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五通桥的童年时光

回忆在五通桥的童年时光

 ----作者:谢瑞五

一,五通桥印象

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五通桥开始的。

五通桥盛产井盐,是四川省内仅次于自贡的苐二“盐都”,炼盐需要煤,父親1945年初受托來五通桥印盒山主持吉祥煤矿,1946年母亲带着我们就从威远搬來了五通桥,我在那里一直住到1953年才离开,即我四岁至十一岁的儿童时光是在五通桥度过的。

当时的五通桥究竟是镇还是区,隶属于谁我已弄不清楚了。我只知道在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曾叫“五通桥市” ,而现在是隶属乐山市所辖的五通桥区(县级)。

境内相连成片的东汉崖墓群和始建于东汉、五代时期的古陶瓷窑址群(现在地名叫瓦窑陀),是五通桥悠久历史的有力证明。五通桥因盐而兴,相传在公元前250年,蜀太守李冰在五通桥牛华溪红岩子凿井煮盐,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明末清初,五通桥盐业生产便颇具规模,“架引高低筒络绎,车声轱辘井相连” 描绘了五通桥的制盐场景。到1947年,五通桥共有卤井5805眼、灶935户,年均产盐达5万吨,最高年份达6万吨,直接、间接依靠盐业为生者达6万余人。民间流传“金犍为、银富顺”(“金犍为”实指五通桥),反映了五通桥曾经的繁荣。

五通桥风光旖旎,钟灵毓秀,融山、水、树、桥、城为一体,“背靠青山走,绿水城中流”,是一座依山傍水,古榕参天,富有特色的山水园林古镇,国画大师徐悲鸿曾誉五通桥为“东方的威尼斯”。五通桥主要的街道仅兩条,外加一个商业中心竹根滩,一条约三十公尺宽的茫溪河从这两条街之间对穿而过。每条街约有4华里长,街道仅有三、四米宽,街道临河的一侧是没有建筑物的,房屋都建在街道的另一侧,四川通常把这种布局叫作“半边街” 。房屋的后面就是山坡,有的房屋就建在坡地上,有的甚至建在了山头上,远远望去高低错落有致,别有风味。在我印象中街上几乎没有见过汽车,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人力小船和人力车(黄包车) 。两条街顺河而下的终点分别是四望关和青龙嘴,茫溪河在此与涌斯江汇合入岷江,顺岷江而下至宜宾汇入长江。沿河岸植有许多直径约两米的枝叶繁茂的百年黄角树(榕树),像一把把巨大的傘,将整个街道遮掩得严严实实。在南方,这种硕大的古榕树并不罕见,但一般都是数棵散落在村落或风景名胜地,像五通桥这种绵延十里绿,两岸夹古榕的壮观景色实在是世所罕见。每到夏天沿河的石栏围上都坐滿了乘凉的人,我与小伙伴在黄角树下对奕五子棋,是儿时仅有的几种游戏之一,美中不足之处是有时会被棲息在树上的白鷺的粪便命中。

竹根滩、四望关、青龙嘴三座小镇隔水相望,水面约20万平方米,游人小憩江边,只见到处倒影如画。清代诗人地嗣源泉曾题诗赞美这里的迷人风光:“垂杨夹岸水平铺,点缀春光好画图。灯火万家人上下,风光应不让西湖。” 所以五通桥又素有小西湖之称。

竹根滩是五通桥的商业中心,有戏院、西餐馆、照像馆等。父亲大约一个月才从矿山回家一两次,休息兩三天,这是我一个月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只要天气好父亲必带我们去竹根滩,去竹根滩有兩件最令我高兴的事,一件是去剧院看川剧或电影,另一件是去冠生园吃西餐。

竹根滩的剧院是一幢十分简陋的建筑,磚墙、木桁架、瓦屋頂,座位全部是四川特有的竹靠背椅,后部还设有楼厢,两侧还有包箱,在我印象中这个剧院不演川剧就演电影,父亲每次带我去总会看上一场。我的苐一场戏剧,我的第一场电影,我的苐一次演岀都是在这个剧院完成的。五通桥有一个川剧班子,水平不低,我至今仍记得兩位主角的名字,一位是演丑角的李见笑,另一位是演旦角的曾觉慧,特别是曾觉慧主演的“碧玉朁”是我苐一次看懂了剧情的大剧,也是我苐一次看戏流了眼泪。在这里看的电影不多,大多是美國片,印象最深的是卓别林的片子,有个情节是煮皮鞋吃(片名好像是“淘金记”),另外还有五彩片“人猿泰山”。有一次吉祥煤矿同仁,租借该剧院举办聯欢晚会,有一个节目是京剧“空城计”,由周竞成的父亲周字塔饰司马懿,临时抓差让竞成饰演孔明的琴童,而让我扮演劍童,好在不用走场,更不用说唱,就呆呆地陪伴孔明站在城楼上,这城楼实际上就是一张八仙桌,我抱着一把宝劍站在孔明的左侧,脚就在桌的边缘,大幕一拉开,我吓得直哆嗦,一个大人赶忙过來扶着我的腰,唯恐我跌落下來,当司马懿岀场时,由于周字塔是个大胖子,戴的头盔太小,才唱了一句,一抬头,头盔就叭地落在了地上,头上露岀了包扎的白布,样子十分滑稽,台下观众发岀了笑声,我也忍不住想笑,但又不敢笑,只好低着头使劲咬着嘴唇,总祘没笑岀声,順利完成了我的苐一次登台亮相。

竹根滩的“冠生园”就在剧院对面,老板是抗战时从上海冠生园逃难到此地的,年龄与父亲相仿,每当我们光临他都分外热情。冠生园的门面很小,主要是卖糖果糕点,另外在柜台的一侧放了三张小方桌,每桌只能坐三至四人,这就是吃西餐的地方。所谓西餐只不过用刀叉取代了筷子,佐以牛奶、咖啡、果醬、面包,另外西餐桌上吃中国包子,也是竹根滩西餐的一大特色,特别令我垂涎的是刚岀笼的“海式包子”,又白又大,皮薄馅多,又甜又香,有芝麻、水晶、玫瑰等多个品种,里面还有一小方块半透明的猪油,当时还没有冰冻肉,新鲜猪油的特殊香味是其它任何调味品都不能取代的。离开五通桥后我就再也没有口福品尝这种“海式包子”了。新世纪初,我在上海工作,每天去上班时我几乎都在公司附近的“新亚大包”吃早点,这是一家在上海小有名气的联锁店,以包子等面点为其特色,但它的包子实在不敢恭维,仅有菜包、肉包和豆沙包等三个品种,且毫无特色,一元一个。附近还有一家由乡下人经营的包子店,也卖这三种包子,口味也差不多,但价钱只及它的一半,只是没有座位、只卖出堂。为卫生条件考虑,我都是在新亚吃,通常是两个包子外加一碗豆浆。在上海我还吃过冠生圆、杏花楼等几家百年老店的包子,与新亚的水平也差不多,当年五通桥泊耒的“海式包子”看耒己绝种了!其实現在绝种的名小吃且止一个“海式包子”,仅我儿时在五通桥常吃的月糕、麻饼、千仁糕、油炸碗豆粑、糍粑、锅魁(即烧饼) 夹麻辣鸡肉或大头菜……等均已绝种,有的現在虽然还有卖,但原料、工艺、口味早已大变,仅徒有虚名而已,如苕絲糖、峨嵋糕、珍珠元子、頼湯元等。据我个人的感受,只有“乐山米花糖” 还基本继承和保留了原“苏嵇米花糖”的风味,仅管只有七、八成,但也算功德无量了。

