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西川邮区新旧工会斗争

    解放前,我们曾在成都西川邮政管理局工作,抗战胜利后,这里发生过一场反对西川邮区黄色工会——西川邮务工会的斗争,一般称这场斗争为新旧工会斗争。旧工会即西川邮务工会,(新工会即西川邮务工会会员改选促进会)。


    这场斗争是以改选工会的形式进行的。自1945年8月下旬开始斗争至1946年9月底改选结束,历时一年多,轰动了整个成都市和整个西川邮区,也影响到了国内其他邮区,惊动了国民党反动派从中央到省、市各级的反动统治机构。成、渝两地报纸,包括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对这场斗争都多次进行过报道。


    我们几个都是这场斗争的直接参加者,从发动斗争到改选结束,经历了整个斗争过程。


    现仅依据我们记忆所及,择要予以记述,以供参考。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一斗争爆发前的形势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在政治上搞独裁,压迫人民;在经济上搞剥削,搞垄断,吮吸人民的血汗。处在蒋统区的西川邮政职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早已深怀不满,人心思变。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半壁河山被日寇占领,沦陷区的邮政职工,不愿做亡国奴,纷纷来到大后方,成都地区也来了不少>另一方面,由于国土日蹙,邮政业务增加,西川邮局连年招进了大批富有朝气的青年职工。这些新鲜的血液,给西川邮局带來了生气,对长期处于压抑、沉闷状态的西川邮局,起了催化的作用,加以党在大后方有力的宣传工作,成都可以看到《新华日报》,也可看到其它不少进步的书刊,使广大职工受到了党的影响和教育,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必须推翻。不少进步的职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或自动的集合在一起议论国事,或组织读书会,同乐会,歌咏队……,开展各种形式的进步活动。要求自由民主的思潮,在西川邮局内开始形成了一股潮流。


    西川邮务工会成立于笫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期中,成立初期,在反对“洋人”统治,收回邮权,争取福利方面,也曾做过一些好事,可是在蒋介石“4•12”公开叛变革命以后,就逐步变质,工会成为了一些人升官的阶梯和发财的工具。谁要是对他们表示不满,轻则给穿“小鞋”;重则给以记过或“充军”(调离成都到边远地区工作)的处分。长期以来,广大职工看在眼里,恨在心里,都暗暗地盼望着,来上一场大火,烧毁以苟清如(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市参议员)为首的西川邮区旧工会o


    二、导火线——平价布事件


    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终于爆发了,平价布事件是这场斗争的导火线。


    1945年3月,成都花纱布管理局纺织出一种低质布料(人称平价布),登记出售与各单位职工,每人可购买一套衣服布料,分期付款,价格比一般布料便宜一半以上,邮局职工都登记了一套,布款已从工资内扣除。五、六月份外单位职工都先后拿到了平价布,只有邮局例外,职工一再催询局、会双方,他们都推说还未收到布料。


    到了同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结束,物价暴跌,已扣去的布款,可以买到两套好布或四套平价布了,群众都不愿再要平价布,纷纷要求退还巳扣布款。可是局、会双方都置之不理,引起公愤,积压已久的愤懑,就一下爆发出来了。邮件收发组李实育(民盟成员,白天在四川大学读书,晚上在邮局工作),带头贴出揭发材料,发起签名,要求退还布款。签名的多达六百多人,占当时成都职工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


    后来了解平价布,本来早已由花纺布管理局交到局上,工会已勾结局方将布料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了,现在看到事态变大,便赶忙在市场上以低价购回平价布发给职工,企图以此平息众怒。


    李实育等人了解此一情况后,又贴出标题为“蹊跷、蹊跷、真蹊跷”的揭发材料,揭露事实真象,要求工会重视职工福利,向局方交涉,退还布款,严惩贪污舞弊人员。


    这份揭发材料贴出的第二天,西川邮政管理局邮务帮办(相当于现在省局第一副局长)史诒堂看到揭发材料,就要动手撕毁,当被在场的余时钦等同志制止,他溜进办公室后,又指使其秘书张国寿出马扬言他代表局、会双方制止群众闹事,公然撕毁这份揭发材料,于是群情激愤,一致扭住张国寿不放,要他讲清道理;正当张国寿无法脱身之际,汇兑清理组长蒋彦(旧工会秘书,特务分子)见形势对他们不利,便出面为张国寿解围。宣称张国寿不能代表工会,大家跟我一道到工’会去商量。”到了工会,他假惺惺地表示同情大家的要求,发表一番貌似公正的言论,希望推出代表与工会一道去找局方,大家看到工会已表示愿意出面交涉,这才把愤怒暂时平息下来。


