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的故事

[置顶] · 关于本站 ·

一个家庭的小三线变迁史

一个家庭的小三线变迁史

--作者:刘寅斌

1964年开始,重庆嘉陵机器厂陆续派出很多职工前往全国各地支援三线建设。外公于1966年被作为业务骨干,派往山东沂蒙山区的小三线企业--山东民丰机械厂,外婆以及全家随后陆续前往。直至1983年,全家返回重庆。三线建设,于国,是宏大的战略规划;于家,是琐细的柴米油盐。在大时代的洪流下,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宛若汪洋中的一艘小船,从西到东,从东到西,冷暖人生,甘苦自知。

外公的调令来了

外公夏云辉出生于1913年,重庆沙坪坝区土主镇人。外婆杨明华,出生于1920年,比外公小7岁。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四川乡间强行征兵,(重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四川的一部分,在外公外婆一代人看来,我们就是四川人。基于家庭的传统,本文对四川和重庆不刻意加以区别。)三丁抽二,二丁抽一,无一家可以幸免。唯一例外的是,如果家中有人在兵工厂上班的工人,则可全家免去抽丁。

年轻的外公在土主镇老家担任保长,眼看同乡亲朋被拉丁带走,妻离子散,于心不忍。加之家中兄弟众多,免不了要被抽丁当兵。为保全家里众兄弟,更为了不做拉丁的“造孽活路”,1938年,25岁的外公想方设法进入重庆嘉陵兵工厂(现在的中国嘉陵集团前身),成为一名冲压工。彼时,嘉陵兵工厂是国民政府在内地最重要的兵工厂之一,工厂里的工人社会地位很高,收入也相当稳定。

上世纪40年代,外公在嘉陵兵工厂站稳脚跟后,外婆进城,在沙坪坝的重庆纺织二厂工作。进城后的外婆,有感于自己一生不认字的痛苦,最看重的就是子女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关注,自此也成为整个家族始终如一的头等大事。

外公是个勤快人,聪明能干,乐于助人。嘉陵厂的很多老职工提起外公,都夸他是一个好人,“夏师傅一辈子待人诚恳,不害人,更不欺负人,总是替别人着想。”外公的徒弟这样评价他,“师父工作踏实、肯动脑筋,经常搞一些土洋结合的小改小革。在厂子里,一直是业务骨干。”

1966年,外公从重庆调动到山东时,工资标准是二级工,每月81元。在1975年退休前,外公先后有过两次涨工资的机会,但都被他让给了同事。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东面和南面,被美国军事势力重重包围,北面和西面面临苏联的巨大压力。1964年,毛主席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指示和部署。自1964年开始,嘉陵厂陆续派出很多干部和工人,前往支援湖南、陕西、安徽、山西等地的三线建设。

外公这一辈子,生活上听外婆的话,工作上听党的话。1966年,53岁的外公接到支援山东民丰机械厂的调令。民丰机械厂位于山东省临沂地区蒙阴县沂蒙山脚下,是重庆嘉陵机器厂重点援建的三线工厂。从嘉陵厂派往民丰厂担任厂长的山东人毕厂长以及其他几名从嘉陵厂调过去的车间主任们,向嘉陵厂提出调动外公前往支援民丰厂的要求,理由是新厂组建,为了尽快开工生产,急需生产骨干。

很多年以后,时任嘉陵厂人事科科长的陆兆林曾告诉舅舅,起初嘉陵厂方面并不支持民丰厂的要求,主要原因是外公马上快到退休年龄(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是60岁),去了山东,也工作不了几年。可是在民丰厂的多次要求下,嘉陵厂方面也不便再坚持,再坚持下去就是反对三线建设了,这个帽子谁也不敢戴在自己头上。

外公外婆一生,养育长大的子女共有四人:大女儿永芬、二女儿永芳(我的妈妈)、儿子永福、小女儿永明。

1966年前后,外公家里共有十口人,住在两间不大的屋子里。当时工厂推行七进七出新制度,即早晨7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外婆放弃工作,回到家里。上世纪60年代,外婆每天早晨4点多起床,踮着小脚,步行近一个小时去嘉陵厂附近的双碑买菜,然后赶回家中,为全家老小做好早饭。

作者一家人。前排:左起,妈妈,外婆,外公,继伟表哥,我在外婆怀里。后排:舅妈,舅舅,爸爸,小姨父,小姨

外公从山东带回来的猪肉和花生

外公在山东的日子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6年-1971年,外公一个人在山东度过了5年时光。第二个阶段:1971年-1983年,外婆去山东,外公外婆在山东共同生活了12年。

舅舅依稀记得,嘉陵厂和民丰厂都曾向外公做过承诺,先去民丰厂工作几年,等民丰厂工作进入正轨后,就把外公调回重庆。嘉陵厂方面也曾向外公承诺,就算没有办法调回来,也可以在退休后把户口迁回重庆。因为永芬姨妈和姨父已经在嘉陵厂工作,家里的其他孩子都在念书,考虑到当时三线厂的教育条件和就业条件,外公决定一个人先去。这一去,外公一个人在山东待了整整5年。

5年里,每年春节,外公都会从山东回重庆探亲。那是一家人最欢乐的时候,而且外公总能带回大量当时在重庆很难买到的好东西。

第一样是猪油。外公会把加热冷却了的猪油倒进猪尿包中,每个猪尿包能装3-6斤猪油。每年春节,外公能背回十来个猪尿包。当年重庆,每人每月定量供应2-3两菜油。这些猪油,比一家十口人一年的供应量还多呀!

第二样是花生米。这是山东的特产。我小时候,外公每顿饭都会喝上一小杯白酒,配上几颗油酥花生,数十年未变。直到人生最后十年,因为前列腺炎,外公遵医嘱放弃喝酒。外公最爱喝泸州老窖。直到今天,我的家中依然常年备着泸州老窖,用来招待挚友亲朋。

第三样是冰糖。大坨大坨的冰糖,够一家人整整吃一年。

从山东沂蒙山深处的民丰厂到重庆歌乐山下的嘉陵厂,年近六十的外公,靠着两只手和一双肩膀,手提肩扛,硬是把一两百斤的紧缺物资带回了家。出发时,外公得先坐近十个小时的汽车到济南,再从济南坐一整天的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出发,在火车上颠簸个几天几夜,方能到达重庆。到重庆后,从菜园坝火车站到嘉陵厂,还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2013年夏天,我曾回到民丰厂旧址,在那儿待了整整一天。和老乡们聊天,聊到民丰建厂初期的情况。老乡们告诉我,民丰建厂之初,工人们没地方住。开始,工人们借宿在农民家中。人越来越多,农民家住不下了,后来的人就只能住在农家的猪窝了。再后来,厂里盖了瓦房,还因地制宜地盖了石头房子,工人们总算有了住的地方。老乡们说,工厂初建那些年,创业的工人们生活非常艰苦,只有粮食没有菜,即使是粮食,也常常不够吃。有些工人家里孩子多,一家人吃不饱,还发生过非常惨痛的悲剧。

外公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他当年是怎么弄到那么多的猪油、花生和冰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大山沟里,为了弄到这些猪油、花生和冰糖,外公到底吃了多少苦?这一切永远成了谜。

1968年,永芬姨妈的第三个孩子--继伟表哥出生。继伟表哥一出生,就声嘶力竭、没日没夜地哭了整整两天。刚开始,大家没在意,哪个小娃娃生下来不哭呢?可是继伟表哥不间断地哭了两天后,外婆感觉不妙,抱起继伟表哥就奔去嘉陵厂医院。

医生发现,继伟表哥的一只胳膊在接生时被生生折断,已经部分坏死,颜色都绿了。嘉陵厂医院医生给的方案是立即截肢。外婆没同意,抱着继伟表哥回了家。永芬姨妈的一个同事懂些按摩接骨之术,自告奋勇要来试试手艺。看过继伟表哥后,姨妈的同事打了退堂鼓,但他说,没准他师父能行。按摩师父的家在距离嘉陵厂20公里之外的大坪。外婆急忙跑到大坪,把按摩师父请到家里来。师父确实是能人,第一次用药之后,情况就有了明显好转。当时交通不方便,师父和外婆约好,前三天,他每天来一次,上药、换药、按摩。慢慢地,情况比较稳定了,师父就每个星期来一次。师父不来的日子,就由徒弟每天来一次。

师傅每次来,外婆都好菜好饭地招待。外公从山东带回的香肠、腊肉、花生,都用来招待师父。外婆说,继伟表哥的那只胳膊,是外公从山东背回重庆的猪肉和花生换回来的。

继伟表哥的胳膊接合得很好,没留下任何后遗症。1971年,外婆离开重庆去山东前,带着继伟表哥,特意去了大坪,向师父辞行,送了当时很贵的咔叽布、花生米做礼物。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好心的师父现在还在世吗?

