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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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怀念,因为我是曾经的钢管厂人

钢管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不是串串的代号。

它是亚洲最大企业,全称成都无缝钢管厂。它是十多万人的骄傲,更是挥之不去,也忘不了的地方。自1958年建厂开始,无数人的父辈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钢管厂工作过。

从双桥子那一片到水碾河,一大片区域都属于钢管厂,由一个厂区和5个福利区组成。一区三食堂、女五栋、月宫酒家...一个个无比熟悉的名字组成了无数的回忆。

那时候厂里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高中、技校、职工大学,从幼儿园晃悠到大学毕业,很多人十几年的活动范围可能都不需要离家三公里。

那时候厂里的休闲娱乐很少,无非就是胜利电影院、灯光球场、长江游泳池、塔子山公园这一小圈,但是从没有人觉得乏味无聊。

那时候,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钢管厂人。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很熟悉这道大门。穿过这道门就是钢管厂厂区,能在里面上班就是无数人的向往。毕竟,八几年成都的平均工资才184元,而厂里一个人的工资就能拿200多,养活一家子都绰绰有余。

而每天下班回生活区,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一路上遇到的都是熟人,要打好多个招呼,钻过几个弯弯拐拐才抵拢宿舍下面。

放学早的娃儿些,都在楼下滚铁环,捉迷藏。到了饭点,妈老汉儿楼上吼一声,就搞快回去了。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记得设研所自动化室外面长长的走廊。光影交叠在走廊里面,仿佛没有尽头。

偶尔传出的一声电话铃响回荡在走廊里,听到却倍感安心。还有政治学习念文件的声音混合着路过人的嬉笑,穿过树梢。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很熟悉车间里轧钢的声音。叮叮咚咚的敲击,就没有断过。没有冷却的钢材冒出的红光,就像刚升起的太阳。

如果是一些机密的车间,还必须要挂上工作牌才能进。好奇心就会在心里作祟,总想进去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作为全亚洲最大的企业,那时候钢管厂的生意之好,每天来运货的火车和货车就没有断过。充斥着工人们指挥上下钢材的吼声,汗水把白褂褂都打湿了,却一点也不觉得累。

钢管厂出品的钢材质量也是真的好,现在天安门的升旗杆都还用的是钢管厂的钢材。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用过厂里发的通用券。只要是厂里的自有企业,从吃的到用的,都可以用券兑换。最喜欢一区三食堂的白面馒头,每次早上换了就匆匆啃着去上课了。现在回味起来,都还记得那一口馒头的甜。

要说最期待的,还是夏天的厂汽水和厂冰棍。到了发放的时候,大人自行车后座的冰棍和汽水,就成了最靓丽的风景。小孩子一放学回家看到发了汽水和冰棍,高兴到直跺脚。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一定记得厂里的那条“春熙路”。什么卖的都集中在那里。到了大年三十,还会在路边上举办食品展,职工凭着通用券就可以拿一大堆吃的回去。那时候过年真的是一件无比开心的事情。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应该从幼儿园到职工大学都是在厂里读的。大家从记事开始直到成家,几十年的感情,可以说是铁得很的毛杆子朋友。

那二年生,上课一个个都乖得很。毕竟爸妈和老师都是一个单位的,整不好老师就住在隔壁。不听话的话,老师随口的一句告状,说不定就惹来一顿“皮带炒肉丝”。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在大澡堂洗过澡。冬天的时候,整个澡堂子都是白茫茫的雾气,碰到叔叔伯伯,还要指着娃娃的雀雀儿逗一下,不捂好就要飞咯。澡堂的大池子俨然就成了大家嬉戏打闹的游乐场。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记得胜利影院。很多谈恋爱的,都是在影院的昏暗的灯光下才牵了第一次手。小学的时候,还会组织去影院看电影。一年级都抵拢了,说不定五年级才出发,队伍拉的老长。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在灯光球场上挥洒过汗水。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去球场上活动一下,空气里都是荷尔蒙燥热的味道。女生好多就在旁边观看,或者去打个羽毛球。

还有灯光球场背后的长江游泳池,一到夏天就挤满了青春的肉体,在一声尖叫下,有人被伙伴推到了水里,接下来就是响彻泳池的嬉笑。

那时候的娱乐活动,来来回回也就几样,却怎么也不会腻。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你一定去过月宫酒家。每次亲戚朋友有什么喜事,或者聚会就都去那里。明明是家常味的川菜,却无比的香。在那里吃饭甚至成了改善生活的象征。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一定忘不了稀卤面的味道,熊姐拌菜的爽口,还有39栋拐拐上那家锅盔的香。

如果你是钢管厂人....

