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力文半月刊》的始末

    成都《力文半月刊》创始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她的创始与战斗历程都和于渊同志分不开。于渊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在绵竹观音梁子利用前线指挥官的权力给红军让了路,被刘湘撤了职,派他东渡日本考察。他于次年春到成都,和车耀先等同志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创办成都《力文半月刊》,吹响了成都地区救亡运动的第一声号角。

 

    现在,我把成都《力文半月刊》主要创办人之一的甘树人生前对我谈过的,以及近年来同当时《力文〉〉成员的林蒙(甘道生)和徐庆坚等同志谈论、通讯、查证的情况整理出来,以反映抗日战争前夕成都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

 

    创办《力文》的政治背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重,但蒋介石却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压制了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到三月,日本就策划在东北成立的伪满州国,一九三三年占山海关,三五年在通县成立冀东殷汝耕汉奸政府,十一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侵略日亟。到签订《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后,又签《何梅协定》,蒋介石政府接连把国土奉送日寇,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在民族危急关头,中共在抗击蒋军“围剿”的同时,在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由江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号召人民武装驱逐日寇的《告全国同胞书》;一九三二年又发出《对日宣战》的通电;三五年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到十二月,陕北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促进着中国全局形势的转变。

 

    另一方面,当时的四川党组织,巳完全被破坏,“全川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对创办爱国的进步刊物非常困难。正当这个困难的时刻,党中央于一九三六年春派来了张曙时同志,并确定当时的斗争方针为“推动上层好转,促进刘湘反蒋抗日”,以推动群众运动。张就通过民本体专的渠道,影响和推动于渊同志联系爱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甘树人等,创办起成都《力文半月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她同后来的《大声周刊》成为当日成都以至西南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两大号角。

 

    响应“团结御侮”的号召

 

    成都《力文半月刊》的社址,设在成都湖广馆街一三九号附三号于渊住宅。当时,甘树人失业,也就住在于家。半月刊的编辑和发行都在于家进行。印刷、校对和装订,是蒋桂锐(江牧岳)负责,正副经理由何乃仁、伍觉天担任并负责联系“新新印刷社”代印工作,由赵忍安担任。每期所需的印刷费贰拾元,则由于渊同志筹措。由于出售刊物有点收入,人员不支报酬,又不给稿费,在经费上还算过得去。

 

    《力文》在第四期上转载了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钩儒等四位爱国瓴袖的“团结御侮”的声明,旗帜鲜明地鼓吹抗日救亡。同期刊登了何求(即林蒙同志)的《九•五事变的追述》,以我军战胜英帝国主义的光荣史实,证明敌人不可怕,中华民族不可侮。现节录其要点于后:

 

    “英国商轮万流,在荣阳县境浪沉木船多支,溺死我同胞不下五六十人。当时于渊任万县宪兵司令,即下令扣留该轮。殊该轮于事先闻风逃避,仅将英轮万县号、万通号扣住。我方原与之交涉,要求賠偿。殊该轮船长暗中打电与停泊宏昌之嘉乐兵舰并电调陆战队来万,先以机枪向我扫射,我亦还击,双方鏖战多时,彼不得逞。乃以巨炮装硫磺弹,向万县南津街轰击,我万市之精华区域完全被毁,死亡亦众。彼向我声称:只须我方以白旗招展,彼即停止轰击,当时宪兵司令于渊振臂高呼,向其士兵作壮烈之演说。略谓:今日各位弟兄是为国爭光,绝对不能屈服。我们应以少数人之牺牲,换得多数人之光荣。言词壮烈,士气因之大振。于是再接再厉,奋勇还击。于司令身带三伤,仍身先士卒,最后,敌兵舰不支,遂鸣哨一声,顺江败而去矣!”

 

    文章最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急,蒋介石政府坚持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慷慨激昂地高呼:

 

    “新的局面的变化,使我们迫切需要民族抗战。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已经采取用政治经济的直接军事压迫了。倘我们能发动伟大抗战,“九•五”事件的经验告诉我们,定能得到胜利前途!”

