵达旦,第二天果然让全家大快朵颐。食毕,三姐再次把用过的棕叶洗得干干净净,重新收藏已备继续循环使用。

历史真会开玩笑。三姐从小不喜女红,她向往并且坚信摩登时代的社会分工:做饭有专业厨师、洗衣有洗衣妇……她只管一心一意干她的事业就得了。过了几十年,这种情况压根儿就没有出现,相反倒是,曾经志向高远的三姐,家庭主妇的所有活计现在她都得自己干。

除了家政克勤克俭,三姐对孩子教育也兢兢业业。钱没有了,房子产权没有了,但没遭抄家,没挨斗挨打,京城里最恐怖的年月总算平安度过,孩子平安长大,该进行教育了。姐夫虽然也名为教师,其实教育绝非强项;责任感使然,两个孩子的教育就全给三姐包揽了。老大儿子,和乃母一样,性格内向,从小酷爱读书,就读的北京五中就在交道口附近,父母十分放心;老二小女正相反,遗传了更多父亲因子,生性贪玩,三姐就让她跟自己早出晚归,到她就教的66中上学,以便随时耳提面命。路太远,担心孩子受不了,三姐就在单身职工的集体宿舍安一张单人床,旁边加一块铺板,母女二人合睡,干脆都不回家了。为了孩子的前途,三姐可谓茹苦含辛。孟母三迁,其情也不过如此!

有了母亲这样的精神,孩子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老大胡原参加高考,张榜便中了京城“亚元”。得到通知,儿子非但没有兴高采烈,反而闭门谢客,整天呆家里独自唉声叹气,直说“惭愧惭愧!”母亲问他为何?千追万寻,始得道出真相,孩子说他一直铆着劲儿要考京城状元的,没承想竟落到第二名!母亲将她狠说一通,这才压力缓释,出去接受了同学们的祝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招办的老师轮番来到寿比胡同(地名又复辟,不再叫“南头条”了)10号破落的小小四合院,希望准状元能填报地处北京而名冠国中的大校。儿子反正不吭气,他得听母亲主意。三姐的脸上也绝没有儿子金榜提名的洋洋自得,也不冷不热,就是个不表态。

她对孩子说,京城是什么地方?政治风波的旋涡中心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最爱闹事,被人当枪使,你留这儿能学什么?要做学问,就得离京城远远的。

于是,胡平去了远离北京的安徽合肥,他就读的中国科技大学那个班,集中了全国十三个省市的高考状元,还等不到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闹那场风波,他们全被美国佬一个叫“卡士比亚”的什么留学基金弄去了大洋彼岸。

姐夫:风暴潮下平庸的现实生活
  
前面提到姐夫虽为教师,可教育孩子绝非强项,下面补充一例说明:
  
儿女胡原,长得乖巧可爱,真算得艰难时事中上帝恩赐的宝贝。姐夫本是一下地就穿金戴银的主儿,对自家女儿自是宠得无以复加,只是举家贫寒,难填孩儿欲望。某次,女儿发现父亲外衣乱挂床头,这就伸手去口袋里摸将起来。父亲发现碎银有失,当即大吼一声:“干吗?”孩子顺势往床下一钻,理直气壮答:“买冰棒!”。父亲追问:“买冰棒为何偷钱?”答:“我没偷!”又问:“你手上攥的什么?”又答:“没什么!”又问:“你出来,让我看!”断然拒绝:“不!”接下来父亲只得让步:“你出来吧!”,依旧是:“不!”而且摔出条件谈判,“你不给钱我不出来!”父亲更加低三下四了:“你要多少?说吧!”本来只“偷”了五分钱,现在加码为一毛。僵持许久,终以父亲的投降告终:“出来吧!宝贝儿,你要多少,都给都给”。
  
孩子吃冰棍得花钱,穿衣服得花钱,上学得花钱……什么都得钱。四个人靠三姐一人工资度日终于捉襟见肘,姐夫须得想办法挣了。交道口的居委会挺人性化的。不是听人说脱帽右派是个书画家吗?好咧,就安排去街道誊印社刻腊纸刮油墨吧。月薪27元,让孩子买冰棒吃,绰绰有余了。只是毕竟属于阶级敌人,也不能太便宜了你,每周总得安排两次重体力义务工:其中一项,就是在军人监视下进北海公园挖防空洞。四人帮垮台后有正式红头文件批露,北海公园确曾关园多年专为江青私用:姐夫出义务工恰当此时。某次我去北京,正遇姐夫收工回家,他将肮脏工服一扔,便骂了:“江青那王八蛋!”我很少见他那么认真地生过气。
  
事虽如此,文化大革命同时也给他带来不少快乐。整当权派啊!揭共产党的短啊!看一帮傻瓜和疯子你争我斗啊!你说有多解气!多刺激!每天下了班,不管多累,他都得骑单车直奔王府井看大字报,天已向晚方才回转家来,独个儿咂几口小酒,陶醉一番。三姐是不谈论政治的,娃娃又小,如果遇了我到北京,姐夫就特别兴奋,总要以我为对象,纵论一番天下大事。
  
喝小酒是需要钱的。27元的月薪肯定得精打细算。一般只能喝寡酒。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北京,在小饭馆要了一份五毛钱的罐肠,吃剩两三片,胡乱找一张肮脏报纸包了,回去便放在小柜上。三姐夫收工回来,一边好奇地剥开肮脏纸团一边问:“什么?”我答:“小孩吃剩的。怪可惜,就包回来了”,乃镛兄大喜过望,当即取过小酒,斜依小柜便津津有味地饮将起来。
  
按照三姐家的经济状况,即使喝寡酒也是不敢随意放开的,必须计划。实在酒瘾难当怎么办?只有变卖家当。乃父胡子康离世,兄弟姐妹们除了给他多分了6000元钱,还分了不少珍宝文物。无钱换酒,只能把宝贝翻出来折钱。据姐夫告诉我,说原有一只绝品端砚,雕工之精美自不用谈,只见水往砚池一倒,池底便会有两条蛟龙忽隐忽现,翻卷不止。你道卖了多少钱?50元!如此贱价让我大吃一惊,姐夫依旧豁达一笑,说:有什么后悔的?如果当初红卫兵来把家抄了,还不啥都没了!就当50元是在马路边检的吧!

新时期的快乐日子

后来姐夫就“改正”了,重新回了中学教书。离开二十多年啦,已然桃花源中人,业务早已荒疏。垂垂老者,教育本属外行,娃娃们当然瞧他不起。一旦胡老师上课,学生们便最快活,各行其是,打打闹闹,甚至窜位出室,满校园乱跑,任姐夫挥臂顿脚,终是“唇焦口躁呼不得”。于是无可奈何向校方领导叫苦了,说现在娃娃实在难管啊!领导对姐夫的观点深表赞同,也认为现在的娃娃难管,他们宽宏大量地请胡老师千万别着急。你甭管讲什么,领导说,只要想办法把娃娃关在教室里不乱跑就成。得此指令,胡老师干脆完全脱开教材自由发挥。讲什么?《天方夜谭》!书中故事让阿拉伯少女山鲁佐德向暴君山鲁亚尔讲了一千零一夜,用来对付区区一节课45分钟绰有余裕。三姐夫告诉我,这一招效果好极了!