    蒋彦当时被人称为是专门“摇鹅毛扇子的”,他和旧工会经过密谋,采取阴一套、阳一套的手法,一方面勾结局方史诒堂向邮政总局密报李实育“聚众闹事”,要求给予处分;一方面由工会负责人出面与群众代表一道去找史诒堂交涉,借以应付群众。九月初,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们竟自撕下假面具,公开站在史诒堂一边,支持史诒堂意见,硬说揭发材料揭露的不是事实,要大家把平价布收下来,不要再在这件事上“纠缠”,以免“受人利用”。


    旧工会在平价布事件中的表演,使广大群众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对他们绝不能抱有任何一点幻想,不能让他们继续把持工会,骑在我们的头上,必须把工会领导权从他们手中夺回来,让真正能够代表群众利益的人来领导工会,只有这样,职工的生活才能得到保障。


    三、正式要求改选——把斗争矛头指向旧工会


    此时,我们党正在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在党的领导下,国统区各地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对我们的斗争非常有利。


    于是,在平价布事件中涌现出来的,在不同程度上受过党的影响和教育、倾向进步、敢于斗争的同志,积极串连,发动了五百余人(约占成都邮局职工总数百分之六十)签名,正式提出了改选旧工会的要求,准备夺取工会的领导权,把平价布事件的经济性质的斗争,转变成为政治性质的斗争。


    在组织力量,争取改选旧工会的斗争中,先后召开过四次筹备会。


    第一次筹备会是1945年9月9日晚在永靖街达凤吟家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李实育、卢经钰、罗任明、余时钦、向述镒、刘彪、郑挽澜、吴庆康、达凤吟、叶霖等人,研究了如何团结群众,孤立旧工会的斗争策略问题,可是,第二天就发现泄密了。追査原因,发现原来是达凤吟与旧工会的刘贵廷等关系密切,是他把会议情况向他们泄露的。


    9月中旬,先后在成都北打金街奉思小学及羊市街罗仁明叔父家里召开了第二次及第三次会议,一些未经邀约的人也出了席,结果又泄了密,后来知道其中有的受旧工会派遣,假装拥护改选主张混进来探听消息的。


    接着9月下旬在廉官公所街张万荣家召开第四次会议,开会前,因发现有一些可疑的人,我们便假称会议改期,待这座可疑的人走后,才开始会议,当晚参加会议的有余时钦、卢经钰、邵剑云、吕肇康、罗仁明、刘彪、胡春蔚、张万荣、饶德馨、柳述之、王建勋、向述镒等二十余人,会上总结了平价布事件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抓好宣传鼓动工作,通过漫画、壁报以及口头宣传,团结群众,揭諸旧工会,加强组织,以行政的组(相当现在的科)为单位,把要求改选的人组成小组,由李实育、罗仁明、吕肇康、余时钦、卢经钰等十余人负责全面组织领导工作,并确定罗仁明、吕肇康二人为出面与旧工会谈判的代表。


    当我们正式提出改选要求以后,旧工会的人好象当头挨了一棒,感到非常恼火。因为他们把持工会已有五年,早已超迓工会章程规定的三年任期,不好说不接受改选。但他们看到成都地区广大群众都反对他们,内地局虽然对他们较为有利,但要做到有把握的控制住内地局选票,也还需要有一段较为充裕的时间,如果在当时改选,他们一定垮台,这是他们不甘心的。于是他们苦费心思的,一面采取造谣诬蔑、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等手段对付我们;一面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种种借口进行拖延,等待有利于他们的时机。


    他们用的谣言,说是有奸党分子从中活动,希望大家不要参加“闹事”,以免为奸党利用。把我们一些骨干,说成是捣乱分子、危险人物,并通过特务组织,对李实育、余时钦、卢经钰、柳述之等进行监视,盯梢。


    同时他们还散布了另一种谣言,说事端是外省人煽动起来的,企图挑起四川人的排外情绪,转移群众斗争目标,在我们内部制造分裂;同时想借此打击全国邮务总工会驻蓉办事处主任张光岱。张为人正直,关心群众疾苦,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加以在这次斗争中,张光岱积极支持我们,更加引起旧工会的不满。张是河南人,他们找不出攻击他的借口,因而说他是共产党(张光岱是在大革命期中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前夕,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


    除了造谣外,他们还用拳头来威胁我们。例如10月2日,旧工会指使黄乾鑫(信差长、袍哥大爷)出面肇事,把我们宣传邮政职工待遇菲薄,生活困难,人已饿瘦的漫画,说成是丑化了他们,率领他的兄弟伙,围攻安琦和李实育,并把李实育拉到永兴巷工会院坝内,挥拳动掌,企图进行殴打。幸亏刘彪等闻讯赴到后,才把李实育保护了出来。


    在谈判前,他们玩了一次收买的花招。他们把李实育找到旧工会会议室,由苟清如及杨孟英、雷治华等出面说了一番好听的话,意思是在拉拢,想把我们的骨干拉出一两植到旧工会里面去,以便分化瓦解我们的斗争,当即遭到了李实育严词拒绝。他们碰壁后,这才由特务分子蒋彦组织所谞“老人团”以代表老职工出面“调解”的名义和我们进行谈判。谈判开始后,在选举方式、选举范围、候选人名额等问题上和我们讨价还价;由于旧工会的人根本没有诚意,只不过把谈判作为拖延时间的一种手段,因此,始终没有达成协议。


