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茶.美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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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成都——蜀都名产集萃(川酒)

蜀酒

到过成都的历代诗人,差不多都要以酒入诗。

杜甫在诗中写道:“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

李商隐诗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杜工部署中离斋》)

张籍:“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

陆游:“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楼上酒书》)

成都的酒,曾经使多少历史上的著名文人醉倒杯中,陶醉难返啊!

成都地区酿酒的历史嘛,说来悠久得很哦。据史书记载:先定居在广都樊乡,后迁都于成都的蜀王开明氏,就酿造过醴酒。“醴”是一种浓度很低的甜酒,汉代扬雄在他的《蜀都赋》中,列举自己故乡的名产中有“酴清”,酴清就是酴骾酒。这种酒在当时很有名气,以至于引起北魏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贾思勰的注意,这位杰出的农学家在《齐民要术》中,专门介绍了蜀人作酴清的方法。

当然,这样的美酒,绝不是一般百姓能够享用的哦。汉代蜀人王褒在他的《僮约》中就说过:奴婢“ 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盂覆斗”。近年成都市郊土桥汉墓中出土一批东汉画像石,上面就刻有酿酒图:图上有五个大酒坛,有人正拿瓢勺舀酒,还有人赶着拉粮食的牛车向酒坊走去。从图上我们看到了当时酿酒作坊的规模已经相当不小了。晋代成都出产一种叫“清长”的美酒,豪贵之家“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没有“清长”是大煞风景的事情。(左思的《蜀都赋》有载。)

唐朝的谚语说:“一扬二益”。唐代成都是全国第一流的大都市,酿酒业更是兴隆得很哦,这时候的成都酿酒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汉代成都酒的浓度不高,可以“倾盂覆斗”的喝。有名的酴清也是“合滓饮之,甘辛滑爽如甜酒味,不能杀(醉)人,人多啖,温温小暖面面热也”。唐代就已经可以酿出浓度较高的酒了。

过去一般认为我国酿造蒸馏白酒——烧酒的技术,是元代从阿拉伯传来的,当时称白酒为“阿拉吉酒”。可是近几年我国出土了金代的铜制蒸馏锅。而唐代诗人陶雍写的诗作里就有“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的句子。杜甫又有“蜀酒浓无敌”的描写,因此,可以说唐代成都已经能够酿造蒸馏酒,也就找到一些佐证了。唐代以来,成都的名酒,见于史料记载的有“锦江春”、“竹叶青”,至于这些是什么样的酒,早已找不到晓得的人了。

只有成都的全兴大曲,其历史悠久,韵味甘浓的特色,保持至今。民间传说,清朝乾隆年间,曾有个身怀汾酒酿造技术的山西人来到成都,见成都的粮源丰富,锦水清纯,非常适宜酿酒。便在成都开了酒坊,经过不断的改进和提高,终于酿出了曲香、醇和、味净的美酒,这就是全兴大曲的来历。

