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市:一个打工爷眼里的二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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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0日00:46:36 评论

一个打工爷眼里的二滩

--作者:王承诚  蔡应律

前言

打工爷乃本文作者之一,其称谓系打工二滩时干捡得的,而非作者主观杜撰;“爷”之所指,也仅仅在于生理年龄,跟“舵爷”、“做官当老爷”之类,扯不上丝毫的关系。

公元1994年10月的一天,天气阴霾一如人的心境,打工爷在退休金难保的情况下,收抬了一个简单的行囊,拎上心爱的小提琴,只身挤上一列普雄至攀枝花的“管内慢车”,去寻找“梦中的橄榄树”。……车厢里人畜混杂,劣质烟草味和畜粪味冲人脑顶;猪鸡牛羊们或神气活现,或呆头呆脑。打工爷索性苦中作乐,来个“对畜拉琴”,从马思聪的《思乡曲》,到陈钢、何占豪的《梁祝》,再到三毛的《橄榄树》,一路拉不长扯不断地摇晃着南下。之后,就手捏三证——其实是四证:测量证、施工证、驾驶证,外加身份证——站到了二滩外国公司人事部的小窗前,排在了那条由求职者组成的曲曲弯弯的百米长龙的尾部。

二滩电站,是眼下正在建设的大型水电站,地点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境内的雅砻江上。

幸遇一熟人,一位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而后来任教于中学并最后跑到二滩来打工的昔日琴友。打小车窗内,该琴友先注意到打工爷腋下的小提琴琴盒,然后再注意到人。然后车停下了。再然后,打工爷就成了二滩的一位“白领”职员,并干捡了这么一个不俗不雅不褒不贬的中性称谓。

这称谓由谁最先喊出,已无从查考,也没有查考的价值,无非是见打工爷两肩风霜一脸皱纹,而有必要与青春饱绽的“打工仔”、“打工妹”相区别,并进而对这两个称谓稍作改造推演而成。总之,在打工爷打工的测量部,中外人士皆这样喊,俨然成了专有,打工爷的真名实姓,倒被人忘记了。……

也是在1994年,在春节期间,在朗朗阳光普照下的二滩大坝坝址,某二人曾有过如下一段谈话——

甲(天真而兴致勃勃地):这大坝,眼下列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在这里工作,很自豪很神圣,是吧?

乙(憨厚地笑):没得你说的那些想法。

甲:那你一天都想些啥呢?

乙:啥子都不想,只是提心吊胆,怕被老外炒鱿鱼。

甲:这么凶啊?凭啥子?

乙:不凭啥子,我们有两个人白眉白眼就遭炒了嘛。

甲:听说你们收入不赖,一月能挣多少?

乙:1600元——农村人,这种活路,上哪去找?

上述对话中的甲,即本文的另一位作者;对话中的乙则是一位看守工地而拒绝小车进入路口的民工。

当年,甲应朋友之邀,带上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去二滩开眼界,长见识。甲的这位朋友是企业负责人,该企业与二滩公司和各标联营体有着多年的业务协作关系,此行是带上副手驱车去给老总们拜年。轻松愉快的行程,从公司总部到各标办公处,到欧洲营地直到老外家里,这样走马观花看下来,直看得甲父女俩心旷神怡,诗意盎然。到二滩坝址,则安排在全部联谊活动结束后返程当天的上午。

那么,可以想见,此时此地,在与乙有过如上一番对话之后,荡漾在甲心里的诗意,会有了一些凝重的内容,而不至那般轻浮了。

后来,打工爷与甲说起二滩,便有如俞伯牙弹琴,钟子期谓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两人一拍即合,乃有了这篇文字。

文中部份人物,未用真名实姓,这是需要说明的。

1

深山惊梦:蛰龙终于从苍莽的沉睡中一跃而起

八十年代末,中国,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大气候里,在经历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风波之后,逐渐平息下来,朝野等待观望:中国已经走了10年的改革之路将向何处去?

九十年代初,气候特别炎热,广袤的神州大地,经历了夏季滚滚热浪冲击之后,进入了秋天。勤劳的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用汗水辛勤培育出金黄的稻菽和累累的瓜果,装点了金秋,丰收在望,喜上眉梢。

然而,在城镇、工厂,由于过热的经济开始回落,许多国营商店、工矿企业也从高烧中陡然降下温来,有的一下子跌入冰点,出现大幅度的亏损。象征国家经济风雨表的银行,也由于借贷失衡,贷款沉多浮少拿不出资金,金融界亮出了黄牌,等米下锅的国营企业贷款困难,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加上愈演愈烈的“三角债”,原料无钱购买,产品卖不出去,许多企业已经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贸易,几十年一贯制的旧有生产方式和观念开始动摇了。众口一词的时髦语是“砸烂铁饭碗”——就是不砸也开始出现了裂痕。危机一阵一阵地袭来,迷惘中传来企业界人士的阵阵叹息: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就在这时,中国水电部门,一个参照国际惯例几经酝酿的、静悄悄的改革新尝试,钻进了中国西南腹地,钻进了川滇交界的横断山脉的一隅,并在四川攀枝花市北郊40公里的深山峡谷之中,开始落地生根。

这个地方,是奔腾不息的雅砻江下游。山高水险,波滚浪急,祖辈船工们摇橹弄桨的惊险之地,不到10公里的江段上,就有险恶的大跌水三处。

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勒那冬则峰的雅砻江,直奔四川省甘孜州,经凉山州到攀枝花市倮果汇入金沙江。江水蜿蜒曲折,长度仅有1000多公里,落差竟达4500公尺,水力资源之丰富世所罕见。

雅砻江单在二滩地段的落差就有100多米之高。

传说中的二滩,有远古的神话,有近代传教士预言,也有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喟叹,都离不开修电站这个话题,但是真正开始付诸行动,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五十年代,地质队员们爬山涉水,在荒山野岭的攀枝花,找到了世界级的钒钛磁铁矿,又在攀西地区发现了诸多矿种,“中国乌拉尔”的欢呼声响彻九霄。在规划开采发展蓝图的时候,想到了电力资源。于是,水电勘测队,在解放军的协助下,人背马驮,将各种勘探测量器械运到了当时人迹罕至的二滩,搭起了工棚,辛勤探测。初勘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基岩是坚硬而少裂缝的火成岩系,在不到两公里的地段,两山峡谷距离有多处不足1公里,正是建设水电站坝址的理想之地。

浩浩的江水,流量每秒上万立方米,墨绿色的江水清油似的白白流淌着,而高山上的老乡,还处于用松明火的原始状态。

六十年代,国家正式派出大型水电勘测队,进驻二滩,钻机隆隆,测旗招展,全面地对二滩电站进行了勘探设计,在雅碧江主流和各个支流上建立了水文观测站,对每月、全年的降雨量、河流量进行了全面综合计算设计。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二滩地段的水力资源可以建设一个300万至350万千瓦的巨型电站。

文化大革命,二滩也像全国一样,在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中磨日子,一混10年过去,仍然是那些竹蓆工棚,仍然是那些旧钻机,仅在掌钻人风雨剥蚀的脸上,凭添了无数皱纹……

浩浩江水静静流,高山峡谷空悠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科学的春天到来,发展的春潮也涌进二滩,开始了大规模的可行性研究和设计,国家多次派遣工程设计队伍进山。第一任设计师殷开忠,就是在1983年到二滩考察坝址的过程中,被高山飞石击中而光荣牺牲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在崖畔上余音袅袅,亘古难散。

建设者们前仆后继,勘测考察设计资料车载斗装。水电部门下了决心,要在二滩修建巨型电站。八十年代末,作了前期准备工作,选址定点,修桥筑路。

但是,到底选择怎样的方式建设这个大电站?资金从哪里来?工期和工程质量如何?等等问题国家再三考虑之后,大胆选择了当时于我们说来十分陌生的国有股份制,成立了二滩水电工程开发公司,整个项目由公司以业主的身份自主经营:从资金筹集到工程招标、工程监理,从运行管理到还本付息、滚动开发,概由公司负责。

一种完全迥异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工程会战指挥部的全新的运作方式。

二滩电站设计330万千瓦,九十年代初排列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国家和四川省筹内资243亿元人民币,外资9. 3亿美元,共折合人民币330亿元。外资由世界银行贷款。世界银行又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乃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以政府的名义担保的项目贷款,资助兴建某些周期长,利润低,但又是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建设项目。向二滩提供的这笔贷款,是世行组建半个世纪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单项工程提供贷款数额最大的一个顶目。为此,世行的金融家们目光炯炯,盯着大西南这片土地反复打量,从它的过去看到它的未来。

中国可开发的水力资源达3.78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1995年末的水力发电设备容量,仅为5058万千瓦,只占可开发资源的13.4%;而当年中国的能源构成情况是:火力发电占80.1%,水力发电占18.6%,核发电占1.3%。水电开发,潜力巨大。

云贵川的水电资源占全中国水电资源的一半,但已开发的仅占3%。云贵川由于电力能源的严重不足,有三分之一的生产能力闲置,产值每天损失上亿元人民币,这祥的反差,怎不让人慨叹。雅砻江的水电资源又为云贵川众多河流之首,二滩仅是首项开发,首笔投资,今后的合作远景非常宏大。

二滩电站装机6台,每台55万千瓦,年发电量170亿度,相当于一个年产1003.8万吨的煤炭基地,或者年产504万吨的油田。每年利润20-30亿元人民币,10年至15年全部还清本息;而且滚动开发有官地电站、锦屏电站……雅砻江将是一条巨型珍珠项链,挂在中国西部高原肥美丰腴的胸脯上,让西部如日中天地亮起来。

