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院往事不如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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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9日14:15:03 评论

工院往事不如烟(上)

--大学毕业五十周年自我纪念

作者:谢瑞五

2015年9月16日至19日我们原成都工学院电机系60级的同学返校聚会,庆祝大学毕业五十周年。这是自我们毕业离校后,第一次由同学们自发组织的三个专业同学大聚首,机缘难得大家都十分珍惜,但即便是这样到校的也仅仅约六十多人,是1965年毕业人数的三分之一。许多同学都是半个世纪未曾谋面了,大有“相逢难辩曾相识”之感。我们下榻的宾馆就在原工学院校园附近,只不过原来的成都工学院已经不存在了,她已和四川大学及原来的四川医学院三校合并成了新“四川大学”,而原川大和原工学院的校区已融为一体,称为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我们漫步在规模宏大的望江校区,除了原工学院进大校门的三幢教学大楼还风采依旧地伫立在那里,其余都是一幢幢令人目不暇接的现代建筑群。见到母校如此辉煌的巨变,我想这是母校的进步也是国家的进步!这种进步来之不易,我是这种进步的见证者。我要从我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来真实记录我在母校五年学习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有学者说:一个人的回忆录是流水帐,一百个人的回忆录就是历史。我真诚的希望同学们都来写写我们五年的大学生活,让我们来记录这段历史,让我们来佐证母校的进步,国家的进步!正是:

半世重逢望江园

当面难辩旧容颜

人是物非忆故昔

工院往事不如烟

……

一,我的学校我的班

1960年8月底我赴成都工学院报到,开始了我五年的大学生涯。

成都工学院地处成都市东南,其前身是四川大学工学院,1950年代初期全国院校大调整时,由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华西大学、云南大学的有关专业及四川化工学院整合而成,1954年11月独立建院,工院的新校园与川大的旧校园仅为一条马路相分隔。成都工学院是文革前国内八所重点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南京工学院、大连工学院、成都工学院、东北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和西北工学院)之一。1960年我进校时,全校约有6千多名学生,教職员工约2千多人。文革后1978年10月23日经国务院决定,学校更名为“成都科学技术大学”,为当时中国科学院的三所隶属院校之一(另两所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浙江大学),几年后又脱离中科院改归教育部,属全国重点大学。1994年4月又与四川大学“分久必合”合并成“四川聯合大学”,1998年又更名为“四川大学”?2000年9月又合并了“华西医科大学”成为新“四川大学”。

原四川大学起始于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原华西医科大学的前身是1910年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基督教会组织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

截止2014年底,新“四川大学”共有31个学院,本科专业133个,全日制普通本科生4万余人,硕博士研究生2万余人,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2500余人。此外,学校有专任教师5049人,学校有两院院士14人。

三校合并后,原小学、中学考入川大和川医的同学一下就都成了校友,颇感奇妙,但更令人奇妙的是我还有两位更神秘的校友:一位是1944年华西医大毕业的曾任毛保健医生二十二年的李志绥,另一位是1976年四川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张戎,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他二人都因为写作出版了有关著作而名噪天下。

我所在的电机系有三个专业:一专业为“发电厂与电力网”又简称“发输”;二专业为“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又简称“工企”;三专业为“电机制造”又简称“电制”。我一进校是分在2101班。即“发输”专业第一班。电机系60级共六个班,每班约三十人。

第一学期结束时,系上突然宣布新组建2201和2202两个“工企”专业班,我调入2201班。紧接着利用寒假到“重庆钢铁厂”进行“工企”专业的认识实习,约十天。“工企”专业是照抄当时苏联工科院校的同名专业,在国内好像由清华大学1955年首办,成都工学院1958年始办,当时在国内还是祘比较时髦的专业,也是我高考志愿中在成都工学院名下选择的唯一专业。

至于为何开学一个学期后才分班,估计是高教部要整顿高教秩序,各高校的系和专业都要进行调整。因为1958年大跃进的冒进之风也刮到了高等教育部门,甚至唱出了“县县有大学”的高调,一年之内冒出了好些新大学(主要是大专或中专升级),以及各大学盲目增设新系和新专业。成都工院的无线电系和数理力学系就属这种大跃进的产物,1960年底就被宣布拆消,我们“工企”专业不少同学都来自这两个系。当然这场高教大跃进的风潮,与1996年至2006年由教育产业化掀起的高教大跃进相比,无论其规模,声势和负面效应都望尘莫及,小巫见大巫了!经调整后的“成都工学院”只设有四个系,与中央50年代后期提出的“四化”(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相呼应,即1系机械系、2系电机系、3系水利系、4系化工系。

我们2201班有5位女生、24位男生。开始是8人一间宿舍,三年级开始变成6人一间,与我同舍者有刘明伦、徐本麟、陳仁泓、赵泽忠、叶惠贤,住在学生四舍一楼的139室,一直住到毕业。刘、徐二位1958年即考入当年试办的中科院四川分院的“大学”,1960年停办遂转入我班,因此属老大哥,成绩好,各方面都比我们老练。陳系班上团支部的宣教委员,来自农村,学习用功成绩较好、很老实。赵、叶二位出身工人家庭,他俩毕业后又分别分配回父辈及未婚妻所在的重庆和成都的两家知名的军工企业,据说是厂里设法把他俩要回去的。

我们这届学生是在全国贯彻阶级路线的大环境下招进学校的。那年头只要你出身好成绩差些也能上大学,反之你成绩再好只要出身不好就很可能上不了大学。开学后同班同学中学习基础程度的差距十分明显,使当时校方在保证教学质量上陷入尴尬局面。