梦回故乡老成都-华兴街

川戏唱红华兴街     冯水木 

“华兴街”,清光绪即已得名,仅指现“正街”一段,含“繁华兴盛”之义。华兴街分上街、正街、东街,东起王道正直街(现红星路二段),西止暑袜街口(清时叫“小十字”),并串有福兴街、梓潼桥街、悦来巷、纯阳观街及商业场、昌福馆(现东风商场)等,是旧时成都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代成都警察总局即设立在华兴街“皇华馆”(现成都市消防指挥部),后改为“省会警察厅”。清末仿效西方于全国设警察局,巡警道者为周善培,成都花会及劝业场、悦来茶园均是他努力促成。幼时,我常去暑袜街邮局买邮票,华兴上街有一幢中西合璧的楼房大厅是必去之处。这里原来是“聚兴诚银行”,后改为“中苏友好协会”。大厅里经常展出原苏联的彩色图片,十分吸引人,我每每看得不想离开。聚兴诚银行以前是成都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为四川著名的三大商业银行中之佼佼者。其建筑为平尖顶式两幢大楼,很有气势,修造得十分牢固,砖墙结构,1985年拆除。
川戏·理发·阿魏丸
1978年春节,刚刚恢复上演古装戏。我好不容易才用两张《红楼梦》电影票换到一张锦江剧场的川剧折子戏专场戏票。大年初二中午,我美美地坐在剧场里欣赏了《做文章》、《拷红》等,与阔别了十多年的古装戏重逢,感到分外亲切。锦江剧场的前身是“悦来茶园”。清末成都著名实业家樊孔周自任董事长集股银2万两开办。将原“老郎庙”(川戏演员做神会渐公道的地方)拆除。茶园于宣统元年(1909年)建成。那时戏园叫茶园,人们可以边喝茶边吃瓜子边看戏,座位也不像后来是一排一排的,观众围坐在茶桌旁,可以大声喧哗、走动。悦来茶园演戏的地方叫“大溪皇庄”,既演京戏,也演川戏和改良川戏,曾两度举办赈灾演出,特邀成都八大班名角串演,名声大振,成为成都文明川戏的发祥地。后长期为川戏班子“三庆会”租用。“三庆会”1911年成立,康芷林、杨素兰、萧楷臣等任正副会长。前后活动达三十余年,对川剧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该会附设的“升平堂”科班,培训出了不少著名演员。
最有趣的是,虽然悦来茶园允许女宾看戏,但得从梓潼桥西街侧门进,而男宾则从正门入。女宾的看席在楼上,男宾在楼下,以至处于女宾楼下的茶桌无人问津。后考虑到有伤风化,又取消女宾。那时看戏,常有带枪的兵丁在场内弹压。看一场戏,甲票为0.6个大洋,乙票为0.4个大洋,丙票为0.2个大洋,属高消费,一般人根本看不起。1952年,拆除原悦来茶园,修建“锦江剧场”。
“省会警察局”对面有一家成都有名的“高记理发店”。店主叫高登祥,是成都有名的理发师,“成都理发行业公会”的首任主席,该会会员有2000余人。高登祥不仅手艺好,还善于经营。他是最早将各种发型样式制成照片展出,以供顾客选择。此举给他带来巨大效益,后其他理发店也纷纷效尤。高不仅会理发,还会整容、推拿、按摩等技艺。到他那里理发,完全是一种享受。特别是他用刀片在你背上、颈上弹动时,那真是透心爽。
华兴街的“李记天福堂”为成都一著名中药店。所制“阿魏丸”治小儿积食疗效很高,极富盛名。该店老板在经营上极富创意,他常年雇请一个身高2米多的男子,手执堂号,到处转街打广告。那男子一到人多处就手持扬声筒高喊:“华兴街的老药房,专制天下第一丹。不管你咳坨坨痰,咳滓滓痰,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吃几道仓原(保证)你会好。”反复高喊,走一处喊一处,此举十分有效,来“天福记”买丸散膏丹的人络绎不绝。本街还有“戴济和堂”、“陈金龙堂”等中药店。
罗国荣与“颐之时”
今年4月,我见到了一批原“荣乐园”餐厅的大厨,他们准备筹办“青龙正街饭店餐饮管理公司”。因我时常在报纸上写些有关老成都及其餐饮文化的文章,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特此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星期一聚会”。他们中有名厨曾国华、孔道生、罗国荣的高徒。对老成都的餐饮掌故是如数家珍,特别是关于原华兴正街“颐之时”名厨罗国荣的故事更是令人神往。
罗国荣是新津县花园场人,少时随四川总督锡良的当家大厨黄少清学艺,后受技于“姑姑筵”黄晋龄处,技艺大增。常说:“我除了石头做不成菜外,其他山蔬野菜,我都可以把它弄上席桌,成为佳肴。”抗战中期,罗国荣凑集了一些资本,在华兴正街悦来茶园隔壁开设“颐之时”餐馆,意为“该是动口吃饭的时候了”,“颐”指的就是面腮口腔的下部。他擅于交际,能言会道,喜结交名流,如谢无量、张大千、林山腴、向仙乔、向传义等,都是他的常客。而张大千、林山腴均是美食家,又能亲手下厨,他从中也学到了不少烹调技艺。有一次,刘文辉娶媳,席桌由罗承包,数百桌流水席,在他的精心调度指挥下,菜品的规格质量味道,始终保持一个样。上世纪50年代初,罗应聘去北京饭店川菜厅主厨,1955年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去万隆,在总理设宴招待国际友人时,大显身手,名扬海外。
华兴正街的铜锅煎蛋面已有100多年历史了。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成都人傅竹如在长顺街开设“铜锅面”。专门特制铜瓢、铜锅、铜鼎,始创“铜锅煎蛋面”。上世纪30年代其子白案大师傅松成将其迁于东大街城皇庙,后又迁至春熙南段,上世纪50年代初迁到华兴正街。面对商业场,依悦来场而居。川剧名角、梨园票友皆来此宵夜。

