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无悔终遗憾(上)--王复加回忆录

此生无悔终遗憾(上)

         --王复加回忆录
 
王复加简历:
1944年 重庆《新蜀报》国际版编辑,加入中共南方局领导的“青年委员会”。
1945年 成都《现代周刊》主编,成都市职业青年联谊会福利干事。
1946年 民盟总部直属成都荣利印刷厂会计主任,同年7月批准入盟。
1947年 重庆社会新闻事业公司襄理兼出版部主任。
1948年 成都蜀加印刷厂总经理,兼民盟《华西晚报》复刊筹备处经理。
1950年 三联书店北京总管理处编辑部助理编辑。
1951年 人民出版社编辑。
1958年 被错划为右派,在北大荒劳动3年,回人社养肿病1年,下放四川巴中县18年,其间“文革”前后任教共8年。
1979年 改正错案回人民出版社,1983年评为副编审,1987年评为编审。
1989年至今 离休后在成都定居,担任四川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京剧队队长9年,曾担任三届民盟成都市委老龄工作委员会副主委、民盟成都市委直属城区一支部主委。


我于1923年8月15日(农历癸亥年七月初四)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少城桂花巷8号(原址及左邻今为省新闻出版局所据)。只记得那是由花厅分隔成前后两院的大宅子,后院住着母亲、女佣、厨娘,三弟和我由丫环桃花照看;前院住有十多名武装士兵。因为当时四川还是军阀割据的所谓“防区时代”,我祖父王缵绪(治易)已是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甫澄)麾下的师长,坐镇重庆,而父亲王泽浚(润泉)是祖父属下的旅长,带着二弟,驻扎在邻水;我外祖父胡春田(鲁舟)是当时四川兵工造币厂的总办,住在城中心西府南街,故父女两处宅邸都有士兵护守。士兵中也有人兼职勤务兵和人力车夫。由于后院阴盛阳衰,我和三弟每天都到前院找士兵们玩,或带我们上街,去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或听他们讲打仗(作战)的故事,了解到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奢望。

到我六岁上该开蒙识字时,祖父的母亲(王母陈太夫人)逝世,我作为她的长曾孙必须奔丧去重庆。于是作为长孙的父亲特地从邻水派专人接送我。当时成渝之间还没有修公路,所以走的是“东大路”,全程坐轿由四名武装士兵轮换着抬。晓行夜宿大约走了近二十天,因为年幼不谙地名,只记得路过简阳、安岳,到合川就弃轿坐船了。

刚到重庆就穿上丧服,一直跪在灵堂里。有人来吊唁,必须跪直身子陪着磕头;人去后才可坐在小腿和脚后跟上稍息,太折磨人了。但该号丧时,大人们要我嚎啕大哭我总不肯,也拿我无可奈何。出殡时,载着灵柩的舆榇两厢用整匹白布拧成的长纤拉着,我把纤端揽在腰间走在头里;王氏门中大小族人和亲戚,一律依辈分和长幼,在我身后扶纤而行。从祖父私邸通远门金汤街下七星冈,经过哪些街道,我当时并不熟悉。总之路途很长,沿途都有祖父僚属、好友和所辖公司行号设案路祭。直到朝天门码头扶椁上船,循嘉陵江北上,运回老家西充县安葬,不再让我同往。可是我已疲惫不堪了。

在金汤街的老屋(新的宅第正在其旁修建)里,住着祖父、祖母(李氏)和祖父的两位如夫人:张氏(苏州人)和严氏(资中人),我都称她们为婆婆。张婆婆生有我二叔、三叔和三姑,严婆婆生有二姑和四叔。此外,还有一位比她们年轻的女士(重庆北碚人),祖父让我叫她“刘先生”,但后来在成都又将她收为了侧室,我便改称她为刘婆婆了(也许这是当时受制于张、严二氏的缘故吧)。她们三人在祖父的威严下相处尚好,常在一起朗读《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说部共同消遣。尤其是“刘先生”无人伺侯,更显得随和谦让,甚至不呼我名,而称我“孙少爷”。

既然二叔与我同年出生,比我稍小一点,祖父便请了一位赵姓老师(年幼一直不敢问其名讳)当家庭教师。他的教法比较特殊:开初用《三字经》作识字课本,并教写毛笔字。因为其中有“孟母三迁”、“五子登科”、“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人物故事,我们学起来很感兴趣。后来学到十、百、千、万,三才、三纲、四时、四方,五行,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这些基本概念,便觉得枯燥乏味了。于是改学《论语》,不久又改读《孟子》。但最终他仍将《三字经》后半部有关历史沿革的部分加以改写,让我们记诵。如:总纲为“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前两句各七字,后三句各四字,念起来很顺口。再以诗歌和口诀形式加以补充:周代为“西周三百三十载,东迁洛邑国势衰:春秋分裂出五霸,战国七雄遭秦灭”。五霸为“齐桓、晋文、楚庄、秦穆、宋襄”,七雄为“齐、楚、燕、赵、韩、魏、秦”。这两则口诀都朗朗上口,只消记住居中的楚庄称“王”,两旁四人俱称“公”便得了。又如,咏汉代为“西汉二百三十年,刘秀弑莽立东汉;曹氏欺凌汉献帝,终将汉祚裂为三”。给南北朝的口诀为“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北齐、北周”,“东魏续北魏,西魏附北齐”。咏五代为“五代梁、唐、晋、汉、周,均有前朝乃称‘后’;相继延续十五载,陈桥兵变归宋祖”,咏十国为“南唐、吴越、南北汉;吴、闽、荆、楚、前后蜀。纷纷作乱贯五代,止于南唐李后主”。给宋代的口诀为“北宋杨家将,南宋岳家军;前抗辽后抗金,终被元并吞”。这种教学方法很有创意,使我后来中学历史课上轻松自如,游刃有余。

赵老师这种用口诀帮助记忆的办法,启发我在中学生物课也自行加以利用。例如:“高等动物有椎柱,无脊动物皆低等”;依其进化顺序作口诀为“脊、节、软、棘、环、线、扁、腔、海、原”;而脊椎动物依次为“哺、鸟、爬、两、鱼”。又如:“种子植物分被、裸,被子子叶有单、双;体态可分木、草、藤”;“显花结实有种子,隐花繁殖靠孢子,藻类、苔藓喜阴湿”。经我向同班学友推广,很受他们欢迎。这是后话,在此先说了。