外婆和妈妈去山东

我的妈妈是重庆八中(重庆著名的重点中学)高67级学生,舅舅是江溪中学初67级学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大中小学停学闹革命。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初开始,嘉陵厂、居委会、街道办就不断派人来外婆家做工作,动员妈妈和舅舅下乡。

妈妈不愿下乡,她的理由是外公已经支援三线,调到山东去了,家里人早晚都要跟着去山东。刚开始的时候,街道办和厂里来做工作的人,态度还比较和蔼,后来日趋强硬,坚持说去山东之前还是要下乡的,不能以去山东为借口。

妈妈不下乡,在重庆也没有办法就业,家里天天有人登门做工作,长久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远在山东的外公向民丰厂提出申请,希望解决妈妈的就业问题。厂里回复说必须全家一起来,才可以解决。

外婆来自农村,深知农村苦,农村的女人更苦,她也不愿意妈妈下乡。1971年,经过慎重考虑,外婆决定带上妈妈,前往山东,与外公汇合。妈妈的姐姐永芬姨妈自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生病,到了1971年,病情严重,没有精力照顾三个小孩。去山东时,外婆带上了永芬姨妈最小的孩子继伟表哥。

舅舅在同学们的撺掇下,下乡去了四川达县的大巴山区。后来,舅舅通过招工进了重庆远郊的一个三线兵工厂。上世纪90年代末期,舅舅所在的工厂转制搬迁,全厂搬到成都,跟舅舅一起生活的外公外婆再度踏上搬迁之路。这也是外公外婆2010年去世时,安葬在成都的主要原因。

永芬姨妈的去世

外婆去山东后,永芬姨妈心情越发不好,病情日益加剧,于当年10月去世。刚满20岁的舅舅在大巴山深处得知噩耗时,姨妈已经去世一个多月。姨父后来解释说,他知道舅舅赶不回来,所以也就没有给舅舅发电报。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舅舅的语气很平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中,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在远离城市、温饱难继的生活中苦熬时,突然收到这样一封信,其悲其苦,谁人能查?

永芬姨妈是特别孝顺的人,对外公外婆好,对兄弟姊妹也特别爱护。外公外婆原本打算退休后,回到嘉陵厂,跟着永芬姨妈安度晚年。没想到,白发人反送黑发人。永芬姨妈的去世,留下三个小儿女。那年,刘蓉表姐8岁,晓莉表姐6岁,继伟表哥3岁。当时,姨父正处在提干的关键时期,整天忙得要命,根本照顾不上孩子们。1972年春节,姨父将刘蓉表姐和晓莉表姐一起送到山东外公外婆家。

回忆起这段岁月,刘蓉表姐说:“不堪回首的童年印记,在心灵深处烙下永久伤痕。好在有外公外婆的照料,有舅舅和姨妈们的关爱,让我们三姐弟在最无助、最伤心的那个年代走过来。”

妈妈到山东后,认识了在民丰厂工作的爸爸。爸爸一家也是从嘉陵厂去民丰厂支持三线建设。当时,从嘉陵厂调去民丰厂的家庭,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有的选择了四川人之间通婚,有的选择了和山东人结婚。很多年以后,四川人家庭大多回到重庆,而和山东人结婚的四川人都留在了山东。

我出生于1974年,由外公外婆带大。在家里,我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讲四川话。一出家门,就自动无缝切换成山东话。1976年,妹妹出生。

全家回重庆

爸爸妈妈的童年和青春时代都是在重庆嘉陵厂度过。歌乐山,嘉陵江,是爸爸妈妈永远的眷恋。1983年,爸爸妈妈通过对调,回到距离重庆市区50公里的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三线建设期间成长起来的大型国企)。那一年,外公70岁,退休8年,来山东已经17年。三个子女中,小姨妈在远离民丰厂百公里之外的红旗厂工作,嫁给了济南人张叔叔。当我爸爸妈妈可以重返重庆的时候,全家决定,外公外婆必须一起走。

回到重庆后,爸爸妈妈在西南铝加工厂风平浪静地工作到退休。今天,爸爸妈妈住在重庆市区,日常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妹妹带小孩。我现在是上海大学的副教授,妹妹则是成都一所大学的副教授。

永芬姨妈一家的三个孩子都生活在重庆。刘蓉姐姐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她的先生是西南大学的教授,他们的儿子去年去了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晓莉表姐和她的先生在嘉陵厂工作,现在已经办理退休。继伟表哥中学毕业后从军,然后回到嘉陵厂,做过全国销售,之后离职,和太太一起,经营自己的商业。

舅舅一家所在的兵工厂后来整体搬迁到成都,外公外婆跟着舅舅一起去了成都。舅舅、舅妈已退休,舅舅的儿子在一家通信企业担任高管。

小姨一家留在山东。随着工厂搬迁,小姨一家去了潍坊。小姨一家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从事石油相关领域的工作,老二是闺女,从事导游工作。

2010年春节,我们全家一起给外婆庆祝90岁寿诞。没想到也就在那一年,外公外婆相继离开了我们。

2013年,在离开民丰厂30年后,我回到民丰厂,当年的工厂已成废墟。站在外公外婆家的院子里,泪眼婆娑中,我看到戴着帽子穿着中山装工作服的外公在鸡圈边的空地上,手执剪刀,弯腰拾掇西红柿架子,屋里的外婆端着冒着热气的馒头和小米粥走出来,唤我们吃饭,屋里的小矮桌上,摆着一瓶外公爱喝的白酒,旁边还摆着一碟外公每顿都吃的炒花生米。

作者外公的退休证.jpg

作者外公的退休证.jpg

大小: 32.45 KB
尺寸: 550 x 350
浏览: 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作者一家人。前排:左起,妈妈,外婆,外公,继伟表哥,我在外婆怀里。后排:舅妈,舅舅,爸爸,小姨父,小姨.jpg

作者一家人。前排:左起,妈妈,外婆,外公,继伟表哥,我在外婆怀里。后排:舅妈,舅舅,爸爸,小姨父,小姨.jpg

大小: 30.96 KB
尺寸: 550 x 308
浏览: 71 次
点击打开新窗口浏览全图

曾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

曾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

--作者:唐龙潜

青训班的全称叫“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开办于1964年,其组织领导机构是当时的共青团成都市委。1964年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一方面“上山下乡”正进入一种热烈的舆论准备,人民日报开始辟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专栏,河北的邢燕子、天津的侯隽、以及董加根等下乡、回乡而“大有作为”的事迹正在广泛宣传报道。但从全国来看,还未形成一种运动,一定规模,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如何组织实施的手段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摸索、探讨、总结。另一方面,潜在的上山下乡对象已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广泛存在。他们是在高中、大学升考中被淘汰而又无法在城市就业的待业青年。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近年来贯彻“阶级路线”被贯彻下来的人,时髦的称谓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家庭没有什么问题的青年,即使被升学的分数线拒之门外,也大多能够通过就业这一关。那时当个工人或售货员什么的是只需“政审”而无需进行文化考核的。只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才会因为过不了“政审”而在升学和就业中被同时“双开”,从而成为在城市待业青年中最没有出路的群体。所以当共青团成都市委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的大旗一举,迅疾投到麾下的便首先是这些年轻的末路人。不知道全国其他城市的情况怎样,但在成都正是这批人充当了有组织的成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躯。以我所进入的第二期“青训班”为例,在500多学员中70%以上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按当时的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总之是非常光荣而又伟大的事情。见诸报端的那些“典型”也都个个光芒四射,或已身兼各种领导职务,或成为各种代表出席各种会议,甚至受到超规格的礼遇--如有幸同伟大领袖握手,并一同拿起筷子吃饭(进餐)。这样意义深远而又前程无量的事本该是“根红苗正”的正统接班人的事业选择,结果却荒谬地落到了从正统的眼光来看在接班问题上大可怀疑的人身上。这宣传和实际的矛盾其实绝大部分人也都心知肚明是宣传的虚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也心知自己和革命接班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但当时的情况用青训班学员的话说叫“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奈何?

