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成都工人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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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8日17:39:30 评论

一一《四川日报》的“生活线”专栏

1937年3月,《四川日报》由重庆迁往成都华兴正街。党对《四川日报》极度重视,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成都市党组织加强了对该报的领导。1938年5月,党派当时的市委书记杜桴生专门负责编辑《四川日报》(由韩天石接任市委书记),并兼任文委书记。当时,党内已有杜桴生、朱一凡、叶凯和刘彦槐四人分工负责该报的编辑和发行工作。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四川日报》不断丰富其革命的政治内容,它除了及时报导抗战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救国方针外,还开辟了不少反映成都工、商、学各界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的生活状况及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文艺园地和其他类型的专栏。其中,尤以反映当时成都工人阶级面貌的专栏“生活线”最为突出。

一、“生活线”的创办情况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加强了后方的抗日救亡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工人队伍的组织和领导,通过各种渠道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救亡活动。以印刷工人为主体的“成都工人抗敌工作团”正在酝酿成立。为了宣传党的抗战救国方针,反映成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反映以“工抗团”为主体的工人救亡活动及其改善政治经济待遇的要求,急需在文化宣传战线上开辟工人自己的舆论阵地。当时,党在成都工人队伍中已培养和团结了一批宣传骨干,他们撰写了大量救亡作品,也需要一个比较固定的报刊来登载。由于缺乏经费和专门的编辑出版人员,创办独立的工人报刊确有困难,于是,在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决定以《四川日报》为基地,开辟成都工人自己的宣传园地。《四川日报》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它在经营上属民营报纸,经济上得不到官方的津贴,全靠登载广告来维持。报纸是四开小型张的,竞争不过当时的大报如《新新新闻》等,加之该报社本身无印刷设施,要靠印刷厂付印,纸张也需购买,因此,经费十分紧张。甚至编辑人员每人每月应发的十元生活费也不能保证。但是,以抗日救亡为宗旨,以服从党的指示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己任的《四川日报》克服了重重困难,毅然承担了这个重任。从1937年秋开始,《四川日报》便抽出编辑人员,进行调査统计、走访作者、组织稿件、准备版面等工作。1937年10月,“工人园地”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工人园地”的前10期署名由“工人生活社”主编,11期开始由《四川日报》编辑,共产党员黄启民任主编,并改名为“生活线”,以后一直沿用此名。从第五期开始由黄启民和印刷工人、成都工人抗敌工作团团长、共产党员祝孑人合任主编。“生活线”从1937年12月3日至1938年7月16日在《四川日报》上一共出版了21期,加上1938年5月30日由“工抗团”主编的纪念“五卅”宣传大会特刊,共为22期。每期都在《四川日报》的副刊上用整版刊登,出版日期不固定。22期总计约10万字。该专栏从第一期开始,都在刊头下面标明:“这是工人店员的园地,欢迎工人店员投稿”,明确反映了专栏的特点。除一部分转载的文章外,“生活线”上的作品和报道几乎都由工人作者撰写。

22期“生活线”所刊登的作品和新闻共119篇,按体裁形式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评论文章,包括编辑人员的评论文章,工人、店员对时事的述评和杂感等共39篇;第二类为记叙文,包栝作者自述、日记、回忆录以及转载的事件经过等共29篇;第三类为文艺作品,包括诗歌、散文、歌曲、小说、美术习作等共21篇;第四类为通讯报道,包括通知、宣言、声明、提案、启事和动态新闻等共23篇。

1938年秋,国民党右派势力破坏统一战线的迹象日趋明显,后方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受到限制,《四川日报》的处境也更加艰难。“生活线”专栏的主编祝康龙(祝孑人)随《四川日报》总编辑杜桴生到《民声报》筹办小印刷厂,“生活线”专栏也被迫转移到《民声报》上刊登,以后,一直办到1939年上半年。由于成都的《民声报》至今尚未查到(成都市各图书馆已查遍),无法了解1938年8月以后出版的“生活线”的内容,但《四川日报》上发表的22期“生活线”的全部资料,已基本上反映了抗战初期成都工人阶级的面貌。

