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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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

                  --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文字整理:何三畏

1957年初,26岁的流沙河先生因一组取名《草木篇》的小诗而触犯天颜,使他在反右之前即先于全国的右派成为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饱受屈辱和磨难的悲剧人生。几个月后,反右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流沙河和“草木篇”的莫须有的株连而成为右派分子,上演了相似的人生悲剧。

这就是著名的“草木篇诗案”。

而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先后四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态度点到其诗其人,更使其成为当代史上的一桩奇案。

至今,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满怀人生梦想的青年诗人流沙河,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幻想”的平静老人。这是他第一次追忆“草木篇诗案”。其中许多情节从不为人所知。例如其父亲被新政权枪决,冉云飞说,他与沙河先生交往多年,对于父亲的死,沙河从不提及,1981年的《自传》里,甚至说,“是应该的”!可见创深痛巨,无以言表。

本文据录音整理而成,并尽量保存了沙河的口语原貌。为了方便阅读,加了小标题。另需说明的是,个别地方根据今天的语境有少许删节。

到底意难平

我的父亲不是这个政权的人,我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是划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这个党的,不是到共产党这儿来投机的,不是想来捞个什么的,想都没这样想。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来,来就努力地工作。当时我才19岁,我在党报。工作是如何之卖力,如何之认真,而且还如何之愉快。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的父亲和许多旧政权的人员一样,死于1951年。我丝毫没有为这个事情去仇视这个政权。但是呢,确有某种看法,这个有时是有的,总觉得当初用不着杀那么多人。实际上我的父亲,在旧社会不过就是普通的职员。他从来没有对抗过共产党,也没有作过恶,很多人都晓得他们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又回头认为,好像革命就是这样,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觉得这个革命理论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怀疑,绝无对这个政权有任何仇恨。而且当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现的积极,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觉得我极其信任这个党。

但是后来为啥子又产生了怀疑呢--确实产生了怀疑,但是这个怀疑跟我的家庭无关。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在赫鲁晓夫的报告前一年,1955年,肃反。先是把胡风拿来批。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写了两篇文章,文学理论的。后来,批胡风后来转为肃反,所有的机关内部都设了变相的关押所。旧社会有历史问题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联都集中拢来十多个,把人家弄来关起。我是积极分子,还主动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认为这些人党都说要把他们揪出来,把他们叫老虎,一定是他们自身有严重问题--信进去了的。但是后来觉得,咋个这个运动,机关搞肃反越搞就越凶,机关里设立了变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审,哎,我就有所怀疑。

因此在肃反的会上,我和另一个叫丘原的好友,我们都是热爱党的,心里就不安逸,就跟他递了个条子。写起打油诗,填起词,讥讽。李累(文联领导)看见了,走来一把就条子抓过去,李累大怒。条子是将就《红楼梦》中间薛宝钗那个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填的是,“纵然是加薪添钱,到底意难平”。李累拍桌吼问,“啥子意难平?”

多亏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进入积极分子行列。本来是积极分子,后来我就被刮出来了,刮出来就只有资格去守老虎--去看守关起的那些人。每天24小时轮流,一个班两个小时,坐到那里守,守完了还要做记录,观察他们的各种动态--这个就比较“低级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记录:“墙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声。众虎一齐抬头仰面,观望久之。”以戏谑的文字写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犹愧。

就这个时候,心中就有所怀疑。觉得咋能这样子整呢。而且这些人整了,十个月以后,全部都没得事了,又把工资补发,当初把人家弄得那样惨。就觉得简直胡乱整。觉得党的这种做法--那个时候我们不晓得老同志们早在延安就这样做了,我们不晓得,我们还以为是第一次这样,虽然没有整到我,你这样整人总觉得不公道嘛。虽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论。

第二年,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遍全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文汇报连载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第八章《大疯狂》,整党咋个杀人,看了毛骨悚然。有问题!觉得。而且这个问题一定是在理论上面出了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理论就有这个问题,一旦形成专政必然会导致这个。但是,都没有拿去跟我们家庭的各种遭遇联系起来。是出于热爱党,觉得这样弄不好。

然后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1956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觉得对了,我们中国一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子搞了,我们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提出这个口号是如何之伟大,觉得对这个党的未来如何之有信心,觉得中国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觉得要听党的话,党喊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我们要讲。像我这样的人,诗歌艺术修养不高,但是宣传热情是很强烈的,理论热情是很强烈的,就觉得那么我们今后写诗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颂德了。那时《人民文学》还发表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1956年秋天,中共开了八大,已经宣布阶级斗争运动结束,从此之后是建设。我觉得党好英明啊。觉得这下中国终于好了,不再走阶级斗争的路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弄得像苏联那样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面临的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真才实学顶用了,中国面临的是美好的前景。这个时候,我就考虑写诗是不是也要干预生活。刘宾雁已经有过一些报告文学,提出要干预生活。而苏联作家把干预生活四个字早就提出了,说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在生活中有不好的东西,作家要表态,要与它斗争。

我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在1956年10月,写了个《草木篇》。

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员。在回成都的火车上,写了《草木篇》。

这一组小诗内,我就考虑到,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还要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这个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嘛。小人攀附到党,把这个党像藤缠树一样要把你缠死,你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嘛。因此在诗中间就牵扯到了这些。

回头看自己,这样的一些思想,实际上这都不是诗,我的这些思想远离了诗的形象思维,都是一些宣传热情,宣传热情干预了我的诗。就这样写了《草木篇》。

那个时候就想,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就不必创作了,不当这个专业。我就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一个诗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他们也支持。就办起来了。1957年1月1日就出创刊号了,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北京《诗刊》比这个晚了25天。

《星星》创刊号上面就发了《草木篇》。

因诗贾祸

闹了半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报告中国从未公开发表,但我们都知道。1956年10月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达佩斯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波兰也发生了工人农民起来抗议。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干内,把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这个报告当作大敌一般的防备,我们年轻人不晓得这个,他们内部就传达了。1956年底,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这些领导们特别敏感,到处闻,看底下有没得什么气味,响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气味。闻到了马上就要报告上去。

我不晓得,这样严重,如果晓得,《草木篇》我就不要发出来。但是不晓得,我仍然欢欣鼓舞,相信双百方针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新面貌。

后来闻到了,是当时省委那边闻到的。

元旦过了13天以后,川报上就出现了批评。就说这些东西有严重问题。指到《星星》上有一首诗是色情(《吻》)。还有一首诗是有思想问题(《草木篇》)。

省委宣传部有领导同志说,你这个《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实味就是在延安为这个事情被杀了的。)

然后,《草木篇》的事情汇报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几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1957年春天,你批得那么早,毛泽东都还没有开始反右,毛泽东就不以为然。

毛主席在2月份跟3月就两次讲话。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有一次是讲人民内部矛盾。两次讲话都提到,一个提到王蒙,一个提到《草木篇》。毛泽东讲的是,王蒙是思想问题,王蒙的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的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杀子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一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说了,你们现在这种批判,太粗暴了,你们没有好生给人家讲理。你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后,毛主席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括弧,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人。最后说,我们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

他这样一讲,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来。1957年3月的时候,毛泽东这个讲话,通过各级机关传达下来,传达下来,而且传达很详细,是用讲话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现在还没有开始反右。

不但没有反右,连“阳谋”,喊大家出来大鸣大放都还没有开始。后来好多人不了解,说是在反右中间批《草木篇》。哪里是,在反右的之前半年批的。

我经过这一场批呢吓倒了。我的妈呀,他们批我的文章最初还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后说反动思想,以后说反革命思想,最后说,这些诗都是反革命的叫嚣,都是阶级敌人的信号。我咋晓得我惹这么大的祸呢。一句腔都开不起,我都吓慑了。

批判停了以后,又过了一个多月后,党中央就号召整风:我党现在有三种不好的风气,一是教条主义,二是主观主义,三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死守马列主义教条不晓得发展,主观主义就是脱离实际,宗派主义就是排斥人家党外人士,这种错误的。这是不好的,我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来帮助我们党整顿,整顿这坏的三风。开门整风,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来大鸣大放,要出来争鸣,要百花,要来放,还不能小鸣小放,要大鸣大放。

但是我是吓倒了,还是一句话不敢说。不晓得前段时间为什么批判得这么凶,我还是个共青团员的嘛,而且我自认为我还热爱共产党。

我就不开腔,一句话不说。然后就有许多人来帮我说话了。说你们这么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个教授张默生,山东人,江青的老师,说,从诗经起就有“诗无达诂”嘛,一首诗可以有多种解释,你们怎么能说《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诗呢。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长,老作家,川报记者去采访他。他说《草木篇》算啥?中国文人都要写这类托物言志的诗嘛。把花花草草拿来写嘛。他说,但是,《草木篇》你写是可以写,但是你不要拿来发表嘛!你把它锁到箱子里嘛,你拿来发表就惹起麻烦!你们这么多人在批,硬把一个小青年当成一回事情在那里围剿。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你们把流沙河找来,我只要两个小时,就把他教育转来,让他去检讨,然后就过了。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联来开会说,你们整人关起门整,整出问题了才把我们这些委员找来,当初为什么先不来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现在主席说了你们的批判粗暴,喊你们停了,弄出问题了,才想起来找我们贡献意见。这是发牢骚。

天天开会大鸣大放,叫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有的忙,硬拿车去把人家拖来发表意见。张默生教授就是用车接来发言,后来当了大右派的。

这时候,全国各种意见全部都出来了。说得很闹热啊,报纸上都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有些意见越来越尖锐,围绕着官僚主义咋个腐朽,哪里整得要不得,哪里整人家农民,整得农民……全国的各种作品都出来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伤痕文学。好多人都在写。连艾青自己都写了《养花人的梦》,后来批判他的时候,就说那是“艾青的草木篇”。

