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成都“大川饭店”事件之历史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成都市骡马市街成都大川饭店,爆发了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在成都设领事馆的群众斗争。四名住宿于饭店中的日本侵略者,有两名死于乱拳之下,两名活着的狼狈逃窜。这场斗争震惊中外,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放弃了在成都设领的企图I充分显示了成都人民宁死不愿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大大推动了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美梦,首先对中国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对我进行蚕食、鲸吞。“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占领了我国东北四省,建立了伪“满州国”。从此盘踞“满州”、虎视中原,欲将我中华民族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寇的入侵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对敌人步步退让,颁布了所谓《敦睦友邦令》,认敌为友,并派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开门揖盗,出卖了整个华北。趁此,日本侵略者的魔爪更深地伸向我国腹地,以策应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企图在成都强行设领,便是其阴谋之一。

 

    一九三六年八月,日本侵略者未经许可,便要来成都强行设置领事馆。根据国际公法,成都一非通商口岸,二无日本侨民,曰’本毫无理由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竟然蔑视我国主权,违反国际公法,派岩井英一等五人由长江悍然西上,沿途遭到万县、重庆等地人民群众的愤怒声讨。

 

    这段时间,我们党在四川的地方组织,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全川没有一个完整的党组织保存下来。一九三五年初,上海的党中央执行局情报处派张曙时来川进行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张曙时入川后,通过傅真吾、黄慕颜等人,对刘湘进行了耐心而艰巨的工作,使刘湘有所幡悟,放弃反共立场,开始接受我们党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

 

    当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领事件发生后,张曙时通过黄慕颜与刘湘交谈,说明南京政府允许日本在成都设领是使日本侵略势力伸入四川,以此来打击地方势力。为此,张曙时建议刘湘致电南京,力持异议,反对日本在蓉设领。同时,张曙时要黄慕颜与対湘部下的黄秋侠、魏君藩、张再、嵇祖佑等商定,举行一个反对曰本在蓉设领的群众示威大运动,把日本人打跑,以显示四川,人民的爱国热情,并威逼南京政府,进一步坚定刘湘的抗日反蒋主张。

 

    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日爱国运动一“成都大川饭店事件”,就在共产党人张曙时的策动下,爆发起来了。

 

    八月二十二日,成都各界人民听到日人要来蓉设领事馆的消息后,尽皆愤然,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反日设领大会”。到会的有各机关、法团、公会、工会代表二百余人。开会的理由有二:

 

    一、以免外患,二、以彰国权。大会选出了“反日设领主席团提出了大会组织原则:一、目标一致,二、意见统一,三、力暈集中。成立了相应的总务、组织、宣传、调查、交际(外交)等小组,每组设干事一人,助理干事若干名。干事由大会选举产生,并投票选举出负责干事。助理干事由大会聘请担任。当选的负费干事有:袁守性、李叔潜、叶桂廷、陈大儒、周树人、李建平周军远、陈竹俊、王剑鸣、吴干臣、邱兰溪、蒋子君、廖炳文、黄笃周、王茂轩等十五人,其中叶桂廷是木工、王茂轩是开汽车的、李建平是自由职业者(靠抄写谋生)、吴干臣是智育电影院职员、李叔潜是制革业老板、陈大儒是律师。大会决定,务期达到拒绝岩井英一等在蓉设领的目的。

 

    当日,成都新闻学会致电岩井英一;华西大学学生自治会通电全国、致电南京学联总会;成都通讯社协会,通电全国,盼人民作有力之抵御,誓死力争,不准日人在蓉设领事馆。

 

    八月二十三日,成都各界人民反对日本在蓉非法设领大会组织了七十个宣传队,准备开赴城乡各地广为宣传。

 

    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全市各界民众数千人,自动到少城公园体育场集会。陈XX在大会上讲道:“……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帝国主义占据东北四省,步步进逼;近复欲席卷华北,潜窥腹地,竟派遣岩井英一来蓉设领,其用心叵测,无异在我国民族复兴之地四川投一炸弹……,我们应一致联合起来,誓死反对,除请求政府严予拒绝外,并应扩大宣传,深入民间,统一意志,整齐步伐,联合全市、全省及全国民众,以作政府后盾,不达目的誓不中止……。”演说义正辞严,群众热烈拥护。

 

    集会还提出了口号和宣言。

    口号:

    一、誓死反对日本在蓉设领

    二、与岩井英一断绝往还

    三、督促政府勿予接待岩井

    四、岩井英一应依限出境

    五、岩井不得有游历以外之任何行动

    六、强迫设领是破坏中日两国邦交

    七、与岩井往还的人是卖国汉奸

    八、爱国同胞一致起来反对岩井

    九、岩井一日不去爱国行动一日不休

    十、忠告岩井克日离蓉

    宣言:

    “各位同胞:我们的成都,既不是通商口岸,又没有日本侨民,并且日本在重庆早已设有领事馆,今妙想天开,派了岩井英一要到成都来,设置领事馆署。事前并未得到我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同意,公然带了些随员,走到重庆,听说明天就要来省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们成都民众应当联合起来,一致拒绝他。不达目的,誓不终止,谨此宣言。”会后,众人高呼口号,整队出发,游行示威。这时队伍已达一万多人,由少城公园,经横小南街,折向金御河街、祠堂街、西御街、东御街、转春熙路、总府街、入中山公园后解散。

 

    岩井英一在渝取得护照后,率满铁驻沪事务员田中武夫、新闻记者深川经二、渡边洸三郎、商人濑户尚等共五个日本人,乘利川公司汽车于八月二十三日午后到达成都。除岩井英一外,其余四人皆下榻骡马市街成都大川饭店。

 

    日人到达后,省会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因慑于人民群众的反日情绪高涨,当即派暗探十余名跟随保护。

 

    岩井英一等于午后到蓉。当天晚上木工何镜波(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担任成都市总工会理事长、木工工会理事长),和王斐然(市商会主席)在总府街工商训练班动员筹划围攻日人下榻的骡马市街成都大川饭店。何镜波回忆说当时我没有安家,又是壮年,什么都不怕,大家公推我带头。”头天晚上几个人商量好,各自去联络人,第二天就在成都大川饭店门口集中。

 

    八月二十四日午后一时左右,有几名学生来到成都大川饭店询问该店是否住有日人岩井英一?有人答复他们:岩井英一不住在这里,这儿住的是田中武夫等四人。

 

    下午六点左右,天色阴暗之际,突然有数百群众围聚成都大川饭店,质问该店为何留驻日本人!?公安局督察长刘竭出面解释说,此四日人非为设领而来,只是来游历的,有一些群众信以为真。可是后来的人越来越多,蜂涌而至,众口斥责。饭店经理曹相侯出_狡辩,更加引起群众的愤慨!此时日人渡边洸三郎出来声辩,盛气凌人,直至出言怒骂。群众怒不可遏与之相殴。该区公安局分局长康振见势不妙,飞奔至省会公安局报告局长范崇实,顿时派警察前来弹压。派来的警察只有四十余人,群众却成千上万,警察如坠烟海,竟不能成队。此时群众高喊着口号直扑饭店大楼。大门关上后,有的工人用梯子搭上,从窗户口跳进去,附近的电话线均被切断,一时秩序大乱。佝镜波回忆说:“我们工人冲在最前面,寻找日本人。因日本人长得和中国人一样,很难辨认,有的警察认得,便暗中指点”。范崇实命令要救护日本人。这时有人开始放火烧大楼,秩序更加乱得不可收拾。群众的情绪已达到沸点。警察既要救火,又要保护曰本人,真是纷乱如麻。其实他们已是自顾不暇了。何镜波回忆说,他率众拉开围住日本人的警察上前殴打。混乱之中饭店被浇汽油焚烧三次。店内桌椅餐具、玻砖立柜、门窗等尽皆被愤怒的群众捣毁。饭店的帐簿、图记也完全损失。警察死命护住田中武夫和赖户尚逃出重围。深川经二和渡边洸三郎不知去向。饭店经理亦失踪。警士刘世清,群众何玉发、易生五、李绍兴等人,在混战中死去。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成都大川饭店后,又到正府街将公安局第四分局打烂(因疑日人躲进了四分局)。同时被捣毁的还有贩运出售日货的交通公司、宝元蓉、益晋恒等八家商号。春熙路一些商店纷纷将日货扔到街上,一时人心大快,扬眉吐气。时至深夜,省政府才派来大队人马,驱散了围攻的群众。

 

    由于当时很多人是出于爱国热情而自发参加了运动。因此,运动中缺乏严密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指挥。加之运动中还有刘湘部下的军警参加,也有蒋介石的复兴社分子混在其中,因而步调极不一致,造成了混乱的局面。

 

    刘湘部下的进步分子,接受了张曙时关于举行一个反对曰本在蓉设领的群众运动的意见后,积极号召军警参加运动。由情报处冷开泰、胡尚武等去成都大川饭店执行这项任务。胡尚武是这部分军警的具体指挥者。当时,他们令刘功勋率领机关枪团的两连士兵,换上便衣(当时便衣不够,在忠烈祠街的估衣铺买了一部分),开赴犬川饭店。其中徒手的一连,由刘功勋亲自带领冲进现场I另一连手持扁担、木棒,分散在附近民房内潜伏,以防意外。

 