二、“生活线”的内容

“生活线”专栏以它广泛的题材,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朴实的语言,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抗战初期成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的史实。现分述于下:

1、反映成都工人当时的生活状况

“生活线”这个名称,本身就明确表示了它是直接反映工人生活现状的。从“生活线”的刊头设计上看,则更为明显。整个刊头由一幅单色木刻构成,安排在整个版面上方正中位置上。图案偏左的地方,有醒目的“生活线”三个大字,偏右方有三个弯腰曲身进行劳作的苦力者。其中两人只穿着短裤,袒胸露背,一根根肋骨仿佛随着他们艰难的步履更加突出,图案的下半部,一条条田垄线,从三个苦力者的脚下一直延伸到远方。整个画面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成都广大劳苦群众为了生存而含辛茹苦、沉痛挣扎的情景。

“生活线”中反映工人生活状况的文章和报道尤为丰富。创刊号的第一篇作品就是“抗战中的工人生活问题”,作者祝孑人开门见山地指出:“为了全民的生存和个人的生存,一般在平时生活下的工人,这时也坚强地负起这任务来了。可是,由于抗战的影响,一些准汉奸们,为了要保持自己的利益,对他们(工人)的待遇,还是少有改良,使他们抗战的信心不能增高。这对抗战的前途是有极大的阻碍的”。“还有少数的工厂,为着他们的收获欠丰,为着利益的打算,不得不在工人身上来想办法。工人不从,工作生活就恐成了问题”。作者拉开了“生活线”的序幕,控诉了亲日派汉奸和一些利欲薰心的资本家,利用战乱和危机加倍盘剥工人的罪行,表明了“生活线”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基本立场。

紧接着,一篇篇倾述工人苦难的文章纷纷发表。在“谁给我们的遭遇”(第2期)一文中,作者杨祚禄写道:“我是一个长机帮工人,现在已整整做了二十年活。这二十年之内,所得到些什么呢?吃不饱,穿不暧,今天焦,明天愁,整个身体全带着疾病。这是谁给我们的遭遇呢?”“现在我们的生活情况呢?你们看吧,一个工人很早就去做工,一直到晚上很迟才能休息。一天做得来精疲力尽,所得到的报酬呢?除了一天两顿饭以外,依规矩还可得到一角、二角、多至三角的工资,可是要做几天才能做一匹货?”“假使你有家庭的话,那吗,只有眼看你的妻子儿女冻死、饿死!”由于战祸的影响,经济萧条,资本家老板们又以“抗日”为名,加紧裁员和盘剥在职工人,作者因此进一步反映:“现在连我一个人的生活也将保不住了,因为我的工作只有一两天就可以做完,做完了就不能再做,就只有失业。”作者正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倾诉了长机帮工人的苦难。

在一篇题为“饥饿”(第14期)的街头速写中,作者苍生记述了一个因失业而流落街头的乞丐,由于过度饥饿,抓食别人一块面饼而惨遭毒打,最后被打得昏死过去,持鞭人怕赔偿装尸用的火匣子,方才罢休,怒骂几声,扬长而去。在“痛心的回忆”(16期)一文中,作者正良痛陈国难当头,成都的店员学徒当时的处境和悲惨遭遇。作者从14岁开始便因家贫辍学,被迫流落到社会上。后来到一家书店当学徒。他每天要给老板烧茶点烟、扫地抹屋、取邮包、当搬运,稍不留心,还要遭到老板的责难和打骂。繁重的劳动不但摧残了他幼小的身心,而且沉重的精神负担深深刺伤了他的心灵。他想读书,想供养年迈的双亲,想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黑暗的现实使他的希望成为幻梦,终日劳作,备受艰辛,到头来连本人的温饱也保不住。在“我的幼年与学徒生活”(17期)、“抗战中的工人店员”,“店员救国要读书”(5期)等作品中,也叙述了工人店员们的痛苦遭遇。