为了扭转全国困难的经济形势,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从1961年起,对各项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强调学校以教学为主,要求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央的新精神很快立竿见影,反映到成都工学院,有两点变化特别明显。

其一是在1962年6月底即二年级末,学校利用期未考试开始抓教学质量了。这次期未考试的试題比较简單,大家都考得较滿意,考试下来我们班只有四人有不及格的科目,这时校方才突然宣布:凡有一科或多科不及格者一律留级、不得补考,我班的倪同学虽然所有的科目全部及格,但没有一个优或良也被列入了留级的名单。于是这五位同学抱着滿腔怒火无奈留了级。当时我们班仅三十人就有五人留级,占17%,校方抓教学质量的力度不可谓不大。留级的五人中似乎成绩还不属最差,只是运气不好。如杨朝杰同学平时成绩中等,那次在考查课(即不考试的课)“画法几何”的辅导课中与刚留校的年轻助教刘老师就一个问题的答案正确与否发生了争执,结果被刘穿了小鞋,两个班就他一人不及格,无奈留级,哪知这一留就耽误了他三年(留级一年,1966年毕业適逢文革,1968年才分配工作),真是天大的冤枉啊!像刘老师这样的年轻助教,当时的工学院为数不少,他们出身好,根正苗红,听党的话,但本人学养及教学水平普遍较低。刘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上辅导课,他可能是刚参加了劳动还来不及洗脚穿鞋,居然打着一双赤脚就登上了大学的讲坛!当时虽然歌颂艰苦朴素,但学生打赤脚进教室者绝无仅有,何况教师乎!当时农村有赤脚医生,所以同学们送他一个雅号:赤脚老师。那次班上真正成绩最差的同学并未留级,估计校方另有乾坤。从后来的效果看,教学质量并未怎么提高,因此这次的大“清洗”是失败的。在2015年9月我们返校聚会中议论起此事,我有了两点新认识:其一、在这次贯彻《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成都工学院的留级学生人数比例可能是全国高校之冠,而我们电机系又是全校之冠;其二、60级留级人数最多的主要原因是撤消的无线电系和数理力学系都是60级的学生,所以全校整个60级学生编制超标,只有通过留级来平衡。

第二个大变化是:1962年9月的新生面貌焕然一新,成绩较整齐、文体尖子不乏其人,这是因为这届高考贯彻了中央的新精神,由重家庭成分向重成绩的转化。明文规定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时,“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有问题要看大小。严格坚持分段择优录取的方法,确保新生质量。对落选的高分考生,认真审查,发现问题及时补救”。我的小学同班同学程大哥就因一位叔叔在台湾空军等政审问题,一直拖后了两年,才于1962年考上某“交通学院”,他曾对我说:开学后大家一了解,基本上都出身“牛鬼蛇神”。这一政策上的松动不知挽救了多少有真才实学的学子,但是幸运之神也有光顾不到的地方,如资本家出身的遇罗克(“出身论”的作者,文革期间被枪毙)1960年他参加北京高考时因家庭出身落榜。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正当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幸运地跨进大学校门没几天,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了。退居二线的毛泽东走回前台,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不久全国高教系统就将1962年的高考招生没有坚定贯彻阶级路线和高校为提高教学质量而让大批工农学生留级的现象列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而被严厉批判,“出身论”的大旗又变本加厉地被高高祭起,直至文革结束。

1963年教育部又頒布了“高教60条”,禁止学生恋爱、结婚……。直接受此冲击的班上有三人:夏同学、蒋同学和罗同学。

夏蒋二同学因恋爱并偷食禁果、暗结珠胎,结果蒋被退学生产(第二年在自已的努力争取下又降级复学)而夏记大过处分。蒋同学大学毕业后,几经努力,终于调到了夏同学所在的贵州遵义,这对苦命鸳鸯才结束了牛郎织女的生活。但遗憾的是他俩能有苦同分却不能有福共享,当夏同学成了厂长,优秀企业家时却与蒋劳燕分飞。蒋同学带着孩子返回成都,在川大当了一名工程师,而夏同学与厂里一年青女子结婚,不久因操劳过度死于任上。

罗同学,我班唯一的调干生,团支部书记,来自成都铁路局电务段,是一位技术革新能手、电工,20来岁,由于基础较好(相當于高中)又聪明好学,又有实践经验,因此成绩较好,为人大大咧咧无心计,頗受师生喜爱。1964年暑假,在结束河南洛阳矿山机械厂的实习后,在返校途中他与我及陳家国三人结伴中途在华阴站下车,順道游览陕西华山,第二天下山后我们在西安火车站分手,我去西北建筑设计院二姐家小住,而陳返重庆、罗只身返成都。哪知开車后,他与坐在对面的一广元纺织厂女工一见钟情,車过广元时双双下車进城在一小旅店投宿共眠,半夜被公安抓个正着,即投入铁窗,通知学校領人。由于罗係学校重点培养的好苗子,也是我系60级唯一硕果仅存的调干生(其他多位早就退学了),校方对此事严加保密不处理,想保他过关,但女方係軍人之妻,可能军方抓住不放,半年后的1965年初校方才突然宣布开除罗学籍,此时离毕业仅有半年了,大家都惋惜不已。文革武斗期间,有次我从昆明返成都,在成都火车站巧遇罗同学,他穿了一身油汚的工作服正赶着去上班,他告诉我还是在原单位干老本行。以后就再未听到他的消息了。