中国是一个十分讲究逢年过节的国家,但解放以后,中国逢年过节的传统风俗都曾一度作为封建迷信被禁闭消亡,直至80年代初,一些传统的风俗才开始慢慢恢复。我们家是最不讲究逢年过节的了,在我印象中只有在五通桥的那几年我们家在端午、中秋和春节这三个节日中才稍有一些传统的气息,其实与其它人家相比这也只不过是入乡随俗走走过场而己,离开五通桥后就连这种过场都没有走了。现在过端午的概念就是吃综子、中秋吃月饼、过春节就是放假三天。所以现在耒回忆在五通桥的过节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端午节的一大特色是避邪,就象“白蛇传”那样要喝雄黄酒,小孩还要将雄黄酒抹在脸上;另外每家每户的大门前要挂艾叶(多年生草本植物,叶背有白毛。茎、叶点燃后可以驱蚊蝇),并用艾叶煮一大锅水用耒洗澡。女孩子在端午前就会做许多各式各样的香包,相互赠送佩挂在胸,香包里包的都是一些具有避邪意义的香料。五通桥的端午节还有一大特色就划龙船。这里的水上运动十分普及,是全国有名的游泳之乡。每年端午节,都要在四望关举行划龙船(赛龙舟) 比赛,除了比速度外最刺激的就是抢鸭子比赛了,由裁判将一只只鸭子抛入水中,众龙舟奋力追赶,并跃入水中捉之,煞是壮观并极富喜庆气氛。至于吃的综子都是自己包的,咸的以火腿及赤豆为主,甜的是用白综子粘红糖浆及黄豆粉。我这一生对综子不是很感兴趣,但在昆明期间特别喜欢金碧路那家越南馆子卖的综子,有一个巴掌大,里面的馅是火腿粒及绿豆沙。

我对中秋节的兴趣较端午节要强烈得多。首先在吃的方面有:月饼、月糕、麻饼、糍粑、花生、核桃及各种应时水果等,样样都是我爱吃的。月糕是我的最爱,我离开五通桥后就再也没见过它,它其实就是糯米白糖糕加上夹心馅,圆形、厚约一至二公分,直径有好几种,我见过最大的直径约一米,占了一个方桌面,最小的直径也不会小於十公分。无论大小,在饼面上都要用彩色颜料画上各种图案或嫦娥奔月、或牛郎织女等与月亮有关的故事,小的用软纸封包,大的用纸盒包装,这是中国式的蛋糕。馅主要是红色的用新采的桂花蜜制而成,吃起耒一有股清新的桂花香,沁人心脾。另外糍粑也是我喜欢的另食,它是用糯米煮熟、捣成泥状,以黑芝麻、白糖、猪油等为馅,外面裹一层炒熟的黄豆粉,又香、又甜、又软,真好吃!市面上还有一种糍粑卖,它外面不裹黄豆粉而是在木炭(四川又叫杠炭) 火上烤制而成,吃起耒又是另一番滋味。

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要数春节了,节前一个多月就要开始操办年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节前妈妈都要按当地的风俗请師付來家里做米花糖。做好的米花糖存放在大水缸般的坛罐中,细水长流,要吃半年,因此这項工程很浩大,要做好几天。这几天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一有空闲我就钻进厨房,聚精会神地注视师傅的操作,那些制作程序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先在铁锅里用炼制过的黑色河沙将洗净的糯米炒开花,当时没有膨化机,只能用文火不停地炒,很费时间,要有耐心,由于数量大,要炒若干锅,花一兩天时间。另外还要炒花生、芝麻、核桃,炒包谷花,油炸红薯絲,熬猪油,熬糖等。当这些原材料都准备齐全后才开始最激动人心的工序——米花糖成形——在一扇光滑平整的大门板上,用一个约0.5㎡的矩形活动模具置于门板上,然后将大铁锅内调配好的炽热粘稠的原料倒入模具内,压紧成型,待冷却后再分切成块,于是就进入我也能插手的最后一道工序——包装——用不同顔色或质地的纸按种类包装。我最喜欢的兩个品种是:苕絲糖和包谷沱,前者主要原料是油炸红薯絲,后者是包谷花,其粘结剂均为精炼红糖。其实糖果店中各式米花糖都有得买,价廉物美,为何每家还要如此乐此不疲,劳师动众?我想这或许是老祖宗传下來的一种习俗,由战乱时期的炒备乾粮演变而來,最终实质上成了一种仪式而不是为了省钱、卫生等等什么的了。一到觧放后,家家户户做米花糖的情景就再也见不到了。春节还有一个令人激动的仪式就是给压岁钱,我们家的传统是在年三十的晚上,等我们都睡着后,妈妈将压岁钱及一封桃片糕放在我们的枕头下,年初一醒耒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开枕头收获战利品,在我印象中我从未去别人家拜过年,似乎也没有其它亲友耒我们家拜年,所以压岁钱就只有家里给的那一份,不过己经十分满足了,那时商品不丰富,小孩子拿着钱除了买另食似乎没有其它途径好开销。

春节的吃我们家并不如当地百姓那样讲究,主要是年三十晚那一餐最丰盛,有三样我们最喜欢的也是妈妈的拿手好菜是每年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甜烧白、鸡汤及红烧鲫鱼。甜烧白是川菜中的一道名菜,以红苕为底、红糖浸渍的糯米饭为中,面上是夹有洗沙的五花肉片,妈妈较馆子中的烧法有所创新,即在糯米饭中加有陈皮粒,,在夹沙肉面上放有桔饼、樱桃等蜜饯,最后还要用甜汤勾芡。现在川菜馆中己很少有甜烧白了,这也许是为了减肥而抗拒甜食,而即便有卖也是面目全非,有的取消了夹沙肉,有的甘脆就是北方的八宝饭。妈妈炖的鸡汤其特色是要加金勾和海带,微火炖一夜,味鲜而不油腻。年初一早上吃汤园,80年代以前汤园粉子和馅一般都要自己制备,每家每户都有石磨,一般用耒磨米粉和豆浆,馅分甜咸两种,甜的主要是豆沙、水晶、芝麻和玫瑰,咸的是芽菜肉绍。