二三十年的时间,钢管厂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是与攀钢合并,然后1999年迁到了青白江,2006年12月29日8时25分,成都厂区最后一根烟囱成功爆破倒下。16年8月,340机组扎完最后一根钢管准时停产。辉煌了五六十年的钢管厂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如今,双桥子高楼修起来了,外地人也多了,但是曾经一切都在消失,二区拆了,五区也快了,子弟学校没了,冰棍厂没了,灯光球场没了,稀卤面也没了...

那些嬉戏打闹的欢笑,那些走街串巷的招呼,那些家长里短的唠嗑都不复存在。

曾生活在这里的我们,都散落到了天涯。

但是,相信你我都不会忘了钢管厂。这里留着我们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对我们而言,它是年年岁月更迭,却任然独属的情怀,是灵魂和身体都扎根于此的万千之爱。

它的一切,都足以让我们每一个老钢管厂人荣耀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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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成都电信职工的怠工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电信职工和全国各地职工一样,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忍受着物价飞涨,物资缺乏,工资低微,贫病交迫的苦楚,埋头苦干,坚持工作,为保证战时通信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我地下党组织,为了提高职工的抗战热忱,积极开展了活动。如发动职工投入救亡运动,大唱救亡歌,公演救亡话剧,组织电信同人联谊会,组织球类活动,举办流动图书馆、黑板报、读书会、时事讨论会、出版《电信界》月刊,以及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等。为宣传坚持抗战,团结教育电信职工,做了大量工作。当革命转入低潮,党组织在“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指导下,通过组织互助储蓄会、郊游会、球类活动和读书会等形式,把一批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抗战胜利后,就以这批积极分子为骨干,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组织成立了成都电信职工会,大部分积极分子都成为笫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从此,党利用了职工会这个公牙组织,进一步开展了关心职工生活,团结教育广大电信职工的活动。

 

    就在我们酝酿成立职工会前后,以重庆为主的那些国民党反动统治中的上层人物,一面捞取了一笔可观的“胜利奖金”;—面又纷纷东飞、北飞,去当接“劫收大员”,“实现五子登科”(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专为自己解决“位子、房子、金子、车子、妻子(讨小老婆)”等丑恶行为的讥讽)的欲望去了,而留在大后方坚持抗战的广大电信职工,仍然饱尝物价飞涨之苦,职工生活痛苦万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电信职工由于待遇太坏,条件太差,患肺病死亡的竟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虽经职工一再要求改善待遇,但反动当局竟置为抗战出了大力的电信职工的生活于不顾,使职工走投无路,生计难求,激起了广大职工的义愤和强烈不满,从而迫使全国电信职工,纷纷提出从速改善职工待遇的具休要求。XQ(不列号电报)从各地雪片般地飞来,经党组织研究并通过成都电信职工会多次酝酿修改,最后提出了改善待遇的五项要求:(1)生活补助费按邮局先例照当地当时物价指数核发;(2)米贴照当地中熟米一市石价发给;(3)房贴按当地实际价格发给;(4)胜利奖金按抗战期间服务年资每年发给一个月全部所得;(5)年终奖金按十二月份全部所得发给。这些要求,曾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多次电催请予解决,但反动当局仍然不予置理。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一日,职工会应全体会员的要求召开了第一次全体组长会议,讨论决定再次发出电报,要求反动当局必须在二月廿五日前给予答复。

 

    当时,上海电信职工为了要求改善生活待遇,首先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一日中午起发动怠工斗争,发电各地要求支援。接着昆明、陕西省各局,宁夏、郑州、南昌、西安、万县、长沙等局,都按当地生活情况,提出改善待遇的具体要求。至二月二十四日已有上海、南昌等二十一局相继怠工。

 