“生活线”的作者还通过纪念“五一”等活动,用欧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生活状况来与自身相比较,从而反映出中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更加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如作者非非在“继续实现三八制”(纪念“五一”特辑)一文中,指出:“1886年,芝加哥工人为了要改良他们的生活,争取他们的要求一一三八制,作了创造的先锋队……现在我们中国工人呢?不但生活没有改良,并且仍旧过着奴隶式的生活!”作者铁拳在“怎样纪念五一”(纪念“五一”特辑)的文章里也写道,美国芝加哥和各国工人的“英勇斗争所得的果实一三八制是在哪儿实现了呢?我们大多数的工人,都是工作十几小时,还不足以言温饱,都还是在黑暗深渊里挣扎,过着艰苦的日子。”

以文艺形式反映抗战初期成都工人的痛苦生活,也是“生活线”的主要特点。如从第六期开始登载,以后一直连载的写实小说“一个工人的死”就比较典型。作者木火以抗战时期为背景,描写了青年工人中平的悲惨身世。中平一岁时就丧父,七岁时又死了母亲,以后靠哥哥嫂嫂抚养。由于生活所迫,他被送到一家匹头铺当学徒。他为人忠厚、正直,干活也很卖力,平时还抽空自学文化。但因国难严重,经济萧条,老板对学徒帮工的剥削也日渐加重,中平忍饥挨饿,埋头苦干,却无法摆脱自己的悲惨命运。小说描述了中平和老板的女儿芳小姐认识、相爱,老板得悉后,施展阴谋,迫使二人分离,中平因忧虑过度而身患重病。最后,狠心的老板竟将中平解雇回家,中平在极度忧愤中病死。小说深刻地揭示出,青年工人如果不把自己的命运同整个阶级、整个时代相结合,而单纯地去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解放,其结果只能以悲剧告终。

除小说外,大量的诗歌也倾述了工人的苦难,发出了悲怆的呼喊。如祝孑人在第2期发表了诗歌“船夫曲”,诗中写道:

“嘿哟、嗨哟!把它拖到那边坡。一根藤儿系着舵,大家鼓劲往前拖……不到那边不息脚!嘿哟,嗨哟丨拖到那边好烧锅。这顿吃的是包谷饭……数九天衣裳穿得薄。”这生动的描写,使当时纤夫们为了生存而痛苦挣扎的情景跃然纸上。作者在“打粧〔夯〕歌”(第9期)里又写道:“啊哟,打哟打哟,天天打哟……不够吃哟,啊哟,就流汗哟。这鬼凸地,要打平哟!”作品用当时建筑工人的呼声,表达了他们生活的艰辛和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真是“不平则鸣”。此外,作者德光的“端起一碗稀米饭”、祝孑人的“壮丁”等诗歌,也都生动地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成都工人群众的苦难生活。

其他文艺作品以作者伏戈的美术习作(漫画)“夜来时闻风雨声,不知精血去多少(第6期)较为突出。画虽略嫌简陋,但却是取材于现实生活,深刻感人。整个画面四个边都涂上黑色,表示夜深人静。画中一个衣衫褴褛的排字工人站在一间破敝不堪的排字房里,他左手擎着一只燃着的蜡烛,右手在不停地拣字。他的面前,一排排铅字板架占据了小屋的大部分位置,好似一副副沉重的伽锁将他牢牢束缚着。作品反映了成都排字工人夜以继日,辛苦劳作的景况,它那悲天悯人的题字也生动地反映了作品内容,使人看后感到心酸。

以上材料说明,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下,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破坏统战、对日妥协投降的势力仍然存在。他们在后方,纵容和支持一些利欲薰心的资本家,打着“抗日”的招牌,变本加厉的盘剥广大人民。作为后方重要城市成都的广大工人群众,同样蒙受着战祸和苛政带来的灾难,他们仍旧过着啼饥号寒的生活。

2、反映成都工人对改善生活和参加救亡运动的强烈愿望

成都是建党最早的城市之一,早在大革命时期,党就领导成都工人阶级为争取生存权力,反帝反军阀而英勇斗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成都工人阶级从来不会俯首听命,甘愿作奴隶。然而在抗战爆发、国难当头的特殊历史时期,为了贯彻党的抗战救国方针,维护统一战线,他们更加注意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斗争策略,“生活线”便成为工人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参加救亡运动的主要喉舌。

