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成都:锦里读书记

锦里读书
---作者:张隆溪

离开成都二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是一个文风很淳厚的地方,而那文风之厚,尤其在艰难之际越发能显出底蕴来。记得上高小和中学的时候,常到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去玩,喜欢背诵楼台亭阁到处可见的楹联。在供奉杜甫塑像的工部祠前,有咸丰年间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题的一付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工部祠前有几树腊梅,长得疏落有致,初春时分梅花盛开,或红若胭脂,或黄如嫩玉,远远就可以闻到一阵幽香。所以在正月初七的人日游草堂,别有一番风味。在草堂寺,也许晚清顾复初所撰的对联最有名:“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小时候虽然不能完全体会这对联的意思,却总觉得读起来抑扬顿挫,韵味十足,也就一直记得。另外使我印象很深,后来一直不忘的是陈毅元帅在草堂的题词,取杜工部的两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两句读来十分痛快,似乎能从中体味杜甫的沉郁,也更能想见陈毅自己的性格。

成都南郊有纪念刘备的汉昭烈庙,可是成都人都称之为武侯祠,说明在人们心目中,神机妙算,而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远重于那位靠人扶持的刘皇叔。武侯祠的楹联也很多,其中有集杜甫诗句的一联:“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那飘在万古云霄中一片羽毛的形象,实在令人难忘,读来使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诸葛亮殿看见墙上石刻的杜诗《蜀相》,尤其开头这几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再看看庭院中的古柏,便对这些诗句有格外亲切的体会。这几句诗使我想见远在唐代,杜甫就已在城郊去凭吊过诸葛武侯,于是觉得在这些诗句中,似乎找到了和千年以上的过去一种特殊的联系,而在默默感悟之中,也似乎无意间获得了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其实在小时候,这些都由耳濡目染得来,浑不知历史感为何物,但也正因为如此,对文史,对读书,便自然发展出纯粹的兴趣。所谓纯粹,就是在其本身的乐趣和价值之外,别无任何实际利害的打算。我在开头所说淳厚的文风,就是在这种对知识的纯粹兴趣和追求中形成的风气。

然而对于求知而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却是极为不利的一段。那时候说读书无用好像理直气壮,报纸上就经常有伟人宏论,说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知识分子被名为臭老九,几乎等同于阶级敌人。当时有几个囊括一切的概念,否定了一切知识:凡中国古代属封建主义,西方属资本主义,苏联东欧属修正主义,封资修都在破除之列,于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无一不是毒草。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时间好像与一切文化为敌,要向古今中外的文化宣战。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地方观念,也决不认为四川人有什么特别,但我很小就听大人们说过一句话,道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可以肯定的是,对当时那种状态,多数人是反感的。我那时候充满了年轻人的反叛精神,对报纸上公开宣扬的读书无用论和大肆吹捧的白卷英雄,都从心底里反感、厌恶。我不相信杜甫那些优美而感人肺腑的诗句、莎士比亚那些深刻而动人的戏剧作品,居然是必须铲除的毒草!而且我发现在我周围的同学朋友中,有我这样想法的并不在少数。一位中学老师黄遵儒,在那年头名字就犯忌,而且属于“牛鬼蛇神”之类,于是取鲁迅诗句之意改名民牛。他在学校以长于书法有名,在我们这帮学生几乎全数下乡之际,他用极工整的楷书抄录两首鲁迅的诗送给我,我珍藏至今。这些诗句表达的忧闷心情,对于我们当时的情形颇为贴切。