关键词: 华兴街 , 茶馆 , 成都

老成都的茶馆文化

作者:邵靖宇

抗战时期逃难到了四川,在各地都见到不少茶馆成都尤其盛多。所见到的茶馆都很有意思,有的熙熙攘攘,有的又很悠闲。那时在成都城里几乎只隔一两条街就一定有一家茶馆,有的地区一条街上还不止一家。公园里往往更是密集的茶馆。茶馆成了那时成都人生活和多种社会活动中都少不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使那城市带上一种浓郁的古色古香的闲散气氛。用一句现代话来描述,那又是当年成都的一道具有特色的风景线。

成都的茶馆业的兴旺可能首先是因为位于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四季风调雨顺。水利灌溉设施极为先进而完善。那还是战国秦昭王时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灌县建造的都江堰水利枢纽给后人留下的好处,至今仍属世界领先。因此生活相对富裕,也较悠闲。人们养成了休闲坐茶馆的习惯。久而久之成为传统。

当年我在成都时还只是个中学生,我念初中时就常见到当时的高中学生带了书本和笔记坐在少城公园里树阴下的茶馆里泡碗茶复习功课,考大学的学生哥儿在两场考试之间,在茶馆里泡茶“抱佛脚”。甚至连小学生也上茶馆休息,这些从外地来的人眼中见了会感到很奇怪。人们要找个地方休息一般就到茶馆,要约会往往也约在某个茶馆碰头。并且有不少茶馆是某个行业约定的聚会碰头场所,大笔的交易就在茶馆里进行。少城公园里的绿荫阁茶室是教师和文化界人士聚会的地方,也是每年暑假和寒假一些中学校长来聘请教师,进行洽谈的地方。父亲的诗集《培风楼诗》中“初夏同寅恪少城公园绿荫阁茗坐”一首就与这家茶馆有关。也有的茶馆是某种专门娱乐的场所。新南门外有家茶馆有表演口技的,隔着布幔听里面艺人的演出。他能学各种鸟鸣的声音,还能一张嘴同时说出男男女女几个人的对话的声音;也有听唱曲的茶馆;西门外万佛寺旁边有家茶馆中间有个台,那里是玩斗雀儿的场所,听说有很大的输嬴。当然所有的茶馆也都是大众休息的地方和娱乐的场所。各式各样的人都进进出出,卖各式各样的小吃和零食的小贩会进去兜售。也有卖报刊的、算命的、看相的、画像的、剪影的,甚至擦皮鞋的都可以进去找生意。他们进出自由并不受到干涉,茶馆里有那么多方便和乐趣,对茶馆本身的生意也有利,那可能是成都的茶馆业生意兴旺的又一个原因。大概只有乞丐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给顾客添麻烦,影响茶馆的形象和生意。茶卖得很乡音(便宜),非常大众化,因而茶客多,可能也是成都的茶馆业兴旺的原因。如果按今天的物价来比拟,当年一碗茶的价钱大概只相当现在一两块钱,几乎人人都进得起茶馆。用句老成都的话来说就是“两百钱的格哪个都玩得起”。这两百钱是指清朝末年的孔方兄而言,我没能赶上那年代。民国时代的铜板一枚是当十文(当十枚方孔钱),一碗茶就只大约值二十个铜板。可以管你一天坐在那里,茶博士(对冲茶水的茶房的尊称)会不停地给你冲开水而绝对不会赶客人走。而实际上常有一位茶客可能会不止喝了一碗茶。因为茶馆里有一些有趣的规矩,譬如走进茶馆去,那里已坐着有认识你的茶客,当你刚要坐下准备泡茶时,往往他会老远喊着“茶钱我给了”,甚至有时会同时几处在喊“茶钱我给了”。尽管并不很熟悉,人们作为一种社交姿态,表示友好和客气,那是经常有的事。