    一九四六年二月廿四日,职工会鉴于所提要求仍无音讯,当即召开第二次全体组长会议,共到会六十三人。会上介绍了全国各地电信职工运动情况,商讨了下一步作法。会上讨论决定了八个主要问题:(1)一致通过发电报限反动当局在二月二十六曰十二时前必须答复,如到期不复,即宣布怠工;(2)仿照各局具体确定了怠工范围:除国际、国内官军新闻电报、电话外,其余都为怠工范围,一律停止通报、通广播电台除新闻外,其余一律停播。同时还具体确定了各机线部门和办公室的怠工范围;(3)确定了领导机构和制度。这次怠工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职工会全体组长会议,并推选出了以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主要的怠工行动指导部人选,金文韶为总指导员,陈均为副总指导员,其他成员有任百锴、王起业、宁涌生、马玉忠、李国章和杨文圻等,并确定如总指导员不尽职责,当由执委会罢免改选。同时,鉴于电信职工工作地点极为分散,确定了按照业务工作区域,划分为十二个区,各区设指导员一人,负责同行动指导部和同各组之间的联系,并推定了各区指导员人选。确定了行动指导部集体领导和建立每天大事记等制度;(4)鉴于怠工开始后,可能会发生逮捕事件,影响怠工进行。为此确定了行动指导部时后继人选。方法由各执行委员各自按条件觅定后继人一人,集中写成名单,由全体执行委员签名盖章,一式两份,交给两个后继人分别保管,到必要时出面公布,即以后继人名义起来代行职务,并召开全体组长会议,再行产生正式人选,以便把怠工坚持到底;(5)成立两种纠察队:一种纠察队以各组长负责,主要是注意在各组荇动中防止发生意外情事;一种是以报差(送报员>卄六人组成,负责解决意外纠纷和保护执行委员之责;(6)通过了《共守公约》。主要内容有:各会员的工作、行动,愿意遵照职工会的决议办事;会员因执行决议而遭到人身、职业及处罚等危害时,各会员需共负保障和援助之责。如遇自由被剥夺,或.被革职、停职、调职的,全体会员都要以行动保证恢复其自由或职业,在未获恢复前,其家属生活,由全体会员共同负担等。

 

    《公约》由大家盖章后,交执委会妥为存放。同时还确定了组织纪律,宣布了如有违反或小破坏的,应于全体组长会议公开审判,如有大破坏的或压迫人的,由组长会议商讨决定;(7)为了争取新闻界对怠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并通过他们宣传工作,争取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谅解和支援,决定在怠工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是由党的领导人金文韶同志代表全体职工讲话的,他向记者们报告了电信职工在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以后的生活困苦情况,讲了曾一再向有关当局提出申请改善待遇的要求,但一直未获答复;大家为了争取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不得不提出限期答复的要求,如到期仍得不到具体答复,只好不得已-而进行怠工。他还进一步说明了怠工的范围,表示如到期被迫实行怠工的话,一方面向社会人士表示抱歉;一方面请求社会人士给予谅解、同情和支援。记者招待会的效果很好,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援;(8)确定了联络各局和宣传供稿办法,统由职工会的宣传部杨文圻负责联络,规定每天同率都附近各局和西北各大局互通情况,报房由宁涌生、陈均、张戌柯等,长途台和机务站由樊寅珍、黄殿珍、杨文圻等负责联络,每晚把有关怠工-消息汇集后,分送各报社刊登,经常取得外界的支援。

 

    二月廿五日怠工前夕,当时局长孙曙光正出差在重庆。局内丨工作由总工程师盛祖铭负责,盛对我们的斗争进行阻挠破坏,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三个问题,进行责问、刁难和阻挠:(1)职工会是否合法?(2)对全国各地的怠工成都是领导人还是响应人?责问我们为什么不向重庆看齐?(3)由于怠工而引起外,界的责难,是否由职工会负责?以地下党领导人金文韶为首的执行委员们,当即予以——驳斥说:(1)邮务工会已先电信职工会存在,怎能说不合法;(2)我们成都电信职工一方面是响应各地电信同人怠工,一方面也是为我们自身的生活能谋得改善,在重庆之前,早有上海、南京等地先行怠工了,不存在向簞庆看齐的问题;(3)阐明成都电信职工经过多次请求改善待遇,但一直.未获答复,因此,怠工是被迫出来的,怠工后如有影响,责任当然不在职工方面。盛被驳得哑口无言。他又提岀两点:(1)他.说孙局长廿六日下午可自重庆回到成都,要我们把已决定的怠工时间推迟到廿六日傍晚开始;(2)如实在必须按时怠工,要我们把市内电话部份和报训班部分(这两个单位都是盛直接分管的),不列入怠工范围。我们当即答复他说:(1)只要当局能在廿六日十二时前给予圆满答复,我们也不希望怠工成为事实;(2)怠工范围系职工会全体组长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执行委员们无权擅自更改。盛祖铭阻挠破坏我们的怠工斗争被挫败了。后来银行工会致函电信局要求把他们列入通报通话范围,盛祖铭又批给职工会答复,我们即以重庆对此也无例外为由,请他们应转请当局迅速解决电信职工的合理要求,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月廿五日深夜,职工会接到重庆以“全筹会”名义来电称:“全国各局职工会;(1)本会为严密组织起见,各局职工分会推派代表二人参加全筹会工作,并与本会经常联系,推出后,出示代表姓名;(2)各局在未得本会正式电告前,盼各安心工作,以免行动分歧,自乱步骤;(3)今午总局邀渝工会执行委员商谈本会与渝工会代表全国各局所提之要求如:甲、请按照各地物价指数改善待遇,例如重庆八万元,自三十五年一月份起实行。乙、年奖金照年资计算发给,最多三个月,最低一个月(工作不满一年者准照一月所得发给),自三十四年度起实行。丙、请按照行政院规定公务员还都费例,发给复员补助费。丁、在薪津未调整前,请在本月底前先借支每人二十万元,所有商谈结果,容再电告,特先电闻,全国电信职工会筹备会”。接到此电经全体执委漏夜研究认为“全筹会”并非各局公推,并自动降低要求条件,违背各局职工意愿;因此,通电各局明确表示我们成都职工仍将按原定目标,继续努力,若在廿六日十二时前不获圆满解决,即响应上海等地的行动开始怠工,最后我们还提请各局电信同仁望为自身利益而团结奋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从全局出发,继续同重庆职工会商讨方案,提请他们加强团结,尊重全国各局意见办事。这对揭露反动当局企图通过所谓“全筹会”力图倒退,团结全国电信职工(包括重庆在内)都起了良好作用。