在“生命的怒吼”(第3期)这首诗中,作者祝孑人代表苦难的工人弟兄发出这样的呼喊:“我们要活命,我们要生活,我们为使不受冻饿,终日在这黑暗的角落里劳动着。流尽血汗,何曾有人相问过;历尽艰辛,到头还是无归宿……我们要活命,我们要生活,在这争取民族解放的时代,举起我们颤抖的黑手来吧!来粉碎这生命的枷锁,唱起我们自由的歌来吧1来洗涤这黑暗底角落”。“生活线”第3期登载了成都工人生活社拟定的“在悼刘大会上的提案”,该提案以悼念刘湘为名,实际内容却完全是反映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其中明确提出了争取“切实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工人失业”、“开放工人言论及集会出版之自由”、“提高工人文化程度”等项基本权力。每项提案后面还附上了理由和具体实施办法。这个提案既反映了贫苦工人的呼声,又注意了斗争策略;既维护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又不损害统战方针政策,无疑对争取社会的广泛同情、促进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生活线”第6期中“编者的话”,是代表编辑部登出的正式启事:“本刊从下期起,特辟一信箱专栏为我们工人、店员、雇佣等解决一切问题,如我们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或没有地方来说的一些话,不管它是国家问题或身边琐碎,均可尽量地在此发泄来作公开的讨论。”启事的后面又专门附言:“来稿不宜过长,请交四川日报社转,再附上通讯处。”这个公开的启事有力地证明,该专栏是真正的工人园地,是专为工人鸣冤叫屈、为工人伸张正义的地方,是不折不扣的工人自己的专栏。从此以后,工人作者们便开始更勇敢、更明确、更具体、更频繁地在专栏上提出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如作者夏震在“开展四川的工人运动”(第7期)一文中提出,“在生活方面,如何引起工人对于工作的兴趣,而不认为工作是苦恼。”“如河减少工作时间,而不使其过度的疲劳。我们知道每一个工人(四川的)工作是不分昼夜的,随便牵出一个工人来,他们的精神都是萎靡的,面上是贫血的。”“他们每月收入大概只有数元。有十元以上者,简直是凤毛麟角。自身生活已不够用,还要供给妻室儿女。”作者因此而进一步提出,要求“取消工头制,因工头是直接吮吸工人血汗的蟊贼。”在政治方面,作者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成熟的主张,如“促进工人对政治的认识”、“普及工人识字”、“组织业余活动”、“普及军事训练”、“组织各种工人联合会”等等。“生活线”主编祝孑人也撰写了大量反映工人政治经济要求的文章,如在“展开工运的两个根本问题”(第8期)和“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第9期)中,他阐述了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改善工人生活问题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首先指出,“工人的生活是牛马的生活,这句话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正因为工人的处境太悲惨,连基本生活都不能维持,因而更谈不上学习文化,顾及不了国家大事。尤其在抗战期间,国难严重,“人民的负担更形加重”,苛政压得他们喘不过气,以至使他们“对抗战缺乏信心”,为此,要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必须“废除苛杂,减清(轻)高利贷,救济失业,增加薪资。”“这样才能提高人民对抗战的信心,才能动员广大的人民参加前方和后方的抗战工作。”在“青工运动专刊”的“为劳动青年呼吁”一文中,作者提出了更为完整的主张和要求:“第一,要依照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组织农工商……各职业团体。还没有组织起来的,赶快组织,已经组织起来的,改善而充实之。”“第二,要改善人民生活,以政治法令和全民监督的力量,在不妨碍抗战的条件下,尽量消除劳动者的困苦。”“优待参加抗战的劳动青年;救济失业;规定工作时间,学徒年限和最低工资;严禁打骂和非法禁闭;限制罚薪和开除;改善工人卫生设备;废除一些有害于抗战的奴役劳动青年的制度,如包身工、养成工、旧式的学徒和奴婢制度等等。”“第三,在教育方面……要多多举办夜校、补习学校、技术学校、识字班、读报组、读书会、劳动青年文化辅助会;开办救亡阅书室、体育场和倶乐部;组织文化娱乐和教育团体,并且加以军事训练。”文章最后还提出,要“救济战区失业难民”、“要有计划地安插,不仅要保证他们不至于死于饥寒,而且要能够予以适当的工作,充实国家的力量。”