    蒋介石在四川的势力,也想利用广大群众的反日运动,来打击刘湘。当时,复兴社控制的“国民军事训练团”,暑假期间正抽调各县中学的军训教官、童军教官、体育教师和部分大、中学生集训。“军训处”处长杨达(演存)利用这部分人的爱国热情,煽动他们去成都大川饭店闹事。“军训处”的教宫,全部换成便衣,带领集训的群众,摘掉“军训处”符号,上街游行,分区进行宣传,然后奔赴成都大川饭店,混水摸鱼,进行骚扰。

 

    二十五日清晨,在正府街发现尸体三具。一名公安局的警士,其余两具则衣履皆无、面目模糊。当局即饬令收殓,停放在正府街养正学校内。二十七日,公安局长范崇实陪同川康特派员吴泽湘,偕日本军医前往辨认。此时尸体已经腐烂,秽气四溢,日军医检视达二小时之久,确定此即渡边及深川之尸体。

 

    在这次事件中,我国军警、群众也有多人受伤。汉奸刘训煦受伤后进平安挢街法国医院(即现在的铁路医院)治疗,后由刘湘的情报处长冷开泰秘密处决。

 

    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惊恐气急。国民政府外交部川康特派员吴泽湘和驻渝日领署派志波嘉六于二十七日由渝来蓉辨认尸体、慰问受伤日人。

 

    八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派专员杨开甲、科长邵毓麟早晨六点由南京飞成都彻査“蓉案”。

 

    八月二十八日午后五时许。驻华日使馆书记松村、驻渝日领事糟谷廉二、大阪朝日新闻沪支局记者中村正五、大阪每日新闻沪支局记者田知花信量、同盟社汉支局记者冈本房男、满铁汉支局新田高博等一行六人,分别由沪、渝两地飞到成都,参与调查成都大川饭店事件实情。

 

    慑于人民强烈的抗日爱国精神,加上我党对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成都大川饭店事件没有发展为大规模逮捕镇压群众的局面。

 

    一九三六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的前夕。他们一方面害怕过分激怒中国人民,引起全国大规模的抗曰高潮,对入侵不利;一方面又不甘心在蓉设领遭致的挫折。他们在要求国民党地方政府缉凶惩治的同时,又发出种种叫嚷。东京报纸从中敷衍说:“不幸事件双方均当引为至憾。日勿再作激动华人情感举动”。并将此事归咎于“共产党煽动”,以拉拢国民党反动派,稳住阵脚。《朝日新闻》报导:“……成都事件发生,使中日关系日趋纠纷,双方均当引为至憾。闻此事系共党煽动,其目的乃欲陷国民政府于困境……”。《读卖新闻》则劝曰本政府“乘此时机放弃向来粗疏解决各事之方法,坚在成都重设领事馆”。该报还威胁说:“须担保将来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否则中日关系调整无望……”。《时事新闻》更为可笑地说:“……苟此事能为中国根本放弃抗日态度,则转祸为福,亦非难事……”。《中外商业新闻》叫嚷:“……至造成光明前途之唯一方法,只要求国民政府完全取缔现在蔓延中国全境之反日运动…”

 

    但是,成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仅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几张报纸的叫嚣所吓退,反而更加活跃起来。据当时参与成都大川饭店事件的侯太阶同志回忆说:“从此成都救亡活动由秘密的小组活动逐步走向公开,许多救亡团体迅速建立起来。如工人救国会、青年、妇女救国会纷纷成立了。”

 

    参加围攻成都大川饭店的主要是木工工人、自行车工人、人力车工人、汽车司机、印刷工人、制革业工人、店员等。长机邦(丝织业)也有不少人参加。

 

    当时刘湘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大军阀。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傅烈和一大批共产党人都是被刘湘杀害的,对人民欠下了一笔笔的血债。在军阀大混战时,又公开表示拥护蒋介石。“成都大川饭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致电刘湘,责备说:“……引起外交r增加政府困难。”并谓此次事件,必有共党煽动;而治安当局,事前防范未周,保护日人不力,应予依法惩办,特令缉拿凶手……云云。刘湘对此事的处理也颇感辣手,因而要黄慕颜找张曙时商量对策。张曙时说:“此事是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造成的,责任应完全由日本人来负。把打死的日本人埋葬,打伤的日本人送出境了事。”于是,刘湘回电蒋介石,表示参与事件的人数过多,无法追査。但以防范不严为名,撤销了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的职务,调离了省会公安局局长范崇实(范崇实调任乐山专区专员,但范弃政从商,创办“兴记贸易公司”,经营生丝)。并从华阳县监狱中抓出死囚犯刘成光、苏得胜枪毙,以此搪塞,故未造成大规模逮捕群众的局面。从刘湘处理“成都大川饭店事件”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党统战工作的威力和群众力量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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