 

    由于反动当局仍置职工要求于不顾,成都电信职工的怠工斗争,在二月廿六日中午十二时开始了,指导部在五分钟之内即接到了全局各单位的电话通知说都已准时开始了怠工。报房的陈均、宁涌生、张凤柯,长途台的樊寅珍、黄殿珍,营业处的任百锴等都发挥了组织和促进作用。

 

    二月廿六日傍晚,局长孙曙光从重庆回到成都。开始他对怠工有所责怪,经我们分析了孙本人的思想特点,他系基督教徒,有一种为善的信仰,作风也较正派,有正义感;因此,决定了对孙采取多做耐心争取工作的方针。我们选择了当时任总务课长的执行委员王起业,对孙作了情况和形势的介绍,让他了解了职工们的合理要求,消除了他的一些片面看法。后来孙接见了执行委员们,对职工生活困苦表示同情,愿意通电全国各电信局长,代为请命。但他又提出了要先行复工,之后再推派代表到重庆去请愿。执委们认为孙愿意通电全国代职工请命,是对怠工斗争有利的,应该促其早日实现。对复工问题,由于执委会无处理,因而委婉地作了拒绝。孙提出要我们召集组长会议,当时我们担心组长们可能会同孙出现矛盾,所以没有作出决定。廿七日,孙十分自信,再次要求召开组长会议,由他亲自同大家见面,当时我们考虑到如再不召开,可能会使孙怀疑怠工斗争是执委会少数人的意见,这将对怠工斗争不利,所以同意在廿八日上午计时举行第三次全体组长会议。当时党组织确定采取依靠广大职工代表,用摆事实,控诉生活苦楚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并邀请成都各报新闻记者参加,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这次组长会议到会的八十余人,开了七个小时,共有三十多人发了言,大家谈到月薪收入,不敷开支,职工中有吃豆渣的,有衣不蔽体的;谈到大家为了抗战,忍饥受冻,咬紧牙关,期望杭战胜利后,生即可改善,但当局对职工生活,仍不予置理,这样不仅有损健康,而且告贷无门,现在请求改善待遇,仍未得到合理解决,全场同声痛哭。在场旁听的记者,也齐洒同情之泪。孙曙光也不禁老泪横秋,当场表示支持职工合理要求。这次会议还一致作出了不获圆满解决决不复工,立即联络全国各局筹组电信职工总会等三个决定。第二天,成都各报纷纷作了同情支援的报道:《华西日报》发表短评说:“电信局员工为生活逼迫,请求改善待遇,未得合理解决,相互抱头痛哭,实在是公教人员生活的剪影,当局不用狠睛,也请听听哭声”。《新民报》刊出了醒目标题:“电信职工;昨会议,血泪滴成三议案,记者同声哭,尚留正义在人间”。

 