 

    接着,十月十八日,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发起人筹备委员会在春熙路青年会开成立会时,车耀先同志在报告中极力推崇“成都《力文半月刊》能够站在时代前列,能够及时提出抗日反帝的救亡联合战线的口号。”当天,于渊同志也在会上作了非常激昂的讲话:

 

    “今天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已经产生,无疑的成都市的救亡运动已树立了初步的基础,个人表示非常高兴。但个人有几点意见要贡献给大会的筹备委员们:第一,我们要有苦干的精神。我们要做到唤醒民众,必须深入民间,与民众打成一片,要过得他们的苦生活;第二,我们要有牺牲的精神。救亡的工作是伟大而艰困,阻碍确是不少。我们救亡的健儿要具备舍生流血的牺牲精神,要坚持不屈不挠的忠勇气节;第三,我们要有持久的精神。所谓持久,就是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前仆后继的去作、要流尽我们最后的一滴血,吐掉我们最后一口气。能苦干、能柄牲、能持久,我们的救亡联合战线必能很快的达到胜利。”

 

    徐庆坚以“记者”名义,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题,报导了这次会议。刊载于成都《力文半月刊》第六期。

 

    由于于渊和甘树人等同志积极努力,成都《力文半月刊》的读者越来越多,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抗日救亡

 

    成都《力文半月刊》的政治态度有个发展过程。甘树人说过:

 

    “《力文》第二期以前较灰色。”林蒙同志说过“三期出版前(三六年八月),我由重庆到成都,建议转载上海进步刊物中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人的一个《爱国声明〉〉,我认为这是三六年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从三期以后,《力文》不断刊载了不少救亡运动的文章,政治态度鲜明。和后来车耀先的《大声周刊》先后辉映,影响很大。⑤《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第二期刊载林蒙同志的文章《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和四川党的重建》二对这个问题说得更具体:“成都《力文半月刊》在宣传抗日救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其第四期上转载了四位全国救亡领袖的《时局声明》,声明公开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这样惊雷一般震惊和唤醒了成都群众。成都《力文半月刊》是当时四川唯一转载了这篇声明的刊物。声明一经转载,受到各阶层群众的广泛重视。广大青年更是争相阅读。从而在成都民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号召抗日救亡的作用”。成都《力文半月刊》政治态度这样的发展,集中反映在第四期刊载的《编辑室的话》里,它说:“《力文》的总纲是:以研究学术、启发社会文化,站在救亡图存的立场上,促进反帝抗日斗争,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为最大目标。”具体反映在编辑之一甘树人同志的笔下,他以记者名义,从第二期起,每期撰写一篇《时事讲话》。如第三期的《讲话》指明:“华北危机在扩大,日本扬言,新华北政权以殷汝耕(汉奸)主政,宋哲元主军”;“日本要求独占华北;“创设航空兵团,准备战争。”第四期的《讲话》指明:“日本要求我们放弃反日运动,只好做忠顺奴才;”“军人工农和学生建立起了华北血肉长城。”第五期的《讲话》指明:“九月二十八日日本有田宣言说,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条件,日本将发动战争。但‘攘外必先安内’、‘和平未到绝望,,这是中央政府一贯国策。这还不是和平的最后关头是什么?凡属中国人,无不担心政府态度!……不抗战便是汉奸!我们的政府统治一切消息,箝制言论,使人民对自己生死关头毫不明白^我们对当局提出开放民众反日运动的要求!”第六期的《讲话》指明:“不愿做奴隶,只有对日抗战。现在中央政府既不公布外交内容,又不开放反日运动,除了妥协,无路可走!”第七期的《讲话》指明:“红军最近放弃了土地革命,着重于对付日本帝国主义,适应全民族的抗日要求,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这与全中国人民希望并无二致……只要能抗日,就是好国民!”这些讲话,实际上确定着半月刊每期言论的基调。此外,还转载了不少抗日救亡的重要文件或文章,如第四期转载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第五期转载了《我们并不孤立》,第六期转载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在被迫终刊的第七期上还转载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四川各界救国联合会纲领草案》。至于颇受读者欢迎的有政治指导性的论文,亦复不少。如第六期夏芷(徐庆坚的笔名)写的《我们怎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文章分析国家必须救亡图存的总形势,并提出了救亡图存的措施。指出“中国已达最后关头”。因为日本政府巳“完成战时准备”,“在绥察西犯”,“与中国守军激战”。人民疑虑中国政府的态度:一是不公开外交态度;二是不开放反日运动;三是酝酿着陕甘攻击红军的内战。认为章乃器等四人提出的“团结御侮的最低限度要求”,是“救亡图存的原则和真理”。提出了“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五点意见”:

