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成都电信职工的怠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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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8日21:07:01 评论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电信职工和全国各地职工一样,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忍受着物价飞涨,物资缺乏,工资低微,贫病交迫的苦楚,埋头苦干,坚持工作,为保证战时通信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我地下党组织,为了提高职工的抗战热忱,积极开展了活动。如发动职工投入救亡运动,大唱救亡歌,公演救亡话剧,组织电信同人联谊会,组织球类活动,举办流动图书馆、黑板报、读书会、时事讨论会、出版《电信界》月刊,以及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等。为宣传坚持抗战,团结教育电信职工,做了大量工作。当革命转入低潮,党组织在“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指导下,通过组织互助储蓄会、郊游会、球类活动和读书会等形式,把一批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抗战胜利后,就以这批积极分子为骨干,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组织成立了成都电信职工会,大部分积极分子都成为笫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从此,党利用了职工会这个公牙组织,进一步开展了关心职工生活,团结教育广大电信职工的活动。

就在我们酝酿成立职工会前后,以重庆为主的那些国民党反动统治中的上层人物,一面捞取了一笔可观的“胜利奖金”;—面又纷纷东飞、北飞,去当接“劫收大员”,“实现五子登科”(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专为自己解决“位子、房子、金子、车子、妻子(讨小老婆)”等丑恶行为的讥讽)的欲望去了,而留在大后方坚持抗战的广大电信职工,仍然饱尝物价飞涨之苦,职工生活痛苦万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电信职工由于待遇太坏,条件太差,患肺病死亡的竟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虽经职工一再要求改善待遇,但反动当局竟置为抗战出了大力的电信职工的生活于不顾,使职工走投无路,生计难求,激起了广大职工的义愤和强烈不满,从而迫使全国电信职工,纷纷提出从速改善职工待遇的具休要求。XQ(不列号电报)从各地雪片般地飞来,经党组织研究并通过成都电信职工会多次酝酿修改,最后提出了改善待遇的五项要求:(1)生活补助费按邮局先例照当地当时物价指数核发;(2)米贴照当地中熟米一市石价发给;(3)房贴按当地实际价格发给;(4)胜利奖金按抗战期间服务年资每年发给一个月全部所得;(5)年终奖金按十二月份全部所得发给。这些要求,曾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多次电催请予解决,但反动当局仍然不予置理。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一日,职工会应全体会员的要求召开了第一次全体组长会议,讨论决定再次发出电报,要求反动当局必须在二月廿五日前给予答复。

当时,上海电信职工为了要求改善生活待遇,首先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一日中午起发动怠工斗争,发电各地要求支援。接着昆明、陕西省各局,宁夏、郑州、南昌、西安、万县、长沙等局,都按当地生活情况,提出改善待遇的具体要求。至二月二十四日已有上海、南昌等二十一局相继怠工。

一九四六年二月廿四日,职工会鉴于所提要求仍无音讯,当即召开第二次全体组长会议,共到会六十三人。会上介绍了全国各地电信职工运动情况,商讨了下一步作法。会上讨论决定了八个主要问题:(1)一致通过发电报限反动当局在二月二十六曰十二时前必须答复,如到期不复,即宣布怠工;(2)仿照各局具体确定了怠工范围:除国际、国内官军新闻电报、电话外,其余都为怠工范围,一律停止通报、通广播电台除新闻外,其余一律停播。同时还具体确定了各机线部门和办公室的怠工范围;(3)确定了领导机构和制度。这次怠工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职工会全体组长会议,并推选出了以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主要的怠工行动指导部人选,金文韶为总指导员,陈均为副总指导员,其他成员有任百锴、王起业、宁涌生、马玉忠、李国章和杨文圻等,并确定如总指导员不尽职责,当由执委会罢免改选。同时,鉴于电信职工工作地点极为分散,确定了按照业务工作区域,划分为十二个区,各区设指导员一人,负责同行动指导部和同各组之间的联系,并推定了各区指导员人选。确定了行动指导部集体领导和建立每天大事记等制度;(4)鉴于怠工开始后,可能会发生逮捕事件,影响怠工进行。为此确定了行动指导部时后继人选。方法由各执行委员各自按条件觅定后继人一人,集中写成名单,由全体执行委员签名盖章,一式两份,交给两个后继人分别保管,到必要时出面公布,即以后继人名义起来代行职务,并召开全体组长会议,再行产生正式人选,以便把怠工坚持到底;(5)成立两种纠察队:一种纠察队以各组长负责,主要是注意在各组荇动中防止发生意外情事;一种是以报差(送报员>卄六人组成,负责解决意外纠纷和保护执行委员之责;(6)通过了《共守公约》。主要内容有:各会员的工作、行动,愿意遵照职工会的决议办事;会员因执行决议而遭到人身、职业及处罚等危害时,各会员需共负保障和援助之责。如遇自由被剥夺,或.被革职、停职、调职的,全体会员都要以行动保证恢复其自由或职业,在未获恢复前,其家属生活,由全体会员共同负担等。