当时,赵老师还教我和二叔算术。但他先用算盘教我们识数,真正理解《三字经》中“个、十、百、千、万”的定位,又用算盘教加减法。这样既对数字有实感,又把珠算口诀和操作学会了。只是乘除法未教,我们就同三、四叔和二、三姑进了巴蜀学校幼稚园。不过,赵老师见我和二叔对五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基本上学会了,但发现多位数运算吃力而速度较慢,便教了“5”以上两位数相加的口诀,即“65-11,74-11,83-11,92-11;75-12,84-12,93-12;85-13,94-13;95-14,86-14;87-15,97-16,98-17”。减法则利用珠算向前一位数“几借一还几”,果然能较快算出。以致后来学乘法背“九九表”还受到上述加法口诀的干扰,不过很快便克服了。

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只要天晴无雨,赵老师总带我们(有时包括三叔和四叔)出南纪门,下珊瑚坝玩耍。在那里拣小鹅卵石或捉蚂蚱;有时能见到刘湘买回的帆布教练机停在跑道上或升空作巡航。据赵老师说,早年刘湘同刘文辉在成都巷战中曾用这种飞机往下扔手榴弹取胜。还有好几次在那里碰上杀人和枪毙人犯,一群人随着军号声涌来,围观时议论纷纷;有说是捉到的“赤匪”或共党分子,有说是牢里提出的死囚,故意做的宣传,安定民心。我会想起我家住的金汤街楼上(新公馆已经修好,原来的老屋基作了网球场和临街的师部办公楼)地势最高,视野开阔;重庆夏天酷热,城里木结构房屋极易失火。在楼上看见远处火灾,大人们总会说:“怕又是共匪放的!?”但听过珊瑚坝人群的议论,我对“共匪放火”便心存半信半疑了。

1930年祖父兼任四川盐运史,自贡的盐商筹款十万银元相赠。祖父征得刘湘同意用此款办学,于是买下通远门外观音岩下张家花园至大溪沟大片谷地作校址。刘湘又拨款修建了“湘院”作为初期主要校舍以示赞助。

1931年巴蜀学校幼稚园招生,我和二叔进了大班,其他叔、姑分别入中班小班。同学老师除分班上课外,集体活动较多。

1932年初,我第一次参加舞台演出,是在湘院礼堂上演给师生和家长们观看的歌舞剧《幸福之光》,由方静老师导演。她指定我扮演“幸福种子”,而从大班和中班挑选同学扮作“冬雪”(男)、“春花”(女)、“夏雨”(男)、“秋月”(女)共四组各四人,依时序随着小班同学扮演的“劳作者”陆续上场,一边歌唱四季的不同特色,一边给表演除雪、耕耘、播种、收藏等动作的“劳作者”伴舞歌唱。例如我还记得“夏雨”的唱词为“夏雨、夏雨、夏雨有益处:灌溉农田养花又养谷,麦登场、稻收割全靠雨水足,雨水足好种田,田田皆大熟。”四季歌唱完后“劳作者”们把我这粒“幸福种子”抬出场,展示他们的劳作成果。我从“幸福之花”绽开的花瓣露出的种子中破壳而出,边舞边唱九个唱句:“从来黄金无种子,唯出于勤俭之家;幸福不由劳苦,不开美丽之花。也只有劳作的人,幸福敬他爱他。我所爱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快来歌舞吧!”然后四组时序演员一齐出台共舞,结束演出。我为我的唱词中表达的爱劳动、更爱劳苦大众的含义而深感自豪。

1932年学校开始修建连接“觉楼”和盥洗室的长廊。“觉楼”供师生和保姆住宿,盥洗室男女两舍各有浴室,其上建有楼层预留给校长周勖成和教务主任孙伯才安家之用。因为他们都是经黄炎培介绍从江苏聘来的,周校长还要带两个女儿来上学。同年夏,周校长到渝会见祖父了解情况后,立即亲赴校园施工现场视察。在“诱诲堂”教学大楼工地上,步下陡窄的跳板时,因为他戴着双光眼镜,不慎摔伤。幼稚园全体师生员工有感于他的敬业精神,纷纷组团去医院慰问。从老师工友们的表态中,我也因此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

1933年2月巴蜀小学正式成立,经过招考和培训教师,于8月招收各级新生,我编入了四年级。级任老师林厚福嫌我在他的算术课上不专心、好动,在安排课外活动时把我列入了“儿童护导团”,要在楼梯口和走廊上站岗,维持课余秩序:主要是保护同学安全,劝导他们遵纪,所以强调只是“护导”,没有执法惩处的权力。我觉得不够味、太差劲,而且课余时间全被占了,很有受到差生待遇的委曲。好在升级换了级任陈佑天老师,我才得以改在“儿童合作社”当售货员。合作社只在每周一三五中午饭后开门,不象护导团要站五天半的岗,我便有充裕时间去“儿童图书馆”。那里有全套《万有文库》和各种儿童书刊、画册,我开始养成了阅读习惯,以致后来成了爱好。

五、六年级的四个学期,我先后学过木工、藤编、竹刻和种植玉米,这是安排有固定课时的。我们制作的滕竹木器的竹雕产品,还请施教的“学友”(实际上是手艺人老师)拿到市场上出售,把学校会计出具的收银条张贴出来,让各班同学过目,使我们人人都有充分的成就感。校园里有好几株桑树,有同学找来蚕种,我们自发地养蚕卖茧,也为学校添加了微薄的收入。因为我们知道,学校是靠沿谷坡的可耕地让人租种,和周遭自建的几栋庭院租金来充实办学经费的,在教师的赞赏和开导下,我们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

早在我入幼稚园时,就听老师和个别家长谈到当年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和后来又进攻上海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但我都没有产生明白就里的愿望。及至五、六年级时,听说红军开始长征,而且四川境内“三三年闹红军”的说法也甚嚣尘上:说是共党徐向前部进了“通、南、巴”地区,赶走了军阀田颂尧,杀了很多人。渐渐地我对国家大事有所关心了。学校里老师们也不例外,这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一、起初音乐课教的是《大路歌》、《渔光曲》之类电影歌曲,后来便改教《流亡三部曲》到《歌八百壮士》与抗日有关的歌曲(后者歌颂“淞沪抗战”中第十九路军谢晋元团坚守闸北“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甚至幼稚园也跟着教唱了。二、由孙伯才老师导演了一台历史话剧《卧薪尝胆》,在诱诲堂一楼大礼堂对外演出。不仅请来家长和校董,还邀请了社会人士和报刊记者前来观看,获得了诸多好评。我在剧中扮演相国伍子胥,为吴王要放勾践回国而与太宰嚭争吵后拂袖而去。我虽不是主角,也知道演出的意义是要唤醒国人勿忘国耻。三,此后,学校把每个国耻日列在该周的纪念周活动中,使之增加一个主要内容(纪念周是每个星期一早上纪念孙中山,宣读《总理遗嘱》并静默三分钟,然后,宣布本周安排的各种事项)。