因为贯彻“高教60条”毕业分配时对恋爱男女生不予照顾,我班三对恋人都无情被人为拆开了,不过后来除贺同学与杨同学分手外,何同学与赖同学、杨同学与唐同学这两对都靠自已的努力调在了同一单位,终成眷属,花好月圆。

毕业后我与班上同学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直到1983年我调回成都后,才与在成都工作的同学联系上,不久我们“工企60”两个班在蓉的同学成立了一个联谊会,每年聚会一次,轮流坐庄主办。我们2201班的同学有:赖世金、何积纯、蒋长福、陳仁泓、刘明伦、杨宝壁、魏有爵、贺普其;2202班的同学有:池淑问、赫太南、韩有绪、朱玉珍,其中一大半同学都是后来陆续从省外调回成都的。1992年我从香港回成都休假时,请这帮同学吃了一餐饭,大家玩得很开心。

我们这两个班的同学是在1960年招生工作贯彻阶级路线的背景下入学的,一进校又適逢三年大饥荒,紧接着又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踏上工作岗位又是十年浩劫……从1960年到1980年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年就这样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慢慢地被磨蚀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个班约60名毕业的同学中在事业上有较大建树者可谓凤毛麟角。原来在校时成绩特别好的与成绩特别差的;参加工作后工作能力特别强的与工作能力特别差的,最后都殊途同归——都有了高级职称和差不多的收入,这也正是这种体制的最大优越性与最大弊端。如果再将视野放开些,将1958年至1968年这十年间的大学生作一比较,会发現与我们60位同学大体差不多,这是一批在阶级斗争风浪中将个性的楞角己冲平磨光的一代;是墨守成规、唯命是从缺乏創造性、缺乏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最成功的一代驯服工具,有学者形象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是吃“狼奶”长大的!在这一代人中能在中国历史上堪为人杰、名垂青史者至少目前我还未见到,但能遗臭万年者却不乏周永康、徐才厚之流。

1950年至1957年的大学毕业生,是综合素质较好的一代(当然与觧放前的大学生相比,还略逊一筹)但他们所受的政治冲击比我们这一代历害,其中不少精英被打成右派其结局十分悲惨,如北大的林昭就是典型代表。至于文革中的一代,特别是当过知青的那批大学毕业生,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又是凭分数考上的大学,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是较有作为的一代,里面岀了不少当代社会的精英,当代中国的前途寄托在这代人身上。

我很羨慕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有升学和深造的自由,只要自己有能力而又肯努力就基本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切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两个班,在毕业时仅仅由系上秘密指定我班的卢培忠同学去考研究生,但他本人并无兴趣,应付了事,當然未被彔取。卢出身贫寒,父亲是某中学的勤杂工,由于从小受朗朗读书声的熏陶,聪明好学、勤奋朴实,平时沉默寡言,从不整人,人缘很好。毕业分配到北京七机部某院工作,1960年代未,结婚未滿一年,患肝癌去世,令人惋惜!他也是我们同学中的第一个逝者。

二,教与学

大学五年,共学了三十多门课,但我认为讲得最好的也是我颇感兴趣的是这样几门:周效高的“高等数学”、黄跃群的“电机学”、李沛然的“画法几何”及肖可达的“工业电子学”。现在回头去分析原因,除老师本人的功力和教学技巧外,另一重要原因是这几门课的教材都是中国人所写,符合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习惯。而另外一些由年青教师主讲的专业课,效果都较差,这些教材主要是搬用苏联的,内容冗杂、偏深偏难,加之翻译质量差,相关的参考书奇缺,这就很难保证教学质量了。如教科书“电力拖动原理”就是由我系青年教师王老师和“工企”58级的学生共同翻译的,该书还被列为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另外師资力量薄弱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觧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将一批老教授赶下了讲台,而贯彻阶级路线,分来大学任教的年轻教师,往往也是重出身而轻业务,包括一批觧放后公派的留苏生和东欧留学生都有类似倾向。

我从小到老似乎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十分抗拒听课和不愿向老师和同学请教问题,到了大学这种倾向已十分严重,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尽管课桌上也摆有笔记本,但那只是做做样子,一学期下来没写下几个字。老师在上面讲我就呆坐在下面思想开小差,天马行空想入非非、云里雾里好不逍遥自在,有几次老师提我答问题我都没听见。有时上大课时干脆座在后面偷偷看小说。上面提到的周效高等几位先生讲的课虽然较对我的胃口,但我最多也只能听进百分之五十,主要靠课后的自学来弥补。因此大学五年我的平时成绩是很差的,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测验往往不及格。但是凡期终考试的科目,我的成绩基本都达优、良(当时实行优、良、及格、不及格四级评分制),期终考试一般有半个月的复习时间,考试科目一般有五、六门,要在这半个月内把这十来本书(还有参考书)理一遍一般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我却能做到,其主要原因是:其一、我从小好读书、买书、进图书馆查书,知道什么问题该查哪本书;其二、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理解记忆能力;其三、基本能“蒙”准老师要出的题。由于有这么一点点小聪明所以我从来就不惧怕考试,甚至一进考场就兴奋莫名、跃跃欲试,有时在考场上遇到了平时不会做的题,此刻好似有神灵相助,茅塞顿开、化险为夷。我记得有两次考试我是颇出风头的,一次是高等数学考微分方程,两个班仅有我和罗宗兴考优,罗是调干生有老师“开小灶”不足为奇,而我上课看小说、从不记笔记,从不参加答疑叫人不可思议;另一次是哲学(实为政治)期终考,仅有两道问答题,其中一题是试论人民公社出现的必然性,教科书里没有,但老师在课堂上曾作为例子讲过,没有现成答案可背,我就把它当作文题作,根据所学的几条马列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和报上看到的、听到的一些时髦提法,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差点收不住笔、险些超时,最后我班仅我和陈同学得优,有同学给我开玩笑:老五(我们班的同学都这样称呼我)这次政治挂帅了!当然如果现在来答这道题就不用这样辛苦了,只需答七个字:×××头脑发热、就可交卷啦!