《公约》由大家盖章后,交执委会妥为存放。同时还确定了组织纪律,宣布了如有违反或小破坏的,应于全体组长会议公开审判,如有大破坏的或压迫人的,由组长会议商讨决定;(7)为了争取新闻界对怠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并通过他们宣传工作,争取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谅解和支援,决定在怠工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是由党的领导人金文韶同志代表全体职工讲话的,他向记者们报告了电信职工在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以后的生活困苦情况,讲了曾一再向有关当局提出申请改善待遇的要求,但一直未获答复;大家为了争取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不得不提出限期答复的要求,如到期仍得不到具体答复,只好不得已-而进行怠工。他还进一步说明了怠工的范围,表示如到期被迫实行怠工的话,一方面向社会人士表示抱歉;一方面请求社会人士给予谅解、同情和支援。记者招待会的效果很好,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援;(8)确定了联络各局和宣传供稿办法,统由职工会的宣传部杨文圻负责联络,规定每天同率都附近各局和西北各大局互通情况,报房由宁涌生、陈均、张戌柯等,长途台和机务站由樊寅珍、黄殿珍、杨文圻等负责联络,每晚把有关怠工-消息汇集后,分送各报社刊登,经常取得外界的支援。

二月廿五日怠工前夕,当时局长孙曙光正出差在重庆。局内丨工作由总工程师盛祖铭负责,盛对我们的斗争进行阻挠破坏,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三个问题,进行责问、刁难和阻挠:(1)职工会是否合法?(2)对全国各地的怠工成都是领导人还是响应人?责问我们为什么不向重庆看齐?(3)由于怠工而引起外,界的责难,是否由职工会负责?以地下党领导人金文韶为首的执行委员们,当即予以——驳斥说:(1)邮务工会已先电信职工会存在,怎能说不合法;(2)我们成都电信职工一方面是响应各地电信同人怠工,一方面也是为我们自身的生活能谋得改善,在重庆之前,早有上海、南京等地先行怠工了,不存在向簞庆看齐的问题;(3)阐明成都电信职工经过多次请求改善待遇,但一直.未获答复,因此,怠工是被迫出来的,怠工后如有影响,责任当然不在职工方面。盛被驳得哑口无言。他又提岀两点:(1)他.说孙局长廿六日下午可自重庆回到成都,要我们把已决定的怠工时间推迟到廿六日傍晚开始;(2)如实在必须按时怠工,要我们把市内电话部份和报训班部分(这两个单位都是盛直接分管的),不列入怠工范围。我们当即答复他说:(1)只要当局能在廿六日十二时前给予圆满答复,我们也不希望怠工成为事实;(2)怠工范围系职工会全体组长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执行委员们无权擅自更改。盛祖铭阻挠破坏我们的怠工斗争被挫败了。后来银行工会致函电信局要求把他们列入通报通话范围,盛祖铭又批给职工会答复,我们即以重庆对此也无例外为由,请他们应转请当局迅速解决电信职工的合理要求,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月廿五日深夜,职工会接到重庆以“全筹会”名义来电称:“全国各局职工会;(1)本会为严密组织起见,各局职工分会推派代表二人参加全筹会工作,并与本会经常联系,推出后,出示代表姓名;(2)各局在未得本会正式电告前,盼各安心工作,以免行动分歧,自乱步骤;(3)今午总局邀渝工会执行委员商谈本会与渝工会代表全国各局所提之要求如:甲、请按照各地物价指数改善待遇,例如重庆八万元,自三十五年一月份起实行。乙、年奖金照年资计算发给,最多三个月,最低一个月(工作不满一年者准照一月所得发给),自三十四年度起实行。丙、请按照行政院规定公务员还都费例,发给复员补助费。丁、在薪津未调整前,请在本月底前先借支每人二十万元,所有商谈结果,容再电告,特先电闻,全国电信职工会筹备会”。接到此电经全体执委漏夜研究认为“全筹会”并非各局公推,并自动降低要求条件,违背各局职工意愿;因此,通电各局明确表示我们成都职工仍将按原定目标,继续努力,若在廿六日十二时前不获圆满解决,即响应上海等地的行动开始怠工,最后我们还提请各局电信同仁望为自身利益而团结奋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从全局出发,继续同重庆职工会商讨方案,提请他们加强团结,尊重全国各局意见办事。这对揭露反动当局企图通过所谓“全筹会”力图倒退,团结全国电信职工(包括重庆在内)都起了良好作用。

