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磷肥“第一厂”——我的父亲谢仁宏与“国营乐山磷肥厂”

中国现代磷肥“第一厂”

——我的父亲谢仁宏与“国营乐山磷肥厂”

作者:谢瑞五

近几年,我正利用闲暇时间撰写自已的回忆录,其中涉及我父亲在1950年代初在四川省峨眉县高桥镇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磷肥厂——“国营乐山磷肥厂”的事迹,为此我在网上和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有一点是十分一致的,即中国的磷肥工业始于1953年。然而在众多资料中竞无一份明确提及这生产磷肥的第一厂的厂名和厂址,仅有一化肥史中模糊提到“1953年我国西南地区”。看来当年峨眉山下那场轰轰烈烈的磷肥大会战,那伫立在高桥古镇上的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第一厂才仅仅五十多年就已湮没在了历史的荒漠中!作为见证者之一的我,有责任尽量如实地记录下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史实。

我的父亲谢仁宏(曾用名:谢任宏、谢坚),1892年10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罗墅湾镇南村。他的父亲是举人出生,晚年在京奉铁路供职,母亲在家务农。罗墅湾所处的沪宁线一带因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历来重视教育,人文积淀丰厚,人材辈出,是中国现代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父亲启蒙较早,大约从五六岁起就开始在南村读私塾,不仅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而且开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

1902年初父亲九岁时,十分幸运地成了常州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小学——武阳小学的首届学生。这也是江苏省第一批开办的西式小学,要学习算术、自然、英文等新开科目。1908年春,父亲高小毕业后又随即考入了四个月前才新创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即现在的“常州高级中学”),这也是江苏省第一批开办的西式中学。当时该校规模并不大,学生仅两百多人,但办学的起点很高。教师基本上都是“名师”或“海归”,如历史教师吕思勉就是后来的史学宗师。数、理、化教科书直接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与欧美同等学历接轨。与父亲同时在校的同学中后来也出了不少人才,如与他同年级的师兄钱穆、刘天华、刘半农后来分别成了著名的国学大师和音乐家和文学家;比他低两年级的师弟瞿秋白、张太雷后来成了中共领导人。

1912年春父亲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常州高等实业专科学校”学农学专业。一年后,即1913年春,获取全额官费留学日本,入读“国立秋田矿山大学”採矿专业,父亲也是当年考入该校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父亲1918年学成回国。回国后曾先后在多家官办或民营厂矿工作,其中较重要的有以下三家:

1920年代初,在江苏海州磷矿。这个磷矿为我国解放前独一无二的正式开采过的磷矿。在这期间他曾专程到日本考察过磷矿的开採和磷肥的生产。

1931年至1938年在湖北黄石“利华煤矿”。父亲采用先进技术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型煤矿在短短几年间就跻身于全国产煤量第十六位的大矿行业。1938年7月,日军进攻武汉,“利华”宣布解散,父亲携家带眷流亡四川重庆。

1945年初,由金城银行和交通银行投资的四川自流井自立煤号与四川军阀张仲铭谈妥,租办他在乐山五通桥的吉祥煤矿,并委托父亲出任矿长全面管理生产。该矿原来是一个土法采煤的小煤窑,井下被水淹没,早已停产。父亲接手后,秉承他一贯的办矿十六字方针:安全生产、技术先进、因地制宜、着重效益,对“吉祥”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把一个土法开采的小煤窑改造成了在当时四川还算较为现代的煤矿。投产后产量虽然翻了几番,但又置国共内战,盐业萧条,用煤量骤降,销量受阻,又要还银行的贷款,市面通货膨胀,人心惶惶,发工资都成问題。父亲与吉祥的职员,同舟共济,共渡时艰。

1949年底乐山解放。数月后吉祥煤矿被政府接管。身经满清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父亲就这样带着希冀和疑虑的复杂心情跨入了又一个新朝代。

1950下半年,父亲奉命借调到由刚组建的川南行署工业厅主持的大渡河工矿考察团,在川南地区进行矿产资源的调查。他曾对我们讲过,这次考察非常艰苦,由于匪患及野兽的原因,专门配备了一个排的解放军武装护卫,结果土匪不敢来犯,但是遭遇过野兽的攻击。一次住在马边县境内一个深山古庙内,夜晚数十条饿狼围着古庙嚎叫,并不断地扑打冲击摇摇欲倒的木大门,解放军用一口千斤大铜鼎顶住木门,相持到天明,狼群才怏怏离去。

