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无悔终遗憾(下)--王复加回忆录

此生无悔终遗憾(下)

         --王复加回忆录

成都解放后,民盟组织宣布重新审查旧盟员,每人都得交一份自传。《华晚》的复刊准备也基本完成,正式向新组建的盟市委(张志和、范朴斋已到北京当上政务院参事)备了案。直到1950年4月,得盟市委李嘉仲指示,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民盟中央只办一个《光明日报》,各地方省市不允许再办机关报,因此《华晚》复刊的希望彻底破灭。蜀加印刷厂没有再经营的必要,而且我也财力不支,决定停办。工友中有人建议我去找市总工会的陈沛森处理劳资问题。陈是原荣利印刷厂的工人(地下党员),我早就认识。他得知我愿将全部器材献给新政权,便报请军管会批准并入其市府印刷厂,并发给全体工人遣散费。6月间盟籍审查完毕,我和仲恢请盟组织分配工作,李嘉仲要我们去上華大。我们认为華大是改造国民党中的接收人员,把我们当这种人看待很不服气,只接受他暂时安排的推销胜利折实公债的工作。不久孟恢从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来信,说他已从上海《时代》杂志社转到三联书店编辑部任外文组组长,他也是解放前辛志超介绍他入盟的。既是盟内同志,以前也一道学过俄文,希望我立即去帮助他处理书稿。于是我和仲恢请盟组织开了路条,于6月12日动身北上。市府印刷厂留用的几名工友知道我们要走,自愿把他们所领的遣散费捐给我们作路费,仲恢也兑换了他唯一的金戒指凑数。我们搭乘的是一辆破旧的货车,本身只能慢速行驶,加上川陕公路沿途都有解放军在追剿政治土匪(反动派顽抗势力),只能清剿一段尾随一段,因此到宝鸡竟走了十四天。在郑州过黄河铁桥时,全桥尚未完全修复,车行到木架支撑处嘎吱作响,四十多分钟才过完。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已是6月29日下午,在客栈宿了一夜。第二天同到总布胡同:我到西总布胡同找到孟恢,见了邵公文,让我从助理编辑干起;仲恢在东总布胡同出版总署见了倪子明,安排他在人民出版社。
 
进了三联书店,生活上我象进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的助编工资定为每月一百一十个折实单位(当时能拿七八十万元)。此外,工作日午餐和晚餐都由店方免费供应丰盛的筵席,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谈笑自如,宛然与家人闲叙一般。我在《新蜀报》期间落下神经衰弱不易成眠,特为我在栖凤楼宿舍给我一间小卧室,关上房门挂上黑布窗帘就能安然入睡了。三联总管理处大院内,除编辑部外还有出版部、发行部及其他管理科室,下班后人员往来十分方便,同事之间打破部门隔阂,拓宽了交友面,呈现一片融洽的气氛,使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企业文化精神。在工作上刚开始从事图书编辑,有新鲜感,但搞的都是俄文汉译书稿,久而反觉单调。编辑部虽有英文人才如朱南铣、郑易里,而且招收了一名精通日文的大学毕业生文洁若,但他们几乎无用武之地。这是当时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结果,我总觉反感。好在三联出书的种类未受限制,囊括了人文学科的主要领域,上自学术著作,下至儿童读物,做起来倒不觉十分枯燥。通过校读别人的译稿,俄文理解能力很快提高,同时还学到了一定的翻译技巧,为我后来独自翻译书稿打下基础。在思想认识上,我想起来京前“蜀加”工友们赞助路费的事应当回报,便抽一个星期日去王府井三联书店门市部,想把选好的五十多册读物弄到邮局去寄出。两位店员本想替我打包,知道并非自用而是寄往成都,便非常热情地替我把书名登录下来,把原书重新归架,说替我寄份发货单给成都三联读者服务部,便会把这些书送到市府印刷厂图书室,比邮寄快多了而且不花寄费;我要给对方写信的话,就在那里写好,与发货单一并寄去,也不用我再去寄信了。我非常满意接受了建议,同时也充分感受到韬奋“读者至上”精神在三联的发扬光大。我不单以身为三联人而自豪,更激发了竭诚为著译者服务的决心。
 
9月间我迁到干面胡同宿舍,不久曾紫霞来找到我。她谈起1947年8月获释后,一时恢复不了党组织关系,便到西康协助民盟在荥经地区搞地下武装。现在被保送到人民大学来学习,将来还要回四川工作。在学校人地生疏难免生孤独感,于是每个周末她都从学校驻地铁狮子胡同步行来干面胡同找我。我们一道在大华影院看电影,或到吉祥剧院看京剧;有时逛逛东安市场,有时去天桥看杂耍;也去过故宫、景山、北海、团城,甚至远去颐和园。也曾带她去民盟中央见范朴斋叙旧,到政协礼堂见我巴蜀学校老校长周勋成先生。他两素不相识,紫霞难免有些拘谨,但到灯市口《大公报》办事处去见周太玄夫子时,便豪爽得多。原来孟在周手下当图书管理员,他俩早就认识了。我们在宿舍里玩时,同事们听了她讲述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经历,都慢慢对她肃然起敬,不再开我俩的玩笑(那时小说《红岩》尚未问世,否则知道她就是孙明霞的原型人物一定会更加钦佩)。
 
1951年三联书店遭到凌迟处死的厄运:编辑部和出版部分别并入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部则并入新华书店。我想三联也象官僚资本一样被国家没收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可以立刻不要了么?好端端一个大有前途的老企业竟如此被吞噬,而在人民出版里只当作一个名存实亡的副牌子。尤其是对史枚这位三联总编辑降格为第三编辑室主任,把我归在他的地理组(张孟恢已去了《译文》杂志社)搞单一书稿,我认为遭到了岐视。195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也并入人民出版社,他们的同仁对此也有同感。
 