阿拉伯的离奇故事尚未讲完,已轮到胡老师退休了。20多年饱受欺凌,现在彻底开始坐享清福,而且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障,不用再受居委会老太太的白眼,不用成天扑在昏黑屋里刻钢板,不用脚蹬三轮下苦力--啊!世界多么好!生活多么好!虽然青春不再,毕竟衣食无忧,自由自在啦。

他开始画画。

一边咂着小酒,一边挥毫泼墨,寄情于自己笔下的山水花鸟,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除了酒与画,他的生活中又增添了一件全新的乐趣:看电视。酒、画、电视这三样宝贝一经他组合,既无计划又无安排,完全信手拈来,相得益彰,几入化境。具体描述一下:不管白天夜晚,三姐夫只要兴趣来了,马上斟上小酒两盏,然后信笔涂鸦,或鸣禽,或奇石,或古树,或霓霞……但见满纸彩墨,便得意了,往墙上一挂,再来两盏小酒,身子往床头一歪,看着看着便酣然睡去,大梦醒来已不知过了几时几分。接着打开电视看国内外新闻,兴致勃勃了,又来两盏小酒,又信笔涂鸦,又是山水花鸟,奇石枯树,又挂去墙壁闲看,又来小酒两盏,依然往床头一歪,欣欣然酣然入梦。

顺便补充说明:三姐家的电视是29吋的索尼。如此名牌大彩电在八十年代是国人罕有的,全赖儿子在彼岸留洋功读,辛辛苦苦攒下钱从美国弄回来孝敬了父母。在此之前,姐夫的生活乐趣只有画画与饮酒。

某天,乃镛兄酒画之后正酣睡梦乡,忽然间听得有人敲门了,起身开门时醉眼朦胧,见门前站一年轻后生,莫名其妙便问了:

“你找谁啊?”

年轻人傻了眼,大叫一声:“爸,我是胡平呀!”

你也别说乃镛兄喝酒糊涂,毕竟功力在,画出的东西都像模像样。1984年美国佬举办奥运会,他还托人带许多去洛杉基卖钱换酒喝,成交价每一张都远胜父亲传下来的游龙端砚。后来,他的名气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传到了香港汇丰银行驻京办一位叫高小姐的高管那里,高于是亲自来交道口小胡同登门拜师,向胡老师道出一番希望学习国艺的切切之情,学生如此情真,姐夫当然只能马上答应。

从此以后,三姐夫的生活又增添一项新内容。每到预定时间--我记得时间是固定的,都是每周周几下午--胡老师就要把那件洗得早已发白的中山装穿戴得工工整整,提上那个同样很古旧但同样搽得干干净净的手袋,准时到汇丰银行驻京办去向香港小姐传授中华文化。汇丰银行驻京办在建国门一幢什么豪华高楼,大楼保安威风凛凛,盘查得非常厉害。旧社会的公子哥被新社会的政治运动早折腾得九死一生,自然风采不在,小有权力的保安盘查时要大施淫威便理所当然了。为减少麻烦,胡老师接受了学生建议,以后都从楼后工作人员的便门进出,果然省去了很多尴尬。

教学任务很轻松,皆因学生基础实在太差,儒子不可教也。胡老师自然要求也不高,每次也就几笔兰叶、几茎竹枝而已,示范之后就完全让学生去信笔涂鸦。办事处的外国及港澳报刊甚多,这让姐夫最兴奋。作业布置完毕,姐夫马上就往沙发上一坐,兴致勃勃便读起报来。高小姐看出老师心思,就顺水推舟做人情,让老师带走。除了报纸,香港学生每次还送香烟一条或超市买来的牛肉一盒作为束修。这样,姐夫总是满载而归了。

每次我去北京,姐夫都要把汇丰银行驻京办拿来的报纸转赠与我,然后我们一边读报一边纵论天下大事。

终点回到起点

老大继承了母亲对于事业的认真与执着,在大洋彼岸攻读硕士博士,而后在享誉全球的贝尔实验室供了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女儿则继承了父亲游戏人生的随遇而安,学业虽无成就,但在皇城脚下找份令外省人羡慕的好工作却轻而易举,于是在财政部下一个什么杂志社当了会计,也嫁了人。

儿女都离开了,家里又只剩下俩人了:和1956年新婚燕尔时一样,生活由终点重新回到了起点。前面说过了,新婚不久二人就开始闹矛盾,那时年轻,总是一闹就没完。要不,三姐怎么会说他们已经走到离婚边缘呢。几十年后,家里又只有二人朝夕相向,虽说家庭积累下的矛盾更是一大堆,但现在,大家连吵架的心思都没有了,有事都憋在肚子里,不说话,冷战。

我出差北京,一般都住在三姐家。姐姐姐夫自然都把我当作了最好的沟通平台。饭后寝前,他们都喜欢和我说话,尤其姐夫。但是每次姐夫和我的话题一开始,姐姐马上就会在另一边命令了:孜仁,过来!然后要我陪她外出散步,到迷宫般的胡同里瞎转悠,听她诉苦,讲她和老公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三姐说,这一辈子,她的眼泪已流干了,现在是欲哭无泪。我总是试图缓和局面,说些姐夫的好处,而每一次都总是被她打断。事虽如此,我还得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和姐夫说话……住进姐姐家,我才最懂得什么叫公共关系。

我、推而广之,亲人和朋友在三姐家的出现总是短暂的。我很难想象余下的日子他们怎么过。危机刚开始时,反右帮助挽回了;后来,孩子的出生、长大、教育……其中的欢乐与痛苦把所有灾难与矛盾都掩盖了,现在这新一轮的尴尬,什么时候才有个尽头呢?

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姐夫去世了。患什么病而死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临终前他要求海葬。胡兄到北京几十年从没有去过长城,比长城更远的天津大海,他肯定也是没去过的。为什么要回归那儿?是不是开朗的性格使然,他觉得自己最宜与大海为伴?