    正在此时,成都邮局爆发了一场罢工斗争。


    四、罢工的胜利,鼓舞了斗志


    由于旧工会拖延改选,群众愤怒情绪日益增长,加上10月I曰起邮政资费增价九倍,正在期望着能够很快改善待遇的时候,忽然传来邮政总局指不要扣还抗战期中借支两个月工资的海息;同时又听说邮政总局已批准史诒堂的报告,要处分平价布事件的所谓“闹事人员”。职工群众实在忍无可忍,因此在10月1日晚,李实育等在邮件收发组一经酝酿,群众就纷纷主张用罢工进行抗议,其他各组得此消息,也一致表示同意。说干就干,于是营业组停止营业;收发、挂号、航空各组停收邮件;已收的也不封发,大家一声“搁下来”,就一齐关门离开了邮局。


    罢工开始后,当晚由李实育到张光岱家里向他汇报了罢工情况,并听取了他的意见。为了防止不知道已经罢工的职工第二天来上班,第二天早上,我们便组织人员到各主要路口,把消息告诉来上班的职工,因此,他们也都掉头回家去了。


    局、会双方的头头们,慌了手脚,一面派人四出去找人上班,一面以谈判为名,将李实育骗去软禁起来;同时还通过特务机关派了一些特务到邮局东闯西窜,威吓群众。但是他们的花招都没有用,10月18日上午,除了投递室,因有他们的彭廷举、黄乾鑫等人严密控制,还能维持外,其余各部门都没有人工作。由于内部无人处理邮件,投递部门虽然有人上班,也无事可做。


    罢工继续,引起了社会上广泛反映,纷纷向邮局施加压力。旧工会既无法劝诱群众复工,当时又正值国共和谈,刚刚签订双十协定,找来的特务,也不敢公开镇压。旧工会唯恐事态扩大交不了差,正万分着急时,张光岱以总会驻蓉办事处主任身份,找到苟清如,问他准备怎么办?苟无言可答。张说:“群众采取这一行动,是出于万不得已,我和你一道去找局方交渉”,苟只好同意。局方迫于形势,应允暂不扣还借款,并向总局反映职工困难,要求改善待遇。同时极力否认曾为平价布事件报请总局处分有关人员(事实上,总局批准处分文件,已经到局,但再不敢公布出来),还声明以后也不为这次罢工事件处分职工。


    这次罢工的胜利使广大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大大地鼓舞了争取改选的斗志。


    在罢工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旧工会的负责人本来是一个罢工反对者,却摇身一变装成一个罢工支持者。在10月I8日宣布复工的会上公然扯谎说,他是同情大家的困苦的,是支持大家的行动的。当天晚上,他们还在撷英餐厅招待新闻界,以报告罢工经过为名,尽力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他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混淆事实真象,同样也是为了避免他们的主子对他们的责难。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他们这些表演,群众都嗤之以鼻。


    五、在旧工会的反扑下坚持斗争


    罢工胜利结束后两天,侯明智在《新中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旧工会的文章;旧工会的头头们抓住这件事,大造舆论,说:“家丑不可外扬,我们的家务事,关起门来商量解抉就是了,为什么要闹到社会上去?”一口咬定这篇文章是李实育写的。他们以退为进,装出一付搁担子的姿态,宣称:他们说我们搞得不好,那我们就不干好了。同时由蒋彦、刘贵廷、黄乾鑫、彭庭举等出面纠集了一些不明真象的职工,于10月20日晚背着我们在永兴巷工会内召开所谓临时紧急会员大会,把张光岱也“请”来参加,意思是摆下一个烂摊子,看你如何来收场。苟清如等在会上宣布“辞职”后,他手下的人便在台下大肆起哄,有的叫嚷“挽留苟理事长”,有的叫嚷“请总局惩办破坏邮政名誉的祸首李实育”……闹得个乌烟瘴气。


    我们本来不知道他们开了这么个大会,恰巧柳述之因事路过工会门口,听见里面闹嚷,就闯了进去。正听见有人叫嚷要请总局惩办李实育,便严正的提出质问:“工会应是保护工会会员权利的组织,哪有工会去请局方惩办自己会员的道理?”张光岱也在会上发言,支持了柳述之所提的意见,并代表总会表示,目前正在筹备改选,苟清如等在改选前仍应继续负起责来,不能辞职。苟清如但仍硬着头皮不肯在会上表示“不再辞职”。


    会后,旧工会又指使一些人,以会员“代表”名义去苟家表示挽留。苟清如等的辞职表演,本来就是一场假戏,于是表示:“既然大家挽留我们,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暂行复职”。这场假戏,才就此收场。