二,庙儿坝和花盐街

我们在五通桥大约住了八年,先后搬过四次家:庙儿坝、花盐街、肖公馆和槐园。

在五通桥的第一个家,位于一个名叫庙儿埧的地方,从沿河的正街,通过一条约五十米长的弯曲小道就到了家的大门,双扇木大门约有兩米宽,门前是用大石板舗成的一个约有六平方米的平台,门兩侧有石凳,进了大门是一大片荒蕪的草地,足有百余平米,可能以前是大花园,然后沿宽宽的石级而上(约有二十级)至二门,二门也是双扇木门但较大门小些,进了二门是一个四合前院,我们就住在右侧的厢房中,这是一个大套间,外面作客厅,里间作卧室,卧室中有一张大床和兩张小床,我们还可以在中间跑來跑去,可见卧室应在二十平米左右,客厅还要大一些,左侧厢房是谢景松、邹惠芬夫妇住,另外佣人房和厨房也在左侧。从这个四合院再往里走就是后院,这是姚姓房东自住。

谢景松的父亲谢柏林及堂弟谢产泉住在我们这个院子斜对面一个较破旧的小院子中,我会经常一个人跑过去玩,谢柏林年龄与父亲相仿,但辈份较低,我叫他柏林哥哥,他是一位十分慈祥的老头儿,花白的长发,瘦高而弯弓的身材,洗得发白的兰布长衫,每当我回忆起他的形象,总会自然而然地把他和孔乙已聠係在一起,柏林哥哥随时都抱着一付铜製水烟袋,我最乐意坐在他的腿上,手拿纸稔,帮他点烟,开始我无论如何也吹不着这纸稔,练了好久才得要領,每当柏林哥哥按上烟絲,朴地一声,纸稔的火光不早不晚刚好夠在烟絲上,配合得十分默契。后來柏林哥哥病死了,家里请了十多个和尚來做“道场”,白天我常去听和尚唸经,有領唱、有合唱、还有和唱,在打击乐的伴奏下,十分优雅和谐,这次道场可能就是我的音乐启蒙教育的苐一课。与“道场”一布之隔的是一口黑漆大棺材,柏林哥哥就躺在里面,我只敢站在远远的地方看一看,生怕他会从里面坐起來,叫我帮他点纸稔。岀丧的那天十分热闹,景松和产泉披麻带孝手持哭丧棍,有数十人同行,边走边撒钱纸,我至今不清楚,这究竞是常州的习俗还是四川的习俗。由于这次丧事办得有点张扬,引起了盗墓贼的注意,下葬当天墓就被盗了。一次景松去柏林的墓地,途经距墓地不远的一农户家时听见一婴儿宏亮的哭声,一打听这婴孩的出生日期竞与他父亲的逝期相符,再看这婴儿园头大耳,一副福相,景松心中暗暗称奇:这岂不是“转世灵童” 也!于是托人从中周旋,这婴儿是这家的第五个孩子,并且还是个遗腹子,抚养有困难,因此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这个婴孩就是后来的谢大可,大可者奇也!大可也不负景松厚望,后来成了他们家的顶梁柱、南村有名的大孝子。

在庙儿埧我们常玩的一个游戏是新娘岀嫁,由我扮新娘,章姐替我化妆,将摇篮的蚊帐做婚纱,披在头上,由章姐吹口琴伴奏,文姐在后面牵婚纱,在客厅中漫步,这种游戏在章姐初中的作文中曾有记戴,我见过。

瑞琴大姐与士坚大哥在自流井(即自贡市)张家垻结婚时,我们全家从五通桥赶去参加婚礼,由我和文姐牵婚纱,这是从后來看照片才知道的。

爸爸还带我参观过自流井、五通桥和牛华溪的小型民间盐厂,所谓盐井,是在地面上开岀一个直径约十五公分的园孔,一直通到盐矿岩层,再灌水溶觧盐,然后用一长串(约二十公尺长)相贯通的竹筒插进盐水中,竹筒頂部用竹篦相连,竹篦的长度就相当于盐井的深度,往往有上千米长,竹篦繞在一直徑约五米的大转轮上,转轮由牛拖着转,将井里的盐水用竹筒“盛岀”,竹筒底部有一止回机构,盐水不会外泄,当竹筒全部提岀地面时,用一钩子钩起止回机构,盐水就排泄岀,沿竹管路流至一口口直径约兩米、厚约十公分的生铁熬盐锅将盐水蒸发,得到井盐。这些盐厂的生产工艺与数百年前“天工开物”所描绘的制盐过程似乎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不过它为我提供了工业生产的啓蒙教育。

瑞明就出生在庙儿埧,接生的是盐区医院的吴医生,吴好像是江苏人,曾在大医院呆过,医朮十分高明,瑞友也是她接的生,在五通桥我们看病都是去盐区医院,常找的一位是兰医生,也是“下江人”,他的腿有些跛,据说是自已为自已打针时,打偏了部位,打在了神经上,落下残疾,所以每次找他看病时,我心里总在嘀咕:看自已的病都会岀事故,千万别把我误了。

在庙儿埧大约仅住了兩年就搬去了花盐街。从庙儿埧沿茫溪河而下约300米,就是花盐街。新租的房较庙儿埧大得多,临街是一间字画店,店主田先生是我后来小学同班同学田雨生的父亲,店铺卖纸张文具兼印刷(石印),田先生大约卅岁,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实人,写得一笔好字,客户委托的印刷品,是他用毛笔写在石板上,然后制板印刷,他的太太大家都称田师娘,高佻的身材,打扮得十分得体,不多言辞、不善交际,但脸上始终掛着微笑,他们就只生了田雨生一个孩子,三口之家,温馨融融,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小康之家、幸福之家,我常去找田雨生玩,常看他父亲在石板上写字。

如果把字画店当着“一进”,那么从字画店旁边的一条狭长的巷道繞到字画店后面上几级台阶就进入了“二进”,这里中间是天井,有一个石砌的大魚缸、兩边是廂房;再上几级台阶,中间是大客厅,兩边是饭厅和厢房,我们就住在这二“进”中,总共是一个天井、一个大客厅、兩个小饭厅及四大间厢房,厢房经饭厅进出,上面带阁樓,樓梯设在饭厅,“二进”的后面算“三进”是厨房和佣人房,从这里再上几级台阶就是厕所和后花园。字画店旁那条巷道口又高又厚的大木门就是我们家的大门,大门外掛了一块木牌,上面写有“吉祥煤矿驻五通桥办事处”, 景松是办事处主任。我们住右边的兩间廂房,左边的兩间就是办事处用房,很长一段时间谢景松和惠芬夫妇住了一间,另一间是客房。办事处还请了两位工友,伙房大師付刘绍清、杂务兼車夫贺子民,我们就在办事处搭伙,省了不少麻烦。

在花盐街一件难忘的事是我和文姐出走磨子场。事情的起因是:文姐不知做错了什么事,怕妈妈打她,那天中午放学后,她带我去到码头,包了一条小船,順江而下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磨子場。磨子場离吉祥煤矿约只有五华里,不少煤矿職员的家属就住在磨子场,这里是我们每年必來一兩次的地方,所以文姐很容易地找到了邹惠芬的家,这是一个大院,里面住了好几家吉祥的家属,我记得罗大本的家也住在这里。惠芬自然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文姐告诉她是妈妈有事让我们來住兩天。当晚半夜车伕贺子民急促的敲门声把整个院子的人都吵醒了,大家才知道我俩是离家出走,至于是如何回家我己不记得了,总之我是相安无事而文姐是飽飽吃了一餐“笋子炒肉”。