青训班自开办起来很快奇迹般的膨胀,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由几十人到几百人,到几千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才办不下去寿终正寝。

我是1964年12月9日走进梁家巷那座小院的。八月望断高考落榜,接着各种就业渠道均被堵死,连老社青所不耻的到山区修路的申请也因“政审”被驳回,顿觉末路途穷满目萧然,整日焦眉愁眼度日如年。忽然听说有这样一个所在:不政审不填表不查三亲六戚只要报名就成,不交伙食费进去就有饭吃,而且是放开吃。总算网开一面,我“恩腾”都没打就进去了。原想弄个十天半月就下乡去吧,不想却由于种种原因一呆就是整整七个月,得以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了这个既不像学校也不像军营的时代怪胎的全部运作方式,几十年后想来这几个月还真是值得总结--算是解剖一只麻雀吧。

青训班首先是营造了一种环境,一种高扬的革命化的环境。一走进这里满眼所见都是革命的口号标语,红红绿绿贴满走道、食堂、寝室、操场甚至厕所周边,其中有不少是伟大领袖的语录。大喇叭里成天播放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等革命歌曲。青训班还有一条规矩:先到的要随时作好准备热情欢迎后来的。所以当每一位提着被盖和网兜的人进来,立即便会被蜂拥而上的男男女女所包围,代提行囊,嘘寒问暖、热情介绍,细心安排,虽然大家素不相识却能瞬间亲如一家。按那时的观念应该是比一家还亲,因为这时是只讲阶级不讲家庭的时代。按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原本是很重家庭的,但在那时革命早已深入到家庭,家庭亲情、家庭关系、家庭纽带正被阶级、路线、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传统意义的家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成了直接听命于党的社会一分子,其外化形式就是由党所建立的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层级管理。

凡进来的人,多是东碰西碰碰得满面尘灰还是找不到庙门,在这座城市的僻街陋巷独自领受落魄和孤独,茕茕孓戾,形影相吊。现在一下子掉进了这热气腾腾的革命大家庭里,又有了组织,有了队伍,有了战友,有了领导,心头不热也热,顿时便会生出些终于又被革命接纳了的豪壮,进而依稀感到人生价值的提升。私下还有一层心底的隐密:原来不止我一个啊,起码这里还有这么多人要嘛。这又会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切。

针对这批人的实际,青训班制定了思想教育的重头戏,节缩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背叛家庭,划清界限,从现在起抬起你的腿迈出革命化的第一步。那步骤自然是要先割尾巴。这方法特有效,大家不能升学,不能就业,原来都是娘老子害的。窝了一肚子气,现在总算找到出气口了。不用怎么动员,很快便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竟相大骂娘老子的热潮。小组骂,大组骂,上午骂,下午骂,别人帮着骂老师指导骂,骂的水平越来越“高”,分析得也越来越透。譬如说老娘给买了一件花衣服,其实质是诱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求认真读书,是鼓励走“白钻道路”“学而优则仕”。如果说的是要听党的话,那更不得了,乃是以假像掩盖反动面目,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啊!最绝的是全大队集中开展的大暴露大批判,几百人挤落着在饭厅里,上方设一讲话台,各人自己走到台前暴露家庭,批判影响,表达誓死背叛的决心,其热烈踊跃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轮得上走出来亮像的多是大反动: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右派,大特务,大将军……大反动的子女们站了批判台,令小反动的子女们只好作壁上观。批来批去有点走调,有的人把握不好就老是在西服领带洋房汽车上兜圈子,竟成了好象在展示“先前阔”。我认识的一位哥们气不过,临机一动,将其父连升三级由局员擢升为局长,硬是风风光光地挤上台去过了一把瘾。

我无法用严肃的笔调来记述这一切,因为这实在像荒唐的闹剧,但我知道很多人那时是真诚的在做。至于我自己,一方面是说不清不好说(家庭成分没有问题,关键是父亲,但他当时是公民,有选举权,头上也没有帽子。多年后才知道他当时便已被定为:叛徒、特嫌、内控对像。)另一方面是还没有发昏到那地步。所以大会小会我基本上没发言,只是冷眼旁观。

有了生活也就有了艺术。在青训班学员自编自演的节目中暴出了一个“精品”:话剧《革命化的第一步》。剧情大意是一个名叫龙儿的资本家的儿子如何背叛家庭,立志下乡(好像就是进了青训班)。当时在成都剧场公演时座无虚席,颇赢得了不少巴巴掌。剧中那位反对儿子下乡的资本家太太有这样一句台词:“龙生龙,凤生凤,我们的龙儿呀,一定要成龙,不会成虫的!”扮演者那嗲声嗲气的调门,扭腰撅腚的姿态,使每次演到这里时总要掀起一个小高潮,引来一阵哄笑。这笑声既是对演员微妙微俏演技的赞赏,也是对那位不识时务的资本家太太的嘲笑。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句台词和由它引出的热闹便同时打入我的记忆,至今不忘。中国受血统论之毒何其深也!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如那位资本家太太辈均一体供奉。时光流逝,世事诡谲,有趣得很,这剧无须改动便由正剧变闹剧变喜剧了,如果现在再来演一回我敢保证仍不乏哄笑之声,只是其意态情趣另有所钟罢了。然而笑不出来的会是当年青训班的知青们,被那位混帐太太不幸言中果然成“虫”乱窜了一阵之后的苦涩且能轻易抹去?回首挺身前驱的豪情和真诚、荒唐和荒谬焉能不刺痛那早已不再年轻的心?谁道是青春无悔?

但是,30年来常常令我心灵震颤的却不是这艺术的一幕而是生活的一幕。

那是一条很普通的陋巷,我去看一位同在青训班受训的战友,老远便听到那位仁兄如雷的吼声:“你只有规规距矩接受改造,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变天复辟?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无产阶级专政……”我的心一下收紧,赶紧加快脚步。

只有几平米的一间破屋子里立着双目圆睁的我的战友,房间角落里站着个干瘪老头,前襟上露着个大洞可以一眼瞥见肋骨。面对面的战斗还在继续:

“你说!不是想收听敌台搞个收音机干什么?”

“我没想,没想,也收不到……”

“你没有收怎么知道收不到?还想狡辩,真是顽固到底,反动到底,死路一条!”

这第二次听到“死路一条”老头子开始呜呜了,接着就蹲到地上辩解,说上没人跟他说话啦,没人睬他啦,他也是没办法只有听听收音机啦之类……大概觉得说到理直气壮的地方了,声音忽然大起来:“你这没良心的东西,我到底把你养了这么大……”战友冷笑一声,大义凛然地怒斥道:“少来这一套,是你把我养大的?是党和人民把我养大的……”

尽管是父子,但现在已分属两个阶级。一面是咄咄逼人,一面是有苦难言。这就是革命?

这位老兄的家世我是清楚的,他从小母亲去世,跟着这位地主分子的父亲长大。多年来他父亲的工作是负责三所公厕的清洁卫生,也还算得勤恳,不偷奸耍滑。成天弓腰驼背地捏着把扫帚,提着只破桶臭哄哄地来往于三所公厕和一个家之间,即使不挂着分子的黑牌那实在的臭味也要令人近而远之。我看见桌上确实有个小黑匣子,拿起来看了看是最原始的矿石收音机,心想这该没有什么吧……老头忽然跃起,摇晃着身子靠过来摊着手求我还给他。我正犹豫间战友却一把夺过去揣进裤兜里,同时抛出斩钉截铁的一句:

“不行!必须上交派出所。”

我浑身颤栗了一下。

4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到那情景还是颤栗。老头当早已作古,不知他是否曾活到揭“帽子”的那一天。那位仁兄后来下乡未到一处,不知下文。我想,倘还健在也早作父亲了,该有些别的想法了吧,愿他的灵魂已经得救。

青训班有非常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层级保密制度。最高领导层是由团市委派来的干部组成。也就五六个人,其中职务最高的是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我们称某秘书长和某部长,其他几人大概是一般干部,我们统称“老师”。全部学员为一个大队,下分为若干中队,中队下再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大概10-15个人。大队、中队设委员会,有队长、副队长和各种名目的委员。小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所有学员干部都是由最高领导层直接任命,不搞选举。我想他们任命的根据一是档案材料,二就是他们自己的观察和好恶,包括和自己关系接近的亲疏。青训班阴盛阳衰很出了一批才貌双全的女干部,我想主要是他们更容易引起领导的注意。