1952年10月,陈惠君带着我的两女一儿来到北京,我们移住东四后拐棒胡同人社宿舍,不久她找到国家文物局的王冶秋(抗战期间在自流井蜀光中学教过她)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1953年春,母亲患子宫颈癌要求来北京治疗,她却竭力反对。本来在成都骆公祠街时婆媳相处甚好,我追问她反对的理由,她又讲不出口,我终于在母亲到来后从其口中得知原因:我来京后,她见解放初房屋卖得很贱,特别是美军剩余物资十分便宜,便从母亲手中将三弟名下的十根金条要去,买了东大街三处铺面房,以及高档收音机、自行车,给三个孩子制了毛皮大衣。土改时母亲为替外祖父退还佃客押金,向她追讨余款。她交不出来,母亲被土改工作组吊了“鸭儿凫水”,因此心中有愧,又怕追浮财到她头上,将值钱东西交朋友保管(终被侵吞),带着三个孩子躲到北京来。母亲并未因此记恨于她,而是卖了骆公祠街宅院解除外祖父之困,住到了二弟家。但她心中对我和母亲仍存有芥蒂。直到1954年冬,历史博物馆有人寄我一封匿名信,只用一张白纸画了一个乌龟。我开始追问她,她便提出离婚。我请人社领导帮助查明情况,才告诉我博物馆有个叫李钧的中年人与她发生了暧味关系。我不同意离婚,求她看在三个孩子痛失母爱,可以既往不咎,但她依然态度坚决。这事被她朝阳大学同学郑秀琳知道,也来苦口相劝,她竟然躲避规劝不归家了。我见她已不可能回心转意,于1955年6月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后来博物馆也顾不得王冶秋的情面,将她调到财经出版社,使其与李分开。这时才有人(本不相识,已忘其姓氏)告诉我,李钧蛊惑她的说辞是:我的出身不好,永不会受重用;曾经入不了党,难避投机之嫌,前程不会光明;身患肺结核病,寿命也长不了。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真是遇上了撒手锏,难怪陈氏会充分听信于他。这时母亲在接受放疗,十岁和八岁两女在入学,幼子才五岁,我尝到了“中年丧偶”的滋味。虽然雇有保姆,但中馈犹虚;我已从事大量业余翻译,实在无法顾及家务,于是郑秀琳乘虚而入。她是湖北天门人,早年嫁给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侄儿生有一女。侄于抗战初阵亡,领了恤金仍住沈家。山东沦陷随沈赴渝,就读于朝阳大学法律系。后被沈之副官陈以德诱奸,遂嫁陈生有一子二女;幼女过继给陈家亲戚。日本投降后随校迁回北平,陈被沈升为中校副官处长,套购了弓弦胡同(今为美术馆所据)一处汉奸房产自住。解放后被查出判刑与郑离婚;郑抚养其子,其女交陈家族人代养。郑参与我婚变调解半年之久,殷勤照顾我母及三个子女,我离婚后仍坚持不懈,渐得我好感。1955年底终于议婚,与我住在一起。她对自己长女素不喜爱,由她住济宁的姑妈从小抚养。我将此女接来北京仍受虐待,以致一度离家出走,遍寻始归。以后又将她二女从陈家(陈在服刑)接来,于是构成四女二子八口之家,把我工资和稿费存款全交她安排。她也因此解除街道监管,找到了教成人夜校语文课的工作。
 
1957年4月,开始号召为党整风。我对人社领导虽不甚满意,但觉不值一提。毕竟1953年评定工资级别时,定我为编辑八级,每月工资一百多元,比原来的折实单位高出二十多元;当年又评我为第三编辑室先进工作者;而且搞了五年业余翻译也未加干涉,反而让社里出版我三个译本,以往的怨气也全消了。但是当出版部校对科一位女同志揭发部领导赵晓恩曾调戏她,反映给行政处长王志明不但未加处分,反而使赵在科里工作上动彻苛求,“给小鞋穿”。于是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取销赵王二人整风学委会联络员的资格,理由是他俩既由群众选举,现在已成整风对象理应交代问题,群众有权罢免。但整风领导五人小组借口会影响整风进度而拒绝这一正当要求。于是真正出现了大鸣大放的高潮,我先后写了三张大字报,但也只此而已。6月间整风转变为反右,我只参加了对美共归国党员谢和庚的批判斗争,对谢决不低头的勇气很感佩服。随后传来五教授(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挨批的消息,得知他们仅仅对科研体制集体提了五项具体意见,便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真令我毛骨悚然,连反谢的批斗大会也不想再参加了。我想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明写道:“思想斗争同其他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为什么对谢和庚就不是这样,而是群起而攻之;对五教授的意见就武断地称为反党纲领?我又想起反右刚开始时,社党委办公室通知我到公主坟监狱去见被俘的父亲,我曾随母亲带着大女儿去见了一面。他被俘后曾因策动祖父起义而获假释,到南京军事学院讲国民党战略战术总结课。现在又要重回抚顺战犯管理所,感到形势变了,怕我在反右中有失。我想我写的三张大字报就事论事,不算反党言论,便劝他不用替我担心。由于有人在场监听,不好细说便转到家人家事方面的话题,告诉他弟妹们的工作单位。只是大姑(他的亲妹)去了巴西,二妹身在台湾。他问金河街家中的楠木树长多高大了,母亲不忍心告诉他因土改退押已将住宅卖给空军幼儿园了,只好谎称有海碗粗,倒令他满意地笑了。既然想到这里,我产生了警惕感,决心在运动中不再表什么态。
 