这个时候喊我发言,我都还不敢去。

然后省文联的一个领导,常苏民,是个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苏民看到我始终都不发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儿去谈,他就把毛泽东的讲话全文,打印的,中文打字机打印的,他说你就在这儿读。毛主席怎样说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内容。他说你看嘛,最后的结论,连主席都是说这样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来发言,四川这个地方要反对教条主义,你应该出来开第一炮。最初我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多年以后我才悟到那是他的违心之言。作为一个领导人,在本单位揪不出右派来,他就犯险了,弄不好他自己就会被其上级指为包庇右派。他是来诓我鸣放啊。但是我原谅他,他无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啊。

我又很信任他。终于我就出来发言了。嗬,一发言各家报纸的记者详细地记,记下来整整一版。成都日报四川日报全部登流沙河的发言。上海的文汇报也派记者来采访我。我说你们前几个月批我很凶,这样子弄是不对的,你们这样弄得我情绪也很难受。我说我个人固然是有很多缺点,思想改造不够好,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我没有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这样子弄我是很不服的。

这时就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到了1957年6月,突然一变脸说有阶级敌人在破坏我们整风……

全国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牵连。说我有三个反革命集团,我是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然后专案组去追查,凡有关系的,一网打尽。专案组来人说,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现在你要把这封信交出来。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装一箩筐,我说我记不得,你们去查,最后我说算了嘛,你们干脆抬走。这一次他们就警告我,任何证据你不能毁,毁了将来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给我写来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毁。何况我还记得有日记,日记我也不敢毁。

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全是我认识的,文学界的非文学界的,连常到我这里来的中学生,全部都有严重政治问题,不准升大学,他们一辈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伦,当时14岁,化名给文汇报写一封信,声援流沙河,后来清查笔迹,查到他头上,由于太小没有资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给他杵了一个污点。周克芹遭学校开除也是与《草木篇》有关,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档案材料搁在乡政府再没有打开过。好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把一生的命运改变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类似,但是,受我株连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全国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后来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国到处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找我。到乡下都有人来找我。说五七年你那个《草木篇》也牵涉到我,我当右派有一条罪状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党疯狂进攻。还有被整死了,被杀了。

所以这个事情实质是怎么回事,你就晓得了。

“沉到海底”

这个诗,是再普通没有了。值不得拿来说。而是因为要搞运动,有意要去到处找,由于他们带有有色眼镜,出于革命的警惕性,时刻严防阶级敌人,一看就看到这儿来了一个信号,就是来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1999年,突然改变了说法。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张光年,老革命,在1999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中央电视台讲建国五十来的历史,中间专门的一章,就是张光年谈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变了。张光年说,当初我和另外三个中国作协的负责同志,去跟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么能一锅煮呢,其中有两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间一首,又背了中间另一首,毛主席说,这两首就可以嘛。

当初正式传达的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那时说是阶级仇恨。那你说我该相信其中哪一种说法?老同志在这点上是很谨慎的,我不认为人家张光年说错了。不过当初风气如此,今日红花明日紫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纯粹的实用主义。要搞运动,就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对我党有各种仇恨的人,才得写《草木篇》这样的作品。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又是另一面,很讲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张光年讲这个,那哪里还有后来的运动呢,那就搞不起来了嘛。毛主席纵然这样讲过,但是从未传达下来过,等于没有讲过。

实际上,就是小题大作。实际上,我是帮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忙,因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规定所有的大中专院校,以至中学,所有各级政协直到县政协,必须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必须要“奇文共欣赏”,要把《草木篇》给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讨论。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来读你那个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读不可,读了喊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来就毫无兴趣的,也不得不表态。

你想我的那一组小诗,用中文打字机打下来,只要巴掌这么点小一张纸,王蒙刘宾雁那些毒草那么长,哪个去读呀。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啥子嘛--对了,就划成右派。用这个方法来划右派,是“多快好省”,“节约闹革命”。一分钟就可以把右派抓出来。因此全国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组害人的诗有牵连,其数上万。

所以,本人是给反右提供了一个文本。可以快速制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个诗拿来那样批,不是这个诗了不起,不是这个诗写得好,我从来都不那样想。

这个落到哪个头上,就该哪个先倒霉。我呢,不过是先落到我的头上,先落到我的头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写这个呢,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是因为后来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又很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在党的面前不应该有什么保留,心头有什么我们可以提,这样才是真正的热爱党。另外我们个人,处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么就要说出来,那么肯定后来也要当右派。但是呢不会当这么大的右派。

后来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个事情。1980年,在石家庄,刘绍棠来找到我说,老兄呢,1962年毛主席曾经说到我们两个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这样子说的。1962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个毛远新来,毛远新兴冲冲地赶到北戴河来,找主席,说主席在海边,到海边去找到。主席说你下来嘛。毛远新说我游不来水的嘛。毛主席说,游不来水你下来学。吃两口水自然就会了。你看人家刘绍棠,也是游不来水呀,吃了两口水,后来人家就学会游泳了。只有那个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样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刘绍棠后来就摘了帽子了。我就当了二十年右派。到了1978年5月,胡耀邦喊把全国剩下的右派一风吹了,我作为最后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来当右派只差六小时就整整二十年。

我说你咋个知道的,刘绍棠说,这是毛远新谈的。毛远新把这件事情详细讲出来的,人家详细记录的。毛远新咋个说,伟大领袖咋个说,然后就说到你我两兄弟。我就说,真还是吓人啰,他老人家还把我记着了。好险啊,我这条命就不晓得咋个捡来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诗刊》复刊,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装模作样批示说:“我们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举革命旗帜。1957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这毒草使好多人顺着竿竿爬上去啊。

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这一切事情,一万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政治需要的问题,不是我个人有任何问题。

中国在反右以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拥护这个政权,那个时候,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伤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战战兢兢,生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1957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只要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之大不幸,中国人民的大不幸,不是我个人的。

这是大悲剧,谁是罪魁祸首呢?我自身其实也有罪。罪在从前历次运动,从1951年的三反运动起,我也当过积极分子打手,也凶狠地批判别人,也装腔作势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状。这回自身被钉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头,弄去拉车扫厕挑粪,现眼现报,也算是“天道好还”吧。

老家避世

当了右派以后,只领生活费了。反右前我的工资还比较高,是77块。反右后,人家那些都只领15块的生活费了,我是右派中间领生活费最高的,30块。我算是毛泽东都点了名了的人,我没有弄起走,猜想是担心一会儿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说那个人在哪里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劳教,劳改农场,受够折磨,还有些关到监狱里头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机关。机关领导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主席说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员,每个单位都留那么一两个反面教员,来时刻教育我们这些左派,让我们提高警惕。公平地说,省文联对我还算很不错。李累主持批斗我,没有骂过打过,还让我坐着说。另一领导人也姓李,坚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因为反右运动前,他曾对我讲真心话,大骂农村政权,竟说“该造反”之类的危险话。怕我争取立功赎罪出卖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坚持照政策办,不同意送劳改。我感谢李累。七年后,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来,留在省文联整整九年。但是开除公职,开除共青团团籍,留机关监督劳动改造。比较起来,够宽大了。

然后我就做各种体力劳动嘛,就在机关里做。拉车子,我拉好多粮食,机关里头的煤、米、面。扫厕所我不知道扫了好多。留到机关就一直搞这个。后来又把我弄到图书资料室去协助管理图书资料。后来又把我弄到机关农场去,我光是植棉,从温汤浸种,一直到最后把棉花用车拉到省里边去交,最后把棉花票领回来,就做了两茬。这些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内行,油菜内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后,文革爆发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去了。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儿就拿给他们打死了。

坚决要把我弄回去,是人事科长,叫李彬,老干部,她的丈夫就是那个常苏民,当初喊我说你一定要出来放第一炮的。这个李彬所以对我好。弄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李彬说,我说我还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够拉这个车子。李彬说,你别看邱原自由呐,危险得很哪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说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条命保到了。

留在省文联,没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个才苦,累死人呐,五类分子管制起来不说,还要计件劳动,一天拉了下来(拉锯)够受。你想那个又是计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钱。这样弄下来这个人简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线了才把锯子停了,然后赶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赶起来,还没有走拢那个锯木那里就开始脱衣裤了。两个拉锯子的人为了节省时间上厕所就一起。腊月三十都还在做,正月初二又在开始做了,这么苦。期间累得几乎每隔两个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来,劳动的累病,加之以恐惧--你想文革的时候,要是学生红卫兵把你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处整呐。营养又很差,害了肺气肿。

只拉了六年。把那个六年过了,还有六年就是钉包装木箱。就是我的儿子协助我,他才六岁七岁,他已经开始做童工,钉包装箱子的两个档头,全部是他钉的。拿个钉锤,当当当。六年,我就在做这个,钱可以挣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两个六年,十二年,文革都完了都还在做。

一直到1978年,全国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联这边不要我回来,因为你是个摘帽右派,你还有三个反革命集团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在那个悬起的。那么就留在县文化馆工作了一年。

到1979年底,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亲自批示:必须把人家调回来,第二,必须给星星诗刊平反,复刊。两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75号文件。我就回来了。不然这里掌权的人不得要我回来,因为这里已经不是好人李彬了,李彬已经死了。

--我就说完了。

     
流沙河自拟小传

原名余勋坦。汉族,蒙古裔。1931年生于成都。四岁迁返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槐树街老家,当时此镇是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十六岁来成都读省成中高二十三班,转爱新文学。十七岁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立志从文。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1958年划右派分子,留成都做多种苦役,馀暇攻读古籍。1966年押回老家,锯木六年,钉箱六年。监管劳役共二十年。至1978年5月才摘右派帽子,任金堂县文化馆馆员。1979年春复出发表诗作,秋被改正结论,不算右派,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1985年起专职写作,直到六十五岁退休。退休后亦写写,兼卖字。


流沙河作品出版二十五种,如下:

1956年:短篇小说集《窗》、诗集《农村夜曲》
1957年:诗集《告别火星》
1982年:译中篇小说《混血儿》、《流沙河诗集》
1983年:诗集《游踪》、诗集《故园别》、《台湾诗人十二家》
1984年:《隔海说诗》
1985年:《写诗十二课》
1987年:《十二象》
1988年:《余光中100首》、《锯齿啮痕录》、《台岛十二中年诗人》
1989年:诗集《独唱》
1992年:《庄子现代版》
1994年:《Y先生语录》
1995年:《南窗笑笑录》、《流沙河随笔》、《流沙河诗话》
1999年:《庄子现代版.增订本》
2001年:《流沙河短文》
2003年:《老成都》、《书鱼知小》
2004年:《图说庄子》


《草木篇》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流沙河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睬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绵绵师魂谁继?——追忆战时中学生活片断

绵绵师魂谁继?     