从1969至1972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三年里,有许多和我一样的知青对书本和知识,都有如饥似渴的追求。我们互相传阅仅有的几本书,讨论一些跟当时的生活现实没有一丝关联的问题。我下乡时,中学一位英文老师潘森林先生把抄家劫余的两本书送给我,一本是希腊罗马文学的英译,另一本是英美文学选读。山村里没有电,我只有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每天晚上就着那如豆的微光,一直读到深夜。虽然那时候物质生活很艰苦,或许恰恰因为物质生活艰苦,我们就完全沉浸在精神的世界里,不仅读文学,而且还特别喜爱哲学。知青们为了思想的交流,相隔再远,也要时常来往。记得一位绰号叫野猫的朋友为了来交谈,到晚上一定要约我和他赶夜路骑车到另一个生产队去,可是在乡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绊倒,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门牙被磕断了两颗。我一直为此感到内疚,可是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为了一夕清谈,好像什么都值得。记得曾与一位比我年稍长的朋友陈晶通信,每封信都写好几页。我们谈文学、美学和哲学,谈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谈雪莱和华兹华斯,谈鲁迅和林语堂,也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我们那时候的谈论也许并非没有一点深度,而那份真挚和热忱更是绝对纯粹的。“嘤其鸣兮,求其友声。”记得陈晶写来的第一封信,就引了《小雅.伐木》里这古老的诗句,正可以道出我们那时候的心情。

在乡下的知青生活,看似单纯,却又很复杂。我们看见农村的贫困,农民生活的艰苦,既有深切的同情,却又因为落户在此,身处其中,而且是到农村来接受“再教育”,所以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种居高临下式的同情,而不过是自怜而怜人。又因为身不由己,不知将来会如何,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随时有受困而无奈的感觉。那种困境不只是物质的匮乏,更是精神的枯竭。身边贫乏困苦的现实和无尽的精神追求之间的脱节,可以说是知青生活最大的特点,不知有多少痛苦,多少悲剧和喜剧,都从这里发生。不过那时候我们毕竟年轻,有旺盛的生命力,更有压抑不住的精神。和我一道下乡的同学,都各有自己的爱好和特点。其中一位叫谢洪,后来进了中央戏剧学院、成为电影导演,但在那时候他无法施展自己的表演才能,几乎把乡下的生活变成舞台,随时显得很有戏剧性。我的好友张爱和极有音乐才能,现在参与编辑一本和音乐有关的杂志。在乡下,他拉起手风琴来,那悠扬的乐声好像可以使我们抛开身边的烦恼,进入另一个美好的时空和世界。我那时有一本奥地利作家斐利克斯.萨尔腾(Felix Salten)的名著《小鹿斑比》,我把它译成中文,由谢洪用戏剧演员的腔调来朗诵,那伤感而带哲理的故事,让大家听了时常感动不已。回想那些艰难的岁月,在困苦中仍然有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在贫乏中仍然有精神的慰藉,既有痛苦,也有欢笑,实在永远也不会忘记。

1972年春天,我从四川德昌的山村被调回城市,在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的车队当了五年修理工。那时候工间里完全没有正常作业,我每天都背一个书包去上班,一有空隙时间,立即到碱水池把油污的手洗一洗,在别人打牌或聊天的时候,就拿出一本书来读。我喜欢艺术,有一帮画画的朋友。其中一位叫朱成,现在已是颇有成就的艺术家,但那时和我同是运输公司的工人。说起这帮喜爱美术的朋友,当时在成都有不少业余绘画爱好者,都各在工厂或别的单位工作。他们简陋的家里,往往藏着一幅幅国画或油画。他们也常常在一起画,互相切磋。后来四川美术学院重新招生,他们当中好几位都去了重庆,成为一代相当成功的艺术家。不过三十多年前,这些文化艺术的根苗都还在恶劣的环境里自生自灭,全凭个人兴趣和爱好在那里坚持。我和朱成在工厂认识后,他知道我懂英文,就问我有没有见过原文的莎士比亚全集。我当然回答说,从来没有见过,他就说可以替我找一本。我以为他是在吹牛或者开玩笑,可是第二天,他果然拿来一本精装书,正是多卷本莎士比亚全集收有十四行诗的一本。我大为惊讶,朱成才告诉我说,那是他一个朋友父亲的藏书,老先生不相信现在居然还有年轻人能读这样的书,所以借出此书的条件是要看书的人翻译一首诗,如果真能译出一首来,他就可以再借其他的书。我喜出望外,立即选译了一首,交给朱成去复命。莎士比亚一百多首十四行诗,我已不记得译的是哪一首,可是那首译诗就像《天方夜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那个故事里开门的咒语,为我打开了一个书籍的宝藏。