世界银行的贷款,引来了国际性的招标。二滩水电工程开发公司(英语缩写EEC)于此项工作的每一个步骤真可谓慎之又慎,每一板拍下去,都是数十亿元人民币,稍有疏忽,千千万万人民的成吨血汗,便会付诸东流。公司的老总们直感到江心的那些旋涡,也成了一只只深不可测的眼睛盯紧了自己。从标书拟定、发放到开标,从发中标通知到合同签字,一系列过程,真是如履薄冰,还聘请了美国哈扎咨询公司(HARZ)和挪威顾问团(AGN)作考察论证……

1997年9月14日,不同肤色,不同国籍,操着不同语言的各标人马开进这沉睡的高山峡谷之中,石破天惊的开山炮冲天而起,响遏行云。

2

宽广的世界是如此狭小,幽深的峡谷是如此广大:峡谷里怀抱着一个沸腾的世界

交通通讯的进步,产生了人类的“地球村”意识,天涯咫尺,人坐家中,可以知道地球背面正发生着什么事情;相距万里的两个人,可以通过越洋电话而“促膝谈心”。世界真是变得越来越小了,而全球经济的国际化发展,更使居住在各大洲的地球村民们越来越体味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一次坂神大地震,会使全世界的建筑承包商立即兴奋起来;而一次墨西哥的金融危机或泰铢贬值,便令全世界的经济界人士至今心怀余悸。说白了,西装革履的世界靠经济杠杆驱动。封疆扩土的圈地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没有硝烟的竞争中,地球的狭小实际上是市场的狭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等于是给疲软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人们都盯紧了中国这块“最后的,然而潜力巨大的”市场(世界经济界人士语),不放过任何向中国渗入和扩展的机会。而二滩工程,则是他们要打的一场阵地战。

全都攒足了劲来。

竞标结果——

一标:大坝筑造及配套工程,由意大利英波吉洛公司和中国水电八局中标,再联合杜美思、大马赛、托诺公司组成联营体EJV。

二标:地下厂房隧洞和配套工程及隧洞等,由德国菲力蒲.霍尔兹曼公司与中国葛洲坝水电工程局中标,联合霍克梯夫组成二标联营体。

三标:安装发电机组,由中国葛洲坝工程局一家单独中标,加拿大大通电气公司作为供货商。

四标:电缆由日本和法国公司中标。

不到两公里的施工地段,就拥有30多个国家的人员。6大洲、4大洋不同肤色、不同国藉的白领和蓝领的数千名员工,组成了这支奇特的施工队伍,人们戏称为“小联合国”,又戏称为“多国部队”。海湾战争中联合国组成的多国部队,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知名度高,二滩乐得引用。

两个500和一个5000

二滩,这个千年寂寥、人烟稀少的穷乡辟壤,一下子车水马龙,机器轰鸣,成了世所瞩目的西部淘金之地。

二滩具体在什么地方呢?在国家和省级地图上是找不到的。穷山恶水的粗犷线条勾勒下,只有哗哗的水声在呐喊和倾诉,呐喊倾诉了千万年,直到今天才被人听到。但要在地图上分摊到一个圈或者一个点,还得假以时日,有待自已快快成长。

二滩工程开始,人员、大型机械、设备、各种生产生活用品隆隆开运进来。作为工程的前期准备,打攀枝花市倮果雅砻江口接攀会公路,修了一条长35公里双车道全水泥路面的二级公路到二滩。从攀枝花市区乘汽车40分钟可到达。成昆铁路的桐子林车站下面的雅砻江上建有大型斜拉桥,连接两岸;西岸接在那条二级公路上,从这里到二滩不足20公里。桐子林火车站原来只是个四等小站,仅有荒村似的小屋和灌木林丛生的桐子树。二滩工程开始之后,车站提成三级站,有了圆形奥地利音乐厅似的候车室,小洋楼拨地而起,大油罐临江而立,餐饮业、农贸市场应运而生。成为二滩工程的重要中转站。

二滩两条公路沿江而筑,一条居江之左岸,是六十年代为拉煤炭和木材而修的简易山村便道。另一条便是这条专为二滩工程而修的二级水泥公路了。在二滩地段的江面上建有一座水泥双曲拱桥和一座钢丝斜拉桥,将左岸和右岸的交通接起来,便于施工。

以雅砻江水流方向为正面,左手边称左岸,山陡处打了两个公路隧道,并改造了六十年代的简易路,成为一标的中方驻地和施工交通要冲,沿公路修有中国水电八局的医院,职工宿舍和电影院。职工宿舍大铁门上焊有用钢板割成的4个大字“中方营地”。一条山沟,溪水潺潺,怪石嶙峋,靠山一侧,亚热带丛林密布。在丛林中,人工搭成许多鸽笼式的小屋,是打工仔、打工妹及家属临时构筑的宿舍,里面铺挨铺挤满了当今时代以下得毛、吃得苦、打得粗著称于世而充满了创造活力,也饱绽着物质精神欲望的一群。锅碗瓢盆交响曲中,不断有歌声笑声和赌博声吃喝声传出。原攀枝花钢铁公司下属企业的粘土矿山和金龙沟冷冷清清,门可落雀,自一标建了职员宿舍和菲律宾营地,一下子热闹起来,餐饮市场熙熙攘攘。一标的交通客车和小车往返其间,接送上下班员工。办公大楼在大干沟隧道口的悬崖上,像鹰一样地俯瞰着滚滚雅砻江和电站建设工地。

右岸的小山包上是二标,新建了车间和白色办公楼,往上去是印度营地、菲律宾营地和中方营地。有保安值门卫,只准有工号卡的员工进出。在中方营地的围墙外边,针叶阔叶混杂林里,绵延搭了许多木板工棚,居住农村来的家属。二标的劳务供伙食发月餐券,当天有效过期作废。几千人拥在一个伙食团,饭菜质量不好而份量特多,这就无形供养了一大批农村闲散人口。中国的农民大多是饱肚子就满足。

世界级的巨型电站工程,没有过去那种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喊马嘶的场面。只见汽车来回搬土运石,机声隆隆,却人影少见。唯下班之时,这里那里,爆出来一串串震天撼地的开山炮响,可领略到一项浩大的工程,在这里摆开了阵势。

在两公里不足的峡谷施工工地,地上,地下,空中,全面开工。地上明挖坝基,地下打隧洞,空中架设缆机线。有5000多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潜心工作。他们分别来自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法国、瑞典、挪威、土耳其、阿尔及利亚、英格兰、新西兰、巴西、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三十多个国家、数十个民族,当然更多的还是中国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从文盲到专家博士,从最原始的挥锄挖土到最现代的电脑操作,工种齐全,语言混杂。人们将它概括为“500外国公民加500中国外语教师,领导着5000中国农民在二滩修世界级电站”。这是笑话谑语,也有些偏颇,无非是对其主要组成人员的一种概略统计。数百外国人,除了少数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外,绝大多数是从世界各地招收来的国际劳工,一些市镇闲散居民,绝大多数是农民。当然外国不像中国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农转非”这个词只有中国独有。这些外国劳工在技术上或熟练程度上往往赶不上中国人。时间一长,对外国人的神秘感逐渐在中国工人中淡化了。

改革开放前,中国内地出现一个外国人,被许多人围观、追看、呆盯是普遍现象。在二滩老外比比皆是,走路,工作,进餐,驾车,就连上厕所也磕头碰脑地遇到外国人。除翻译能跟他们用语言交流外,大多数中国员工只好用手势、表情,加一些含混不清的英语来打个招呼或表达个什么意思。

数百名翻译从何而来?绝大多数是中学外语教师,少数是大学生假期打工。九十年代初教师是清苦的一群,提高教师地位的口号喊了多年却不见动静,到二滩当翻译,月薪起码也是上千元。翻译属白领阶层,薪水之外另发伙食费。一些教师反复对比之下,便放弃了校园的宁静生活和师道尊严,而下海了。当然主要是青年教师,他们不愿固守清贫的同时固守死板的教材教案,不愿尾在老资格的教师后面苦等晋职的机会。大道理之外他们更相信钱;而“训练口语”则是他们人人喜欢套用的借口。

5000农民之说呢?是广大的农民尝到了民工潮的甜头,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四川,川军南下多年前便成为媒体报导的热点。而这股川军,是静悄悄到二滩来的,来构筑他们祖祖辈辈的致富发家美梦。

工地施工机械化程度高,愈是现代化的机械,操作起来也愈简单。有时只需要摁一下开关、拧一下旋纽或者敲一下键盘就成。许多农民上工考试之前,先混在班组学习两三天就能考上,如果再给翻译一串通,那就更没有问题了。班组里中国人多,又是常雇用常炒鱿鱼,老外常常记不住他手下中国人的面孔,很多农民乃操起一句旧民谚:洋花椒麻外国人!