青训班几乎每天都在开会,各种层级不同的会,而且基本上都在晚上。反正大家食宿在一起,方便。我在青训班是很落后的,所以连副组长都没弄上一个。因为我对这一切本能的反感,一点热情都没有,只是在熬着,应付。所以那些各级干部们在开些什么会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并且那些干部们好像很快就受到严格训练,每次会议下来个个守口如瓶,决不向外透露半个字。在这种高扬的革命氛围和严密的层级管理的组织控制下,青训班弄得很有些像军队。一眼看去那真是纪律严密,行动一致,万众一心。比如,我们凡是出去参加劳动(做零工)或别的什么活动,来去的路上不论人数多少都是整队行进,队前有人举着写有“上山下乡”字样的红旗,队列旁边有人吹着“左右左”的口哨,一路走还要一面唱着适合行军的“四二”拍的革命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之类。每顿吃饭前也要立队集合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再一起进入饭堂。别人的感受怎样我不清楚,但我自己却觉得非常压抑,非常不适应,只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快点下到农村去。也许是这种情绪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结果却拉响了一次警报。那是一天很晚的时候,一个和我私感较好的同学(他当时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满面阴沉地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低声说:昨天开组长会,例行汇报各小组成员的思想动态,你们组的组长在汇报中说你的思想有些消极,对青训班现在的作法流露出不满。某老师很重视这个情况,把你的名字都记在本子上了,并说要严密注意,随时汇报。这按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在那时就是天大的事了!在夜色沉沉中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顿时生出对那位汇报同学的厌恶,刹时觉得这青训班真是像一个实行严密思想控制的特务环境。难怪他们成天都在开会,原来就是干这些?从此我三缄其口,谨慎小心,并对那位当组长的同学高度警惕。直到在农村几年以后,我和那位同学才摈释前嫌,化为笑谈。

青训班吃饭是不交伙食费的,但其实这伙食费得自己去挣。明白的这样说大家心里肯定会不舒服,所以公开的说法是:背叛家庭,革命化的第一步已经走了,现在要走第二步:过“劳动关”。于是到处联系看哪里需要临时工,不论干什么,只要有活干我们就去干。我们成了成都市最庞大的有组织的临时工队伍,揽过各种各样的活。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成都市第三砖瓦厂干活的那一段。记得进去的时候是热天,我们几百号人黑压压的一大片,看去比砖厂本身的人还要多得多。大概砖厂的运作方式是主要依靠临时工,这用起来价廉物美。我们一去,厂里就把所有的临时工都打发了,实质上就是我们抢了很多人的饭碗。揽到这桩活,青训班的领导都很兴奋,暗暗在算着经济帐,干两个月下来能够挣多少多少钱,起码后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问题了。当然,这算盘只是放在肚子里,最多是最高领导层决策会上拿出来算算帐。

按照制砖的流程,所有人员编为几个作业组。原泥组:把黄泥挖出来,装上滑车运到砖机旁,作业手段是挖、挑,包括“放神仙土”和点火放炮。砖机组:把黄泥装进砖机,再把制出的砖坯抬上架子车。架车组:负责用架子车把砖坯运到晾晒的砖场。砖场组:负责下车、晾晒,并将晾晒干的砖坯运到烧结窑。可以看出所有工序都是属于重体力,而且带有一定危险性。我编在架车组。七十二行架车为王,这个组都是挑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的男生。因为一人拉一辆车,独立操作,全无帮衬。一车湿砖坯有900多斤,来回有3公里,还要上坡下坡过缆车等。我们架车队清一色的装束是:短裤、背心、垫肩、草鞋。只要车带一上肩,拉出几百米,便要汗流如注。不论吃多饱只要拉一趟,肚子随即就感到空洞洞的。二十四小时三班倒,每班要拉近20车,单行程就100多里。砖机的轰鸣声响彻云宵,两个出砖口砖坯流水似的滚出,砖机组的人总是在大喊:“架车,架车,快!快!”所以卸掉砖坯后放空返回,基本上都是在开跑。我常常一面跑一面就在想卓别林的那电影,这机器真是害死人啊!我侍侯的那台砖机说是慈西太后时洋务派进口的德国造,虽说是老掉牙了,但当时仍是所有砖机中产量最高的。在累饿中苦撑苦熬的时候真是对那“慈西太后”的吼叫充满怨毒,唯一惬意的时候就是“老佛爷”病了。年代久远,老佛爷难免要常常出点小毛病。只要突然一下砖场清静下来,别说那心里有多畅快了,就暗暗希望这老掉牙的家伙一病不起。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检修人员随时就呆在旁边,不等热汗晾干,那令人背脊发麻的轰鸣声便重会铺天盖地而来。

在砖厂的整个劳动中,出现过几次险情,所幸未造成重大伤亡和伤残。但坚持不住病倒的人越来越多,只要不是卧床不起,养病的人就到厨房帮忙,状况再好点的就安排在坡道口,上坡时帮我们架子车推一把。在当时的那种高昂的革命氛围下,除非是真病得实在熬不下去了,没人愿意自认趴下了来干这些事。我不明白青训班当时为什么要揽这样重的活,说是过“劳动关”也该循序渐进啊!具我所知男同学情况还好一点,有一些女同学可就是在这段超负荷的劳动中落下了病根。

砖厂的劳动干了近两个月,也许是钱挣够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青训班的领导喜气洋洋的宣布胜利结束,撤离返回。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们离开成都前做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分派到各个街道办事处去动员待业青年上山下乡,也就是为青训班找新学员。领导说这是我们接受了半年的训练,现在为党做的第一项工作。于是我们开始走家串户,或慷慨激昂,或苦口婆心,还真是弄了一大批人报名。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青训班第二期终于结业了,在阴沉沉的天空下,顶着蒙蒙细雨,车队从人民南路广场出发,十万人夹道欢送。我至今不明白,我那时怎么就能从十万人群中一下子看到了母亲的泪眼:她老人家一面挥手,一面拭泪,一面强装笑脸。蓬车一晃而过,但这一瞬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都是那样鲜活。

关键词: 知青 , 梁家巷

一个知青经历的饥饿和性启蒙

一个知青经历的饥饿和性启蒙

--作者:雷宣

 

1969年初,姐姐下乡到宁南,不久上山砍柴跌断左臂,回到成都。到了4月,我满了16岁,学校发了许多次信函到财大,要财大催促马上到学校办理手续下乡。不下乡,处境艰难的父母会背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再到宁南,姐姐才被摔残。父母不愿意又重蹈覆辙。托了各种关系,最终落户到广汉县新华公社一大队四队。

川西坝子,自然条件不错,队上因为有个好队长,是县上“学大寨”的标杆队,工分10分值一元多,亩产千斤更是不在话下。可是单门独户在这里下乡,生活还是十分“造孽”(可怜)。没有同伴,非常孤寂;劳作强度远远超过半大孩子能承受的界限……。

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对于16岁的男孩说来,第二性征都还没发育,没有“煽盒盒”(耍女朋友)的欲望,男女之事不是每日的烦恼。知青生涯中最记得的事是和饥饿有关,时时刻刻的饥饿感,老是觉得粮食要难以为继的担忧,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左右;其次则是避不开的“性启蒙”。

按理说,每年一个人各种原粮折合下来720斤应该足够了。谷子,每斤出米6两8;小麦,每斤出面8两;红苕、洋芋,每5斤折合一斤原粮,已经不少了。加上在8厘自留地里还有两季收成,夏天红苕间作包谷,冬天种小麦;门口沟渠边上的桤木树下,点下些扁豆,到了结扁豆时,摘都摘不赢;改土调田时废弃的小河湾里,插上些藤藤菜秧秧,夏天一到,隔天掐一回,根本吃不完。每年真正在乡下的时间算起来就9-10个月,吃光这些东西,还是饿,因为食量太大了。

食量究竟有好大,没有确切的统计。按毛泽东:“忙时吃干,闲事吃稀”说法,也有计划,并没有“死吃哈胀”(胡吃海塞)。广汉成都知青本来就少,除了兴隆和连山有八里庄中学的知青外,其余都是分散落户。我一般不去“串队”,目的是免得人家回访,招待不起。

农忙的时候,每天煮一次饭,一次用队长借给的“升”量一平升米,3斤多一点,全部 “焖”成干饭。早上饿着肚子去出工,中午回家马上煮饭,不然等休息一会儿再煮饭,米还没开锅,农民些家里有老人煮饭,人家就已经喊出工了。饭一“倒气”,马上从中间按直径划成两半,就着泡的整块酸萝卜狼吞虎咽;留下半锅,晚上收工回家,两把火热得温热,继续狼吞虎咽。