事隔几年,我们全家在成都团聚。办事认真的三姐什么也没有带回,只带了一盘磁带,说是你们三姐夫葬礼的录影,大家都看看吧!谁知,性格痛快的七姐一句话给她顶了回去。七姐是我们家第一个去北京工作的人,和三姐在同一城市生活多年,对三姐和姐夫知之甚深,说话也最率直。她说:这录像一放,我们悲伤不是,不悲伤也不是。悲伤吧,说我们不和你站一边;不悲伤吧,说我们起码的人道主义不讲。你还是收起来吧!别让兄弟姐妹为难。

办事认真的三姐无话可说,只好讪讪地把录影带包好,郑重地收了起来。

关键词: 历史 , 平民 , 成都

成都:二哥:折腾与被折腾的荒诞人生--动荡世纪一位普通中国人的生命祭奠

二哥:折腾与被折腾的荒诞人生  

--动荡世纪一位普通中国人的生命祭奠

作者:周孜仁



这个世界也许对他已经厌倦,实在不想再收留:还不满五十吧,他就匆匆忙忙死了。我的乡下堂姐在她家门前仄逼的院坝上挪了一块地儿,将他的遗骨草草安葬--这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土堆很小,被潮湿的竹林挤兑着,没有碑,连一块祭奠的余地都找不到。如今满世界搞城市化,那儿的情况一定更糟。很可能,让他灵魂安息的蜗居之所是否存在?如今都成了问题。

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哥。按照族谱字辈,父亲给他取名周继仁,但后来的所有登记表上他从来都是“周照明”。“照明”是他自己取的还是怎么来的?现在谁也不清楚了。我总以为应该是他自己取的。因为他一贯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我行我素到了非常叛逆的程度。按他的性格逻辑,在这世上活了几十年,虽说不上有声有色,却肯定是不缺乏故事的。凡和他共同生活过的,说起他总是喋喋不休又总是摇头。我和他年龄差距太大,一辈子没见过几次,压根儿就没有共同生活过。对于我,他几乎就是一个远远观察过的局外人。记忆最深的,就是妈妈每说起他就会连叹败家子,败家子。对于妈妈的说法爸爸从不表态。因为:妈妈(我的生母)是他的后妈。父亲显然不愿因对前妻儿子的评价而与现任妻子发生不快。还有,二哥给家里带来的麻烦确实太多,父亲无话可说。

二哥的生母、也就是我的前妈,姓钟。钟妈非常争气,过门后一口气就连生两个儿子。只是天不假年,任务一旦完成她便匆匆忙忙走了。我已经想不起她的坟在何方,虽然每年春冬,父亲总是要带着我们去乡下把所有的亲人坟茔都祭扫个遍,可是否上过钟妈的坟,我一点儿印象没有。只是过年过节,爸爸总要叫我们去看看钟家外婆家的。对于孙辈的童年,外婆总是代表着太多温暖的故事。成都有一首儿歌如下:“扯锯还锯。家婆门口有本戏,请外孙,来看戏,没得啥子吃,白面锅魁夹狗屁。”家婆是成都人对外婆的称呼。对于钟家外婆我似乎从未有过什么特别温暖或不温暖的记忆。只记得她家在成都望平正街。漆黑一团的屋里永远点着一盏飘忽不定的清油灯。外婆则蜷在角落的一张竹椅里,好象没力气也没兴趣对谁说话。钟外婆的女儿非常骄傲地为我们周家生了两胎男孩,可他的两个儿子却连一个孙儿都没有给她生出来。两房合伙抱养了一个儿子:这就是我的表哥,小名金生的。两兄弟对各自分享二分之一监护权的小金生,娇惯纵容自然不同凡响。从外婆漆黑一团的厨房后门出来,偏是波光闪烁的府河和铺满卵石的宽广沙滩。每次去那儿,我都喜欢和金生表哥到河边戏水,捡石子。不愉快的总是万一和小伙伴发生摩擦,舅母绝对拿我出气,动辄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河边虽好玩,但我渐渐很少去了。
  
也许是前一房太顺,所以我的生母情况就很不妙了,过门来一口气连生“五朵金花”。直到第六胎好歹才现了男丁,就是我的三哥周培仁--关于这个,我们下面再说。
  

  
钟妈生的老大、就是我大哥,叫周守仁,和明代大儒、心学始祖王守仁(阳明)同名不同姓。听我妈妈说,大哥各方面都十分优秀,可惜正上中学,一场瘟疫来袭,无人可挡的腥红热便让他罹难夭折了。按照现在的婚恋计算法,大哥肯定属于早恋。皆因时代风习:“早栽秧,早收谷,早生娃娃早享福。”,父亲不仅不表反对,而且坚决支持。女方家穷,父亲于是慷慨扶贫,帮她出学费出书费出杂费什么的,使她得已和大哥朝夕共读,连理相通。俩小年轻感情深笃,男友一死,女孩便哭哭涕涕要来我家上门,服侍双亲终老。笃守传统礼仪的父亲理所当然否决。女孩失偶,痛苦万千,于是远走了革命圣地延安:若干年后回来,已经是光荣的共产党南下干部。衣锦还乡,旧情难忘,女干部辗转打听,终于找大炮了我家的新址,非常关切地对父亲说了:
  
“弟弟妹妹有什么困难?就说吧!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父亲对未婚儿媳的要求再一次断然婉拒了--这是另外的故事。
  
还说二哥吧。
  
前面说了,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周继仁,也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周照明。可长到五六岁了,也没见过他。父亲是从来不向我说他的,只有母亲会对我小声地私下数落。我小,肯定不会传话,不会因为这个影响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其实,对于人际关系,我懂什么呢?什么都不懂。虽然在母亲的介绍中,二哥为我提供的几乎全是反面教材。
  
我最先看见他是在照片上。家藏照片很少,就薄薄一沓,全放在高高的立柜里。立柜永远被一只大铜锁锁住。里面一定藏有许多秘密:我猜。因此大人打开柜子取东西,我总要顽皮地爬上去翻看,这就发现二哥了。就一张,6吋大小。小伙子戎装笔挺,军官帽,长统马靴,武装带,腰上还别着一把“蹦蹦枪”,真的个英武非常。面对照片上军人,我肯定是没有兄弟亲人感觉的,和在书报上看见的陌生人没任何两样。家里还有一件关于二哥存在的物证:挂在墙壁上的一柄七弦琴,永远蒙满灰尘。我在街口装裱铺的古代诗意画里看过:“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我觉得,一定要年纪足够大,甚至长着长长胡须的人才有资格摆弄这玩艺儿。
  
可我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二哥,与照片上英姿勃勃的军人、与古画上弹琴的散淡老者简直就两码事!
  