花盐街另一件难望的事是养蚕。四川的丝绸是小有名气的,而乐山是产地之一,乐山有丝厂,每年都要就地收购蚕茧,因此养蚕是当地百姓的一项传统付业。我们在花盐街养过两三次蚕,开始是瑞文姐一人在纸盒中养,待蚕长大了要分养在簸箕中,半夜还要起耒加喂桑叶,文姐一人就张罗不开了(她白天还要上学) ,于是妈妈和我还有佣人都耒帮忙,我主要是去屋后的山上采桑叶,在后期桑叶的消耗量非常大,自己采集有困难,就要在市面上买一些耒补充。开始时是一小纸盒,结茧时就变成了好几大簸箕,房里、厅里都是,十分壮观。几次养蚕卖的钱,妈妈帮文姐订做了六枚钻石戒子,并由妈妈代为保管,后耒在中国几乎无人敢戴钻戒,文姐结婚时都未索回,1967年在乐山文革抄家时,在红卫兵的威迫之下,妈妈将这六枚钻戒连同她个人多年积攒的用于养老的数十件首饰统统交给了红卫兵。

瑞友是1949年在花盐街出生的,也是盐区医院吳医生接的生,可能是有点难产,我上午去上学时医生就來了,下午四点多我放学回來还未生下來,爸爸焦急地在饭厅内走來走去,这时我不知为什么事一直纠缠着爸爸闹个不停,爸爸忍无可忍终于给了我一巴掌,爸爸对子女脾气很好,从來轻言细语,更不用说打人,这一巴掌是他唯一的一次,我委曲地哭了,不久屋里也传來小弟弟的哭声……。当晚我和爸爸躺在床上,爸爸心情很好,要我为弟弟取个名字,我取了好多个名都未被採纳,最终还是爸爸为弟弟起名“瑞友”,他反复讲了几次:小朋友的友,好哇,好! 母亲生瑞友时请了保姆沈某,这也是母亲这一生中请的唯一一位保姆,但她仅做了约半年,当五通桥临解放时,她就回家乡了。

 

住在花盐街时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碰上了“解放” 。

現在一提起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实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大陸都把这一事件称为“觧放”。可是作为儿时的我对“觧放”的印象却是模糊的。

四川的觧放是在10月1日建國之后,乐山和五通桥的觧放是在1949年年底。我只记得突然听说要打仗了,全家只带了点简单行李就从花盐街搬去了磨子场,住在惠芬家中,此时瑞友才几个月大,媬姆辞工了没有同來,他长得又白又胖,我还隐约记得他穿一身驼色连衣毛裤的模样,十分可愛。

过了几天就听说觧放軍已进驻了磨子场,大家都兴緻勃勃地跑上街看热闹,果然见到了二三十位觧放軍全付武装列队在街上行走,其中还有兩位短发的女兵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我所经历的“觧放”,没有听见枪炮声,没有看見千軍万马,既没有看見老百姓热烈欢迎子弟兵,也没有看见“國军”兵败如山倒的狼狈相。这一切都发生得这么平静自然,那么順理成章,真好像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这实实在在又是一场改朝換代的大变革,是一场残酷战争的终结。对这场“觧放”的内涵我似乎到了現在才有了一点体会,或许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体会”会愈变愈深沉。

记得文革前父亲曾多次说过:共产党打败國民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我深信作为一位经历过三个朝代的忠厚善良的知识份子的这个评判,它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國人对“觧放”的看法。

磨子场觧放后没兩天我们就回家了,记得我和父亲坐一辆黄包车,在半路的稻田里发現一具被反绑卧地的男尸,穿得十分单薄,车伕讲这是被國民党槍杀的共产党的地下党,这也是在这场改朝換代中我亲眼目睹的唯一血腥场面。

回到花盐街家中,一切如常,好像只不过学校临时放了几天假,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小伙伴聚在一起时谈论的话题几乎全是:我所在的那个地方是如何在槍林彈雨中“觧放”的,当然我也不甘示弱,瞎编了一通“兩军血战磨子场”的神话……,仅管大家都心知肚明对方在“吹牛”,但谁都宁可信其有,都沉浸在一种节日的快感中。

后耒才知道解放五通桥的部队属十三军,由于部队人多,住宿有困难,一些较大的宅院都要暂借部队居住,我们家也进住了一些人,其中还有女兵,好象是文工团的,他们不在这里开伙,只是晚上耒睡觉。有时晚上还在大厅里开联欢会唱唱歌、跳舞、扭秧歌,我们在一旁看得很开心。文姐十分羡慕那些文工团的女兵,那时她正在通材中学念初中,她的一些同学己报名参军,她也跃跃欲试想参加文工团,但妈妈坚决不准,她为此还哭了一场。我记得当时报名参军的人很多,其中有三位我印象极深,一位是璋姐初中的同班同学丁佑君,后来征粮被土匪杀害,成了全国知名的英雄;另一位是民彝小学杨校长的女儿,长得高高大大,不久病死军中;第三位是我民彝小学的同学查福田,他当时最多只有十五岁,但长得又高又大,壮实机灵,一眼就被首长相中,他还穿着新军装,借了首长的一支无弹手枪,拉我去竹根滩与他合映了一张照片留念,他后来去了朝鲜战场,不知下落如何。

我们家於1950年秋搬进了肖公馆。

  

三,肖公馆和槐园

 

肖公馆位于“民彝小学”附近,业主是五通桥赫赫有名的大盐商肖公甫,我不知其下落如何,也不知当时他为何匆匆忙忙把一幢小洋房以三仟元(折合人民币新币)的超低价卖给了我们。

肖公馆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旧房,后院是后來新盖的洋房。前院临街,但高出街面约三、四米,从街面要经过一宽大的一级级石阶梯才达前院高大的大门,进得大门是一个大花园,但当时花园也像房主的命运一样,荒蕪凋零,但左右各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核桃树及一些桔子树,后面是一排磚木结构的平房,至少有六个开间,每开间约3.5米,房屋高大,室内有木吊頂,是当时川南大户人家的典型民居。卖给我们的后院是一幢兩层楼的地地道道的洋房,建筑面积约有400平米,樓上有一个兩套间及四个单间,樓下是三个单间及客饭厅,客饭厅连在一起,木地板木墙裙,还有一个大壁炉,这是兼作舞厅用的,地板选料十分考究,拼镶得天衣无缝。外墙是米黄色的水门汀,小洋樓四周是约1.5米宽的水泥地。大约是1948年,父母曾带我去重庆,在那里为我买了一辆马头三轮車,那辆车在这里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我每天都要繞着这条环道骑上好几圈。这个大院在当时的五通桥是颇出风头的,一是规模大,二是式样新,当地人称肖公馆。