    苟清如等这样作,一是为了迷惑群众,二是为了拖延改选,可是广大群众并没有被他们所迷惑,仍继续要求改选。


    在此情况下,旧工会不得不在11月1日召开扩大理监事联席会议。除了旧工会那些头头外,还有小组组长和群众代表参加,讨论改选问题。会议决定在11月16日前发出选票,按甲等邮务员、乙等邮务员、邮务佐、信差、邮差、局役、司机及技工分配理监事名额,实行分级选举。


    这次会议是苟清如被迫亲自主持的。会议的决定,并不符他们的心愿,但又不好当场反对。因此,会后他们又耍出了新^花招,怂恿他们的心腹,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如谓“甲员分配理事名额两名,太少了”等等,于是他们便以“群众”不同意这次会议决定为借口,又把改选拖延下去了。


    11月中旬,西川邮管局局长郑义琢为了避免再出罢工之类的问题,亲自到重庆找邮政总局要求改善职工待遇。苟清如预感到这次郑到重庆,有成功希望,他也跑到重庆去了。邮政总局在全国各地一致要求改善待遇的压力下,果然同意了一些改善待遇的措施。于是旧工会一伙人,便大肆吹嘘他们的功劳。但是,广大群众心中是有数的,丝毫动摇不了我们争取改选的决心。


    与此同时,旧工会还大搞其什么国民党员登记、成立、三青团、发展特务组织,为原有袍哥组织“蜀汉社”建立名为“二十八宿”的核心组等等,企图以此壮大其势力,巩固其统治。


    另一方面,他们还对争取改选的骨干进行迫害。如把女词志安琦从分拣信件(轻劳动)调去分拣印刷(重劳动),把仁明从他们控制不住的小包组调到他们能够控制的航空钽,把卢经钰从城内的运输股调到城外的邮车修理厂,并要把钟绍锟充军到荣经,把李实育充军到安徽……。


    更有甚者,旧工会的负责人还勾结四川大学反动党团,对奉调安徽尚未离蓉的李实育,进一步进行了迫害。他们说李实育制造工潮、学潮,于12月11日,对李进行非法搜查,栽赃,并进行殴打,后于12月19日,将李实育逮捕、关押,并由伪高等法院脅寺刑庭以所谓“危害民国罪”起诉。


    在李实育被搜查殴打的当天,旧工会的一些人便在局内大势舆论:说李是“奸党分子”;说局内一系列风潮,都是一些党分子”、“异党分子”制造出来的。李实育被捕后,他们‘结局方开除了李实育,对其他一些人也作了记过、警告处分,抵賴把我们争取改选的斗争镇压下去。


    尽管旧工会的一些人这样迫害职工群众,但广大职工群众并没有被吓倒,李实育被打伤住院时,我们组织了慰问、被逮捕公审时,我们进行了声援,后被无罪释放时,我们发动群众,带着鲜花到法院门前去欢迎他出狱。群众始终坚持斗争。


    六、以组织对组织,成立改选促进会


    在旧工会对我们进行迫害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加深入,更加扎实了。


    在宣传方面,我们除了继续揭露旧工会的丑恶行径外,述进一步从思想上动员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斗争。钟绍锟写了一篇“炉边闲话”,以对话的形式;,第三者的口气,从欧洲文艺复兴人性觉悟,谈到我国民主运动;从工会是广大职工自己的组:织,谈到我们不能让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听人宰割,而应当重视自已的权利,以主人翁身份争取把工会掌握在能代表广大职工利益者的手里。这篇文章由赵纯武设法铅印成小册子分发出去以后,不仅在青年职工中,也在中、老年职工中引起了广泛而积极的反响。旧工会头头们后来知道这篇文章是钟绍锟写的,便勾结局方对钟进行迫害。这正说明了旧工会对我们的宣传感到恐惧。


    旧工会说我们是“奸党”、“异党”,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时我们的一些,正因为不是“奸党”、“异党”而深感遗憾,我们希望找到党的领导,但不得其门而入(实质上,这场斗争,通过张光岱同志,已得到了党的领导,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而已。)我们知道李实育是民主同盟的盟员,因此余时钦、柳述之、邵剑云、李尧天、卢经钰、赵纯武等,便在这个时期加入了民盟,并在邮局成立了一个民盟第三十二区分部。从而使这场斗争,得到了四川省民盟的不少支持。


    我们继续串连,争取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不只是在职工的底层做工作,而且把工作做到了职工的上层,我们争取到一些股的股长(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对我们的同情,并在暗中支持我们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少数职工疏远了我们,经过我们的努力,却团结了更多的群众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核心力量,也在这时得到了加强。


    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了我们应当有一个组织形式,以组织对组织,使我们的斗争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加强我们斗争的力量。1945年12月25日晚,在楞伽庵街卢经钰家里举行的一次主要骨干会议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组织,并决定给这个组织定名为“西川邮务工会会员改选促进会”(即一般所说的新工会)。


