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记忆:插队散记(五)

插队散记(五)

集体户崩解

集体户崩解是早晚的事情。有的小组,维持没几天,就各人自起炉灶另开伙了。我们小组则同甑子舀干饭维持了5年多。

能维持这么久,原因是,生活上大家都不计较,可以说心无芥蒂,相互友善,尤其是两个女生,任劳任怨,吃得亏,表现非常优秀,倒是我们男生,有时不免偷点懒,耍点赖。

然而,这5年多的时间里,小组的情形有了些变化。

首先是周光福因为出身好,早在我们下乡的第二年(第三年?)就调到公社任团委书记去了。其次是原插队在九龙公社的辜忠铨(插队前为《西昌群众报》社职工)因组上闹矛盾,被调整到了我们这个全西昌地区的“先进小组”。后来,俞秉秀的妹妹俞秉华,也由城关镇安置到了组上。再后来,因为所谓“出身问题”,吴永康的母亲和九妹,也从城里下放到了这里。当然,小组内部也发生了自然分化,这就是吴永康与向玲玲两人恋爱,我与俞秉秀两人恋爱。

这种情况下,分家,便成了瓜熟蒂落般的必然。有点惆怅,但无痛苦。

其实也没什么可“分”的。苦干数年,集体户没积下任何家业,一点简单的炊具,差不多全给了刘新民。

好在,队里已预见到这一天,因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并根据我们各自的意愿,修了点房子,这也是我等一次次上山伐木的成果。就这样,大家在自自然然中,开始了完全说不到“新”的生活。辜忠铨,则早在小组解体前,就由于他母亲的不懈努力而离开农村,“扳”回了城里。

此外就是,1969年,成都第35中的一批学生下放到了河西公社,我们队分来两个女孩董盛芳和雍雪琴。她俩单立一户,且有她们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比方说跟谁都不生气,而连续出工几天后必定认认真真歇上一天,等等。由于这个队的知青基础比较好,没有谁为难过她们。

队里为我们分家修房子时,要我们自己选择地址。我选择了高旱地。高旱地在村子东面而与村子拉开了一段距离,地势稍高,视野开阔,单家独院(刘新民住了4间房中的一间)。在高旱地过第一个春节,我写了副对联贴在门上:日出先及第,红光满屋;月落后收辉,清风一堂。表达的是对这一选择的得意。这对联妻子俞秉秀至今记得。

大步迈向“守法农民”

倘不返城,则做一个与当地群众无异的“守法农民”,几乎是每一个插队知青不可更改的宿命。现实既不动声色,又异常刚性。而小组解体,集体生活终结,更加速了这一转化进程。

你得挣工分,得碾米磨面,得种瓜种菜,得挑水找柴,得养猪喂鸡,得赶场卖蛋,得买油买盐……当你将路边拾得的一吊谷子、一穗麦粒本能地捎回家来捋给院里的那只麻母鸡,当你于暮霭四合中搂一抱麦草一躬腰钻进低矮的柴门,理想和浪漫,便成了遥远的记忆。这是说,你已经和当地农民没多少区别了。

有一段时间推广绿肥植物苕子,那一年,我们从种胡豆的自留田里居然收获了半提篼苕籽,并拿它去粮站卖得了9元钱。这事儿至今难以忘怀,足见得这几块钱于当年是何等重要。

我和妻子俞秉秀甚至一度孜孜以求地采集高旱地上野生的蓖麻籽,去卖给粮站……

日子就这样过着,没有忧伤,没有抱怨,只是简单地,过着这每天都要过的日子。别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样我不知道,但就我自己说,从下乡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还要返回城里。不是因为我这人思想境界有多高,而是因为我这人胸无大志过于麻木,因为我这人从来就不曾对自己的未来有个什么设想,也从来就安于现状,易于满足。何况城里并没有我的家。当然,更为有用的制胜法宝,是朝自己反问一句:这样的日子,8亿农民能过我不能过?