9-10月间反右浪潮渐归平静。虽然父亲的遭遇仍是我心中抹不去的阴影,但我仍把全身心投入本职工作和业余翻译中。社会上传来“章罗联盟”之类的消息我也充耳不闻,与己无关不感兴趣。到了年底,祖父偷越国境被捕的消息在北京见报,人社没有人作出反应,也无人刺探我的态度,我也就安闲自得,认为这件事在运动中是难免的现象。孰料1958年3月过了春节,突然我被点名接受批判,只在三编室小范围内开了两次批判会就给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理由是反对整风五人小组的决定就是反党。我立刻意识到当时反对不追究“赵王问题”的人不在少数,特别是《世界知识》编辑室有人发起签名运动加以反对,我的大字报算得了什么,一定是与祖父的变故有关。我拒不接受,结果给我第四类处分:“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工作”,工资由编辑八级降为行政二十二级(减了一半)并通知我4月份随文化部一千多人去北大荒劳动。
 
这时郑秀琳完全暴露出她的贪婪本色,趁我挨批斗之际把我稿费存款四千多元全部转移侵吞,并要与我划清界线向法院起诉离婚。为了急于达到目的,竟编造我在家中的反动言论向领导揭发:说我不满计划生育,怪“毛主席管得宽,管到两口子行房的事来了”。这显然经不起反驳。我说:“你已经给我生了一女,还想再生个儿子,现在又怀上了。我顺你的心意,还会说这种话么?”她的这些拙劣且过分的行径,最终让人社领导和法官洞悉其贪与毒,判其准予离婚,悉数退还我的存款,只给她三百元作临产营养补助,与我所生一女由她抚养,每月给她十五元。于是我把母亲送到苇子坑航空工业学校三弟家,把前三个子女交陈惠君,我把全部存款托人社财务科代管,由陈每月领取四十元,至于学杂费和添置衣被可实报实销。如此处理完毕,便放心接受处分去了。
 
在北大荒(黑龙江密山县完达山南麓)八五O农场三年,搞过基建(包括初期的干打垒)、干过农活、上山伐木烧炭(我曾窒息窑中)打过马草,大跃进的冬季挖排水沟改造沼泽地,二十一个小时连续刨取冻土,只睡三个小时,四顿棒子面粥、窝窝头送到工地,围着火堆烤着吃,吃成黑嘴黑手用雪擦擦,反而擦成乌脸。总之,重体力劳动并未改变我的思想观念,倒是让我性格更乐观,无忧无虑,不计荣辱穷通;别人唱歌我唱戏,整出京剧《二进宫》我用生、旦、净三副嗓子能在工地一次唱完,连队里传为佳话。而更为庆幸的是:早年失眠远离去,肺痨、痔漏根除了。可是倒霉的事接踵而至。郑妇带上大小两个女儿来到农场连队,找到指导员要我承认复婚。她说上次判决带有惩罚性,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上诉请求复婚,来弥补过失。我坚决不同意,说“你知错改错是自己修身养性的事与我无关,何必与我复婚。我是戴帽的政治犯,还是划清界线为好,复不复婚,等我摘了帽再说”。她说,只要我写一份同意复婚的字据就立刻带着孩子回去,不再纠缠,并请指导员说服我。指导员以我在接受改造,必须服从法院判决为由,要我立刻就写,否则不许离开。并威胁说:“你不听话,以后给你鉴定,我只能写你仍在反领导,也就是反党。”于是我只好屈服。不料郑妇回京后,凭我写的复婚字据到人社财务科把我的存款余额全部领去,一时陈惠君要把三个孩子退给母亲和三弟。母亲是带病之身,三弟新婚夫妇皆忙于工作,难以招架。幸好人社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还有我三本译著的未付稿酬一千多元,于1958年出书后可以付给,于是脱了他们之困。只是他们得知,李钧也戴上右派帽子,被博物馆遣送回老家河北省宝坻县(今属天津市),陈只好带着三个孩子跟去以教书为业,他们未让我当时知道罢了。
 
1960年底,文化部因所谓“自然灾害”使下放人员减员过甚,将我们调回北京。人社让我先养浮肿病附带加工书稿,后来体力恢复又下放南口农场劳动。其间我因后续稿费用尽,三弟夫妇也因祖父事故下放南昌航校,母亲因病不能同去须我照顾,乃将仅存而即将期满的公债券拿去求张孟恢贴现。他不但不肯助我一臂之力,反叮咛我少去他家知所避嫌,我当然悔无自知之明,安敢怨尤,只怪世道人心被折腾、异化,他也不得不力图自保;何况我能入三联而有所成就;还多亏他最初引荐,我岂能因利忘义苛责于他。所幸母亲与三弟同事家属有交好者,虽三弟离去犹肯多加照顾。第二年北京市压缩人口,我被下放四川,名义上照顾“回原籍”,实际上让我到张国焘、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巴中县接受老区群众监督。在巴中中学,我教高一两个班俄语,辅导高三毕业班,每周上高一二十四节课,高三五个晚自习。教研室原有俄语和英语教师各二人,我去后增了俄语课,减了英语课。这和出版社情况一样,以学苏联老大哥为主。第二年我辅导毕业班时,动员学生集体写了一封俄文信寄往苏联,被苏方邮局投到乌克兰基辅市一所中学,不久收到该校女生回信,但被校长林绍铨知道后,随即加以制止,反警告我不许与党争夺青少年。我下放巴中时是带着儿子去的,1943年夏他小学毕业,受我政治牵连升不了学,连当地民办中学也不肯收,只好闲耍惯了,在校园里用弹弓打麻雀,误损路灯泡也成了我唆使搞破坏的罪名。我只好忍气吞声,自己设法教他一部分初中课程,要他向学校图书室借阅小说,培养阅读兴趣。此后他就收敛多了。1964年郑妇在成人夜校犯生活作风错误,校方要将她下放,让我回京去接。那时她的长女已入金星钢笔厂做工,独子进了北京戏校学京剧小生,二女送回陈家,所以带上我生的两个幼女。到巴中后分配到曾口区中学教语文,带小女同去,把大女留在我身边。恰逢汶川森工局来巴中招工,她向县教育局申请,将我未满十六岁的辍学儿子招去。只是县上对招工人员说了我的身份,使他到了林区仍多少受到歧视。我在北京的长女1963年高中毕业也升不了学,被分配到房山县永定河林场当果农;二女儿1964年初中毕业报名支边,到了山西曲沃(属今侯马市)成为全国最早的知青。这年我去北京接郑妇一行时,让她母女三人在广元稍侯,顺便将母亲送回成都二弟家。至此,除了身边还有一女外,总算解除了生计负担,我为此深感庆幸。
 