是一个冬天。天已经黑尽了,他远远地、幽灵一样从暗夜里向我们家走过来:蓬头垢面。拄着拐,短裤破烂,全身慑缩……他是从国共内战的前线逃跑回来的。已到解放前夕,他参加的国民党不知哪一部分军队,去川南泸州送给养,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周照明逃得快,仅受了点轻伤。现在算来,时间应是1949年,当时我已经五岁。那天晚上,正逢我四哥和妈妈正站门口,娃娃眼疾,一下就被颠簸歪斜近逼而来的人吓坏了,惊咋咋躲进妈妈的怀抱,小声叫起来,说:有讨口子来啦!后来,我也就看见他了。
  
几十年后,他向自家兄弟这样说起这次兵败:那已经不是在打仗啊!只要一听说共产党来了,大伙儿撒腿就往后跑。一路上没吃没喝,就去老百姓地里强抠罗卜硬偷青菜。败兵横直都是亡命之徒,谁敢惹啊?几十年后我在云南农村也听过类似故事,国民党败军跑进烟地,只见得绿油油一片,满以为是大白菜,砍了就煮吃,结果,所有汉子又拉又吐,昏天黑地。二哥当时是否吃过煮烟叶不得而知,但仓皇逃命,饥不择食,肯定什么毛病都会闹出来。爸爸马上找来医生给他看病,又让他洗脸洗澡,换衣换裤。在家调养几日,病一好转,他马上又离开了。
  
说他“又”离开,因为他从来喜欢天马行空地满世界游荡。大家的印象中,他只有在外闯了祸,要父亲出面摆平,他才会想起回家来。闯祸的颠峰记录莫过于一次跑警报。日本飞机炸成都,父亲带着全家人往郊外跑。回得家来,房子整个儿已经没有了,只剩一片瓦砾。更糟糕的是,二哥也没有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跑前父亲收拾好的一箱子现金,正是交给他提着的。

几个月后,他也是像讨口子一样歪歪倒倒回来的。忍饥挨饿,从陕西勉县一直步行走回成都--原来,他带着巨款趁乱出走,不知去哪儿买来一辆“道奇”卡车,又去新疆装一车货,梦想回川倒卖,一朝发达。他是不会开车的,只能雇人驾驶。公子哥儿夜半昏睡,开车人已经连车带货人间蒸发。身无分文的周照明只能讨口要饭,千里迢迢回家来让老爸痛揙一顿。
  
善良的姑妈真替自己的弟弟、我的父亲,也为她幸存的二侄忧心忡忡,暗中牵着年幼的三哥去关帝庙、岳王庙求神问卦,为栓住二哥桀傲不驯的心寻方找路。关云长的坐骑赤兔马乃一代名马,大家都知道;岳飞岳武穆乃金翅大鹏鸟转世,他的白龙马更是十分了得,跑起来神速异常。在神职人员的指点下,姑妈把周继仁的生辰八字写在纸上,庄严而认真地用红线线栓在泥塑的赤兔马和白龙马腿上:据说只要如此一来,周照明跑得再快,也逃不出关帝爷和岳王爷的追寻半径。
  
凡回成都,二哥总是住舅舅家。这儿说的舅舅就是钟家外婆生的那俩儿子,也就是我叫大舅舅和小舅舅的。大舅舅是杀猪匠。后来在初中语文课本上读《范进中举》,我老喜欢把他和打女婿一巴掌就直叫手痛的胡屠户连在一起。其实大舅舅很忠厚很和蔼,是娃娃我唯一敢爬去身上胡作非为的长辈。小舅舅就不行了。脸上从来没有笑容,手上永远庄严地拿一只畸长的烟杆儿,和阶级教育展览上收租逼债的师爷没什么两样,我很怕他。小舅舅在东大街和三圣街的转角处有一间很小的店铺,如果用几何语言描述,就是一个有90度的扇形。二哥无业可干,小舅舅就在卖香烟的袖珍扇形里切出一个20至30度的面积,让他卖挂面自谋生路。二哥手巧,自己动手用矩形玻璃板制作广告牌:先用油漆写出非常漂亮的美术字,再钻两个眼儿,悬在扇形店铺门前。就因为这几个油漆美术字,我非常崇拜他。另外,晚上他又在扇形外面的人行道摆摊,业务是卖面条和代客冒饭。“冒”是成都的一种饮食加工方式,也即用开水烫。“冒饭”就是帮顾客将自带的冷饭用热汤烫过,撒上葱花、碎芽菜,滴上几滴浆油。一次性收费一分钱。在解放初期整个国家开始经济复苏的困难环境,这种消费方式是很实用的。也是老板维持基本生计的最佳服务方式。



我就读的火神庙小学就在三圣街,离二哥的扇形小店最近,因此常有机会去欣赏他的油漆美术字,并领略他相关经营活动的乐趣。只是后来,不知怎的我就再也没看见他的挂面和冒饭了。他何时由从人间蒸发?我一无所知。只记得等我们搬离东升街旧宅,过了很久,他突然又回家来了。依旧像作客,匆匆忙忙来,又匆匆忙忙去,连饭也没吃一顿。这一回,他穿了一身蓝颜色的干部服,按那年月最时髦的标准配置,他还戴一顶同样深蓝色的帽子。另外,他还挎一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他进门后把包放堂屋里,就去里屋和爸爸说话了。他是不会和妈妈说话的。他一进家,妈妈总是避得远远的。

他和爸爸的谈话好象很长,我便有了机会大胆翻看那只鼓鼓囊囊的挎包。使我大为惊喜的是,他的包里公然有一盒尚未开封的上海产“马利牌”水彩。封面是一白一黑两个马头的商标,盒里则整齐排列着十二管小牙膏般的水彩颜料。我像是阿里巴巴闯进了四十大盗的财宝大厅,跃跃欲试,高兴差点叫起来。因为:我从来只能在商店隔着柜台玻璃端详这种宝贝,而现在,你瞧,它们公然真真实实落进了我小小的手板心!那年岁,我对画画正迷得发狂。

里屋的二哥肯定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远远便说了:

“孜仁,你想要,你就拿去吧!”

我怎么也想不起当时是怎么回事,犹豫片刻,公然又惴惴地,把宝贝规规矩矩给他放了回去,而且像闯了祸的淘气鬼,非常狼狈地溜了。

后来知道,这一回,二哥是来向爸爸告别的。挂面生意歇业,他不知怎么就考取了重庆的“革大”(“革命大学”的简称,其实就是培训班)、“军大”(“军政大学”的简称,其实也是一种培训班)什么的,毕业了,被分配去藏区工作。对于这一段历史,哥哥姐姐们还有另一个版本,说他先是去修公路,因为有文化且表现不错,遂送到重庆培训,然后就分去藏区了--这就是历史啊!哪怕一个与政治利益集团毫无关系的草民,他的故事一旦成为过去,哪怕仅仅几十年,哪怕是在亲人的记忆里,他的个人历史也常常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遑论与执政当局利益攸关的社会历史呢!总之,二哥去了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霍县政府当起了革命干部,这是没有疑问的。

他在遥远的边城小地混得很不错,这一点也毫无疑义。证明如下:后来他曾亲口对我说,大跃进那会儿,县城所有墙壁上的宣传标语和壁画,通通被二哥一人包了圆。他的艺术字和美术水平,绝对声震边地。

