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成都的公共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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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9日09:27:35 评论

百年前成都的公共阅读

1921年创设成都民治公共大藏书楼合作社简章

陆离/文 图片由成都市档案馆提供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细品今日读书之难,不在书籍来源,无论是电子书还是纸质书,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卷尽享遨游书海之乐。但时光前溯百年,读书人却为“无书可读”而忧愁。市面上出售的书籍量少价高,借阅又因时间紧张,让人有“书,非借不能读也”的紧迫。百年前的老成都,图书馆、藏书楼、读书会……纷纷进入“书虫”们的视线,留下了无数读书人与书的往事。

阅览楼引领公共阅读时代

作为文风昌盛,“蜀学”厚重的文化名城——成都,历朝历代的各种典籍极为丰富。20世纪之前,这些藏书被书院、寺观、政府藏书处和一些私人藏书家保存流传,以一种几乎固定的模式传承了数千年。这些古代公私藏书之处,多称“藏书楼”。但林林总总、名称各异的藏书楼,往往都是达官贵人们的“私属”,基本上与普通民众绝缘。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奠定人杜定友曾说:“能运用图籍,使之流通,任何人士,皆享有阅读之权益”。晚清以来,“教育救国”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理想,他们积极推动藏书向大众开放,建立开放性图书馆,乃至普通民众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图书馆建设事业中。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位叫吴可因的人在成都自筹书报,于成都会府北街设立书报阅览楼。阅览楼有座位130余个,每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开放,陈列中外书籍及华洋报章,任人取观。这座书报阅览楼虽无“公共图书馆”之名,却是成都最早具有“公众图书馆”职能的机构。

清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提学使刘嘉琛奏请建立图书馆,拟借成都贡院公堂和清白堂为馆址。来年翻天覆地已是民国元年(1912年),在当年的10月20日,四川图书馆正式创立。四川图书馆成立后,市县公共图书馆也陆续成立,成都的公众阅读自此兴盛。据统计,民国后成都兴建的图书馆有十多处,公共图书馆包括四川图书馆、成都通俗教育馆图书馆、四川省立图书馆、成都县立图书馆;合计藏书大约16万册。此外,还有私立、学校和其他系统的图书馆十余座。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建设公众图书馆的热情也不断高涨,中华图书协会1934年统计,当年全国有2818座图书馆,其中1002座为公众图书馆。

除了图书馆,当时成都还设立有公众藏书楼。成都市档案馆馆藏的一份档案,记录了成都创设“民治公众大藏书楼合作社”的简章。根据档案记录,“民治公众大藏书楼”的宗旨是:“兴起国民互助之精神,以合作藏书为事业。”要求社员以“实行博爱、崇尚平等、公共藏书、热心互助”为信守理念。

“民治公众大藏书楼”的组成方式是,由最初发起人组合十人为主干,主干十人中,每人再组合十人为第一组社员;第一组每人再组合十人为第二组社员,以次类推,则可百传千、千传万人。其中每百人选举一人为代表,代表可以共同商榷藏书楼的事务。社员入社需先交3元入社基金,此后常年捐1元为社金。缴纳社金后,社员享有诸多权利:有常年看书、优待购书之权利,甚至社员子弟就读藏书楼附设的学校,还可以减免部分费用。

藏书楼又一春 贲园举世闻名

民国时期,由于时局动荡,经费不足,许多公众图书馆时办时缀,或合并于“通俗教育馆”。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私人藏书楼也得到了发展空间,成都还出现了一座举世闻名的藏书楼—贲园。

贲园创始人严雁峰是山西渭南人,曾就读于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熟读典籍,涉猎甚广。严氏几代人经商,以盐业发家。严雁峰本人虽苦读于尊经书院,但科考屡试不第,遂从此专心收罗民间古籍,造福士林。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斥巨资购进大量古籍,装运回川。途经西安古城时,巧遇一藏书家有1000多部古籍出售,他毫不犹豫地重金全部收进,回川后建藏书楼3楹,名为“贲园书库”。

