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印刷工人斗争历史的一页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市共有十六家印刷厂,工人一千余名,分排字、铸字、铅印、装订、石印五科。由印刷工人发起的工人“抗敌宣传团”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做了不少的工作。为了继续动员工人群众坚持抗战,当时的中共成都市委发动和领导印刷排字工人先后进行了三次加薪斗争,都获得了胜利,影响到铸字、铅印、装订、石印等科工人也沿例要求增加工资。并且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工人起来进行改善日常生活的斗争。这些斗争对于当时争取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分裂倒退、准备投降的阻谋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个回合:各个击破,全部胜利

   

    在发动第一次加薪斗争之前,国内正处在武汉、广州先后撤退,抗日战争将由防御转入相持的阶段。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仍然是为争取民主、改善人民生活和动员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斗争。

 

    当时,排字工人的生活是很痛苦的。1935年每人每月工资十二元,还勉强可以维持生活,后来被资本家减少到每月工资八元,生活就很困难了,而工作却很繁重,劳动条件又很差,作工的地方光线、照明都很弱,排字工人排字、退字异常吃力。一般工人排字不到十年,眼睛便被损坏了。学徒每月除伙食外,只发津贴五角到一、二元,规定学徒三年才能毕业(后来资本家还要延长学徒期限一年),而毕业以后在原厂工作,工资又少。工人住的宿舍都是破烂潮湿的房子,往往三、四人共用一床被盖,甚至有些工人根本没有被盖,晚上睡觉的时候用点报纸或稻草盖住身体,几个人挤在一块睡。穿的衣服一般也是破烂不堪,补了又补。由于工人生活无出路,曾经产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1938年春以后,很多工人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改善日常生活的斗争。如反对借故拖延工资不发、反对借故开除欢迎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的工人,等等。

 

     1938年10月,中共成都市委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工人的要求,决定在印刷排字工人中领导和发动第一次加薪斗争。事前,市委估计了斗争胜利的可能,研究了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认为:首先,由于物价高涨,每人每月八元工资实在太少,一般排字工人迫切要求恢复1935年每月十二元的工资水平。这是正当的合理的要求。其次,印刷厂老板生意很好,工人人数却赶不上工作的需要,在各厂需人之际,工人跳厂很容易。当时兴中日报(即伪中央日报成都分版)、新民报停刊后都急待复刊。因此恢复每月十二元的工资,完全有可能。再次,工人仅有“抗敌宣传团”的组织,这个团体尚未合法,又不全是排字工人的组织(内有木工、石印等业工人),排字工人也未全体加入,所以在加薪斗争中,不好使用“工人抗敌宣传团”组织。根据以上情况的分析,党即提出恢复每月工资十二元的要求,并且运用分别要求,各个击破,车轮战的斗争方法。

 

    第一步,向正在招工人的新民报馆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新民报以复刊在即,不能不增加,但是又怕违反报业同业公会“一致拒绝加薪,违者处分”的决议,只得秘密承认加薪为每月十一元,并且表示如果别人加到十二元,他们也照办,请工人保守秘密。斗争被突破一点之后,接着第二步就是兴中日报馆工人沿例要求加薪,结果加到每月十二元。第三步新民报馆的工人再依据兴中日报馆的例子,也加到十二元。

 

    在这两家报馆加薪的影响下,其他的报馆经理和印刷厂厂长一看,同业公会的决议巳被打破,如果自己的报馆、工厂不加工资,工人便要跳厂,而报纸停刊损失又大。为了自身利益,因此其他各报各厂在几天之内也不得不先后给工人增加了工资。斗争至此,取得了完全胜利。

 

    第二个回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

 

    1939年春,抗日战争已转入敌我相持的阶段。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汪精卫的投敌;汪派余孽在成都的大肆活动J还有许多暗藏的形形色色的张精卫、李精卫们里应外合地扮演双簧,使得投降空气大为增涨。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又决定这年“五一”到“五七”为精神总动员周,也就是更露骨地采取“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的容共反共政策来作动员,以达到它反共分裂、准备投降的罪恶目的。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成都市委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改善人民生活,于4月底,又发动和领导了排字工人第二次加薪斗争。5月上旬取得胜利。当时斗争的有利条件是:(一)物价高涨,比上年增加工资时涨了25%,增加工资是工人一致的要求;(二)印刷厂与报馆矛盾很大,因为印刷费增加太多,引起报馆方面不满;(三)由于第一次加薪斗争的胜利,恢复了巳停顿的印刷排字工会组织,包括全部排字工人;(四)伪市长杨全宇是汪精卫余党,有政治活动野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工人面前卖好,想用改良工人生活的手法来笼络工人群众。因此中共成都市委决定,按照物价增涨比例,提出要求增加工人工资为每月十六元。但是由于情况不同,采用了与第一次加薪不同的斗争方决定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用排字工会名义向印刷同业公会提出加薪的书面要求。明知这一步没有希望,但是为了先礼后兵亦必须采取。第二步,请伪市政府仲裁解决,当时估计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仲裁失败,再走第三步,即各厂分头自己交涉,不能达到要求时,就个别请假停工,仍如第一次斗争方式一样。

