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吧?成都最早叫“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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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9日17:57:04 评论

不晓得吧?成都最早叫“龟城”

成都过去的城墙

成都三别称:“龟城”“锦城”又“蓉城”。当年,张仪、张若依照乌龟所爬的道路修筑高七尺的城墙,还修筑东、南、西、北四门

龟城:龟书成城锦水滨

南床大诗人陆游在成都西门登张仪楼时曾写了这么两句诗:“龟书成城锦水滨,金牛路辟复通秦”。西晋词赋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赞美成都高大华丽的建筑、繁荣的经济说:“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成都”作为城市地名,其二字从古至今都没有变更,但它从修筑城墙那天起就有个“龟城”的别称,这就是陆游所言的“龟书成城锦水滨”。

公元前316年的事儿,秦国大将张仪、张若打败蜀开明王以后,为防止开明王残余的反攻,便在成都修筑城墙。刚筑好不久就垮了,几个月也未修好。又暴雨不断,所筑的城墙全部垮塌了,一天夜里,张仪、张若两位将军不约而同梦见一只大乌龟在成都这块地方爬行,乌龟托梦说:“将军筑城有诚意,就顺我爬行之道修筑,保证城墙不会再垮!”

次日,张仪、张若便照乌龟所爬的道路修筑高七尺的城墙,还修筑东、南、西、北四门,以及城门楼,说来也怪,这次城墙再也不垮塌了。

成都城很快修好了,形状简直像只大乌龟:东、南、西、北四门正好是乌龟的四只脚,西门修筑的张仪楼既高又大,东门修筑的张若楼虽然矮一点,但结实粗壮,每当太阳出来,东门的张若楼像乌龟的头;西门的张仪楼则像乌龟的尾;而那极不方正的城墙,则像一只巨大的乌龟。

于是,便有了这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别称——龟城。

锦城:因织锦手工业出名

另外,锦城也是代指成都。这个名儿,起于蜀汉时代,比“龟城”晚四五百年,距今有1700多年历史。

成都平原古住今来被誉为“天府之国”。成都很早就有比较发达的织锦手工业。扬雄的《蜀都赋》说:“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左思的《蜀都赋》也说:“技巧之家,百家离房,机抒相和”。南方丝绸之路就是运送成都绸缎到印度的。

三国争雄时,刘备占据成都,他首先发展的就是蜀锦,故诸葛亮说:“决敌之资,惟仰锦耳!”意思说刘备要战胜敌人,军需钱物唯一来自蜀锦。

为发展蜀锦,刘备在今武侯祠一带专门设立有官办的管理锦织的地区。常琥的《华阳国志》说,从今南门大桥直走就是锦官城。李膺在《益州记》中说:“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墙犹在。”这些历史记载都充分证明,当时刘备的确为发展蜀锦专设有地址、官员。

蓉城:芙蓉开花遍成都

成都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芙蓉城,简称蓉城。由来是五代十国时期出现的,当时是蜀后孟昶执政时期。公元932年后蜀皇帝孟知祥病故,他的帝位传给儿子孟昶。这位后蜀皇帝在成都称帝32年。

孟昶称帝这32年,如若说政绩,他没有哪一样有美名的,但唯独他令成都人遍种芙蓉花树,倒成了他的功绩。其实,种芙蓉花树最先也是老百姓,而不是成都的孟昶。成都遍种芙蓉,花开似锦,从那时起,成都便因花而得其美名--芙蓉城。

时光悠悠,蓉城这名儿始终不能抹掉。孟昶当年命令栽种芙蓉是为了他开心、观赏。而人们遍种芙蓉则还有美化市容、清新空气的目的。基于芙蓉树在成都的历史影响,1983年5月26日,市九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决定:正式命名芙蓉花为成都市市花。现在蜀都大道龙泉段,特别是金牛大道两旁,每到秋天,芙蓉花成排地迎着秋阳,或红、或白地开放,极为好看。

少城:小街小巷似蜈蚣

成都的别称还有“少城”、“太城”。有人说少城太城都是一回事儿,都是满清王朝统治时期修筑,供满人居住的。

这种说法不全面,或不完全对。宋代诗人范成大曾记载说:“少城,张仪所筑于城也。土甚坚,横木皆朽,有穿眼,土相着,不解散。”明代史学家曹学全在涉及到少城考证时,引用一位叫李石的人,他在为诗作序时说:“张仪,司马错所筑太城,自秦惠公乙巳岁至绍兴壬年,一千四百七十六年虽颓圮,所存如断壁峭立,亦学舍奇观。学舍在南,则太城可知矣。

