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趣闻

旧蓉城市民日常生活漫记-柴(上)

衣、食、住、行是人们物质生活的基本活动,号称“人生四柱”。“民以食为天”,乃四柱之首,也就是基本的基本。四川俗语:“衣食足,礼仪兴;衣食不足光扯筋。”因为衣食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密切相关,所以历史和社会学家,常常用它来研究和考察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发达,百姓生活的富裕,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标志。

今天开始,我按图索驿,把成都人古往今来的日常生活,逐一的介绍给大家,若能让大家获得一些地方的乡土知识,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有人要说了:旧时的成都人是吃饭穿衣,现在的成都人也是穿衣吃饭,有啥子说头哦。其实不然,同样是吃饭穿衣,成都人的今昔是大不相同了。别的先不提,先说“开门七件事”中的柴——这一大件事。

先说柴,这是旧时成都市民的主要燃料。“蜂窝煤”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推广使用的,据说也是学的日本。记得开处在青羊宫物资交流会上,展出介绍蜂窝煤的时候,人们还把它视为新奇之物。仅在部分城区市民中推广使用。1958年,“大炼钢铁”又刮“共产风”,农村林木元气大伤,莫得柴烧了,这才逐步普及了蜂窝煤。至于天然气作为生活燃料,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那时的市民想都不敢像的哦。

旧时成都有木柴买卖,便形成了蓉城的一大帮口——木柴帮。

“蜀山青青蜀蜀水碧”,原来四川的林木是相当丰富的,作为柴炭的薪炭林木更是漫山遍野,真所谓“山无不绿,有水皆青”。就是成都的郊区,薪柴之富可见于历代文人诗章。杜甫诗有“桤林碍日吟风叶”之句,可见其林木的茂密;苏东坡光说桤木的就有好些:“三年桤木行可檩”,“桤阴三年成”,“桤木三年以足烧”等等,都说明成都不缺木柴。清代的成都诗人杨燮有首《竹枝词》,专写当时市民烧柴的情况:“十万人家午爨忙,桤柴石炭总烟光;清风白粥茅檐下,釜底红花印块香。”可以窥见当时的成都居家风情。总结起来,旧成都确实是木柴王国,不过种类不多,除诗词中提到的桤木以外,还有松柴、柏木,青棡和杂木柴等几大宗。

明天说成都的木柴水陆码头和交易。

成都武侯祠的一幅楹联欣赏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幅对联悬挂在成都汉昭烈庙诸葛亮祀殿的楹柱两边。上款题的是“光绪二十八年冬十一月上旬之吉”,算起来该是1902年,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了;下款为“权四川盐茶使者剑川赵藩敬撰”。赵藩是干啥子的呢?他是清代云南剑川人,表字叫樾村。当年受命代理四川盐茶使的时候,游览武侯祠,瞻仰诸葛亮遗像,缅怀武乡侯诸葛亮治蜀的政绩,欣然命笔撰书了这幅对联。

上联,赞扬了诸葛亮深明韬略,善于“攻心”,以德服人,“使反侧子自消”——“反侧子”在古时指那些图谋不轨的人。并从而得出个结论:诸葛亮就像从古以来通晓军机的军事家一样,不是那些只重视攻城掠地的“好战”者可与伦比的。

下联,是思索,感慨诸葛亮善于“审势”,并大声疾呼:后来管理川蜀的官员,那些封疆大吏们要“深思”,要效仿诸葛亮的施政理念,宽严得当,才能严明纲纪,避免失策。

诸葛亮是善于“审势”和“攻心”的,三国建兴三年,建宁太守雍闿、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太守高定(彝族首领),还有孟获,起兵叛乱,犯境抢掠。诸葛亮认为边区骚乱是国家大患,平叛降敌定要审时度势,有刚有柔,必须自己亲自去。他带兵南征,首先利用高定分别打退了雍闿和朱褒,进军到现在的云南曲靖县时,他采纳了马谡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耐心地与孟获周旋,七次擒纵孟获。逮倒不服,放了又来。最后孟获和他的妻子兄弟、宗党将官,都被感动得流泪。肉袒在谢罪时表态:“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诸葛亮请孟获上帐,亲自松绑,设宴庆贺,并许诺他永做洞主,孟获感恩戴德,心悦诚服。而蜀国从此后方平安,这就是“攻心”政策的显著效果。

公元214年,刘备进驻成都,诸葛亮拟定的治国条例,刑罚很重。蜀郡太守法正,劝谏诸葛亮效法汉高祖“宽刑省法,以慰民望。”诸葛亮说:“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闇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必须“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结果不仅法正拜服,而且军民安定,巴蜀四十一州,就都稳定下来了。

诸葛亮平定孟获之乱后,长史费祎建议“置官吏一同守之”。诸葛亮深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一不易也;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所以不留人,不运粮,与之相安无事。从这个事情上,看到了诸葛亮的“审时度势”,妥善解决了彝汉两家的争端,政治宽和,蜀汉国内更加稳定。