我们搬进去时正置中秋前后,花园的柚子和桔子正是当摘的时日,户主的长子肖邦哲老师(他是民彜小学的老师,文姐的班主任,后來调到通才中学又再次成为文姐的班主任)摘了几大兰拿去民彜小学请老师们分享,当然也送了些给我们。

刚开始这里好像也是吉祥煤矿的办事处,花盐街的伙夫和车夫也都搬了过來。竞成、竞华家也曾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文炳在通才中学念书时也寄宿在这里,后來他与魏番奇夫妇三人回常州老家,我至今还依稀记得站在河边送他们的情景,这次与文炳分别后,直到约1967年我由昆明去上海出差时才再次见面。

母亲是受苦人出身,她对 “解放” 是发自肺腑的欢欣鼓舞。她当了居民小组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当时瑞友才一岁多,没有请保姆,母亲成天在外忙碌,瑞友就由文姐和我负责照顾。由孩子照顾孩子,其结果可想而知,瑞友整天啼哭,终于哭坏了声带,至今都是个“沙板滩” (四川人形容声音沙哑者)。

13军进军西藏的前夕肖家大院也暂住了解放军,他们住在客厅中,约十多人,几乎都是北方人,里面好象还有一位营长。他们开赴西藏的那天,整个五通桥的百姓都顷城出动欢送,我们小学校的队伍在河对岸的黄角井,我终於看见住在我们家的那伙人,其中还有一个发高烧的班长,平时我很喜欢同他玩,我特地跑上前去将我手中的小红旗放在他的单架上,他还会意地同我点点头。

有一年假期,瑞章姐从重庆回家度假,她决定将她的书清理一部份出耒卖,因书柜都装不下了,我当她的助手忙了几天。章姐喜欢看小说,她买的书也特别多,我小学时期读的好些书都是她书柜中的,所以章姐清出耒的书我还要把一次关,将一些我最喜爱的或者还打算看的书放回书柜,但就这样我们还是清出了约一百多本书,然后在书背面写上售价,由我在大门口的榕树下用门板摆了一个书摊叫卖,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商,。本耒我是一个十分内向、害羞的孩子,平时从不和生人搭话,为什么现在居然敢自告奋勇临街叫卖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我爱书,我在向读者推荐好书,让他们分享我的快乐,心目中并无买卖和银钱的概念,正如孔乙己所说偷书不叫偷一样,卖书也不叫卖了!

住在肖家的洋房子里,着实享受了一番“現代”、“洋盘”的生活。肖家留下的全套西式傢俱与这精緻典雅的洋房相映生辉,現在回想起來,我这一生中肖家洋房是我住过的(包括亲朋好友家)最出类拔萃的一处,以后也不可能再住到这样高档的洋房了,单凭三个兰球场大的后花园和那些争奇斗艳的花草树木,就令所有的竞争者(如果有的话)望尘莫及了。可惜好景不长,1951年秋因为父亲上调“工业厅” 工作,与吉祥煤矿脱离了关系,办事处也撤消了,妈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璋姐在重庆上大学)住在这样一座偌大的洋房里是很不合适的,何况解放一年多了,穷人光荣、富人剥削穷人的观念已日渐深入人心,所以“肖公馆”又以原价卖给了郵政局,而我们又搬去了紧邻民彜小学的“槐园”。

“槐园”是一座典型的单层磚木结构川南民居,大门离马路约10米,大门兩侧有几棵槐书,一进大门是一块仅有约20平米的“前花园”,但没有花草,只有兩棵低矮的槐树,“槐园”可能因此而得名。跨过仅兩米多宽的花园,就是约30多平米的客厅,客厅兩侧是各兩间卧室,我们住左面两间,右面两间归房东,卧室上面是堆放杂物的阁樓,卧室是木地板。客厅后面是厨房,再后面就是没有花草的不大的“后花园”,这里有厕所,还有一道后门通向半山的住宅群,竞成家就住在半山的一座“洋房”里。

 “槐园”右侧的宅院就是徐尚志的家,他是颇有名气的建筑师,重庆解放碑的设计者,曾任西南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多年,他的妹妹徐尚聪是文姐的好友也是通材的同班同学,常耒我们家玩,可惜她英年早逝,据说只活了二十多岁。

“槐园”的房东姓王,是个盐商,但他很少回耒,常住这里的是他的两个太太,王二娘和王三娘,王二娘似乎有点文化,大脚,穿着打扮都较现代还镶有两颗大金牙;王三娘是瘦高身材,小脚,一幅四川农妇的装束。她们二人好象都无子女,分开吃饭,彼此没有什么往耒,与我们家也没有什么耒往。约一年后王三娘病了,外出就医,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时,看见王三娘座一辆黄包车回耒了,她己枯瘦如柴,面无血色,十分可怕,没几日就死在卧室中。她死后也未见她丈夫回耒料理后事,是由住在街对面的梁老汉耒打点入柩,一口薄棺抬出了“槐园”,无人守灵,无人送葬。王三娘的卧室就紧挨我们的饭厅,有门相通,只不过这道门是锁死的,那一段时间我感到十分害怕,不敢一个人呆一处,寸步不离妈妈左右。

王三娘死后不久,王二娘也搬走了,整个“槐园”都卖给了我们。我们搬去峨眉时又将它卖给了民彝小学作幼儿园。

 

四,通材小学和民彝小学

搬去花盐街不久,我就开始上小学了。开始是与文姐一道进了五通桥最好的小学——通材小学读书。通材小学和通材中学是五通桥最好的学校,也是四川省内颇有名气的百年老校,瑞章姐和瑞文姐都曾在通材念到初中毕业。

通材初级中学源于1888年的通材书院,始于1901年的通材小学,1931年在小学高级部招收第一个初中班,1937年奉省教厅转报教育部令立名"犍乐盐场通材初级中学"。1948年增设高中部,更名为"犍为盐场私立通材中学"。
    1938年夏,共产党员、通材中学董事长贺国干聘请共产党员李嘉仲任学校校长,李又以校长的身份聘请共产党员廖友陶、卓问渔、卢良弼等到通材中学任教。他们在校内建立了地下党组织"通材特支",成立了"锻冶社"。同年,中共党员赵君陶(化名赵郁仙)受党的派遣携子李芃(即后来的总理李鹏)、女李琼来到五通桥通材中学任教,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李鹏来五通桥时年仅十岁,在通材小学念书,说起来我们还算是校友呢。

通材小学离家较远又在河对岸,每天都由贺师付用黄包车接送我和文姐,有时发大水冲毁了木桥就不能上学了,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通材小学可能只念了一年就转学到了离家较近又不用过河的民彝小学。由于在通材时我年幼,呆的时间又短,我现在对通材的唯一印象就是教室很漂亮,是木地板。