3、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

对抗战形势,后方工人应肩负的责任等问题发表评论,为争取团结抗战热情讴歌,号召全体人民奋起抗敌,这也是“生活线”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1期署名“学徒”的作者在“后方的责任”一文中就指出,“这次战争,是长期的战争,我们对前方应该从精神上、物质上来援助。”工人阶级必须“负起后方的责任。”同期作者易学成代表成都工人阶级,在“战歌”中,为抗日救亡发出悲壮的呼喊:“皇皇大中华,生死存亡在这刹那,黄帝的子孙,起来吧,起来打回老家!”作者铁拳在“肩负起我们的任务”(第6期)中指出,“我们在平时辛苦地劳作,节俭的费用中,已尽够了国民的责任了。但是在战时呢,更应该肩负起这伟大的神圣任务。中华民族是为和平而战,为解放而战,为反侵略而战,始终是会得到世界上大多数人之同情的。”“我们成都市绝对多数的工友们,赶快团结起来,加强我们的抗战力量,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给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作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呼吁广大工人同胞勇敢地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同期作者百合的诗歌“晨呼队”更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步伐轻松整齐,声昂气壮,是表现不愿做奴隶的象征……在这国难当头,每个人都应该起来负起责任。虽然我们是书店里的店员学徒,可是有血性的青年,哪管他事业缠身,我们的呼声,要唤醒睡梦中的人!每一声,都要刺入每个人的心!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要再做那沉醉的美梦。我们要自卫,我们要救屆,必需要奋斗。精诚团结,筑成了铁的长城,万众一心,高举起抗日的旗帜。同志们,拿起我们的武器,冲!冲进敌人的防线,把暴日赶出我们的领土!”

作品反映了成都青年店员职工们利用清晨进行战时训练,并为抗日救国大声疾呼的可贵精神,不愧是一篇振奋人心的好作品,富有时代气息。

此外,作者杨用以“献给店员朋友们”为题目,专门对店员职工提出抗日救国的要求。他满怀激情地呼吁:“亲爱的店员朋友们,当我们的祖国正在被强盗侵略,我们的同胞正在被强盗们屠杀、奸淫的时候,我们看目前和想未来,我们再不能徘徊,再不能徬徨了!我们要自动地、毅然地肩上救国的担子,大家联合起来……向着救亡的大道前进!”

还有不少为抗日教亡大造舆论的作品也很富有战斗性。如主编祝孑人作词、工人彭雅罗谱曲的“成都工人抗敌工作团团歌”发表在第12期上,歌中唱道:

“我们是一群饥饿的集体,

来自工厂,也来自乡里。

为了要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们来团结抗敌,

要使中华民族的旗帜,

自由招展于大地!”

团结战斗的歌词,配上简洁有力的曲调,表现了成都工人阶级虽忍饥挨饿,仍不忘救国重任的爱国精神,表现了他们誓同民族的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英雄气慨。诗歌“五一进行曲”(13期)也以铿锵的声调向工人发出战斗号召:“我们已做够了奴隶,这时要学做人!捏紧我们的拳头,看准我们的指针,走向烽火连天的战场。”

发表在第8期上的漫画“用我们的铁拳,把它打出国境”,是一幅别开生面的作品。画中一个挥动铁拳的工人把一个东洋鬼子的手杖打掉,帽子也飞到一边。这幅作品很可能取材于工人自编自演的活报剧。其绘画技巧虽谈不上高超,却生动地表现出成都工人阶级反抗侵略者的满腔怒火和伟大力量。

