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记忆:插队散记(三)

插队散记(三)

15.水碾房之夜

那晚上我有点像着了魔。

白天,几名壮劳力——当然也包括我,把上千斤谷子挑来,晚上我和其中一名就留下来碾那些谷子,碾出米来,煮成稀饭,喂生产队的耕牛。进入冬天,该给牛加料了,以便它们长出膘来,对付来年的春耕春播。这赵家碾只有一盘碾一盘磨,却历尽沧桑而在本地颇为有名,周围几个村子的人口、牲口,全靠它碾米磨面。尤其是碾子,得一年到头昼夜不停地转。碾米不算是最苦的差事,一夜碾个四、五槽米,并把它们在风箱里过两遍,将米和糠分开,(至今我不明白,喂牛的稀饭煮好后仍得拌上糠,何以当初又非把米和糠分开不可呢?)用不着不停地干,其中有些间隙,可以看书,可以打盹。只是,得多加小心,别让笨重而隆隆作响的碾砣拉进碾糟去,让自己也成了牛饲料。那晚上磨盘闲着,很敦实憨厚的样子。

我就趴在它上面,就着一盏煤油灯读《边疆晓歌》。读着读着,我来劲了,周身的血液奔涌起来,手痒,想写,却只找到支圆珠笔,想起碾房门外的土墙上贴有一张大红标语,乃奔出碾房,不很费事地就把它揭了下来。土墙上不便于贴纸,这谁都知道,大约贴的人又很马虎,这却便宜我了,揭下它来只撕破了几个小洞。

我拿它回到磨盘前,折成四指宽泡泡的、肉肉的一条,开始在有着斑驳的浅红颜色和糙手的残留着浆糊的背面写字。内容全跟这部小说有关,大约就是人物、情节的评价分析之类,再藉此抒发一些自己的感想,搅和一些无头的思绪。原文却是一句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情绪亢奋,脚抖手抖,一丢下撮箕或风箱摇手就趴在磨盘上,写。所谓奋笔疾书。所谓思如泉涌。只记得磨盘很冷,灼热的手臂按在上面十分舒服。只记得煤油灯的灯焰随我的呼吸软缎般婀娜多姿,前仰后合……写满一层,翻过来,写另一层。又写满了,又翻一层,再翻一层……

不觉东方既白,油尽灯枯。

米碾好了。那泡泡的、肉肉的一长迭纸的各层,也写满了。当然,经过我的杂乱的思想感情的铁蹄的反复蹂躏和碾压,它已经踏实多了,没那么泡了。

走出碾房门来,是两个红眼睛的灰人。因为从头到脚敷了厚厚一层糠粉,连汗毛都变得又白又粗,我们一夜之间老成了“太岁”。

太阳升起来了。公元一九六五年残冬早晨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太阳,照耀着我们……

16.没有厕所

这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没有厕所,没有书读,在我看来,是知青两大痛苦事情,其实才是活路重和吃不饱饭。

知青集体户普遍没有厕所,只好借用社员的。这按本地俚语说,叫做“吃家饭,屙野屎”。这俚语反映出粪便也是有价的,不该屙给别人。

事实也是这样。农村的年终分配,是看你一年来的投工、投肥记录,分粮分钱全靠这个,其中投肥所占比例不小。知青没有自己的厕所攒肥,更没条件如一些社员所做的那样往茅坑里灌水,投肥一块是空白,自然吃亏很大。不过这算不了什么,问题是,男男女女“一大家子人”没个厕所,实在尴尬。

借用社员家的,首先你得保证厕所主人的优先使用权。而所谓保证,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往人家的厕所那儿瞅,以判断里面是否有人。但一遍又一遍地往人家的厕所那儿瞅也不是个事,弄不好还以为你这人心理阴暗,有窥阴癖。只好装作没事人一样,系偶然打那儿经过、并偶然留意一下。然而谁都知道,农村厕所普遍简陋,既不分男女,也没有门,或虽有门却没插销,很多时候,“偶然经过”一次并不能够做出里面有人没人的判断,那么你得反复多次地“偶然”打那儿经过。这就更不正常了,并且,你不仅行为举止异样,你的面部表情也很可能失常——你实际上“有事”况且这事通常被叫做“内急”却硬装作没事,这样的内心分裂和扭曲不可能不反映到面部上来,你可能面红耳赤抓耳挠腮急赤白脸进退失据……

也有判断失误急冲冲往里闯并闹个大红脸的时候,然而,这样的事情只要发一次,就有可能弄得人生理失常并且很长日子抬不起头来。

至于自留地里的菜因缺粪水而长不好,实在说就算不得什么了。知青的那块菜地,原本土质就差,又僵又硬,又地处村子最南头的风口上,没遮没栏,没法保墒,光浇水,土愈铁,除了老白菜帮子,记忆中几乎没种出过像样一点的菜来。