        ——追忆战时中学生活片断

作者:张思之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吟诵既毕,先生缓缓说道:李易安一阕《声声慢》,绝唱千古,不细细研读,不能有收益。试予析辨——

良人远行矣。……但似有不信,依稀犹在,于是“寻寻”;寻之未见,疑果已离去,或匿诸室内(先生转身板书:诸=之于),于是“觅觅”。觅者,寻之不得而细察也。屏后、榻下,遍觅终未得,是真的去了。此时、今后,闺中处处,能不“冷冷”?冷感既生,必觉“清清”。冷冷,肌肤之感,外也;清清,已入于心,内也。由外而内,冷清凝积,于是“凄凄”。凄情凝之于心而不堪承受,故继之以“惨惨”。凄凄惨惨,肝裂肠断,终至“戚戚”:伏枕而泣了。

先生于此稍顿,摁着讲台,环顾四周,继续阐释——

生离死别,初疑后信。步步写来,先后有序,巧用叠字,又无堆砌之弊,这是何等层次,何等笔力;由外及内,由浅入深,感生情积,描尽思妇心态,又是何其细腻!此等文字,高歌“怒发冲冠”,慨叹“樯橹灰飞烟灭”的大男子都不能写出。或出女儿天赋,但不经锤炼不能绝唱千古,而读者不能精研也难以达诂。

这是六十二年前我的高中老师傅肖岩先生一节课的开篇。生动传神,诗意浓浓,阐发精微,听后豁然开朗,为之迷醉。先生指导初学者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精研佳作使我终生受益,真的是何其难得!
 
这位傅老师,就是东北大学(下称“东大”)教授傅庚生先生,战后以杜诗专家驰名。肖岩,大约是号,他应邀来十八中教“国文”时用此名。可惜只教了一个学期,我没来得及听他讲解老杜。时为1943年,风流儒雅,风度翩翩。1984年,先生因病辞世于西北大学。他的公子来信说,临终前一日收到我的去信,面露微笑,但已不能言语。举头西望,岂止于戚戚……。

词作多情思,爱读始于初中。启蒙老师是名闻鲁西教育界的王资愚先生,现已不记得是否给我们讲过李清照,但他朗读“大江东去”,“醉里挑灯看剑”,声情并茂;讲到李煜的“故国不堪回首……”,语含呜咽:“国不可亡,决不能亡;否则,月明不再,山河也就变色了。”他说:“李煜词绝佳,可读,但决不能当李后主!”他的诗词课,讲“情”,也讲“神”。还教我了解“冬东江支微,鱼虞齐佳灰……”。更重背诵,我至今能大体背出《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长篇。还要求博闻强记。我自学《左传》,也在那时,“肉食者鄙”,“小大之狱,必以情”,烂熟于心。他讲汉魏六朝文中的名篇直至清代袁枚“祭妹文”,都有声有色。我至今背诵《祭妹文》收尾的“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首望汝也。呜呼哀哉!”仍不禁悽悽。先生阐释“屡屡回首”时的音容,依稀可辨。讲解“犹”字,尤其着力。

我上的初中名为国立六中三分校。高中名为国立十八中。两校能集中一批优秀教师,各有渊源。

六中三分校的前身是山东省立菏泽中学,战前颇负盛名。抗日军兴,韩复榘败失山东,省内各校师生“流亡”后方,组成“山东联合中学”。辗转跋涉,历经一年,定驻于四川绵阳,确立校址后更名“国立第六中学”,由山东教育名流葛兰笙先生任校长,下设4个分校为初中部。我就读的三分校选址绵阳城郊新店子的一座大庙里,距县城30华里。教师的骨干正是菏泽中学的班底,加上有了“联合”的优势,得补新鲜血液。

其他几个分校也各有名师,著名作家陈翔鹤、方敬、李广田当时都在罗江四分校任教,距新店子三分校只有五十华里。该分校以思想活跃,学生自治能力较强著称。名师的影响不难想见。那时六中各校都有社团,社团个个办刊——壁报。三分校最主要的两份一名“萌芽”一称“野火”:观点有异,互相颉颃;期期各有美文登出。二年级的刘禹宪、刘禹轩两兄弟分为主笔,两个才子,水平相当。我偏爱禹轩文章,他的长篇连载——《流亡入蜀记》被我视为范文,每期必读。按年龄他只长我一岁。战后储安平《观察》上关于学运记实的文字,大多出自他的手笔。现在想来,当时中学生能有那样高的水平,实源于一个坚实的基础,而这与名师的授业解惑,又显然不能分开。

十八中的前身是东北中学,建校于四川三台,与东大同在那个小山城里,相距数里,步行一小时足能往返。十八中的生源初始大半是“九一八”后就跟随家长“到处流浪”的东北子弟,与东大自有“乡土关系”。建校之初,执掌东大的臧启芳先生亲兼校长,十八中由是有了依靠,在师资来源上优势独具。我的高中英语老师,期期换人,可见一般。他们各具专长,勤换弊少利多。高二上学期换的老师是英译《红楼梦》四家之一,他分译二十回,一再讲诗词之译是不易逾越的障碍。他笑着说:即使是薛蟠的几句歪诗,也难译得传神。跟着会感叹:译文“信达雅”,谈何容易,母语不好,过不了关!他读诗真有味道,低吟怀念初恋情人的诗作声调哀怨——

“I thought of her,
  I loved so well,
  ……
Those early broken ties.”

诗句出处,早已不复记忆。我够不上他们的好学生。

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是初中教我的马观海先生。他出身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我三年,从ABC直至文法,严格得近乎苛刻:背单词有定数,期末必须达到;造句出错,重作三遍;练习“互译”与英语作文,有缺必补。这样,上高中时一般已能依赖字典阅读林语堂《开明英文文法》英文版,优等生则可以从原文看《范氏大代数》了。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西语系主任的张芳杰,与我同班受教,曾与梁实秋先生共同主编《英汉大词典》,闻名海岛;教授英语颇有建树,是马师的得意弟子。没有良师,何来高徒!

马老师青年时期因外战而多年颠簸,及壮又因“内斗”复遭坎坷,1958年以后戴着“右派”帽子发配青海劳改二十余年。晚年始安居南京。五年前九十大寿,我电请居家南京的好友奉上百朵鲜花,代行了弟子礼。马师育我,宛如家人!

我的中学史地老师也很出色。

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那时正主持东大历史系教务。他没时间到中学兼课,但能听到他的专题演说。关键是他从东大输送给十八中的历史老师教学得法,“点拨”学子往往恰到好处。讲日本怎样威逼清政府割让台湾,签《马关条约》,说旧恨直指新仇。讲《尼布楚条约》则着重阐释那是康熙大帝国力强大的结果,从而使初学者茅塞顿开,憬然有悟。我当年有志于研读外交,发源于此。

初中地理老师林济权先生,出身武汉大学地理系。当年几乎是我们的“时事辅导员”。课堂上,他用图示讲解德、意军队攻占了何国何处,剖析日寇南侵的兵经路线和战略图谋,概念清晰。我那时会绘各省与各国地理图,得力于他。读报习惯也由他而养成。当时校舍紧张,校方却辟有图书馆,设在那座破庙的戏台上;阅览室半露天,中置长桌,几份报纸平放,长凳四围,夜燃汽灯,并无人监管,任知识之光由那个简陋的“戏台”上散布流淌。

当年我的老师无人限制学生阅览课外读物,即使是所谓的“闲书”、“杂书”!我看委员长的《中国之命运》、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与读《鲁迅杂感集》几乎同时。诚然,这种读法对于启蒙阶段的学生弊端显见,但权衡得失,似又不应因噎废食,更不宜预设“禁区”。学生的发展只可引导不能限制,个中教训,古今雷同,中外无异。

两所中学都注重培育学生动手能力。六中三分校时设“劳作”课,他校少见。除辟菜园外还引导制作用具;就地取材,或竹或石。我常和学友从河滩寻找质地较佳的“鹅卵石”,磨章刻字。我曾觅得一方,呈暗赤色,有细斑纹,琢磨得棱角分明,造型悦目。同班刘君,篆刻高手,为我制成名章,相当可爱。解放之后,运动屡屡不绝,旧日什物,或毁或失,唯此“顽石”未被抄家能手相中,留我自珍,堪作永久的中学生活的纪念。

长于动手的化学老师特别值得怀念。大约是因为邻近东大能够提供器材的缘故,十八中的化学课注重实验。一般中学当年奇缺实验的物质条件。学生们对动手实验有特殊兴趣。教师有时不得不利用假日在家辅导。某次,试验的女生操作不慎,发生重大失误。教师惊闻异常声味,急呼“快躲开”!立即摊开双臂身扑实验台。爆炸声过,学生惊魂未定但毫发未损。先生却血染春袍,不幸从此失明。再来上课,往还拄杖步行,过桥翻坡,有一位女郎一路随侍,在讲台上则专事“板书”,俨然助教。她是那次失败实验的亲历者,品学兼优,娟秀端庄,事后弃学,甘当“义工”,不久决然嫁为盲师的终身伴侣。她对一切反对者都只有淡淡的一句话:“我要伺候他一辈子!”而且做到了矢志不移。庄严圣洁,爱达极致!此中真情,师生共鉴。多年以前就听说她与老师先后去了天国,我虽两度重访三台,在学校所在的小山沟里,在校舍左侧的小山之巅,寻寻觅觅,终不知茔置何处?我只能肃立“牛头山”上,为他们默祝……