还有不少作品如“怒吼吧〖成都”、“用歌曲组织学徒”(第6期)、“五一进行曲”(第13期)、“工人是救国和建国中的伟大力量”(第19期)、“青年工人赶快起来参加抗战吧”(第20期)、“用团结来回答五卅”(“五卅”特刊)等等,都是号召工人和各阶层人们团结抗敌的颇有战斗性的文章。

4、报道成都工人参加救亡活动

以印刷工人为主体的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是抗战初期成都.工人进行救亡活动的主力军。“生活线”中反映工抗团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的内容不少。该专栏的主编、作者也有不少就是工抗团的领导成员或骨干,从一定程度上看,“生活线”本身就是工抗团的专刊,是工抗团的宣传阵地。

关于工抗团的成立时间和名称,“生活线”给我们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1938年3月25日出版的“生活线”第7期中“工.人动态”报道:“本市工人抗敌工作团即将成立,并欢迎各界工.人参加”,说明工抗团的组织筹建工作此时已基本就绪。同年4月29日的第12期中又登载了“成都工人抗敌工作团团歌”,证实了该团公开成立的时间在1938年4月。由于国民党省党部有意限制工人的进步活动,不准工人把救亡工作“扩大化”,因而在审批时将“工作”二字改为“宣传”。1938年5月,“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才正式命名并取得了一些公开活动的权利,在这以前,工人抗敌工作团基本上是以半公开的形式开展活动。

1938年是工抗团和其他救亡团体(当时成都各界包括工抗团在内共有16个救亡团体)活动频繁的时期。“生活线”’和《四川日报》其他版面记载了工抗团的一系列活动,如工抗团组织召开“五一”纪念大会、参加“七七”抗战一周年的集会和游行、声援印刷工人的加薪斗争、发动群众为前方抗日将士募寒衣、捐款、写慰问信,以及举行反汪的火炬大游行等。除此之外,“生活线”还为我们提供了过去未曾收集到的一些新内容。如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纪念五卅宣传大会特刊”,就是由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主编的。其中大部分作品的作者,如苍生、金娃、文重生等,都是工抗团的成员和“生活线”的作者,这说明工抗团既是“生活线”的组织者支持者,又是“生活线”的主要报导对象。成都各界纪念“五卅”十三周年的大会,以工抗团为主编的名义在《四川日报》上公开刊登纪念专刊,说明工抗团是这个纪念大会的发起者、组织者之一。此外,“生活线”还刊登了一些工抗团为宣传抗日救亡而组织的文娱活动的消息,如1938年4月15日的第10期登载:“工人抗敌工作团歌咏队定于本月十五日(星期五)午后六时,在少城锦江街卅八号地址作第一次歌唱,希各队员准时至该地址并如有临时参加者亦即欢迎。”同年6月11日,又在第17期上登载征求剧员的启事:“工人抗敌宣传团戏剧股征求剧员,如有愿参加者,不分性别年龄(限于工人),请到华兴正街四川日报社登记。”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成都工人阶级的抗战觉悟日益提高,救亡力量日益壮大。“生活线”对此也作了真实生动的报道,如第4期金娃撰写了“今天是民族解放运动节”一文,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记叙了“生活线”主编祝孑人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启发和帮助,动员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克服困难,积极参加当时(1938年2月13日)在少城公园举行的火炬游行大会。作者经历了火热的群众斗争场面,听到共产党员车耀先在大会上慷慨陈词,最后,他也投身于沸腾的游行队伍之中,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他在游行途中情不自禁地同群众一起高呼口号,直到“把嗓子挣破。”此后,作者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生活线”上也不断出现他的名字,党的教育和培养,使他成长为抗日救亡的自觉的战士。

“生活线”中还以不少文艺作品反映成都工人的救亡活动。其中尤以作者秀梁的“可敬仰的晨呼队”(第9期)最为突出。诗中写道:

“东方角上隐约地可见着一点色彩,

啊,这色彩是日出之前的红云。

红云的光芒反映在暗淡的天空下,

形成了一幅美丽而使人神往的画景。

在一片静寂当中,你听,是哪儿传来了一片歌声?