1936年巴蜀学校增设中学部,我以小学毕业的优异成绩直接升入初一。这时级任是刚聘来的王宪章老师。他担任国文课一段时间后,就动员班上作文成绩好的王方文和赵光宜同学(后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成都文坛以写诗、散文和剧评影评小有名气,笔名任耕,九十年代病故)在教室后墙创办壁报《读和写》(开初公布范文,后来投稿多了改称《写与读》)。甚至把其中较好作品选送校外报刊发表。这对同学提高作文能力和培养写作兴趣大有助益。

最有意义的是王老师在教室前后门之间的长黑板上,利用课余或自习时间给我们手写密密麻麻的板书材料,让我们读与不读并不强求,读后可以互相议论,但不必向他提问,他也没有工夫作解答。我还记得他写的主要内容,如东北论陷的经过,杨靖宇将军的抗联及其殉国,《何梅协定》如何丧权辱国,红军到达陕北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日本搞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一二九学生运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鲁迅逝世,等等。当然远不止这些,例如有关鲁迅就介绍了左联,《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五青年作家龙华遇害和《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等等。许多大题之下的细目我无法全都记得,但就以上所举已能明显看出这类板书的性质,而且几乎每周一换,其他任课老师也有被吸引驻足细读的。我至今还觉得,他的板书虽然只作客观报道,未加任何点评,但从其选材上可以看出有明显的倾向性和分明的爱憎立场。我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下,开始更加关心国家大事,有了初步的政治觉悟,是我决心投身革命的起步点。

王宪章老师将近两年与我同桌吃饭、同室共寝(这是当年巴蜀学校的优良作风:每个老师和保育员在食堂要照看前后左右就餐的同学,在觉楼要兼管两三个寝室),还经常在国文课和晚自习时与我们相处,他能真正留在办公室的时间肯定很少。再除去他为我们手写满长黑板的工整小字,至少得花个把钟头,那么他整理和编写这类板书材料所花的时间,必定比备国文课更费时得多。可见他为我们灌输进步思想的用心何其良苦,他为塑造理想后生付出的辛苦代价何其沉重。加上他的为人看似严肃端庄,不苟言笑,实则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我至今追忆起来,仍怀疑他当时就是共产党人,否则为何在1938年我读初二下学期就不见他再到学校来呢。开学后见到叶圣陶先生来给我们上国文课,我初步猜测他想必是让贤吧?但过细一想,让贤也可以教别的班级而不必离校。所以我最终认定我的估计是正确的,多半是因为抗战开始有更重要工作让他去做吧!

1934年,父亲在成都将军街娶了姨太太,母亲不愿与他们同住,便借口亲生三男二女都在重庆巴蜀学校上学,来到重庆住在通远门外中一路协和里。于是我和弟妹们每个星期六下午上完两节课后,便可离校有家可回了,星期日晚上再回校就寝。这时母亲买回留声机和唱片(以京剧为主,还有川、滇戏和京韵大鼓,也有音乐和流行歌曲),培养了我对戏曲的爱好。但仍保持着阅读的习惯,所以也利用星期日下七星冈到售珠市街开明书店去选购,包括文学名著、期刊和开明活页文选。1935年蒋政权的“交二团”首先入川,一下子就把协和里门外的路边广场停满了大型军用卡车,挤跑了原来在广场上拉客的计程车。“交二团”的驾驶员后来还办起了进城的一线公共汽车,行驶不久便被他们抢了饭碗的人力车夫闹事,掀翻了好几辆,也让这些初来的外省人尝到重庆人的厉害。接着“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紧随而来,要在协和里租房办公。母亲本不愿意,但迫于父亲的压力也无法反对。原来父亲在协和里购有四个独院,每院有座三层楼房共计十四个大小不等的房间。在祖父讨好蒋政权的授意下,父亲也只好奉命从事。于是通过在渝的房产代管人--我祖母的侄儿,我的李树培表叔(他是当地的袍歌,解放后被镇压),硬把一家退职官员租住的独院腾空出来,供“参谋团”使用。当时父亲正在成都金河街柿子巷口督建他的私人公馆,为了向“参谋团”表示宾东情谊,特地赶到重庆来祝贺他们驻跸成功,当然也还有打探其往后行踪之意。父亲还在一个星期日与子女共度周末,见我有个小书库,检视每本书的扉页都盖有“胡嘉藏书”印章,诧异地问我缘故,难道不认自己是王家人了?我解释是学鲁迅,以母姓作笔名。也许他尚不知道鲁迅是何许人也,仍忿忿然骂我“忤逆不肖”,看来已经与我结怨更深了(曾因我始终不肯写信问候而责怪我)。
 
1938年夏,重庆遭日机轰炸,我们全家回到成都金河街43号(今柿子巷1号)父亲新建的公馆。这算是成都最欧化、最时髦的建筑物,至今还受到成都市政府作为第三级文物的保护。只可惜解放后拓宽金河路,将这五层主楼右边的花园和网球场,以及远离柿子巷口的老宅门和其内的营房、车库和一楼一底的议事、待客厅全部挤占掉;街中原来流淌的金河(我曾下河游泳)与两岸的垂柳,以及离老宅门不远的跨河拱桥(通方池街和对岸人家)也全无踪影了。最可笑的是,主楼左面的池塘、假山(其下为防空洞)和连接主楼的回廊后院,包括厨房、粮仓、佣人宿舍及其男女厕所、厨房外的水井和洗衣厅,以及主楼前的大片林园,全部被新修的商业用房见缝插针似地挤占了,仅留下主楼形同嵌在缝隙中的僵尸,再没有从其前后左右加以观赏的丝毫价值。
 
回到成都后我发现,祖父已不再是刘湘先前二十一军的“王二师”师长,而成了蒋政权名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军长。在文庙后街已有深宅大院(即今省公安厅)可通陕西街、半边桥,住着他最后娶的六姨太,也姓刘;先前那位“刘先生”成了五姨太,住在文庙后街府第对面的一排老宅里(名义上是四十四军部)。至于重庆的张婆婆则迁居张家花园别墅内,算是巴蜀校园内的特区;严婆婆仍住金汤街,二姨太龙氏早亡无后,我祖母则与我父同住。看来祖父对其宝眷完成“分而治之”了。

父亲受过蒋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培训,这时已是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他的袍泽亲友前来祝贺新居,夸他是“党国干城,军中少壮派”,他脸上不无得意的神色。正好那年11月传来了汪精卫要来成都的消息,并且安排住在我家。父亲大为光火,但上峰决定,他也无法抗拒。一次电话打到家里,直呼“汪公馆”。我正好在场,见他对着话筒破口大骂对方“舔屁股舔昏头了”。直到12月尾,汪精卫发出“艳电”,宣告他投敌叛国,父亲窝了一个多月的怒火才顿时消灭,反而庆幸免于落下讨好大汉奸的骂名。