收麦子和菜籽的时候,早就没有米下锅了,等到生产队分了洋芋和新麦子,锅里煮半锅洋芋块,旁边贴上一圈新面粉做的饼,按上面的办法操作。

农闲时,煮2/3升米,加上一大瓜瓢红苕块,煮成一大锅红苕稀饭,分三次吃完。嫌吃饭的碗小了,还专门去场上供销社买了一最小号的搪瓷洗脸盆当成饭碗。

每天消耗的食物,折合成原粮,少则2斤多,多则接近4斤,那区区720斤原粮当然不够吃。于是为修好 “五脏庙”(肠胃,成都俚语),也就是那时候知青流行“吞饭”“杀伙食”(吞饭、吃饭,杀伙食--用种种办法混饭吃,知青流行语)等词语,煞费苦心地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

喝蜂蜜 川西地区,每到油菜花开季节,就有放蜂的人从南面逐花而来。生产队的保管室是一个原来的寺庙“巫家寺”的后面两重殿,大雄宝殿和前殿已经在宝成线修路时拆毁,后面的林盘就是放蜂人的宿营地。晚上无聊孤寂到极点,经常到他们的宿营地看他们摇蜂蜜,一来二去也就熟了。一天,蜂蜜摇完了,看见养蜂人把蜂蜜面上漂的蜂蛹舀到碗里隔水蒸。一见有吃的,馋虫被逗起来,于是找话题和养蜂人神侃,意在拖延时间分一杯羹。养蜂人看出用意,用一个小碗给我舀了一点。那个好吃哦!现在想起来还齿颊留香。吃完了,还涎皮赖脸的要再舀。养蜂人正色道不能多吃,吃多了会“服不住”(受不了)。不信这个邪,一番死磨滥缠后又吃了一碗。第二天早上醒来,无论如何睁不开眼睛。摸到镜子,用手搬开眼皮一看,眼皮水肿成了“汤司令”(电影地雷战里的汉奸,有格外肿胀的眼皮),当然睁不开。

吃肥料 点小麦的时候,习惯是用熔化牛油拌种,然后再加上磷肥粉裹成一个个的黑颗粒。牛油那时候是没有人吃的,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农民,也不会打牛油的主意。队上的牛油就堆在保管室外面的屋檐下,一看左右无人,用报纸包上一块就跑。晚上,现在门口的苕田里扯几根苕田萝卜,切成细丝用牛油一炒,加水烧开再丢几根干面。好大一锅,煤油灯下也分不出面和萝卜,就站在锅台边一碗接一碗的吃,直到不敢弓腰,唯恐会把吃下去的东西倒出来。很多年以后,想到这东西好吃,照此操作,虽然鸡精、胡椒放齐,但是已经吃不出当年的感觉了。孟子“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说法,由此相信。

偷公社南瓜 要想得到公社推荐招工,得表现积极。使劲挣工分,“丰收舞”(成都知青专用名词,偷农民和生产队的农作物和家禽)少跳。为了回城,不少恶行被迫收刀拣卦。不久,公社认为我还可以教育转变,要大队选我成“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到公社开“先代会”。他们哪里知道,人在会场坐到,心里却“贼心不死”。上厕所路过公社食堂,案板上一个“癞子南瓜”,外观只有那么标准。一看左右无人,抱起来就扔过后面的矮墙。会议结束,外面秧田里捡起南瓜“凯旋’而归,晚上自然焖起南瓜干饭大快朵颐。

打狗 每到菜籽开花的季节,疯狗出没,只要发生一例疫情,县上就组织打狗。各个林盘的农户的狗,只要不栓好,一律捕杀。农民们都是乡里乡亲,不愿意得罪人,还不愿意杀生,不参加这件事,打狗队的成员自然是以知青为主。每天10分工分记起,一柄锄头扛起,在公社范围的每个林盘巡游,一见没栓好的狗,逼到角落,两锄头打死。遇到不要死狗的农户,狗尸拿回家里剐了,加上干海椒炖了吃。狗们肯定有交流的办法和狗语,直到离开乡下,公社范围的狗,不管传说如何凶恶,见了我都只有夹起尾巴逃跑。

“丰收舞” 要“凫上水”(骂人的话,伪装积极),偷鸡我不敢放手。根据其他地区知青传授的经验,丢上几颗谷子,待鸡过来啄食,一根细竹竿横扫,击中鸡的颈部,鸡立即倒地抽搐。迅速塞进帆布书包,溜之大吉。关键的问题是鸡毛不好处理,农妇丢了鸡,会大范围搜寻,发现一地鸡毛立马漏馅。最好下手又最解决饥饿,偷玉米是最佳选择。玉米刚刚灌浆,晚上背起书包出去,选一个离住处远一点的玉米田,钻到田的中间开始掰,留下田边的不动就不会被人发现。回到家里,煮上一锅,灶里再塞上两个烤起。吃完了,所有玉米皮和芯全部丢到门口沟渠内冲得无影无踪,待到收玉米时发现田中间只剩杆杆没有玉米,与我何干?

黄鳝 青蛙的“天敌” 广汉的农民很少吃黄鳝,即使有几个少年扑捉,也是为了卖到县城里换点盐和煤油钱。青蛙更是没有人吃的东西,谁要是吃青蛙会被人视为“怪物”。几杆烂纸烟,求少年教他们的“秘笈”并得到一把黄鳝夹夹(逮黄鳝的工具)。轮到自己操作,全然不是那么简单,弄得满身泥浆还“斩获”寥寥。花5角钱买少年的,囊中羞涩也买不到几回。至于青蛙,那就“如探囊取物尔”。电筒一照,趁青蛙不动之际一竹竿“掺”得四脚朝天,一会儿就是一“笆笼”(竹编容器)。拿回来剐了,只要后腿,用一点油,大火炒食。最后,吃得我队蛙声稀疏,队长打招呼才收手。从此,一辈子不再吃蛙肉,哪怕是“干锅美蛙”,进口就是一股土腥味,马上想吐。

吃援越大米 队上每年会接上级任务,为援助奋战在抗美前线的越南兄弟上缴若干高品质大米。所谓高品质,谷子不能用打米机打,要用传统的水碾,还要用风谷机多次筛选,保证碎米率达到高指标。这些米要交到离队上8里路粮站,而且队长安排送粮都是在接近收工的时候。队上的壮劳力有加重自行车,两百多斤米装车上,一会儿可以跑两趟,我却只有用“鸡公车”推。两麻袋米,大约500斤,平时不成问题。可是有一天下午就不行了,中午的红苕稀饭已经消化得差不多,推到一半路程时,人家骑自行车的已经完成了两趟,还催我走快些,粮站就等这一车好记账。要到粮站的路,有一个缓坡,不是很陡,但是很长。车行到坡底,只觉得虚汗涟涟,眼前无数金花晃动。坐下歇一会儿没有好转,该死的是路上没有行人,不可能有人搭把手。晓得这是饿了(当然不清楚这是低血糖现象),顾不得啥子“光荣的政治任务”,解开米袋子,刨出一些装在帆布书包里,摇摇晃晃的走到一里外场镇供销社饭铺。倒出米一称,2斤1两,先是要饭铺换成4碗4两的米饭加两碟5分钱的泡菜,一阵狼吞虎咽下肚。吃完了,汗不冒了,金花也消失了。剩下半斤,觉得还有剩余的地方可以装下,又要饭铺煮成一大碗面吞下。事毕,摸摸肚子,感觉到吃饱了的快意。快意一过,感觉恐怖,原来要吃饱要这么多粮食啊!虽然饭铺肯定克斤扣两,但是实打实的1斤7两是没问题的,按此计算要保证餐餐吃饱,720斤原粮的定额要翻一倍,达不到这个标准,一辈子都会维持半饥饿状态。

争当点种人 队上有一块旱地,每年要种黄豆;所有水田的田埂上也要用“打杵子” 杵上两排坑洞点黄豆。两人一组,一人用锄头或“打杵子”(川西农具。有一个“Y”形木把,下端有铁制筒状物),一人丢种,轮换进行。想偷奸耍滑和有更深的企图,总是争着点种。估计要“歇间”(休息)了,事前就把两个破旧中山服的口袋里装满豆种。一到休息,借口回家喝口米汤,把剩余的豆子倒在家里。上下午休息两次,晚上一碗香喷喷的炒黄豆就有了。好景不长,队长出工前宣布,所有豆种都用“1605”拌了,吃了要“醪人”(中毒)的,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不敢再打主意。