由近而远,仿佛又由远而近……

原来是晨呼队的歌唱者,

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歌詠,

他们时而喊着口号,

时而放声高唱: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我越听,越使我高兴。

我听着听着,

一个人也同样地唱出了这种歌声。

国难已到最后关头,

为了要使国家民众都有觉醒,

所以有一群热血的青年同志们,

不顾他们的甜睡,

起来高呼着这样的雄声。

啊,他们是晨呼队的先导者,

你看!他们是如何的令人敬佩,

在这极早的时候,极冷的清晨,

令人感动呀、兴奋!”

作品以寘挚的感情,歌颂了以图书业青年工人为主体的晨呼队参加救亡活动的可贵精神,反映了成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困难,投身抗战救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此外,“生活线”第11期还报导“开明书店同人踊跃捐输(募捐),响应朱德将军的呼吁”,第14期中记载“自行车工人输出血汗捐助前方”,文中提到,“我们日前读了朱彭总副司令的通电,对日寇这种残暴无人性的行为深表痛恨,就三岁孩童闻之,莫不发指,故特募集了稀微数目,请转汇前方以购置一点药品。此致,革命的敬礼!”这些准确的记载都是成都工人和进步群众在党的影响和带动下进行救亡活动的明证。

5、揭露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

抗战初期,国民党右派、汉奸和一部分亲日、恐日的反动资本家并没有停止破坏团结抗日,破坏国共合作。在后方,他们加紧利用一切时机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活动,加紧盘剥广大的劳苦大众,在民族危亡之中大发国难财。“生活线”对反动势力的这种倒行逆施也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控诉。

作者非欤在“有钱的人们不要再麻木了”(第2期)一文中指出,“在这日本帝国主义倾其暴力侵占我们土地的时候,我们举国上下不是为着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而在大声疾呼:‘有钱纽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吗?”“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一致地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了吗?”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大概是受了利益的熏陶,还麻木得很厉害,还在凭借着爱国的名义,大施其压榨和欺骗的手段,其举动似乎把这‘亡国眉睫,的非常时期,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正好趁此时期,再来向一般已经被压得只余一丝残喘的劳工们身上来算一算,以满足他们无厌的贪欲。”第8期的“工厂通讯”,是作者金娃写给“生活线”主编祝孑人的一封公开信。作者以不可辨驳的事实揭露资本家借国难之机疯狂压榨工人的罪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工厂老板为了开除“不顺眼”的工人,竟在职工大会上大搞阴谋,用拈纸团的办法将一些工人除名。祝孑人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第9期)中着重指出:“在抗战期间,在不是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为人民之最低权限,只要不是.汉奸言论,政府当然要以充分的保障。”作者进一步指出:“某些地方,还在取缔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利”,人民的“爱国的行动,还受着禁止。”在“目前的青工运动的阻碍”(第19期)一文中,作者也满怀义愤地控诉反动资本家破坏青年工人从事爱国活动的罪行。文中指出:“今天的青工运动,并不是没有了阻碍,实际上,许多厂主老板并不高兴青年工人组织起来,因此监视、摩擦、痛心事实还在相继发生。而由于各地当局对于民运工作(控制)程度不同,也使得青年工人工作发展得不平衡。”

作者澄清撰写的“国难严重,工厂开除做救亡工作的工友是绝对错误的”(第21期)一文,是揭露反动资本家在国民党右派指使下破坏工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较为典型的文章。其中就成都日新印刷厂经理无理开除两名参加“七七”抗战周年纪念会的工友一事,痛斥厂主破坏救亡活动的卑劣行径,并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文中还报道,该厂一位工友去参加了成都各界欢迎世屏学联会代表的大会,经理非但不支持,反而气势汹汹地质问:“你光是爱国,不要吃饭吗?”这位工友义愤填膺,回答道:“国要爱,饭也要吃!”以工人阶级大无畏的气魄顶住了资本家的威胁。“生活线”中还有一些类似的作品也是如此,不但把反动当局和资本家阻挠抗日救亡的罪行暴露无遗,而且给团结抗战的广大工人群众增添了极大的精神力量。