    会后,立即报请全国邮务总工会批准备案(我们通过张光岱关系,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为了策略关系,还同时抄了一份报请四川省府社会处备案。


    1946年元旦,我们印发了改选促进会成立宣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说明成立这个组织,是因为旧工会的负责人早已超过任期,一再拖延,拒不改选,我们的百的是督促旧工会的负责人尊重群众的意见,尊重工会章程,实行公平合理的改选。希望各界人士给予支持,一经完成任务,改选促进会就立即解散。


    改选促进会由钟绍锟、赵纯武、邵剑云、卢经钰、余时钦、柳述之、李尧天、安琦、罗仁明、侯明智等组成核心组。推举钟绍锟为主席,赵纯武、邵剑云二人为副主席。下设组织、宣传、对外联络等组,分别确定专人负责。同时对原按行政组建立的改选小组,进行了整顿,所有参加改选促进会的同志,都要经过审查批准,各改选小组由核心组成员分片负责联系。为了保护会员,隐蔽力量,各小组除组长因工作关系,比较公开外,其余成员只有核心组和同小组的成员了解。


    这时,钟绍锟为了抵制“充军”,设法找到医生出具了长期病假证明,请假留在家中,以全部时间用来抓改选促进会工作。钟住家在北门东珠市街9号,核心组成员每天都到此地集会,研究工作,宣传品都在这里刻印封发,改选促进会其他成员,也经常有人到这里汇报情况。这个“9号”,实际上已成了改选促进会的总部。旧工会的人,对“9号”是侧目而视的,他们还指使特务对“9号”暗中进行监视。


    随着改选促进会的成立,我们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七、不断发动进攻,使旧工会面临垮台的困境


    改选促进会成立后,我们首先展开宣传攻势,连续印发“告会友书”,一周左右印发一号,一直印发到了第八号。除揭露旧工会头头们拖延改选,迫害职工的罪行外,着重地针对他们散布的“异党分子,破坏捣乱,制造风潮”、“外省人煽.动群众闹事”,以及什么“家丑不可外扬”……等等谎言和谬论,一一地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使斗争坚定的同志,更加坚定;有些顾虑的职工,消除了顾虑,从而团结了更多的群众,使旧工会的人更加孤立。


    在此以后,我们又不定期地出版了一种叫做“改选新闻”的小报,报导斗争进展情况,反映广大职工的改选要求和对改选促进会的热烈拥护,既是宣传我们主张的工具,也是不断揭露旧工会的武器。


    在加强宣传的同时,针对过去打击面过宽的缺点,改变策略,把斗争目标集中在旧工会的两个主要负责人身上。一个便是苟清如,他是旧工会的“理事长”;一个是杨孟英,他是旧工会的常务理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工会理、监事都是兼职,是不脱产的。可是苟、杨二人却长期旷职不上班,这是违法的。当时制度还规定职工不能在外兼职兼薪,苟清如却在国民党市党部和市参议会兼职,拿额外的报酬。我们就抓住他们这些违法事实,发动职工联名向邮政总局JE式提出检举控告,并控告他们贪污X会会费和职工消费合作社股款及利用合作社名义在外搞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要求局方依法严办。在控告文件上列名的达140多人,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下,有这样多的人,敢于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


    接着又发动了向旧工会拒交会费的运动。当时邮局职工,一进局就工会当然会员,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按月扣交会费。我们拒交会费,一是抗议他们不把会费开支情况向会员报帐,从中贪污;二是表示我们不再承认旧工会的合法性,.他们超过任期,拒不改选,早已失去接受会费的资格。几天之内,签名同意拒交会费的会友,达三百余人。当时会费是由局方按月在工资内扣交的,我们以改选促进会的名义,代表会友正式函请局方在改选实现以前,停止扣交会费。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动群众要求清查掌握在旧工会手中的消费合作社帐目。前已述及,消费合作社是由职工集股办起来的,局方并曾贷给巨款作为周转金。消费合作社可以用低价购进生活:日用品,分售给会员,本是一个福利组织,可是旧工会却1把它作为自己发财的工具,他们不仅常常事先分用便宜物品,而且用合作社名义在外低价买进,待物价上涨后,又以私人名义在市场高价出售,从中赚钱肥私,广大职工很难从合作社得到一点.好处。因此十分气愤,可是旧工会的人,对广大职工的査帐.要求,装聋作哑,置之不理。于是我们便请求合作社主管部门出面干预,旧工会感到压力很大,胆怯心虚,只好把合作社大门关锁起来,耍无赖,避而不见。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争取社会舆论支持,我们不管旧工会叫:什么“家丑不可外扬”,除了一再举行记者招待会及向各报社、各有关单位寄发宣传品外,改选促进会核心组的同志们还多次在深夜出动,沿街书写标语,张贴传单,揭露苟、杨等人的劣迹。