“吾爱吾师”,我敬重师母。

我那值得怀念的中学时代到1943年11月中断。

那年冬初,中国战区战线南移,日寇同时在太平洋战区发动缅甸战役,企图封住中国与盟邦交通的唯一通道,威胁重庆。形势严峻,民族危急。盟军此时已在印度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用新型坦克、重型榴弹炮装备国军,施以训练,部署反攻。1943年秋已有5个独立炮兵团和14个坦克营的建制,亟需有基础知识的战士尽快掌握先进装备,情势紧迫。国民党政府兵役署长徐思平教授为此亲抵三台游说学生从军。徐兼四川大学教授,口才真好。一小时演说,小城爱国热情已如暴风烈火,学生当场报名,志愿投军。次日,徐氏游说绵阳,反响同样热烈。不数日,两地报名者逾千。我恰满16周岁,告别学校时,一位学姊在纪念册上题词:“你这么小,此去甚远,不想妈妈吗?”老师们则无一人劝阻,同仇敌忾,心心相印。

岁末,两地的投笔学生集中成都,组成“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教导第二团”。人们解释说,“教导二团”在北伐时最为英勇,功勋卓著,故予沿用。我被编入第三连,授衔“二等兵”。经半年初级训练,飞越驼峰,到达印度兰姆伽(Ramgarh)基地,分至独立炮兵第五团,充通讯兵。培训一月,能在一分钟内收发报近百字,初步达标。学生兵的表现未负众望。我们的后续学生兵,则因战局的变化而直达缅甸前线。密支那一役血战日寇,胜利辉煌,扭转了东南亚战局,学生兵牺牲惨重。青山白骨,去国万里,不知英魂飘泊何处?然而,我想,烈士的碧血丹心既已凝聚着“万世师表”的薪传,他们就一定会追随那绵绵师魂,魄栖故土,再续弦歌。他们才是老师们智慧、道德、信念、精神的真正传人!后死责任重,我们应当加力。

此生无悔终遗憾(下)--王复加回忆录

此生无悔终遗憾(下)

         --王复加回忆录

成都解放后,民盟组织宣布重新审查旧盟员,每人都得交一份自传。《华晚》的复刊准备也基本完成,正式向新组建的盟市委(张志和、范朴斋已到北京当上政务院参事)备了案。直到1950年4月,得盟市委李嘉仲指示,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民盟中央只办一个《光明日报》,各地方省市不允许再办机关报,因此《华晚》复刊的希望彻底破灭。蜀加印刷厂没有再经营的必要,而且我也财力不支,决定停办。工友中有人建议我去找市总工会的陈沛森处理劳资问题。陈是原荣利印刷厂的工人(地下党员),我早就认识。他得知我愿将全部器材献给新政权,便报请军管会批准并入其市府印刷厂,并发给全体工人遣散费。6月间盟籍审查完毕,我和仲恢请盟组织分配工作,李嘉仲要我们去上華大。我们认为華大是改造国民党中的接收人员,把我们当这种人看待很不服气,只接受他暂时安排的推销胜利折实公债的工作。不久孟恢从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来信,说他已从上海《时代》杂志社转到三联书店编辑部任外文组组长,他也是解放前辛志超介绍他入盟的。既是盟内同志,以前也一道学过俄文,希望我立即去帮助他处理书稿。于是我和仲恢请盟组织开了路条,于6月12日动身北上。市府印刷厂留用的几名工友知道我们要走,自愿把他们所领的遣散费捐给我们作路费,仲恢也兑换了他唯一的金戒指凑数。我们搭乘的是一辆破旧的货车,本身只能慢速行驶,加上川陕公路沿途都有解放军在追剿政治土匪(反动派顽抗势力),只能清剿一段尾随一段,因此到宝鸡竟走了十四天。在郑州过黄河铁桥时,全桥尚未完全修复,车行到木架支撑处嘎吱作响,四十多分钟才过完。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已是6月29日下午,在客栈宿了一夜。第二天同到总布胡同:我到西总布胡同找到孟恢,见了邵公文,让我从助理编辑干起;仲恢在东总布胡同出版总署见了倪子明,安排他在人民出版社。
 
进了三联书店,生活上我象进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的助编工资定为每月一百一十个折实单位(当时能拿七八十万元)。此外,工作日午餐和晚餐都由店方免费供应丰盛的筵席,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谈笑自如,宛然与家人闲叙一般。我在《新蜀报》期间落下神经衰弱不易成眠,特为我在栖凤楼宿舍给我一间小卧室,关上房门挂上黑布窗帘就能安然入睡了。三联总管理处大院内,除编辑部外还有出版部、发行部及其他管理科室,下班后人员往来十分方便,同事之间打破部门隔阂,拓宽了交友面,呈现一片融洽的气氛,使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企业文化精神。在工作上刚开始从事图书编辑,有新鲜感,但搞的都是俄文汉译书稿,久而反觉单调。编辑部虽有英文人才如朱南铣、郑易里,而且招收了一名精通日文的大学毕业生文洁若,但他们几乎无用武之地。这是当时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结果,我总觉反感。好在三联出书的种类未受限制,囊括了人文学科的主要领域,上自学术著作,下至儿童读物,做起来倒不觉十分枯燥。通过校读别人的译稿,俄文理解能力很快提高,同时还学到了一定的翻译技巧,为我后来独自翻译书稿打下基础。在思想认识上,我想起来京前“蜀加”工友们赞助路费的事应当回报,便抽一个星期日去王府井三联书店门市部,想把选好的五十多册读物弄到邮局去寄出。两位店员本想替我打包,知道并非自用而是寄往成都,便非常热情地替我把书名登录下来,把原书重新归架,说替我寄份发货单给成都三联读者服务部,便会把这些书送到市府印刷厂图书室,比邮寄快多了而且不花寄费;我要给对方写信的话,就在那里写好,与发货单一并寄去,也不用我再去寄信了。我非常满意接受了建议,同时也充分感受到韬奋“读者至上”精神在三联的发扬光大。我不单以身为三联人而自豪,更激发了竭诚为著译者服务的决心。
 
9月间我迁到干面胡同宿舍,不久曾紫霞来找到我。她谈起1947年8月获释后,一时恢复不了党组织关系,便到西康协助民盟在荥经地区搞地下武装。现在被保送到人民大学来学习,将来还要回四川工作。在学校人地生疏难免生孤独感,于是每个周末她都从学校驻地铁狮子胡同步行来干面胡同找我。我们一道在大华影院看电影,或到吉祥剧院看京剧;有时逛逛东安市场,有时去天桥看杂耍;也去过故宫、景山、北海、团城,甚至远去颐和园。也曾带她去民盟中央见范朴斋叙旧,到政协礼堂见我巴蜀学校老校长周勋成先生。他两素不相识,紫霞难免有些拘谨,但到灯市口《大公报》办事处去见周太玄夫子时,便豪爽得多。原来孟在周手下当图书管理员,他俩早就认识了。我们在宿舍里玩时,同事们听了她讲述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经历,都慢慢对她肃然起敬,不再开我俩的玩笑(那时小说《红岩》尚未问世,否则知道她就是孙明霞的原型人物一定会更加钦佩)。
 
1951年三联书店遭到凌迟处死的厄运:编辑部和出版部分别并入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部则并入新华书店。我想三联也象官僚资本一样被国家没收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可以立刻不要了么?好端端一个大有前途的老企业竟如此被吞噬,而在人民出版里只当作一个名存实亡的副牌子。尤其是对史枚这位三联总编辑降格为第三编辑室主任,把我归在他的地理组(张孟恢已去了《译文》杂志社)搞单一书稿,我认为遭到了岐视。195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也并入人民出版社,他们的同仁对此也有同感。
 