接下来有一件事就让人纳闷了:既然牛气冲天,红透雪域高原,为什么他偏偏找不到老婆?这件事也千真万确。那时候,哥哥姐姐的远方来信,爸爸一律用票夹夹好,一摞地挂在墙上。妈妈是文盲,每当爸爸出了门,妈妈总要抓紧时间让我取下来一封封读给她听。二哥来信也不例外。因此,读哥哥姐姐的来信成了我的必修功课,也成了我了解天南地北亲人情况的主要管道。我上初二时二哥某一来信的主题,就是要父亲给他在成都相一门亲。

父亲已年过花甲,而且从不精于此道,光荣任务自然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母亲肩上。母亲来自农村,辈份高,有充分条件在乡下亲戚村姑中进行海选。当时我不过初中生,对此类事自然毫无感觉。印象中只有如下两件:一是某日,确有亲戚带村姑来我家,吃罢午饭便由父亲或者母亲带到北新街口那家留真照相馆拍了写真,然后寄去二哥侯审(是不是还有别的姑娘参与侯选我不得而知)。第二件事,是二哥将诸村姑的玉照收讫,最后很歉意地地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该信我肯定也是读过的),对父母苦心挑选的对象表示了非常客气而又委婉的否决。其意盖云:以后,此事不必让父母继续操心了。他说,要是实在找不到,他就在当地觅一藏族女孩可也。这件事我之所以记得清楚,皆因父亲对此曾非常愤怒,说了一句:

“找少数民族?断断不行!”

我父亲当时对我党民族团结的政策认识实在尚需提高。

父亲的回信肯定立场坚定,而二哥怎么回答,我想不起了。只是事过不久,他公然就结了婚,而女方也属汉族,名曰“刘镇华”。“刘镇华”这个名字我记得也绝对清楚,因为,她是我的档案上只出现过一次并很快消失了的嫂子--二哥和她的婚史短暂得有如闪电,大约不到一年就宣告结束。这在那年代也是非常罕见的。他们为什么离?谁先打第一枪?离婚动因、或曰“矛盾的主要方面”,属于谁?所有这些,注定又成为了草民周照明个人历史上的千古不解之迷。



该一秘密继续发酵,产生了二哥又一惊世骇俗之举:1962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霍县政府堂堂的国家公务员周照明突然宣布退职了!他决心回到成都老家重新开始生活。他为什么要回来,据我听到的,是因为刘嫂突然旧情复发,缠着周照明闹复婚,而且闹得要死要活。照明兄实在受不了,不得不采用古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惹不起,总躲得起啊,这就回来了。此说法是否确实?待考。有一点又可确认,这是三姐(其实就是姐姐里的排行老大,我生母的第一个孩子。她年龄和二哥最近)后来告诉我的。她说她写信问二哥回成都有何打算?二哥的回答是当农民。农民政治地位仅次于老大哥工人阶级,自然是很光荣--可是--三姐又问了,你快40岁的人了,从头开始去乡下学农活,整日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受得了吗?二哥又回答,他确实已青春不再,所以一心想学古贤陶渊明,在田园野趣中,悠哉游哉地了却后半生。姐姐又去信说他太不切实际,他又回信说还准备当拖拉机手。云云。

六十年代初的成都,四野茫茫,何处能见到拖拉机?灾荒横行,饿者遍地。三哥推着自行车,陪他把行李送到四十里外的西河千弓偃,在算是我们同辈的表哥张子谦家插上队了。我大三那年暑假,曾去子谦表兄家小住多日,画过不少风景画。千弓偃一带的景色确实没得说。东山灌溉渠静静的的河水像一支徐缓的旋律在温暖的天空下流动。岸上的丛丛绿竹头顶永远徘徊着白云。田野里是即将成熟的、满眼金黄的谷浪。漫长的地平线和远方淡淡的山影总是像梦一样向你召唤……风景美则美矣,可是要维持生计,每天必须干完的农活绝对不会轻松,“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脚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果然,干不了三两天功夫,他就拉稀了。田园梦彻底破产,只好打道回城,重新住进了望平正街、府河岸边舅舅家黑漆漆的屋檐底下。

著名的大饥荒刚刚结束,我国社会生活迎来了最为短暂的宽松时期。成都市贯通东西的通衢大道东风路刚刚修好。横跨府河的东风大桥正好紧邻钟舅舅的家。二哥腰包里不是鼓鼓囊囊装满退休时政府发给的银子吗?于是钟家全体总动员,就在大桥边上摆摊设点,热火朝天地做起饮食生意来。正好放暑假,我专门踏着大桥边遗得满地都是的建筑垃圾去看望久违的二哥。他们的食摊搭在高高低低、乱七八糟的的碎砖瓦砾上。空旷的废墟上毗连而搭,还有许多各色摊点棚户,吃穿用打,样样俱全,煞是热闹。成都老乡本以好吃著称于世,饥饿三年,食欲深受压抑,焉能不以百倍疯狂夺回肠胃的损失?二哥选食摊为商业突破口,实在是顺应潮流的最佳选择。生意自然非常之火。据我观测,二哥摊位的生意在茫茫废墟之上绝对火压群芳。他和舅舅、舅妈们只管给顾客递筷子递碗揭盖子端粉蒸肉,虽然头顶烈日高照,身上汗流浃背,他们却忙得是很快乐很有成就感。但闻食摊上肉香四溢,咄咄逼人,以至于痴男怨女也将其锁定为谈清说爱最佳场所,两三几毛钱买一份粉蒸肉,两人轻挑小切,细嚼慢咽,吃得其乐融融,爱情日笃。我突然想起,二哥曾非常自豪地自我介绍,说在泸霍小县,除了画画和写字,他还有一绝,就是烹调水平享誉遐尔。东风大桥边的实践证明此言不虚。可惜他的生意太好,太多顾客对老板大呼小喊,我不敢久留,只能匆匆弃之而去。

还等不及让我亲自品尝粉蒸肉美味,二哥已经骤然转身,换了行当。半年后我寒假回乡,他已经开了一间袖珍小店租赁小人书赚娃娃钱。地点还是在望平正街。他是不得不转行的,当时,整个国家都开始月紧一月、日紧一日地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个人饮食摊档咋能私开乱卖?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吗?开个小人书店似乎还能被网开一面。二哥无家无室无工资,他得挣钱过日子啊。这就整日价老老实实蹲在门口,眼巴巴等待放学娃娃来照顾生意了。想起这样一个闯荡过大江大洋的人,孤独地蹲在空荡荡的小店门口望眼欲穿,那情景,总让我联想起《普希金童话诗》的插图:被亲人和财富遗弃的渔夫老太太,孤零零地坐在草屋屋檐下,曾经有过的黄金、宫殿、辉煌……通通远离而去,她只能和一个破旧的木盆长相厮守。