但是这种功夫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好的参考书,否则也狂然。如“自动调节原理”参考书极少且基本是俄译本,尽管我很想把它学好,结果还是一知半解,直到文革期间购到浙江大学周春晖教授专为工农兵大学生写的教材“化工自动化”(上下册)许多概念才弄明白。周教授系昆明人,1930年代由一名昆明邮局职员自学成材留学美国攻数学,后来专门研究“自动调节原理”和“过程自动化”,建国初期回浙大任教,文革后曾任浙大副校长,他1957年率先在浙大开设“化工自动化”专业,至今浙大该专业在国内仍一枝独秀、傲视群雄。约1980年周教授来昆明开会,我们自控组的几个年青人曾相约去云南饭店拜望他,大家只是闲谈,他比较关心昆明这几十年的变迁,没有谈到专业问题,不久到了饭店开饭时间,我们只好告辞,当时完全没有请客送礼的风气,且大家都囊中羞涩,失去了一次孝敬老师的机会。周教授写的这两本书,是我翻阅多遍的心爱之物,1991年初我从成都赴香港定居时,丢掉了上千本书,仅保留了六本,这两本“化工自动化”就在其中。我一生爱书,但赴港定居、多次搬迁,每一次搬迁都要丢掉一批书,实在令人心疼!现在我已不敢轻易购书了。

写到这里忽然联想起一件事,1978年,原来在工学院教我“自动调节原理”的由克伟老师突然来到昆明我设计院的办公室,了解学生对大学教学的感受和意见,我在谈教材问题时就提到了周春晖的“化工自动化”是一本把自动调节原理的概念讲得最清楚,最易懂,最有趣的教材,并将该书让老师过目。

工科大学生最心仪的事就是去实习,不但可以丰富感性认识,学到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还可以公费旅行,开濶视野。五年来除了在校内的工厂实习外(如金工实习,在車床上完成一个另件的制作),外岀实习有四次。

第一次实习是在一年级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后进行的,是去重庆钢铁厂,这是一次认识实习,实际上是参观性质,让你知道学“工企”的如果分配在钢铁厂,可能会承担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环境。主要是参观了轧钢厂的电磁控制站,及变配电站。在重钢大约只呆了十天,实习完就放寒假了。

第二次实习是三年级,就在本市的成都无缝钢管厂的顶管车间,该厂是由匈亚利援建,当时在国内还是算较先进的。实习时间不长,我也没有什么印象了,唯一的印象是与厂方开联欢晚会时,由于我们拿不出节目,临时抱佛脚去四川音乐学院附中请了一个小分队来救急,自然是技惊四座,为工学院挣足了面子。

第三次实习1964年6月即四年级结束后的暑假,先回家一转,然后返校集中,乘火車去河南洛阳矿山机械厂与第一拖拉机厂,时间是近两个月。这两个厂都是苏联援建的国家级大型企业,我们主要是在矿山机械厂,电工車间跟班实习,有工程師讲课和跟电工師付一道处理具体问題,最后到拖拉机厂参观了三天。与我们在同一車间实习的尚有西安交大与湖南大学的同学,最后我们三校与厂方还共同举办了一次联欢会,在露天广场演岀,可能有两三千人观看,我校岀了两个节目,其中一个是我与徐本麟临时創作和演岀的相声“对歌”,这是我仿照京剧“戏迷传”創作的,以歌曲片段代替说白,在当时頗有新意,博得不少掌声。在洛阳还参观了闻名天下的“龙门石窟”並合影留念,这是我至今仍保留着的为数不多的“老照片”之一。

第四次实习,是1965年4月即五年级下学期,为期约三个月。这是系上一次教学改革的试验,即把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合而为一,一次搞掟,从最终的效果看,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我们两个班分为三个课题组,有两个组分别在成都附近德阳的东方电机厂与苐二重型机械厂,当时这两个超大型工厂尚在建设中,是当时全国的重点工程,时至今日这两个厂在国内机械行业中还是举足轻重的。第三个组是留在校内实验室搞拖动课题。前几年何积纯同学对我说:去德阳实习的两个组是经省里有关部门政审合格的,留校的一组是政审出了点问题,这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现在看来当然是十分的可笑和荒唐。我分在东方电机厂实习,这个厂是专门生产大型水力发电设备的,国内三峡水电站等基本都使用这个厂的产品,后来我国岀口的多套大型水力发电设备,也都是这个厂的产品。该厂总工程師朱××是我们年级电制专业朱同学的父亲,朱原係哈尔滨电机厂总工,是国内知名的电机专家,曾留学美国。在该厂实习期间朱同学曾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们家中陳设也非常简朴,但格調高雅。朱毕业分配在青城纸厂工作,1983年我调回成都时,他已是四川省轻工厅的厅长,后来他又升任成都市计委主任,可能是我们这批同学中最有出息的一位了!