虽然一碗茶不值多少钱,但那表示一种好意。我有过几次那样的经历,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走进茶馆去,还没有来得及坐下,茶博士走过来冲茶,就听见有人远远在喊“茶钱我给了”,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那是在对我们表示好意,因为同时有别的茶客进来。泡好茶我们要付钱,茶博士指着那边一位茶客说已经为我们付了。而我好像还不大认识那位朋友,只是面善而已,很不好意思,只好走过去打个招呼,表示谢谢。当年我还仅仅是个中学生,所熟识的也都是些学生罢了,已经有朋友按大人的做法行事了。也有反过来表示客气的做法,刚进来的客人发现里面坐着有熟人就对茶博士说把他们几位的茶都换了(重泡过)由他付钱。我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自己刚泡了茶还没有喝两口,外面进来了熟人,他只认识我们几人中我一个,为了表示客气,叫茶博士把和我一起的几个朋友的茶都换过。我们一下子就都喝了两碗茶。甚至坐的时间长了,有时会换三四遍。因此茶钱虽然不高,茶馆的收入并不少。可以说是薄利多销。也有不喝茶的人上茶馆坐坐,让茶博士倒一杯开水,那有个特别的叫法,开水称作“玻璃”。茶馆还有些方便的服务,譬如可以给顾客提供洗脸水甚至洗脚水,那里的老虎灶一天烧到晚,热水很方便,并且备有洗脸盆和脚盆、毛巾等盥洗用具。对比较讲究卫生的客人,茶博士会把毛巾和脸盆先用开水烫一下,让他放心。远途而来的旅客坐下来了可以先洗脸、洗脚然后喝茶。附近的居民也常有来打热水或开水的。走渴了的人,尤其是学生,走过路边的茶馆时可以对坐着的茶客打个招呼,用他的茶碗盖倒一点他茶碗里的茶喝。那叫做喝“加班茶”。

当年成都的茶馆都用有铜的茶船子(茶碗托)的盖碗茶,茶博士的功夫很到家,几位客人喝茶,手里随手撒下来就是几只茶船子,并且就分布在桌面上。放上已经装有茶叶的茶碗,远距离地用铜茶壶往碗里冲开水。那茶壶的口也有普通茶壶那么粗,不过管子稍长一些,冲出来的水量刚好一碗茶。并不像近年来杭州菜馆里模仿的四川茶博士那样冲开水,用的是长到近一米而细到比铅笔还要细的嘴的茶壶冲水,那其实是一种夸张,并且功夫不到家,往往冲得满出来,甚至溅顾客一身。

成都茶馆里一般都是矮的茶桌和竹椅子,让人可以坐得舒服些。有些茶客很放松地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坐。成都人对那姿势有个说法,叫做“二郎腿”,不知道出典是什么。也有不少茶馆有竹躺椅或藤躺椅,可以让人更充分地放松休息。人们靠着或躺着休息,多数都在摆龙门阵(谈天)或称作“冲壳子”(吹牛)。成都人的口才大都很好,善于谈天也善于骂人,也许与喜欢上茶馆经常“摆”有关。因为在茶馆里有不停地口才锻炼的机会,也有听别人怎么骂人、挖苦人的机会。我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像北京、南京、西安那样的古老城市的居民骂人的水平就高,会转弯抹角地骂出些奇奇怪怪的怪话来。杭州人和苏州人骂人也都很有一套,因为那里也都有相当久远的文化积累。相比之下上海人就不大擅长骂人,他们只会吵和凶,那里没有多少年的故有文化积累。上海人只擅长吹洋的东西。成都是有长久历史的文化古城,那里有丰富的骂人文化的积累。