农民在家乡,地少人多,亲戚老表舅子也多,只要一人在二滩进了联营体,一封信或一个电话回去一传十、十传百,就牵成线线地找来了。要多少有多少,要一万,决不会少于九千九。老外在招工方面,喜欢搞人人平等,公平竞争那一套。只要能通过考试,绝对不过问你的历史。小偷、劳改犯照样录用。

薪水依国藉而定

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不但中国适用世界亦然。“按劳分配”,是中国人干社会主义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的不贰提法,尽管实际中有若干出入。改革开放后,知道西方还有个“按资分配”;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还提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但在二滩这里,既不是按劳力,也不是按技能,而是按国藉分配。同样的工段,同样的工种,国藉不同,工资就不同。

中国人的月平均工资是l千元,菲律宾、巴基斯坦人月平均是1万元,印度人1.5万元,英国人、法国人3至5万元,德国人、意大利人5至10万元。外国公司的高级工程师、顾问或高级管理员是10万到30万元。相比之下雇佣的中国高级工程师,最多月薪定为6000元,还要扣除3000元付给工程师原单位,本人只能领到一半。南京地质研究所的魏工就是如此。

不同国藉的务工人员在二滩这个喧嚣沸腾的大工地上,承包商之外的所有人员,其实都是打工仔,在收益分配上的差别竟这样大,中国人的“礼让”不说了,并且也不见一向讲求“公平”和“平等”的老外们就此提出疑问,真是咄咄怪事。“钱”和“利益”常常会使既得利益者缄口不言,中国如此,世界亦然。

工资多少的确定,都由部门负责人(人称BOSS——老板)拍板,这些部门负责人,一标是意大利人,二标是德国人。他们在定下属员工的工资时,都在国藉工资那个框架中游动。同国藉的人差别不会太大。一、二标都有中国相关单位组成联营体,但中国人是副职,说话不顶用,就连中国管理人员的工资也由外国人定。

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中国人花中国人的钱,在中国的土地上办中国人的事情,由于这桩事情必须要引进外国人的资金、设备、技术还有管理,才办得成或办得好,结果就同时“引”了些外国人来给中国人当二老板。就广大的下层员工来说,大老板(开发公司)隔着一层,是虚的;二老板(外国承包商)却是实的,就顶在头上,掌握着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你在他下巴底下接饭吃,得看他的脸色行事,而薪水又是拿的最末一等。等等这些,在外界人看来只是觉得不可思议,真在那里打工,你却得刻骨铭心地品尝。品尝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滋味,像山坡上那些随处可摘的青皮橄榄果,又酸又涩,难以下咽……

一种“初级阶段”必须要品尝的滋味,有如展翅高飞前在尘埃里的练翅扑腾,惹老外们笑话了。当然,中国是礼义之邦,人也会想:人家是外国人,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你搞建设,有的连老婆孩子也拖着来了,多拿两个还不应该?再说,电站建成了是你的,人家又背不走……想到这一层,还有一个法宝,这就是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尺子一靠,心里也就释然、坦然了,才又品出那橄榄果的回甜味来。

工资的发放,由部门负责人将月考勤表按旬报人事部,人事部以月计算出工资,将每人的工资装入工资袋,附上工资单,返还给部门负责人,员工们在自己的部门老板处签字领取,逾期未领者,老板交回人事部。部门老板实际上掌握了员工的任免权和经济权,真正成了下级的衣食父母官,权力大而下级畏。老板一到全体员工毕恭毕敬,工作也分外卖力。久而久之,许多老板觉得发工资麻烦,认为只要抓住手下人员的雇佣任免权就足够了。这情况被中国建设银行驻当地的分支机构接获,主动将代发工资的工作揽到手里,既可以收取一笔手续费,也拿到了对这部份资金的周转支配权,几天之内可以通融错落使用。何况工资金额大,日息也很可观。许多员工说,建设银行算是肥肉上添膘啦。

二滩工程资金到位,各级信誉都好,没有拖欠工资和稍有滞发工资的情况。这与国内许多困难企业相比显得优越,员工们分外珍惜这一点。发工资那天,人人喜笑颜开。

分营而居,等级森严

住房也像工资一样,是分国藉的。

欧洲人住欧方营地。在桐子林至二滩那条二级水泥公路的中段,雅砻江的一个小支流纳尔河山沟里。沟不长而地势陡,沟口长满了亚热带阔叶林,绿荫掩映,流水潺潺。向西而上的营地公路蜿蜒在树林中,半坡过渡到针叶林,松柏长青,莽莽苍苍。中西结合的建筑物沿沟排列,平房、楼房布局有致。松柏林下,灌木铲除,置有草坪、花圃,绿意盎然,鲜花竞放。公路穿插于房舍之间,是宽敞清洁的水泥双车道。房舍一台一台地建筑,宛如梯田,逐台之间有石阶相通。室外有木马、秋千等健身设施和座椅,室内有空调、彩电、浴室,宽敞明亮。清风徐徐,鸟雀啁啾,胜似疗养胜地。营地内有超级商场,记帐式服务,从月工资中扣除;有老外们自己办的幼儿园和小学。营地坡顶,有雕梁画柱的俱乐部、咖啡茶座,台球保龄,朴克棋类,一应俱全。唯独没有哗哗乱响的麻将。俱乐部门外的游泳池,碧波水满,映照苍山;躺椅沙发,健身器械,游泳船圈,应有尽有,宛如度假村落,避暑山庄。这些住房和设施全部免费。房前房后停有各式车辆,每个老外都配有汽车,也全部免费。营地向北5公里就能到达施工工地和办公楼,上班下班汽车一开,非常方便。营地无工程燥音污染之弊,真是神仙洞府。据说光这个营地就花去1亿多元。营地内还配备有花工水工,服务小姐,不逊于贾府大观园,也强于私人别墅,享受是中西合璧。有国人进去了出来感叹:也不枉活一趟人生。这是二滩一等住地,只有欧美人才能住。

印度人住印度营地。别致之处是双层装修的集装箱房。这些集装箱是从国外装运工程设备而来的,空着没用,就以高级木板装饰内层而成了雅致清洁的住房。室内彩电、空调、冰箱、卫生设备应有尽有。箱外斑驳陆离,箱内整洁清爽。不管春夏秋冬,箱内自调温度。这算是二等营地。有一次一个欧洲人喝醉了酒,将一个中国保安推入欧方营地游泳池。保安向当地法院起诉,攀枝花市法院判其罚款并责令公司处理,德国公司的处理是:逐出欧方营地3个月,罚住印度营地,以观后效。可见住地的等级差别。

菲律宾营地,住着巴基斯坦、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人,是为三等,设备齐全,保安守门。

中方营地自然全部住着中国人。都是5层普通楼房,无空调,装有闭路天线,要看电视自己掏钱买电视机。

中方营地又分职员楼与劳务楼。职员楼2人至3人住一间。劳务楼最差,以二标为例,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住6人,上下床,配有3个衣柜分6隔使用,无浴室,洗澡得去公共大澡堂。营地内没有探亲住房,有家属来探亲,也全拥挤在上下床上。有的寝室创下6对夫妻共挤一室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老外起先不准家属住进营地,但见家属众多,法不治众,只好装聋作哑。有些劳工开始发明创造,在营地墙外沟边搭起了一个接一个的鸽笼似的工棚,开荒喂猪,养家糊口,生儿育女。成了二滩又一道风景线。

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也显示出身份和地位。中国劳务乘坐集装箱改成的闷罐车,可容100多人。也有东风客车,满员超载。这两种车哪个时候也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中国技术员和工程师,坐五十龄和丰田工具车。

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人坐意大利产而在中国南京组装的“依维可”。

欧洲、美洲的雇员、工程师和车间主任,乘切诺基北京213。部长和经理的座车是日产三菱、皇冠或者是英国产的英式吉普。

终日里,各式车辆在蜿蜓的山间公路上奔驰,老远,便能知道里面坐的是何等人物。甚至在各标办公楼前停车的泊位,也是严格划分好了的,以职位的高低为序,用油漆明白标示出来,不能僭越。标示出的既是地位和身份,也是秩序和效能——山高坡陡,平地无多,有效利用不使乱停乱放,也属必要。

工作效率第一,安全防护无序

二滩的工作效率很高,不论白领蓝领,上下班准时,热忱工作,认真负责。

办公楼里上百人工作,只听得电脑打字键盘的达达声和不时传出的电话铃响。听不到闲谈和脚步杂沓声,没有人串岗。那种“一杯茶水一张报,工作之中开玩笑”的场面根本就见不到。每个办公室里都有人,随时去都能找到领导和部门职能人员,联系工作等人的现象没有。即便领导下了工地,通过对讲机也能对话谈工作。领导、官员没有一点架子,只有工作第一。无前呼后拥的现象。要到下面检查工作,领导自驾车辆,单骑微服。

有一次,一辆大车后面的钢绳散了,司机没有发觉,在公路上拖着走。一辆英吉普追去超了车,以手示意要大车停下。大车司机下车看到钢绳拖地,急忙去卷。英吉普下来的大胡子老外也来帮助他。收拾好后大车司机用生涩的英语说:“thank you!”大胡子老外也用生涩的华语回谢:“母(没)关系!”后来有人告诉大车司机,那人是公司驻二滩的第一把手。司机很感动,以后在开车之前总记着仔细检查设备状况,保持车辆良好。

现场工地也是工作第一,机器哗哗响着,人员认真操作。加油部有专门的加油车到现场服务。遇上停水停电,只要用对讲机向有关部门喊话,不到半个钟头就有人有工具车来处理,马上恢复生产。对讲机工长和工程师人手一机。机器出了毛病,也有专门的人前来修理,随时坏随时修,迅速恢复生产。万一修不好,车间有备用,拖好的来拖坏的走,不影响生产。工作中,员工不能闲聊和打瞌睡,否则有扣工时、警告或解雇的危险。