吃老鼠 保管室的谷仓里有许多老鼠,天吃谷子、米、麦子长大,个个膘肥体壮,摆到面前的肉哪有放过的道理。几天观察,发现老鼠在木板谷仓底下咬了一个洞,由此自由进出。约上队长的儿子(和我同年同月同天出生),我钻进谷仓底部,双手用一根麻袋口圈住洞口,要他进保管室惊动老鼠。只感觉到老鼠一个接一个的钻进口袋,扎紧袋口钻出来,把麻袋按到沟渠的水里,一会儿,吱吱乱叫、拼命挣扎的动静都消失了。“惊世骇俗”的举动,引得农民围观,都说“雷娃娃”居然要吃耗子。众目睽睽之下,把老鼠一个个全部模仿剐兔子的模样加工,用盐腌好,一根篾条穿了,挂在灶门上熏。多年以后,在珠江三角地区的宴会上吃到“鼠干”,才晓得这不是我的发明,是一道难得的美味。

“耙合”工分 凡是有“耙合”工分挣,又能吃饱饭的机会,都千方百计的去钻营。冬闲时,川西各县都要组织各公社的壮劳力到上游彭县的“官渠堰”整修河堤。修堤的人,每天只交大米一斤,但是“甑子饭”敞开舀,还记10分工分。这个机会不能放过,不顾那时候才16岁,身高不过一米六多一点,抬“连二石”(石条)勉为其难,报名参加。一天,县上革委会的头脑来视察,见河对岸的什邡民工修的河堤上有一幅“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写在修好的河堤上,于是发话,广汉修的河堤上也要写一幅。字要比对岸的大,字数要比对岸的多。带队的干部发愁了,哪里去找写这么大字的人?仗着文革时期练就写标语大字的过硬功底,毛遂自荐,接下了这个“业务”。接到接下来了,可是好久写过20米见方的黑体大字?没法,晚上睡到铺上冥思苦想。第二天,让几个农民牵绳子,在河堤上下先画出直线,量出距离和间隔,用白石灰标出格子。我拿红绿彩旗走到河对岸,指挥他们在河堤上移动一块红布,约好红旗指向的方向就是他们移动的方向,绿旗一举就停止,用白石灰标记那个点。关键点定好了,接下来的事就简单了,一根长竹竿比量笔画的宽度,用白灰勾出轮廓,余下的事就是农民用石灰浆“填红”。半个月过去了,我“优哉游哉”好不快活。县上革委会的头脑再来视察时,一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巨型标语已经出现在河堤上,自然是勉励有加。

字写完了,还是继续去抬石头。同队的魏家三兄弟,个个膘肥体壮,从下乡时就千方百计要欺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啥原因),看见我轻飘飘的就挣了那么多“耙合”工分,天天找我“捉对”抬石条,他高我矮、他壮我弱,还有意要我走靠坡的那一边。要是脚一软滚下去,接到滚下来的就是石条。几天以后,受不了了,但人家是副队长,在队里是一个大家族,要“凫上水”不敢惹,咋办?想起听说的一个整人的办法。晚上等他们全部睡死了,悄悄爬起来,用草纸片沾上白酒,揭开被子下方,贴在脚心的“涌泉穴”上。第二天天不亮,几兄弟爬起来洗内裤,边洗边埋怨:“狗日的活路这么恼火,还要“跑马”(遗精)!”这一下该我提劲了,来三!继续抬石头。农民对这个生理现象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抬起石头觉得脚杆“打闪闪”,第二天就找借口请假溜回队上,日子也就好过了。

忆苦饭 农村“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重要节目,全大队的人在大队开会,事前会安排妇女在苕田里摘许多苕菜,煮成大锅的苕菜稀饭,待会后大家“忆苦思甜”。台上老贫农忆苦,头几句还合标准,三句话后就不能听了。“吃食堂那几年哦,啥子都没得吃的了,娃娃些饿得连“巫家寺”的高门槛都“恰”(跨)不过,要吃饭要爬到上头滚进去…….”。虽然听得好笑,却一心想到的是苕菜稀饭好了,没有菜咋个吃?“走遍天下离不得钱,山珍海味离不得盐”,在近处农民那里要了一些食盐,安心等候开饭。开饭了,所有农民都象征性的舀上半碗,就连小孩也是如此,唯独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捧着大碗边吹边喝,一头大汗……。农妇们在旁边交头接耳,胆大的给我说,苕菜稀饭是喂才断奶的乳猪的,哪里是人吃的哦?管他的,无外是“断齑块粥”,加上盐还是不错的“正餐”。大队书记曾信民看了也觉得好笑,说是态度端正,我也顺着说:“认真体会!认真体会!”

即使仓满粮足,也要有燃料做熟,不然就茹毛饮血。队上分配燃料,菜籽杆、麦草、玉米秸秆,按人头加猪头(猪的多少)为单位来计算,单身汉按三个计算。农民一家烧一口灶,我一个人烧一口灶,燃料消耗的增加是一个复杂的函数关系。一点燃料,几天就烧完,还得费尽心机搜寻可燃物。无奈之际,连改土平坟挖出的腐烂棺材板都拿来烧,弄得一屋子恶臭。

……

所有努力还是有效果,招工回城体检,脱了衣服外科检查,身高1.75米,体重140斤。全身古铜色,肌肉块块毕现,全然没有“枵腹饥僝”的样子。

知青生活留下的许多烙印,一辈子都不会消失。回城几十年了,每顿饭必须有一碗米饭加泡菜,不然就会觉得差了什么。即使是刚吃完龙虾刺身的宴会也要服务员送一碗米饭加泡菜,全然不顾别人讪笑,“老孪二”(成都知青专用语,对农民的蔑称)的本性不改。

下乡时,行囊里有一本《中国电影》1957年11、12期的合订本,里面刊登了苏联作家、导演杜甫仁科的电影剧本《海之歌》。这个剧本获得“列宁奖金”不是浪得虚名,看完会得出一个结论:每个人都需要拷问自己的心灵,里面是大海的广阔还是泥潭的狭窄。广阔使人幸福,狭窄使人悲哀。天天为一粥一饭苦恼,心灵会变成何等的扭曲?摆脱这种烦恼,哪怕是暂时的,都是必须的。所以,就有了下面每天必修的“功课”。

唱歌 知青流行的“黄色小调”不会唱,没有那个生理渴望要宣泄。夏天晚上,跳进门口的溪流洗澡,让小鱼吸吮满身过敏而起的脓包。舒服过后,对着黑暗的原野放声歌唱。最常唱的有几首:

苏联歌曲《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地方,哪里云雾在荡漾。微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苏联电影《亲密的朋友》插曲,“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向遥远的地方……”;苏联歌曲《海港之夜》,“……再见吧可爱的城市,明天将航行在海上。明天黎明时,亲人的蓝头巾,将在船尾飘扬”。

没有听众,尽力把对生命美好的渴望表现在歌声中,白天的劳累和郁闷就好了许多。

看书 下乡时带了几本书,分为三类,几本马列著作《反杜林论》等;三本中华活页文选;一套四本《战争与和平》。下乡时特意买了一个三号桅灯,破败的小草屋中一切东西脏乱不堪,唯独这盏灯擦得明亮如新。睡上床,把桅灯摆在枕头边的一摞书上,就开始“神游”。

马列著作艰深难懂,我对革命又全无兴趣,读起打脑壳。直到一天在县城的书店里买了一本《自然辩证法》,回家一读,快哉快哉!反复读了许多遍,还在书上用红蓝铅笔细细标注,写上心得和批注。

中华活页文选辑录了大量古文,其中有许多是中学的课文。反复阅读背诵,基本上就完成了全部中学的语文课程,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语法和写作方法,这一辈子写点东西还不成问题。终身难忘的是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一个大丈夫的柔情与豪情跃然纸上。尤其令人感动是读到:“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孤灯摇曳,一声哽咽,两颊挥泪如散珠。

四本《战争与和平》,1964年版,布面精装,封面上印着一只步枪和一根绿色的橄榄枝。这本书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到现在还能背诵中间的若干章节。安德烈公爵受伤躺在奥斯特里兹的山岗上,看着天上的白云依然缓缓地在苍穹上移动,想到人间的争斗是那样的渺小和无意义;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站在春水泛滥的渡口边,望着天边的晚霞,谈论什么是来生;娜塔莎坐在窗台上,望着皎洁的月亮……。

读书可以暂时忘却饥肠辘辘,觉得林觉民烈士临刑前在一方手帕上一气呵成千古绝唱的情景就在眼前;也能幻想就在俄罗斯广袤的田野和白桦林中,闻到了矢车菊的芳香……。怀念那几本书,没有它们,我一定除了忍受肉体的饥饿外,还要忍受精神的饥饿。

除了饥饿的困扰,避不开的“性启蒙”也是困扰我的问题。

如何对孩子进行性启蒙,已经成为现在社会重视的大问题,有专家、有专著、有讲座。随便“百度”一下就得到了下列词语:“性启蒙的定义是:通过言行来提供关于生命、繁殖和性交的基本知识,帮助青少年建立责任感并在性关系中承担应有的责任,理解家庭和文化中的价值观,建立他们自己认同的观念,增强自信,认识和理解各种人际关系以及关系带来的责任。”基本知识、责任感、价值观、认同的观念……,多么重大严肃的问题啊!