成都武侯祠的这幅对联,除了具备楹联的一般特点而外,还很好的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反则自消”与“宽严皆误”充分的印证了“审势”“攻心”的不同结果。而且避开了诗联写作上的陈辞和俗套。在关联词上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比如:“能….则”、“不….即”,应照了前后的因果关系,让人非常容易的理解到联文阐述的思想。而且吟念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韵味无穷。因此受到许多好文钟联者的喜爱和好评。

老成都想开车上路不容易

老成都想开车上路不容易

记得在成渝高铁通车前,“大周末”披露了一段从成都到重庆的公路故事,在没有铁路的1940年代,一位成都茶商家的少爷,坐着烧木炭的蒸汽汽车,有惊无险地花了七天的时间才从成都赶到重庆。

当年的七天,如今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不过是几十年的光景,如今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老成都人,都还有不少当年有关汽车的回忆。我们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也发现,对比今天的我们的交通,变化完全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比如,车辆靠左行驶和今天靠右行驶完全相反;开着车子想转弯了,发现车子没有转弯灯;车子没油要加油了,发现这个月用油量已满,有钱也加不了油……一句话,当年在成都当私家车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成都,靠左行驶

老成都人读小学的时候,老师会反复提醒,走在路上,要靠左边走

很多人在读小学的时候,课本里都说,走在路上,要靠右边走。但这个星期,“大周末”的读者周定培却告诉我,作为80多岁的老成都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常常告诫他们的一句话是,在成都的街上走,要靠左边走。

记得成都市档案馆曾有一张当年《新新新闻》的插图,画面上时髦的女交警穿着靴子、手拿交通棒,嘴上哼着“请走左手”的小调。那时候,还要在报纸上通过插图宣传靠左走的规则。

当年行人靠左走,车辆也靠左行驶,跟今天完全相反。为什么要靠左呢?因为当时的汽车,基本都是右舵车,方向盘在车厢右侧,而行人在道路左侧行走安全性也较高。当然,那时成都的街上,车子还是少,主要还是走路的、推鸡公车的、拉人力车的。

周定培回忆,当年最热闹的东大街、春熙路这一带,路口有警察,指挥车子少,指挥行人多,“哎,哎,靠左手哈!”走个路还必须靠左边,很多人不习惯,不是这里人力车碰了行人,就是那边两人对撞了脑袋。如果大家心情都不好,免不了要来一句,“晓得走路不?”就像今天好多司机生气时会说“晓得开车不”一样。

当年成都的汽车并不多,车牌号码长也不过三位数。周定培家住华西坝,老家则在双流,他记得在安顺桥有营运的小轿车,坐到双流一个人需要1个大洋,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差不多200元吧,一般人是坐不起的。不过在武侯祠附近,可以付钱搭返空货车,“可以讲价,比小轿车便宜得多。我曾经坐过一次,车子也没啥减震,路况也不好,一路非常颠簸,我抓住货箱的杆杆不敢放手。”

当时的汽车还非常容易坏,周定培家附近就有一个汽修厂,生意非常好,他常去看热闹,他觉得修汽车是一个有前途的行业,不过家里人却不同意,给他介绍了一个装裱铺的工作。多年以后,周定培的工作单位变成了驾校,这多少和当年联系起来了。

拿驾照,要考地理

出远门没有一点地理知识、气候知识的话,要吃苦头

老司机都知道,以前开车算是一个技术活,学车不容易。在周定培的记忆中,成都有汽车修理厂,却没听说有驾校。不过,重庆倒有一个,叫重庆汽车驾驶传习所。

无论是重庆,还是成都,要想驾驶汽车,必须持有驾照。在四川省档案馆,我们找到了当年考驾照的规则,以及开车的各种规定。

我们现在考驾照,先要去体检,然后考理论知识,最后是桩考、路考。而在“民国时期”,考试的范围还要多两项,一是机械常识,二是地理常识。司机要了解内燃机发动原理、修理程序等等。想来,当时汽车经常坏在路上,如果不会修车,那就惨了。像“大周末”曾提到的坐木炭车到重庆的徐伯荣,他们的车开到龙泉山就坏了,但是司机一点也不慌,“有经验,工具齐全,花了一个多小时功夫把车修好了。”

至于地理常识,当时中国的道路情况并不好,如果出远门没有一点地理知识、气候知识的话,要吃苦头。比如夏天雨后的太阳毒辣得很,要赶路就要早点走。

从驾校学习,拿到驾照,还得每年到发照机关审验并交手续费,那时候违章没有扣分,主要是扣钱。我们在四川省档案馆的《公路交通违章处罚规则草案》里看到,罚金分为六档,从五毛到二十元不等,按照当时的物价,对违章处罚还挺重的。

比如“汽车未置喇叭者,处五元之罚金”,汽车没装喇叭罚五元,一年之内如果再被发现,第二次就要罚十元了。在相关档案中,我们也看到汽车的登记文件,除了有司机姓名,还有行驶区域的要求,有的是成灌,有的是成渝,也就是说限定成灌的,不能开到成渝这条线上,违反了也要罚款五元。如果是自用车,私自改成了营运车,则要遭受顶级的二十元罚款。