在这种效率下,隧洞进尺突飞猛进,大坝不断增高,工作场面热火朝天。

但是,也由于狠抓效率进度,就造成了重叠施工的现象。许多工种在一个工作面同时开工,而不同的工种又各属自己的部门老板管束,大家都在抢进度,犹如多兵种的战场,各自的指挥官都在抢战果,这样就出现了不顾他人安全的混乱局面。班组没有安全员,工段车间也没有专职安全员,就是直属联营体的安全部也只有寥寥数人,用安全警车巡逻的形式检查安全工作。发现重叠施工和安全隐患,也不敢让工作停下整顿。在这种状况下,工伤死亡是经常发生的。时不时地,救护车和警车的凄厉叫声使员工们心寒胆颤,免不了担心哪一天灾难落在自己的头上。而每一次的工伤死亡事故,都会带出来员工们的长声叹息:唉!二滩的钱还是不好挣啊,如在血盆里抓饭来吃。

安全第一与效率第一,在这一点上,也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代表它们各自特征的标记。

3

阳光和阴影,精彩与无奈,欢乐伴痛苦:
大坝牢固的基础里,填筑着那样多的矛盾和内容

八十年代初,中英两国在长达两年的香港回归谈判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双方在北京签署并发表了中英联合声明。

“一国两制”的提法,很快就成为国际上关注和议论的话题。认为是一个了不得的创造,可以解决二战以来长期未解决的许多难题。

中国又在沿海开放了14个城市,大量引进外资,引进管理和技术,沿海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内地也有所触动,但真正像沿海一样开放而与国际接轨的,只有二滩。二滩许多方面的作法,甚至比沿海走得更远。

二滩几家中外合资企业之外,也有外国独资企业(诺尔公司),似乎将二滩变成了飞地。

一国两制,一企两制,乃至于一家两制,在二滩悄然地存在着,发展着。

汹汹民工潮

数千民工,构成了二滩工程建设者的主体。德国公司和意大利公司,看准了中国人口众多又十分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只带来少量管理人员,开始在二滩大招工,不分中国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只要考试合格,来者不拒。

大山腹地,人烟稀少。二滩开工之初,就是将当地和附近的全部山民调集起来,也远不够用,简直是杯水车薪。车间里没有机修工,明挖部没有普工,洞挖部没有台钻工和炮工,测量部没有测工,老外开着车子去路上找,中国人又听不懂他们叽哩咕噜都说些啥,只好摇摇头,老外也只好耸耸肩。

葛洲坝工程局、水电八局是联营体成员,水电工种齐全,老外为什么视而不见呢?是两种意识的冲撞,是利益的冲突。毕竟中国人几十年习惯了平均主义,老外则自恃股份多而有意压低中国员工的工资收入,把差别拉到几十上百倍。这样就发生了葛洲坝工程局、水电八局许多人撤离二滩的事。老外又以资本雄厚而不相让,索性廉价招收中国大量民工以赚取更多利润。两不相让的情况下,二滩工程出现了一段时期的冷落。

然而,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大工业、发达交通的出现,资本无情地撕去中世纪含情脉脉的面纱,一切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河之中。在一定的条件下,钱这味药,成了万能的兴奋剂。

战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养老金制度开始普及,职工老有所养,生活趋于稳定。老外到二滩作项目承包,几乎全用临时工,省下的养老金全成了利润。而对中国员工开出的千元以上的月薪,虽然低到不能再低,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少见。当时中国的官员最高只有六七百元,高级工程师也只能拿到600元。而农民呢?年收入人均还不到1000元。月薪1000元,这个信息,简直像当年非洲发现金刚石而震动了英国。农民们一传十,十传百,背包扛伞,抱儿带女,牵成线线地朝二滩这个狭窄山沟涌来。一时间,河边路沿、山坡林里都住满了自带行李的民工;江边水边,到处是洗衣服的妇女。人事部的窗口前,排满了上百米的长龙。人人手持身份证,挤挤搡搡,不许人加塞插队。按身份证领表,填表,被小头目领去试工。普工不考,技工是翻译监考或代考。考试往往流于形式,每天都有一批人领到工号卡。而领到工号卡,这就算当上了二滩的正式工人。他们像江水一样淌入二滩的人流,很快就装满了这个用工的库区。

但是,库区也有泄洪闸。外国公司的体制,将联营体铸成一个铁打的营盘,转动着流水的兵。雇佣解雇,优胜劣汰,来来去去,替换频繁。攀枝花市看到这样的势头,兴起了一个二滩职业介绍所,凡要到联营体务工者,必须缴纳400元,办一个务工证,要有务工证才按身份证发招工表。尽管如此,来的人多,走的人少,很快供大于求。人事部窗口时开时闭,但窗口的长龙永远不散,连晚上也在那里蜿蜒就地而躺,成了卧龙。这景象,有点像春运期间火车站购票。

拥挤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和习性,不以为奇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免发生为排队争吵,为名额打架的事,闹闹嚷嚷,混乱不堪。联营体雇佣了许多保安人员,有时还增加一些公安警察,但是死伤的事仍时有发生。有些民工开始失掉了信心,打了退堂鼓。这一部份人非但没有找到工作,挨饿受冻数日之后,卖了衣服、被盖卷,凑点路费,怏怏离去。

工程全面铺开,老外在中国人中间如狮似虎,上跳下窜,骂骂咧咧。要工效,要进尺。老外也不是光吼不干,硐中的台钻、喷浆,明挖部的电铲、推土,常有老外亲自操作。

二滩属于金沙江-雅砻江的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一年有大半年时间赤日炎炎,酷热难当。中外建设者们却在这里忘我地工作着。室内的人稍好一点,有电扇或空调,野外工作却很苦,哪个时候也汗如水洗,内裤没有干过,内衣天天换,澡要天天洗。

这里到处漫生着亚热带植物橄榄,那种手指头大的小青果虽又苦又涩,过后会回甜,人们随时噙一个在嘴里,能生津止渴。

工程进度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但是工地的边角地带,旮旮旯旯机械施工去不了,成了死角,联营体如果再招普工,住房已爆满,食堂再也无力承受,交通车也成问题。于是,应运而生了一种“包工队”。包工队的包工头,一般是从前浪迹于社会码头,胆子大有些头脑的人。他们用钱物贿赂拉拢翻译,揽到这种活路,招收那些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人,编成班组,按上下班时间出勤,老外按人头付给小时工资。交通、住房、伙食,联营体一律不管。包工头用蔑席搭一些临时工棚,开一点低劣伙食,用非常低的工价,招收在饥饿中找不到工作的人。

在一个工地上,甚至一个工作面上,“正式工”和“包工队”一起流汗,工资待遇炯然不同,出现了一地两制,一洞两制的景观。

包工队的包工头,按月、按人头、工时,从外国公司的财务部领到巨款后,极少数付给工人,每人每月打发三四百元,剩下高额的差价利润,像银水一样,淌进了这些土老板的钱柜、腰包。这些血汗钱的原始积累,如果用于开工厂、经商之类的开发投资,也还算一种有益于社会的作为。但是,什么赵老板,贾老板,张老板,黄老板,多是一些文化程度低而被称为“土操哥”那种人,手持大哥大,服饰“金利来”,满睑横肉,满口“逮猫“(嫖娼),乘着自购的皇冠、蓝鸟高级轿车,出入OK厅、酒吧间,灯红酒绿,猜拳行令,醉生梦死。

二滩,钱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成了显示能力的计量表,成了找工作的通行证。只要能拿出1000元钱,就有人能帮助你领到工号卡,这成了公开的秘密。就是这个价码,也使人趋之若鹜,后来升到了1500,2000,2000以上,如绩优股节节攀升。

攀枝花市检察院收到许多举报信,又作了充分调查取证后,一举逮捕了几个翻译和包工头。在看守所里,坦白的数额从10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当时也吓走了一些吃了钱尚未被追查的人。不要工作,不要行装,连夜连晚,乘火车溜走了。

不过,即便在这样的打击下,吃钱的行为也并没有停止,只是从公开转入地下,偷偷摸摸地干而已。

至于嫖娼,公安机关似乎还无暇顾及。

合同为何物

合同亦称契约,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依法订立的有关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对当事各方都具有约束力。一但发生合同纠纷,合同文本是当事各方最有力的书证材料和依据。

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法制经济,一切经济活动用法律作规范,以契约相约束。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跨国操世界的外国承包商自然谙熟于此。就是二滩工程中标之后的全部实施合同,也是经过双方反反复复多次谈判才商定、确立下来的。而且,外国公司很会在合同的实施过程中瞅空子、寻机会,为自己捞取好处,罚款、索赔追加的竹杠提在手里,随时准备舞向对手。为此公司设有专门一套人马,一标二标都成立有合同部。

也正因为知道合同的份量,面对中国廉价的劳务市场,面对人山人海的求职场面,和看到人们希望找到一份工作的急切心理,外国承包商故意拖延,不与中国员工订立劳务合同。

中国的合同法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公布实施了,中国的劳动法也于1994年7月公布,1995年元月实施。但是外国公司以没有拟好相关条文而一推再推,拒不执行。事情明摆着,不定劳务合同对外国公司有利,没有合同约束,他们可以任意解雇中国员工,特别是对罢工者和敢于顶撞他们的人。对伤残者则可以少付或不付赔偿金。外国公司以资本之利,在二滩这块狭窄天地里高高凌驾于中国人头上。

1995年,攀枝花市劳动局一行数人,为贯彻中国的合同法、劳动法,而开进了一、二标中方营地,图文并茂,大力宣传,使中国农民员工振聋发聩、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用人双方签订劳务合同。外国公司迫于压力,眼看也拖不下去了,只好应承下来。但合同条文却是由外国公司单方面拟定,然后让翻译加上中文对照,发通知叫中国员工签字,并扬言拒绝签字者将无条件解雇。中国员工看着这些城下之盟似的条文很愤恨,有些人想罢工,有些人则劝说。最后,已经尝到过前几次罢工的苦味的人们,看在工作难求的份上,只好默然忍受。

于是,二标的劳工们又像刚开始求职一样,在人事部的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并且只有在合同书上签字的义务,没有对合同条文内容提出修改的权利。一标更直接,招工时,中国员工只管在一叠文书上签字,内容没让你细看,此前招进的员工,补签时也不让你细看,几个月后才发给你,同意也是合同,不同意也是合同。不言而喻,这样的合同,不乏许多苛刻的、对用人方有利的不合理条文,是一种不平等条约。许多人想不通:怎么?到了今天,外国人还是用老章法强加于中国人?