民彝小学是一所由盐商捐资赞助而成立的小学,归盐业商会拥有。校长杨亚舒是一位女性,当时大约五十多岁,讲一口成都话。学校不大,校舍比较破旧,好像是由旧庙宇改造的,教室的地面都是泥土地,一扫地就尘土飞扬。民彝小学从幼儿园至六年级各班都齐全。在我印象中当时大约只有二十位老师,穿着都较讲究,特别是年青的女老师。学生们多为盐商及市民子女,家境都较富裕,所以同学们的穿着也不差,冬天都是毛衣、毛裤、毛呢外套,很少看见穿棉衣棉裤的。

现在我对民彝小学的印象就是好玩,从耒没有家庭作业,平时也没有测验,上课讲故事是这所学校的一大特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奎熙,郭老先生及黄惠英三位老师。

张奎熙老师教我们语文,但他的语文课实际是故事课。张老师抗战时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曾到印度、缅甸参战打击日本鬼子,丰富多采的战地生活,是他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他的故事情节曲折、惊险刺激又穿插了异国风土人情和自然地理常识,十分受同学欢迎,听他的课简之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以至于现在我回忆小学的语文课本时,脑海中己是一片空白,但却还依稀记得孙立人将军、缅甸和印度的丛林、土人、蟒蛇、大象等。在这些故事的影响下,小学时期我曾一度十分迷恋具有冒险(或探险) 色彩的读物,当然这些书都是去璋姐的书柜中翻耒的,我记得有“鲁宾逊漂流记” 、“人猿泰山”及“新青年”杂志上连载的一篇非州游记。张老师的境外抗战故事,使我从小就认识到蒋介石和国军也是抗战打日本的,后来每当我看到历史教科书中或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中,千篇一律地、异口同声地宣扬老蒋和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时,我都情不自禁地打心底里发出轻蔑地嘲讽:吹牛不打草稿,造谣不上税!

郭老先生是杨校长的亲戚,是我们的历史老师,当时他大约五十多岁,是全校最老的教师。他清瘦精干、光头,一袭晚清民初的长袍马挂外加一顶瓜皮帽,在小学生们的眼中宛如一个历史人物,让人平添几分敬畏。他上课几乎不带教科书,也不按课本的内容和顺序,而是将一个个的历史故事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串联在了一起。他讲课声音洪亮,感情投入,听他的课就象是在听评书,引人入胜、寓教于乐。天下兴亡多少事,全在历史故事中!后耒尽管初中、高中都又重复学了中国历史,但教科书里讲了些什么我己毫无印象,唯有郭老先生课堂上那种说书人的生动神态及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还依稀留在我的脑海里。

教我们算术的是一位高高胖胖的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的女老师,她的课讲得一塌糊涂,我一点都听不懂。她的算术课虽然讲得不好,但她也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我虽然不喜欢听她讲数学,但却喜欢她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戏曲故事。她是一个川剧迷,每当看了一出好戏她就要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记得有一次她给我们讲“碧玉簪” ,声情并茂竞泪流满面。

黄惠英是我的班主任,瘦高的身材,脸上始终挂满了微笑,从耒不会发脾气。她大约三十多岁,她的儿子姓袁也在我们班。她教我们什么课我已毫无印象,所以我认为她的课讲得并不好,吸引不了我。她让我敬重的是她对班主任工作极端负责任,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她自己的孩子。她会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大家开展一些活动,有一次聚会就安排在“槐园”我家中,大家唱歌、跳舞、做游戏,我还表演了吹口琴,妈妈特地买了好些花生、桔子招待大家,这是我记忆中小学时代与同学一道玩得最开心的一天。有一次冬天我正在校门口的河边玩,勿然听到河中一条小船上传耒了呼救的声音,原耒是黄老师的儿子和他的奶奶包了一条小船摆渡,船至河心老太太突然跳入水中要自杀,所幸时值冬季水平如镜,老太太又穿着皮袍子沉不下去,在艄公的邦助下将老太太救上了岸。后耒听说这是因为黄老师的婆家是地主,土地和房子都被农民分了,还挨了斗争,咽不下这口气投河自尽。这是我当时对土改的唯一印象。我真正对土改有所认识,是在1966年在云南农村搞四清后。

民彝小学给我印象较深的另一件事就是经常开展文娱活动,不过这也可能是刚解放,当局要求各学校学习解放军开展文娱宣传活动的结果。学校组织了演出队去街道和场坝唱歌跳舞,很荣幸老师也挑选了我参加。领队和编排的老师叫郭开峰,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刚从部队复员来校的男青年,由于他当过兵,见过世面,他编排的节目与时俱进,有许多新奇的构思和造型而颇受欢迎。另外由我校老师们排演的歌剧“解放” ,由于演技高、嗓音好、演员漂亮也久演不衰,在五通桥也颇有口碑。我至今仍记得肖邦哲老师演的男主角李大牛的部份唱腔。民彝小学这种教学模式老师不用备课,学生没有作业、没有压力,似乎与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沾一点边,但是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是上不了考场的。

 

五,“镇反”印象

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是很多的,我在五通桥这段时间一来因年龄小不关心政治,二来家里的人都没有被运动冲击,自然也就没有刻意去留意周围发生的事。但既然这是改朝换代,腥风血雨,我即使生活在桃花源里,也能多少感受到一点血腥味。

印象最深的是镇反,五通桥虽然只是一个镇,但枪毙的反革命似乎并不少,那时的刑场就设在竹根滩的沙滩上,刑场附近就是宣判会的会场,当时四川称枪毙人叫“敲沙罐” ,这是因为沙罐的形状象人头的缘故。当时小朋友们一听说又要“敲沙罐” 了,就纷纷相约往竹根滩跑,我跟着跑了几次,但只是在人山人海的宣判会的会场上远远望见那些被五花大绑,背后插着写有姓名的标牌的临刑者,在耐心听完冗长的各界代表发言后,才是宣判,我印象中基本上都是死刑,偶尔还有陪法场的,可能那时劳改制度尚未建立,国民党留下的监狱又太少、太小,根本无法满足镇反运动的需要,于是干脆杀了痛快。宣判会的高潮是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时会场上的许多人就会象潮水般的向刑场涌去,去看杀人的真人表演,我们几个小伙伴当然谁也没有去“一睹为快” ,一则挤不进,二则没胆量。只能呆呆地站在会场边,静静地听到不远处传来阵阵清脆的枪声,于是象放学一样结伴回家。

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那就是枪毙五通桥镇的镇长张仲权。张仲权的弟弟就是乐山地区赫赫有名的张仲铭,也就是吉祥煤矿原来的老板,因此父亲与张氐兄弟都认识,有时和父亲一同上街,碰到张镇长时他们彼此都会友好地打个招呼,有时还会寒喧几句。在我印象中他喜欢穿西装,留了个光亮的西式小分头,多年后我在画报上看到汪精卫的照片,我即刻联想到:哇!真象张仲权。张仲权的家就在花盐街镇公所(或警察局?) 旁,离我们家很近,他的住宅十分普通与我们花盐街的住宅相仿。解放前夕他的女儿出嫁时,我们一帮小朋友就扒在临街的窗台上看她在里面化装,这位千金身材高佻,穿上婚纱象个仙女,美极了!新郎是当地士绅胡果全的儿子,胡家就在民彝小学附近,宅外的门楣上题有四个大字“三家士第” ,父亲曾给我讲过其中的含义,可惜我忘了,不知是否是指出了三个大官?