上述史籍告诉人们,太城少城都是公元前316年前筑龟城时,同时修建的两座建在西南方向的,比龟城小得多的称为子城。可能是一座稍大,或先修好,取名便有太城,少城之分。

由此,我们便知道少城非满清时才修建,才有其名的。

这满城又叫少城。原来,满清王朝统治中国时,住成都的满人全居住在昔日少城境内,并在少城东边修一城墙与汉人分开,这城墙后来取掉,但留下名儿即今东城根街。由于少城全住的是满人,便又有了“满城”之称。 郑光福

琴台路:相如抚琴文君听

不晓得吧?成都最早叫“龟城”

琴台路,摄于90年代。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临邛卖酒一事,震惊了卓王孙及整个临邛。卓王孙倍感愤懑……

杜甫曾有诗云:“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此诗是杜甫晚年在成都凭吊汉代司马相如遗迹——琴台时所作,名为《琴台》。

相传,西汉时期,蜀郡才子司马相如爱上了富豪之女卓文君,两人在成都生活,就居住在今天成都的西较场到文化公园一带,那条闻名遐迩的“琴台故径”正是为了纪念他们。

当“穷小子”爱上富家女

相传西汉时期,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爱上了临邛(今邛崃)富豪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在琴台上弹奏一曲《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一绝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胡颉顽兮共翱翔。”卓文君隔帘窥听,为相如之潇洒风姿与不羁之才所动。然而这件事却遭到卓王孙的竭力反对,卓文君不畏封建礼教束缚,与相如在一起。愤怒的卓王孙没有给女儿任何嫁妆和财礼。相如家徒四壁,夫妻俩便开了个酒店,以卖酒营生。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裤(即围裙,形如犊鼻),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如今在邛崃市临邛镇里仁街有一口“文君井”,被认为是当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卖酒的地方。

在朱飞编著的《四川广记》一书中,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临邛卖酒一事,震惊了卓王孙及整个临邛。卓王孙倍感愤懑,在叔伯、弟兄的劝说下,他才同意分僮仆一百人,钱一百万作为给女儿的陪嫁。不久,文君便与相如离临邛回成都,购买田地和房屋,过着富裕的生活。

现琴台路并非当年原址

话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生活在成都哪里呢?在明天启年间修的《成都府志》中有记载:“琴台,府城西南五里,汉司马相如宅……嘉庆中学宪陈鎏,建坊于五里铺路傍,题日琴台。径沿小径,半里许始达琴台遗址,树松柏。”

四川著名民俗学者袁庭栋在《成都街巷志》中解释,从晋人李膺的《益州记》中关于“市桥西二百步,得相如旧宅”和“海安寺南有琴台故墟“的记载,大致将司马相如当年的故居(古人笔下的琴台也可能就是指的故居)划定在了今天的西较场到文化公园这一地区。

袁庭栋说:“因为汉代市桥的位置相当于明清的金花桥,在今天的西较场东北的同仁路口附近,这一点大致可以肯定。而海安寺相传是在青羊宫范围内,今天琴台路的位置正是在当年市桥的西边,又与青羊宫相邻,所以琴台路的命名应当是有一定根据的。”

不过,现在成都市区这条闻名遐迩的琴台路并非当年的原址,而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大规模扩建而规划的一条仿古街道,正式命名为“琴台路”。

“琴台故径”名字的由来

“在十二桥南侧,是改革开放之后新建的仿古一条街琴台路。”袁庭栋说,这块地原本是清代西城墙外的菜地。1913年开辟了通惠门之后,沿城墙边修筑了从通惠门到青羊宫的一条小路,名字叫环城左路。1960年,在被拆除的城墙的基础位置修成了一条街道,命名为建设路。

不过,这两条路的街名都没有流行,成都人一般都把这条街叫做西门城边街,所以在1977年又正式更名为西城边街。在《少城文史资料》中记载,1987年5月对此路进行改造扩建,道路两侧改造为仿古建筑,并于是年9月修建了跨街仿古牌楼“琴台故径”,正式将此街命名为“琴台路”。