二哥所定价格是这样的:一分钱看一本(厚的)或看两本(薄的)。那年月全民生活水平低下,娃娃的腰包就更别提了。放学娃娃多是一窝风涌进来,把小人书架子挤得密密麻麻。最后成交却极少,而且往往几个人挤在一起合看一本。小学生把书架挤得密不透风那当儿,二哥绝对很激动也很忐忑:因为那一刻,他既怀揣着发财的梦,又担心书被窃走。事实上,架上的小人书确实越看越少,从而实现再生产的资本越来越少,破产就是唯一的结果了。首先,大手大脚的二哥压根儿就不把这些破书看在眼里,其次,他对于在娃娃身上发财,实在不敢痴心妄想;最后,你要他规规矩矩蹲在那儿赚分分钱,而且除了娃娃放学短暂的快乐时光,大部分时间他只能独守空房,你说,他受得了吗?要让他继续保持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实在缺乏足够的理由和刺激性。

死后清理遗物体,哥哥在二哥的笔记本里发现了那段时间他写的一首《忆秦娥》:
        
群山寂
又是窗悬关外月
关外月
十载相依
倍觉亲切
田野一片金黄色
轻歌曼舞长袖斜
长袖斜
喜获丰收
共庆佳节
  
如果用四川话读,这首词的音韵和平仄都很棒的,下厥用一个“斜”字描写藏舞里常有的长袖飘动,真是十分生动。遥远藏区的十年生活,在他的诗中和心中,再次变得美好,让人留恋。我们可以设想,两年前坐着长途班车颠簸着从远方归来,他一定在心里叼念着陶渊明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可惜,故乡没有给他生存的一席之地,他只能再度亡命边塞了。上面这首《忆秦娥》,成了他自己的《归去来辞》。
    


县政府肯定没有他的位置了。重返藏区,他只能找了个下苦力的活儿为生:修路。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最不稀缺,但在遥远高寒山区,又是高海拔又是野山地,想去的人却实在有限,谋个出憨劳力的岗位不困难,何况他好歹在那边厢混过整整十年,算不得地头蛇也和地头蛇盘根错节。人脉关系肯定不错的,找个苦力谋生自是不成问题。

二哥肯定是个梦想家。回乡当拖拉机手的梦破灭了。现在他还要梦些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他死后,据很多认识他或转弯抹角认识他的人对我家亲戚说,在泸霍那小不点儿,无论县政府还是筑路工地,崇拜他的人都不少的。人说没有故事的人生常常是苍白的。当你白发苍苍,年已迟暮,如果有人请你讲讲你的故事,而你沉思良久,只能摇摇头,说:啊,对不起,我什么都想不起啦……那该多尴尬!不管过五关斩了六将,或者是败走过麦城,不管是辉煌,还是失意,只要你能有可供吹嘘的,人家都会认为你很棒。二哥没有这种尴尬,他大起大落,却生活依旧洒脱,怎能不让穷山沟的草民刮目相向?是的,什么梦想都不再需要,仅仅为了这些尊敬的目光,他就有充分的理由在在圣洁的雪山和草地之间快乐地活下去。

还有一条非常要命的原因证明他重返藏区的英明:就在他回到甘孜藏区修路三年后,文化大革命便像瘟疫一样从北京向内地所有华街闹市蔓延而来。二哥那些个人历史,不需要任何想象力,随便联想一下并略加编造,一个暗藏得很深的敌特故事马上就顺利完成。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是把该故事主角揪出来,让革命群众大批判之,当然包括口诛笔伐也包括拳打脚踢,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创造精神是无穷的:如果再发明几种新的酷刑加身,二哥被弄个半死或全死也未可知。遥远的草原多好啊!寂寞的群山多好啊!有无梦想有何关系?人,有时就是和牲口没区别,总是首先需要活命。至于活得是否尊严?是否快乐?是否有追求?往往并不重要了。

可惜,命运没有让他一帆风顺。他暂时躲过了政治上的灾难,身体上的灾难却没有放过他。文革发生那年或者次年,他大腿处、紧靠腹部的位置长出了一个浓包大疮。开始还小,他以为一小小疙瘩罢了,不去理会他,该上工地照上,该挖土该挑担,照挖照挑,靠苦力吃饭的人,没功夫那么娇滴滴!

孰料得,那疮才不管你娇滴滴还是硬梆梆呢,它依旧长,不停地长,越长越大,大到他走路都困难了,实在没办法下力气挣钱了,当地医生便乱了方寸,只好求求他了,说:他老家不在省城吗?那儿名医多啊,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省城最牛逼的医院当然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还在解放前就享誉全国的华西医院,美国佬办的。人家果然不同凡响,二哥回成都找他们一查:完啦!终审判决:癌症。更加危险的是,聚集于大腿的癌细胞们正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向腹部转移!已经没有功夫犹豫。名医和二哥都别无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高位截肢。锯腿吧!

周照明倔犟了一辈子,洒脱了一辈子,这回只能听天由命了:医生们,拜托你们马上动手,锯吧!

于是马上“活检”、“血常规”、“尿常规”、心率、神志、呼吸……全检查过来;防休克的、防失血的、低分子右旋糖酐、706代血浆、平衡盐溶液……该准备的准备,该注射的注射。这就上手术台。消毒,麻醉。周照明同志,你就慢慢睡去吧。少一条腿不要紧的。当时学习毛著的先进分子不是多有名言吗:瞎子,照样读毛主席的书;聋子,照样听毛主席的话;瘸腿子,照样可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飞奔呢!其实,二哥已经睡着了。他已经把命运整个儿交给医生了……

一觉醒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由自主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大腿……那不是喊一句口号就能解决问题啊!挖方炸石,挑土修路,那条腿可是供他吃饭的家伙啊!这家伙不在了到底是啥感觉?他得摸摸啊!哈!用手一摸,二哥简直不知道是惊讶大于高兴,还是高兴大于惊讶?腿怎么还在啊?而且保留得完完整整,半点不挪!真的还在,真的,绝不是幻觉!真是天不绝他生计呀!

他的腿确实没锯掉。原来,他已上了手术台,要动手了,突然有护士跑来宣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救死扶伤”,要“发扬革命人道精神”,要这样那样什么的……医生们一听主席教导,全都毕恭毕敬,傻了眼。须知,那年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医院,绝对就该护士说了算。那位坚持革命人道主义的护士继续发话,说手术台上这位睡得昏昏沉沉的工人老大哥,人家没家没室,靠挑泥巴炸石头过日子,你们把腿锯了,人家以后咋生活?你们想过没有?知识分子呀!你们就不懂得为人民着想!你们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嗯!

办法当然是有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石家庄就有一精神病院--据经验材料介绍——每天让精神错乱的疯子诵读毛泽东语录若干遍,病人便一律大愈,效果好极了。其他还有何疑难杂症不能攻克?区区癌症何足惧哉?华西医院的苯蛋们没有办法,难道别人就没有办法吗?真是笑话!