其实,当时的交通违章处罚规则,对车辆违章的认定,大致与现在相同,比如超速,根据超速的程度,罚款也不同;肇事逃逸,不但要罚款,还要送法院;而醉驾,以及驾照被扣还继续开车的都要被长期吊销驾照。

想转弯,得打手势

当时开车是不打转弯灯的,因为车上根本就没有转弯灯

好了,现在假设你穿越到当年的成都,成了一个富贵人家的少爷,家里买了一辆车,自己也拿了驾照。当你开着车上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在成都开车,不像现在这么简单。

首先车不能开快了,在城里时速不能超过15英里,也就是时速24公里的样子。但那时没有测速装置,所以当时有一种超速叫警察觉得你超速了。当然,出了城,就没有限速了,爱开多快开多快。可城外的路,那叫一个烂,能保持时速20公里已经不错,开快点的话,车子都要散架。

还有一个问题是转弯灯,在四川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中,我们看到,开车错用手势也是要罚款的,这是因为,在当时开车是不打转弯灯的,因为车上根本就没有转弯灯。这是一段有趣的历史,汽车的出现很早,但是转弯灯却很晚才成为车身的一个必要部件。

根据学者李开周的研究,没有转弯灯怎么提示行人和其他车辆呢?“民国”司机使用“手势”或者“转向标”。打手势,比如需要左转的时候,左胳膊从左边的车窗伸出去向左前方挥动;需要右转的时候,把右胳膊从右边的车窗伸出去向右前方挥动;如果想减速或者停车,同样也要伸出一条胳膊,手掌向上;如果想让后边的车辆超车,手掌向下。这些手势是每一个“民国”司机都必须要掌握的,考驾照的时候一定要熟练展示,否则考不过。

转向标比手势出现得晚一些,它是抗战时期由美国司机引进到中国的。美军开着吉普车和军用卡车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后方城市来回穿行,中国人一瞧,咦,人家美军拐弯的时候不打手势,而是转动前面挡风玻璃上贴着的一支铁箭头,这支箭头红绿分明,箭头向左表示左转,箭头向右表示右转,箭头向上表示直行,箭头向下表示停车。这可比手势简单多了,于是中国的司机也开始模仿:在挡风玻璃上钻个窟窿,把特制的转向标安上去,转柄在车里,箭头在外面,开车的时候操作转柄就可以了。

想一想,在当年开一个车,不但要看前方的情况,还要一会儿挥这边的手,一会儿挥那边的手,开车是一个体力活,难怪当年超过50岁就不让开车了。

加油贵,就烧木炭

有时汽车上的木炭烧完了,还要发动旅客下车拣柴火做燃料

家里有钱买了一辆车,自己拿了驾照,身体也不错,这时又要面临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怎么加油?在“民国时期”,汽油是非常昂贵的,在1930年代,南京等地的汽油价格,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元一升。汽油运到四川,价格只会更高。到抗战全面爆发,通过轮船进口汽油的路被封,汽油就更贵了。所以当时开车,烧的不是油,真的是钱吶。

就算家里不差钱,汽油也不是想买就能买的。在抗战时期,1938年,四川省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发布了“为节制汽油消耗通知汽车车主书”,里面写道:虚耗一滴汽油等于消耗同胞一滴热血。各位的汽车,请于十二万分必要时才坐,像平时吃馆子、到娱乐场,或者送太太、小姐到不重要的地方,务请不要乘坐。本会将组织密查队,如有故意违反规定的车子,将车主的名字登报披露。”

在抗战时期,哪怕是军用汽车,每个月都不会配给行驶超过1000公里的油量,民用车辆的用油配给则更少。

在这个时候,把汽油车改装成酒精车或者木炭车在四川流行起来,以蔗糖酿造酒精,简单经济而且质量上乘。以1942年为例,四川产酒精800万加仑,可供行驶里程5600万公里。

而木炭车也受当时政府大力推广,其原理是:当炉膛内的木炭点燃后,迅速封闭炉盖,造成炉内缺氧,使燃料处于半燃烧状态,从而产生一氧化碳,一氧化碳经过过滤后,到混合器与外界进入的空气混合,便形成可燃气体,然后进入气缸,通过电火花点燃爆发而产生动力,驱动汽车运行。

当年专家调查,烧木炭性价比最高,每公里花费大约是酒精的四分之一,汽油的七分之一。但是木炭车比烧汽油要费事得多。发车前要提前点炉,一般从点炉到启动需40~50分钟。行驶中,还要添料、捅炉、掌握木炭燃烧程度,司机和助手每天工作相当辛苦。而且木炭车行驶速度慢,载重能力差,主要承担客运。由于车辆老旧,汽车中途抛锚现象时常发生。特别是遇上坡路段,汽车经常熄火,需旅客帮助推车。有时木炭烧完,还要发动旅客下车拣柴火做燃料。

木炭所含的黑色素成分不亚于煤,一趟车回来,司机成了黑人。但因为性价比高,一直到1950年代,木炭车才彻底被淘汰。(肖飞 廖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