更值得庆幸的是:母亲于1965年冬死于肺心病,躲过了“文化大革命”晚年的一场浩劫;我也在“文革”一开始便认定为死老虎,没有批斗的价值,被派到县委试验田劳动。试验田人员吃住都在巴中罐头厂内,厂外有水田和耕地。我去后收割了水稻,种上了越冬小麦。随着“文革”转为造反,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大小四清中有问题的干部们,全都杀回各自单位造走资派的反去了,留下我孤单一人无法再搞生产劳动,只管看守农具、农药、化肥和空床铺、空桌凳。从此我便安闲度日,直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才让我去参加集体学习。因此我躲过了“文革”高潮中“五类分子”戴高帽游街,斗争、宣判大会去陪杀场,以及后来真枪实弹的武斗。然而郑妇却并不安分,当了一支造反队伍的头头,到县城来找武斗对象;把十多个曾口中学学生开进巴中中学,趁我人在试验田,撬开我房门,抄走了我的译著样本、俄文书籍、照片册子和一床鸭绒被。有学生告知我回校查问时,校方说不知情(其实校领导已自身难保),抄去物品未交学校登记,无从查找。我让女儿去问郑,回话说革命小将们的行动她管不了,我只得作罢。“清队”中的集体学习主要是:每天读几次语录,听典型人士斗私批修,唱几遍语录歌;此外要求我帮厨、上街采买、扫打男厕,每晚交一篇思想汇报或学习心得。校革委会的头头原是个校工,文化程度不高。我写的东西他未必都能看懂,也煞有介事地频频点头称是,从未借机理抹我。我身边的女儿也会讨乖,称自己是“可教育的子女”,已同我划清界限并监督我改造,为其他老师的子女树了榜样,我当然心照不宜。1970年初“清队”结束,人们准备迎春节了,我却奉县教育局通知下放茶坝区中学任教。这时早已不再武斗,郑妇将两个女儿打发回北京,让学戏的儿子照看,我每月应付的十五元生活费便汇给此子。后来姐妹俩都进了任丘县华北油田技工学校。
 
我独自一人到茶坝中学报到,校长杨宗俊不要右派分子。我无处安身,只得再搭班车回县上。第二天教育局给我正式调函再去茶坝,杨只好将我收下,但不让我任教。命我按作息时间打钟,同时割猪草、煮猪食,给教工喂两口猪和种小半亩菜园;必要时还到镇上为学生厨房背米、油,用板车拉猪肉。这样,我去镇上总空着背篼或板车,于是一路高歌猛进大唱京剧。开初唱传统戏,有学生反映我不思己过;后来改唱样板戏就无人敢挑剔了。以前在巴中中学时要备课改作业,加上教工伙食差,罹患了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在这里只劳力而少劳心,打回饭菜还可自行加工,溃疡病也渐痊愈。当然,有时也想到曾是刘光同志座上客,如今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但比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这些国家要员所遭的罪又算得了什么?他们雪山草地吃过的苦头岂是我现在落难的程度可比得的;何况当年我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反美军暴行和反美扶日等游行示威,始终可仗贵胃身份有恃无恐,因而反觉得自己太渺小;同时认识到乐观旷达才符合养生之道,相信自己终有可为之日,目前首当讲求保命哲学才是。
 
不久郑妇突然来到茶坝,给我一份写好的离婚协议书,要我签字认可。理由是:我现在作为阶级敌人(右派已归五类敌对分子)沦落到离县城最远的偏僻区,仍没有摘掉帽子,今后已不再有出头之日。她生的两个女儿从今以后要改归她姓,和我彻底断绝父女关系。只要她不再是右派家属,终有一日她能回到北京找工作,要我知趣,不要拖累她们母女。但其中一个女儿仍要我担负每月十五元生活费,我无话可说,也领教过她的人品,本欲弃之,此其时矣。于是签了字,同到镇上找到民政员领下了离婚证。
 
1975年茶坝中学换来王永和校长,开始减轻我的劳动负担,让我帮助语文老师批改高三年级作文;教学生办墙报。1977年给我摘帽教英语。这期间我同刚分配来校的英语老师王代喜合编了一册《英语简明教材》,获得达县专区的好评和推荐。1979年3月,人民出版社给我改正错案,重新调我回社工作。但巴中县不肯放我,连达县师范学院指名调我也被拒绝。其实我认为王永和校长是我就业以来唯一知人善任的顶头上司,我也不愿轻易离他而去。后来人社又来调令,被县教育局扣下。人社最后找到我大女儿(她已回城当小学教员)亲自带着调函来巴中接我,才得以于11月回到人社恢复原职原薪。
 
回社不久,郑妇又赶来与我复婚,我受过其辱,坚决不肯同意。她找到社党委书记刑显廷来说服我,劝我家庭关系也须拨乱反正,首先使两个女儿不受心理创伤,再看郑已表态痛改前非,夫妻以和为贵,还是破镜重圆的好;并答应有分房机会一定首先配给新居。我急待安心投入工作,不愿在这问题上多费精力,便同意第二次复婚。这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和煦了人间,北京城内有寄籍单位的员工因农村包产到户而亟待回乡生产者希望对调户口。我在任丘的两女得有机会觅妥对调对象回京就业,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都自学有成而达业务精专。三女儿还借助油田技校的人脉,将远在四川松潘林区的哥嫂一家四口,安排在油田落户。唯有插队山西侯马市的二女儿(已是高级教师),得我好友卢经钰相助,一家四口最后回到北京,在香山中学工作。如今大的两女一男都已退休,三女仍在航天部任职,已成安检专家;四女在新华社当编辑,算是女承父业了。
 