果然,有人来报告二哥了,说灌县,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来了一个什么解放军巡回医疗队,发明了一种什么“强刺激疗法”,那是包治百病的。癌症尤其不在话下。是从藏区赶来成都看望二哥的工友们告诉的。真是“亲不亲,阶级分”,工友们的观点和和护士完全吻合:人家没家没室的,靠下力过日子,你们把腿给锯了,以后谁管他的生活?工友们的情报很具可操作性。解放军的番号几许?医疗队在何位置?灌县离成都多远?在哪儿坐车?车费多少?医疗费、药费预算几何?等等,全都清楚具体。

事不宜迟,说去就去。二哥行动已经不能自理,于是由三哥陪同前往。到西门车站坐长途班车,两个小时到灌县,找个鸡毛客栈住下,就去投医问药,找亲人金珠玛米,而且很快找到了。

如果不是行文需要,我实在不愿意记录如下荒唐年代这场荒唐而且残忍的治疗过程了。全程陪同治疗的三哥对治疗现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只听得一片撕心裂肺的惨叫,把人吓呆了。那年月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我是亲自目睹过所谓群众大会的,总少不了又打又吊,老虎凳、压杠子、吊屋梁什么的,凡是中美合作所里的刑罚应有尽有。我听三哥说起治疗室的嘶叫声,我总会想起接受清理时那些所谓“阶级敌人”的惨叫。可惜两位哥哥真没找错地方。门诊医生虽一身白大褂,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依旧看得清清楚楚。巡回医疗队租用一套居民老宅,一楼一底,下面门诊,上面手术治疗。再说,军医们那么地和蔼蔼笑嘻嘻,你能不放心吗?

这就先看看病历吧,再自述病史,再看片子,看化验单、检验报告……华西医院神医们的全部文档全部呈交过去。解放军医生没得说,一律认帐,癌症就癌症。开处方吧。今天立即动手,疗程一个星期。好咧。一星期就一星期吧。反正旅馆费不贵,就几毛钱一天。吃饭也比成都便宜得多。小县城虽有赫赫大名的世界遗产都江堰,但那年月全中国都不懂什么叫“旅游产业”。小县城实在安静极了。灰色瓦屋楞次櫛比。屋角袅起淡淡炊烟。石板长路两边的窄街短巷,永远弥漫着徐缓而古老的温馨。最是那座雕梁画栋的古南桥,从雪山奔泻而来的碧波清流,经古堰巡礼,不舍昼夜地起伏奔流,于廊桥底下咏唱着永恒的生命之歌。呆这儿,神仙过的日子呢。

手续办好,开始手术治疗了。治疗室在二楼。二哥个子比较结实魁伟,一旦沉疴难起,就象土豆麻袋被结结实实浸透了水,变得沉重无比。三哥背他不动,就让二哥用手臂扶着楼梯,弟弟架着他的另一只肩头,将身子一步一步地往上拖。每上一级木梯都如同攀登万丈高崖。虽然屋外已冬寒逼人,二人上得二楼,总是大汗淋淋。辛苦当然是不需要责怪什么的,只巴望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金珠玛米能如华坨再世,扁鹊重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可惜,等二人上得楼来,一旦感觉到清理阶级队伍群众大会的境况,仍不免毛发倒竖,喘喘万端。上楼时还没来得及平复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手术还没开始,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什么叫“强刺激疗法”?三哥告诉我说,就是不打麻醉直接手术。无论什么病,一律用刀子在病人脚后跟切一条血淋淋的大口子,掰开,然后用钢针在肉里寻找神经,那条敏感挑哪条,反正不停地制造强刺激效果。行文至此,我不能不又想起中美合作所的革命志士。如果不是具备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谁能在医生的百般挑刺下挺得过来?需知,大老远来这儿来求医问药的,毫无例外都是怕死鬼。除了惨叫,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减轻医生实施人体摧残时的剧痛。三哥说,每天手术结束,沁出的冷汗早将二哥的厚棉袄打得透湿。

谢天谢地,一个疗程终于结束!实在受不了啦,于是问医生:这样受罪,我的癌症能医好吗?医生对二哥的询问大惑不解,奇怪地反问:“你怎么这样问呢?”接着居高临下地教训:“强刺激疗法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嘛!我们大家只有责任来支持它嘛!没有半点理由对它指手画脚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呢?”。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二哥实在没有力气和他争辩,他认命了。三哥说,一周前第一疗程开始,二哥沉甸甸的身体只能非常吃力地拖上拖下;一个疗程结束,二哥轻飘飘的,已像一只风干的口袋,背在背上,三哥上下自如。

只能再去华西请求锯腿。再检查:不行了。癌细胞早已转移腹部。腹部是没办法切除的。病员周照明同志,你回家歇着去吧--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回家等死去吧!



二哥回家卧病不久,我便接到电报,说母亲去世了。我匆匆忙忙请假奔丧。那时从边疆赶回成都很远,先得坐四天的汽车到昆明,再从昆明乘火车。成昆线尚未通车,得经贵阳、重庆绕道而行,挤挤停停,差不多一周功夫。好在四川天寒地冻,冷,棂柩可以一直停放屋里,直等到我回了,这才开棺,让我最后看一眼妈妈早已缩得很小很瘦的遗体。真奇怪啊,我就是在这个怀抱里长大的,而且那儿曾是世界上让我最感温暖的地方。我突然难过地大哭起来。姐姐要我抹抹妈妈已经僵硬的脸和好象尚未合下去的眼睑,我照吩咐一一做过,接下来,就把棺木永久地合上了。

起棂时天还没亮,整个成都在黑暗中安睡。二哥单独住在一间黑漆漆的小屋里。卧病太久,原来特别宽的脸早变得窄瘦苍白。满面丛生着杂草一般的胡须。起棂时他也架着拐杖出了门。无语地望着母亲的棂柩在夜色里悄然远去。妈妈的棺木是她娘家里刚刚长成的乡下孩子簇拥抬走的。我们都匆匆跟后面走,而二哥,只能站在家门口无言目送。漠漠昏黑中,我发现他眼神非常悲戚,好象还噙着泪光。我在猜想:他悲哀,是为了后母的离去?还是为自己完全无法对抗的命运?中今中外,古往今来,不管是童话故事还是现实世界,后母和前妻孩子的矛盾都是一个纠缠不休的永恒主题,在二哥远望母亲远去这一刹那,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和解了。

母亲去世不久,我就调昆明了。我是因文革期间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发配来边疆的。对于云南的风物人情,事前我毫无概念。只记得离开重庆前去看望一位见多识广的亲戚,他告诉我了,说云南两件宝,你千万想办法弄点带回来:一是“三七”,一是“白药”。到边疆后,我已经知道“三七”出自文山壮族自治州,离我远得很呢;而“白药”则出在昆明,与我也了无关系。没承想,我一调来昆明,便被迫和它搭上关系了。