有点像阿Q了。

结婚

煤油灯静静地燃着。田鸡在房子周遭聒噪成一片……

俞秉秀,她突然扑向我怀里:“6年了……”她说。

她说的是事实。插队不久,我们相互间即有了爱意。之后,这情愫就这样静静滋长着。说来难以置信,6年里,我们竟连手也没牵过一次。然而,今晚,我稍一犹豫,就把她抱到了我房间里……

可惜我们什么也不懂,因此什么事也没做成。

当然,日子长得很。

一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见她一面在切猪草,一面在流泪。原来,她怀孕了。而此前,由于害羞和不知所措,她曾私下里跳沟坎、去学校里翻杠架,以图将孩子“挣”掉。我搂住她,半分钟内做出了3条决定:一,明天就上公社登记;二,回我的老家会东县一趟;三,返回来于国庆节结婚。会东老家,有我的早逝父母的坟茔,有我的哥哥和嫂嫂。

队里为我们做了一张床,要好的知青朋友给我们做了一只木箱、两把小椅。从会东返回时,当赤脚医生的嫂嫂将30斤粮票,和她3个月没领到的工资共54元一次领了给我们。回到小河边的当天,我们去粮站买回29斤半大米(30斤粮票返回的路上用去了半斤),又在河西街上买了只鹅、一些粉条和莴笋、萝卜之类,应该还有酒。然后,一大群知青朋友唱一晚、闹一晚,就算成婚了。

没敢恭请当地社员。我知道,他们都很讲究礼数,怕他们为送礼而为难,毕竟,大家都太穷了。

西溪沟里捶石头

捶石头,就是执一柄手锤,将大个的石头砸碎成核桃般大小,用以铺筑建设中的成昆铁路。

……盛夏时节,西溪沟里吹不进一丝丝风。实在热不过了,就牛一样去困塘,可是那塘里的水也烫人,浅得只及脚背,还满是虫子和气泡……起早摸黑地干,夜里就躺在已践踏成粉末状的松毛上喂蚊子。

就这样一连数天干下来,才挣得四块多钱,还是耍了奸的——照别人的样儿找个小丘堆碎石,以便量方时占便宜。我至今想不通那单价会这么低,也许被包工头黑吃黑层层吃下来,吃到我这样的苦力头上,便不免要口口见血了。

不是挣钱之途,只好撤回家里。妻见我几天之内脱了形,咝咝抽气,惊骇不已,立即对我全力施救。但在当时,维持了五年半的知青小组解体后,我们刚结婚不久,类似于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描绘的赤贫。外出打工,正是婚后空前高涨的家庭责任感支使下的脱贫之举,却不料丢盔弃甲,铩羽而归。第一步的施救措施就是,妻去自留地里,摘来几个大红蕃茄,去皮,捣碎,拌了白糖饲我。饥渴中我一阵穷吃饿吃,结果是上吐下屙,大病一场,至今见蕃茄就躲……

王方武老师

王方武老师是西昌高中的物理老师,是当初的大红大绿的热闹过去之后,唯一一位到乡下来看过我们的老师。
    
这个时候我已经结婚。

那天早晨,我打小路去河西车站接方武老师回来,田埂上丰沛的露水,把我们的裤脚都打湿了。   

方武老师给我送来了一双地质队员穿的那种翻毛牛皮鞋,而当时我脚上穿的,是一双花3毛7分钱买的退役军用胶鞋,鞋面上打了若干个补丁,我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清晰地留下了它的“倩影”……
    
我和妻子倾其所有为方武老师接风,还喝了酒。方武老师不胜酒力,脸白如纸地在靠椅上睡了过去。我端详着他,感激不尽地,掂量着他不忘自己的落泊弟子的这一份情意。
    
在我们堂屋兼厨房的陋室里,我们说了一些话。但很多时候,我们相对无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域中内乱正炽,国人两眼空茫。而现实是沉重又非常具有刚性的,我辈“开路先锋”,热血滚沸中,一阵吵嚷折腾之后,心开始板结,人已经在向着守法农民的道路上不可更改地走下去了。方武老师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珍贵的一些儿温暖。