    这段时期,我们和邮务总工会驻蓉办事处主任张光岱的联系更密切了,改选促进会核心组经常有人到他家里向他汇报情况,我们的斗争策略和行动,都及时得到了他的指导。


    这段时期,正是根据“双十协定”,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的前后,和平、民主浪潮,继续高涨,因此,我们的斗争也比较顺利。


    在我们采取一个紧接一个的攻势下,旧工会的人,特别是苟清如和杨孟英,被搞得焦头烂额。同时在他们内部出现了互相埋怨,互相争吵的混乱现象,旧工会已面临垮台的困境。


    八、发生在较场口事件之后的“二•二七”事件


    1946年2月10日,在党的领导下,重庆较场举行了欢庆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的群众大会,国民党反动派支使大批特务到场,打伤民主人士,破坏大会的召开;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维持其反动统治过程中,采取的一个严重步骤,在这次事件后,其反动气焰,更加嚣张。


    就在这一背景下,苟清如、杨孟英及其同伙于1946年2月27日制造了一个“二•二七”事件。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控告苟、杨违法及请暂停扣交会费两案,都需要局方转报邮政总局,局方负责处理此案的,恰恰是与旧工会苟、杨有关系的邮务帮办史诒堂。史收到我们送去的报告和公函后,便把它塞进抽屉内,压了下来。我们曾多次派出代表向他催询,他都置之不理,广大群众对此气愤万分!改选促进会便于2月26日派代表到他办公室,质问他为什么拖延不予处理?他仍不作正面回答。我们的代表便把他包围起来,不让他离开办公室,从上午直到下午,他才不得不表示同意将此两案转报总局。这是我们斗争中取得的又一次胜利。


    在包围史诒堂过程中,我方代表叶志新因史态度横蛮,曾一度与史发生争吵,互相挥舞拳头,此事在当场本已了结,可是旧工会的苟清如知道后,就大做文章。他深知史诒堂的习性,头脑简单,容易利用,便在第二天(2月27日)请史诒堂吃午饭,挑动史和我们发生冲突。在宴会上,苟清如和他的人一面轮流向史劝酒,一面用“史老板,昨天怎么竟自在小小一个叶志新手下就坍了台”之类的话一再去挑拨他,史当场表示:“我要教训教训他,非把这面子抓回来不可”。于是,他带着酒意,下午一上班,就把叶志新叫进办公室,此时与旧工会也有关系的本地业务股长徐陟青也在场。叶刚进门,史抓住他就打,徐陟青拉住叶志新的手,假装劝解,实际是为史帮忙。改选促进会的人赶到现场时,叶已被打伤。旧工会事前布置好的一批人,这时也.已拥到现场,反咬一口,说改选促进会的代表“殴辱长官,破坏邮政纲纪”;徐陟青也公然颠倒事实,出来充当伪证。与此同时,另由特务分子蒋彦等出面组织所谓“护邮团”,带领一批人,在局内上下乱窜,威胁职工群众签名参加,并要求局方严惩“不法分子”。史诒堂在旧工会的利用下,公然正式行文上报邮政总局要求开除叶志新并处分曾经包围过他的改选促进会代表赵纯武、李尧天、张光照、罗仁明、吕肇康、柳述之、安琦、侯明智、苏山奇等九人。这便是旧工会一手制造的“二•二七”事件。


    事件发生后,改选促进会看出了旧工会制造此一事件的用心,是要造成局方与改选促进会对立的局面,利用局方的力量,打击改选促进会,并转移我们争取改选的斗争目标,于是立即研究对策,采取措施。


    首先是派人陪送叶志新到法院验伤,并聘请了一位律师(他是民盟的成员)向法院正式控告史诒堂“违法行凶,打人致伤”,要求依法处理。同时,向西川邮管局局长郑X琢要求处分史诒堂。


    当天晚上,我们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后来又正式行文邮务总工会说明事件真象,揭露旧工会制造事端,拖延改选的阴谋。


    在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旧工会搞的所谓“护邮团”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故意歪曲事实,进行反面宣传。针对他们这一行动,我们又以登启事的方式,在中央日报上,进一步对旧工会进行了揭露。


    九、总会派来三代表进行调解


    “二•二七”事件给改选带来了一定困难,但我们并没有在困难面前却步,在积极采取措施消除“二•二七”事件不利影响的同时,我们紧紧抓住改选这一主要斗争目标不放。


    在改选促进会的争取下,全国邮务总工会于1946年3月派出王宜声、水祥云从重庆来到成都,会同已在成都的张光岱代表总会对双方进行调解。张光岱向我们介绍了王、水两人的情况,说王最反动,水是想两面讨好。他们和苟、杨也有矛盾。他建议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对王、水人施加影响,争取能得到更有利我们的结果。