17.日记一则

10月10日 晴

这几天的生活真正是紧张的战斗生活,秋收基本结束了,但“三秋”只完成了一秋,尚有两秋——(秋耕在外)秋种、秋征,季节到了,小春作物要抢种下去,谷子必须抢天气翻晒出来入库,而谷草更要在下雨前挑回来堆好,为耕牛储足饲料,支援工业的5000斤谷草也要保管好,时间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春种和秋收,白天没有了一点休息时间,连写日记的时间也没有了,如果一下雨就不好整了,草,油菜,谷子,都不好整了,7号打完了这季谷子,自留地是晚上打的,今早又完成了公粮任务,草已挑了大半,胡豆如不缺种子明天就可完成。……

此日记不讲文法,几乎一逗到底。这是1966年的10月10日,日记只摘了一小半,后面一大半全是由此生发开来的革命言辞和毛主席语录,诸如“我们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炼就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之类,虽也能反映当年的真实,却只能惹今天的人发笑,故略去。

其实,一般情况下,我并没有为生产队操着这么大的心,但这一段有点特殊。当年的生产队干部,由正、副队长加会计、保管构成,我任着生产队副队长兼会计,队长是个老妈妈。此前的9月29日起,队长和保管员到公社去开了几天会,“火”落在我一个人“脚背”上,眼下的操心,不过是惯性作用下尚未退出角色的瞎操心。

另一点是,翻当年的日记,发现那个时候的会实在是多。公社,大队,生产队,大队团支部,知青小组,几乎每天有会,甚至一天开几个会。公社的会少一点,多在农闲的白天开,别的会则放在晚上,煤油灯熏着,不是安排生产,就是学习文件,整顿思想。

18.农闲时节

那时候一年到头有做不完的活路,即便冬闲时节,也要下田翻土块,或是挑沙改土。

翻土块,也就是将秋后翻耕过来并已被晒干了的土块逐一地翻个身,让太阳晒透另一面,以吸收、储存更多的能量,增加地力,当地人称此为“炕板田”。

翻土块活路单一,场面宏大,全体出工人员在大田里一字儿排开,人手一把板锄,一个一个地勾那些土块翻过身来晒肚皮。这都是些老泥田,土块太大,好些时候翻得人打趔趄。但这毕竟不是重活,只能算是“手上活路”,可以一面说笑一面做。因为是在隆冬,出早工时土块上敷着厚厚一层白头霜,脚僵手僵中,人们便选择由西向东的方向翻土块,这样,太阳一出山就迎面照在身上、手上,人们称这为“烤手”。我的体会是,深冬里刚出山的太阳其实是没有多少热度的,不过有聊胜于无,阳光本身就具一种暖色调,何况在干力气活,身上很快也就暖和起来了。

改土是将沙老埂上的沙挑来,分散倒在大田里进行掺和以改变这里太泥的土质。沙老埂是村子后面一条废弃的地上沟床,有挑不完的沙。改土时全队老幼齐上阵,反正没别的活路做。

我的印象中,翻土块和改土这样的劳作,对提高作物的产量成效并不十分显著。比方说改土,因为是水田,费力拔气加进去的沙,翻耕两年就沉到底上去了,仍旧泥是泥,沙是沙。但那时的人不知道休息,更没有“休闲”的概念,上面则鞭子般抽着你,变着法子叫你不停地做,生怕你闲着,一年做到头还要叫你“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人们便只知道牛一般地埋下脑壳做、做。有时候别的队忙过一段放两天假,老实巴交的小河边的人也还是在做。

自然也有下不了地的时候,比方说下绵雨。但这也不得闲,你得在晒棚里撕包谷、抹包谷(也就是将包谷棒棒脱粒)。再不然就翻动保管室里的那些谷子,那多是全年的种子和饲料,怕它们因受潮发热而霉烂,由于地势低而潮湿,你得不厌其烦地把它们从楼下盘到楼上,从这边搬到那边。

那时候就是这样,怎么做,也还是个穷,弄不懂一年的汗水都流到哪里去了。

19.一本书

最令人悲愤的,是那些年正值青春年华,却没有书读。

刚插队时,我订过一点杂志,《世界知识》之类,“文革”开始,也停刊了。实在没有读的,就读《农村实用手册》,读《青年修养十二讲》。

有一天,在三大九小刘军那里抓到本长篇小说,是美国作家德莱塞发表于1925年的《美国的悲剧》。而刘军又是从相邻的新和公社一成都知青刘老大那儿借来的——我曾经跟着刘军去见过这位刘老大,见他有一张自制的、小小的、几乎是方形的、可以从上面揭盖的书桌,真是非常地羡慕。那桌盖下藏着十多本书,多是外国小说,都是我想读的,却一本也没借到。