欧阳子隽先生曾在旧《中央日报》当过记者,喜欢读古书,也喜欢英文,当年曾和在成都的外国人时常来往,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书。他后来在成都一个百货公司做售货员,为人谦和,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在文革中居然把他最心爱的藏书保存了下来。欧阳先生对文化受到摧残感到痛心疾首,看见我译的诗,发现居然有年轻人还能读莎士比亚,高兴异常,立即请我到他家里去。记得我第一次到他的住处,在一个破旧的小院子里,一间极简陋的房子,但一走进去,就看见紧靠墙壁一排木板做成书架,密密层层放满了各种旧书,其中大部分是英文书。我们一见面,欧阳先生就慷慨地对我说:“我这些书就是你的书,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读。”在那年头,书不是被烧毁,就是被封存,想不到在一间旧房子里,竟保存了英国文学和历史的许多经典。在“破四旧”的一阵风暴里,成都也到处有抄家、焚书的举动,可是欧阳先生的书却能保留下来,几乎是个奇迹。这是否和这个城市古来的文风有一点关系呢?在激进口号的喧嚣声中,在政治运动轰轰烈烈的表面之下,是否文化和典籍就像龙蜷虎卧,沉潜于平民百姓之家,在为我们自己保存一点精神的根基呢?无论如何,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三十年前在成都居然找到了许多英文原版书,也出于纯粹求知的兴趣,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英国文学的经典名著。

在欧阳先生那里,我不仅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全集,而且读了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到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如果说下乡三年,读希腊罗马文学有一点收获,那么在欧阳先生那里,我就第一次读到了对英国语言有很大影响的钦定本《圣经》,又称詹姆斯王译本(The King James Bible)。我知道在西方文化中,希腊古典和《圣经》可以说是两个主要的源头,而钦定本《圣经》的英文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于是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在欧阳先生那里,我还借阅了法国史家泰纳(Hyppolyte Taine, 1828-93)著名的《英国文学史》。他在那本书里提出文学的产生取决于作家所属的社会群体、文化环境和时代氛围(即他所谓race, milieu, moment),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批评中,曾造成相当影响。当时我读得最勤,可能获益也最大的是帕格瑞夫(F. T. Palgrave)所编《金库英诗选》(The Golden Treasury)。这部诗选初版于1861年,后来不断补充再版,其流行程度很像我们的《唐诗三百首》。我从这部选集里翻译了大概三百首诗,这在我是很好的练习,因为读诗是获得敏锐语感最佳的途径。熟悉诗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把握语言的音调节奏,轻重缓急,词句和语意的平衡,在自己说话和写作的时候,就知道如何组织篇章,遣词造句。英语和汉语在语句组织、节奏和表达方式上都很不相同,只有多读英国文学经典,尤其是诗,才可能最好地获得英语的语感,增强自己的信心,能够把英语运用自如。与此同时,就像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的那样,了解一种外语可以反过来帮助提高对自己母语的认识,也就会增强自己的语言能力。七十年代初在成都相当特殊的环境里,尽管没有学校提供条件,没有老师指点,我却由于结识了欧阳子隽先生而读了不少英国文学名著。我永远感谢欧阳先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为我打开书的宝藏,提供精神的食粮,这对于我后来的发展,的确起了关键作用。可是当时读书完全出于兴趣,绝没有想到未来有任何发展,也没有考虑知识有任何实际用处。可是正像《庄子.外物》所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用与无用是一种辩证关系,知识的积累首先要有求知的欲望和纯粹的兴趣,文风的形成靠的不是实用,而是对知识文化本身的追求。