由于“文革”期间积压译稿甚多,我被分配到国际政治编辑室。这些译稿实属粗制滥造,就连稍有一定知名度的译者也有潦草塞责之作,必须花大力气给予校订和文字加工。于是决定首先将失去出版价值的译稿写出审读意见将其淘汰。其次考虑到这个编辑室过去主要从事国际共运史的编译,而且全是根据苏联出版物已将第一、第二、第三(共产)国际史料基本出齐。现在必须与时俱进,改弦更张,介绍各个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各国对共运现状的论述,以及当代社会主义主要模式的研究,以供国家领导和学术界的参考。于是我便担负起这方面决定选题、组织翻译、审读译稿、文字加工、校对清样的一系列工作。这样一来,接触到的外文语种就多了。经我手出书的就有:①德文版《台尔曼遗书》等三种,②塞文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三种,③意文版《陶里亚蒂论葛兰西》等四种,④匈文版《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和⑤挪威文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启示录?》。对这些译稿我都是借助英、俄文工具书(主要是辞典)来解决审读中发现的译文问题。总之,重回人社后我担任责编完成的书稿有二十一种,共计二十六册,约六百二十四万字,平均每年发稿一百万字以上。此外,我提供原文书审读意见供选题参考者共五种:《已解放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英)、《通向社会主义的欧洲道路》(英)、《南斯拉夫的民主改革》(英)、《社会主义与科学》(俄)、《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英)。其中《社会主义与科学》的选题介绍曾在《求精》第49期刊登。我加工整理出版的一些书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约翰? 里德--革命的见证人》、《苏中关系》、《社会革命》、《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曾受到译者、编者的好评。至于下放劳动以前经手的书籍(包括早期三联)已不能全记,只就加工程度较大以致尚有印象者略记于下:①方土人等译《在苏联地图上》;②维特威尔著《世界经济地理》;③中苏友协总会编译的全套《苏联政治学校教材》1951年修订本;④韩春华译《苏联经济地理》;⑤宇文今译《埃及(经济地理概述)》、⑥祝诚等译《为反动派服务的资产阶段伪科学的地理学》、⑦梁昭锡译《古代地理学》;⑧杨郁华译《地理学导论》(上、下卷),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列国志条目作为《选译》的单行本。

我自己在业余也译、校过一些书。前期主要从俄文翻译,计有:①《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人民1953年版;②《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时代1953年版;③《自由波兰的少年》中国青年1954 年版;④《奥古斯特?倍倍尔》人民1956年版;⑤《在新德国》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⑥《巴基斯坦》三联1956年版;⑦《征服北极》和⑧《土耳其》均上海新知识1958年版(划为右派后,应出版社要求译者署名王宇知)。此外与人合译的有:《伟大的苏联》、《苏联工业国有化》、《苏共二十大文件汇编》,以及译者署名被擅改的《非洲各族人民》(均人民版)。后期则全部从英文译、校:①三人合译《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②为人社助编王德树校订《布哈林案件》(东方1982年版)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华夏1989年版);③为民盟同志尹敬勋校订《英语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④为寿跃进、姜雨楠校订《采访技巧》(中国新闻1985年版);⑤为华世平校订《实用新闻学基础》(中国新闻1988年版),业余译、校共约九十万字。

1983年我被评为副编审,于是提出三十年来从未调过工资,错划右派反而降薪大半,请予考虑给我调薪,于是升了一级为编辑七级。1987年11月我获准离休,工资再提一级,成了高资、高干(享受司局级待遇)。回顾1940年接办《四川风景》以来直到离休,总跟编辑、印刷、出版业务打交道。其间遇到的挫折和坎坷不少,但始终孜孜不倦追求进步事业和服从革命需要(先搞地理、后搞共运书稿),因而问心无愧。离休之年已经六十五岁,只想过一段安定清静的日子,但郑妇却于1988年趁我回川探亲访友之际,将家中一切搬到别处去住,要与我第三次离婚。我赶回北京作了仁至义尽的努力,均遭她一概拒绝。最后通过法院判决,她讨得了下述便宜:一、人社分配给我的两室一厅居室让她居住(房改时被她买下);二、所有置备的家具、什物、家用电器、门窗饰品悉数归她;三、我新挣下的工资和稿费收入她要去一半。实际上,我除了剩下的一半积蓄和瞒着她买的国库券外,几乎是赤手空拳离开北京回成都住大妹家的。

在重庆探亲访友中,我见了二叔的独女和三叔的两个女儿;见了四叔一家和他母亲严婆婆。在老人口中知道了祖父负案的原委,以及三、五、七、八、九、十诸叔所受的株连。在朋友中会见了老友段维庸,以及靳维汉一家和钟伯纯一家。钟的亡夫刘慕宇在重庆出版社社长任内曾与女下属有染,至今钟仍觉伤心。她赠我《旧友相聚萦怀往事》七律一首:

历遍风波重聚首,少年壮志话生平;
藏书共读交文友,推食同窗济难贫。
悼会惊沾张李血,治园容唱“海星”声;
几番纸印《碑和路》、《华晚》抛金惜未成。

我回赠白话诗一首:《寄语未亡人--勉播春姐》:

你心爱的人背离过你,你信赖的人辜负了你,
可你仍把他留在你心底,带几分懊怜频向友人提。
尽管他晚年迹近于荒唐,有损他在你心中的形象,
你却能时刻看到他身上,毕竟有东西在闪闪发光。
莫动摇你对世道的期望,莫冷却你待人的热心肠;
你们有过共同的理想,就该更加珍惜和发扬。