此时外祖父已因兵工造币厂被蒋政权接收而主动下野,开始家道中落,虽在西府南街建有深宅大院,但大宅门以内的大跨院和正院内的各厢房都已租给人家,母亲回去徒增他们负担,只好在金河街与庶母同住。但母亲仍极好强,未得父亲同意便抢先住进二楼大寝室。那里与一楼大寝室同一房型,连带有储藏室和卫生间。所不同的只是一楼的双人床是用棕绳编的床屉,而二楼则是三面围有台阶的“席梦思”床垫;一楼的卫生间里除有相同的长浴盆、大脸盆和抽水马桶外,多设置了供男人小便和给女人冲洗下体的喷水龙头并兼供濯足的两种设施。这原来是父亲为祖母准备的,但祖母是个缠了脚的老太婆,不愿登台阶睡软床,便在一楼父亲的大寝室对面稍小的卧室住下,只是洗漱解便须推开阳台门才能进入房外的卫生间,所以夜里仍使用较落后的搪瓷便桶。母亲住下后曾与父亲约定,汪精卫到来再相让,可就一直住下去了。父亲虽然反感,但也徒叹奈何。毕竟父亲把家里一切用度和市内所置的其他房产都交祖母管理,母亲和庶母无由可争,倒也和睦相处了一段时期。

这期间我于1938年秋开学时,到离家不远的东胜街建国中学插班入初三年级。这里还没有开代数课,而在巴蜀中学初二已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式;巴蜀的英语课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一直沿用林语堂课本的直接教学法,这里从初一才开始采用阅读和语法分授,两者都须死记硬背,我很不习惯,因此一开始就产生了挫折感,学习兴趣也索然了。于是我开始把自己的“胡嘉藏书”带到学校来,不想听课时偷着看。不久就被同班的张续清发现,向我索借,从此我俩成了知心朋友。我们是走读生,祠堂街离我家和学校都很近(老祠堂街紧接金河街,含盖今少城路这一段),那里有多家书店和《新华日报》营业部。我们课后总是先去祠堂街逛书店,看有无新书可买。买来的纯文学书籍存放他家,我家的都是政治、哲学、历史类。那时他父亲工资微薄,母亲是续弦的家庭妇女,有个亲弟弟叫张绪清,在春熙路一家大绸缎铺当学徒;还有个同父异母弟叫张纯清,似乎还未上学,因此家中并不富裕,常需我接济。所以买书我花的钱多,他花的少。后来我把家里勤务兵骑用的自行车,偷偷送了一辆给他,我们便一同骑到玉带桥和西玉龙街一带的旧书铺去搜寻想要的好书。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同班的靳朝宗,也成了我终生好友之一。此后,我提议把笔名“胡嘉”改成“复加”(川音胡复不分),建议张续清用“无以”作笔名。他后来在苏联经营的上海时代杂志社(时代出版社的前身),就用过这个笔名。
 
1938年初,父亲奉调须随四十四军前往鄂东北御敌保卫武汉,行前预留遗嘱,对其财产进行预期分割。这时母亲才知道他在内江县置有蔗田和制糖作坊,并早已归在庶母名下,因此和父亲大闹一场而忿然提出离婚,回她娘家去了。1939年春夏,成都连续遭到日机多次轰炸。建国中学赶在九月前迁到温江县城南门外涌泉寺,我家也撤离金河街,住到温江县城中的专员公署内。温江专员王惠庵,防区时代当过师长,与祖父颇有交情。他当专员是刘湘死后祖父继任四川省主席任命的。他也将其家眷一妻四女全接来,两家同住专署后院。开学后,弟妹们在县立中小学就读,我则必须去涌泉寺完成初三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半年后,我就地升入高一,来了一批新同学。其中有个叫石农裕的灌县人,和我铺位相近,很快就混熟了。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刚入党不久的地下共产党员,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87年,他来信说组织上为落实他的党龄,需我给他写一份四十年代在重庆与他共事时的情况证明,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通过和我谈天、下棋、唱歌,知道我是不满蒋政权,同情共产党的,便给我讲述他所知道的红军故事,还教我唱会了一首《红山茶》歌:

我们的小红,好象一朵山茶花,
五月里火似地开天涯。
铁打志气经得磨练,聪明勇敢谁人能及他呀!
他不给阔人们添豆米,他只给穷人们把柴加。
小红!小红!小红哟,你五月的山花红似霞!

我们的小红,会场之上叫高声,
报告道华北又被瓜分。
爱国学生勇敢反抗,汉奸走狗帮助敌人忙。
工农们快起来团结紧,救亡的战线上要齐心。
小红!小红!小红哟,你五月的山茶红似霞!

但是,只相处了半年,第二学期我就随家人回到成都,在花牌坊街南薰中学(在今南薰巷内。当时属野外,尚未形成里巷)继续念高一。这是无以(当时已改名张孟恢)和我同去报考的。因为听说建国中学同班同学周孟璞、周仲壁两兄弟已在该校念了一学期,我们去有伴,不怕被人欺生。不过我们与他俩只是同年级不同班。二年级时他俩读理科,我们读文科,更不在一起了。这时有个叫孙玉祥的东北人,曾以苏联援华空军翻译官的身份来到成都。苏联飞行员回国后,他在祠堂街中苏友协夜校教俄语糊口。我和孟恢前去听课认识他后,周氏兄弟的父亲周太玄先生从儿子口中知道我们在学俄语,当即表示他也很想学。他是留法勤工俭学的生物学博士,回国后曾出任过国立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和教授,已精通英法语;年届四十五岁还要学俄语,实在令我佩服。正好,当时他刚就任资源委员会“西康经济研究所”所长,于是将孙老师(看来不到三十岁)聘到所来作研究员,使之有了固定薪俸。孙每天除了整理剪报、摘记卡片外,下午我们课余(甚至逃课)便由他给我们上俄语课。他晚上仍有时间去中苏友协挣课时费。后来,孟恢因其弟纯清要上学,为减轻家庭负担,乃弃学到研究所当了图书管理员。我经常同他一道,为研究所采购书籍。周所长示意我们尽可能购马列主义观点的进步书刊,说他学俄语就是为了更便于研究马列主义。因此我把他认作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三位导师。

