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伯和不仅是新音乐教育与理论研究的先驱，还是我国创作白话新诗的先行者，有“成都泰戈尔”之称。他的诗歌中充溢灵性的闪耀跃动，浸满情感的缠绵悱恻，而无当时新诗坛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与呆板。虽然叶伯和一生偏重于音乐教育与理论研究事业，但他对白话新诗的探索，无论从其创作时间来看，还是就作品成就而言，都堪称中国近代新诗创作之先行。
1920年出版的《伯和诗草》
早期白话诗歌创作的先行者
叶伯和比胡适早留学三年，其新诗创作时间也早于胡适的1916年，是我国用白话写诗的第一人。在日本东京音乐学院留学期间，叶伯和已开始思考创作白话诗歌，立志“创造一种诗体”。叶伯和在留学归来途中所写：“我自浮海换，诗词始长进”（《归国时途中作》），证明其被唤醒的新诗意识源于留学的契机。
1913年，归国从事音乐教育的叶伯和由于教学的需要，开始用白话创作一些“白描的歌”。这些“白描的歌”是他早期白话诗歌创作的尝试。如其中极富蜀文化气息的《杜鹃》:
杜鹃开，杜鹃啼
花也有此名，鸟也有此名
花开我心喜，鸟啼我心悲
两样物同样名，一样感触两样情。
后来，他将这些“白描的歌”谱曲教授给学生传唱，在成都颇具影响力。通过音乐的传播，这些“白描的歌”一度被传至北京、上海。
1920年5月，在胡适出版《尝试集》两个月后，叶伯和出版了白话诗集《诗歌集》（全称《叶伯和著的诗歌集前三期撰刊》）和《伯和诗草》。但叶伯和此前曾经把诗歌分期印行散发，因此他发表白话诗的时间实际早于《尝试集》。由于发行量较好，《诗歌集》于1922年5月再版。
叶伯和的诗歌被公开发表后，前来向他请教作诗的文学爱好者络绎不绝。他的诗歌还经常在《星期日周报》《人声报》《直觉》等刊物上发表，引起了新文化阵营的关注。当他的《心乐篇》问世后，叶圣陶、康白情、王怡庵等都给予高度评价。但由于身处巴蜀，远离新文化中心，再加上自身社会背景等诸多原因，叶伯和诗歌的实际影响力没有胡适深远。
叶伯和的诗与“歌”相连，与“情”相依。由于其深厚的音乐修养,他的诗歌总是充满了音乐的律动,浸润着泰戈尔式的诗乐之美，既遵循一定格律，又潇洒自如动人心扉，读之朗朗上口。如《种稻歌》：
灼灼者花，青青者草。
食稻者多，种稻者少。
将军酒肉如林沼，小民终日难一饱。
叶伯和的诗歌还流淌着丰富细腻的情感，这些情感不仅有爱情、友情、亲情，更有对下层百姓苦难生活的关爱之情以及感怀古人忧虑时事的慨叹。如《乡村的妇人》道出乡村农妇独自支撑家庭的悲苦；《薛涛井》《草堂怀杜甫》充满对古人的凭吊；《战后之少城公园》则是将目光投注到战乱中萧条的现实。
四川第一个文学社团的发起人
1922年，在中国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创办的同时，叶伯和发起组织了四川第一个文学团体“草堂文学研究会”，主编印发了四川第一本文学杂志《草堂》。“草堂”社团与期刊的出现，得到了茅盾、郭沫若等人的关注与勉励。叶伯和及社团成员用“草堂”之名，是希望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来表现其济世忧民的文学理想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在《草堂》的第一、二、三期上，曾连续发表巴金以“佩竿”为笔名写成的早期诗作，如《哭》《沉没》《锣声》等。《草堂》对文学少年巴金的看重，坚定了巴金此后走向文学之路的决心和勇气。可以说，《草堂》是巴金文学生涯的起点，叶伯和是巴金最早的伯乐。
由于时局混乱与叶伯和家庭变故等原因，“草堂文学研究会”只存在了一年多,《草堂》会刊也只延续了四期，但它们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坚实而光辉的脚印。
叶伯和是白话新诗的先行者，音乐是其诗歌的载体，情感是其诗歌的源泉。在崭新的文化浪潮中，他的诗歌创作始终合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贯穿古今，沟通中西，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
（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参考：《叶伯和与中国早期白话诗歌》（彭超，西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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