    根据张光岱的建议,我们广泛发动群众给三代表写信,控告苟、杨等人的劣迹。短短几天之内,三代表收到的上诉信,超过百件之多。我们还发动女职工组成“女邮工联谊会”,请总会代表参加座谈。我们还以改选促进会名义,组织群众代表上百人举行盛大茶话会,欢迎总会三代表。


    总会三代表以背靠背的方式,分别约集三方面的代表进行商谈。改选促进会的代表是钟绍锟、赵纯武、邵剑云三人。旧工会代表是刘贵廷、何帮伟等人,中立人士代表是林鑫等人。


    总会三代表在和三方代表多次商谈之后,提出了“三三制”的改选办法,即工会理事、监事名额,按改选促进会、旧工会和中立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来分配。


    从当时的大局来看,国民党反动派自较场口事件以后,更加紧了发动内战的步骤,为了巩固它的大后方,更加强了白色恐怖,加强了对和平、民主运动的镇压。我们原来的打算,是彻底推翻旧工会,把旧工会的人全部搞垮。由于形势逆转,这个打算,已很难实现。张光岱和改选促进会的代表,单独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三三制”对们还是有利的,只要能掌握一部分工会领导权,就能在工会内部逐步扩大影响。因此,我们退后一步,接受了“三三制”的改选办法。


    本来旧工会在面临垮台困境那个阶段,曾经透露:只要能保持苟、杨二人地位,其余方面都无所不可。可是现在看到形势正在转变,对他们日益有利,便又借口“部分会员有意见”,拒绝接受“三三制”。


    总会三代表,看到谈判一时不能取得协议,王、水二人便回重庆去了,由留在成都的张光岱负责继续进行调停。


    十、在被动的情况下,争取到了主动


    “二•二七”事件后,邮政总局于四月初批准了史诒堂诬告叶志新等人的报告,决定开除叶志新,并将赵纯武、李尧天、张光照、罗仁明、吕肇康、柳述之、安琦、侯明智、苏山奇等九人分别调往云南、贵州、湖北、陕西、福建、河北等各地。


    同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交通部还对邮政总局下达密电,说成都邮局有共党分子,公然另组织工会,煽动风潮,至为可虑。要求邮局各级领导,层层掌握,并与当地(国民党)党部互通声气,严密防范”。


    旧工会得到消息后,高兴得昏了头脑。他们冒用“西川邮区全体员工”的名义,印制了一份叫做“告社会人士书”的传单,视蔑改选促进会中的一些人为“不肖分子”;说他们“煽动风潮,破坏邮政纲纪,已•被惩处”了。并公然指使他们的A彭廷举等沿街张贴,凑巧被改选促进会的卢经钰等人碰见,当即报请附近警察局派出三名警士,一道将彭廷举等扭送至法院,我们赓即委托律师以“冒名伪造文书,毁谤改选俾进会”的罪名,向法院对旧工会提出控告,后来法院开庭传讯苟清如等,苟等不敢到庭,只好借故请假。


    我们对邮政总局的批复是不服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它攸回成命,也是万分困难的。我们找到张光岱一起商量了对策,一致认为史诒堂和苟清如对我们在法院提出的控告,是十分感到恼火的,可以把这两次控告,作为武器,和他们搞交换条件。于是,张光岱以总会代表身份,从中调解的名义,去找史诒堂和苟清如,提出:如果局方能够取消叶志新的开除处分,其他人员的调遣能够推迟到改选完成以后,改选促进会可以考虑,把向法院提出的两次控告撤销。他们在被迫的情况下,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只好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叶志新改为记过,其他人缓调,从而使我们在被动中争取到了主动。


    十一、迎着困难前进,将斗争进行到底


    “二•二七”事件告一段落后,我们又集中精力到改选斗争上来。


    张光岱当时患着肺病,拖着病弱的身体和大家商谈,费尽心血,制订了比较公平合理的计三条改选办法;办法中包括了总会三代表前次提出的按“三三制”分配名额,包括了用单记名投票,包括了先选举成立成都市邮务工会,再改选西川邮务工会。

这时已到了1946年的5、6月份。


    旧工会的入在3月份已不愿接受“三三制”,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已在部分地区开始,政治形势更加恶化。同时他们在控制内地局选票方面,自认为已有一定把握,因此就更不愿接受了。他们对单记名投票和成立成都市邮务工会,也坚决反对,因为这两条对他们很不利。


    由于旧工会继续拖延选举,改选促迸会采取合法斗争的手段复于7月初派出代表去找省政府社会处,要求出面督促旧工会尽速改选。社会处感到没有理由拒绝这一要求,便派出一个姓张的科长,会同邮务总工会张光岱负责解决西川邮务工会改选问题。