可惜这位挚友如今已随其先夫作古了。在成都我寄住在大妹家,拜望了二弟媳,造访了大表妹、二表妹和表弟三家;拜访了刘明章的遗孀黄性贤校长;会见了“海星”老友陈治波、程巧聪夫妇,刘文晋团长、高履范、蓝绍谦、陈泽昆,以及老友刘令蒙、夏佳夫妇、周孟璞、周仲璧兄弟,张思钰(已改名张莹)、陈肇嗣、吴耀林(吴仲华妹)、钟季和(钟伯纯妹)、张纯清等。不幸的是曾紫霞在人民大学毕业后,到四川大学医学院(原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教马列主义。我去川医宿舍访她时,已早两日因乳腺癌去世。我把自己的名片在遗像前烧化以寄哀思。其后,何满子、吴仲华夫妇来访,我在重庆未得一见,亦一憾事。

在成都很快觅得了老伴李梦华,从此定居在她亡夫工作的《四川日报》宿舍。她是我此生中最贤德的妻子,是我安度晚年最亲密的伴侣,是我这二十多年老来得福的可靠保证。她的两儿一女待我非常好,甚至超过我个别的亲生子女。因为后者受我政治遭遇的牵连,有过卑下和痛苦的处境,怨气毕竟难以彻底化解,正如我对他们仍有刻骨铭心的歉疚一样。回想陈惠君头脑简单,缺乏主见,容易受人左右;跟了李钧以后受其严酷管制,不允许她与外人任意接触,家中吃用诸物加锁不让染指,可算刻薄到家,终以老年性痴呆早离人世;郑秀琳则是贪得无厌,处心积虑损人利己,人品十分恶劣。现在这位老伴贤良、温存、体贴入微,又有事业心:退休后从事街道工作,年年获奖,报刊、电视多次报道,1995年被民政部评为四川省唯一的全国模范居委会主任,而且也是先进的共产党员。现在我们搬迁到郊县小镇上,居处环境幽美、安静,绿荫掩蔽,空气清新,实现了安度晚年悠闲恬适的岁月,活得心旷神怡。

1989年3月,我参加了四川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合唱团和京剧队,澳门回归后中心迁址离家较远,不再参加合唱团。在京剧队从1990年元旦起,每年都有一次或两次正规演出。到2006年年底为止,我粉墨登场共计三十三次,所演不同剧目也有二十八出。从1994年到2002年,担任京剧队队长整九年,另外还自办票房乐在其中。京剧是我童年从留声机唱片中养成的爱好,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文化部属下的人民出版社工作,经常可以拿到观摩票到戏院看名角演出,因而积淀下一定功底,故能成为成都市唯一会戏多的票友,在票房里演唱选段,可以七八个月不重唱已唱过的段子。如今我除了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和三联书店联谊会活动外,不再参加海星合唱团老团员聚会。原因是腿脚不利,不敢挤公交车,须儿子用小汽车接送,影响他的出勤率和奖金。

这二十多年的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活动,尤其是唱戏演出,对增大肺活量和运动肢体,舒展心情,开启记忆,提高机体免疫力大有好处。1983年因工作压力大所犯的心肌梗死,到了1995年自觉症状完全消失,心电图显示心前壁坏死已基本修复,仅心下壁尚有病变反应。新千年来临却出现了前列腺增生和颈腰椎病。前者已手术治愈,后者是不可逆转的退行性病变,除妥善保养减少痛苦外,实无他法可寻。

回顾我这一生,幼时受到的教养是时代替我造就的(赵老师不趋时,用小半本《三字经》启蒙);青少年阶段遇良师(王宪章)益友(石农裕)指引,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年落入政治陷阱,虚掷了鼎盛年华;晚年逢盛世,方得展眉头。如果评价自身,我无所愧悔,若论及祖、父,却有很大遗憾未得疏解。

依时间顺序先说我父亲。受祖父越境被捕牵连,父亲再次被收监,政府两次特赦均未获释。1974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粗暴对待,加以囚膳趋劣导致死亡。身在台湾的二妹于1983年返回大陆探亲,并向我公安部监狱领到父亲死亡证明,回台后向台国防部申领恤金但遭拒绝,理由是死亡地址不明。按其规定,死者应死于狱中未获释放,且应先请准入祀“国民革命忠烈祠”才能领到恤金。于是二妹于1994年再度回蓉,向四川省公证处申办死亡公证书。公证处对死亡地址只肯写明“抚顺”,不肯加“战犯管理所”五字。我以民主党派成员身份向省台办反映,得到台办副主任雷新乾支持,同到省公证处领到11月17日(94)蜀公证字4570号公证书一式二份,其证词写明“兹证明王泽浚(男,于一九O二年十月十四日生)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因患脑出血,经抢救无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死亡”。二妹返台后立即将其所执一份交到海基会。但到12月初,省公证证却通知我:该公证书上报省公证管理处竟被退了回来,要求去掉原证词中“战犯管理所”五字,并另制无此五字的同日期、同编号的公证书迳寄台湾海基会,同时要求对方退回二妹亲手递交的原公证书。这种视同儿戏的做法我当然不满。2000年3月我再次找到雷新乾申诉两条理由:一、抚顺战犯管理所早已不存在,其历史情况在我国书刊和影视等出版物中已多有介绍和反映,国际上已广为人知,没有再死守国家机密的必要;二、战犯病死狱中在所难免,何况证词中已写明“经抢救无效”,足以表明人道主义精神,于政策上光明磊落,何必再有顾虑。省公证管理处认为“这五字太带政治色彩了”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雷新乾考虑到省公证管理处还须听命于省司法厅,便为我写了一封致李如林、彭矛二厅长的信。我递上此信和申请书后久久未获答复,如同石沉大海。后来得知二妹古稀之年查出癌症,陈水扁上台比李登辉更恨国民党,同时郝柏村也下野了,肯定无人再理会二妹这位国民党烈属,乃劝她放弃这一“奢望”安心养病。现在她一家人已入美籍,与三个女儿在美安度晚年,小女在新加坡。