当然,为了应付中国的劳动法,合同上也写有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安全等内容的条款,也写有补偿索赔条文;解雇、辞退仍然是没有补偿。外国公司仍我行我素,合同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饥饿纪律有多灵

马克思说:世界上有三种纪律,资本主义是饥饿纪律,封建主义是棍棒纪律,共产主义是自觉纪律。

二滩的外国公司不回避他们使用着资本主义的饥俄纪律。

老外各级头头手中都握着几根大棒:扣工时,警告,解雇。

不管哪一种纪律,一旦成为绝对,都不免干出荒唐的事来。

一标汽车直流电车间,车间主任是法国人阿.尔文,是法国一个边远小镇的汽车电工,工作肯干,成为联营体的一头牛。但法国人普遍受意大利人的气,意大利人经常在他们面前作河东狮吼,发脾气。阿.尔文感到压抑,便将这种压抑转嫁到中国人身上,经常歇斯底里地对中国员工吼叫。有一次,他自己忘了钥匙,却大声吼叫“阿里巴巴”(二滩小偷的代名词),叫过之后,翻译从他那堆积如山的办公桌面上把钥匙找了出来,他并不向中国人致歉意。

又有一次,他的一把10公厘的呆板手不在了,他乱吼乱叫一通,没人理他,都远远地躲开。但他需要找到一个出气筒还要让自己下得来台,一个叫方坤的工人进过他的办公室请示工作,他便写了一张警告单送人事部。这警告单,不单是本月几百元的奖金没有了,也是人事部接到三次警告单后就将解雇员工的依据。方坤非常气愤,要同他讲理,众人劝道:“他的绰号叫老癫,不会讲理的,你将他惹火了,他吼一声Finish(结束、解雇之意)就不划算了。”方坤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阿.尔文胡乱给人警告的例子太多了,哪怕为一个灯泡一颗螺丝。一盏客车的大灯不亮,中国工程师江某查看是灯泡坏了,换了一个灯泡,灯亮客车开走了。5天后,这辆客车又开来了,阿.尔文一看又是灯泡坏了,他看了一下日历,那日历恰恰是换月页,从周日上看是星期六和星期一,认为才两天便对翻译大吼:"give engineer a warning!"(给工程师一个警告),工程师说,已经5天了,是灯泡质量问题,如果是线接错了,别说5天,就是5分钟也会烧坏的。法国人不听解释,仍将警告单送到了机电部,工程师找到中方、外方机电部长申诉,也无济于事。工程师很愤慨,老外竟然不讲理到了不尊重科学的程度。

就在那个时候,另一辆客车的灯泡也不亮了。是坏了,但没有人敢换。员工们都借口修另外的车远远躲开。阿.尔文无奈只好自己换,过了3天,这客车又来了,一查又是灯泡坏了。阿.尔文大叫,追查是谁换的,无人敢言,翻译嗫嚅着说:`Boss,this is you chege”(老板,这是你换的。)他想了一想是自己换的就默不作声了,但脸没有红,也没有认错。他叫一个四级电工去换,四级电工胆怯,便要求工程师一起去换。工程师一查线路,是大灯开关质量有问题,椿极动摇碰线造成的,换了一个优质开关,再换上灯泡,客车灯亮开走了。此车车灯很久没有再出现问题。

以前,中国书报文字中说到老外直率,有错就认,可以说是一种误导。认错不认错,直率不直率,由人的性格和所处地位、条件而定,并非国藉使然也。

至于扣工时,那更是家常便饭,只要老外不顺眼,随便找个茬,你那一天的工时,可能扣半天,也可能全天扣完。就是扣完了,你还得认真出力干活,否则,解雇就像一柄高悬的剑,随时都可以落下来断掉你的那份工作。

交通客车上写着这样的标示:“不准乱爬车,最严厉的惩罚是将其解雇!”

车间墙上也写有:“不准迟到、早退和怠工,否则将受到解雇的惩罚!”

聘用或解雇,本来是市场经济中寻常而自然的事情,但是中国人旧有的观念认为解雇是丢面子的事。计划经济在中国运行几十年,丢了饭碗的人,简直成了孤儿寡母流浪汉被人看不起,被社会冷落。从计划经济中过来的人,适应能力差,不免将解雇看成虎,谈炒色变。

老外把解雇中国员工看成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合同法、劳动法在他们眼里又不当一回事,被老外解雇的中国员工,数不胜数。工地人数只有几千,工号卡的编号却已经上万。

人们捧在手里的,不是泥饭碗而是纸饭碗,随便一股风,一点雨,就能将它打落地上。

为些什么事而被炒鱿鱼呢?太多太杂,但其主要的,是如下一些:

上班时间跑厕所,被误认为串岗的(厕所少而且远)。

劳累时稍事休息,一坐下就被老外抓住的。

打盹的(每天上班12小时,途中时间不计)。

工作在老外眼里不满意的。

工伤医好之后回工地,老外觉得再不能干重活的,借故一炒了之。

与老外工作意见不合的(多是技术人员)。

女翻译、女秘书被老外欺骗后遗弃的。

机械事故中的中国“替罪羊”。

出了交通事故的司机。

不安全地段,中国人据理不去的。

吃钱的(即介绍工人进联营体暗中收钱)。

生病的,超假的,吵嘴打架的,偷油、偷钢筋的,以及老外感觉不顺心、不顺眼、不满意的,等等。

在这里,炒是手段,但也成了目的。

被解雇的人,大多像得了瘟疫,走路,吃饭谈话,去办手续都打不起精神。即便是被冤枉,被误解,被张冠李戴无端牵连的,也拿不出理直气壮的样子来,草草办完手续,拿到应得的工资,或者跟哥们儿姐们儿喝上两口闷酒,一抹嘴委屈而去。

而那些没有被解雇的人,看着被解雇人的一脸丧气却无可奈何,便有一种幸运感。其实一打听,被解雇的原因多是一些鸡毛蒜皮、似是而非的小事或无中生有的冤枉,便又产生了一种人人自危的危机感,生怕一不小心,成了下一个被炒的对象。也许,资本主义正是靠了这一手,来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秩序的,但当这一手也不灵了的时候,便又出现了日本国的丰田管理模式,老板与员工融为一体,并向员工派股分息,以促使员工死心塌地为企业奋斗。“多元化”将是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趋势。

“炒鱿鱼”在二滩成了老外对付中国员工的专利。许多中国人不免愤愤:哪一天中国人能炒外国人的鱿鱼?哪一天中国人能在二滩扬眉吐气?

于是,真就有那么一次,中国人炒了外国人的鱿鱼,而且是一条在身上长满了硬刺的不好炒的鱿鱼。这人名叫虎鲍特,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自恃是德国人,公司里有靠山,对中国员工,随意吼骂,任意解雇。就连中国工程师和开发公司的现场监理,他也不放在眼里。施工中他唯我独尊,金口玉牙,一言九鼎。

二号压力管道浇注混凝土,已浇到第十二板,每浇一板为4米,模具的位置都要经过测量部的激光定位,并由开发公司施工监理签字后,方可浇注。那一天,不知他发什么疯,这些程序还没有完成,仅是模具拉到比十一板高4米处,他就喊浇注。翻译再三提醒他,开发公司还没有签字下文,请他稍等别忙。他把衣服一敞,用毛手拍着毛胸口,发了疯似的大吼:“我是老板!德国霍尔兹曼公司是老板!浇!谁不浇注,我炒谁的鱿鱼!”翻译没法照翻,中国员工看到那个阵仗也没办法,于是开起了水泥泵车,搅拌好的水泥浆源源不断地注向模具,水泥罐车源源不断地运水泥浆来。因为是深夜班,6个压力管道都在工作,但施工监理还是发现了2号管道违章,马上阻止并立刻向开发公司汇报。天亮了,开发公司向霍尔兹曼公司下文,坚决要炒虎鲍特的鱿鱼,并要求工程返工。霍尔兹曼急忙派出总工到现场检查,补救,一面电告德国霍尔兹曼公司总部。下面传说,违章当事人是公司一个董事的亲戚(外国也有裙带关系),二滩经理动不了他。但是,这一次开发公司很硬,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数百亿元的超大型项目,任何疏忽和让步,都将后患无穷;而任何一点质量隐患,都将是对人民的犯罪。公司直接下文,限虎鲍特7天内离开中国境内,否则对霍尔兹曼罚款并判停工。德国总部回电同意开发公司决定。于是,不可一世的虎鲍特,只好卷被盖,悻悻离开二滩,回他的老家去了。