就是在这次考察中,父亲在峨眉县的高桥地区发现了可供露天开采的磷矿资源。当时国内磷矿的开采和磷肥的生产还是空白,这一发现无疑使当局喜出望外。由于父亲曾在1920年代初曾与磷矿打过交道,对此十分敏感,立即上报省里和中央,据说当时“人民日报”等媒体还对此事作了新闻报道。

1951年9月父亲正试调“川南行署工业厅”(不久由四个行署工业厅合并为四川省工业厅)任工程师并参与筹建“磷肥厂”的工作。省里很快就决定在峨眉县高桥建厂,厂名全称为“四川省国营乐山磷肥厂”(以下简称“乐山磷肥厂”),并将其与“成渝铁路”、“成都量具刃具厂”等一併列入四川省“一五”期间的重点新建项目。父亲任该厂筹建处主任兼主任工程师,筹建处撒消后任该厂正厂长兼总工程师,而付厂长的人数最多时竞有九人,其中除张相华是从亚西机器厂调耒的机械工程师外,其余基本上是从部队复员的军官,这九位付厂长都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由一个非党员的厂长领导九个党员付厂长这即使在解放初期也是十分罕见的个案。

相片:1954年的“谢厂长”,时年62岁

父亲同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共的领导是心悦诚服的,对建国前中共“建设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庄严承诺坚信不疑,充满了向往和期待。特别是国家对发展磷肥工业的大气魄和大手笔以及对他的信任并委以重任都感动不已。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他收到李大章省长的慰问电和慰问金,他拿电报的手在发抖,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惭愧、惭愧……。

他常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自勉,不辞劳苦,忘我工作。他年届六旬还自学俄语,给年轻的技术人员讲课,为他们翻译急需的英文和日文资料。他分管生产,生产中又以矿山为主,他不时需翻山越岭去矿山处理生产问题。有一年冬天父亲去大坪子矿山正赶上下大雪,他和年轻技术人员一道冒着风雪走了几十里山路,晚上就和工人一同挤睡在茅草棚中。

父亲1923年在江苏海州磷矿工作期间,曾专程到日本考察过磷矿的开採和磷肥的生产。由于父亲在“常州高等实业专科学校”学过一年的农业,对肥料与土壤及农作物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在日本考察磷肥生产后,他更坚定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必须要有自已的化肥工业。但父亲的这个“化肥梦”直到三十年后才在峨眉山下实现。

当时在高桥设厂的条件非常差,无铁路、无河运,甚至无供电。由于用磷矿石生产磷肥及磷肥在不同土壤、不同农作物、不同地区的使用当时在国内都无经验可借鉴,因此省里采纳了父亲的意见,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建厂方案,先因陋就简建一个小规模试验性生产厂,待取得经验和条件成熟时再酌情扩大规模。

小规模生产的试验厂后耒又称老厂,是在原来高桥一个已废弃的酒精厂的基础上扩建的,原遗留建筑物作为办公用房和选矿试验室。仅新建了矿山、矿山至厂区的公路、厂区矿石堆塲,矿石破碎间、球磨间、包装间、仓库、发电间、机电修间、化验室等。生活设施仅新建了两幢两层木结构宿舍及食堂、医务室等。绝大多数职工都租住在高桥镇的居民(或农民)家中。

试验厂的生产流程十分简单,矿石从矿山用汽车运耒厂区,经皮带运输机送至破粹机破成小块,再经球磨机磨成粉末,包装入库即可。试验厂的生产和生活用电全靠自已水力发电供给。在厂区附近的一条山涧小河溪的上游用卵石筑堤,分流一部份水沿约一公里长的堰沟流至厂区,再利用约六十米的地形落差沿导水管去冲击水轮发电机组。那条堰沟约一米五深和一米五宽,流水清沏见底,是峨眉山的雪水,夏天也清凉透骨,这水甘甜纯正,现在市售的纯净水也没有它纯净。沟中水的流速与成人快步行的速度差不多,我游泳就是在这沟里学会的,只要趴在水上,它就冲着你往前走,一下就找到了游泳的感觉,三分钟就能学会游泳。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现代磷肥产业的试验厂就这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仅花了一年多时间就建成了,并于1953年正式投产,实现了我国现代磷肥生产零的突破。

“乐山磷肥厂”不仅是四川省的重点工程,国家化工部对它也十分重视。省里召开的有关该厂重大亊项的会议化工部通常都派员参加。省、部还曾陪同三位苏联专家耒厂视察,父亲还专门陪他们去游了峨眉山,在爬山过程中,年逾六旬的父亲把那些比他小二、三十岁的苏联专家远远抛在了后面,从此父亲是爬山高手的美名就远近闻名了。