再谈祖父的问题。1988年我到重庆向严婆婆问及祖父的变故,她告诉我:祖父长期为共产党待他不公,不及刘文辉、邓锡侯而时发怨言,被其博物馆(他是馆长)内的好友陈子庄(祖父很赏识他的画作)随时反映给李井泉。在这种情况下,祖父是民革成员,本该由组织给予教育或处分。但在反右扩大化中,李井泉欲抓阶级斗争典型向上邀功,命陈蛊惑祖父说:“您只发牢骚有何用?必须以实际行动相要挟,不如出逃香港,借舆论造势,中央总得想办法的。”祖父信其可行,其实李已提前在深圳渡口布控,待祖父出现便立即抓捕。此事我于1989年回蓉定居时,结识同一支部的盟员钱文华老人(祖父旧部属)得到进一步证实。后来又听三叔二女儿转述重庆市公安局刑警队廖正彬回忆称:1957年底他曾接受“跟踪王缵绪并实施逮捕”的任务,更加证实使祖父负案是先有预谋的。我查实1957年12月29日《四川日报》一版,登出标题为“偷越国境背叛祖国,反革命分子王缵绪被我军捕获;王犯缵绪现已押回四川,正由公安部门审讯中”的消息。其中说“我边防军当场从王犯所携带的皮箱夹层中,查出王犯亲笔书写的反革命宣言,反动诗词等共三十本,约五十二万多字,还查出有关国际局势和国内反右斗争的剪报五十一份和美金四百元等许多罪证。”这一消息随即被各省市报纸转载,此后就始终未见后续报道。从这篇报道中可充分看出,这是接受上峰指示才作出如此先声夺人的“有罪推理”,未审先判就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1960年前后,在家人都受此案株连而身不由己情况下,仅我大妹得到通知称祖父病死狱中,至于遗体如何处理、遗物作何交代,是否定案或结案都未给予说明,至今仍是悬案。在当时毫无法制可言的政治环境下,子孙们都自身难保,焉敢过问此事。迨至1985年7月,受株连的诸叔得到人身解放,并得知,起义将领可领得起义证,才有胆量和信心给邓小平写了申请信,请求为祖父平反和补发起义证。但直到1986年11月1日,他们才分别得到四川省公安厅同一措辞的复函称:“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复查和调查,王缵绪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携带本人书写的反革命材料,越境外逃,被边防军逮捕,尚未判刑,王便病死于狱中。因此,报经中共四川省委、公安部批示同意,对王缵绪本人不存在平反、纠正问题,也不存在发起义证的问题。对子女亲友不受影响。特此函复”。这样的答复仍是官样文章,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子女亲友不受影响”一语,更是信口雌黄:何止子女一代,连我父、我辈、我的下一代都遭了灾,殃及三代啊!在蓉诸叔都比我年幼,我想接替他们再作一次努力,但考虑到党的封疆大吏还在高位,党内肯定无人敢得罪他;而且2000年为二妹办公证,惊动省台办副主任相助,给省司法厅两位领导亲笔去信尚且置之不理,官僚傲气可以不理民词,恐枉费精力仍无结果。所以直到2005年得知李井泉已死,我才首先致函胡锦涛主席,提出如下三项质疑和申请:第一,祖父出逃只是误听友人怂恿而向党作的要挟,并非与境外有联系、有归宿的故意行为,在法律上构不成主观故意犯罪,缺少定案的主要依据。即使如《四川日报》所说查出“许多罪证”,那么为何延期羁押达两年始终“尚未判刑”,以致“病死于狱中”。这难道,不是受到上峰指使,故意褫夺人权以维系当权者威信,又始终找不到充分证据给祖父定罪吗?因此理应由有关方面对本案作出适当结论,恢复公民死后应享的名誉,并承认其通电起义的历史事实,补发给本应于1985年发给的起义证。第二,请尊重其子孙的知情权,将他死于何时、何地、何种病因,以及死后如何处理等情况书面告知,并尽可能发还骨灰或指明处置地点。第三,案发后在成都光华街家中抄没的所有财物,连同其被视为罪证的“反运诗词”等随身携带之物,请准予作为遗物认领;尤以后者为其手迹,是否性质反动,有公开研判的必要,也令国人心服口服。但胡主席未复我信,却由公安部于2005年5月31日复信称:“你所反映的要求平反问题不属公安机关管辖”。这真是开了一个大玩笑:1986年四川省公安厅给我诸叔的答复是“经公安部批示”,何况原拟定的是“背叛祖国”罪名,岂非公安部管辖范围?推卸责任徒显无赖而已。事后我向省公安厅递了申请书和详尽的申诉状,奈何也跟省司法厅一样音信渺然;给曾省权厅长去过五封挂号信,甚至把请求降至最低,只要求在统战系统内部恢复名誉,也均不予应答。2006年友人建议我查阅当年办案、现已超期解密的档案。我到省监狱管理局未能查到,助查人员告我未经判刑者档案仍在看守所。我去看守所则推委于文化大革命,在动乱中该所受到冲击,档案未能保全。其时我已八十三岁高龄,如此奔波实感力不从心。2007年因前列腺问题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治疗半年多,得下步履维艰的后遗症,不得已只好放弃努力,遗憾于暮年了。