和卖瓜子、花生米的小贩赌着玩也是一种消遣。譬如给一毛钱叫那小贩(往往是孩子)抓九粒葵花子。那小贩必须一把抓去,眼睛不能看才行。他可能抓了个十粒,这十粒就归买主,再重抓,一直到抓准了九粒为止。如果那小贩能一次就抓准了九粒,那一毛钱就只买了九粒葵花子。

算命和看相的也在茶馆里大行其道,他们往往穿著得比较体面,装得有些身份的样子,手里拿个纸牌上面写着“麻衣神相”之类,走过某位茶客时他会夸他的相哪里长得好,引他上钩。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还有一位同学的外地来的亲戚在茶馆里喝茶聊天,那位同学的亲戚也上过那样的当。一个看相的走过看中了我们几人中那位同学的亲戚,大概看出他是外地来的,穿著既阔绰而又有点乡气,就夸他的相貌长得好,今后鹏程万里,家业万贯。不过当前印堂有点发暗,最好要避一避……。那位同学的乡下亲戚被钩住了,还要问他,下面他就不说了,意思是要付钱才能讲。那乡绅的儿子来了兴趣就让他坐下,为他泡了茶,请他讲下去。那看相的能说会道,还会随机应变,并且劝他钱多了要多置些田产而不宜做生意,生意风险大。把那乡巴佬骗得伏伏帖帖,说他说得很准感到高兴,其实听得出来好多话都是从他自己嘴里套出来的。那乡下客人要我们几个也都让他看看。我表示我不想看,我其实也不相信那些东西。他说他付钱,玩玩嘛。他那亲戚也帮着劝,于是我也看了次相。那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看相的经历。现在近五十年过去了,他当时讲的我还有些记得,对照我以后所经过的人生历程,他完全是在胡说!只有一点让他蒙上了的,他说我命中无财。两手大拇指关节只有一道褶纹,他说那主老年失败;说我人中短,没有寿;还说我三十岁“上大运”以后一生没有多少是非,但提醒我及早要积点钱,以防老年失败,老来日子难过。又说我此生如果从武的话可以官至连长,如果从政可以当个科长;说我不宜经商,因为命里无财;寿元至多五十多,到不了六十。但我从未想过要当行政人员,也最怕军训,更不想成为商人。而我三十岁时正是划上了右派在农村劳动最苦的时候,一生潦倒,还几几乎饿死(如果我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就应了那算命的话了)。或许潦倒半生就是我这辈子的大运?说我命中无财倒让他蒙对了,不过历来有钱人就是少数,总要发了横财人才会富。猜人命中无财总十拿九稳。但如果说我此生有点什么成绩,那倒还都是五十岁以后右派改正后才取得的,那时“拨乱反正”给右派们“改正”后我才被启用。而我现在已年过古稀了。那位被奉承为今后鹏程万里的朋友听说后来也没有过上几年好日子,如果要牵强附会,也许就可以与他说的“印堂发暗”联系得起来。仅仅三四年后解放了,后来听说他家被划为地主,土改时他父亲被镇压了,他自己大概也受了一辈子的磨难。那看相的那次还劝他多置些田产呢!看来那看相的也没有能算准自己的命,可能平时很少照镜子,没有能看见自己也“印堂发暗”,没有几年之后他那看相算命的行业也行不通了,但他自己也无法避一避。当年成都的茶馆还真是能让人长见识的场所。