    社会处是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群众团体的机构,表面上虽然装出一幅假公正的面貌,实际上是偏袒旧工会一方的。那个姓张的科长对张光岱拟订的十三条改选办法,提出了修改意见,主张工会理、监事候选人名单,由双方各自单独提出,不在事前分配名额。成立市邮工会问题,他说是“碍于会章规定,暂不考虑”。关于选票记名问题,他提出一个折中办法,既不是单记名,也不是双记名,在选票上编号,按号码发给选票小组,选票上不写选举人姓名,不能从选票上看出选举人是谁,但可从选票上的号码査出是哪一个选举小组的人选的。


    不用说,这些意见都是事前征得了苟、杨等人的同意。


    改选促进会核心组的人,多次和张光岱碰面对这些意见进行了研究。就在这段时间,我们得悉成都行辕已把改选促进会中一些人列入黑名单,鉴于形势日益恶化,我们按照张光岱建议,决定接受这些意见,以便早日实现改选,准备撤退,保存力量。


    于是,成都邮局的选举,终于在7月29日举行了,由于等待内地局的选票,直到9月29日才开票。


    开票结果:成都选票,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在我们一边,而内地局选票,则绝大部分都被苟、杨等人控制住了,正式理、监事名额全是旧工会的人。


    苟、杨等人之所以能继续保住其位置,一方面,是由于整个形势的逆转;一方面,从开票结果可以看出,是由于他们基本上控制了内地局选票。


    就整个邮区来说,成都局职工人数,仅占全区人数三分之一,而邮区地域广泛(包括现在四川西部及阿坝、甘孜、凉山三大州),局所和人员十分分散,内地局长和内地视察员大都与旧工会的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加以主管内地局长升降任免大权的又是与苟清如等有关系的内地业务股股长徐陟青。内业股主任股员邓尔管也是旧工会的成员。苟、杨等在长期拖延改选的过程中,利用这些对他们有利的条件,终于控制了内地局的大部分选票。改选促进会虽然在争取内地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终以时局逐步恶化,旧工会控制很严,未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改选终于实现了,为了做到有始有终,改选促进会于1946年10月1日发表了宣言,宣布改选促进会任务完成,即日解散。


    十二、继续斗争,把火种播向四方


    西川邮区这场新旧工会斗争,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内,党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选促进会的主要成:员中,当时虽然没有一个党员,但通过张光岱得到了党的实际领导,这场斗争,虽然没有把苟、杨等人拉下马来,但已搞得他们十分难堪。这场斗争,不仅使我们从中得到了锻炼,而且使广大西川邮工更加认识到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是伟大的,提高了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后来迎接解放的斗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我们一些同志被“充军”、被调走,看来是坏事,但从保存力量,以便继续斗争,把火种播向四方,扩大影响这个角度来看,也可说是好事。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张光岱在1946年8月被调往上海。


    离开成都之前,集中力量抓了改选促进会一些主要同志的撤退和隐蔽工作。在他的动员和协助下,卢经钰、邵剑云、余时钦、金学诗、吴庆康、叶霖、唐韻泉、蔡社初、漆宗英、肖维琦……等几十个人,都主动申请调往上海、南京等省外各地。张光岱对调走的每个人,都介绍了当地邮务工会的情况,帮助打通.关系;对留在成都的人,他也尽力做了保护工作,并向地下党建.议在他走后另行派人联系,对我们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张光岱离开成都前夕,还找了改选促进会中一些主要的人,在他家里商议,大家分散后,如何相互联系,继续斗争,结果决:定成立“劲社”。当时参加劲社的有张光岱、钟绍锟、林鑫、杨慈宣、刘彪、邵剑云、卢经钰、金学诗、罗仁明、髙友田、赵纯武、余时钦,宋沦汰、袁显林、张万荣等,决定分散后,用秘密通信方式进行联系,并决定由留在成都的钟绍锟、刘彪等以个人名义办一个叫做《邮政建设》的公开刊物,作为劲社同志继续斗争的工具。后来,这个计划中的刊物,因国民党反动派不准登记,未能出刊。


    西川邮区的新旧工会斗争虽然结束了,但争取和平,争取民主,争取实现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斗争,却并未停止。


    改选结束后,继续把持工会的苟清如、杨孟英等人及各地邮局的反动头头们,并没有放过我们,仍把我们视为洪水猛兽。因此,不管调往外地的还是留在成都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继续遭到迫害,有的被调往边远城镇,有的被调到艰苦部门工作,甚至有的被抓去关进牢房,有的被特务打冷枪,几乎被暗害……。但是经过这场斗争锻炼的同志,在白色恐怖下,绝大多数都能继续坚持斗争,不少同志在迎接解放的各种斗争中作出了贡献,还有不少同志在地下党的培养下入了党。


    回忆起解放前在一起参加过的这场新旧工会斗争,我们都感到很激动。现在,我们虽然都已年老,有的已退休,有的即将退休,但壮心犹存,我们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贡献我们的力量。


    本文作者:李卖育 柳述之 罗仁明 卢经钰 刘彪 钟绍馄 (钟绍锟执笔一九八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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