可惜二滩没有传媒,“情况通报”或“战地快讯”之类的印刷品一概没有;分驻在各标区营地的人们又被耸峙的大山隔着挡着,竟使这样一则振奋人心的新闻,未能迅速传开,让中方员工的心里生出来一些快意。

罢工,一个陌生的字眼

西方人称自己的国家为“自由世界”,“罢工自由”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也被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法律条文里。

然而,无论中外古今,为罢工而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历经数百年的锻炼,在对付罢工方面,更已经驾轻就熟,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

在中国,新中国成立,理论上国家政权转移到人民手里,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罢工遂成为遥远的记忆,成为教科书和影视作品中的解说词。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在中国西南腹地,在攀西大裂谷纵深处的二滩,罢工事件却频频发生。二滩员工的数次罢工,多失败了,唯有一次4人罢工,取得了胜利,给悲壮的罢工浪潮,增添了一点亮色。

第一次罢工是1992年。一标运输部的司机罢工,要求增加工时工资。与外国员工几十上百倍的工时工资相比,气实难平;星期天的加班,也不算加班工资而与外国人两样。于是,司机们稍事商量后,突然在一天早上,28台25吨的意大利产PRNLY翻斗车停驶了,22部中国产的东风客车也全部停开。工人们无交通车上工地,下班的人又回不来;明挖部无翻斗车运石碴,生产停顿。EJV联营体慌了手脚,马上宣布由公司经理与罢工代表谈判。

罢工代表中有在国营企业县车队当过队长的廖某,有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并持有经济参考报记者证的艾某,有大专毕业生黄某等。

外国经理是一个有着一脸漂亮花白胡子的老头。另一个额头凸出,鼻高眼凹,嘴大手长的经理助理。翻译是美国女人,黄发碧眼,略施口红,中国话讲得不差,据说在北京大学留过学。

气氛不像是罢工谈判,倒像是开座谈会。经理喝了一口咖啡,理了一理胡子说:你们员工有什么要求,可以写成备忘录交上来,用罢工的形式不好。这是给你们国家建电站,你们员工应该紧密配合才是。当然,既然罢工很遗憾地发生了,你们是代表,请发表意见,提出要求,联营体会作出适当考虑的。

罢工代表廖某说:星期天应该给我们记加班工资,中外应该一样。我们小时工资平均才2元5角4分,少得如此可怜,应该缩小差别。

客车司机艾某,提出劳保条件差,安全混乱,应设专职安全员;应发工作服和手套、肥皂。又说二标职员发伙食费,劳工也应该有,二标的劳工都包伙食发月餐券。

大专生黄某说一些车间老板不讲文明,不讲道理,随便骂中国员工是蠢驴,任意乱扣工时,张口就给人警告,动辄就解雇人。如张师傅在国营企业是先进司机红旗手,退了休因小孩读书负担重来应聘开客车,按中国交通规则,先进入弯道应该通行,他照章行驶,没有来得及让对面横冲直闯蛮横驶过来老外的小车,被告到运输部长处,第二天张师傅就被解雇了。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中国法规争取平等,难道不应该吗?

胖胖的美国女翻译,不断地讲着英语,经理助理用钢笔在本子上迅速地写着。

谈判会开了两个小时。会上似乎充分发扬民主,余下的代表也发言举例,直至讲完。经理还赞扬这些代表发言很有水平,讲实际,有礼貌。经理请代表们回去,传达给员工们,为充分创造合作条件,请明天全部复工。员工们提出的要求,将在一星期内答复,会有结果的。

第二天,运输部汽车司机全部复工,中国员工奔走相告,为自己的勇敢和将要取得的胜利而兴奋。

然而,复工后的第三天,十多名罢工代表便纷纷接到解雇单。艾记者见状料难逃此劫,为保持自己的一分尊严,迅速提出辞职。结果是除他一人体面辞职外,全被解雇。被解雇的代表们联合找经理质问,经理不见,保安、公安却站满了办公楼的里里外外,安全部则写出通知,限被解雇的人一星期内办完手续离开联营体,否则以闹事论处,将被扭送二滩保卫处(后来的二滩派出所),被解雇的人员名单输入电脑,永不录用。这是杀鸡给猴看。没有被解雇的员工果然噤若寒蝉,见了被解雇的代表也装着没见,并远远躲开。

中国员工的这一次罢工,如“一不小心”玩了回时髦,致命处是明哲保身,不团结;而数十年社会主义大锅饭甜甜蜜蜜养育出来的中国人,要对付“老奸巨猾”的外方老板,也究竟是嫩气了点。罢工提出的条件和要求,非但没有实现,就是此后的提级加薪,也没有了运输部中国员工的事儿。享受星期天记加班的待遇,则是几年后的事情。

至于其他班、组、工段的中国员工罢工,毫无例外地,一概解雇。

而一些包工头和翻译,则视炒别人鱿鱼为自己发财的机会,眼盯着空出的名额加紧活动,以介绍求职人员上工而暗收活动费。价码是一个月的工资额,随行就市。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人们的不满情绪在扩散,在积蓄,蓄之既久,爆发愈烈。

1994年5月,二标终于爆发了全体中国员工大罢工的事件。罢工提出的口号是:增加工资;改善劳动保护条件和增加必需的劳保用品;改善伙食;成立解雇工人评议委员会,不准任意辱骂和解雇中国员工。

这次罢工,既没有人当代表,也找不到牵头人,是全体员工采取的一致行动。

二标工地喧嚣的机器声沉寂下来,路上的车辆停驶,洞口没有车辆出入,繁忙的生产场面没有了。甚至连伙食团也停止供饭,人们用电炉,用木柴,炭炉自己煮饭烧水。外地个体饭食店用汽车拉来馒头、面包、方便面,人们争相抢购。当地山民运来干粮、萝卜、土豆,就地出手。

二标中方营地,第一次显得像过年过节般的闲散。家在西昌、攀枝花或成都的员工,借这个机会回家休息。但留下的员工和窝棚里的家属却在走动,串联。老外借口防止斗殴事件发生而加强了保安措施,特别从攀枝花市请来公安人员,3辆警车停在中方营地,关注着人们的动静。

干警们的来临,停伙的伙食团恢复了一个灶孔,专门为他们开小灶。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像老外说的会斗殴,也没有像老外预料的要复工。

全部炒鱿鱼重新招工是不可能的。

于是,霍尔兹曼公司的经理着急了,在中方营地的球场上,搭起了一个临时演讲台,准备与中国员工对话。翻译是他办公室的高级译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女大学生叶某。

经理伊可佛,瘦高身材,穿一件多拉链多口袋的米黄色夹克衫,瘦而狭长的脸上戴一副金丝眼镜,头发花白而稀疏,花白的山羊胡子静静地垂着,显出一副文雅姿态。伊可佛一口流利的英语,被女译员用华语巧妙地讲了出来:

“先生们,女士们,亲爱的员工们,你们罢工是给自己过不去,我们将不会向你们提供食物和支付工资。”

球场上的人群逐渐多起来,还来了许多拖儿带女的家属,经理等翻译讲完后又接着讲:“看看,你们的妻子儿女,等待着你们挣钱糊口。你们若不想在这里工作了。你们可以提出辞职,我们会同意的。你们可以到其它地方去找工作,不必在这里罢工。我了解、讯问大家的想法,估计、猜想大家的要求,有些人提出的条件,我们会很好地考虑,尽量作到满意的。但是应该讲一个条件:下星期一全面复工,否则,我们将成立一个招工机构,到其他地方去另外招工,你们将失掉这份还算可观、还算丰厚的收入,你们将会后悔的。复工吧!亲爱的同事们,朋友们,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建好二滩电站”。

叶翻译的语音,也很动人。

接着又说了一些杂七杂八的话,老外希望有中国员工出来对话。但是,中国员工只是看和听,没有一个人出来讲话,渐渐散开了。

到了星期一,没有人喊,也没有公安、保安的威逼,工人们自动上工了。过后,罢工所要求的,一样也没有兑现;而且罢工两个星期的工资、伙食费,全部没有。老外也没有解雇一个中国员工,人们照常上班,双方不了了之,好似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

没有人再提罢工的事,都认为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忍气吞声的中国员工中突然冲出了一匹黑马。

有4个电工,因奖金不平,愤然罢工,绝不妥协,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

承包商德国诺尔公司,从二标转包压力钢管工程招工开始就出手不凡,以高出一标,二标平均工资1倍以上的工价招收300人,自然很快招满,工种齐全。

钱这个东西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可以使人升天堂,也可以使人下地狱。诺尔公司充分玩转了钱这块魔方。经理对提前奖、延后罚的合同条文仔细盘算之后,决定,将每人每月奖金300元改成每周奖,而且,每周每人奖金500元,一下子将过去的月奖300元提到现在的2000元以上。全体员工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很快工期提前,验收在望,奖金打印造册,准备发放。也许由于疏忽遗漏,电工班4人(其中1人还兼翻译)就没有造上册,4人一齐去找经理。

经理一看册上没有,本来可以添上就了事,但是威风惯了的老外就是明知错了,也不想改过来。遍地是贱劳力常使他们昏昏然。经理傲然而答:“没有就没有,你们只是接一接线,没有直接出产品。”这句不能自圆其说的话,原只是搪塞之语。美国作家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里说,人往往爱掩饰自己的过错,就连杀人犯也会找出杀人的理由。这个经理想一搪了之,4个电工却互不相让地例举炊事员、杂工都造了册。经理理屈词穷而恼羞成怒地吼道:“你们可以不干,奖金的没有!"4人也火了:不干就不干!离了诺尔公司,难道我们就不吃饭了?