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张仲权大约是1951年在肖公馆门口大街上,一位背步枪的解放军押着他,当时好象是秋天,已有几分凉意,但他还穿着腿了色的兰色对襟单衣及单裤,用不太粗的综绳捆绑得很紧,他面色苍白,憔悴不堪,但走路时仍直着腰、昂着头,这也可能是绳子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后与双手紧拉在一起,想低头、想弯腰都不可能。

枪毙张仲权那天我没有敢去宣判大会凑热闹,当天下午我正在“槐园” 对面的码头岸上玩时,忽然听到有人喊:张仲权来了!我趴在码头的石栏杆上往下看,只见两个轿夫抬着一架“滑竿” ,上面捆绑着用白布严严实实缠裹着的张仲权的尸体,头部的白布被渗出的血染得鲜红,滑竿后面紧跟着年轻漂亮的妻子,她还穿着扭秧歌的绿绸子衣裤,腰里还系着长长的红绸子,脸上还涂抹着红红的胭脂。原来每次枪毙人时都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要有扭秧歌等节目助兴,不过让妻子为被处死的丈夫助兴实在太过残忍!张仲权的弟弟张仲铭因保护刘伯承有功,总算保住了一条老命,其实刘伯承在张仲铭家住了半年之久,张仲权是肯定知道的,甚至两人很可能还见过面,他没有出买刘,就算是对革命有功,不过在当时那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年月,执政者是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 ,何况刘伯承日理万机,就算还记得你这个小镇长也不一定保得了。我读过原上海锦江饭店的女老板董竹君先生的大作“我的一个世纪” ,书中就记述了解放初期刘伯承在重庆主政西南,曾致函四川合江县当局,要求保护在当地的辛亥革命元老,原四川督军司令夏之时(董竹君之丈夫),结果合川回复:夏已被农会处决!

不久胡果全老先生也被枪毙了,有次我放学回家路过“三家士第” ,听见张仲权的那位女婿在里面歇斯抵里地又哭又叫:“胡果全、张仲权,你们俩个狗日的把老子害惨了” !后来听瑞文姐说:张仲权那个漂亮女儿(就是胡果全的儿媳妇) 是她在民彝小学的音乐老师,有一年冬天的早上她上学时看见这位音乐老师一丝不挂地在校门口又哭又笑,她疯了┈┈!

原犍为县许县长被镇压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不知被谁介绍来我们家帮工,混口饭吃。他的女儿曾是我的同班同学,比我大,手有点残疾,我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自从她的父亲出事后她就再也没有来上学了。她第一天来我们家上工时,来得很早,我还睡在床上,她推门进来扫地,看见我轻声叫了声:“大少爷,早!”,吓得我连忙钻进被窝躲藏起来。第二天我再也不敢睡懒觉了,躲在后院避免见到许同学。不过几天后不知什么原因,这母女俩就再也没来我们家了,也不知他们的结局如何。

大约是1951年,有一次父亲带我和瑞璋姐由五通桥去乐山,曾去公园附近拜访过父亲一位生意上的朋友王九畴,王的女儿当时还在重庆大学念书,与璋姐年龄相仿,所以两位大学生一见如故,在那里大谈解放前夕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渣滓洞惨案。大概几个月后我在五通桥的街上看见贴在墙上的处决犯人的布告,在几十个人中就有王九畴!从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在镇反中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千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有学者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无独有偶,就在中共在大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败退到台湾不久的国民党也在那里大张旗鼓地肃清“匪谍” 。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在海峡两岸交相互映,双方的较量又转移到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1946年7月,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赴台发展组织,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并由蔡任书记,到了1947年“二二八”发生前,共产党员仅约70人,但“二二八” 发生后,台湾的知识精英阶层,普遍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并转而对正在大陆胜利在望的中共充满了好感和期待,而中共也不失时机的发展组织,至1949年未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台湾的中共正式党员已近千人。但就在国民党开展肃清“匪谍” 的运动不久,年轻的台湾中共就被一网打尽,其中起关键作用的竟是两个中共的判徒。

一个就是台湾中共的一把手,书记蔡孝乾1908—1982)。他于1950年1月29日在台湾被捕后,这位曾参加过长征,1925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竟在一周内就彻底背叛,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招供者活命,坚贞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枪决。其中就有中共挚友的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被誉为台湾“江姐” 的中共党员朱湛之,另外当局还策反了更多“前中共党员”,让他们“重新做人”,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就是其中一例。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台湾当局“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台湾当局“国防部情报部”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死。

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将蔡孝乾逮捕归案的时任台湾当局保密局上校的谷少文。谷少文也是一位前共党产人。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领导人,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某大队长,山东某山区游击队司令。作为共产党、国民党、日伪三栖“明星”,谷少文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就曾苦心研读过马列主义等著作,并在其影响下投身过革命。因此,谷少文有保密局其它特务都不具备的两样优势: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和熟悉共产党人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再加上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和才干,使得谷正文遇到“蔡孝乾案”这个天赐良机,一战成名,成为日后台保密局的少将局长,他在台湾一直活到九十三岁。

龙应台在《一个主席的三鞠躬》(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23日)一文中写到:“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有这么多“无辜”的人受难,是因为,主事者必须“滥杀无辜”才能达到他要的震吓效果:只有在无辜的人也会遭难时,人们才会真正的心生恐惧,才会屈服。 ”

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糟殃。国共两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开杀戒,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特色,是炎黄子孙的一大悲剧!

今天,当选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早在2000年台北市长任内,就积极推动有关“白色恐怖”时代的回顾与反思,追溯当年被国民党枪决的“匪谍”及同情共产党者的历史,为“匪谍”亲人寻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以人道主义精神化解国共斗争的血海深仇。另外他也多次就“二二八” 事件向台湾人民道歉。一位国民党主席能这样真诚地面对当年的政治沧桑和悲痛,值得三思。

 

六,故地重游

我自从1953年离开五通桥后,曾两次回访过故地,不过每次都来去匆匆,仅仅呆了半天。

第一次是1986年利用去乐山出差的机会,特意利用下午时间去了次五通桥,还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返成都。第二次是2009年5月我和瑞友弟结伴从深圳出发,踏上了去成都,乐山、五通桥、峨眉的故地重游。

第一次重返五通桥时,我晚饭后跨进了分别33年的民彝小学,原来的校门和操场已被拆掉成了马路,原来已很陈旧的校舍居然还存在,只是更破旧了。当我向门卫打听五十年代初期的老师时,他说只有王蕴玉,并带我去找到了她。王老师曾是瑞明的班主任,认识妈妈,我们搬峨眉时将“槐园”卖给民彝小学就是她牵的线。王老师见到我十分惊喜,她记忆很好还能说出瑞明的名字。当我问起黄惠英老师时,她说就住在附近并立即起身带我去,我顺便在路边的商店买了些奶粉、罐头之类,一式两份,对两位老师聊表心意。黄老师就住在庙儿坝一间十分破旧的小屋内,满头白发但气色很好,还是和年青时一样,一脸的微笑,两眼闪着慈善的光。这时她己七十多岁了,反应有些木纳,任凭王老师怎样启发提示,她对我己完全没有了印象,我感到一阵悲哀。我当时没有问、也不敢问,为什么两位老人都这么孤独地生活在这样破烂的小屋中!