    怠工的过程中,蒋介石的成都“行辕”,曾派特务前往永兴巷交换室,以“探望”为由,进行侦察监视,但由于这次怠工斗争是全体职工的要求,并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加上斗争策略正确,广大职工,团结一致,秩序良好,使他们无隙可乘,也就溜之大吉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的怠工斗争,是从上海开始的,继而南京、南昌、重庆、成都、兰州、西安等地,纷起响应,波及全国。反动当局采取了分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方针,他们对上海、南京等地,派了要员去解决;对其他各地,则选择弱点进攻。如对重庆即耍了以“全筹会”代表全国电信职工的阴谋,继而给了重庆稍许优惠待遇,让其先行复工。而其他各地局长,由于未经授权,因而无权同职工谈判解决办法。他们一方面采取拖延手段;一方又制造谣言,散布恐怖消息,说“某局已被军队包围”、“某眉已经复工”等等。妄图吓唬职工,动摇斗志,破坏怠工。当时,党组织采取了以下一些封策:第一是加强宣传,上下及时通气,实行了行动指导部同各区_导员之间互通情况的制度,每晨用电话联络一次,指导部将一天所得的各方面情况、形势,通报一次,重申指导部坚持怠工的决心,并由各区指导员传达到分工联系的各组,务使每个职工,均能明了大势;这样,对澄清各种遥言,稳定士气,鼓舞斗志,作用极大。第二是指导部鉴于恐怖,消息,频频传来,需作最坏打算。因此,又请各区指导员及各组长,仿照执委会挑后继人办法,要求各自商定后继人,万一出事,仍可把怠工斗争坚持下去。三是鉴于指导部的每日工作大事i己,对后继人掌握全面情况,关系重要,如果万一发生逮捕,该项大事记难以保存,故决定分抄二份,把其中一份交给预定的后继人存放,利于他们把怠工情况连续掌握起来。

 

    三月初,重庆代表在连日疲劳谈判和反动当局的威迫下,工会代表丁景高竟作出了在三月二日下午六时无条件复工的决定。我们同重庆和全国各地,利用长途电话交换了意见,并提醒重庆,要维护全国同仁的利益;同时,特别是重庆广大电信职工,发扬工人阶级的无畏精神,坚持原则,即时否定了无条件复工的决定,将怠工继续进行下去。

 

    成都的怠工,鉴于到三月四日,反动当局仍不予置理,经第四次全体组长会议决定,派出了金文韶、陈均、任百锴和黄殿珍四人为代表,径赴重庆,同反动当局进行谈判。在金去渝期间,党内即指定由杨文圻负责,行动指挥部的工作即由杨文圻、宁涌生、王起业、马玉忠、李国章等人负责。黄殿珍的爱人当时已离成都,她家中有两个幼女,即由樊寅珍负责组织长途台的同志们予以妥善照料。去渝代表们在三月五日起程,六日下午抵达,经同重庆职工会积极联系,要求共同组成谈判代表团,以便一致行动。但重庆职工会当时已同当局进行谈判,于是成都代表不得不在八日这天毅然去四区电信管理局进行谈判。当时,重庆职工已在七日复工,接着贵阳、昆明、万县、泸县、内江、兰州、西安等地,也在八日相继复工。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经过几度交涉,反动当局始承认了我们所提五项要求,表示可全部保留,依次研究实行,并要代表在接受临时解决办法下先行复工。后经第五次全体组长会议讨论,鉴于整个形势已对我们继续坚持怠工不利,因此,决定了由执委会和赴重庆的代表,可视临时解决办法争取到最好的情况下,同意先行复工,复工时间授权执委会定。当时争取到的临时办法有:(1)对所提五项要求,可全部保留,作今后改善待遇之参考;(2)生活补助费按二万八千元新标准发给>(3)米贴照当地一市石价(扣除生活补助费内米贴数后)发给;(4)每人发给救济费五万元;(5)对年奖及米价差额等,也有所补发。于是,成都的怠工,在三月九日二十二时起,即行复工。

 

    派往重庆谈判的代表,在三月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安返成都,在第七次全体组长会议上作了赴渝谈判经过的汇报;并经会议决定在三月廿四日举行全体职工大会,进行总结和联欢。

 

    这次怠工斗争,历时十一天又十小时,基本上是成功的。这次斗争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是群众基础好,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二是统战工作做得较好,争取了局长孙曙光和成都新闻记者们的同情和支持;三是讲究斗争策略,确定了军政、新闻的电报电话,不列入怠工范围,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四是依靠和团结了广大职工,共同战斗!五是也是最主要的党的正确领导,这是取得这次怠工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一九八二年  杨文坤)