照片摄于1954年3月高桥下面的河床上。后排站立右起第一人为我母亲董纪萍,第二人为赵占高付厂长,第三人为我父亲,第四人(坐者)为魏仁昌付厂长。

1954年8月1日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父亲作为列席代表在大会上有一个书面发言,我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这篇打印稿,上面还有父亲用钢笔修改的字句,当时的“四川日报”曾刊登过这篇发言。这是一篇珍贵的文献,我把它全文附在下面:

谢仁宏同志发言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这一次在大会上所听到各位首长各委员的几个报告和发言。我现在就我个人多年来对於磷肥工业工作的观感以及个人体会作如下的发言:

磷肥为农业所不可缺少的氮磷钾三要素当中的一种,它的来源除少数骨粉及农家肥

料中合有少量之外,主要是要依靠一种含磷份高的矿石,叫做磷矿石。川省自从一九五四年,推广了苏联先进的磷矿粉与有机质堆肥、厩肥混合使用法以来,因为它对同一单位面积产量可以大大节省农家肥料(最多时可省到百分之九十)。也可以说,用同量农家肥料,便可以大大扩大施肥面积,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对磷肥的需要也就格外加多和迫切了。

我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三十年以前,曾经在江苏省海州磷矿工作了一个时期。这个磷矿为我国在解放前独一无二的正式开采过的磷矿。老板是一位与日本肥料公司订有合约的官僚资本家。虽开采出来的磷矿,成份很高,交通也极方便,.但是一直开采到解放前为止,始终是运往日本及台湾,供给它们做磷肥,并没有在国内推广使用过。因为矿石价格受到操纵,所以矿业及工人也都奄奄一息,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和生活。

磷矿在四川省的埋藏量,经过这几年来的查勘,发见得并不算少。但是在解放以前,从来没有被人知道过,一直到解放後的第一年即1950年,才很快的被引起重视,并陆续的被发现了。五年多来,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通过了地质勘探,贫矿的浮游选矿试验,提高溶解度的化工处理试验,生产、推销以及田间施肥经验等一系列的实践过程,证明了勘探方面是有比较好的收获的,各种试验已经达到建设实验厂的要求。至於磷矿粉的肥效只要使用得法,对庄稼可以得到增产10—20%的效果。这些经验的取得,可说在国内还算首创。这是通过工农群众的劳动积累,技术人员的钻研和各有关方面的技术指导与协助关怀才得到的;所以是值得宝贵的,以後还应该加以巩固和发展的。川省农田缺肥地方还是很多。在这次大会上,听到有关川省农业增产的报告中,要求到1957年增产磷肥到一百万吨,这是完全必要而且完全可能的。结合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今年川省会从乐山磷肥厂的一个厂增加到三个或四个厂,因为今年乐山磷肥厂还要建新厂可能川东、川北,也要建厂,可能川南雷波也要建厂。在产量方面无疑的各厂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农业日益增长的需要。除生产磷矿粉外,还要供应一部份通过化工处理的速效磷肥。这对於支援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肯定的要起一定的作用。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後的四川磷肥工业的蓬勃发展和解放前海州磷矿始终找不到正常出路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这是具有中国磷肥工业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川省磷肥之所以能这样的飞速发展,据我个人体会是和以下三个方面分不开的:

1.党和政府实事求是,重视科学,重视生产的结果。

2.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磷肥的产运销过程,相当复杂,只有通过国家机构的经营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才能格外容易表现出它的国家经济利益来。因为它的生产规模大,运输量大,肥效较慢,私营工商及小农经济产销不起劲,只有社会主义国家能从长远利益出发,才能做到大量的产运销。所以发展之速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想像。

3.推广了苏联先进经验的混合施肥法。

尽管川省当前的磷肥工业,有这样快的发展,但存在问题还是多的,须采取措施努力解决:

1.继续加强普查找矿,勘探工作,以及群众报矿工作;发现地区愈广愈好:证实矿量愈多愈好。

2.继续做好选矿试验,达到绝大部份低成份磷矿都可利用的目的。

3.将来利用廉价水力发电处理一部份低成份磷矿,制出含磷份高的速效磷肥,以大大提高肥效而降低成本。

4.熟练技工(尤其是矿工及机器工)缺乏,极须有计划的培养以提高工效,并保证质量和安全。

5.尽量避免汽车运输,争取河道或轨道运输,在地形复杂的山区运输,则采用架空索道,以利开发和降低成本。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次关於知识分子问题的学习,个人认识到:党和人民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十分恰当的。它的原则是团结教育改造来达到共同建设祖国的目的。我想除非是别有心肠的反革命分子,所有一切知识分子都应当衷心拥护的。问题在於我们知识分子在具体工作中,是否已经做到符合周总理的报告中第一个40%类型的进步水平?或者已经做到郭沫若院长所要求的三省?如单以我个人来衡量,是肯定有问题的。虽然我内心尽管是敬爱党和政府,了解并拥护各项政策法令,尽管欢欣鼓舞於国家各种新的成就,但是因为主观努力不够,政治水平低的关系,自己觉得在本单位内对组织方面的主动联系不够,同时亦障碍了业务水平的提高,不免在业务上给国家带来一定的损失,这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期待和关怀是不相符的,是值得深切反省的。我很同意郭院长所说: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标淮要求自己。我现在才只满了六十四岁,所以仍有充分信心要学习马列主义,不断自我教育,纠正缺点,联系群众,培养新生力量,来共同搞好工作,为建设祖国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以上发言,不妥之处,请各位指正。

父亲的整篇发言高屋建瓴,谈到了四川省磷肥工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很难想象这是一位64岁的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份子在省人代会上畅所欲言自己对发展磷肥工业的看法,反而倒很象是省化工厅主管化肥工业的付厅长在作形势报告。由此可见解放初期对高级知识份子是信任的,放手让他们工作,相关政策还是成功的。

就在第一届省人大闭幕后一个月,父亲又匆匆赶往北京,列席了于1954年9月15日开幕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与会的科技界人士,父亲有幸参与了这次接见。父亲这次在北京还拜望了许多久违了的亲朋好友,最难得的是会议结束后还抽空回了一趟魂牵梦绕的已阔别二十年的常州故乡。此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了。

在老厂试验厂成功运行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的新厂也紧锣密鼓地着手设计和施工了。关于新厂的规模当时厂里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大而全,而父亲根据当时各种客观条件主张稳扎稳打,量力而行,最后省里批准了父亲坚持的方案。新厂建在高桥和青龙场之间的一片平坦地上,由于是国内“第一厂”,无现成的样板借鉴或照抄,因此无论老厂或新厂都是由厂内的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完成的。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厂里拥有一支过硬的技术骨干队伍,他们创造了许多国内的第一。

解放初期,工程技术人员奇缺,一个中型企业,有两三位工程师就很不错了。但磷肥厂由于省里的高度重视,从省内各地抽调了二十多位相关专业的工程师,云集峨眉山下为兴建中国的“第一厂”作贡献。厂里各专业都有老工程师各司其责,这在解放初期人材极为缺乏的形势下实为难得。如借调来厂负责主持化工工艺设计的曾宏是我国著名的无机化工专家,成都工学院教授,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化工工艺工程师程德明,出身工程世家,毕业于燕京大学,我的好朋友程宝善的父亲,他成功主持了“高炉炼制钙镁磷肥”项目,系国内首创。化验室主任黄勤生工程师,他比父亲还大几岁,精通英文,他主持的化验室是磷肥厂科技含量最高的部门之一,拥有一幢独立的建筑物,提供了一系列翔实可靠的数据。

新厂的磷矿石耒自新建的龙池矿山,露天开采的矿石通过架空索道运至新厂,索道长约十多公里,当时号称全国第一长索道。父亲对索道情有独钟,早在抗战前就在利华煤矿架设了当时国内第二长的索道,将煤由矿山直接空运到长江边的码头,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主持新厂架空索道设计和施工的是机械工程师赵铁生。因当时钢材奇缺,所需钢索和抱索器全部进口,而十多公里索道中的约百座“铁塔”全部改用木结构的“木塔”。在同一条索道中,拥有如此众多的“木塔”,这不仅是中国之最,也可能是世界之最,观者无不啧啧称奇,叹为观止。赵工是戴着右派分子的新帽子,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而圆满完成任务,创造这一奇迹的。另外据说磷肥厂还有一位机械工程师,可以用毛笔直接在描图纸上绘制机械图,工整规范,堪称一绝。主管张山矿山的采矿工程师周子君,是与周恩来同期的法国留学生。另外郭开利、颜绍图、张荫生等工程师也都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和门生。