不过聊可告慰的是,2003年重庆巴蜀学校举办六十周年校庆,邀请原创建人兼董事长的孙辈和首任校长周勖成的二女儿参加庆典,我同二叔的独女、三叔的两女以及三弟相聚于校园,聆听了校长傅唯泉对祖父兴学义举的肯定。巴蜀中学还制作了邮资明信片一套(其中有祖父头像)交邮局发行。西充中学也邀请我们到校参观,举行了欢迎会。校长冯福志在欢迎会上致辞说:“我十分荣幸地以现任西充中学校长的身份,代表全校二千五百多名师生在此欢迎你们。你们是西充中学的前身原私立巴蜀中学校董事会董事长王缵绪先生们(因有周校长女儿,故用复数代词)的后代,见到你们,我们倍感亲切。原私立巴蜀中学1939年从重庆迁回王董事长的故乡西充,不仅给西充教育带来了良好的教学设备,而且带来了当时中国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使本来就出名的西充教育如虎添翼,使西充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充满了勃勃生机。而且迁校时,一批在重庆就享盛誉的教师同来西充,加之当地一批著名教师加盟;汇聚名师的巴蜀中学名声大噪,吸引了县内外莘莘学子前来求学,创造西充教育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这一辉煌,你们的祖父--巴蜀中学的创始人王缵绪先生功不可没,至今在西充人民心目中留存着深刻印象。现在,私立巴蜀中学的名字已成了历史,然而巴蜀中学的办学传统和精神却融入西充中学,成为西充中学续写辉煌的重要力量”。西充县委屈书记与傅校长还于2005年5月达成协议,由重庆巴蜀中学出资,买下祖父出生地的三合院,建成“王缵绪故居”。三叔的二女还写就一篇《王缵绪与巴蜀学校》的文章,发表在2003年重庆《红岩春秋》第三期;十叔发表了一篇《大洪山“老王推磨”--王缵绪将军抗战事迹之一》刊登在《重庆民革》2005年第三期上,都被两刊编者接受而未拒载,可见祖父作为历史人物还是得到人们实事求是加以肯定,而为官方所左右不了的。

迟暮之年重新认识祖与父,我感到父亲一生在祖父卵翼下成长为职业军人、国军战将,是绝对忠于职守而其出发点却是笃守孝道的。若不是孝顺祖父,则抗战胜利后尽可以解甲荣归,回到他刚建成便立即出征,在狱中仍思念着的宅第,与爱妾乐享清福;何况他曾违父命不让我走他带兵的老路,而向我倾诉过厌倦戎马之情。是祖父为一己之显达而置他于蒋家王朝受人驱使,实与人质无异;被俘后身为战犯有功可赎,却受牵累死于狱中,其孝固愚也。我与祖父的接触比父亲多,对他兴学(创巴蜀学校)重教(聘开蒙老师使我受益匪浅),求贤任能(托周校长全权治校);省主席任内裁税减赋以利民生,致遭七师长(既得利益者)杯葛;解放前夕临危受命,保全成都免遭兵燹诸举,我殊觉可佩。但有时虑事不周,近于冥顽愚钝。例如:让我辍学去当军官,使我丧失学籍不得深造;使父亲受质于蒋军,参加内战沦为战犯;企图扣押策反人员,用以换回儿子;不考虑自己是仓皇起义,而与早就通共的刘、邓攀比;轻信友人言,以为惊动中央就能改善待遇等等,也可谓胡涂到家,老不开窍了。但就总体而论,“观往者得失之变”,祖父早年趁清末民初混乱局势而出人头地,跻身于军阀之列,但并无民愤与恶名。后来曾遭少数利益受损和嫉贤妒能者所非议,但所訾者无非针对其两度权变:即“背叛杨森,投靠刘湘”,毕竟实现了四川的统一,结束了“防区时代”混战和重复拉丁征税,陷民于水火的局面;继又投蒋,引“中央军”入川,终使蒋政权得有安定巩固的后方,顺应了逼蒋抗日、促成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愿景。再联系他肯迁巴蜀中学于西充,最终无偿归并西充中学;重庆的巴蜀学校最后也移交给人民政府接管,以及起义后把自家收藏的文物悉数赠与川西博物馆(今四川省博物馆),都再再表明其心胸旷达,有克己从公的度量。这些都是我十分敬重之处,因而亟愿为其昭雪平反力尽棉薄,只因难以拂逆威权意志与官场痼习而终未成功罢了。这充分说明,我国要建成真正的法治社会,在公权力违法司空见惯的现状下,还有很长的艰辛道路要走,恐怕我此生也未必能见得到啊!

2008年冬我回北京参加人社安排的老干部体检前,挚友靳维汉以米寿高龄来我定居的小镇观光,带来他为奥运盛会和夺冠健将们写就的诗集《雄起,祖国奥运健儿!--一位88老人的心声》,开篇就写了一段话作引言:“南宋文学大师苏洵写有《心术》一文,精湛而深刻。一开头就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降敌’。可见早在南宋,心态问题就引起思想家们的重视,而且论述得恰到好处,对今天的体育健儿们也大有帮助”。从中我体会到,我虽无愧此生但终有遗憾,那么苏洵所说的“为将之道”,我何妨视为养生之道。在国家政改滞后的现状下保持良好的心态,趁一息尚存,手眼还能书写,把这点遗憾写在回忆录中,既制我自身的利害,又可作为一面镜子留存于世,以降当下尸位素餐者积习难返的堕性,于是决心甫定。在京会见了老友卢经钰,她已写完了自己的回忆录,把打印的清样让我拜读。她也是那个时代的受难者,但在“文革”中她的遭遇比我恶劣得多,拼搏的力度远比我强。我想,她写她的历史,我也写我的历史,人人都写自己的历史;虽然各自的普及面没有国史、正史那样宽,但写的人多了,也可汇成别史,甚至野史,让后人看清“光辉历程”的全貌,对推动历史前进终归大有好处。在人社见到民盟同志张慎趋,一次来我三女家,向他谈及我本人的命运,他也鼓励我写成回忆录,甚至来信承诺替我在《盟讯》发表。不过他替我命题为《我与民盟》,我反觉得太有局限性了。民盟的确与我共命运:解放前反独裁、争民主,一度被迫转入地下,其登报宣告解散,无异于写了一篇讨蒋的檄文,而我转入地下仍可为盟工作;可是“反右斗争”之后,民盟组织只能销声匿迹,停止活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恢复生机,而我则二十二年被视为敌,虚掷风华正茂之韶光于劳改中,与民盟的关系却十分疏远,倒是与“革命路线”紧密相关。因此我未采纳他的具体建议,却秉承他的初衷写成这个样子,立此存照吧!

2009年6月于成都外东 中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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