回成都念高中这两年,我和孟恢结识了校外不少友人。首先是祠堂街生活书店的范玉泉介绍我们认识了《四川风景》社的王影质。此人原是上海左联的成员,与当年在西胜街协进中学教书的曹葆华和任钧创办了这份文艺刊物。后来曹、任因躲白色恐怖相继离去,所以该刊停办不久,我们便去“借尸还魂”。王老不理编务琐事,乃由我去跑印刷厂,从而向拼版工人学会了设计期刊版式,并且熟悉了印刷器材,以及捡字、拼版、改样等一系列技术。印出的刊物仍由范玉泉在生活书店代售。出了四期后,生活书店于1941年4月8-12日遭彻底查封,该刊也就夭折了。其次,通过这次办刊,扩大了与成都文化人的接触面。其中有的后来中断了联系,如陈翔鹤、萧蔓若、文启蛰、车寿舟(车辐)等;日后仍有往来的大概只有刘令蒙(杜谷)、段维庸(葛珍)、钟伯纯(播春)、深渊(孙承,日后以笔名何满子闻名)与吴仲华(与孙已有恋爱关系),以及曾碧霞、曾紫霞姐妹、卢经钰(路今)、孙耀冬。这些人中有后来“平原诗社”的成员,在周太玄庇护下出版过诗集《涉滩》。可惜我很快离开了他们,辍学到前线去了。

1941年10月,祖父从湖北战区搞“大洪山老王推磨”战斗后回到成都带伤休养,得知我曾在家中为缺钱花与祖母争吵,逼得祖母向我下跪,因而决心立即“改造”我。1942年3月,他强迫我放弃高三毕业的最后一学期,随他去到河南内乡他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属五战区)以“中士”名额进入培训下级军官的“军士队”。受训三个月后挂“少尉”军衔下部队当排长,要我再走父亲行伍的老路。父亲闻知后出面反对,把我接到镇平他的四十四军军部。怕我闲着无聊,安排我去了军部军医处,挂个“中尉”衔任二等军医佐,管理药品和医疗器械,并按处方给伤病员施药。军医处长姓熊,是我姑父熊觉梦的堂弟,在实地操作中对我指导有加。我很快熟悉了业务,学会了皮下、肌肉和静脉注射(那时还没有“滴注”一说)。至于施药学得慢些,因为当时很少有象阿司匹林、奎宁那样的成药制剂,大多数是粉剂,要在天平上调整砝码量取,再分包或调成水剂、酊剂给药。好在我在化学实验课上操作过,又有英文基础,认识拉丁文药名也不太难。其实中上级军官人人都随身带有云南白药,一般伤痛能自己处理,只苦了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而他们负伤的机率最大。

同年7月中旬,部队奉命移防湘西。九战区长官薛岳对祖父表示倚重,给他加了个副长官名分。我随父亲军部作先导,从镇平径邓县进入湖北老河口,渡过汉水沿其支流南河西岸到保康后,沿途都是荒山野岭,还遇上栈道,未再经过任何城镇和村落,只是偶有人家可供遮蔽烈日。直到长江北岸三斗坪才坐上火轮在宜昌(已失守)上游的平善坝登岸,即遇连绵阴雨,道路泥泞难行。最后到达四十四军指定驻地--澧县以东的津市镇,是洞庭湖上澧水的入口处。来到这里就和河南的内乡、镇平大不相同:那里驻地不在城镇,而是散布在各处的村寨中。这些村寨内住着同姓同宗的人,例如我在内乡受训住的是庞营,家家户户都姓庞;在镇平,军医处住的是崔集,全是崔姓人家。而且豫西十多县当时受一个叫别廷芳的地方武装头目统治,他跟日本人达成过互不侵犯的默契。在我们之前汤恩伯部在此驻防时,与他发生了冲突,被他赶走,还在老乡的口碑中落下与“蝗灾”齐名的“汤祸”骂名。的确,别廷芳的统治极为森严:我们在庞营和崔集的用房都是特为我们腾出,与老乡们隔离,不相接触和往来的。所以我们在河南期间感到无比枯燥乏味,而到湖南却是另一个世界。我们军部设在津市北岸一座大祠堂里,河对岸才是闹市区。那里有座戏园,轮番上演湘戏、花鼓戏和黔戏,部队的人去不花钱,由于听不懂去的人不多。军部特务连连长带我去把所有的妓院都察看过了,无非是去吃鸨母送上的茶水点心、瓜子、香烟,向妓女寻点开心罢了。其实河口外湖汊里就有不少画舫,昼夜接待赌客、嫖客和瘾君子。做画舫生意都是花了保护费买通官府和帮会势力干这营生的,一般穷苦难民大都靠捕捞银鱼当米饭吃,或者夜里驾小船划向画舫兜售夜宵,或者就做暗娼过日子。特务连的任务本来应当缉私的,但从这里带食盐到岳阳去换回日本香烟之类小商品的人太多,他们本小利微,国难当头流离失所,苦于生计,也就不忍心干预了。据镇上商家反映,以前的驻军曾有人用自己的枪支弹药去日伪那里换回毒品牟取暴利。这使我想起别廷芳队伍中也有人套购我军枪弹。父亲探明两个作中介老乡的住所,在我军开拔到老河口前,令人将其抓捕,沿途分两次将其处以枪决。并未将自己队伍中犯事的军官论处,我想是因为投奔祖父队伍的,历来以西充同乡人居多吧!

自从来到前线,我就经常给成都的几个友人通信,其中信写得最多的是我心中暗恋着的陈惠君。信寄到武侯祠街甫澄中学(今南郊公园),她在那儿上学。其次就是孟恢,他来信说他弟弟仲恢不再当学徒,进了《新民报》广告部,得力于我们留在他家的藏书,提高了文化。我当然很为他高兴。还有曾氏姐妹和卢经钰,我也给他们分别去信,因为写信是在那里打发时间的好办法。我还给洪钟主编的《新新新闻》杂志寄过战地通讯;给《津市日报》副刊投过文稿和诗篇,全都得到发表。

但是祖父的部队在豫西是驻防,在湘西也是驻防,似乎大洪山热闹一番后,我来到就没有作战任务了,我心里越来越纳闷。当我知道军部的将校们从未到团以下驻地去过,而是每天过河到镇上玩耍,不是打牌就是设宴而乐此不疲,于是起了好奇心追问军务处的赵处长。他解释说:“日本人跟美国干上了,战线拉得太长,不想和国军耗上。只要老蒋同他们合作反共,就不找我们的麻烦。去年新四军没有彻底解决,又调胡宗南包围陕北,我们在豫西是接汤恩伯的防,这回移防沅江和澧水,是防日本人从越南打进广西或从缅甸打进云南。这是作纵深防御,说不定还有仗好打。眼前得闲一天是一天,哪个不想保存实力?”我听了深感无聊,动了回四川继续求学的念头。