6、反映职工运动存在的问题

历代反动派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除了对广大人民群众施行暴政,进行赤裸裸的剥削压榨以外,还有一个武器便是推行愚民政策,剥夺劳苦大众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欺骗麻醉,以压制和剥削人民的反抗斗争。抗战初期,随着一些工厂企业的内迁,成都工人队伍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看,工人阶级当中还有相当部分人缺乏文化知识,特别是一些个体和作坊性质的手工业工人,还没有完全摆脱分散性、狭溢性和私有性。加之党对工会和工人救亡团体的领导尚缺乏经验,因而当时一部分工人群众对形势和工人阶级应担负的历史使命认识不足,职工运动也-必然存在一些问题。“生活线”也如实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如作者文重生在“不要冤枉了五一”(第13期)一文中,指出一部分工人不了解“五一”节的来历和深远意义,甚至还有人只关心五一节是否能放假,放假后如何去游玩。作者友芳在“杂记二则”(第20期)中谈到,他从成都一些市民的言行中,感觉不到国难当头的危险,看不出抗日救亡的#求。在茶馆、酒楼、剧场、戏院里,不少人谈笑风生,悠然自得,而其中就有一部分工人和店员。作者由此而联想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提出“我们这个西部大城^—成都市的救亡工作究竟进行了吗?”最后呼吁,“在这国难严重,民族存亡的关头里,这些现象都是应该马上消灭的!”

此外,在“失望与不信任”(第14期)和“职工会与‘私有品’”(第16期)等文章中,也如实报道了工会工作(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职工会)所存在的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前文反映的是一个工抗团的工友对其所在的职工会提出的尖锐批评。指责工会负责人终日无所事事,对职工提出的要求置若罔闻,以致失去了会员们的信任。其后,作者又明确指出了“唯一改进办法”,是“少说漂亮话,多做切实的事。”“生活线”编辑部对此文特别加了编者按,赞扬作者对待当前职工运动所寄与的“诚挚关切和希望。”后文反映了一些工会的负责人把工会组织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私有品”,作者严肃指出,这种作法不但会丧失人心,而且会直接影响抗日救亡活动的正常开展。

总的来说,“生活线”中反映职工运动存在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彰善癉恶,总结经验教训,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启发和教育,促进团结抗敌。

    三、“生活线”的影响和作用

《四川日报》的“生活线”专栏是抗战初期成都工人阶级的主要舆论阵地,它是在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在成都工人阶级和各界爱国力量的拥戴和协助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创办的。“生活线”创办的时间虽不长,但它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涉及面宽,而当时《四川日报》的发行量也很大,因而它的影响是广泛的。作为成都工人自己的一个系统的宣传刊物,在整个成都工运史上,甚至整个四川的工运史上是相当突出的。它对当时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成都工人革命斗争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它在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它所发表的所有作品,没有一篇是消极颓废、黄色低级的,都能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出发,以团结抗日为宗旨。不少作品简洁明了,悃倡无华、生动活泼,富有战斗性,并且能掌握斗争策略,因而它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和支持。它为捍卫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促进抗日救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二,通过“生活线”的创办和传播,提高了成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广大工人、店员依靠自己的专栏,倾述成都劳苦大众遭受的战祸和苛政所带来的灾难;提出改善生活待遇和参加救亡运动的呼吁和要求;揭露反动势力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为唤起各阶层人们团结抗日,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广大工人群众通过“生活线”的宣传和传播,进一步明确了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把争取自身解放和争取整个民族解放的斗争更好地统一起来。

第三,在舆论宣传战线上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工人作者在党的直接关怀和帮助下,根据切身经历和抗战形势的发展,撰写了大量真实感人的作品。他们在实践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政策水平和写作技巧,成为抗日救亡的先锋,并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良好基础。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生活线”在编写、出版、发行上也难免出现了一些缺陷。如作品中,错字、别字、漏字、倒排和内容不全的现象时有出现,文字上也有病句和不够精练的地方,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提法尚有欠妥之处I此外,由于出版日期不固定,有的间隔时间太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效果。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创办出这样的专刊,实属难能可贵。“生活线”无疑在成都工人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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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0年9月18日17: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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