 

    市委决定以后,印刷排字工会的党团员,在刘万敏领导下,推动工会用书面请求,派人送到报业同业公会。同业公会看门的不收,借词躲避,工会乃用双挂号信寄去,同业公会主任收到信以后,即请排字工会代表谈话,先威吓,后推卸,不负责任。排字工会又具文请求伪市政府仲裁。在仲裁的时候,资本家的代表东推西扯,无意解决,排字工会代表刘万敏、王志明、祝康龙、张澄波四位同志和国民党员代表钟家盛等六人,首先提出自第一次加薪以来物价增涨25%的确凿事实,再根据物价增涨的比.例,以及工人最低的生活标准,计算得实实在在,非把工资增加到每月十六元,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以此据理力争,坚决要资本家接受工人的要求。这时报馆方面的代表,也对印刷厂资方严厉指责说:“印刷厂的印刷费增加了若干倍,而工人的工资却不增加,这太不近情理。”资本家代表方面见此情况亦起了分化,有的动摇,顽固的资本家则处于孤立。国民党市政府方面,为了要买好工人,抓着工人代表和报馆代表的理由,不顾国民党省、市党部阻挠,对资本家代表的态度较强硬。仲裁结果,做报工人每月工资增加到十四元半,做杂件工人由一万字一元增加到一元二角五。

 

    根据当时情况,做报工人每月工资可能加到十五元。由于在仲裁谈判斗争中,一部分工人代表拿不稳火色,而且伪市政府社会科长由于怕工人不接受仲裁,又怕国民党省、市党部说他们偏袒工人,便故意威吓工人说:“你们不答应,便留在此。”有的工人代表不知其意,未得全体代表同意,即便承认仲裁。

 

    当工会代表回来向工会报告时,有的代表又将这点谈了,于是引起部分工人的不满,表示不承认代表,不接受伪市政府仲裁决定,要继续斗争。后来市委对于这些人进行了教育,并且由排字工会理事长刘万敏等,再三说服工人,“如不接受仲裁,伪市政府可以加我们捣乱罪名,或者借口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加以取缔改组,反正对工人有害无利,并且增加工资亦不能尽如人意。”内部纠纷乃平息下去。

 

    在第二次加薪斗争中结合反对汪精卫等投降运动,使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互相推动。排字工人全体参加了“五一”劳动节,“五一”火炬游行和“五七”火炬大游行,利用国民党国民精神总动员周进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汪精卫投降运动。把“五七”火炬大游行变成了反汪大游行,从而又推动了工人增加工资的斗争。

 

    第三个回合:突破缺口,乘胜前进

 

    1939年10月初,成都印刷排字工人又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发动第三次加薪斗争。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日益加紧,东方“慕尼黑”空气顿形增涨之际。蒋介石兼四川省主席后,成都国民党的统治加强,反共分裂、准备投降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至于工人的生活,由于国民党推行反动政策,田赋征实,征购粮食,使米价陡涨,因而更形困难。要发动加薪斗争的客观条件比起上两次来是很不利的,所以斗争也就更加艰巨了。这些不利的条件是:由于报馆这时一般都自办印刷厂,过去报馆与印刷厂之间的矛盾一般已不存在;排字工会正待结束,而产业工会由于国民党省党部阻挠尚未正式成立。排字工会理事长刘万敏等因历次斗争中暴露又都很红,这次再要由他们出面领导对斗争是不利的;同时伪市政府方面由于国民党统治加强,对仲裁信心减少。往往将仲裁责任推在国民党省、市党部方面,而党部又是压制工人的;再就是国内反共势焰高涨以后,印刷工人中已有反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他们虽然表示赞成要求加薪,但是却提出一下就要全体罢工;而这样作对工人斗争是不利的,恐系他们另有阴谋,想鼓动罢工以后,国民党便好借此打击工会中的中共党员同志。

 