数年时间,严雁峰的藏书就高达50000多卷册。为了更好地保存书籍,严雁峰把书运到佛门清静之地,在大慈寺和文殊院暂存,后来严雁峰买下和平街的景勋楼,改造为贲园,以“贲”字为园,取其“气势旺盛、诸事畅达”之古意。贲园始建于1914年,历经10年建成。据说,贲园书库长年雇有几位翻书工,坐在书库内,一年四季不停地、小心翼翼地翻书,以避免书籍被虫蛀、水沤、湿气浸润。翻书工的聘用条件是只要文盲,他们只可专职翻书,不会看书,以免误事。

严雁峰先生去世后,其子严谷荪继承家业。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贲园藏书已有30万卷册。其中善本逾5万卷册,自刻书籍木版3万多片,全国两千八百余县方志收录最全,中医古籍亦有不少秘本,居当时国内私人藏书之冠,藏书规模西部第一,堪与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媲美。

抗战时期,许多学者来到成都躲避战乱,慕名前往贲园。当时贲园的座上客,也多为文化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如张大千、陈寅恪、于右任、叶圣陶、谢无量等。不少文人为了查阅古籍,索性就在贲园住了下来。严谷荪热情好客,从不拒绝,许多客人一住就是数月甚至数年。严家大院最热闹的时候曾经住了一百多口人,贲园成为当时文人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宝地。于右任曾在贲园留下墨宝,称赞其:“无爵自尊,不官亦贵。异书满堂,其富莫京。”

20世纪50年代,严谷荪将贲园书库及全部藏书30余万卷,自刻书籍木版3万余片,各个朝代名人的书画、碑帖、文物多件,悉数捐献国家,其中由蒙文通、杨啸谷、严谷荪共同圈定的善本书有5万多卷。如今,这30万卷古籍还保存在四川省图书馆内。

书店数量全国第一 读书会落地生根

书籍出版在成都是一个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行业。成都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宋代成都印刷行业盛极一时,“蜀本”在中国古代精品书籍中广为称颂。1932年,成都的书铺约有150家。抗战时期,随着几大书局搬迁至大后方,成都的出版业也焕发生机。从1937年至1949年,在祠堂街及其紧邻的牌坊巷、半边桥街、陕西街、西御街一带,有120家新书店陆续开业,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文化街区。1941年,成都书店总数量遥遥领先,位居全国第一;1942年,成都书店数量仅次于重庆。

当时各家书店除少数贵重书外,书架上的书都供读者自由翻阅。读者不论浏览多少本,不论买不买,工作人员绝无愠色,及时清理翻阅之书,重新一一上架。其中,自立书店特设座位,供给开水;生活书店成都分店的门市部就像阅览室一样舒适,专门设置椅凳,供读者和老人阅读和休息。

民国时期,成都还有一种新奇独特的图书发行方式,就是书报流通处。当时有一家“励志社书报流通处”,“为减轻一般社会人士读书费用之担负,推进读书运动之普遍。用最迅速的方法,搜集最新的、最有名的书报,供给大家订阅。”该处由少城商业街励志社、祠堂街著华书局、春熙路商务印书馆、春熙路益新教育用品社、总府路国民军学书局5家共建。经营方式是征集基本订户三百人,凡自愿参加者不分年龄、职业、性别,均可随时参加。订户每日须阅书一本,由该处派人送换。订阅价目分别为每月定价一元,半年定价五元五角,全年定价十元。其优点是收费低廉,送货上门,能够节省读者许多时间;缺点是读者选择范围有局限。

伴随公共图书事业的发展,读书活动兴起,由西方传来的读书会也在成都生根发芽。1933年杜定友在《图书馆与成人教育》中指出:“图书馆的讨论集(读书会)是读者自由集合、自由发表的地方,实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所以各图书馆纷纷举办,成效卓著……”即便书籍缺乏,时局艰难,成都依然用创新与包容,让宝贵的知识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面向大众,传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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