由于反动当局仍置职工要求于不顾,成都电信职工的怠工斗争,在二月廿六日中午十二时开始了,指导部在五分钟之内即接到了全局各单位的电话通知说都已准时开始了怠工。报房的陈均、宁涌生、张凤柯,长途台的樊寅珍、黄殿珍,营业处的任百锴等都发挥了组织和促进作用。

二月廿六日傍晚,局长孙曙光从重庆回到成都。开始他对怠工有所责怪,经我们分析了孙本人的思想特点,他系基督教徒,有一种为善的信仰,作风也较正派,有正义感;因此,决定了对孙采取多做耐心争取工作的方针。我们选择了当时任总务课长的执行委员王起业,对孙作了情况和形势的介绍,让他了解了职工们的合理要求,消除了他的一些片面看法。后来孙接见了执行委员们,对职工生活困苦表示同情,愿意通电全国各电信局长,代为请命。但他又提出了要先行复工,之后再推派代表到重庆去请愿。执委们认为孙愿意通电全国代职工请命,是对怠工斗争有利的,应该促其早日实现。对复工问题,由于执委会无处理,因而委婉地作了拒绝。孙提出要我们召集组长会议,当时我们担心组长们可能会同孙出现矛盾,所以没有作出决定。廿七日,孙十分自信,再次要求召开组长会议,由他亲自同大家见面,当时我们考虑到如再不召开,可能会使孙怀疑怠工斗争是执委会少数人的意见,这将对怠工斗争不利,所以同意在廿八日上午计时举行第三次全体组长会议。当时党组织确定采取依靠广大职工代表,用摆事实,控诉生活苦楚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并邀请成都各报新闻记者参加,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这次组长会议到会的八十余人,开了七个小时,共有三十多人发了言,大家谈到月薪收入,不敷开支,职工中有吃豆渣的,有衣不蔽体的;谈到大家为了抗战,忍饥受冻,咬紧牙关,期望杭战胜利后,生即可改善,但当局对职工生活,仍不予置理,这样不仅有损健康,而且告贷无门,现在请求改善待遇,仍未得到合理解决,全场同声痛哭。在场旁听的记者,也齐洒同情之泪。孙曙光也不禁老泪横秋,当场表示支持职工合理要求。这次会议还一致作出了不获圆满解决决不复工,立即联络全国各局筹组电信职工总会等三个决定。第二天,成都各报纷纷作了同情支援的报道:《华西日报》发表短评说:“电信局员工为生活逼迫,请求改善待遇,未得合理解决,相互抱头痛哭,实在是公教人员生活的剪影,当局不用狠睛,也请听听哭声”。《新民报》刊出了醒目标题:“电信职工;昨会议,血泪滴成三议案,记者同声哭,尚留正义在人间”。