按毕业设计的课題,我们又分成两个课題组,一组是“15米立車的拖动系统”(这是从德国进口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立式車床,其加工件直径可达15米,国内仅此一台);二组是“大电机車间的供电设计”,我分在二组。大电机車间当时号称东南亚第一大車间,长300米、宽100多米,15米立車就在这个車间里。我们先跟着車间的电工班劳动,班长是哈尔濱电机厂来的老电工,工人大多数都是四川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且根正苗红,组里也有新分来的大学毕业生,名曰实习技朮员,其中有一位于工与我们最好,他是北京人,1964年哈工大毕业,老工人家庭岀身,他不多说话,干活也不是很卖力,但很幽默,唱歌唱得很好,他很有思想深度,忧国忧民,对三面红旗等都有自已独特的看法,我唯恐他讲话太直被整,特意同他讲了我校一次抓捕8名“反动学生”的故事,他说:真是太可怕了,看来以后不敢讲真话了,他感谢我对他的忠告。不过我对他的忠告,半年后却不幸言中,不过挨整的不是他、而是我,下面谈毕业鉴定时会谈到。

实习的苐二阶段就是真刀真槍地参与大电机車间的电气设计了。此时的电机厂尚处基建阶段,大电机車间也正在进行设备安裝,庞大的厂房内有时静得来令人害怕。该車间的电气设计由“一机部第一设计院”承担,这是位于北京王府井的著名设计院,该院現场设计组,分配给我们一个子項进行设计,由他们的电气工程師给我们讲觧和答疑,由于学以致用,看得见摸得着,一些在课堂上高深莫测、不知所云的问題,在此时均一一化觧,原来是如此的简单。这次设计的成果是否真被采用,我不得而知,但这次毕业设计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一,我爱上了设计,这个创造性劳动的行业,自1965年毕业后,除香港“中银大厦”三年外,我一直未离开设计行业;其二、1991年初移民香港后,由自动化仪表改行搞建筑电气,也得益于这次电气设计的实践,给了我联想和灵感。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在德阳带队实习的三位年轻助教:林德衡(广东人、华中工学院毕业)、丁翠璋(女、上海人、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郑小波(女、东北人、东北工学院毕业),他们不仅是我们的老師,而且是真正的朋友,是兄长、是家姐,大家相处十分融洽,这在当时红色风暴的阴影下,師生之间能这样亲密无间是不多見的。但命運对这三位正直善良的老師,特别是对两位女老師似乎並不公正,当1980年代初我等学生都当工程師时,丁郑二位还是助教,当1987年我提高工时,丁郑二位还是讲師,不知后來情况怎样!愿好人一生平安。2015年返校才知道,丁老师已于2013年去世,享年79岁。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离开大电机车间电工班时拍的,丁郑二位老师不在照片上,可能已经回校了,只有林老师(前排左四)。二排左一是韩有绪,他是二班的班长,毕业分配时只有他一人分配到了这个厂,后来他又调到成都市铁合金厂任厂长,韩厚道、正派、能干,是个当官的料。

大学五年,尽管经历了三年灾难时期和处于政治高压氛围中,但年青人好奇、好动的天性仍未被泯灭,一个在小城镇禁闭了十多年而对现代文明憧憬己久的青春年少的我,一旦进了省城的大学便会不失时机地满足自己的爱好和好奇心!

我自小喜好戏剧,到成都后平均每周大约要看一场演出,在三年灾害时期,当局仍提倡黄莲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学院的周末舞会照例举行,市面上的演出活动似乎也未减少,只是更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时成都的演出单位主要有省级和市级的话剧院、川剧院、歌舞剧院等六家,另外还有成都军区的战旗歌舞团。中央和外省市的演出团体也不时光临蓉城。在我的印象中,这五年凡在成都上演过的较好的电影、戏剧等我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也是在那个强调斗争的年代里还感到一丝温馨的,值得回味的往事之一。

另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是集邮和收藏火花。我自幼收藏邮票和烟标,但由于我从不与人交换,也不与他人分享,属孤芳自赏,只是逢场作戏,不甚投入,所以收藏多年也成不了气候。到成都后,暑袜街的集邮公司可以买到新邮票,而集邮公司门口自然形成的邮市又可以买到一些漏缺的邮票。我主要是买新邮票,那五年中所发行的新邮票我基本上全部购齐了。有次在邮市上看见有人在兜售日本火花(火柴商标),是一套浮仕绘歌伎,约二、三十张,古色古香十分精彩,勾起了我收集火花的欲望。我早听说收藏火花的事,但苦于找不到收藏或购买的途径。因火花不同于信销邮票,可剪下水泡而揭下,它必须是未贴用过的。当时国内收藏火花的人非常少,成都也没有出售火花的地方,思前想后我决定直接给火柴厂的厂长写信,试试运气。第一封信是给北京火柴厂的厂长写的,就说我是一位火花爱好者,希望得到贵厂生产的火柴商标,并附了回函的八分钱邮票,没多久我就收到了一封厚厚的回信,寄给我三套该厂新火花,其中一套是孙悟空手执金箍棒的各种造型,妙就妙在那根金箍棒就是一根火柴,这套火花设计清新高雅应是出自名家之手,现在我已拥有上万枚火花,但每当把玩我这第一套仍是爱不释手将它视为珍品。有了北京厂的成功,我就如法炮制陆续发了数十封信,结果十之七、八都有回复,我就这样掘到了火花收藏的第一桶金。文革后火花收藏在大陆渐成气候,各个城市都有销售店,八十年代我在成都购买了不少,内容偏重于艺术类特别是戏曲。现在火柴已基本上无人用了,但火花的印制却逐年俱增,在上海工作时有次随姜放、姜进去逛他们家附近的多伦路文化一条街,在这短短一条街上有火花出售的摊位可能就有二十多家,火花题材五花八门,如解放前名伶和明星的照片和剧照等等。这些印刷精致的假“火花”其实只不过是变了味的纯粹是为了赚钱的画片而己,已失去了“火花”的收藏价值了。