琴台路全长920米,沿街全部仿汉代风格。街道入口处是大牌坊,顶端悬挂的牌匾上书写着“琴台故径”四字,前后配有“乘兴上高台看玉垒浮云古今多变,闲来泛溪水接草堂遗迹风雅长存”等对联。街面全部由青色的汉代画像方砖铺就,画像内容多为凤求凰故事片段,另有汉代宴饮、歌舞、弋射、车马出巡等生活图景。

如今的琴台路已经被正式授牌为中国特色商业街和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后又成为“楹联一条街”,变成了成都市最具特色的街道之一。

华西都市报记者 肖茹丹

黉门街国学巷:国学文脉贯今昔

不晓得吧?成都最早叫“龟城”

黉门街因华西医院而成繁忙之地。刘陈平摄

黉门街紧挨着国学巷,直通老南门大桥。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个地名的时候,都会看错以为是“黄”或者“簧”字 。 其 实 这 个 字 念“洪”,是一个现代汉语中不怎么使用的罕见字。而说起国学巷,大家都会想起全成都日人流量比春熙路还多的地方:华西医院。

【黉门街】因存古学堂多秀才而得名

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介绍,“黉”字的本义是古代官办的学校,“黉门”就是古代官办学校的大门。“古时朝廷实行科举制度的时候,凡是考中了秀才,就算正式进入了官学,人们对此就有个说法叫‘身入黉门’。”成都这个黉门街的得名,也跟黉门的本来意义有关。

清末,国学巷里办了存古学堂,所开设的课程基本为经学、史学、词章三科,所招的学生也大多是废科举之前各县的秀才。这么多秀才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时间一久,学堂前的这条小街就被命名为“黉门街”。

虽然存古学堂的名字一变再变,也从一再改组中由中等科升格为大学,学生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是“黉门街”的名字却一直保存了下来,没人记得这之前,这条街是无名还是有名。

为买米发生“抢米事件”

抗战期间,这条街上还发生过在全成都都很有名的事件:抢米事件。袁庭栋讲,抗战期间,成都作为大后方,一方面聚集了相当多的外来人口,一方面还担负起为前线筹措军粮的任务,大米的供应一直相当紧张。

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奸商在一部分军政要员的支持下大量囤积居奇,以牟取暴利,“原四川省主席刘湘的遗孀刘周书就在黉门街上的重庆银行仓库中囤积了大量大米。”1940年3月,成都不少粮店里面已经无米可卖了,很多平时一升一升买米吃的穷苦人家眼看就要断炊。

“13号这天,一些想买米的群众就来到黉门街上重庆银行的仓库大门前,要求买米。但是仓库的门却一直是关着的。想买米的群众就越来越多,把整条街都堵得水泄不通。银行打电话报告后,国民党警察当局派了警察过来武力驱散群众,还抓了在现场采访的进步刊物《时事新刊》青年记者、共产党员朱亚凡。”

【国学巷】存古学堂 为保存国粹而立

第一次出现“国学巷”这个地名,还是在1918年。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考证,那个时候这条路上有个国学学校,校门坐东朝西开,街巷命名时,因为这条巷里有国学专门学校而得名“国学巷”。

国学学校的历史要往前推到晚清,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废除八股文,西方自然科学等“西学”被全面引进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有官员认为应该保存传统国学,清政府于是通令全国开办“存古学堂”。四川也在这种情况下准备办“存古学堂”。

学者郭书愚在《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一文里详细考证,1909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奏请川督设立四川存古学堂,当时的川督赵尔巽同意了。存古学堂的地点就选在了当时成都城的南门外,清代著名武将杨遇春的宫保府旧址。学务公所一开始是出银5000两典押了这块地方,第二年又向杨氏后人补银5000两将宫保府买断归公办学。1910年7月,四川存古学堂的首届学生正式举办了“开学礼”。

更名“国学馆”并入国学院

这个存古学堂和国学巷得名的国学专门学校又有怎样的关系呢?郭书愚考证,四川保路运动后,存古学堂的运作也受到了政局动荡的直接影响,新班不能开学,已有的学生也是在非常规情形下勉力维持。1912年2月,存古学堂改名为四川国学馆,教学事务归入“教科之部”管理。

1912年6月,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在三圣街成立了国学院,一馆一院的职能相当重合,根据“事从积极进行,款从消极进行”的原则,省议会决定将二者合并,国学院迁入国学馆的旧址内。

