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下党印刷工人支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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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8日17:19:31 评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抗战时期的反共高潮,成都形势日趋紧张,党领导的印刷排字工会和以印刷工人为主的“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停止了活动。工会和“工抗团”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被迫转移,印刷工人的斗争转入了低潮;但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印刷工人中留下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历程,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建立了地下党印刷工人支部,为提高工入觉悟,改善工人生活,迎接解放做出了应有贡献。

一九四七年春,“四川大学印刷厂”在贵州馆街成立。这个厂从职员到工人都是进步人士。成员有周臻、陈西虞、沈汉、周绪贤、王宏吉、王群(女)、陈沛森、马重义、刘国炽、李瑞明、朱锐敏、田相荣、黄永森等三十余人。“川大印刷厂”从此就成为我们进行进步活动的可靠基地。

一九四七年四月,陈西虞作了转移,我们这批人由周臻领导(周是当时川大印刷厂总务)。在他的领导下,逐渐把一些经过几年考验,政治上可靠的印刷工人,分批发展为中共正式党员。到一九四八年初,印刷工人中已有党员四人:马重群、唐敦吉、刘国炽、黄永森。在地下市委工运负责人张运昌(现名杨文祥)的指示下,成立了中共成都印刷工人支部。支部由马重群、唐敦-吉、黄永森三人组成。由黄永森担任支部书记,并负责与职工区委负责人杨尚平取得单线联系。接着又发展了罗俊卿和李瑞明等至人入党,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印刷工人支部已有党员十一人,_在支部周围的进步群众约六十多人。分布在工商导报、建设报、省府印刷局、新民报、黄埔日报、华西日报、四川时报、西方日报、启文印刷局、华英书局等十余家报社和较大的印刷厂里。另外还有实验小学工场、五月印刷厂和皇城坝周围一部分贫民青年,小天竺一部分青年工人等约六、七十人,以及一些老教工和我们团结在一起。

那时,我们发展党员是很慎重的。在我的记忆里,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吸收入党。

热爱和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解放事业,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在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中从事一段时间的进步活动(有些是数年)表现积极,觉悟较高,历史和社会关系清楚,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保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决议,不变节、不投降;入党要写申请书,但都写得比较简单,主要是看当时对敌斗争的表现和阶级觉悟程度。因那时处于地下,又是极秘密的组织,谁是共产党员,只有加入了党组织的人,才知其中一、二人。

地下党的组织纪律是很严密的,党员只有上下的垂直关系,不允许有横的关系。工作联系或接头时,也不告诉自己的工作地点和家庭住址,接头都用暗号,一般都用化名,以尽量避免敌特的破坏和内部不坚定分子的出卖。

加入地下党组织,要不怕被捕、受刑、杀头,还要经常受到失业饿饭的威胁。地下党印刷支部的党员多是外县来成都谋生的穷工人,工资很低,遇到困难,全靠同志间互助共济。

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斗争性,支部生活,大部分时间是研究斗争策略和了解斗争情况。有时也了解一些敌特活动情况,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适应当时的环境,同时也经常进行气节教育,以防万一发生了不测事件,才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支部建立后的主要工作:

1、团结群众,提高群众觉悟

一九四八年三月,陈沛森和马重群等同志约集二寸余人,组织了“工人储蓄会”,公开的宗旨是团结互助,克服失业困难。实际上是为了团结教育群众,开展进步活动。印刷工人支部建立后,通过这个组织的一部分成员,晚上到皮房街基督教礼拜堂内活动,以教堂作为掩护。另一部分力量放在实验小学成人夜校内和后来的上西顺城街小学所办的夜校以及华西大学的工人夜校中去活动。实验小学本是一个国民党的贵族子弟校,教导主任较反动。但由于该校受教育家陶行知的影响,加之校长胡立颜较进步,教师中有些是民盟成员,所以当时对学生可以教唱《跌倒算什么》等进步歌曲,民主空气较浓。我们就有意识地去那里开展一些进步活动。经过两年多的群众工作,我们将皇城坝周围一部分在夜校读书的贫民和实验小学附设的实验工厂以及七、八名印刷工人,组成了“英光团”,作为夜校同学会的核心,前后共团结三十至四十人,其中进步积极分子近二十人。解放后,他们积极工作,大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我们在青年工人中的活动,多采用个别谈心、交友等方式。互相关心学习、进步、生活等办法,逐步提高青年工人的觉悟。同时,也尽力劝导少数青年工人,不要去参加青年军,不要去为国民党卖命。成都临近解放时,又劝阻部分青年及工人,不要去参加“反共救国军”,千方百计,促使蒋家王朝早日垮台。

2、—九四八年春,成都几家报社的印刷工人,通过互相串联,决定向国民党印刷工会理事长舒晶祥提出要求,并迫使舒代表印刷工人,向报业同业公会老板们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当时货币贬值,物价猛涨,印刷工人提出增加工资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可是竟遭到当时报业同业公会头目陈斯孝(新新新闻总经理)的拒绝,于是印刷工人罢工了。