我们这一代也年轻过,虽然每个人得到这种启蒙的时间、方式不同,但是都经过这种启蒙。相同之处在于,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正处于一个压抑人性的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小说、电影、美术、戏剧直到群众性的文娱演出,都鲜有爱情的内容,性更是讳莫如深。性被看作是龌龊的、淫秽的、低级下流的。那时候公园、餐馆、电影院、大街上看不到情侣们手拉手,也看不到热恋的人拥抱接吻。因为那是行为不端和道德败坏,是耍流氓。如果男的被冠以“骚哥”(流氓,成都俚语)头衔,女的被加上“梭叶子”(妓女,成都俚语)的称谓,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事情。

我从小爱好画画,先是画静物、风景,1958年的贝尔格莱德世界儿童画展,我的一幅画得了鼓励奖,奖品是一盒48色彩色铅笔。到了小学三年纪,晓得如果没有老师教,自己涂鸦,技艺再不会有长进。请老师教艺术,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一般家庭难以企及的开支。五岁的时候曾经请一个川音的老师教小提琴,“束脩”(老师酬劳)要每月七十元,只能放弃。不可能请绘画老师,少年宫绘画班的各种石膏几何体早就画了N遍,奈何?看见美术教科书称:画人体素描是每一个画家的必修课。人体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变化最多的东西,画得越多,基础越牢。不可能有现实的“魔豆”(网络语言:模特),这是做不到的功课,只能在胡开文文具店买一个维纳斯和一个“腊孔”头像的石膏像画了一段时间,接下来就把大英百科全书里面的著名雕塑照片画了N次,《大卫》、《吻》等等。有这段经历,对异性的裸体不陌生。年纪太小,没有任何冲动的想法,感觉只是比石膏几何体更复杂的写生而已。

上了中学,大环境的气氛是援越抗美、是猪湾登陆战、阶级斗争、刘文彩等,在这些关键词引导下,加上班上大多数人都是小学五年教改班的毕业生,年龄比一般68级的小一岁,所以少男少女之间的火花几乎可以说没有。某男同学给同桌的女同学三颗水果糖;某男同学和某女同学在小学同台演出《美丽的哈瓦拉》等等,都成了男生们肆意踏谑的谈资。现在想起来,一群昏娃娃,不晓得禁锢了好多“多情”、“怀春”的同学,摧毁了好多“至纯至美”的好事。

下乡之前的复课期间,情况毫无改善。主流的男生群体,忙于咋个翻出墙边厕所的窗户,逃脱工宣队的“忠字舞”训练;忙于咋个避免休息时抽劣质纸烟,进教室时不被工宣队“水”(许)师傅发现。班里最早“醒事”的男同学T见我等这样“冥顽不灵”,数次大呼:初68.1班,该天亮了!所谓天亮,就是该“扇盒盒”(耍女朋友)了。T同学本人,忙于在各班女同学里寻找有几个“粉子”(漂亮女孩),哪几个是“巨粉”(极其漂亮的女孩),最后居然和街对面27中的好事者,评出了四中的“五朵金花”。大部分男生就在浑浑噩噩中嬉闹,直到“作鸟兽散”,下乡插队。

那个年代的农村,落后、偏僻、贫困,毫无娱乐可言;吃饭、干活、睡觉构成了农民的全部生活内容,每天都重复着上一天的故事,时间空间似乎凝固了。而性话、性笑话,就在这平静的水面中激起圈圈涟漪,是枯燥的生活的调味剂。下乡插队,尤其是单独插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这种氛围中。

我的性启蒙教育是被农民启动的,田间地头,性是农民的主要谈资,且无论男女。刚下乡时,农民认为我干不来农活,只能和妇女一起出工。那些结了婚的农妇在田间的主要话题无不涉性,包括和老公的性事,描述、交流、相互揶揄,说得兴起,越来越不成体统,经常要妇女队长谭金秀呵斥才暂时打住。麻烦的是,说着说着就轮到已经躲得远远的我身上,一个说:“雷娃娃,你有没有盒盒?”,另一个接上:“他?毛都没有长全。”,再一个接上:“你看到了嗦?”……,有本事你就接招,那就会说得更闹热,皆大欢喜;没有本事,最好是不开腔。

稍后,学会了不少农活,和男劳力一起出工。男人在一起,说起性话题更肆无忌惮,那是你躲不过去的。队上有一个“老革命”谭克成,解放前被抓壮丁,宝鸡战役时被解放,参加了一野。兰州战役时他身带数个炸药包,在攻克外围阵地时立了大功。本来想听听兰州战役亲历者的叙述,可是三句话后,他讲的却是驻守北疆时,哈萨克姑娘和他男女混浴。

还有一些不雅的语言和劳作分不开,抬拌桶、打谷机,抬后面的人是看不到路的,前面的人要给后面的“报路”。“天上明晃晃”,后面接“地下水凼凼”;“天上鹞子飞”,后面接“地下牛屎堆”……,古来有之,是劳作的必须。一些农民在走平路的时候也会 “报路”,用“荤”话插诨打科,“天上乌云撵乌云”,“好吃不过茶泡饭”等等,如果我抬后面,只能接“地下婆娘撵男人”,“好耍不过人重人”。倒是和读过书的富农分子代友根,还有交流《桃花源记》等古文阅读心得的可能。

队上的未婚男女就是这样完成的性启蒙,有胆大者还“野合”,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忌讳。一天晚上,从县城回来,路过生产队的谷草堆,听见草堆有悉悉索索的声音。电筒一照,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女正行“云雨之事”。我大窘,未等看清是谁,连忙关了手电急步离去。走得太急,慌不择路,田埂上一滑,栽入秧田。肯定当时我的样子极其狼狈且极其好笑,以致当事者居然在我身后笑出了声音。

日积月累,原来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日日夜夜》中那些懂不起的涉及性行为情节,似乎有了清晰的注释。现在看来,这些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偏僻的农村,或多或少地保存了一些原始状态的人性,一代代的性启蒙就是这样完成,谁都改变不了。即使是孔老夫子参与编撰的《诗经》也无可避免的保留了一些民歌中的涉及性行为的词语,例如《野有死麕》中:“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用大白话翻译出来,一样不雅观。

真正使我“修完”性启蒙课程的事情,来源于本队的“土知青”(本地知青)和与知青相关的事情。生产队在我落户前后,还有三个本地知青落户,两女一男。女知青Z,比我大,相貌身高大概可以打70分左右,下乡前就和高中的某同学耍朋友,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叫“闶了盖盖”;女知青G,年龄和我相仿,相貌属于等外品,“吾不欲观之矣”;男知青H,比我大一点,此人大部分时间都是伙同几个当地土知青,在县城和各公社流窜,据说是从事“杀鸭子”“接表哥”(扒窃)勾当。自认为我乃“洋知青”,不愿意和他们来往,所以基本上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农业学大寨”标杆队,农闲时晚上开会读报是必须的程序,不去参加当日的工分就不记,所以每个人必到。昏暗的油灯下,我读报纸,周围的农民个个昏昏欲睡,鼾声不断。1971年夏天的一天晚上,队长拿给我一张布告要我宣读。时隔40多年了,还基本上记得布告原文:“四川广汉县南丰公社兽医站站长麦明程,多次奸污女知识青年卿某。卿某怀孕后,麦犯用服疯狗药,超量注射奎宁针和用自行车钢条戳胎儿等闻所未闻的残忍手段强迫被害人堕胎未成,导致大量出血,身体完全被摧垮,1971年5月卿某自杀未遂。麦犯不顾卿某的死活,复用阉猪刀给她剖腹取胎,由于剪断大动脉,大量出血,被害人痛苦难忍,拒绝再切。麦犯草率缝合,腹部已切六层(不通顺,但是原文如此)。术后被害人一直发烧、昏迷。麦犯又用注射针在卿某右腹部深刺3针,企图刺死胎儿,逃脱罪责。并在她伤口剧痛,无力抗拒的情况下,再次将她强奸。”南丰公社距生产队5里路,与距本公社的路程基本一样。农民赶场时常去,我也和几个成都知青经常在南丰的茶馆里盘桓。农民们不少认识麦某,我也和麦某有点头之交。文字一念,所有人都不再昏昏欲睡,妇女们啧啧叹息,男人们则要我再念一遍。队长说,明天要在县城公审枪毙麦犯,公社要求能去“围观”的都去。第二天队上许多人去了,想起上面的文字就后脊梁发紧,我拒绝围观。