 

    一、开放民众反日运动;二、(略);三、团结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四、确定平等待我之与国;五、成立全川救亡同盟。第四期九天(甘道生的笔名)写的《对日抗战胜利前途的估计》,驳斥唯武器论,阐明抗战的战略战术正确就有胜利前途的理论。指明在“日本直接军事侵略,企图短时间灭亡中国的现局下,唯一出路及早发动抗战。”不能像一向来的“退让”。有些反对意见说:“武器不如人,要准备。”这是忽视军事上起作用,有许多因素的唯武器论。中国抗日的政治意义是弱小民族求生存,对方是侵略行为。群众支持的是我们,游击战与持久战,能把敌入推向崩溃。所以战术上的游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这才是民族的出路。基本原因是:一、军事与政治配合好;二、地理与交通不利敌人;三、日本大陆政策要征服全世界,在亚洲大敌是苏联;四、战斗心理不同;五、日军不能作持久战。这些情况决定,我国若发动抗战,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

 

    又如夏芷在第七期终刊号上写的《成都救亡运动》,分析了“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筹委这样的反帝后备军的发展条件虽较好,但存在主张不鲜明,发动群众不普遍,没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弱点。因而需要确定纲领,扩大宣传,加强组织工作,特别要明确自己的组织是全国总会的组成部分,应建立组织关系,发挥应有作用。”

 

    所有这些都说明,“力文”半月刊的基调和主体、宣扬和召唤的是抗日救亡、抗议、驳斥,抨击的是退让、妥协、投降,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传达着民族的呼声,的确是抗战前夕成都爱国主义的第一声救亡号角。卖国的汉奸和准汉奸们却厌恶和痛恨它像眼中钉,肉中刺,必要下毒手,绞杀之而后快。

 

    爱国有罪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四川省政府发出了“査禁”成都《力文半月刊》的训令,云:

 

    “案准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宣义字第三〇九号公函开:案本党党员张治君等呈称:査成都出版之成都《力文半月刊》,系由甘孟材(即甘树人)、夏芷(即徐庆坚)主编,言论极为反动。最近出版之第六期,所载文字,更主张另建政权,并反对党治。似此公然倡乱,实应将该项刊物从严査禁,主力人员亦应依法处罪,为此特具呈捡举,并检呈成都《力文半月刊》第一期至第六期各一册,恳赐核办,等情。附呈刊物六册。据此,本部复査捡举各节,尚属实情,相应备文函请贵府烦为査照,依法办理,并盼将办理情况见复为荷,等由到府,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局(按指当时省会警察局),即便查照处理,严禁该社之发行贩卖。此令。”

 

    这样,成都《力文半月刊》不得不被迫停刊了。

 

    同一天,四川省会警察局一分局有一份调査成都《力文半月刊》发行所地址呈文说:“本日午前职奉钧科条令,查办成都《力文半月刊》发行所是否在湖广馆街?遵即派户籍警士前往该街调查。兹据回报:该成都《力文半月刊》却(确)系在湖广馆街三十九号内副三号当中。主办人鱼(于)渊,又系该副三号户主……”可见反动派是牢牢盯着于渊同志的。

 

    但是,成都《力文半月刊》不是在含默中而息鼓的,而是在高声抗议的怒吼中停下来的。徐庆坚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终刊号上,撰写了一篇《最后的吼声》,对反动派进行了全面的反击:

 