成都旧书业职工传播进步书刊的斗争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一、一九四五年前成都旧书行业概况

 

    在黑暗的旧中国,通过进步书刊的传播,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能启发群众的觉悟,从而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教育书业职工,把他们组织起来,积极从事进步书刊的传播,是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

 

    书刊经营业包括新书业与旧书业。

 

    成都的旧书业最早只经营木板书(即木板印刷的线装书,该行业成立有“木书业同业公会”,是行会性质的组织),随着新文化的普遍传播,木板书的销路越来越窄,于是旧书行业也开始经销各类新型书刊。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的旧书店约有一百多家,主要集中在东城根街、西玉龙街、玉带桥一带。这些旧书店经营规模很小,一般都是独家经营的夫妻店,其店员职工绝大多数是城市下层劳动人民,也有少数知识分子。旧书业在没有受到党的影响和教育时,以“赚钱吃饭”作为唯一的经营目的。他们什么书都卖,除古籍外,中国传统的剑侠小说和当时的爱情小说特别多。此外,反动理论书、进步书也有出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国民党对书刊管制有所放松;这时,在旧书店已能买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基础》、《反杜林论》之类的革命理论书籍。但就是经销这些书的旧书店,还是以赚钱为百的,不是革命思想指导下的自觉行动。

 

    在成都较早地有意识地传播进步书刊的旧书店是“未名书店”,该书店大约是一九三九年左右由石有恒夫妇开设的。地址在成都东城根中街81号(黄瓦街口)。

 

    石有恒是文化人,大革命时在上海参加过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从事写作。他认识很多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叶以群等。鲁迅先生的杂文集《而巳集》中的“答有恒先生”就是写给他的。石有恒在上海被捕过,出狱后到徐州办报,抗战后辗转西安来到成都。其妻胡梅贞是上海纱厂工人,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未名书店”主要经销旧书刊,同时还出租各类小说,该书店与其他旧书店相比,书的类型和内容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它有很多中国三十年代进步新小说,鲁迅的《呐喊》、《彷徨》、《祝福》,矛盾的《虹》、《子夜》,丁玲的《在黑暗中》等。世界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果戈里、屠格涅夫、狄更斯、哈代、巴尔扎克等的名著也很丰富。此外,还有很多通俗的革命理论书。在成都当时处于书荒的情况下(成都当时印刷条件差、书的主要来源是上海,随着上海的沦陷,成都书刊的主要来源断绝),“未名书店”的书算是很丰富的了。它给进步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提供了大量进步书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寻求革命知识的欲望。

 

    “未名书店”一九四七年因石有恒夫妇回徐州而关闭。它在成都传播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的活动对成都旧书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成都旧书业传播进步书刊的斗争

 

    随着党的影响的扩大,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加强了对旧书业职工的组织领导和教育工作,使该行业很多职工思想逐渐觉醒,先后加入了传播进步书刊,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行列。如在西玉龙街开“成纪书店”的苏成纪及该店店员吴道忠、学徒袁久高;在西大街开分店的安小康(诗人安琪的父亲);在忠烈祠开“复增堂书店”的潘永衡;在西玉龙街开书店的叶式臣等,就是接受进步思想影响,而成为利用旧书店传播进步书刊的骨干。

 

    当时,旧书行业传播的进步书刊,大量的是中外进步文艺书籍,也有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和通俗读物。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整风文献》,莫斯科版的《联共(布)党史》、解放社的《列宁选辑》、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各种文艺进步小说、刊物等百多种。还代销一些当时的进步社团乃致地下党创办的报刊,如“成纪书店”在一九四六年后代销过进步团体办的《文艺与生活》、《观察》、《时与潮》,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成都青运小组”成员刘文范主编的“学生报”以及我党出版发行的《群众》等。这些进步书刊,对当时不满现状,要求进步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具有指导作用。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的哲学读物,它从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给青年很大的启发,教育青年要有所作为,不可贪图享受,深受进步青年的欢迎。其中名为《中国是怎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册子,通过对近代中国血泪史的介绍,历数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动统治的腐朽,能唤起青年为振救祖国,要求革命的觉悟。徐懋庸译的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瞿秋白的《赤俄游记》等类的革命书籍,也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进步书刊的主要来源有两方面:一是从新书店购进,如“成纪书店”就从当时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开办的“生活书店”买过几批书(联营书店由地下党员倪志明主持,一九四四年创办,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査封);二是收购旧书,这是主要来源。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亡,特别是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迁都重庆,