我在欧阳先生那里不仅借书、读书,也经常聚在一起谈论,谈书,谈文学和文化传统,自然也谈那时让人焦虑担忧的时事。时常参加的还有他的儿女,阳旦、阳含、阳芳,有时候还有别的几个年轻人。欧阳先生的两个儿子阳旦和阳芳,一个喜爱大提琴,一个学练小提琴,后来都成了专业的音乐工作者,阳含则去了美国,现在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回想当年在那个陋室里的交谈,实在令人永远怀念。欧阳先生把当时的聚会,都详细写在他的日记里,多年后我在成都重新见到他老人家,他还把当年的日记翻出来,读给我听。成都人所谓摆龙门阵,在互相了解的朋友之间,可以说无所不谈。对当时否定文学和文化,对人类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做法,我们是用读书的实际来回应的。这倒不是有意为之,也更没有任何实际的考虑,而是在成都这个有淳厚读书风气的地方,读书人自然的反应。说不定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读书人大概也像这样在下面议论,并且把旧书典籍藏起来,使中国文化传统继续存在。毕竟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要使文化知识完全断绝,更是谈何容易。在三十多年前极为艰难的环境里,成都这个地方使我能找到书籍,找到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得以不断自学,在书籍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慰藉。这使我永远感激我的故乡,也对我们自己知识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永远充满了信心。

2006年7月2日初稿于香港九龙瑰丽新村寓所
7月4日完稿于德国埃森人文研究院(KWI)

张隆溪返德昌时寄赠友人的字.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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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平民 , 读书 , 锦里 , 成都

四川大学:《锦江》:一本民间刊物的光荣与梦想

《锦江》:一本民间刊物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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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埂上插秧

1982年1月,冬意已深,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77级”将在这个冬天离开校园,半年之后,78级也将离去。那一年,他们都毕业了。这两届大学生的特殊性似乎早已注定了他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这个群体在大学里有着国家给予的补贴,有的还有原单位的工资,毕业后也有稳定的工作分配。而正是这两届“不发愁”的大学生,却在大学里掀起了自办刊物的热潮。1979年始,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国高校的学生自办刊物,累计超过200种。在这批带有浓厚启蒙色彩的文学刊物里,《锦江》的影响力绝对是不容小觑的。这份一期86页,工本费4毛5的油印刊物,编辑群主要为四川大学77、78级两届学生。

1979年12月,《锦江》第3期出刊,一如既往大受欢迎。77级中文系龚巧明《长长国境线》、萧萧《蓝玻璃》两篇文章影响尤大,但也正是这两篇文章,因涉及敏感的中苏问题,惹来当局不满。《四川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评两文“鼓吹超越阶级国界的人性论”,而同时四川省文联也展开了对两位作者的批判。 1980年初,《锦江》第四期即将出刊,形势却愈发紧张了,四川省宣传部派人入川大开会,通告对《锦江》的处理--立即停刊。同时,将《锦江》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作”。自此,第四期甫出刊,《锦江》即被查封,随后不久,全国200余种大学生刊物全部销声匿迹。

“文学成了自我表达的主要出路”

走进图书馆中文过刊阅览室,找到1979年过刊《锦江》,面对都只有几期的当年大学刊物,不禁发问:200余种大学生刊物,能够在中国大地100多所高校迅速创办兴起,那究竟是怎样的年代? 1978年5月11日,高校开学不久,《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由此,全国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热潮,思想开始解冻。思想松动之后的川大,历史给我们呈现了这样几个镜头: 1979年初,北大的郭罗基到川大演讲,他慷概激昂:“把文化大革命所有恶果都归结于四人帮,那是最简单的,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摆脱干系。但是四人帮的能量真的有这么大吗?如果真的有这么大,那么我们就制造几个四人帮,把他们放到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去,让这些四人帮把帝修反那些国家搞乱,也把他们的国民经济搞到濒于破裂的边缘,这样我们的目的岂不是更简单就达到了吗?”台下学生掌声雷动,有的甚至热泪盈眶。同时,也有学生大喊:“滚下来,不许你在这儿放毒!”