当天没有上班,罢工了。

第二天,经理更火了:“不干就FINISH(解雇)!”4人更火了:我们辞职,炒你老外的鱿鱼!其中兼翻译那人又正告经理:“你要明白,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时代了!你是瞎了眼的蠢驴,你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4个人把在二滩压抑的情绪全部发泄出来,对骂过后,当场就写了辞职报告。经理也在火气上,马上抽出笔筒里的羽尾圆珠笔,鬼画桃符地签了字,交给人事部办手续。

本来,平心静气地想,4000元的月薪之外,2000元的奖金也算不了什么。但此4人就不输这口气,不退让,也不后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开始收拾行装,结完账就走。

人事部的翻译接到老外对讲机中的暗示,叫他们调解,因生产急需要电工。

人事部的张小姐走了过来,向4人说:“哎呀!依我看,这份可观的工资,不要为区区奖金给弄丢了。依我劝,双方来一个折衷如何?周奖以300元定,每月也就少几百元钱,如果你们同意,我包去找经理斡旋。”

4个电工同仇敌忾:“没有折衷!这在中国俗话说,叫做猪尿泡打人,不痛气胀人。如果我们屈从了,他会爬到中国人头上拉尿拉屎!”

下午1点,还没有到上班结算时间,经理的高级轿车,嘎吱一声停在了人事部门前,经理走向等待结帐的4人面前,红着脸手伸向4人,一一握手道歉:"Sorry Excuse me!"(对不起,原谅我〕翻译,秘书也顺势来劝,当面马上造册,同全体一样。4人猝不及防,互相望了望,也就同意复工了。

这次小罢工的胜利,给中国员工争了一口气。像上次一样,可惜二滩没有新闻传媒,在这里,死了人,翻了车,塌了方,更大的事故如几百万元的大变压器烧了,上千万的大坝建筑块返工,都是静悄悄地处理了事。

经理后来向翻译透露:工作第一,利润第一。4个电工工作熟悉而负责,如果临时换人,工期将会受到影响,而道歉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也算是东西文化和管理观念上的差异吧。

辞职的无奈和仲裁的幽默

合同条文写着,双方因为不适应,有任何一方要终止合同的,应以书面形式提前30天通知对方。

条文写着却很少履行。外国公司要终止中国员工的合同,多用蛮横的解雇方式;中国人要终止合同,向外国人通知一声,当天或第二天就能接到同意辞职的签字单。等着上工的人员有的是。

遇上外国公司随意解雇中国员工,法律意识比较强的人,可以递上“备忘录”要求裁决。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双方为了避免卷入缠人的法律诉讼,一般都用体面的“辞职”来折衷解决。

某车间的中国汪工程师值夜班,工作负责,工作完成好,早上下班时,老外还握着汪工的手互致问候。当天中午,这个汪工被翻译从睡梦中叫醒,说你已被炒了鱿鱼。汪工十分诧异,问其故,才知是白班工长诬告夜班睡觉,(中国人之间也有这类争名夺利的事发生)举了一桩现场似是而非的例子,老外不加调查,在火头上就写了解雇单交上去。汪工觉得十分冤枉,找了夜班监听站的施工记录为证,也找了证人,写了备忘录交到各级手中。然而只要签解雇单那个车间主任不自己否定其搞错,解雇单仍然有效。汪工要求仲裁,中方经理用折衷办法劝解,劝其辞职,双方不伤面子。又说我们将你的辞职书输入电脑,你休息一段时间后,仍可来求职,汪工对比了一下打官司花的时间和费用,弊多利少,也就接受了辞职方式。

面对日渐其多的劳动争议,中国的劳动部门,自1993年起,县级以上都成立了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并为一些无权而受屈的工人作过主。此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一个措施。

在二滩,一标、二标、中国水电八局和葛洲坝工程局,已超过了县团级,但就是没有成立劳动仲裁机构。遇到特殊的劳动争议事件,一会儿叫人事部出面,一会儿又叫合同部出面。一般的中国工人受屈,无人过问理睬;找工会,工会形同虚设,说话不起作用。最后只有去找攀枝花市劳动仲裁机构。

攀枝花市距二滩40多公里,是由攀钢带动和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代管二滩。交通多是私营中巴车、长安双排座车、单排座车和摩托车,车费昂贵。包括等车、换车,来去需要一天时间,攀市工作时间是午后12-15点休息,错过了办公时间就成了白跑。

中国员工要求劳动争议仲裁,要经过申请,填表,交费,副本送达,答辩,调查,调解,仲裁,执行,这一系列的程序,快则1月,慢则数月,费用几百上千,仲裁下来即使自已赢了,补偿1月工资或少量赔偿也弥补不起所耗费用和时间。许多中国员工明知受了屈,全有理,也被这马拉松式的仲裁所吓倒,而自认倒霉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也有特别看重这种权利的,硬要讨个说法,等待开庭和仲裁。

老外总结了他们出面往往说不赢吃的亏,就采取以中国人治中国人的办法,用高薪聘请了秘书、翻译和政法学院毕业生,由他们出面,摆出一副打实力战的架势,与要求仲裁的中国员工较劲。他们开着豪华的三菱、切诺基汽车,带着整箱的饮料而来,开庭时唇枪舌剑,轮翻轰炸,休庭时便去公园餐馆放松……现代官司,也是一种财力、心力的较量。被迫上法庭的中国员工多以调解了事,远走他方。老外是永远不会再录用同他们打过官司的中国人的。

也有一次例外。二标地质部的工程师黄某被无理炒了鱿鱼。黄某有造诣很深的法律知识,为上法庭又作了充分准备,终使老外理屈词穷败诉,赔了黄1万元人民币。

黄某性格耿直,业务能力强而人事关系差,在单位长期得不到重用,而且在减员中被优化下岗,愤然来到二滩,受聘为工程师,月薪2000元,工作十分卖力,曾得到老外的赏识。但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黄工对老外不顾中国员工的安全,重叠施工,排险不力,粉尘超标等经常提出批评;也特别反对井硐放炮后,烟未排完,清除未遂就叫工人到掌子面的作法。为此他写过几次备忘录给老外,引起了老外的不快。终于在一次画井碉素描图时和一个英国监工发生了争吵,英国监工用对讲机告到施工部,老板通知地质部要炒黄工鱿鱼。地质部长通知黄工辞职,黄不辞。地质部长说:辞职可以保全奖金和超工时工资;徜若解雇,就一文钱也没有了。然而黄工性犟,不吃这一套,仍反复写备忘录。老外干脆炒了他的鱿鱼。黄工遂告到仲裁委员会,经调解不服,又告到攀枝花市法院民庭。终因黄工证据充足,理由充分而胜诉。

虽如此,老外过后仍不改重叠施工的作法。

4
 
“鄙人”郭明跃

奔二滩的人,不是寻找便是逃避。这话看上去有些武断,却也道出了一定的实情,算是“片面的深刻”罢。

寻找机会。寻找财富。寻找人生价值和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寻找难圆的梦……

逃避贫穷和拮据。逃避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或日益恶化的人事关系。逃避家庭、个人的感情危机……

总之,拳打脚踢,各色人等都在这里表演。并且这表演似乎只是为了印证一句话:你不做一个尘土飞扬的人,你就是一个尘土满面的人。竞争的环境,使人性中很多美丽的东西和丑恶的东西,都发挥到了极致。但数年之内,整个电站工程将会结束。到那个时候,各路英雄好汉将星散而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而大坝,将留存下来。

初见郭明跃,他会略一欠身,手按胸襟,谦恭地说:“鄙人姓郭,郭沫若的郭,明白的明,跃进的跃。”

初到二滩时,郭明跃既无钱也无人缘,但他有被单位开除的痛史并尝过饥饿的苦味,知道怎样在新的环境里寻觅机会。他仔细观察一周后,拜倒在了测量部翻译吕姐脚下,进了测量部,当一名白领测量员,分在董工组。开始时郭明跃非常勤快,扛脚架,提仪器,打菱镜,比一个测工还耐劳,很得董工的信任。董系测量队退休工程师,参加过国家大地控制测量、区域测量、矿山测量,是观测和计算的行家里手,但在二滩先进的外国仪器前,却有些无所适从。德国ITA2,EITA3经纬仪没有读数显微镜,只要你对准前方的菱镜中心,一按键显数窗上就会有你需要的斜距、直距、角度显示出来,而附设在经纬仪下的电脑手薄就会显示出被测点的坐标和高程;再将有关数据按程序输入手持计算机,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数字,比中国经纬仪快几十倍。董工边工作边学习,学了很久才会使用。就是这样的缘故,董工对后来的中国员工才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宽宏,无私地将学到的东西教给郭明跃。

被郭明跃唤作吕姐的翻译原是中学教师,与同校教师的丈夫有感情上的难言之隐,跑到二滩来打工,应聘测量部当译员。爱好摄影的测量部长卫觉对女翻译一见钟情,工资定在高级翻译线上,工作与部长一路,车出车进。测量部工作与其他部稍有不同,可以停车钻山林,下幽洞,言观察控制点,找测点。卫觉充分地利用了他的工作之便,吕翻译遂成了他的情妇,并进而成了测量部的二老板。