这是全国强奸女知识青年的最典型案件,所以不久就有了{1971}中发26号文件(另说是21号文件,记不太清楚了),要求各地坚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凡是强奸女知识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干部利用职权奸污女知识青年的要从重处罚。文件传达以后,各地都枪毙了一些罪犯,其中以建设兵团为最多。一时间,能够感受到农民、干部从此对女知青都“敬鬼神而远之”,深怕言行不慎招惹是非。可是生产队的农民陈木儿在这时出了一件让人捏把汗的事情。

女知青Z,落户时就被队上的魏太婆看上,以为可以说给老四当媳妇。魏老四当兵集体转业,在湖北十堰二汽当工人。魏家五兄弟,老大在公社农机站开拖拉机,老二是副队长,老三是壮劳力,只有老五未成年,是我们队谁都不敢惹的大家庭。魏太婆向Z提出要求,Z以已经有男朋友拒绝,谁知道太婆认为Z不识抬举而怀恨在心,一直窥测机会报复。

Z下乡后不久,据说男朋友和她分手了,想来心路历程也痛苦不堪。由于这个原因,Z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农民关注的对象。我不关注她,但有我所为两件事被农民所耻笑。晚上生产队读报纸时,Z要挨着我坐,当着大家的面拒绝,引起哄笑;晚上来我的住处借书,被三言两语地打发。好事的农民耻笑我,有上下其手和自荐枕席的机会都不要,不可理喻。真实原因是想一个人蜷曲于阴暗角落睡觉,希望队长找她念报纸,不要找我;书是我的宝贝,唯恐散失,不愿意借给别人。加上极力避免和异性接触的固定思维形成的习惯,自然把Z弄得很难堪。

陈木儿的继父是解放前当过国军,清理阶级队伍时定为“兵痞”,家境贫寒,一直未能娶亲。形象不敢恭维,一头稀疏的黄毛,一口焦黄的板牙,唯一突出的是和牛一般壮实的身板。不知道何时开始,两人有了“火花”,殊不知所有动态都被足不出户的魏太婆掌握和密切监视。

一天下午,骄阳似火,所有人都在家里休息。魏太婆一直从后门缝里窥视Z的房门,见陈木儿悄悄地踅进Z半掩的屋门,马上就抬了一把椅子在Z房门边悄无声息地纳鞋底。里面的男女哪里知道外面有人守候。事毕,Z打开房门看外面动静,门才开了一半,太婆夺门而入,径直走到里间,看见木儿赤身裸体地躺在Z的床上。太婆扭头便走,直接冲到公社举报。

公社廖书记听完魏太婆的举报,并未和魏太婆希望的一样,马上要人把这对男女捉将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晓得了。太婆没有达成目的,回来就给她的几个媳妇说,有意散布Z的“丑事“。一杆烟功夫,全队除了在家里睡午觉的我以外,尽人皆知。两个男女见事情败露,马上从队上消失。

晚上吃完晚饭,看见大队书记曾信民和治保主任曾开仕到我住房旁边的队长家里,要队长不断去木儿家探视,看木儿回家否。夜很深了,已经准备吹灯睡觉,队长来喊我拿着笔和纸到他家去。进了堂屋,木儿已经被队长带来,两位大队干部开始晓以利害,说:“今天下午的事情,要是Z说是你奸污她,或者是她羞愤自杀,你都脱不到手。麦明程才被敲了沙罐,你该不得想跟到去嘛?”木儿吓坏了,连忙辩解,说是Z占主动。两位大队干部要我好生把每句话详尽地记录下来,要木儿从头说起。木儿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大队干部在关键点不断询问,结果就成了一篇我这辈子写过的最淫秽、最详细、最不能入目的文字,详细描述了全部性行为过程。写的时候觉得血脉贲张,身上和脸上阵阵潮热,幸喜得昏暗的油灯下,谁也看不见。问完了,要求木儿盖上手印,大队书记和治保主任急匆匆赶到公社汇报。临走前嘱咐我,晚上的事谁都不要说。

无需置疑,廖书记这样处理十分稳妥。如果不是Z是女知青,这种未婚男女之间发生的事,公社、大队听都不得听,更不用说管。要大队干部问清情况,避免公社出面,给Z造成压力发生意外;情况清楚了,有木儿的供词,这件事就定格于未婚青年男女的性行为,魏家想借此报复Z不能得逞,Z要矢口否认也没有可能,一切都冷处理。

后来的事态发展确实是这样,公社和大队绝口不提这件事,令人恶心的反倒是陈木儿。魏家见公社无动作,几兄弟在田间劳作时缠到木儿询问成就好事的细节,该死的木儿居然比给大队交待的说得还不堪入耳。那几天,田间劳作的男人和女人就象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你一言我一语,木儿话语的内容加上添油加醋的加工,成了最热门的谈资。Z再也没有在队上生存的条件,半年后我离开生产队回城,Z都没有出现。

事情过去不久,我从成都回队上。未及开门,队长姆姆(队长的妻子)告诉我,住隔壁的H和G居然搞到一起了,白天不在队上,有时天黑净了才回家,在H的房子里同居,要我看看自己的东西掉了没有。开门一看,小闹钟不见了,其他东西也没有啥子可以偷的。再抬凳子登高一看,土墙上部用破烂的晒席隔开的部分,钉子被H拔掉,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过来的通道。一股恶气升腾而起,刚下乡时我也是“歪人”之一,打起架来一点不含糊,还以不开腔,出手又快又狠在知青圈子里小有名气。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H不在,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晚上照旧上床看书。夜深了,听见隔壁有动静,H和G回来了。我想,等明天早上起床再“理抹”H,继续看书。一会儿,隔壁传来阵阵呻吟和女人哭泣的声音,先也不在意,直到H来敲门。

本来就有气,恶狠狠地开门问H想干啥子,扁担就在顺手可以抄起的地方。H抖抖簌簌,话都抖不园范(结巴)。H说出事了,G要死了,请我帮忙看看咋个办。进到他屋子,看见床前的尿桶,里面液体已经被血染得鲜红,床沿上、被盖上满是斑斑血迹。我问H,咋个回事?H说可能是小产了。H也许是没钱把人送医院,我掏了仅有的9元钱中的7元给他,要他天亮就到县医院去。H接过钱说这还不是主要问题,要命的是大出血不止,揭开被子要我看。

如他所说,下半身赤裸的G睡在血泊中,私处还不断有血涌出。赶紧回到我的屋子翻开《赤脚医生手册》抱佛脚,看到胎盘早剥等妇科大出血的急救办法是压迫止血,用两条宽布带置于身子前后,在小腹上垫上毛巾折成的布垫,再用两根木棒把长布带搅紧,压迫小腹来止血。马上按此操作,完事之后叫醒队长,立即砍了两根竹子,绑了一副担架,叫上几个农民抬G到县医院抢救。天亮后队长回来,说是他也给了H一些钱,凑够了入院费用,G的命算是保住了。到我被招工离开生产队,H和G都没有出现。回城前父母要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队长,只要带回下乡时做的一个木箱,传给两个表妹,取一个使用者能回城的寄托,所以闹钟也没有索回。

经历了这些事情,年龄也大了两岁,身心都发生了些许变化。一天,我赶水牛抄水田后,回生产队牛棚,肩上扛着犁头牵着牛,在铁路的路基边遇见一对男女挽着手,很亲密地向公社走。男的是县中学高66级的学生,女的是县中学“校花”,都是同公社知青,免不得寒暄了几句。一对男女穿得“舒舒气气”(干净、漂亮、整齐),披着雨衣;我披着一领蓑衣,衣衫褴褛,裤子的破口是用大队医务室要的胶布粘合;脚上的农田鞋底面基本分家,用电线的铝丝串在一起。许是样子太穷酸、好笑,“校花” “嫣然一笑”,我突然觉得和原来有一点不同的感觉。秋雨绵绵中呆呆伫立,目送他们离去。当晚,下乡后第一次失眠。生理上、心理上感觉都有“扇盒盒”欲望。有亲密的异性陪伴,不至于这样孤独,衣服有人缝补,也有一碗热饭等着我……。环顾破旧的草屋,除了床的上方麦草还可以遮雨外,其他地方的谷草已经朽坏,抬头可见夜空。这样的窘况,哪里许可想入非非?悲哀、惆怅涌入心中。

如实记录这段经历,记录青春的历程。

关键词: 川西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