1979年9月,中文系诗歌课,老师在课上严厉批判了流沙河的《草木篇》,斥之为“大毒草”。结果,第二天,学校里的高音喇叭里便播出消息,中共四川省委正式下达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刊及4位编辑平反,其中特别强调了流沙河和他的《草木篇》。

1980年,全国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风潮掀起,北大78级哲学系研究生胡平的竞选宣言贴进川大校园,宣言开宗明义:“公民们,选我当人民代表。我将把你们的权力还给你们……”川大众多学生起而响应,食堂大厅里经常有人摆张桌子就站上去开讲,大家宣布拒绝校方指定的代表,提出:“要自己竞选人民代表,行使一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透过这些,我们可以想见,那是怎样一个思想交锋的时代。这时的知识分子已大跨步地开始了对真理真相的追逐,对历史的自责和反思。1979与1980的两年间,几乎每天醒来都会有爆炸性新闻闯入耳朵。许多昨天还道貌岸然的东西,一夜之间就忽然成了狗屎,原先大逆不道的观点,一下子就成了时髦。这样的年代里,文学成了这一代人自我表达的主要出路。《将军,不能这样做》、《假如我是真的》一批针贬时弊之作广泛流传。

在此期间,全国100余所高校纷纷办起了刊物:北京大学《未名湖》、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中山大学《红豆》、清华大学《清华园》……在川大,以哲学系和中文系为主的学生,也自发组织起来,创建锦江文学社,办起了一份名为《锦江》的文学刊物。

《锦江》创刊:“有眼,就要睁开来观云测风”

1979年6月,《锦江》第一期问世,86页的油印本,并未标出定价,封面是锦江波涛和望江楼的线条画,由中文系易丹设计。杂志出品是锦江文学社,社长为76级哲学系符飙。内容依文学杂志惯例,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四大板块。从今天的眼光看来,《锦江》第一期的阵容无疑是庞大的,仅“指导老师”一栏,便有李保钧、王克华、王世德、曹学伟、卞家季、李朝正、李之珣7位之多,编委则有符飙、龚巧明、邱沛篁(老师)、徐慧、周立、周裕锴、赵永庄等27位。第一期的《锦江》,文章的字里行间已透露出鲜明的思想解放思潮。刊载在其中的郑嘉的诗歌《向着太阳,飞奔》这样呼喊:“不要相信那披着‘马列’外衣的传教士/人民革命的巨浪能荡尽伪装和脂粉”,“即使有些悲观、颓废/也比热情被利用、青春被强奸/强上百倍万分/有眼,就要睁开来观云测风/有腿,就要迈开去走西奔东/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是倒霉,是幸运?”。这一期的文章大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如冯川的小说《迷误》、刘学伟诗歌《摸鱼儿.武斗》、陈廷湘诗歌《望海潮.学史》、张望翻译的美国小说家普内斯.凯莉雷的《四十美元四十场梦》等,都成为学生和文艺界人士讨论或研究的对象。

不过,第一期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应该还是龚巧明的小说《第二乐章.希望》。这是一篇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讲述了一小女孩因“革命需要”,在文革中大肆伤害“反动学术权威”--音乐家父亲,多年后,在父亲未完成的交响乐作品演奏会上,她无限悔恨,然而,父亲却再也回不来了。小说中的自我反思意识使之很快引来读者的共鸣和文学圈注意。在这期创刊号中,锦江文学社发表了自己的《编后》,提出《锦江》的理念和目标:我们真心愿意她能成为让人讲话而无棍、帽、辫之忧的园地!

《锦江》大受欢迎:“如林的手,都举着钱”

1979年11月,《锦江》第二期诞生,封面是编辑陈庄、苏丁设计的一朵素雅小花,编辑为符飙、杨扬、周力、周裕锴、戴善奎等11人。也是从这期开始,《锦江》“指导老师”一栏消失,文学社成员开始更加独立地制作刊物。翻开第二期,开篇是的赵中劼的小说《报复》,继而有赵永庄、符飙合作的小说《哀宏怨》,干天全的小说《怎么办》,严峻、周益华的报告文学《行路难》。可以说,第二期比前一期显得更加开放与进步,正如这期里景蜀惠《春寒》中句子,“春天的冷风,更象刀,象剑/彻底除下那旧年的遗产”。