我家住在盐道街的那段时间,我曾听说过在附近的茶馆里有一位那样的老茶客,那茶客我好像还曾见到过,就住在茶馆附近。据说他每天一早起床就上茶馆,在茶馆里洗脸,泡好了茶,有只躺椅几乎就是他专用的,有什么卖早点和小吃的来了就买来当早餐,那些小贩和他都熟,成都的小吃也是很有名的,品类繁盛,足以极口腹之快。来了熟人就“茶钱我给了”地给别人泡茶,别人也替他换茶。一个上午就和各式各样的人摆龙门阵,他大概对社会上的各路新闻和传说都了如指掌,消息十分灵通,虽然称不上“见多”,但也可够得上“识广”,他的那些新闻和消息都是听来的。如果要“方便”,茶馆隔壁过去几丈远就是厕所。老成都公共厕所之多大概与茶馆多成正比例,有的地方甚至一条街上两头都有厕所,可能是由于公共厕所太多了为了避免雷同,有的门上写的是“毛房”,多数按常规称作公厕或厕所,还有叫“东池”的。那是一道“臭味相投”的风景线,相距三丈定能闻见其臭。那老茶客中午回家吃饭,茶博士知道要把他的茶留着,那位置也要留着。吃完午饭他就回茶馆来,在藤躺椅上午睡。周围的人声对他毫无影响,而有急事来找他的人可以把他叫醒,午觉醒来接着又是和各式各样的茶客摆龙门阵,替别人付茶钱。傍晚了,回去吃了晚饭后再来茶馆里继续聊天。直到茶馆要上排门了,买了夜宵吃了,在茶馆里洗了脸并洗了脚然后才回家睡觉。天天如此。有人要找他就到茶馆去找,而不必上他家去。一天的生活主要内容和时间全在茶馆的躺椅上度过的。也可以说一生的大部分的辰光就消磨在那茶馆里的新闻和躺椅上。那是一种既悠闲而又忙碌的人生。人生在世如果一生就只那么过,似乎也太缺少些内容和意义。不过他有钱又有闲,谁也管不了他。今天不是有更多更有钱又有闲的人么?又有谁管得了他们怎么过日子呢?不过换了一批人也换了一些别的更豪华而奢侈的享受和消遣罢了。但如在工作之余或者在假日里那么自在一天或半天也未尝不是消除疲劳的好去处。

我后来偶尔想起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那次成都遭受抗战期间规模最大的轰炸中盐道街被炸,那茶馆被炸塌了半边。不知那时那位老茶客是否正躺在他那专用的躺椅上?那次大轰炸,日本鬼子是蓄意专来屠杀无辜老百姓的。少城公园里集中的茶馆那些年原是有些茶客“躲警报”的去处,他们以为公园和茶馆又不是军事目标总不会遭到轰炸的。因此每次放警报少城公园里的茶馆总集中了许多认为那里最安全的人。而那次大轰炸,日本鬼子得到汉奸提供的情报,敌机集中轰炸了少城公园的茶馆,死伤惨不忍睹,大概至少死了两百多茶客。那之后,曾经一度少城公园里的茶馆萧条冷落,直到抗战胜利后少城公园的茶馆才慢慢重又恢复到原先那种热闹。

听说刚解放时,从解放区来的部队和南下干部没有见过成都的茶馆文化,把那都视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干部和学生坐茶馆看成是堕落,要受到警告和处分的。但临解放前风靡一时的《茶馆小调》今天仍被肯定为一首革命歌曲,因为它讽刺解放前的时政和没有言论自由。那歌唱道:“晚风吹来,天气凉哦!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楼上楼下客满座,茶房、开水叫声高。茶碗茶船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响啊!瓜子壳儿劈哩啪啦,噼里啪啦满地抛。有的谈天,有的笑,有的苦恼,有的吵。有的谈国事,有的就发牢骚。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细声细语说得妙:‘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提起国事容易发牢骚,惹上了麻烦你我都糟糕。说不定一个命令你那差事就撤掉,我这小小的茶馆贴上大封条。撤了你差来不要紧,还要请你坐监牢,请你坐监牢。最好还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哈!喝完了茶就回去睡个闷头觉,睡个闷头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满座大笑,老板说话太蹊跷,闷头觉睡够了,越睡越糊涂,越睡越苦恼。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地说清楚,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说话的混蛋,从根铲掉!”