1952年10月,陈惠君带着我的两女一儿来到北京,我们移住东四后拐棒胡同人社宿舍,不久她找到国家文物局的王冶秋(抗战期间在自流井蜀光中学教过她)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1953年春,母亲患子宫颈癌要求来北京治疗,她却竭力反对。本来在成都骆公祠街时婆媳相处甚好,我追问她反对的理由,她又讲不出口,我终于在母亲到来后从其口中得知原因:我来京后,她见解放初房屋卖得很贱,特别是美军剩余物资十分便宜,便从母亲手中将三弟名下的十根金条要去,买了东大街三处铺面房,以及高档收音机、自行车,给三个孩子制了毛皮大衣。土改时母亲为替外祖父退还佃客押金,向她追讨余款。她交不出来,母亲被土改工作组吊了“鸭儿凫水”,因此心中有愧,又怕追浮财到她头上,将值钱东西交朋友保管(终被侵吞),带着三个孩子躲到北京来。母亲并未因此记恨于她,而是卖了骆公祠街宅院解除外祖父之困,住到了二弟家。但她心中对我和母亲仍存有芥蒂。直到1954年冬,历史博物馆有人寄我一封匿名信,只用一张白纸画了一个乌龟。我开始追问她,她便提出离婚。我请人社领导帮助查明情况,才告诉我博物馆有个叫李钧的中年人与她发生了暧味关系。我不同意离婚,求她看在三个孩子痛失母爱,可以既往不咎,但她依然态度坚决。这事被她朝阳大学同学郑秀琳知道,也来苦口相劝,她竟然躲避规劝不归家了。我见她已不可能回心转意,于1955年6月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后来博物馆也顾不得王冶秋的情面,将她调到财经出版社,使其与李分开。这时才有人(本不相识,已忘其姓氏)告诉我,李钧蛊惑她的说辞是:我的出身不好,永不会受重用;曾经入不了党,难避投机之嫌,前程不会光明;身患肺结核病,寿命也长不了。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真是遇上了撒手锏,难怪陈氏会充分听信于他。这时母亲在接受放疗,十岁和八岁两女在入学,幼子才五岁,我尝到了“中年丧偶”的滋味。虽然雇有保姆,但中馈犹虚;我已从事大量业余翻译,实在无法顾及家务,于是郑秀琳乘虚而入。她是湖北天门人,早年嫁给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侄儿生有一女。侄于抗战初阵亡,领了恤金仍住沈家。山东沦陷随沈赴渝,就读于朝阳大学法律系。后被沈之副官陈以德诱奸,遂嫁陈生有一子二女;幼女过继给陈家亲戚。日本投降后随校迁回北平,陈被沈升为中校副官处长,套购了弓弦胡同(今为美术馆所据)一处汉奸房产自住。解放后被查出判刑与郑离婚;郑抚养其子,其女交陈家族人代养。郑参与我婚变调解半年之久,殷勤照顾我母及三个子女,我离婚后仍坚持不懈,渐得我好感。1955年底终于议婚,与我住在一起。她对自己长女素不喜爱,由她住济宁的姑妈从小抚养。我将此女接来北京仍受虐待,以致一度离家出走,遍寻始归。以后又将她二女从陈家(陈在服刑)接来,于是构成四女二子八口之家,把我工资和稿费存款全交她安排。她也因此解除街道监管,找到了教成人夜校语文课的工作。
 
1957年4月,开始号召为党整风。我对人社领导虽不甚满意,但觉不值一提。毕竟1953年评定工资级别时,定我为编辑八级,每月工资一百多元,比原来的折实单位高出二十多元;当年又评我为第三编辑室先进工作者;而且搞了五年业余翻译也未加干涉,反而让社里出版我三个译本,以往的怨气也全消了。但是当出版部校对科一位女同志揭发部领导赵晓恩曾调戏她,反映给行政处长王志明不但未加处分,反而使赵在科里工作上动彻苛求,“给小鞋穿”。于是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取销赵王二人整风学委会联络员的资格,理由是他俩既由群众选举,现在已成整风对象理应交代问题,群众有权罢免。但整风领导五人小组借口会影响整风进度而拒绝这一正当要求。于是真正出现了大鸣大放的高潮,我先后写了三张大字报,但也只此而已。6月间整风转变为反右,我只参加了对美共归国党员谢和庚的批判斗争,对谢决不低头的勇气很感佩服。随后传来五教授(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挨批的消息,得知他们仅仅对科研体制集体提了五项具体意见,便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真令我毛骨悚然,连反谢的批斗大会也不想再参加了。我想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明写道:“思想斗争同其他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为什么对谢和庚就不是这样,而是群起而攻之;对五教授的意见就武断地称为反党纲领?我又想起反右刚开始时,社党委办公室通知我到公主坟监狱去见被俘的父亲,我曾随母亲带着大女儿去见了一面。他被俘后曾因策动祖父起义而获假释,到南京军事学院讲国民党战略战术总结课。现在又要重回抚顺战犯管理所,感到形势变了,怕我在反右中有失。我想我写的三张大字报就事论事,不算反党言论,便劝他不用替我担心。由于有人在场监听,不好细说便转到家人家事方面的话题,告诉他弟妹们的工作单位。只是大姑(他的亲妹)去了巴西,二妹身在台湾。他问金河街家中的楠木树长多高大了,母亲不忍心告诉他因土改退押已将住宅卖给空军幼儿园了,只好谎称有海碗粗,倒令他满意地笑了。既然想到这里,我产生了警惕感,决心在运动中不再表什么态。
 
9-10月间反右浪潮渐归平静。虽然父亲的遭遇仍是我心中抹不去的阴影,但我仍把全身心投入本职工作和业余翻译中。社会上传来“章罗联盟”之类的消息我也充耳不闻,与己无关不感兴趣。到了年底,祖父偷越国境被捕的消息在北京见报,人社没有人作出反应,也无人刺探我的态度,我也就安闲自得,认为这件事在运动中是难免的现象。孰料1958年3月过了春节,突然我被点名接受批判,只在三编室小范围内开了两次批判会就给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理由是反对整风五人小组的决定就是反党。我立刻意识到当时反对不追究“赵王问题”的人不在少数,特别是《世界知识》编辑室有人发起签名运动加以反对,我的大字报算得了什么,一定是与祖父的变故有关。我拒不接受,结果给我第四类处分:“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工作”,工资由编辑八级降为行政二十二级(减了一半)并通知我4月份随文化部一千多人去北大荒劳动。
 
这时郑秀琳完全暴露出她的贪婪本色,趁我挨批斗之际把我稿费存款四千多元全部转移侵吞,并要与我划清界线向法院起诉离婚。为了急于达到目的,竟编造我在家中的反动言论向领导揭发:说我不满计划生育,怪“毛主席管得宽,管到两口子行房的事来了”。这显然经不起反驳。我说:“你已经给我生了一女,还想再生个儿子,现在又怀上了。我顺你的心意,还会说这种话么?”她的这些拙劣且过分的行径,最终让人社领导和法官洞悉其贪与毒,判其准予离婚,悉数退还我的存款,只给她三百元作临产营养补助,与我所生一女由她抚养,每月给她十五元。于是我把母亲送到苇子坑航空工业学校三弟家,把前三个子女交陈惠君,我把全部存款托人社财务科代管,由陈每月领取四十元,至于学杂费和添置衣被可实报实销。如此处理完毕,便放心接受处分去了。
 
在北大荒(黑龙江密山县完达山南麓)八五O农场三年,搞过基建(包括初期的干打垒)、干过农活、上山伐木烧炭(我曾窒息窑中)打过马草,大跃进的冬季挖排水沟改造沼泽地,二十一个小时连续刨取冻土,只睡三个小时,四顿棒子面粥、窝窝头送到工地,围着火堆烤着吃,吃成黑嘴黑手用雪擦擦,反而擦成乌脸。总之,重体力劳动并未改变我的思想观念,倒是让我性格更乐观,无忧无虑,不计荣辱穷通;别人唱歌我唱戏,整出京剧《二进宫》我用生、旦、净三副嗓子能在工地一次唱完,连队里传为佳话。而更为庆幸的是:早年失眠远离去,肺痨、痔漏根除了。可是倒霉的事接踵而至。郑妇带上大小两个女儿来到农场连队,找到指导员要我承认复婚。她说上次判决带有惩罚性,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上诉请求复婚,来弥补过失。我坚决不同意,说“你知错改错是自己修身养性的事与我无关,何必与我复婚。我是戴帽的政治犯,还是划清界线为好,复不复婚,等我摘了帽再说”。她说,只要我写一份同意复婚的字据就立刻带着孩子回去,不再纠缠,并请指导员说服我。指导员以我在接受改造,必须服从法院判决为由,要我立刻就写,否则不许离开。并威胁说:“你不听话,以后给你鉴定,我只能写你仍在反领导,也就是反党。”于是我只好屈服。不料郑妇回京后,凭我写的复婚字据到人社财务科把我的存款余额全部领去,一时陈惠君要把三个孩子退给母亲和三弟。母亲是带病之身,三弟新婚夫妇皆忙于工作,难以招架。幸好人社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还有我三本译著的未付稿酬一千多元,于1958年出书后可以付给,于是脱了他们之困。只是他们得知,李钧也戴上右派帽子,被博物馆遣送回老家河北省宝坻县(今属天津市),陈只好带着三个孩子跟去以教书为业,他们未让我当时知道罢了。
 
1960年底,文化部因所谓“自然灾害”使下放人员减员过甚,将我们调回北京。人社让我先养浮肿病附带加工书稿,后来体力恢复又下放南口农场劳动。其间我因后续稿费用尽,三弟夫妇也因祖父事故下放南昌航校,母亲因病不能同去须我照顾,乃将仅存而即将期满的公债券拿去求张孟恢贴现。他不但不肯助我一臂之力,反叮咛我少去他家知所避嫌,我当然悔无自知之明,安敢怨尤,只怪世道人心被折腾、异化,他也不得不力图自保;何况我能入三联而有所成就;还多亏他最初引荐,我岂能因利忘义苛责于他。所幸母亲与三弟同事家属有交好者,虽三弟离去犹肯多加照顾。第二年北京市压缩人口,我被下放四川,名义上照顾“回原籍”,实际上让我到张国焘、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巴中县接受老区群众监督。在巴中中学,我教高一两个班俄语,辅导高三毕业班,每周上高一二十四节课,高三五个晚自习。教研室原有俄语和英语教师各二人,我去后增了俄语课,减了英语课。这和出版社情况一样,以学苏联老大哥为主。第二年我辅导毕业班时,动员学生集体写了一封俄文信寄往苏联,被苏方邮局投到乌克兰基辅市一所中学,不久收到该校女生回信,但被校长林绍铨知道后,随即加以制止,反警告我不许与党争夺青少年。我下放巴中时是带着儿子去的,1943年夏他小学毕业,受我政治牵连升不了学,连当地民办中学也不肯收,只好闲耍惯了,在校园里用弹弓打麻雀,误损路灯泡也成了我唆使搞破坏的罪名。我只好忍气吞声,自己设法教他一部分初中课程,要他向学校图书室借阅小说,培养阅读兴趣。此后他就收敛多了。1964年郑妇在成人夜校犯生活作风错误,校方要将她下放,让我回京去接。那时她的长女已入金星钢笔厂做工,独子进了北京戏校学京剧小生,二女送回陈家,所以带上我生的两个幼女。到巴中后分配到曾口区中学教语文,带小女同去,把大女留在我身边。恰逢汶川森工局来巴中招工,她向县教育局申请,将我未满十六岁的辍学儿子招去。只是县上对招工人员说了我的身份,使他到了林区仍多少受到歧视。我在北京的长女1963年高中毕业也升不了学,被分配到房山县永定河林场当果农;二女儿1964年初中毕业报名支边,到了山西曲沃(属今侯马市)成为全国最早的知青。这年我去北京接郑妇一行时,让她母女三人在广元稍侯,顺便将母亲送回成都二弟家。至此,除了身边还有一女外,总算解除了生计负担,我为此深感庆幸。
 