当然,影响最大的,继续是龚巧明的小说。小说名为《思念你,桦林》,主题内容是当时被视作大逆不道的“婚外恋”:来林场写生的女画家对一个普通的伐木工人产生了爱情,而女画家本人则已经有了一个婚姻,虽然婚姻里的爱情已死亡,二人却依然不敢越雷池半步,最终女画家流着泪了放弃这段内心的爱恋。其实,当时文学界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已经开始了“政治对爱情的侵蚀”的声讨。但《思念你,桦林》显然已不局限在精神领域的爱情回归,还有他宣扬的爱情的最本能吸引。这种大胆对道德束缚人性的叩问,对爱情欲念与社会道德矛盾的揭露,一度引发社会的强烈议论。与此同时,文艺界迅速开始了对《思念你,桦林》的批判,理由是“描写不道德的婚外恋”,1980年,当时的《四川文学》副主编谭兴国甚至因将小说发表在杂志上而受处分。

《思念你,桦林》与主流观念的激烈冲突,也告诉我们,《锦江》的文章在当时无疑是先锋而有力的。第一期印刷时,印刷厂听说这是学生刊物,宣布,刊物先印,卖了以后再给钱。出刊后,大伙分组推车去九眼桥,盐市口,春熙路等地试卖,路人一拥而上,竟然很快被抢购而空。有了第一期的基础,第二三期更加“畅销”。三轮车直接拉到春熙路,买书的人近于哄抢,如林的手,都举着钱,附近高校的学生纷纷闻讯赶来,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在川大校园内、校门口,锦江宾馆附近等发行点,《锦江》也同样被哄抢一空,场面甚为火爆。

《锦江》去留:“要坚决,毫不留情地予以取缔”

1979年12月,第三期出刊,《锦江》也渐渐走向成熟,素雅的黑色封面,横断中部的是大卫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封面由著名美术家沈道鸿先生设计,题字则是书法家毛钧光。当时的沈先生,住在成都青年路一间昏暗的小门板房里,职业是电业局电工。由于印数加大,这期的印刷直接交予了四川新华印刷厂,出刊时,封底也标明“工本费0.45元”。由于民间组织固有的散漫,这一期编辑规模进一步缩小为符飙、龚巧明、徐慧、赵永庄等7人。开篇放了一篇观点性很强的文学评论《焦大未必不爱林妹妹--从<第四十一>的遭遇谈起》(作者阿之),随后有周平、张放、萧萧的4篇《九寨沟写生》系列,冯川《梦--心的轨迹》等。最为突出的两篇文章为萧萧《蓝玻璃》和龚巧明《长长国境线》,两人的小说恰好都写到中苏关系,故被有意放到一期。而正是这两篇小说,成了《锦江》停刊的导火索。当时的中国文坛,伤痕文学哭哭啼啼,大行其道,突然间,冒出一个龚巧明,大家发现,她的视野,却已推向军队,而且开始了人性价值的思考。《长长国境线》讲的故事并不复杂,中苏边境上,两国士兵巡逻在国境线,双方一片平和,相安无事,没有国家大恨,只有如常人般的友好--遇见打个招呼,甚至递根烟。这其中有一个叫维克多的小兵,羞怯而腼腆。突然一天,边界冲突爆发,维克多遭打死,尸体落到中方手中。中方士兵从他衣袋里发现了沾着血迹的他女朋友的小照片。本身并无仇恨的两国士兵,却因国家需要,悲惨地死于战事。小说透露出一股浓厚的博爱和反战思想。

《长长国境线》一发稿即广为流传,引来了军方的不满和省委宣传部的警惕,文章被认为“鼓吹超越阶级国界的人性论,抹煞战争性质,涣散军心”。由此开始,川大校方正式对《锦江》进行干预,要求今后刊物需事先审查。成都市和四川省宣传部也开始了对《锦江》的定性,当时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锦江》只是学生校内学习的习作,不应该对学生的练习这样指责,只要控制影响就行;二,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作,要坚决,毫不留情地予以取缔。

文学社成员已经能很明显感觉到,《锦江》继续办下去压力重重,《锦江》即将停刊的消息在同学间悄然流传。但无论如何,《锦江》第4期还是出来了,按计划,萧萧找到画家何多苓设计了第四期的封面--两张线条画,但由于画中有裸体少女,审查时封面遭校方否决,大家只好又让何多苓为少女“穿上衣服”。此时省宣传部开始到川大召集校方和锦江文学社会谈,形势愈发紧张,封面一定,社长符飙便组织大家:立即印刷第四期。