1943年2月,父亲获准回家探亲、休养,也同意我回川继续求学。我们从澧水坐平底木船入洞庭,再循沅江直上,经常德到辰溪弃舟登岸,坐小汽车经贵州松桃,入四川秀、酉、黔、彭地区。那里的川黔公路比我出川时的川陕公路险峻多了,秦岭算是小巫见大巫吧!为赶回成都过旧历年,在重庆只待了六天多。头一天在街上就碰见了高一同学石农裕(此时已改名石固生),立刻拉我去《新华日报》门市部,介绍我与钟纪民相识(此人已在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离休)。经钟安排,由石单独陪我去曾家岩周公馆,会见中共中央南方局青运书记刘光(1946年病故)。刘是湖南益阳人,我谈他故乡的情况多,也谈了湘西当时的战地景况。刘约我次日再到《新华日报》取学习材料(主要是整顿三风文献和《群众》杂志),是我独自去的。他嘱咐我联系进步朋友共同学习这些文件;说我继续求学很有必要,特别要学习好近现代史和马列主义,更要多交新朋友,施加自己的影响;并要求我改日细谈前方情况,要我先作准备。隔日石、钟二人约我同去周公馆,由刘光介绍我同一位跛脚军人(后来再到重庆,才知道他是南方局军委书记王梓木将军)汇报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我谈了二十九集团军从豫西移防湘西的经过,以及两地的民情差异。当我为祖父叫屈时(在五战区,补充兵源、给养、医药、枪械等方面受到李宗仁卡压),跛脚将军说,祖父“大洪山老王推磨”的名气他早有所闻,而且当时与李先念部也有一度配合。我谈到敌我双方战事沉寂,以及我从军务处长口中听到的解释。他笑了笑说,这就是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具体表现,但也肯定了老蒋开辟中印缅战场的决策,尽管这是符合英美的利益。我谈到祖父在九战区与薛岳相处较好,但洞庭湖上军民与日伪走私猖獗,军队里更有以枪弹换毒品勾当,薛岳似乎不加过问;国军军官在当地吃喝玩乐,同军阀防区时代别无二致;川军与蒋军嫡系的矛盾虽未激化,但与地方武装如豫西的别廷芳、恩施地区的王敬哉(路过黔江时,父亲曾专程到恩施见他)之间也有摩擦和对立。后者实际上成了日、蒋、汪共同卵翼下的独立王国,主要对付共产党势力,不把我们川军“杂牌队伍”放在眼里,这时在座的四人都开怀大笑了。我赶回成都前又去周公馆向刘光告别,但未去见钟纪民,更不知道石固生的住址,只好不辞而别。

回到成都我立刻找到孟恢和仲恢兄弟,把整风文献和《群众》交给他们传阅。那时除葛珍外,还结识了几位新朋友:芦甸、穷发、顾牧丁和时间有恒(不知其真名,开家旧书店)。不久,成都《新华日报》分销处新到一位主任,名叫顾造新,来我家见我,说是刘光让他作我的单线联系人,可在他那里得到《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他学习材料(当时就给我了《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书)。此后,我就带孟恢昆仲去向他索取过几次报刊,有意让他们相识。随后,我去了金堂县城,到山西迁川的“铭贤农工专科学校”当旁听生。暑期回到成都,顾造新已因肺结核病住到北郊疗养院去了。我们三人同去探望他。秋季返校前,刘光改派西南联大刚毕业回蓉的刘明章(不知何故,后来一些文史资料把他的“明”字改作了“铭”,也许是他自作主张)作我的联系人。我在铭贤继续旁听了半年,觉得越来越乏味,而且没有学籍,便征求明章意见,打算到重庆《新蜀报》去工作。因为该报发行人鲜英是祖父的同乡,在军界里共过事,求他给个职务问题不大。明章很赞成,说他与该报主管周钦岳略有交情,也可以求他让我们在一起工作。但是孟恢也想同去,使我们有点犯难。谁知宅心仁厚的周太玄先生得知此事,愿意帮助孟恢到《国民公报》就业。因他认为孟恢在他所里当图书管理员,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应该出外去闯荡一番。于是决定明章先行一步,我和孟恢随后赴渝,先在金汤街二十九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住下。1944年1月我进入《新蜀报》编国际版,明章则早已去接手了国内版;还有一人编省市新闻,已忘了他的名姓,是先我们而在的老人。总编辑张骏起初以我学历不高,只给我助编待遇,但后来中印缅战场的电讯增多,我在点主题和标副题方面有突出表现,在国军收复孟拱,攻克密支那时,乃提升我为编辑。明章的国内版也以战报为主,但遇到的是独山吃紧,日寇第四次进攻长沙等不利的消息,而广大敌后战场的信息却被封锁,无法告诉国统区和陪都人民,所以心中大为不快。
 
孟恢也终于进了《国民公报》。因为两报编辑部和印刷厂都在化龙桥,近在咫尺。我们去会见他时,遇见了我高一的最好同学石农裕(再度改名为石友文),早已在该报当校对,眼前已当助编。于是,3月份经明章联系,刘光将我和明章与《国民公报》的冯克熙、张孟恢、石友文,连同当地一位姓赵的江北人(记不起名字了。在成都开过寄卖行,江北有田产。皖南事变时在家掩护过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共六人编成“青年委员会”的一个支部,定期过组织生活。后来我们策划利用报馆的印刷条件办一个文艺出版社,明章对文艺无兴趣,不愿参与。我和友文去向刘光汇报请示。他表示支持,并留我们共进午餐。于是老赵从江北家中取钱买了四令土报纸,存放在《国民公报》库房备用;我们刻了“文群出版社”印章同焦菊隐签订了翻译《双城记》的约稿合同,并付了少量定金。石友文主动提出,要回灌县老家典当部分土地以充实资金,我求他路过成都时去看望顾造新,告知我们这里的情况。他不认识顾,也不知其养病地址,便烦孟恢给他弟弟写了一封信,由石带信去找仲恢领他去。但是不久,报馆有好事者向当局告密,引起敌特注意,警告报馆彻查职工囤积居奇,否则以扰乱纸张市场论处。明章怕因此暴露组织,劝我们将纸折价给了报馆,并去信石友文不再筹款。只是连累了管库工友受到申斥,我们也损失了一笔刻章费用和约稿定金。明章怕再出大事,加以自己对工作不称心有了去意,便请示刘光让我们转移。当年9月,明章回了成都;孟恢转到《商务日报》后来当了采访主任;我则到北碚歇马场朝阳大学经济系找到陈惠君,一同回到成都金河街与她结了婚。