更值得庆幸的是:母亲于1965年冬死于肺心病,躲过了“文化大革命”晚年的一场浩劫;我也在“文革”一开始便认定为死老虎,没有批斗的价值,被派到县委试验田劳动。试验田人员吃住都在巴中罐头厂内,厂外有水田和耕地。我去后收割了水稻,种上了越冬小麦。随着“文革”转为造反,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大小四清中有问题的干部们,全都杀回各自单位造走资派的反去了,留下我孤单一人无法再搞生产劳动,只管看守农具、农药、化肥和空床铺、空桌凳。从此我便安闲度日,直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才让我去参加集体学习。因此我躲过了“文革”高潮中“五类分子”戴高帽游街,斗争、宣判大会去陪杀场,以及后来真枪实弹的武斗。然而郑妇却并不安分,当了一支造反队伍的头头,到县城来找武斗对象;把十多个曾口中学学生开进巴中中学,趁我人在试验田,撬开我房门,抄走了我的译著样本、俄文书籍、照片册子和一床鸭绒被。有学生告知我回校查问时,校方说不知情(其实校领导已自身难保),抄去物品未交学校登记,无从查找。我让女儿去问郑,回话说革命小将们的行动她管不了,我只得作罢。“清队”中的集体学习主要是:每天读几次语录,听典型人士斗私批修,唱几遍语录歌;此外要求我帮厨、上街采买、扫打男厕,每晚交一篇思想汇报或学习心得。校革委会的头头原是个校工,文化程度不高。我写的东西他未必都能看懂,也煞有介事地频频点头称是,从未借机理抹我。我身边的女儿也会讨乖,称自己是“可教育的子女”,已同我划清界限并监督我改造,为其他老师的子女树了榜样,我当然心照不宜。1970年初“清队”结束,人们准备迎春节了,我却奉县教育局通知下放茶坝区中学任教。这时早已不再武斗,郑妇将两个女儿打发回北京,让学戏的儿子照看,我每月应付的十五元生活费便汇给此子。后来姐妹俩都进了任丘县华北油田技工学校。
 
我独自一人到茶坝中学报到,校长杨宗俊不要右派分子。我无处安身,只得再搭班车回县上。第二天教育局给我正式调函再去茶坝,杨只好将我收下,但不让我任教。命我按作息时间打钟,同时割猪草、煮猪食,给教工喂两口猪和种小半亩菜园;必要时还到镇上为学生厨房背米、油,用板车拉猪肉。这样,我去镇上总空着背篼或板车,于是一路高歌猛进大唱京剧。开初唱传统戏,有学生反映我不思己过;后来改唱样板戏就无人敢挑剔了。以前在巴中中学时要备课改作业,加上教工伙食差,罹患了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在这里只劳力而少劳心,打回饭菜还可自行加工,溃疡病也渐痊愈。当然,有时也想到曾是刘光同志座上客,如今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但比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这些国家要员所遭的罪又算得了什么?他们雪山草地吃过的苦头岂是我现在落难的程度可比得的;何况当年我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反美军暴行和反美扶日等游行示威,始终可仗贵胃身份有恃无恐,因而反觉得自己太渺小;同时认识到乐观旷达才符合养生之道,相信自己终有可为之日,目前首当讲求保命哲学才是。
 
不久郑妇突然来到茶坝,给我一份写好的离婚协议书,要我签字认可。理由是:我现在作为阶级敌人(右派已归五类敌对分子)沦落到离县城最远的偏僻区,仍没有摘掉帽子,今后已不再有出头之日。她生的两个女儿从今以后要改归她姓,和我彻底断绝父女关系。只要她不再是右派家属,终有一日她能回到北京找工作,要我知趣,不要拖累她们母女。但其中一个女儿仍要我担负每月十五元生活费,我无话可说,也领教过她的人品,本欲弃之,此其时矣。于是签了字,同到镇上找到民政员领下了离婚证。
 
1975年茶坝中学换来王永和校长,开始减轻我的劳动负担,让我帮助语文老师批改高三年级作文;教学生办墙报。1977年给我摘帽教英语。这期间我同刚分配来校的英语老师王代喜合编了一册《英语简明教材》,获得达县专区的好评和推荐。1979年3月,人民出版社给我改正错案,重新调我回社工作。但巴中县不肯放我,连达县师范学院指名调我也被拒绝。其实我认为王永和校长是我就业以来唯一知人善任的顶头上司,我也不愿轻易离他而去。后来人社又来调令,被县教育局扣下。人社最后找到我大女儿(她已回城当小学教员)亲自带着调函来巴中接我,才得以于11月回到人社恢复原职原薪。
 
回社不久,郑妇又赶来与我复婚,我受过其辱,坚决不肯同意。她找到社党委书记刑显廷来说服我,劝我家庭关系也须拨乱反正,首先使两个女儿不受心理创伤,再看郑已表态痛改前非,夫妻以和为贵,还是破镜重圆的好;并答应有分房机会一定首先配给新居。我急待安心投入工作,不愿在这问题上多费精力,便同意第二次复婚。这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和煦了人间,北京城内有寄籍单位的员工因农村包产到户而亟待回乡生产者希望对调户口。我在任丘的两女得有机会觅妥对调对象回京就业,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都自学有成而达业务精专。三女儿还借助油田技校的人脉,将远在四川松潘林区的哥嫂一家四口,安排在油田落户。唯有插队山西侯马市的二女儿(已是高级教师),得我好友卢经钰相助,一家四口最后回到北京,在香山中学工作。如今大的两女一男都已退休,三女仍在航天部任职,已成安检专家;四女在新华社当编辑,算是女承父业了。
 
由于“文革”期间积压译稿甚多,我被分配到国际政治编辑室。这些译稿实属粗制滥造,就连稍有一定知名度的译者也有潦草塞责之作,必须花大力气给予校订和文字加工。于是决定首先将失去出版价值的译稿写出审读意见将其淘汰。其次考虑到这个编辑室过去主要从事国际共运史的编译,而且全是根据苏联出版物已将第一、第二、第三(共产)国际史料基本出齐。现在必须与时俱进,改弦更张,介绍各个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各国对共运现状的论述,以及当代社会主义主要模式的研究,以供国家领导和学术界的参考。于是我便担负起这方面决定选题、组织翻译、审读译稿、文字加工、校对清样的一系列工作。这样一来,接触到的外文语种就多了。经我手出书的就有:①德文版《台尔曼遗书》等三种,②塞文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三种,③意文版《陶里亚蒂论葛兰西》等四种,④匈文版《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和⑤挪威文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启示录?》。对这些译稿我都是借助英、俄文工具书(主要是辞典)来解决审读中发现的译文问题。总之,重回人社后我担任责编完成的书稿有二十一种,共计二十六册,约六百二十四万字,平均每年发稿一百万字以上。此外,我提供原文书审读意见供选题参考者共五种:《已解放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英)、《通向社会主义的欧洲道路》(英)、《南斯拉夫的民主改革》(英)、《社会主义与科学》(俄)、《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英)。其中《社会主义与科学》的选题介绍曾在《求精》第49期刊登。我加工整理出版的一些书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约翰? 里德--革命的见证人》、《苏中关系》、《社会革命》、《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曾受到译者、编者的好评。至于下放劳动以前经手的书籍(包括早期三联)已不能全记,只就加工程度较大以致尚有印象者略记于下:①方土人等译《在苏联地图上》;②维特威尔著《世界经济地理》;③中苏友协总会编译的全套《苏联政治学校教材》1951年修订本;④韩春华译《苏联经济地理》;⑤宇文今译《埃及(经济地理概述)》、⑥祝诚等译《为反动派服务的资产阶段伪科学的地理学》、⑦梁昭锡译《古代地理学》;⑧杨郁华译《地理学导论》(上、下卷),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列国志条目作为《选译》的单行本。

我自己在业余也译、校过一些书。前期主要从俄文翻译,计有:①《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人民1953年版;②《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时代1953年版;③《自由波兰的少年》中国青年1954 年版;④《奥古斯特?倍倍尔》人民1956年版;⑤《在新德国》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⑥《巴基斯坦》三联1956年版;⑦《征服北极》和⑧《土耳其》均上海新知识1958年版(划为右派后,应出版社要求译者署名王宇知)。此外与人合译的有:《伟大的苏联》、《苏联工业国有化》、《苏共二十大文件汇编》,以及译者署名被擅改的《非洲各族人民》(均人民版)。后期则全部从英文译、校:①三人合译《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②为人社助编王德树校订《布哈林案件》(东方1982年版)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华夏1989年版);③为民盟同志尹敬勋校订《英语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④为寿跃进、姜雨楠校订《采访技巧》(中国新闻1985年版);⑤为华世平校订《实用新闻学基础》(中国新闻1988年版),业余译、校共约九十万字。