《锦江》绝唱:“献给八十年代的祖国”

1980年夏,第四期出刊, 这已是第三期出刊半年以后了。这期的《编后》解释道:一本薄薄的文学刊物从编到排,竟跨越了秋、冬、春、夏才得以与读者见面,实在称的是少、慢、差、费……至于本期延迟发刊的原因,那是读者可以猜想得到的,望大家理解。第四期的制作,《锦江》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这期的刊物一反过往,开始充满浓浓的“火药”味。龚巧明小说《石缝小草》,莫怀戚小说《四一一集团》,韩三平《进城》,干天全寓言《老和尚的庙规》,吕冰散文《被摸了屁股的并非老虎》等都对现实问题进行了讽刺。本期作为开篇的则是署名“本刊评论员”的文章《<锦江>评述》,语言慷慨激愤:“人们关心着《锦江》的命运!第四期还能出否?一度引起多少猜疑,多少盼望?!”“广大群众喜爱《锦江》、支持《锦江》,重要原因……是在于它较少虚伪和矫饰,说了一些真话……”“我们追求光明,充满希望和理想,然而,我们不能欺骗自己:祖国的天空确曾被乌云遮蔽,自己的理想确曾被魔爪蹂躏。”“而最痛心的,是世上还有戴假面的人说着假话,还有‘瞒’和‘骗’的文学歌颂着乌云滚滚下的‘歌舞生平’。”

这期的封底跟以往不同的是,封底标注了“内部资料”--第四期将不对外发行。《锦江》转为内刊,显然预示了《锦江》即将停刊的命运。但此时的编辑部,仍然是抱有幻想的,他们在《锦江》发了一篇名为《党领导文艺的好形式--校党委召开关于<锦江>的座谈会》的新闻稿。新闻稿在最后不无乐观地说道:“同志们在会上分析了《锦江》目前的状况,认为《锦江》大方向是正确的……党委和《锦江》的编委们都一致表示,《锦江》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 事实却没有这么乐观,第四期之后,《锦江》彻底停刊,第四期已然成为绝唱。而这最后一期,正如编辑部放在目录上方的诗歌:这是缤纷得花瓣,明媚得光波/锦江得浪朵/这是我们的泪,我们的歌/献给八十年代的祖国/献给关心我们的每一个读者。

《锦江》后续

《锦江》停刊,但诸位成员的脚步显然并未就此停歇。1982年,77、78级毕业,龚巧明选择去了西藏, 在《西藏文学》担任小说编辑,继续写出了许多广受欢迎也广受争议的文章,1985年9月,龚巧明在采访途中车祸身亡,年仅37岁;作者冯川80年代参与民间组织“智协”(智力开发者协会),创办刊物《大时代》,后遭牢狱之灾,如今为川大中文系教授;张放、干天全、周裕锴、易丹、景蜀惠,萧萧、陈廷湘等均在在高校系统中;赵永庄成为“全国十大女企业家”之一;为第四期《锦江》写稿的韩三平如今已是中国电影界的“龙头老大”。众多的《锦江》成员分散世界各地,开始自己之后的人生。

八十年代中后期,《锦江》陆续几次“复刊”,成为受校方管理的文学刊物,已不再是原来的民间文学启蒙刊物。后来的《锦江》多半毫无影响,出刊断断续续,直至彻底停刊。

2011年,在图书馆故纸尘堆中,我们找出这份当年的承载了无数人光荣与梦想的刊物,轻轻拭去它积攒了多年的尘埃。我们翻动这些泛黄的书页,试图找寻着文章后的故事。我们发现,那个时代随着历史一同渐渐被人忘却,《锦江》也将注定会在人们记忆中埋葬。书页的一开一合之间,32年过去了。它似乎什么也没留下。不,留给我们的,还有文学社发在《锦江》第一期上的刊物梦想:《锦江》在组稿过程中对一些文章有过争论。但为了不折不扣地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真正形成“放”和“争”的局面,我们还是把稿子刊出来了……如果求“稳”而实行“舆论一律”,那么《锦江》就成“死水”了。我们真心愿意她能成为让人讲话而无棍、帽、辫之忧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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