同班同学中有位李秀其,岳池人,他与时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吴雪是老乡还有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他喜爱唱歌,是个天生的男中音。我从小喜爱听音乐,但仅停留在欣赏的层面,从来不敢放声歌唱,因为胆小害羞怕人笑。受李秀其的影响,我从听他唱到跟他一齐唱,慢慢自己放声歌唱,我从中也得到了快乐。他还拉我去参加了院合唱队,总共只参与了两次演出,一次是在校内演出的“黄河大合唱”,一次是为在校外演出的舞蹈“巴山背二哥”伴唱。另外作为系上和班里压下来的政治任务,我和李秀其还与二班的池淑问、柳光琼共同排了一出小歌剧“两块六”参加系里举办的晚会演出。通过这些课外活动,使我有自闭倾向的性格有较大改变,变得开朗活泼多了。

李秀其后来分配到了昆明钢铁厂工作,这是一家拥有上万名员工的大型国有企业,我分配到云南院不久,曾来位于安宁县的昆钢总部劳动锻炼三个月,但那时他已去外地的昆钢企业参加四清运动,未能谋面。他后来曾到昆明找过我几次,他开始分配在总部的设备科工作,后来又调到昆钢的罗茨矿山,这明显是一次贬谪,后来就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和联系方式。他业务能力较弱,可能会受排挤,他虽然活泼大方,有较强的公关能力,但骨子里仍是一个厚道人啊!但愿他有好运。

三,几位老师和同学

电机系主任,是陳秉良教授,德国留学生,曾在西门子作过工程師,他给我们讲“电工基础”,这是我们的饭碗课,事先我摩拳擦掌,要把这们课给拿下,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有三:①、不适应陳教授的教法;②、教材抄自苏聯,太理论化,通篇都是公式,好像是在学高等数学;③、与高等数学进度脫节。教材的主导思想,是用数学方法觧释电工原理,但我们的数学课还未学到微积分时,“电工基础”的课堂上早已用微积分的方法来推导电学公式了。我去香港定居后曾在图书馆和书店见到了美国电专业大学生所用的教材,与我们当时学的仿苏教材相比,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简明实用,概念清晰;联系实际,图文并茂。后来这些书在国内的书店也有中译本出售,再后来国内高校的这类教材也与欧美教材“接轨”了,我感慨,现在的大学生真幸福!

陳系主任只是个花瓶似的政协人物,真正的教学、人事、行政大权都由党总管。系党总支书记韩邦彥,约40岁左右,老川大工学院毕业,当时是讲師,但从不讲课,专职党务、行政。此人看起来态度挺和善,脸上始终都挂着笑容。文革后成都工学院曾岀了两位四川省的付省长,苐一位是留美博士,著名的生物力学专家康振黄教授,他也是全国教授、博导岀任付省长的苐一人,康缷任后,就是由韩邦彥继任,据说这两位付省长口碑都不错。

据说1957年反右,工学院属战果辉煌的院校,在師生中打了一大批右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电机系的胡鸣善教授,胡系美国留学生,曾在哥伦比亚电台任职工程師,打成右派后,曾一度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流放到校办电机厂繞线圈,我好几次从电机厂外围走过时,从转角处那个窗口望过去,总会看見他坐在那个固定的位子上工作着,他瘦高的身材,寿星头,高鼻子,系着一条长围裙,一付金絲眼镜就架在鼻尖上,佝偻着背脊,一看見这个形象,我就联想到“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的爸爸--那位善良而可怜的老木匠,待我们毕业离校时仍未听说他获摘帽的消息。

教我们“画法几何”的李沛然教授也是右派份子,在一次上课时他一扫往日的愁容喜形于色地告诉大家他得到通知摘去右派份子帽子了,接着又讲了几句感谢党组织教育的话,看他范进中举式的欣喜若狂,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还必须记述一位我早已叫不出他姓氏名谁的好好先生,他是电机系的助教,西安交大毕业、上海人,辅导我们的“电力拖动”课,一付黑框眼镜架在又高又尖的鼻子上,一头漂亮的天然卷发,一付学究派头,我们都叫他“希腊学者”,由于这个雅号对他实在太贴切以至于我早己记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了。十分不幸、这位温文尔雅的英俊助教偏偏不合时宜地爱上了我们60级的一位女生F。当时高教60条有规定:学生不许谈恋爱,老师不许与学生谈恋爱,有一次他写了一张字条约F外出看电影,幼稚单纯的F将字条上交“组织”,结果人证物证俱全,付院长王朴安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不点名地点了这件事并拍着桌子大叫:“这种衣冠禽兽也堪称为人师表!”。据说后来“希腊学者”被下放到内江一家工厂工作,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含冤自杀。2015年返校时由克伟老师告诉我,这位不幸的老师叫胡宇一。后来F的遭遇也十分不幸,她与同班的党员调干生李某相好,李因功课跟不上,学校照顾退学留校,在电机系实验室当了实验员,毕业时学校特意照顾将F分配到成都郊区的工厂工作,不久他们便结了婚,新婚不久李某突然在实验室将三相电源捆扎在手上合闸自杀,其原因是挪用了党费数百元(可能是为了结婚)!真可谓“红颜薄命”、“红顔祸水”,如果当初F与“希腊学者”相好,非但可救下这两位忠厚老实痴心男子的两条性命,更或许还会成就两个温馨幸福的美滿家庭,这一切究竟是谁之过?是美丽而单纯的F吗?非矣!这笔帐只能挂在那个被扭曲的社会上……