1983年我被评为副编审,于是提出三十年来从未调过工资,错划右派反而降薪大半,请予考虑给我调薪,于是升了一级为编辑七级。1987年11月我获准离休,工资再提一级,成了高资、高干(享受司局级待遇)。回顾1940年接办《四川风景》以来直到离休,总跟编辑、印刷、出版业务打交道。其间遇到的挫折和坎坷不少,但始终孜孜不倦追求进步事业和服从革命需要(先搞地理、后搞共运书稿),因而问心无愧。离休之年已经六十五岁,只想过一段安定清静的日子,但郑妇却于1988年趁我回川探亲访友之际,将家中一切搬到别处去住,要与我第三次离婚。我赶回北京作了仁至义尽的努力,均遭她一概拒绝。最后通过法院判决,她讨得了下述便宜:一、人社分配给我的两室一厅居室让她居住(房改时被她买下);二、所有置备的家具、什物、家用电器、门窗饰品悉数归她;三、我新挣下的工资和稿费收入她要去一半。实际上,我除了剩下的一半积蓄和瞒着她买的国库券外,几乎是赤手空拳离开北京回成都住大妹家的。

在重庆探亲访友中,我见了二叔的独女和三叔的两个女儿;见了四叔一家和他母亲严婆婆。在老人口中知道了祖父负案的原委,以及三、五、七、八、九、十诸叔所受的株连。在朋友中会见了老友段维庸,以及靳维汉一家和钟伯纯一家。钟的亡夫刘慕宇在重庆出版社社长任内曾与女下属有染,至今钟仍觉伤心。她赠我《旧友相聚萦怀往事》七律一首:

历遍风波重聚首,少年壮志话生平;
藏书共读交文友,推食同窗济难贫。
悼会惊沾张李血,治园容唱“海星”声;
几番纸印《碑和路》、《华晚》抛金惜未成。

我回赠白话诗一首:《寄语未亡人--勉播春姐》:

你心爱的人背离过你,你信赖的人辜负了你,
可你仍把他留在你心底,带几分懊怜频向友人提。
尽管他晚年迹近于荒唐,有损他在你心中的形象,
你却能时刻看到他身上,毕竟有东西在闪闪发光。
莫动摇你对世道的期望,莫冷却你待人的热心肠;
你们有过共同的理想,就该更加珍惜和发扬。

可惜这位挚友如今已随其先夫作古了。在成都我寄住在大妹家,拜望了二弟媳,造访了大表妹、二表妹和表弟三家;拜访了刘明章的遗孀黄性贤校长;会见了“海星”老友陈治波、程巧聪夫妇,刘文晋团长、高履范、蓝绍谦、陈泽昆,以及老友刘令蒙、夏佳夫妇、周孟璞、周仲璧兄弟,张思钰(已改名张莹)、陈肇嗣、吴耀林(吴仲华妹)、钟季和(钟伯纯妹)、张纯清等。不幸的是曾紫霞在人民大学毕业后,到四川大学医学院(原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教马列主义。我去川医宿舍访她时,已早两日因乳腺癌去世。我把自己的名片在遗像前烧化以寄哀思。其后,何满子、吴仲华夫妇来访,我在重庆未得一见,亦一憾事。

在成都很快觅得了老伴李梦华,从此定居在她亡夫工作的《四川日报》宿舍。她是我此生中最贤德的妻子,是我安度晚年最亲密的伴侣,是我这二十多年老来得福的可靠保证。她的两儿一女待我非常好,甚至超过我个别的亲生子女。因为后者受我政治遭遇的牵连,有过卑下和痛苦的处境,怨气毕竟难以彻底化解,正如我对他们仍有刻骨铭心的歉疚一样。回想陈惠君头脑简单,缺乏主见,容易受人左右;跟了李钧以后受其严酷管制,不允许她与外人任意接触,家中吃用诸物加锁不让染指,可算刻薄到家,终以老年性痴呆早离人世;郑秀琳则是贪得无厌,处心积虑损人利己,人品十分恶劣。现在这位老伴贤良、温存、体贴入微,又有事业心:退休后从事街道工作,年年获奖,报刊、电视多次报道,1995年被民政部评为四川省唯一的全国模范居委会主任,而且也是先进的共产党员。现在我们搬迁到郊县小镇上,居处环境幽美、安静,绿荫掩蔽,空气清新,实现了安度晚年悠闲恬适的岁月,活得心旷神怡。

1989年3月,我参加了四川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合唱团和京剧队,澳门回归后中心迁址离家较远,不再参加合唱团。在京剧队从1990年元旦起,每年都有一次或两次正规演出。到2006年年底为止,我粉墨登场共计三十三次,所演不同剧目也有二十八出。从1994年到2002年,担任京剧队队长整九年,另外还自办票房乐在其中。京剧是我童年从留声机唱片中养成的爱好,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文化部属下的人民出版社工作,经常可以拿到观摩票到戏院看名角演出,因而积淀下一定功底,故能成为成都市唯一会戏多的票友,在票房里演唱选段,可以七八个月不重唱已唱过的段子。如今我除了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和三联书店联谊会活动外,不再参加海星合唱团老团员聚会。原因是腿脚不利,不敢挤公交车,须儿子用小汽车接送,影响他的出勤率和奖金。

这二十多年的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活动,尤其是唱戏演出,对增大肺活量和运动肢体,舒展心情,开启记忆,提高机体免疫力大有好处。1983年因工作压力大所犯的心肌梗死,到了1995年自觉症状完全消失,心电图显示心前壁坏死已基本修复,仅心下壁尚有病变反应。新千年来临却出现了前列腺增生和颈腰椎病。前者已手术治愈,后者是不可逆转的退行性病变,除妥善保养减少痛苦外,实无他法可寻。

回顾我这一生,幼时受到的教养是时代替我造就的(赵老师不趋时,用小半本《三字经》启蒙);青少年阶段遇良师(王宪章)益友(石农裕)指引,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年落入政治陷阱,虚掷了鼎盛年华;晚年逢盛世,方得展眉头。如果评价自身,我无所愧悔,若论及祖、父,却有很大遗憾未得疏解。

依时间顺序先说我父亲。受祖父越境被捕牵连,父亲再次被收监,政府两次特赦均未获释。1974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粗暴对待,加以囚膳趋劣导致死亡。身在台湾的二妹于1983年返回大陆探亲,并向我公安部监狱领到父亲死亡证明,回台后向台国防部申领恤金但遭拒绝,理由是死亡地址不明。按其规定,死者应死于狱中未获释放,且应先请准入祀“国民革命忠烈祠”才能领到恤金。于是二妹于1994年再度回蓉,向四川省公证处申办死亡公证书。公证处对死亡地址只肯写明“抚顺”,不肯加“战犯管理所”五字。我以民主党派成员身份向省台办反映,得到台办副主任雷新乾支持,同到省公证处领到11月17日(94)蜀公证字4570号公证书一式二份,其证词写明“兹证明王泽浚(男,于一九O二年十月十四日生)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因患脑出血,经抢救无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死亡”。二妹返台后立即将其所执一份交到海基会。但到12月初,省公证证却通知我:该公证书上报省公证管理处竟被退了回来,要求去掉原证词中“战犯管理所”五字,并另制无此五字的同日期、同编号的公证书迳寄台湾海基会,同时要求对方退回二妹亲手递交的原公证书。这种视同儿戏的做法我当然不满。2000年3月我再次找到雷新乾申诉两条理由:一、抚顺战犯管理所早已不存在,其历史情况在我国书刊和影视等出版物中已多有介绍和反映,国际上已广为人知,没有再死守国家机密的必要;二、战犯病死狱中在所难免,何况证词中已写明“经抢救无效”,足以表明人道主义精神,于政策上光明磊落,何必再有顾虑。省公证管理处认为“这五字太带政治色彩了”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雷新乾考虑到省公证管理处还须听命于省司法厅,便为我写了一封致李如林、彭矛二厅长的信。我递上此信和申请书后久久未获答复,如同石沉大海。后来得知二妹古稀之年查出癌症,陈水扁上台比李登辉更恨国民党,同时郝柏村也下野了,肯定无人再理会二妹这位国民党烈属,乃劝她放弃这一“奢望”安心养病。现在她一家人已入美籍,与三个女儿在美安度晚年,小女在新加坡。