“乐山磷肥厂”与现在众多的磷肥厂不同,她还拥有自已的实验农场。实际上最初生产的磷肥只不过是生磷矿粉,它一般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土壤、农作物条件下才可直接施用,通常农民买回矿粉后还要与农家肥混和后施用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实验农场就承担了摸索磷肥在各种施用模式下的肥效及指导农民正确施肥。农场通过一年的对比试验在1954年得出了结论:磷矿粉对庄稼可以得到增产10—20%的效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的经自己实践验证的真实有效数据,这也为今后国内大力发展磷肥产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农场负责人姓邹,三十多岁,是农学院毕业的农艺师,十分内向和忠厚老实,父亲很欣赏他。他经常耒我家,由父亲口译一本大部头的日文版新著“肥料学”,由邹作记录、整理。不知道这数十万字的译稿后来结局如何,只听说这位农艺师在六十年代初期死于非命。

新厂大约于1956年顺利建成投产(架空索道约一年后投运)。据说新厂的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及设备配套后来都成了设计规范中的一个系列,为国内众多的磷肥厂所套用。

在新厂建设的同时厂里对新型磷肥品种的研制也在同步进行,新厂一投产立即付诸实施。1957年“乐山磷肥厂”在国内首创用高炉炼制钙镁磷肥成功,化工部来厂总结经验,并出版了简明技术读物,这一新成果很快推广至全国。由于生产钙镁磷肥需要焦炭,厂里还自行就近採煤炼焦。另外原老厂的部份厂房改为了硫酸车间,用来生产普通过磷酸钙磷肥。

1957年的夏天我从峨眉二中的初三升读高一。那年的暑假特别长,好象推迟了开学时间,原因是老师们都在集中参加反右派运动。此时的磷肥厂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当时磷肥厂的反右是由新从省里调来的党委李书记领导,他是刚在省里参加了反右派的专门会议(可能是动员、布署),是帶着尚方宝剑来的。他初来乍到对厂里情况不了解,打右派不手软。据说他一开始就将父亲列入了右派后选之列,特别要求父亲在全厂反右动员大会上第一个发言,向党提意见。哪知父亲在发言中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地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通篇发言与他在1954年四川省第一届人代会上的发言基调是一样的,正确得很,无懈可击。按反右的规律,象父亲这种有留学背景、是民主党派成员(他是“九三学社”社员)、又身居要职的高级知识份子是较容易被打成右派的,但父亲却逃过此劫,我想其原因主要是:他是从骨子里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对共产党深信不疑,决非口是心非。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你想抓他的辫子都抓不到。还有父亲一生老实本份,对工作竟竟业业,上下关系相处融洽,有口皆碑。

磷肥厂打的右派据说有几十人(当时全厂职工可能有五千多人),基本上都是知识份子。在众多的右派中有两人我印象较深,一位是选矿试验室的黄葆诚工程师,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就是说:“谢厂长有职无权”。其实黄工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厂内的一些重大事项都是党委开会决定的,而父亲不是党员,无权参加会议,因此曾有多次以他厂长的名义发的布告而父亲对此却毫不知情的笑话发生。这也是非党员厂长的尴尬,当然那九位党员付厂长可能也会感到十分别扭。反右运动后,执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外行领导内行”,这些“尴尬”和“别扭”就成明日黄花了。

另一位右派叫万家骏,他好像是厂办或是工会的干事,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文艺青年”。年轻帅气,打一手好乒乓球,特别是不时在全国性文艺期刊上发表作品,是我等中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反右中他被“誉”为“磷肥厂的流沙河”而更引我等注目。现在我才知道,万家骏无辜卷入“四川省文艺界右派反党集团”,被判刑十五年,文革后期在狱中又遭诬陷加判至死刑,幸“四人帮”垮台未被执行。他在宜宾医院工作的妻子因替他中转了另一右派石天河的信件而被打为“右派反党集团的通信站”而获刑五年。可怜他们才周岁的儿子就这样失去了父母亲,由奶奶将他抚养成人。1980年妻离子散的万家骏获平反,重新上班的第一天他就到人事部门要求改名,将万家骏改为万骏,问何故?答曰:我已没有家了……

“乐山磷肥厂”在高峰时期究竟有多少员工(包括临时工),我找不到较确切的数据。据全国性期刊“中国劳动”1957年第13期刊文“乐山磷肥厂抽调窝工工人支援煤矿生产的经验”,该文称:“四川乐山磷肥厂今年由于生产任务的压縮,多余了1,209”。如果按窝工人数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计,那么全厂的总人数也有五千之众。如果按五分之一计,则有六千人了。由于在1957磷肥厂已能生产三种磷肥品种和拥有五个矿山,文中所称“支援煤矿生产”中的煤矿也应该是本厂自办的煤矿用于炼焦生产钙镁磷肥,因此我估算员工数量应在五、六千人左右。