罢工先从民营报纸罢起,如《新新新闻》、《新民报》、《工商导报》等。一两天内就波及《新中国日报》、《建设日报》等官办报纸。全市报纸在几天内几乎全部停刊。当时成都市是一个有七十三万余人的城市,又是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市面上几天看不到报纸,影响很大。国民党反动当局慌了手足,报业老板伯不好交代,也想尽快解决。那时候,报老板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毛不拔是不行的,于是开始同工人谈判。他们先通过同舒晶祥商谈,再由舒到三义庙茶馆来向各厂代表和工人们回答商谈情况。罢工当中国民党反动当局还派特务来监视我们的活动,但都被我们识破了。这次罢工由于工人坚持斗争,从酝酿到复工出报,大约经过六、七天时间,报老板几经反复,终于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工资由二斗八升米增加到三斗六升米,罢工取得了胜利。

成都印刷工人的罢工,社会影响较大,几天看不到报纸,大家就议论纷纷。这还影响到各领域的正常活动,如工商导报每天所登行情,是直接关系到拆实发工资的依据,如无报纸,到发工资时就无参考依据。一九四八年年底,由于货币贬值,物价一天几变,到处是一片涨风,所以,四九年初工人又开始罢工了。

四九年初的这次罢工,行动较前几次统一、迅速,不仅在各报社,而且一般杂件厂工人也罢了工,国民党省府印刷局的工人也派代表来参加了罢工斗争。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打人民解放军两次战役均遭惨败,但他们还企图稳定成都,维持生产。所以,对这次成都印刷工人为增资罢工,解决得较快,报纸停了四、五天就复刊了。

在罢工斗争中,我们成都地下党印刷工人支部的大部分成员,以印刷工人的面目出现,和工人在一起参加战斗,对工人们慷慨激昂的发言表示支持和赞扬,对印刷业当中的特务活动,也特别警惕,严防他们捣乱。通过罢工斗争加深了对各印刷厂的了解,从而认识更多的印刷工人和罢工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以利长期开展党的工作。

关心工人生活。我们支部不仅重视全市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而且对有的工厂工人的生活福利改善也很注重。例如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省府印刷局的工头不顾工人死活,将仅有的一炔当床使用的木板也抽走了,工人无处睡觉。在地下党的鼓动下,我们约集了一部分工人,向该局工头提出抗议,要求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归还木板。结果,局方看到工人群情激愤,只好让步,决定每人发一床草席。工人通过斗争,暂时改善了居住条件。又如一九四八年底,《华西日报》倒闭,报老板赵星洲不但不发遑散费,而且连所欠工人的工资也不发,大家义愤填膺,选派代表到老南门莲池街找赵星洲解决。赵表面上很客气,开始还说了些同情工人的话,但不接触实际问题。我们又一次提出所欠工资和遣散费的问题。代表们指出:关停工厂是你们的自由,我们工人管不着,但你们总得把欠我们的工资发下来,工人要生活,工厂关闭或外迁都有责任发给工人遣散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只要你能合理解决,我们就各奔前程……。这些话有理有据,说得赵星洲哑口无言。他犹豫了很久,快到下午三点时,终于同意了工人的要求。我们这次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迎接解放。一九四九年五月,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地下党暂停发展,党的中心工作是积蓄力量,准备迎接大西南的解放,做好敌伪资料的收集工作,以便解放后接管清理;搞好护厂、护路等工作,避免敌人破坏。我们印刷支部根据党的指示,停止了发展工作。通过党员同志收集了一些国民党政府各组织机构和上层人士,以及各印刷厂、各新闻通讯社、各报社及一部分书店的特务名单、枪支弹药数量和这些组织机构的性质等情况,前后花了半年时间,整理出很厚一叠资料。成都一解放,我们就把资料全部交给了军管会,对当时了解敌情和接管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还发动群众进行护厂斗争。当时在成都的省府印刷局,是最大的官办工厂,大门口长期有武装岗警守卫。我们通过厂里的三个党员,做警卫的工作,改善关系,秘密串联发动群众,共同护厂。该厂一九四九年两次发生火灾,都被我们和群众及时扑灭了。特别是十二月那次的火灾,从现场分析,是有人故意放火,企图烧掉财务簿和营业簿,掩盖其贪污罪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省府印刷局被接管后,我们通过査账,发现他们确有贪污行为。经过审理,有几个人就退出贪污款银元七千余元和交出短枪一支。

成都临近解放时,我们支部的全体成员都未离开本市,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并且把迎接解放大军迸城的宣传品的印刷任务,安排到四川大学印刷厂和省府印刷局。还规定省府印刷局的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离开工厂,时刻等待接受新任务。解放军进城那天下午,军管会接管了省府印刷局,我们地下党一跃而到地上,并协助军管会,很快恢复了生产。

回忆三四十年前之事,遗漏、错记难免,请知情同志指正、补充修改。 ——黄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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