怠工的过程中,蒋介石的成都“行辕”,曾派特务前往永兴巷交换室,以“探望”为由,进行侦察监视,但由于这次怠工斗争是全体职工的要求,并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加上斗争策略正确,广大职工,团结一致,秩序良好,使他们无隙可乘,也就溜之大吉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的怠工斗争,是从上海开始的,继而南京、南昌、重庆、成都、兰州、西安等地,纷起响应,波及全国。反动当局采取了分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方针,他们对上海、南京等地,派了要员去解决;对其他各地,则选择弱点进攻。如对重庆即耍了以“全筹会”代表全国电信职工的阴谋,继而给了重庆稍许优惠待遇,让其先行复工。而其他各地局长,由于未经授权,因而无权同职工谈判解决办法。他们一方面采取拖延手段;一方又制造谣言,散布恐怖消息,说“某局已被军队包围”、“某眉已经复工”等等。妄图吓唬职工,动摇斗志,破坏怠工。当时,党组织采取了以下一些封策:第一是加强宣传,上下及时通气,实行了行动指导部同各区_导员之间互通情况的制度,每晨用电话联络一次,指导部将一天所得的各方面情况、形势,通报一次,重申指导部坚持怠工的决心,并由各区指导员传达到分工联系的各组,务使每个职工,均能明了大势;这样,对澄清各种遥言,稳定士气,鼓舞斗志,作用极大。第二是指导部鉴于恐怖,消息,频频传来,需作最坏打算。因此,又请各区指导员及各组长,仿照执委会挑后继人办法,要求各自商定后继人,万一出事,仍可把怠工斗争坚持下去。三是鉴于指导部的每日工作大事i己,对后继人掌握全面情况,关系重要,如果万一发生逮捕,该项大事记难以保存,故决定分抄二份,把其中一份交给预定的后继人存放,利于他们把怠工情况连续掌握起来。

三月初,重庆代表在连日疲劳谈判和反动当局的威迫下,工会代表丁景高竟作出了在三月二日下午六时无条件复工的决定。我们同重庆和全国各地,利用长途电话交换了意见,并提醒重庆,要维护全国同仁的利益;同时,特别是重庆广大电信职工,发扬工人阶级的无畏精神,坚持原则,即时否定了无条件复工的决定,将怠工继续进行下去。

成都的怠工,鉴于到三月四日,反动当局仍不予置理,经第四次全体组长会议决定,派出了金文韶、陈均、任百锴和黄殿珍四人为代表,径赴重庆,同反动当局进行谈判。在金去渝期间,党内即指定由杨文圻负责,行动指挥部的工作即由杨文圻、宁涌生、王起业、马玉忠、李国章等人负责。黄殿珍的爱人当时已离成都,她家中有两个幼女,即由樊寅珍负责组织长途台的同志们予以妥善照料。去渝代表们在三月五日起程,六日下午抵达,经同重庆职工会积极联系,要求共同组成谈判代表团,以便一致行动。但重庆职工会当时已同当局进行谈判,于是成都代表不得不在八日这天毅然去四区电信管理局进行谈判。当时,重庆职工已在七日复工,接着贵阳、昆明、万县、泸县、内江、兰州、西安等地,也在八日相继复工。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经过几度交涉,反动当局始承认了我们所提五项要求,表示可全部保留,依次研究实行,并要代表在接受临时解决办法下先行复工。后经第五次全体组长会议讨论,鉴于整个形势已对我们继续坚持怠工不利,因此,决定了由执委会和赴重庆的代表,可视临时解决办法争取到最好的情况下,同意先行复工,复工时间授权执委会定。当时争取到的临时办法有:(1)对所提五项要求,可全部保留,作今后改善待遇之参考;(2)生活补助费按二万八千元新标准发给>(3)米贴照当地一市石价(扣除生活补助费内米贴数后)发给;(4)每人发给救济费五万元;(5)对年奖及米价差额等,也有所补发。于是,成都的怠工,在三月九日二十二时起,即行复工。

派往重庆谈判的代表,在三月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安返成都,在第七次全体组长会议上作了赴渝谈判经过的汇报;并经会议决定在三月廿四日举行全体职工大会,进行总结和联欢。

这次怠工斗争,历时十一天又十小时,基本上是成功的。这次斗争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是群众基础好,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二是统战工作做得较好,争取了局长孙曙光和成都新闻记者们的同情和支持;三是讲究斗争策略,确定了军政、新闻的电报电话,不列入怠工范围,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四是依靠和团结了广大职工,共同战斗!五是也是最主要的党的正确领导,这是取得这次怠工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一九八二年 杨文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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