第二次重返五通桥时,我和瑞友从成都新南门汽车站乘大巴到乐山,车费45元,走高速公路,车程约100分钟。记得以前从成都到乐山,车费是五元,但车程约五个小时,中途还要在眉山的思蒙吃午饭。社会进步了,百姓受惠。

乐山至五通桥只有二十公里,本来最多一个小时就可到,但我们正赶上沿途全面修路,原来的水泥路面都被挖去,车外都被灰尘笼罩,还不时塞车,就这样颠颠簸簸两个多小时才到五通桥四望关,此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这次我和瑞友来五通桥是56年前离开后的第二次回访,而瑞友是第一次回访,他离开时才五岁,现在已是六十岁的退休干部了。我距第一次回访已过了23年,感到五通桥更加破旧不堪了。最让我感到惊愕的是,茫溪河两岸的街道由原来的三、四米拓宽到了八至十米。俗话说“装门面” ,就是说即使房子不怎么好,但临街的路人看得见的“门面” 总是要装饰得好看些的,五通桥拓宽道,就是把各具特色的、最耐看的“门面” 给拆掉了,往后退又是山坡,没有发展空间,拆掉后政府又没有钱统一装修,结果是各式各样的断壁颓垣暴露在茫溪河两岸,把昔日美丽的小西湖变成了废墟上的破败城镇,面对劫后余生的处处“遗址”真是惨不忍睹。瑞友对原来的五通桥已全无印象,他这次来很想找到他出生的花盐街旧居,但很遗撼那幢房子已不存在了,原房址处是一片废墟。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瑞明的出生地----庙儿坝姚家,这是因为整个庙儿坝只有一户姓姚的。六十多年了我还是清晰地辨认出了我们住的房间及房东和景松住过的房间,只是原来院落的大门没有了,一进大门的那个百余平米的大院坝已被几间低矮破烂的平房占据,我印象中我们卧室窗前的那棵高大的玉兰树,依然挺立,只不过已在别人家的院子里。原来我们家与姚家间的那个天井,现在成了“养鸡场” ,有数十只鸡在里面,臭气熏天,我们只好在外面拍了几张照片匆匆离开。

民彝小学现在叫“向阳街小学” 虽然原来的校舍己全部不存在,但现有的校舍仍显得矮小陈旧,我没有兴致再跨进校门,只是远远投去无奈的一觅。民彝小学的旁边就是“槐园” ,可惜“槐园” 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三层高的砖混结构的建筑,在左邻右舍都是断壁颓垣的对比下它反倒显得有点鹤立鸡群,尽管它本身只是一座俗不可耐的不伦不类的建筑。

在我记忆中,“槐园” 东侧一百米左右就是肖公馆,可是我和瑞友反复上下搜寻了一个小时都不见那幢两层小洋楼的踪影,后来终于问到了一位老者,他指着眼前一座中式建筑说:这就是肖公馆。我定眼一看很快就辩认出这的确就是肖公馆中的那座中式建筑,只是小了不少,陈旧了许多,原来青砖围墙和高高的大门及大门内左右两边的两棵高大的核桃树已荡然无存,为拓宽的马路所替代。那座中式肖公馆虽然老态龙钟但依然中规中矩,古韵犹存,在当今的五通桥可能还算得上是保存较完好的老建筑了。我一眼见到了这座老建筑东端的那个小门,跨进这个小门就应该是小洋房的院落了。我迫不及待地跨进了小门,映入我眼帘的是两幢五层楼高的砖混结构的宿舍楼,一幢建在小洋楼原址上,一幢建在原后花园。原来这里已是五通桥人民医院的宿舍,十多年前拆了小洋楼后建的。主动向我们介绍情况的中年女士是该宿舍的住户,当她知道解放初期我们曾在此住家时,她迫不及待地问:你姐叫什么名字,当我说出文姐姓名时,她竟大叫:认识,认识,我们是通材中学的同学,接着我们交换了联系姓名和电话。两个月后文姐来到五通桥与她失去联系近六十年的初中同学见了面,这也是我这次来五通桥的意外收获。

按原计划我们是要在五通桥住一夜,见见谢产泉,必要时请他带路去吉祥煤矿,收集一点有关父亲的资料,然后再返回乐山。但我和瑞友在这里折腾了半天,发现儿时美丽的五通桥已荡然无存,在全中国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大兴土木的大气候、大环境下,时至今日的五通桥居然竟是如此的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心里实在堵得慌,原来故地重游的兴致和豪情早已烟消云散,于是决定打道回府,但考虑到五乐公路正在翻修,路况太差,瑞友建议经西坝至沙湾转峨眉再到乐山,该方案不走回头路,还可参观郭沫若故居,正合我意,于是我们立即乘大巴去竹根滩。竹根滩是五通桥的商业中心,我们乘的大巴只是在它的外围绕了过去,已看不到昔日的影子,我们已无兴致前往寻觅旧踪,乘车直奔西坝码头而去。乘轮船横渡大渡河就到了西坝,西坝因产豆腐、豆花而闻名,此时已五点多,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晚的,但一见此地同五通桥一样的破败萧条,不愿停留,达上去沙湾的末班车绝尘而去。

我现在已是年逾七旬的老者,见识过国内外一些知名的古镇,平心而论,只要将六十年前的五通桥镇略加规划和修缮与它们相比并不逊色,甚至和丽江古城一样可以“申遗” 。这次旧地重游了成都、乐山、峨眉和五通桥,就城市规划而言最成功的是成都,其次是峨眉、乐山,最差的是五通桥,如果要我给它们评个分的话,分别是:80分、60分、40分和0分。我给五通桥评零分,是因为它只破不立、乱破乱立;成事归零、败事有余。将原来三、四米宽的老街翻倍拓宽,将建筑群斩首露尾,从根本上破坏了原有的传统格局,这是不可逆的破坏,是不可饶恕的罪孽!特别当我看了成都的黄龙溪,宽、窄巷子,锦里等一些成功仿旧复原的老街道时更增添了我对昔日有小西湖之称的五通桥古镇的怀念和婉惜。(全文完)

附注:对本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再阅读本人发表在〈民间历史〉网刊上,中长篇中的“我的父亲与母亲”之第八节“吉祥煤矿” ,里面也记叙了一些有关五通桥的轶闻趣事。

 

2014年10月17日  于悉尼

关键词: 五通桥 , 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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