老师中最可怜的要数唐彼得了。他教我们的“电器学”,毕业于哈尔濱工业大学,四川人,长得眉清目秀、斯斯文文,但是就这样健壮的一个小伙子,有次上课时居然差点昏倒在讲台,可能是被饿的。其妻向去弱,助教,给我们开“电工量计”实验课,她的身体与她的名字背道而驰,非但没“去弱”反而好似一个弱不禁风的“林黛玉”。谁也没有料到,文革伊始这位斯文的帅哥改名唐红兵,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成了工学院“红成”派的一名头目。据说一次在学校正大门武装值班时,不料手槍走火,刚好将一位来校探亲的、此时正同其弟(工院学生“红成”成员)路边散步的觧放军战士打死,这本来是一桩手槍走火“过失杀人案”,但由于唐彼得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死者又是出身工农的觧放军,结果以阶级报复杀人致死罪被执行死刑,这就是轰动全省的“唐红兵槍杀觧放军事件”。行刑前他对前去探监的向老师说:是文化大革命害了我,我害了全家!

在我们毕业分配时,大家最不願从事的职业就是教书,这与我们这一代学生亲眼目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的老師是如何纷纷中箭落马,甚至家破人亡是分不开的。

五年大学生活中,接触了不少同学,与我往来较多关系较密切的有这样几位:

陳仁泓,我班团支委,与我同宿舍三年。毕业分配时,有人神秘低声地告诉我,说我分在河南平頂山“煤炭部自动化研究所”,虽然我对“平顶山”很不感冒,但对该干部的友好仍有点受宠若惊。不久宣布名单时我“充军”云南而平頂山的两个名额分给了陳仁洪与谭万雄。该自动化所后来迁到河北唐山,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该所夷为平地。陳当时虽已结婚但太太在成都,因此住单身宿舍,地震时房屋是倾斜倒塌,他从三楼连人带床被抛岀,但由于裹着大棉被及落地角度极佳,连皮都未碰破一块,而几幢磚混结构的家属宿舍,全部自下而上压盖式塌陷,住户几乎全军覆没。与陳同时分往该所的谭万雄同学,一家四口就葬身在这混凝土预制板之下,呜呼哀哉!假如当年我分配到了平頂山,我是难逃此刼的。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坏事往往会变成好事!这是后话。再回过头来说陳仁泓。刼后余生后只身随难民爬車逃回成都,不久粉碎四人帮,科技人员又吃香,順利调至“成都市轻工研究所”工作。1983年我调回成都才知道他这一传奇经历,或许是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他为我当过一次替死鬼”的荒诞情结,因此大学与我同室相处时都无什么往来的他,现在成了我在蓉城同学中联系最多的一位。1986年我在“成都智能仪表厂”任顾问期间,极力把他推荐给该厂当顾问,并帮助他研制开发了“数字式液位指示调节仪”。不久该产品由四川省科委主持鉴定,有省质检局等部门参加,我充当了该产品技朮鉴定委员会主任,这是因为当时的成都拥有自动化仪表高级职称的人还屈指可数。通过鉴定,他开发的产品在“智能厂”投入批量生产,厂家与他均双嬴获利,而且当顾问每月有300元的固定收入(当时他月工资才120元),为此他对我十分感激,我去港后一直都有联系。2011年9月1日陈仁泓同学因患胰腺癌不幸在成都仙逝,2015年9月我与几位同学曾特意去陈同学家看望陈妻。

刘世维,是我发输专业的同学但不在一个班,他已经是苐三年读一年级了,他16岁考入工院,参加了院足球队,又练拳击,无心唸书,因此连留兩级,其实他是个绝頂聪明的人,是重庆某名校毕业,写一笔好字,俄语也学得很好,在中学时代就一直与一位苏联小女生保持书信联系,当时的“红領巾”杂志曾详细报导过这件事,我曾看过这篇报导,印象很深,想不到当年令我羨慕不已的英俊少年而今却是我的同窗。他父亲是当年与邓小平等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可能关係不差,所以觧放后较受关照,未受甚么冲击。刘世维在当时一切政治挂帥的红色校园内,是一位“游侠”、一名异类,或许由于他从不过问政治,也不干违法的事,所以他也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他毕业分配在贵州省化工设计院工作,文革期间他参加了“四一一”造反派,当了个小头目。大约1967年夏,有次“四一一”失势,他被另一派追击,连夜爬火車逃到昆明,突如其来地出現在我面前,他只穿了件背心、一条短裤,一双拖鞋,两手空空,十分狼狈,他在我那里住了好几天,直到贵阳局势平稳后他才回去。约1970年我为云南维尼纶厂工程去贵阳“清镇化工厂”收资,去化工院见了他,由于下午我要乘車返昆,没有去他家里,但见到了他的太太蔡章华--贵阳人,贵州工学院毕业,同在化工院工作。在化工院还见到了原发输专业的同班同学刘书卫、冉龙谷,大家感到分外亲切。这次与刘世维分别后,我俩就慢慢失去了联系,直到2008年才在赖世金、王槐琼同学的帮助下重新与他恢复了联系。他后来去了贵州省电力局工作,并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并入了党。2013年在贵阳因心梗突然去世,十分可惜。