婚后她进了四川大学,我即到北新街大川银行坐台管活期存款。这家银行是祖父与杨森合资开办的。因为早年祖父曾是杨森的部属,1924年杨森在四川投靠吴佩孚,袁祖铭在贵州投靠段祺瑞,二人相互征讨,被孙中山斥为叛逆,并通电缉办;祖父同范绍增等人便倒戈归顺刘湘,将杨森势力赶入湖北夏斗寅处,完成了四川的统一。蒋政权进川后,为了王杨两家重修旧好,他们的僚属出面,商请两家合资,他们襄助,开办了这家银行。我姑父熊觉梦任董事长,杨家以萧寿眉为总经理,只在成渝、内江、南充四地开业,我管活期存款主要替商家调拨头寸,往来支票较多,但每天都忙闲不均。这工作我一直做到1946年11月,以养家糊口,不再求祖母施舍,而且住在银行宿舍。

1945年初,明章来银行找我,说他西南联大同学黎宗献要参选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想在成都办一个刊物好争取老家广汉县的选票,因此要物色办刊的主编,问我愿帮这个忙否?此前我在《新蜀报》曾给明章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后来给我的答复是“青委会”考虑我以现有身份更好为党做工作,要我暂时打消这个念头。这时他说黎是民盟成员,办这刊物就算盟的外围。我干好这项工作,他就可以介绍我加入民盟,代偿我争取入党的心愿。我同意后与黎见面,谈妥刊物取名《现代周刊》,他约定的撰稿人有潘光旦、费孝通、吴晗、潘菽、曾昭抡等,使之成为昆明《自由论坛》的姐妹刊。我建议由我约请成都的周太玄、熊子骏两人为特约撰稿人,以冲淡其政治面貌而点缀以地方色彩,他甚表赞同。该刊于1945年2月创刊,配合了《论联合政府》的发表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直到1946年7月我入盟,接手盟务工作,才交给黎宗献另一位来蓉的友人接办。
 
1945年4月,明章又到银行邀我参加“青委会”成都青运小组筹建的“成都市职业青年联谊会”。该会于5月正式成立,我被选为福利干事,同时结识了祠堂街联营书店的倪子明、汪静波夫妇,以及张子光、张载等人。张仲恢也加入了“职联”。11月初冼星海在莫斯科逝世的消息传来,“职联”为扩大影响与活动面,发动成员广邀爱好音乐的青年,一起来练唱冼星海作品。我邀请了大川银行管定期存款的张芳名参加。后来筹划纪念演出,乃聘请省艺专音乐教师刘文晋担任指挥。12月初首次在署袜街基督教礼拜堂举办“冼星海作品演唱会”,取得极大成功。尤其是《救国军歌》唱出“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的强烈呼声,反映了当时反内战、争民主的政治诉求,把演出推向了最高潮。“职联”理事会有鉴于如此重大成就,遂决定趁此组成群众性稳定的业余合唱团,以联系更广泛的进步青年。考虑到冼星海曾在武汉办过“海星歌咏队”,于是继承其遗风定团名为“海星合唱团”,并制定了团章,选举刘文晋为团长,林友民(林楠)为副团长,定期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练唱。1946年1月28日,合唱团为纪念淞沪抗战十四周年,在成都广播电台播音室演唱了《歌八百壮士》和其他抗战歌曲。播出中我们出其不意地在节目间插播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献辞》,号召全民奋起反内战、争民主,使电台十分尴尬又无法补救,实现了我们的斗争策略。合唱团一度难觅练唱地点,我便带到金河街我家西餐厅外的阳台上去练唱多次。到1946年底,我因故(办民盟印刷厂)离开大川银行,也就不再参加合唱团活动了。

1946年7月,我获批准入盟,于是辞掉《现代周刊》主编职务,投身盟务活动。当月昆明发生了“李闻事件”,消息传来群激愤,成都青运小组决定开追悼会抗议。经过一番准备,追悼会蕴酿成熟。8月17日刘明章到合唱团动员全体团员晚上到顺城街蓉光电影院(今西南影都)去布置追悼会场。当晚最后一场电影结束,我们就立刻进去打扫场地,布置主席台,悬挂挽联,摆设花圈,张贴标语(包括大门外和门厅)。忙到深夜三点过,才吃点东西稍事休息。18日上午,“成都市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正式举行,到会有民盟主席张澜、省支部和市分部领导,以及李劼人、朱自清等各界知名人士五十余人。海星合唱团在会上唱了副团长作词、团长谱曲、团员们加紧练唱了十多天的悼歌《战士为民主而死,民主仗战士而生》。因为事前一直保密较好,追悼会快结束时才有特务冲进会场捣乱,高呼反动口号。不幸的是张澜主席步出影院大门时,在阶梯上被特务投掷红墨水瓶砸伤了头部;我随省支部组织委员张松涛运送会场用毕物品回慈惠堂,行至中山公园(后改称劳动人民文化宫,现已不存)门前,张遭特务群殴,我在其后见状,即让运物的人力车停下,跑步回到蓉光影院向“职联”和“海星”的同志们报信驰援。

1946年10月,明章告诉我民盟总部拨下一笔现款,拟办一个秘密印刷厂,还须在殷实盟员中再募集一些股份才能成事。于是我认下五十股(合白米五十市石)。在娘娘庙街(现已不存)市分部主委范朴斋家中研究具体措施时,遇见了曾紫霞。她虽未参与此事,但彼此心照不宣:她知我已进入革命组织,我知她在重庆见到《商务日报》的张孟恢谈在重庆大学参加学运;如今又在盟组织内见到,我自然为她高兴。会上研究结果,厂名定为“荣利印刷厂”,厂址设在天涯石南街培根火柴厂旧址内;选举范朴斋为董事长,任命张松涛为经理,罗启维为营业主任,我为会计主任,张大昌为营业员。11月正式开业,初期以印制盟内文件为主,随即承印外件(包括商业广告及商品包装、帐册单据和信笺信封等杂件);也承印期刊,如钟伯纯印的文艺刊物《碑和路》(四开折页),方然创办的《希望》(十六开本)。不幸第二年6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大逮捕时,住厂的罗启维、张大昌,以及工人单子春、骆洪成被特务军警抓走。当时敌人采取的是全省联动,夜里实行戒严,抓捕了许多革命人士。民盟被捕的就有杨伯恺、田一平、孙文石、于邦齐、刘慕宇等十四位同志;张志和、范朴斋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是邓锡侯将他们掩护在厚生农场);张松涛也不知躲到何处。印刷厂群龙无首,难以研究决定善后事宜,于是我出面登报声明由“天府印书局”承顶荣利印刷厂,并即日开业,以保护过渡时期产权的完整,避免特务来事后打劫。不久得到市分部财务委员刘坤南的指示,将印刷厂生财器全部出售,所得现款悉数交刘,作救济被捕盟员家属之用。