当年的茶馆不是评论国事,传播革命思想的好场所么?这歌很能反映现实、讽刺现实,但到临解放也没有被禁唱。我倒觉得其实解放后也可以让大家再唱唱。不过茶馆里的环境当然也不适于一本正经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或开思想检讨会、过“组织生活”。解放以后茶馆少了好多,后来又经过多次政治运动,街上几乎见不到茶馆了。可能时代不同了,想法也不同了。文革之后才逐渐又有了茶馆,并且生意越来越好。今天竟有那么多民主党派甚至包括共产党的支部都在风景区的茶馆里过组织生活了。二OO一年我去成都参加个学术会议,能见到的几位初中同班老同学招待了我。聚会放在青羊宫旁边的文化公园内一个茶室里。但那茶室的格式已经不是以前的成都老式茶馆了。没有茶博士了,也已经不再是盖碗茶。并且是半边卖茶,半边是饭馆。老同学们正好利用那地方,先大家喝茶,然后就在餐厅用餐。自己服务,去柜台上先付钱买了几杯茶。茶是用有柄的瓷杯装的,不再是盖碗茶了。自己再拿几只热水瓶去找地方坐。座椅也都改用白色塑料做的,没有藤躺椅了。完全失去了当年成都的茶馆的韵味。不过那茶室里的茶客仍不少,成都人仍保持着五十年前喜欢喝茶聊天的习惯。也许上茶馆的习惯正在慢慢回来。

相比之下杭州的茶馆业早年没有那么兴隆,也没有那么潇洒。当年灵隐树荫下的茶座,虽然环境是很令人舒畅的,当年游人不多,环境安静,夏天去那里休息很阴凉。但上午去喝茶只能坐到中午十二点,下午要另外再买过茶。到时茶房要来收茶杯并且赶客人走。而现在去灵隐游览的游客又太多了,简直和当年赶集、赶庙会一个样。游人几乎就是快踩着前面的人的脚后跟地走。就在茶室旁边川流不息地经过,嘈杂非凡。已经不是休息的环境了。平湖秋月的茶座,环境也很令人赏心悦目。同样的规矩,那里一杯茶只能喝一个上午或下午,并且买一杯茶只能占一个位置,偶然在茶座遇到熟识的游客走过连让客人坐一下也不许。而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那茶馆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藤椅和茶几都叠了起来,不卖茶了。一名女服务员翘着二郎腿半躺下的姿势在藤椅上盛气凌人地看守着那些堆起来的藤椅,呼喝着不许人动。游客要求泡茶被厉声地回报说:“现在文化大革命了,不是你们资产阶级享福的时候了!”有人要求借张椅子歇一下脚也不许,说现在不为资产阶级服务了。那些服务员都是拿固定工资的,都算园林管理局的职工,自名为无产阶级。茶馆的营业好坏赚不赚钱与他们都无关。他们可以不劳而得食了。

不过近年来杭州的茶馆业倒又慢慢兴旺起来了。出现了不少新开的茶室、茶楼、茶座。有的还有“包厢”,隔开局外人的视线,不让人们知道里面在干些什么。但茶价相当高,一般三、五十元一位,甚至一百元一位,管坐一整天。供应各式各样的小零食。懂得茶的顾客似乎并不多,有人专为去那里吃零食、鬼混,或找个地方休闲、谈生意。看来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生活的改变,出现对这种场所的需要是必然的。现在毕竟已不是要人们一空下来就学习《毛选》和要求人们时刻“斗私批修”的年代了;而也比上咖啡馆或什么“吧”之类大众化些、油荤轻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会再有人把喝茶看成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但老成都的茶馆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已经从此结束了。


转自《二闲堂》网站,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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