事情就和二哥有关。

《参考消息》不知怎么登出了一则消息,说是日本鬼子已经研究过了,“云南白药”治愈癌症大有特效。这则特大喜讯当然击中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成都亲人,他们比我更直接地为二哥的不治之症忧心忡忡。于是我收到来信。大家要我抓紧采购白药寄回成都救急。初到昆明,药品领域对于我实在太陌生。我不敢怠慢,很快打听到了:该药虽不与粮食、猪肉一般属定量供应的生活必需品,但同属稀缺紧俏物资,必须凭医生证明方能购买;一张证明限购三瓶;每瓶价格3毛9分。三瓶总价1块1毛7。那时我月工资42块5角。每月扣除因母亲丧事所借款项10元,扣除我必须给父亲汇去的生活费15元,自己只剩18元5。此外,我还得筹备结婚基金。1块多的药品(如果二哥生命力顽强,很可能会是我的一笔长期开支)就构成了第一个问题:对我经济支付能力的巨大考验;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第二,初来乍到,我对昆明两眼一抹黑,无法找到铁哥们医生为我走后门开购药证明;第三个问题也很要命: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参考消息》上那些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因为我发现了,日本鬼子和中国人差不多,都喜欢故弄玄虚,专搞偏方怪招来忽悠观众。我刚到昆明就被蒙过一次,昆明军区政委的秘书不知哪儿弄来个日本鬼子的“饮水疗法”,说根据“绒毛造血”原理,每天一次性空腹喝水1000CC,保险延年益寿,百病可消,弄得办公室个个喝得偏偏倒倒,头重脚轻。大家于是质疑了:猛喝寡水,如何验证疗效?没法验证啊!宁肯少活二十年,也决不再受那个东洋怪罪。

思前想后,我终于冒着被姐姐哥哥批判的危险,断然回信说明想法,表示:干脆我寄钱给他买点鸡蛋补补身体吧,或者,他想吃什么好吃的,就满足满足他的愿望好了。我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他反正活不了多久啦!让他走得愉快点吧--我不敢明说。

事实上,绝症确实在日盛一日对摧毁二哥已经十分孱弱的生命。我从家里的来信知道,他的腹水已越积越多,全身浮肿,疼得太厉害了,他就一个人用叫喊、用捶打床板来减少痛苦……后来,连叫的力气也没有了,就小声地直哼哼;连捶打的精神也没有了,就颓然僵卧,木木地、绝望地看着每天轮流前来照顾他的弟弟妹妹。与其说他还继续活着,不如说上帝在召回他之前,无情地要他把痛苦受足受够。

上帝啊!

晚上,照顾他的亲人该回家的都回去了。他只能无助地躺在空荡荡的黑屋里。还有,隔着一道窄窄的天井,身体已极度衰弱的父亲、以及一直和父亲同住的四哥夫妇与他相邻而居。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天三哥也正好在。两位哥哥这样说明当时的情况,大家刚刚在风声雨声中睡去,突然听到屋外一声大叫,接着便有一声訇然巨响,似有重物坠落砸地。大家全惊呆了,吓得几乎不敢喘气。父亲很警觉,小声嘱咐哥哥们说:你们起来,去二哥那边看看吧!显然灾难降临了,两个男子汉小心翼翼撑开伞,冒雨穿过小天井,过去,小心翼翼推门,打开手电筒,在小小的、圆形的昏暗光影里,二哥像未被摔碎的粗糙泥俑倒在地板上,仰八叉四脚朝天,已经不再动弹。当事人这样描述现场,说二哥的嘴微微张着,牙齿咬住伸出的舌头--显然,他死前太痛苦了。而眼睛,他们说好象还微微睁着,似对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留恋,或者怨恨。

俩哥哥回到父亲屋子报告。父亲显然已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他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还能问什么呢。哥哥对父亲说了三个字:

“没事了。”

父亲面对黑黢黢的天花板叹一口气,什么也没再说。

尾声

许多年后,曾在云南档案馆工作过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年轻时他常被派去档案仓库值班,一值就一个月。仓库位于远郊一片冷僻的崇山密林,闲得无聊,他就找些所谓“敌伪档案”翻看解闷儿。有一次--他说--不知怎么就翻到了民国时期昆明市府的人事档案,他早年离世的父亲公然荦然有名,位列“社会部”公职人员一栏。职务是“二等科员”。工作职责是赈灾扶贫一类。那时公职人员远比现在少得多,分工也远不如现今细致,因此,相当于现在国安部门一类职责也由社会部分管。这样,一到文革,政府就锁定了:“社会部”属国民党特务机构。所有人员,均属于历史反革命。朋友告诉我,他说他很奇怪,父亲刚解放不久就去世了,为什么到了十多年后“清理阶级队伍”,有人还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言之凿凿地宣布特务?其源盖出与这些宝贝档案啊!朋友性格友善豁达,乃父想必也该如此。他说,幸好父亲走得早啊,算是免了一劫。

我马上又想起了二哥。在中国茫茫人海中,多么普通的一个人,除了给亲人带来麻烦或者快乐,对于强大无比的社会,他的存在和消失注定丝毫是无关紧要的。可惜,即使如此,仍有仇家不依不饶地要惦记着他,永远不想放过:那就是不知道藏在哪个山洞里的“敌伪档案”了。因此直到他已经从这世界上消逝,还演出了一段颇具喜剧意味的故事。他去世第二天,有几个手提公文包的“外调人员”、即“清理阶级队伍”的专职干部来到了我们家。他们找到父亲,居高临下地自报家门之后便宣布了,说单位已经查清,周照明属“历史反革命”。他们要父亲老老实实地提供旁证。

沉浸于巨大丧子之痛的父亲没有心情论争,淡淡回答了:

“我不知道……”

对方显然已经把父亲当成了同谋,口气开始强硬:

“他参加过蒋经国的青年军。”

悲痛中的老人依旧说不知道。从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间,给他带来的麻烦够多了。既然周照明已黯然远去,老人不想再提起啊!

来人继续宣布外调结论,如法官没完没了地宣读起诉书:

“他当过排长。”

父亲还是不想回答。

继续宣布:“按照我党政策,‘历史反革命’的界限是军、警、宪、特。所谓军,指连长以上军官,含连长。周照明参加的青年军,系国民党嫡系。按照政策,排长即等同于连长。因此属于历史反革命,必须加以清理。”

父亲完全不想说。来人已经不耐烦了。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顽固老头,说得再多也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愤怒起来,说你不知道,你骗人!周照明在哪儿?你把交出来。我们会亲自讯问的。

父亲也终于忍无可忍,说了:

“我骗你们干吗?他人都死了。我骗你们干吗!”

对方傻眼了。好半天,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于是放软了口气,试探地问:

“周照明--他现在在哪儿?”

父亲这一次回答得更加认真:

“东郊殡仪馆。”

对方终于非常没趣,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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