1947年3月,“海星”牵头与其他十多个进步团体联欢,在太平街剧场(约在今太升南路)办了一场公开演出。“海星”以秧歌舞的形式化装演出冼星海的《新年大合唱》,连同其他团体的节目需时三个多小时。为了预防特务破坏,我以前辈世交的身分拜会了省教育厅厅长刘明扬,征得他的同意在剧场门外的海报上和报纸的新闻发布中,打出了“演出人刘明扬”的字样;还真管用,对特务确实起到了镇慑作用。

1947年“六.一”大逮捕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摧残民主势力,于11月竟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宣告解散,广大盟员于是转入地下活动。我因处理荣利印刷厂善后,曾一度与护厂工友吃住在一起。尽管我以承顶人“天府印书局”老板身份出现,但印刷厂未真正脱手前,我无法离去;何况我还继续参加“海星”的活动,所以很快被特务盯上。当时祖父的集团军已被蒋介石耗尽,只剩下父亲的四十四军,但为保自己有官位,竟将父亲所部交给蒋的嫡系指挥参加反共内战,而他本人则身兼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和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这时绥靖公署接到军统打来请示报告,内中有我的姓名、相貌特征和可疑事项。祖父立即派专人押我到重庆,这时已是11月末了。

在重庆,祖父让我经营他设立的“社会新闻事业公司”,但公司只让我任襄理,是个没有实权的闲职。公司分铸字部和印刷部。铸字部有新从上海买回的铜模,字体新颖,所以求铸者甚多,生意兴旺;而印刷部业务疲软,但我对它甚感兴趣。于是我向总经理承包,想为民盟短命的“荣利”留个复苏的余地。印刷部渐有起色时,得张松涛来信说: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已到香港,在港九支部的配合下,准备恢复民盟总部,他将于明年初经渝赴港,使我很感鼓舞。这时建国初中的同学靳朝宗(此时已改名靳维汉)在渝的同乡青年想创办一个文艺刊物《永宁河》,他带着手稿来找我承印。我不但给他折扣优待,还手把手教他划了几期版式,并代他校对清样,也给该刊写了两次稿。1948年1月张松涛从成都来,说民盟总部已在香港恢复,他要去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他曾兼任成都市分部秘书),在我厂里住了一宿。4月初他再度去香港,给我带回李济深在港通电反蒋的消息。我想这必然造成国际影响,心头痛快极了,似乎当时寄望于联合政府的呼声已无必要了。4月13日,在重庆大学与刘国志一道搞学运的曾紫霞前来找我,说她与刘都有被捕危险,已决定分头转移。我立即给姑父的“通用贸易公司”打电话要车,求司机李文林一定要将她送出青木关。但不久终于传来她俩在荣昌被捕的消息。刘后来牺牲在白公馆,她则于1949年最后一次和谈时,由民盟作为盟员要求释放。我承包的印刷部生意愈益红火,于1948年5月曾添置了一台大型切书机(能切全开纸)和六百公斤铅锭。但好景不长,突然发生了不幸事件: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改用金圆券,使很多企业和商家因旧币急剧贬值而破产倒闭。我也难逃劫运,在为头寸奔波中跌断了左下肢辅骨,住进友人家中养伤。这时客户欠我的货款收不回来,机器闲置,而工人却不能断炊。于是公司趁我不在撤销了承包合同,9月由熊姑父买了金圆券一亿元面值的飞机票送我回成都。

回到成都市场一片混乱:金圆券已遭百姓拒用,银元和美钞、黄金被大量炒卖;许多人家在作应变准备。祖母将金河街主楼地下室暗藏的金条起了出来,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十根,以备日后各自为生。当时三弟在天津北洋工学院念书,金条由母亲保管。我立刻用自己的一份购置了一整套印刷器材,在骆公祠街(今已不存)母亲住宅开办了“蜀加印刷厂”。这个大宅院是祖母私下将父亲购置的房产之一送给母亲作离婚补偿,让她收租度日用的。我招收了员工三十余人,其中也有“荣利”旧人。我还约来四月和谈时民盟要求释放的田一平、孙文石、刘慕宇(他夫人钟伯纯也受邀)到厂商谈复刊市盟机关报《华西晚报》事宜。实际上当时市场萧条,人心惶惶,印刷厂几乎无生意可做。我决心养着这批人一则是为了《华晚》复刊,再则也是为了缓解工人们在物价高涨下的生计压力。就连田一平也吃住在厂里一段时期。

1949年1月传来父亲在淮海战役负伤被俘的消息,祖母十分伤心。不久天津解放,三弟被华北野战军带到宿县与父亲见面,请父亲给祖父写了一封劝其起义的信,由三弟随同一名策反干部到香港,交给姑父熊觉梦。熊再派他通用公司一位高管偕同策反干部回到成都。祖父见到父亲的信除了放心之外,竟想将策反干部扣为人质交金河街二弟看管,声言“还我儿子再还你干部”。2月尾我获知这一情况,立刻到文庙后街祖父家晓以利害。那时他已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一路游击总司令,正在开箱发放美式枪械。我说:北平已和平解放。傅作义总比您现在的实力强多了,尚且知道替自己留退路,难道您还想为蒋介石卖命,不为您被俘的儿子和我们孙辈着想吗?我早已是民盟的成员,有责任提醒您:以您的身份完全可以加入民革,有个组织也是退身之阶,听听民革人士的意见也是好的。千万不可把共产党干部作为人质讨价还价 。您顺从起义也为儿子立功,争取宽大处理,否则您将陷于不义。经我这番劝告,他后来的确参加了民革,并把他纠集的部队更名为“治总”(既是治安保卫总部,也有治易总部的双层含义),负起保卫成都免遭破坏,不让胡宗南的李文部队进入城内的责任。成都解放前夕,他终于同向传义等人一道宣布起义。

1949年3-4月间,我在妻子就读的川大参加了因教师罢教而举行的“尊师运动大会”和纪念“四.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的“营火晚会”。其后特务又在川大捕人,我妻怕黎明前的黑暗使敌特更加疯狂,让我同她就在厂里,不再外出活动。我的十条黄金也快兑用光了,若再撑一两个月就难以为继。到11月间,《华晚》复刊筹备处的同志和全厂工友劝我暂避锋芒,于是,我到外祖父家躲了一个多月,解放军入城前夕我回到厂里,工友们要我教唱《解放军军歌》,我很快就教会了他们。

图:王复加先生.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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