 

    很多文化机关相继迁入四川。齐鲁、燕京、金陵、金女大等大学迁到成都华西坝,大批知识分子来到成都。他们或因生活所迫,或因毕业远走,或因政治形势变化怕招来麻烦,便经常到旧书店出卖进步书刊。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内战,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祠堂街88号)被迫于一九四七年二月撤走。临走时该馆处理大量革命书刊,但在特务的暗中监视下,许多人都不敢去索书。这样一来,成都的旧书店便成了这些革命书刊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在接受这些书刊时,除一个旧书店被特务查获没收外,其他旧书店的职工都采取巧妙的办&把书运回安全地保存下来。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处理的都是革命理论书籍和进步刊物,从当时“民众时报”刊登的广告上可以知道一些。如毛泽东的《文艺问题》、《整风文献》,韬奋的j宪法草案研究》、艾明的《上海二十四小时》、林文石的1反对内战》、艾思奇的《哲学选辑》等等。这些书刊以后逐渐销售出去,对于引导和激发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旧书店提供进步书刊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学生。当时,有很多学生都到旧书店阅读或购买进步书刊,从中寻求革命真理。这些学生为了更好地理解进步书刊的革命思想,还组织了不少读书会,如成县中吕敦品、罗云全等组织的“四维读书会”、辅成中学杨忠序等组织的读书会,都经常到“成纪书店”索取进步书刊。还有光华大学的夏爱祥、林祥致、肖正茂、贺惠君等也是成纪书店索书的常客。

 

    在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下,传播进步书刊是不容易的,是有斗争的。那时候,书刊的发行和经销都要受到反动政府的严格管制,管制的松紧则根据政治形势而定。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书刊管制较松;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妄图消灭我党和一切民主力量,对书刊的管制特别严格。

 

    国民党对书刊的管制,主要是通过“书刊委员会”来实施。此外,后在将军衙门设的“调统室”(特务组织)也有查禁进步书刊的任务。这些机构经常派出宪兵、特务闯进书店进行查抄。这时候,开始受到党的教育、接受进步思想影响的苏成纪、潘永衡、吴道忠、叶式臣等,为了传播进步书刊,也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互相串联,抱成一团,经常联络进步同人聚会,讨论时事,传播革命思想,讨论对反动当局以及特务、宪兵作斗争的办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进步书刊进行改头换面的伪装。这是因为特务査抄,往往是根据上级拟订的禁书目录进行核对,特别注意书名上有“民众”、“革命”等字样,一般都不看内容,书店职工就用旧小说或其他不关紧要的书皮,改装在进步书刊上,掩过特务耳百。

 

    二是把进步书刊散放在其他各类书籍当中,一但遇到特务进店检查,便立刻装着整理书籍的样子,把进步书推到里面,使两边的书自然合拢掩盖起来。

 

    三是互相报信。当时的旧书店较集中,一家发现特务、宪兵检查,便用各种信号通知其他书店,作好应付准备。

 

    四是根据政治形势决定上架书刊,辨别顾客身份。在政治形势紧张时,一般进步书刊都不上书架。来索取书的人,认识的人一来就可得到,陌生顾客经书店职工观察,认定不是特务的,也可以提供。旧书店职工长期的经营经验一般都能识别顾客身份。当然也有个别书店,因措手不及,发生过被抄出“禁书”的情况。每当这个时候,书店职工便假装糊涂,声称自己是“赚钱为本”,收书时没有弄清内容,最后也只是被特务训斥一顿,将书没收了事。

 

    由于旧书店职工团结一致,采取各种办法和宪兵、特务斗争,所以一直到解放,没有发生过书店职工和来取书的进步青年、进步人士在书店被告密或被逮捕的情况,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旧书业中党的组织领导和职工的活动

 

    随着形势的发展,许多常到旧书店索取进步书刊的青年学生,先后参加了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党的指派,在旧书店职工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最早发现和培养的骨干,是“成纪书店”的主持人苏成纪。一九四五年地下党员林祥致,经常到“成纪书店”取书,结识了苏成纪,林介绍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雏鹰读书会”。一九四七年“雏鹰”停止活动后,林祥致又组织了“同学们读书会”,苏成纪也参加了,还邀请袁久高等进步职工参加读书会活动。一九四八年初苏成纪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相继在旧书业中又发展了三个党员,建立了支部,由苏成纪任支部负责人,属职工区委领导(市委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自此,旧书行业就形成了一个斗争的领导核心。

 