方武老师当天下午就回城了,我送他到车站上依依惜别。

西天上残阳如血。河谷里老南风刮得很紧。

目送着汽车绝尘而去,我的眼里涌满了泪水。

那一时刻,我的25岁的生命节律里,竟有了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

瘟疫袭来

跟当地农民一个样儿过日子,我们养猪,养鸡,养鹅,想要靠这些变两个活钱,也见两颗油星。一时里心劲十足,不辞辛劳地盘,终于院子里鸡飞鹅叫,外加一条小黄毛猪在跑。夜间,猪、鸡、鹅全关在茅厕里。茅厕里一方形大坑,上面架两块木板。鸡、猪、鹅就歇在大坑的四周沿上。

这黄毛猪实在太贱。由于缺饲料,它大约一直没吃饱过,毛长嘴尖,瘦如皂角片片。有一次,这猪不慎跌入茅坑里,被捞上来后,居然从此常常跳进茅坑里去吃屎,弄得我们防不胜防,也弄得它自己臭气冲天,随时需要弄它到房背后的河沟里去涮洗。几只大鸡而外孵了两窝小鸡,小鸡长得有拳头大了,夜里就歇在粪桶的桶梁上,河西风大,怕桶罅了,里面装满水。连续两天早上,发现小鸡死在水里漂起,还以为是不慎跌入水里淹死的;继而又见猪睡的地方鸡毛成堆,是猪把鸡连毛嚼了。但猪怎么会去吃鸡呢?鸡是活的,会躲,会让,又没听见鸡叫。终于想到那猪嚼的是死鸡,同时很快就发现,满院子大大小小三十来只鸡全出现了害瘟症状,并开始陆续死亡。死鸡小的扔了,大的烧水褪毛,打整来吃。那两天,不出工地整天打整死鸡,犹搞不赢,鸡们两扳扳又死一个、两扳扳又死一个。黄毛猪把鸡连毛嚼下后,鸡毛没法消化,堵在肠子里屙不出屎来,怪喊呐叫,只好用棍子去掏猪屁眼。好不容易掏穿了,猪和人都累得不行,到房背后的河沟里去洗手,却发现4只鹅有两只已经死在水里。又烧水打整两只死鹅。死鹅远没有死鸡好打整,当然仍得打整。吃是吃不赢的,只好抹上盐末,吊在院坝里的铁丝上晾晒。然而一转眼,那鹅在老南风的吹刮下悠断麻线掉落地上,又成了黄毛猪的口福之物,气急败坏中,一阵追打,只好随它去了……

接二连三的死鸡死鹅,加上猪的搅和,疲于应付中,俨然觉得死神的翅膀在房头上煽动,并隐隐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就这样,仅两三天功夫,满院子的鸡、鹅眼看着死完,人如经历了一场战争,我们婚后的一时之盛,也迅速成为了过去。

七零八落的结束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由其本身所具有的荒谬性和欺骗性,打一开始,便决定了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文革”中后期,尽管城里学生仍一批一批被赶到农村,但累积在农村的知青们,却也在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扳回”城里。

随着国家政策的松动,同时随着知青们理想的破灭,返城渐成狂潮,且有了不可阻遏之势……

但知青们已经是城市“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啊!谁能尽述,知青们为了返回他们原本生活的地方,都进行了哪些努力,都付出了多大代价,都经受了多少屈辱?