再度更名成四川省国学学校

1914年,四川行政公署停办四川国学院,改组专办“四川省国学学校”。1919年,学校改组并更名为“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后来被并入公立四川大学,成为“公立四川大学文学院”,最后,并入“国立四川大学”。1931年,四川大学文学院并入皇城的四川大学校舍,这里又先后办过川大附中、私立济川中学和成都十六中。

尽管多次易名改组,学校均以“国学”一脉相承。袁庭栋介绍,四川存古学堂建立后,四川省有名的神童和奇才谢无量为首届监督(即校长),刘师培、廖平、宋育仁也先后担任过校长。蜀中研究传统文化的著名学者几乎都被聘请了去。著名学者蒙文通、向宗鲁、彭云生都曾经是这里的学生。 华西都市报记者 王茜

文庙街:官办学校“首发”地

因文庙街浓厚的学习氛围,这里也催生了“学区房”。这一带,也是成都公馆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从唐代开始,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文庙,成都也不例外,甚至还不只一个——成都府文庙、成都县文庙、华阳县文庙。

一千多年后,这些庙已只存在于史书中,然而,一代代文化传承,孕育了如今人才辈出的文庙街。

原名文翁坊以纪念文翁兴学

位于南门的文庙前街,因成都府文庙得名。文庙是古代祭祀孔子的祠庙,成都府文庙,修建于唐代。在唐代之前,也就是文庙还未修建的时候,这里就因为“文翁兴学”而十分出名了。所以,文庙街的“文”字,并不来自文翁,但却与文翁有着莫大关系。

文景之治,国富民殷,然而,相对于中原地区,西蜀的文化却十分落后。汉景帝末年,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守,来到成都兴学,“修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子弟。”那个时候,为了防火,讲堂用石头建成,被称为“石室书院”。

因为文翁对西蜀文风教化的贡献,书院所在的街口,建有纪念他的牌楼,这条街也被叫做“文翁坊”。然而,因为战乱,书院、牌楼被毁。到唐代时,这里修建了文庙。之所以选在这里,民俗学家袁庭栋认为,这与文翁兴学不无关系。因为,除了祭祀孔子,文庙还有另一个功能:官方学校。

正因为如此,它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成为了各个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体现。来这里祭祀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祭拜的,除了孔子,还有很多名儒先贤,比如朱熹。这一带的街名,也改以“文庙”命名:文庙前街、文庙后街、文庙西街。

古代就很“抢手”的学区房

文翁的石室书院,是第一所由省级地方政府兴建的官学,开中国地方官办学校之先河。书院建成后,慕名而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成绩好的,被文翁送到都城长安继续深造,学成后,他们又回到书院任教。

今后两千多年里,虽然时移世易,但石室书院所在地,却未停止过办学。现在成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成都四中(成都石室中学)就在这个地方。四川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高等学校、四川最早的示范学校、成都最早的女子学校,都建在文庙街。

从“孟母三迁”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家长都不惜为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而“折腾”。因为文庙街浓厚的学习氛围,这里也催生了“学区房”。这一带,是成都公馆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川军将领李家钰、著名画家聋道人、当代著名文史专家唐振常等都在这里生活过。

灰黑的砖墙、红色的窗框,整体欧式造型的小楼,屋檐却是中式的雕花。位于文庙前街92号的这座建筑,大约修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这里,是川军将领李家钰的故居。2012年,这里成为成都首批启动挂牌保护的13处历史建筑之一。

汉学家马悦然夫妻定情之地

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在1948年时还只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那时,他到四川研究方言,师从向闻宥。在暂住的位于文庙后街的公馆里,他认识了公馆主人、化学教授陈行可先生的二女儿陈宁祖。

18岁的陈宁祖,单纯又美丽,第一次见到马悦然时,她正因病在家休养。马悦然成了她的英语老师,而她则成了马悦然的小助手,帮他整理方言卡片,两人还会一同淘旧书、看电影。

两人暗生情愫,然而,由于马悦然在瑞典时已经订婚,他只能将对陈祖宁的感情默默放在心里。直到得知未婚妻已经移情别恋后,马悦然才如释重负,终于勇敢地向陈宁祖表白。这时,马悦然已经离开成都来到了香港。

收到心上人的求婚电报后,陈宁祖一口同意了。1950年9月,分别两个多月的两人再次重逢。四天后,他们在香港九龙道风山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华西都市报记者 吴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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