    在党的领导下,旧书业职工开展了一些进步活动。

 

    一九四七年,由吴道忠等发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参加的都是当时一些思想进步的职工。读书会起初请人讲唐诗等古典文艺作品,以后逐渐增加了鲁迅等所编写的进步书籍。这在当时,对提高旧书业职工的思想觉悟,增进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成都万年路有一个夜书市,每晚六点到十点,这里有许多旧书摊。除一些是旧书店摆的外,还有相当部分是经济上更贫穷的贫民摆的。旧书业的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夜市广罗同业职工,并组织他们在青年路“龙翔茶社”聚会。大家拉家常、谈时局;在摆谈中,谈到人们生活的贫困,社会现实的黑暗时引起大家的共鸣,从此感情融洽,逐渐团结起来。党员同志们还有意识地以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解革命思想,启发职工的觉悟。

 

    一九四八年地下党职工区委詹大风要苏成纪在上升街开一个书店,利用隔壁茶社作聚会点,其目的是便于接近更多的革命群众,有利于开展活动。

 

    一九四九年初地下党职工区委的余英世又给贫民支部布置工作,要求他们发动党员和进步职工竞选担任“木书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促使旧书业进步势力获得合法活动地位,并准备在该行业中创办工人夜校、补习班,以教育团结更多的同人,这一工作后因解放终止,但在团结职工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

 

    国民党反动统治处于崩溃的前夕,特别是刽子手王陵基上台后疯狂搜捕地下党组织,迫害进步人士。为了搜寻革命者,特务机关甚至用小恩小惠的手段,在社会下层大肆活动,欺骗拉拢一些人搞成特务组织,拼凑“游干班”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告密网。毛英才烈士就是到华西坝一家裁缝店做衣服,因衣袋里装了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忘了拿出来,被裁缝告密被捕牺牲的。

 

    为了针锋相对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保护到书店看书买书的进步群众,一九四八年后,旧书业的地下党员积极串联,组织同业职工成立了“寒林会”。以旧式讲义气性质把大家组织起来。在生活上大家相互帮助、关怀,一家发生困难,大家支援。遇到看书买书遭迫害的事,大家进行保护。

 

    有一个叫康泽民的职工,家庭经济非常困难,本人长期患肺病,无钱医治,最后去世。他的家属无钱安埋他,很是发愁,“寒林会”的组织者发动大家凑钱将康安埋了。为了表示对穷苦同人的哀思,苏成纪、潘永恒、吴道忠、叶式臣等还组织大家给康扫墓。生活上的相互关怀,使“寒林会”的职工紧密地团结起来。

 

    为了揭露黑暗的现实,启发大家的觉悟,从职工的生活实际出发,“寒林会”还在职工和家属中组织大家以娱乐的形式自编自演话剧。剧的内容反映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痛苦生活、揭露反动官吏的凶残。

 

    “寒林会”组织者针对特务机关的欺骗阴谋,启发职工认识反动统治的本质,以抵制特务机关的拉拢。“做买卖,不能害人”成为旧书业职工信奉的宗旨。在党的教育和直接领导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没有一个革命者或进步青年在旧书店看书或买书被告密逮捕的。

 

    不仅如此,旧书业职工在该行业党组织领导下,还常常给革命者或进步人士通风报信。以使他们能避免反动当局的逮捕。一九四八年,苏成纪从李有年处得知特务要逮捕民盟骨干肖华清(解放后任重庆政协副主席)的消息,立即写了通知肖的纸条,将其夹在一本书中,派“成纪书店”的学徒袁久高坐包车给肖送去,使肖华清免于被捕。

 

    特务机关常常派一些特务到旧书店坐视,以发现、逮捕革命者。每当这个时候,旧书店职工总是站在门口,给一些进店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使眼色,提醒他们注意。

 

    旧书业职工在该行业党组织的领导下,还积极参加当时的民主运动。成都小学教师反抗国民党暴政、要求改善生活的罢教运动发生后,旧书业职工为他们募捐,又给他们写声援信。一九四八年“四九”血案发生后,旧书业职工纷纷给受害者写慰问信,并抗议反动政府的暴行。

 

    一九四八年,地下党为了做成都上层的统战工作,通过苏成纪找曾经是旧书业的职工、后改行到川大当电话员的任正学,搞到了成都上层人士的电话号码。

 

    综上所述,由于党在成都旧书业职工中开展了工作,在抗曰战争期间,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成都旧书业职工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传播进步书刊及其他活动中作了很多工作,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