眼下得到这本书,我如获至宝,乃拿回生产队来慢慢消受。

不料,这本书后来竟不见了。多方查找,才知道被裕隆公社一个绰号叫蔡老壳的成都知青偷了去,是藏在吉他里捎走的。

当然得追回来,刘老大逼刘军很紧。河西离裕隆近30里路,我一趟又一趟地跑。起先蔡脑壳不承认,后来承认了,书却已辗转流落到了高草公社“银锄落”手中。

“银锄落”是由插队在高草公社的成都知青自发组成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组织,我们曾一起演过节目,故而相互熟识。他们承认书到了这里,却翻箱倒柜找不着,只好搜罗出几本别的书来,希望刘军和我从中选一本做抵偿。我们担心刘老大不干,但也没办法,便要求选两本。他们自知理亏,让我们选了两本。是两本什么书,已记不得了,好歹搪塞过刘老大。

20.钩端螺旋体病

钩端螺旋体是一种病毒,通常在打谷子季节,由携此病毒的老鼠等啮齿类动物的尿液,经由皮肤传染给人,本地人称“打谷癀”。染病症状为高热,乏力,全身肌肉剧烈疼痛,尤其是腿肚子痛,有的肝脾肿大,黄疸,出血,肾脏损伤。当年,插队高枧公社的一个知青曾因染此病而丧命。

我们小组6个人,先后有5人染上此病。

先是俞秉秀,插队当年谷子没打完,就病倒了。活路又忙,条件又差,又没经验,干着急,直病得头发一绺绺地掉……病愈后才发觉,连袖口内边都生满了虮子。

第二批染病的是刘新民和周光福。俞秉秀没好,刘新民就倒下了。向玲玲在家照顾俞秉秀,吴永康和我用箩篼抬刘新民上医院,周光福精神稍好一点,跟在箩篼后面走。但周光福同时拉着肚子,一路上不断往草堆后面钻……

这是插队以来小组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其情景至今想来仍感凄凉。

第二年,这病找到了向玲玲……

我染病是大约5年后。高烧,呕吐,一身疼,以为是重感冒,躺在床上几天了。一天晚上我姐夫从黄联来,感觉应送医院。姐夫就是医生。事不宜迟,他和几个男生打着电筒,七手八脚将我往河西街盘,喊开河西卫生院大门。医院一位腿带残疾姓白的女大夫很快诊断为钩端螺旋体病,并立即对症施救,乃捡回来老命一条。

21.治眼疾

这场钩端螺旋体病,人没有死,但却给眼睛留下了损伤,所谓后遗症。到了某一年的春播时节,这叫做后遗症的东西便发作了:右眼剧痛。

患眼疾应力避接触冷水,但栽秧时节却整天泡在水中。终于痛得受不了而进城求治。

接诊的是专区医院一位中年女医生。她说,你这眼在发炎,回去消了炎再来。她这话令人费解,医院不管消炎的事?我说,正因为发炎才来找你的呀。她却已显出来不耐烦,说:给你说了去消完炎来,我们这里不消炎!我问为什么,答说“我们这里没有青霉素!”堂堂专区医院没有青霉素?

我一气之下出了医院,打算让这眼睛瞎掉算了。

在四牌楼碰到同大队的知青张永新。他跺脚说,你跟谁赌气还能跟自己的眼睛赌气?便依他说去了卫校。

卫校一位精瘦的男性医生诊断为结膜炎,随手开了副中药,少而精,才五味,但他这里只捡得齐两味,剩下三味,他让我到街上去捡。我跑遍了西昌的上西街下西街和石码子的草药摊子,也没捡到一样。什么“地胆头”、“一点红”,没人听说过。多年后,我偶然于一份资料上读到这个方子,方知道它不是该医生主观杜撰,而是照搬照抄过来趸我给了我。

经此两番挫折(说被人两次开涮也可以),人反而清醒了:别人不拿你那眼睛当回事,你自己可得拿它当回事。

最后,是我的一位内弟陪我去了远郊的第四十三信箱医院,由一位气质高贵而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张姓女大夫接诊,结论是巩膜炎。

她开了几样药,内服外用,并嘱四天后再来复查。四天后,内弟从他插队的川兴划一只小船,送我过邛海来见张医生。这个时候,我的眼睛已经好了,复查只是一种形式。但医生既然与我有一个事先的约定,我应当来践这个约。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

(待续)

喧腾一时的红卫兵运动。前排左起:王继承、赵玉惠、王仁智、李学祥;中排左起:付明康、张永新、辜忠铨、吴永康;后排左起:刘宗沛、朱锡华、蔡应律、扬正德。其中赵玉惠已病故多年。.jpg

喧腾一时的红卫兵运动。前排左起:王继承、赵玉惠、王仁智、李学祥;中排左起:付明康、张永新、辜忠铨、吴永康;后排左起:刘宗沛、朱锡华、蔡应律、扬正德。其中赵玉惠已病故多年。.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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