    根据以上各方面的情况,中共成都市委提出把工人工资增加到每月二十元的要求。斗争的方法是:一面要求国民党党部和伪市政府仲裁,一面个别停工。不用工会名义,而由各厂选派代表组成工人代表团,多用三青团分子出头,如果他们另有阴谋,就在实际行动中揭穿他们的面孔。按照以上办法,先从华西日报发动,最初由八个排字工人提出要求增加工资,老板不允,然后一齐请假离开成都,到西康XX印刷厂作工去了(本来他们就打算去)。华西日报的工头乃在党军日报招请八个排字工人去填补。经工人劝阻,只去了一半,尚差四人,华西日报只好找做杂件的工人来代替工作,而且秘密地对这八个工人增加了工资。后来国民党市党部、伪市政府出来仲裁,但是中途又故意拖延。伪市政府社会科的那个周科长说:“现在不仅你们说话要小心,就是我们也要注意了。”

 

    经过一段相当沉闷的时间,中共成都市委认为国民党市党部本来无意仲裁加薪,伪市政府又不敢如5月那样单独仲裁。事巳至此,非再采取个别停工突破缺口的办法不可。于是决定从新新新闻报社动手。因为当时它的报纸销量是成都的第一家,停了刊损失很大;而且它又很赚钱,加几元钱工资并不在乎。同时新新新闻一方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准备投降是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态度I另一方面,它与地方势力又有关系,停工以后国民党省、市党部不一定拼命帮它压迫工潮。但是仍然采取先礼后兵,先由这个社的全体工人请求经理陈斯孝(C.C.)加薪,结.果不准,遂全部停工。当时三青团分子虽然赞成增加工资,但是他们当了代表以后,便不干工作,或者竭力主张要停工就全市印刷都停,想扩大工潮以便国民党部借口镇压。对这种主张,党一方面严加批驳,另一方面推动各印刷厂排字工人亦向厂方提出加薪的要求。

 

    后来新新新闻经理陈斯孝采取分化工人部分复工的方法来破坏加薪斗争,用部分加薪收买了六个工人复工,并且在其他工厂找工人补充。但是由于党的领导,在新新新闻报馆的其余工人坚持停工,其他厂的工人也都不去补充,所以新新新闻几天无报出版,只在很少的一部分工人复工后,才出一小张(平时每天出三张),斗争仍然继续着,渐渐的新新新闻感到再停下去确实吃不消了,便逼着国民党市党部、伪市政府解决工潮。其他印刷厂厂长,报馆经理也怕工会按照决定依次停工,最后不得不答应工人工资一律增加为每月十八元。加薪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加薪复工后,工人中有人主张不要新新新闻社中被老板收买先后复工的六个工人作工,经中共党员再三解释,指出他们只能批评教育,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同时他们有的已经感到懊悔;这样才说服了工人。

 

    这次斗争,党本来不要刘万敏再出面领导,但是他恰恰又在新新新闻作工,三青团分子当上代表后,光说大话不做事。在这种情况下,刘万敏同志如果再不出头干,加薪斗争的工潮大有流产的危险。所以他又出来领导,结果新新新闻老板更恨他,其他工人都增加了工资,但是刘万敏却被开除出厂。党鉴于刘万敏是工人抗敌宣传团领导人之一,又是印刷排字工会理事长,在领导印刷工人和其他工人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三次领导排字工人的加薪斗争中,斗争坚决,办法很多,工作踏实,密切联系群众,成为工人群众的领袖。但是他已经很红,再留在新新新闻作工实难开展活动,需要调他离开成都。

 

    从抗日战争中成都市印刷排字工人三次加薪的斗争看来,中共成都市委当时在工人中是贯彻了全面抗战的方针的。也就是既要领导工人参加抗战救亡运动,又要领导工入进行改善日常生活,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由于成都市委领导的正确,使三次加薪斗争都获得了胜利。首先市委对于斗争形势的估计既全面又深刻,因此能够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斗争的方法;其次依靠了一批印刷工人群众的领袖,优秀的共产党员等,团结了三百几十名排字工人,在斗争中一致行动,团结了整个印刷工人,有力地支援了加薪斗争,最后,由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灵活的斗争方法,使斗争得到顺利的进展。正如新新新闻在该报大部分停工期间登的一篇社论“论工人罢工”说:“印刷工人把各个击破,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利用时机,选择对象,车轮战,合法与非法配合……一切战术都用上了。”接着又说须要用三民主义教育工人。”这表明新新闻完全知道了印刷排字工人加薪斗争的战略战术,但是它根据工人的斗争战术采取的收买工人分化工人等等卑鄙手段却全部失败了,最后它只得无可奈何地希望“三民主义”即反对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教育工人不要闹增加工资,当然工人群众是不会接受的。斗争教育了他们,只有起来要求改善日常生活,贯彻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政策。

上一篇: 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历史概况
下一篇: 抗战初期成都工人的舆论阵地

访客评论
目前还没有人评论,您发表点看法?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 (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