    一、抗议卖国贼剥夺救亡自由文章说:“‘九•一八’事件以来,我们从抗日苦斗中深刻认识,除了对日抗战是生路,其余条条都是死路……这种爱国心,汉奸及准汉奸嫉视,要阴谋破坏。他们借口‘准备不充分’、‘先内后外’、‘唯武器论’、‘尚未绝望’……等待主义的论调,来实现统一卖国的阴谋、儿皇帝的企图。”

 

    二、揭露救亡言论不易生长的真象文章说:“汉奸集团施用一切手段来抑制……甘作奴隶的人,不容别人不作奴隶……我们不能不终刊!”“成都《力文半月刊》被人们认为是成都鲜明鼓呼救亡言论的刊物……从第三期起,我们从报纸上、从言论中,看的、听的都是救亡的消息和言论,我们成都《力文半月刊》为什么不说呢?”“有些人看了救亡言论不顺眼,有批评汉奸理论,指责汉奸错误的时候,总疑惑是在说他!”

 

    三、要郑重声明成都《力文半月刊》的所谓“罪名”文章说:

 

    1、“主张救亡就是反动吗?……如果认为救亡运动是反动,什么运动才是正动呢?”

 

    2、“我们主张另建政权吗?成都《力文半月刊》的文章中,只知有抗日作战,救亡图存的主张。不主张拥护那一位,也不主张打倒那一位我们只拥护抗日作战的政府南京政府不妥协,不默认敌人的卖国条件,领导对日作战,我们无条件的拥护”

 

    3、“公然倡乱吗?成都《力文半月刊》的同人,个别做救亡运动是有的,并没有有团体的有计划活动,‘公然倡乱,,敬谢不敏。”

 

    四、要坚持《力文》精神成都《力文半月刊》深信,有种精神永远与读者结合着。请爱护《力文》的友人,不要以为屈服于敌人而过虑。”

 

    这是爱国者永远激动人心的严正呼声。

 

    坚持战斗

 

    成都《力文半月刊》停刊后,主要成员转入了《建设晚报》。

 

    《建设晚报》是在张曙时同志支持下,由蔡羿公(党员)等募款创办的;是顶用以潘文华为背景所办的《建设晚报》的招牌出版发行的(当时单独创办、立案困难);王伯杰任社长,钟汝为任总编辑,甘树人任总主笔,游元亮、甘道生任编辑。这些主要成员,都是由《力文》转过来的。

 

    《力文》的成员,不只是抗日救亡的宣传者、号召者,而且是抗日救亡的实践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发起人在春熙路青年会开筹备会,由于车耀先同志在报告中极力推崇成都《力文半月刊》,能够及时提出抗日反帝联合战线的主张,因而成都《力文半月刊》被大会推举为筹委之一。十一月二十六曰,由车耀先和川大同学、成都《力文半月刊》等各方面救亡积极分子组织的,成都各界申讨国民党镇压救亡运动和申援全国救国联合会七领袖的群众大会,在春熙路青年会小礼堂举行,大会虽被复兴社反动学生冲垮,但各界救亡骨干分子有了接头串连的机会,川大的韩天石、康乃尔、周海文、四川省政府职员蒋桂锐、原成都《力文半月刊》的甘道生等相互认识了,结成了救亡工作的战友,筹商着组成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终于正式成立,选举了韩天石、康乃尔、周源江(女)、周海文、蒋桂锐、甘道生、侯泰阶、张宣、叶雨苍等九人为常委。一切救亡的联合行动都由九人常委决定。总之,成都《力文半月刊》的主要成员是在抗日运动中战斗不息的。

 

    至于《力文》成员的于渊同志,林蒙同志今年五月九日给我的信中说:“《力文》停刊后,于渊和车耀先搞了个退伍军人会”,继续进行战斗。

 

    而且,《力文》成员中的甘树人、甘道生、赵忍安等同志都在战斗的考验中先后入党了。

 

    这就是成都《力文半月刊》在抗日战争前夕的成都,所写下的一页光荣战史。

 

    ——为纪念于渊同志死难三十五周年、甘树人同志逝世二十八周年而写。

 

    ——專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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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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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巴黎的雨 2018-06-29, 11:45 PM
甘树人是我姨公,你了解他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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