再谈祖父的问题。1988年我到重庆向严婆婆问及祖父的变故,她告诉我:祖父长期为共产党待他不公,不及刘文辉、邓锡侯而时发怨言,被其博物馆(他是馆长)内的好友陈子庄(祖父很赏识他的画作)随时反映给李井泉。在这种情况下,祖父是民革成员,本该由组织给予教育或处分。但在反右扩大化中,李井泉欲抓阶级斗争典型向上邀功,命陈蛊惑祖父说:“您只发牢骚有何用?必须以实际行动相要挟,不如出逃香港,借舆论造势,中央总得想办法的。”祖父信其可行,其实李已提前在深圳渡口布控,待祖父出现便立即抓捕。此事我于1989年回蓉定居时,结识同一支部的盟员钱文华老人(祖父旧部属)得到进一步证实。后来又听三叔二女儿转述重庆市公安局刑警队廖正彬回忆称:1957年底他曾接受“跟踪王缵绪并实施逮捕”的任务,更加证实使祖父负案是先有预谋的。我查实1957年12月29日《四川日报》一版,登出标题为“偷越国境背叛祖国,反革命分子王缵绪被我军捕获;王犯缵绪现已押回四川,正由公安部门审讯中”的消息。其中说“我边防军当场从王犯所携带的皮箱夹层中,查出王犯亲笔书写的反革命宣言,反动诗词等共三十本,约五十二万多字,还查出有关国际局势和国内反右斗争的剪报五十一份和美金四百元等许多罪证。”这一消息随即被各省市报纸转载,此后就始终未见后续报道。从这篇报道中可充分看出,这是接受上峰指示才作出如此先声夺人的“有罪推理”,未审先判就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1960年前后,在家人都受此案株连而身不由己情况下,仅我大妹得到通知称祖父病死狱中,至于遗体如何处理、遗物作何交代,是否定案或结案都未给予说明,至今仍是悬案。在当时毫无法制可言的政治环境下,子孙们都自身难保,焉敢过问此事。迨至1985年7月,受株连的诸叔得到人身解放,并得知,起义将领可领得起义证,才有胆量和信心给邓小平写了申请信,请求为祖父平反和补发起义证。但直到1986年11月1日,他们才分别得到四川省公安厅同一措辞的复函称:“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复查和调查,王缵绪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携带本人书写的反革命材料,越境外逃,被边防军逮捕,尚未判刑,王便病死于狱中。因此,报经中共四川省委、公安部批示同意,对王缵绪本人不存在平反、纠正问题,也不存在发起义证的问题。对子女亲友不受影响。特此函复”。这样的答复仍是官样文章,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子女亲友不受影响”一语,更是信口雌黄:何止子女一代,连我父、我辈、我的下一代都遭了灾,殃及三代啊!在蓉诸叔都比我年幼,我想接替他们再作一次努力,但考虑到党的封疆大吏还在高位,党内肯定无人敢得罪他;而且2000年为二妹办公证,惊动省台办副主任相助,给省司法厅两位领导亲笔去信尚且置之不理,官僚傲气可以不理民词,恐枉费精力仍无结果。所以直到2005年得知李井泉已死,我才首先致函胡锦涛主席,提出如下三项质疑和申请:第一,祖父出逃只是误听友人怂恿而向党作的要挟,并非与境外有联系、有归宿的故意行为,在法律上构不成主观故意犯罪,缺少定案的主要依据。即使如《四川日报》所说查出“许多罪证”,那么为何延期羁押达两年始终“尚未判刑”,以致“病死于狱中”。这难道,不是受到上峰指使,故意褫夺人权以维系当权者威信,又始终找不到充分证据给祖父定罪吗?因此理应由有关方面对本案作出适当结论,恢复公民死后应享的名誉,并承认其通电起义的历史事实,补发给本应于1985年发给的起义证。第二,请尊重其子孙的知情权,将他死于何时、何地、何种病因,以及死后如何处理等情况书面告知,并尽可能发还骨灰或指明处置地点。第三,案发后在成都光华街家中抄没的所有财物,连同其被视为罪证的“反运诗词”等随身携带之物,请准予作为遗物认领;尤以后者为其手迹,是否性质反动,有公开研判的必要,也令国人心服口服。但胡主席未复我信,却由公安部于2005年5月31日复信称:“你所反映的要求平反问题不属公安机关管辖”。这真是开了一个大玩笑:1986年四川省公安厅给我诸叔的答复是“经公安部批示”,何况原拟定的是“背叛祖国”罪名,岂非公安部管辖范围?推卸责任徒显无赖而已。事后我向省公安厅递了申请书和详尽的申诉状,奈何也跟省司法厅一样音信渺然;给曾省权厅长去过五封挂号信,甚至把请求降至最低,只要求在统战系统内部恢复名誉,也均不予应答。2006年友人建议我查阅当年办案、现已超期解密的档案。我到省监狱管理局未能查到,助查人员告我未经判刑者档案仍在看守所。我去看守所则推委于文化大革命,在动乱中该所受到冲击,档案未能保全。其时我已八十三岁高龄,如此奔波实感力不从心。2007年因前列腺问题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治疗半年多,得下步履维艰的后遗症,不得已只好放弃努力,遗憾于暮年了。

不过聊可告慰的是,2003年重庆巴蜀学校举办六十周年校庆,邀请原创建人兼董事长的孙辈和首任校长周勖成的二女儿参加庆典,我同二叔的独女、三叔的两女以及三弟相聚于校园,聆听了校长傅唯泉对祖父兴学义举的肯定。巴蜀中学还制作了邮资明信片一套(其中有祖父头像)交邮局发行。西充中学也邀请我们到校参观,举行了欢迎会。校长冯福志在欢迎会上致辞说:“我十分荣幸地以现任西充中学校长的身份,代表全校二千五百多名师生在此欢迎你们。你们是西充中学的前身原私立巴蜀中学校董事会董事长王缵绪先生们(因有周校长女儿,故用复数代词)的后代,见到你们,我们倍感亲切。原私立巴蜀中学1939年从重庆迁回王董事长的故乡西充,不仅给西充教育带来了良好的教学设备,而且带来了当时中国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使本来就出名的西充教育如虎添翼,使西充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充满了勃勃生机。而且迁校时,一批在重庆就享盛誉的教师同来西充,加之当地一批著名教师加盟;汇聚名师的巴蜀中学名声大噪,吸引了县内外莘莘学子前来求学,创造西充教育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这一辉煌,你们的祖父--巴蜀中学的创始人王缵绪先生功不可没,至今在西充人民心目中留存着深刻印象。现在,私立巴蜀中学的名字已成了历史,然而巴蜀中学的办学传统和精神却融入西充中学,成为西充中学续写辉煌的重要力量”。西充县委屈书记与傅校长还于2005年5月达成协议,由重庆巴蜀中学出资,买下祖父出生地的三合院,建成“王缵绪故居”。三叔的二女还写就一篇《王缵绪与巴蜀学校》的文章,发表在2003年重庆《红岩春秋》第三期;十叔发表了一篇《大洪山“老王推磨”--王缵绪将军抗战事迹之一》刊登在《重庆民革》2005年第三期上,都被两刊编者接受而未拒载,可见祖父作为历史人物还是得到人们实事求是加以肯定,而为官方所左右不了的。

迟暮之年重新认识祖与父,我感到父亲一生在祖父卵翼下成长为职业军人、国军战将,是绝对忠于职守而其出发点却是笃守孝道的。若不是孝顺祖父,则抗战胜利后尽可以解甲荣归,回到他刚建成便立即出征,在狱中仍思念着的宅第,与爱妾乐享清福;何况他曾违父命不让我走他带兵的老路,而向我倾诉过厌倦戎马之情。是祖父为一己之显达而置他于蒋家王朝受人驱使,实与人质无异;被俘后身为战犯有功可赎,却受牵累死于狱中,其孝固愚也。我与祖父的接触比父亲多,对他兴学(创巴蜀学校)重教(聘开蒙老师使我受益匪浅),求贤任能(托周校长全权治校);省主席任内裁税减赋以利民生,致遭七师长(既得利益者)杯葛;解放前夕临危受命,保全成都免遭兵燹诸举,我殊觉可佩。但有时虑事不周,近于冥顽愚钝。例如:让我辍学去当军官,使我丧失学籍不得深造;使父亲受质于蒋军,参加内战沦为战犯;企图扣押策反人员,用以换回儿子;不考虑自己是仓皇起义,而与早就通共的刘、邓攀比;轻信友人言,以为惊动中央就能改善待遇等等,也可谓胡涂到家,老不开窍了。但就总体而论,“观往者得失之变”,祖父早年趁清末民初混乱局势而出人头地,跻身于军阀之列,但并无民愤与恶名。后来曾遭少数利益受损和嫉贤妒能者所非议,但所訾者无非针对其两度权变:即“背叛杨森,投靠刘湘”,毕竟实现了四川的统一,结束了“防区时代”混战和重复拉丁征税,陷民于水火的局面;继又投蒋,引“中央军”入川,终使蒋政权得有安定巩固的后方,顺应了逼蒋抗日、促成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愿景。再联系他肯迁巴蜀中学于西充,最终无偿归并西充中学;重庆的巴蜀学校最后也移交给人民政府接管,以及起义后把自家收藏的文物悉数赠与川西博物馆(今四川省博物馆),都再再表明其心胸旷达,有克己从公的度量。这些都是我十分敬重之处,因而亟愿为其昭雪平反力尽棉薄,只因难以拂逆威权意志与官场痼习而终未成功罢了。这充分说明,我国要建成真正的法治社会,在公权力违法司空见惯的现状下,还有很长的艰辛道路要走,恐怕我此生也未必能见得到啊!

2008年冬我回北京参加人社安排的老干部体检前,挚友靳维汉以米寿高龄来我定居的小镇观光,带来他为奥运盛会和夺冠健将们写就的诗集《雄起,祖国奥运健儿!--一位88老人的心声》,开篇就写了一段话作引言:“南宋文学大师苏洵写有《心术》一文,精湛而深刻。一开头就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降敌’。可见早在南宋,心态问题就引起思想家们的重视,而且论述得恰到好处,对今天的体育健儿们也大有帮助”。从中我体会到,我虽无愧此生但终有遗憾,那么苏洵所说的“为将之道”,我何妨视为养生之道。在国家政改滞后的现状下保持良好的心态,趁一息尚存,手眼还能书写,把这点遗憾写在回忆录中,既制我自身的利害,又可作为一面镜子留存于世,以降当下尸位素餐者积习难返的堕性,于是决心甫定。在京会见了老友卢经钰,她已写完了自己的回忆录,把打印的清样让我拜读。她也是那个时代的受难者,但在“文革”中她的遭遇比我恶劣得多,拼搏的力度远比我强。我想,她写她的历史,我也写我的历史,人人都写自己的历史;虽然各自的普及面没有国史、正史那样宽,但写的人多了,也可汇成别史,甚至野史,让后人看清“光辉历程”的全貌,对推动历史前进终归大有好处。在人社见到民盟同志张慎趋,一次来我三女家,向他谈及我本人的命运,他也鼓励我写成回忆录,甚至来信承诺替我在《盟讯》发表。不过他替我命题为《我与民盟》,我反觉得太有局限性了。民盟的确与我共命运:解放前反独裁、争民主,一度被迫转入地下,其登报宣告解散,无异于写了一篇讨蒋的檄文,而我转入地下仍可为盟工作;可是“反右斗争”之后,民盟组织只能销声匿迹,停止活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恢复生机,而我则二十二年被视为敌,虚掷风华正茂之韶光于劳改中,与民盟的关系却十分疏远,倒是与“革命路线”紧密相关。因此我未采纳他的具体建议,却秉承他的初衷写成这个样子,立此存照吧!

2009年6月于成都外东 中和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