冉春明,我发输专业时的同班、同寝室的同学。他与刘四维一样也是重庆人,也是一名异类。他十分酷爱文学,阅读小说几近痴迷,开始时是上课时偷偷看小说,后来干脆不上课躺在宿舍床上整天地看小说,二年级时因缺课太多险些被校方勒令退学,但他躲过了初一却没能逃过十五,四年级在电厂实习时因与同学打架而在临毕业时被校方勒令退学,他回家后不断上访申诉,终于迫使校方收回处分决定,回校复学,但他却为此付出了一年的代价。我也是爱书之人,与他自然成了好朋友,受他的影响我大学时也读了不少小说,好些书都是他读后向我推荐的,如“围城”、“复活”、“当代英雄”、“白夜”、“普希金短篇小说选”、“女皇王冠上的钻石”等等。由于经常跑图书馆,他与一位管借还书的重庆女孩相爱,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小说描述这件事,我以第一读者的身份看了他的大作,不过我实在不敢恭维,原来我一直为他惋惜没有去学文学,看了他的小说后我认为他选读工科是正确的,因为他缺少一个作家应有的天资和灵性。毕业后我与他就失去了联系,直到2009年5月我在成都几经周折才与他联系上并在望江楼见了面,他毕业后分配到成都鐵路局工作,并且果真和那位图书馆的重庆女孩终成眷属,所以他们的家就在望江楼附近的川大校园。

刘世维和冉春明并非红色家庭出身,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他们还能我行我素、倜傥不羁,实属罕见和不易,但就这两位颇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仁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居然加入了中共,我不得不佩服他们所在党组织的眼光,因为他们光明正大的品质正是好些中共党员所不具备的!

2015年9月我们2201班返校聚会的同学有:何积纯、赖世金夫妇及廖清泉、陈家国、倪绍清、蒋长福、赵泽忠、王荣成、唐振镉、杨宝碧和我等十一人,除去世的六人外,未到的有十四人。

在这些同学中,何积纯、赖世金夫妇与我交往算是最多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女儿在深圳工作,他俩常住这边帮忙照顾孙子,直到两年前孙子上了高中他们才返回成都。何、赖二同学在校时是标淮的好学生,成绩优秀,毕业分配时被人为拆散,何分配到铁道兵,赖分配到贵阳,天各一方。经过双方的努力坚持,最终在湖北十偃铁道部一家工厂扎根,两人都入了党,何任该厂动力处长,事业有成。育有一儿一女,阖家和谐,算是幸福美满的一对。

廖清泉同学毕业分配到煤炭部准南煤机厂,后来该厂支援三线建设,他又调到煤炭部云南马龙煤机厂,由于那时我也在云南,所以我们两家还互有往来,我记得我爱人还带着小孩去马龙他家住过几天。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孩子的前途考虑,他想调动工作但厂方拒不放行,于是他毅然放弃该厂的职位、工资、户籍、口粮等去重庆另闯天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四川仪表总厂属下的一间专门生产、研制电源的分厂谋得一份理想的工作,这期间马龙煤机厂一直请求他回去,但他没有动摇,相持了一年,马龙煤机厂才割爱放行。四川仪表总厂是1960年代一机部承头的一个大型内迁三线工程,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将她打造成中国经营规模最大、产品门类最全、系统集成能力最强的自动化仪表基地。我也是干这一行的,曾多次选用川仪的产品,也曾多次去过川仪,也去过廖同学的分厂,他后来成了这家分厂的总工程师,在国内仪表行业中是位知名的电源专家。

陈家国同学毕业时分配到贵阳,粉碎四人帮后几经周折调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来与重庆大学合并)任教。记得有次我到重庆出差,还专门到学院拜访过他,那时他刚调来不久,好象住的是原来教授住的那种小洋房,只不过是两家合住一套,但也令我羡慕不已。他在建院教过书,带领施工队搞过校内的基建工程,又在建院的设计院搞过电气设计,承接过国内的一些知名的建筑工程。他是我班唯一一个在大学任教的同学并拥有教授职称。

倪绍清同学是原数理力学系分来的,数理基础并不差,但天性贪玩,他是工人家庭出身,自贡名校蜀光中学毕业。在班上他和我、李秀其三人都因“臭味相投”而相处甚好,他至今还记得我们三人晚自习偷跑出校门看电影的事。他的基础和成绩其实比李秀其好,但他运气不好,刚好在二年级下期的期末考试中考了个清一色的“及格”,被迫留级,而李秀其还有“良”的分数而幸免于难。据倪同学讲:他们这批不幸的“留”学生多次找系上、学校理论,提高到打击排斥工农出身同学的高度来认识这次事件,结果学校应承发公文,承认他们的工龄从1965年算起(否则要从1968年算起)。倪同学1966年毕业但因文革拖延,直到1968年才分配到一机部在内江的一个厂工作,退休后来成都购房定居,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在成都工作。倪同学虽然在大学期间运气不好晚了三年毕业,但老天是公平的,给了他一个贤惠端庄的妻子和两个聪明可爱的女儿及她们美满和谐的家庭,倪绍清心满意足了,我为他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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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0年9月19日14: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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