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910年在乐山。
郭沫若1912年在成都。
1910郭沫若：新文化运动“创造”的火鸟
1910 年 10 月，郭沫若赴成都，投考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入丙班。
1912年春节，郭沫若从成都回到沙湾，家乡喜挂长联，他咏成佳对二三十副，下面一联最为妙绝：
故国同春色归来，直欲砚池溟渤笔昆仑，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
民权如海潮暴发，何难郡县欧非城美奥，把地球幅员竟入版图。
“我们一般的人士怎样的欢欣鼓舞哟！特别是我们四川。因为它斗争的时候长，所以取得胜利的时候也就分外狂喜得可怕。”他说。
胜利者郭沫若似乎看到中国如醒狮雄踞，四方列强何足道哉！虽是“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但那昂扬奋发的爱国和反帝反封建情绪，以奇绝想象传递出来。
创造社：新文化运动里涅槃的火鸟
1915年5月，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卖国条约，是为国耻。
那是郭沫若东渡第二年。五月七日那天，他“冲冠有怒与天齐”，毅然回国。
他说：要救国，要有实际的学问才行。遂埋头向学，倏忽三年。
1918年夏，日本福冈。张资平来访。二人感叹中国缺乏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
郭沫若提出：以同人杂志的形式，做纯文学，不用文言，用白话。
同人者谁？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和郭沫若四人。
郭说，从每人每月的官费里抽少许以作印费，张赞成。
郭沫若说：“（那）一番谈话为它（创造社）的受胎期。”
“五四运动”风潮澎湃，它形式上是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实际上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以来所培酿成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之死决的抗争”。“自从那次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化便呈出了一个划时期的外观。”
为了抗争，他拼命创作。1919年和1920年之间约一年，是他诗歌的爆发期。
“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寒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
郭沫若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和《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她的颂词。
他宣称：死的凤凰更生了！新文化运动中涅槃的火鸟，更生了！
《浮士德》《茵梦湖》《女神》《少年维特之烦恼》，郭沫若的译著和创作，像火山一样喷涌。
为了抗争，他殚精竭虑，推动创造社的成立。
1921年7月初，东京郁达夫住所，创造社成立。大家一致赞成以“创造”之名，先出季刊，出版时间愈早愈好。
胡适的青睐和鲁迅的评价
1921年9月初旬，商务印书馆高梦旦先生请吃晚餐，主请胡适和郭沫若，商务同人作陪。
郭沫若说：“这要算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虽不无揶揄，但真实情况，未必如此。
二人握手时，商务的何公敢意识到见面的历史价值，说：你们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
就席时，高居中，胡适居左，郭居右，后来主帅猛将二人干脆换位并聊，足见相谈甚欢。
郭沫若的记录里，胡博士穿的也是夏布长衫，有个细节今天读来仍令人感佩：
“我那时候也在吸香烟，在电气风扇之下擦了几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过去，顺手又取了一个酒杯来打横，把左手的拇指和无名指挟着酒杯边，食指和中指挟着火柴匣，那样酒杯便成了一个玻璃罩，火柴也就擦燃了。他向我笑了一下。”
“在‘五四’以后，凡是从事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阵营里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样，相亲相爱相敬慕的程度，不是个中人是绝难想象得到的。”这是郭沫若在另外场合里说的话，不知胡适博士是否属于“阵营里的人”。
但是胡适对他，显然青睐有加，为他玻璃罩里点香烟。
鲁迅则在20年代末评价创造社：“此后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出现。创造社尊重天才，是艺术至上派，尊重自我，崇创作，恨翻译，尤憎恨重译，与同时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其出阵最初之广告上，言有垄断文坛者，即指文学研究会也。”
在鲁迅先生严厉的评价中，也承认创造社“看来是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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