招工的来了一轮又一轮,磨坊沟电站,森工局,电力公司,飞播站,砖瓦厂……我对此反应迟钝,说白了,是一时里还没有返城的念头。前面说到的原因而外,另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已在这里安了家,并生有一女,而一般招工又特别强调“须未婚”。因此,眼瞅着一个个熟悉的同类离开农村返回城里,虽心下怅惘,却也能面对现实。

某天,邻队的知青刘宗祺等到河西卫生院去接受招工体检,路过小河边,见我正在做活路,便邀我一起去玩。想到这些要好的朋友或许就要离去,我从田里起来,就陪他们去了。到了卫生院,他们又动员我也参加体检,反正不要钱,查查又何妨。结果招工的把我看上了,是地方国营西昌专区第一砖瓦厂的两名干部,他们要我填表。犹豫间又是刘宗祺鼓动我说,虽是个砖瓦厂,但这个厂在泸山脚下邛海边上,风景是如何的好,乃接过表来填了。

此后的思想斗争却很激烈,主要就是担心妻子的出路,我一走,她肯定不能留在农村,而招工,谁要?妻彻夜地说服我,说为了孩子,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还说县安办主任马光暄不止一次说过,她这样性格的人适合教书……事实上,正是马光暄主任的这句话帮我下的决心。

于是三下五除二处理完一点点家产,夫妻俩抱着9个月大的女儿回了城。

这一次招入砖瓦厂的,河西公社有7个知青,主要来自一大队,一大四小是我和刘新民两人。

这是公元1971年底的事情。屈指算来,我们已然在这个叫小河边的村子里,度过了7年多的光阴。

面对城市的尴尬

当然不止是“轰轰烈烈地来了,又七零八落地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但也确实是“轰轰烈烈地来了,又七零八落地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回到妻的祖屋南街49号的大杂院里,房子太窄,只得将生产队做给我们的那张大笨床锯短、再锯短——是啊,只能由已经“异化”为农民的我们去将就城市、服从城市,哪怕那“城市”对我来说,不过是城郊一家砖瓦厂。

确实无奈。记得报到那天,才走到砖瓦厂堆放红砖的坝子里,我就把手中的木箱往地上一放,且一屁股坐在木箱上,说:“我要回去当农民。”送我到砖瓦厂报到的妻弟说:“来都来了,还是报了到再说罢。”报了到,往寝室里放行李,发现那土冲墙的寝室到处鼠洞,又湿又暗,绿光荧荧(过道里白天也点着数盏绿色荧光灯)恍若监狱,我说:“这工人我不当了。”妻弟说:“来都来了,还是先做两天再说罢。”

这“做两天”的结果,就一直做到了退休。

就妻“教书”事,我去找马光暄主任。马主任因干着长期而烦人的知青工作而心力交瘁,累垮了身子,我几次去老县委大院找到他,他都在使一只小盐臼细细致致地捣鼓中药,看上去比知青还值得同情——据传他“为躲知青纠缠”,曾把自己藏到天花板上。但即使这样,马主任也还是将俞秉秀和向玲玲推荐给了县绿化队,然而体检、填表忙一阵,最后却不了了之。后来知道,妻在表上填“未婚”,人家一调查,娃儿都跑得了。向玲玲是真“未婚”,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于政审时被刷掉了。

只好为妻办了“病退”。

谁都知道,这是“退”而没“病”。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得不到招工、招干、入伍和推荐上大学之类机会的知青,大抵只能走这样一条路。而“病退”回城后,他们,一下子沦为了凄凉的、生活无着的社会的“边缘人”……

这个时候,中国高层的捉对厮杀正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连惯唱高调的媒体,也喑哑了。而褴褛的主流社会,甚至连瞟一眼他们的兴趣也没有了。

(续完)

集体户解体后营造的小家小院。为筑成身后浅浅的围墙,我和面前的张永新双手全皲裂了。.jpg

集体户解体后营造的小家小院。为筑成身后浅浅的围墙,我和面前的张永新双手全皲裂了。.jpg

大小: 60.91 KB
尺寸: 393 x 416
浏览: 94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上一篇: 西昌记忆:插队散记(四)
下一篇: 自贡市:“蒋妈妈”的孩子

访客评论
目前还没有人评论,您发表点看法?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 (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