那时磷肥产销的特点是成本高、售价低,政府要贴钱经营。特别是象“乐山磷肥厂”这种,交通不便,矿石品位较低,先天不足的厂矛盾就更为突出。现在产量翻番,职工人数翻番,政府的补贴也必然翻番。面对省内新发现的几个各方面条件都优于“乐山磷肥厂”的磷矿,省里把这有限的资金投向何处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8年下半年,“乐山磷肥厂”何去何从,终于初露端倪。1990年代我在成都青白江的“成都磷肥厂”听原“乐山磷肥厂”化验室熊文斗工程师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主管磷肥厂是否下马的省长李大章在一次决定该厂命运的会议上提出要亲自听听谢厂长的意见,于是当即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将早已深思熟虑的意见报告了李省长:下马利大于弊!于是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省里决定该厂下马交地方(乐山专区)经营。“乐山磷肥厂”的下马采取了渐退缓行的方式,真正正式宣布下马大约是在1962年。大批骨干调至什邡金河磷矿,部份调至新组建的“成都磷肥厂”生产钙镁磷肥,也有不少调至省内新建磷肥厂及省内各厅局。从农村招的工人原则上都回乡务农,其余留厂或由地方安排。于是这个中国的第一个现代磷肥厂就这样较圆满地完成了自已的历史使命,光荣“退休”了。而此时年届66岁、早已超越退休年龄的父亲也趁势决定退休了。

父亲原来决定去成都定居,并在成都吉祥街看好了房,还帮我在成都有名的四中(即石室中学)联系好了转学事宜,但人算不如天算,1958年8月,成都突然流行脑膜炎,封锁了交通,加之乐山专区执意挽留父亲留在乐山当顾问,不必坐班,父亲一方面碍于乐山挽留盛情难却,另一方面又怕成都封锁交通影响三个子女转学、开学,踌躇再三,决定暂时先留在乐山。

“乐山磷肥厂”是一个集生产、科研和试验于一体的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的“第一厂”。她的主要贡献在于为我国现代磷肥工业的发展不仅提供了鲜活的样板和许许多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且还提供了各种经生产实践验证了的设计依据和参数。同时她又为不少兄弟厂提供了管理和操作人员的培训,下马后她的技术骨干又像种子撒向了四面八方。可以说这个厂就是中国现代磷肥工业的“摇篮”和“黄埔军校”。

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解放前我国仅在台湾和云南昆阳生产过磷矿粉磷肥,但规模很小,时间很短,且生产方式原始落后,以至于一般文献均未将其列入。目前一般公认中国的现代磷肥生产始于1953年,即“乐山磷肥厂”的投产年。有人称“乐山磷肥厂”为“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第一厂”,而称父亲为“中国现代磷肥产业第一人”,我认为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中国的现代磷肥产业自1953年在“乐山磷肥厂”实现零的突破以来,一直高速发展。目前中国的磷肥企业已有五百多家,从2005年起中国的磷肥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而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产品由单一的磷矿粉发展到各种高浓度磷复肥。2012年中国磷肥行业年销售产值约800亿元,出口创汇160亿元,解决了7.5万人就业……。面对这些辉煌成就,饮水思源,让我们铭记在那艰难困苦年代中我国现代磷肥产业的拓荒者们!向他们致敬!

(作者附言:“乐山磷肥厂”这部份的史料,主要来源于我父亲的遗物,我的回忆,以及当年在磷肥厂的小伙伴赵真英和程宝善的电话供料。时隔多年,记忆模糊,错漏难免。借此机会吁请知情者不吝指正,以便补充、更正。请电子邮件与我联络:ng-5@163.com

2014年9月17日于悉尼

相片:1954年的“谢厂长” ,时年62岁.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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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摄于1954年3月高桥下面的河床上。后排站立右起第一人为我母亲董纪萍,第二人为赵占高付厂长,第三人为我父亲,第四人(坐者)为魏仁昌付厂长。.png

照片摄于1954年3月高桥下面的河床上。后排站立右起第一人为我母亲董纪萍,第二人为赵占高付厂长,第三人为我父亲,第四人(坐者)为魏仁昌付厂长。.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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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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