郭明跃本来是农村公社八大员之一的水利员,只会用水准仪测水准,略知经纬仪测量之皮毛。公社变成乡后,他成了乡镇企业测量员。业务上与企业沾边,他学会了吃钱,用计算土石方量的增减术中饱私囊,后被查处而开除了。来二滩的第二天,他在测量部门口看见身材苗条,柳眉大眼,瓜子脸,雪白胸前挂着一根粗实的钻石金项链的吕翻译时,便掂出了她在测量部老外眼里的魅力与份量。他用仅剩的钱买上水果和两瓶化妆品,大胆地敲开了高级职员住的14楼号门。吕姐在这个大眼圆脸、卑躬屈膝的男人的一再哀求下,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介绍他进了测量部。入部后,郭明跃将吕姐的吕字省略,直呼其姐,并鞍前马后地伺侯着,水果日用品随时奉献,姐弟之间日益亲近。钱对于吕可以说近乎于纸了,寝室的窗台上,桌上,抽屉里都乱放着钱,乱甩着饭菜票,郭明跃来自寒村,又是细心人,买东西的花费自然不吃亏。

测量部的中国人,说郭明跃甘当小舅子,他不在意,反而大度地说:“舅子也是人,古时候的皇帝也免不了当舅子的命运。”这时郭明跃拾起初中英语的鸡零狗碎,拼命向姐学英语会话。英语在二滩,可以说是一种技能,什么都不会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只要能讲英语,都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倘干技术工作的能讲英语,那真是如虎添翼了,可以升到组长的。

有姐调教,郭明跃的英语大有长进,不久便能与老外来一番生活会话,并不时溜出几句专业用语,遂被卫觉提拔为工程师,薪水也与董工看齐了。

此后,董工和郭工之间,产生了变化,虽然郭工仍喊董工为“董老师”,但与老外叽哩咕噜些啥,逐渐不再翻译给老师听了。董工吃亏在只懂俄语,恰恰二滩没有俄国人。中国有一句老话:国无二君,家无二主。在一个普通的测量小组之内,也显出了这种气氛来。清人纪晓岚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终于有一天,卫觉借两个桩号的误差,炒了董工的鱿鱼。董工潸然泪下,虽然也知道一些缘由,但在郭明跃“老师长”“老师短”的一番安慰之后,只好独赴火车站。郭明跃心中自喜,所谓“取而代之或战而胜之”。

郭明跃当上组长后,用电报迅速招来在农村中开手扶拖拉机的胞弟郭明进,其弟文化初小,不懂测量,只占了一个测工的名额。虽如此,工资千元以上,事事有哥撑着,比开拖拉机强多了。开始,明进扶拖拉机把手的粗手拿不惯精巧的菱镜杆,有一天在雅砻江边,失手将价值数千元的菱镜杆及菱镜掉进了滚滚的江里。郭明跃开始大惊失色,这不光是赔偿的问题,一旦老外知道,非炒鱿鱼不可。他召集全组6人(幸好没有印度人和菲律宾人,全是中国人)要大家严守秘密,说会有各人好处的。他给保管塞了1000元,保管遂用破损菱镜杆充数混了过去。从此郭明跃学乖了,损坏什么东西,只要不是大件的,都往雅砻江里甩。工作顺顺当当,责任干干净净,活得牛气冲天。

一天中午,郭明跃回办公室交图纸,听见啪!啪!两响,是吕翻译横着泪脸,使劲打了她的老板卫觉两个耳光。顿时测量部大乱,操作计算机的印度人赶忙去护老板卫觉,其它菲律宾人去拉吕翻译,中国员工围观,其他部门的人也赶来看热闹。这可是二滩办公大楼出现的一件不寻常的大事。顷刻间保安来了,德国人大叫“抓起来!”保安问明情况是卫觉不对,站着没有动。卫觉用从前和吕翻译在森林中拍的裸体照片相威胁,要同时玩弄两个中国女性。吕翻译原以感情为重,听信卫觉以结婚相许,将来去德国,并正在与其夫谈判离婚事宜,却原来是黄粱一梦。

郭明跃兄弟二人赶紧离开现场。一方是德国老板,一方是“姐弟”手足,既得罪不起,不见面为上。此后两三天取仪器明跃都叫其他人代劳,他兄弟俩在远离办公室的地方等候。

3天过后,有了结果:吕翻译被炒了鱿鱼;卫觉也被炒鱿鱼回德国。这次吕翻译单身含辱赴火车站,许多测量人员都送到大路旁,唯有姐弟之交的郭明跃连面都不见一面。

后来从河南省小浪底传来消息,说卫觉回德国只是虚晃一枪,又从德国到了小浪底。难得此君这般爱吃中国的水电建设这碗饭,但愿他能在生活上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

测量部换了一个部长,叫保美,仍是德国人。郭明跃马上靠了上去。保美初到,需要了解情况,郭明跃的英语也又有了大的起色,伺机随时向保美报告情况。保美在其他6个组都由菲律宾人或印度人任组长,独有这组仍由郭明跃领导6个中国人,其中包括1个中国汽车司机。

工作中郭明跃也学会了德国人的章法,找一些技术上的差错,炒掉了3个中国测工,然后向老外推荐人选,并暗中收取了推荐费3000元,逐渐培植起自己的小团体亲信。他又用组长的权力叫专职司机教郭明进开车。明进开过手扶拖拉机,学汽车自然快,不久就掌握了江西五十龄工具车的性能。专职司机感到饭碗有虞,不再拿车给明进开,明跃就说:“你以前偷卖过两次油,拿过测量部4瓶喷漆,只要我给保美一说,你就得卷被盖。”司机只好忍气吞声,继续拿车给明进开。

开车这个活也不太难,老外人人都会,但一些紧急关头的应变绝招,却不是三天两天学得到手的。一次,天下小雨,明进得意地驾着五十龄,指夹香烟,口吹小调,转道上突然钻出一辆车来,他猛踩刹车,“哗啦”一声,全车人都没有反应过来,连坐在旁边的司机也抓不过方向就撞在了路旁的一棵大树上,前围撞瘪,车灯撞坏,挡风玻璃震裂,幸好没有伤及人。明跃在后排,一边骂明进,一边转着眼珠子。当然不可能将坏车推下雅砻江,他将司机叫到一旁,出1000块,要司机承担起责任,说最凶给个警告,无当月奖金;如果司机拒绝,他便爱莫能助,是司机拿车给明进开的,免不了两人一齐炒鱿鱼。司机只好硬着头皮,自编经过,向安全部写检讨,讨得一个警告处分。不久,司机因过漫水路面时排气管进水发动机熄火,在请求安全部派车拖回去修理时,被炒了鱿鱼。

这时一个女司机找上门来,郭明跃兄弟喜出望外,答应只收半价介绍费500元,条件是,在其工作时间,教会明进开车并协助在攀枝花市拿到汽车驾驶执照。从此,明跃全组是青一色的自己人,上瞒老外,下哄包工队(有些包工队干包一些小工程,向明跃讨要测量数据,明跃明里是上班,暗里收一道钱)。就是这样,空时间还是有的,明跃就叫女司机将车交给明进开。车在二滩公路上开来开去,明跃有对讲机,遇事测量部长会呼叫。有时开疲倦了,便开进一些冷僻的岔洞里,靠在靠垫上打瞌睡,明跃在测量部长面前包下尾水洞的掘进测量,并注意经常和施工部尾水洞长联系测量时间。只要施工部不叫测量部,测量组就平安无事。无事清闲,饱暖思淫欲,明跃明进俩兄弟的老婆皆在老家,兄弟俩去过一次“猫馆”但价钱昂,老外也在里面混,隐约听到过“枪打坏”,还有艾滋病(曾令两个患艾滋病的老外限期出境),产生恐惧心理,只花了百十元钱,喝了两杯咖啡就退场。兄弟俩遂将注意力集中在女司机身上,结果如何,外人不得而知。几月后女司机辞职而去,明进也拿到了汽车驾驶执照,成了组内测工兼汽车司机。

这时,老板补充来一个赵技术员。明跃不好拒绝,表面欢迎,暗地里给全组测工交待,要给技术员脸色看,让他呆不住自己走人。明跃深知技术行道一句老话:师请娃进来,娃请师出去。明跃绝不愿自己成为第二个董工。

测高程,这是在测量工作中最简单的一项,德国水平仪和中国水准仪差不多,操作也不带电脑。就是这样简单的操作,明跃设置了一个圈套。一天早上,他称要整理图纸,叫明进协助赵技术员测1号尾水洞的闭合高程。明进一人打标尺提尺垫,另外两个另打一根标尺、一个尺垫,一个给赵技术员照灯。3个钟头测完后,不等赵技术员计算,明跃就拿去了原始资料。这资料是表明技术好坏的依据,明跃计算后通知赵技术员误差300毫米(允许误差2毫米),并将这资料交给部长保美。保美找赵技术员谈话,幸好初来的男翻译小马正直,将赵技术员测高程的全过程如实翻译给保美。搞过测量的人都知道,测高程,如果立尺的人稍动尺垫,绝对闭合不了。误差300毫米之多,测量部老板心里也怀疑。保美比卫觉高明,既不给赵技术员警告也不辞退或调其他组,从此对明跃组加了注意。明跃则对其他组员说赵是老板派来的密探,孤立赵。

自然,事实怎样,组内人人心里明白。

在没有扳倒赵技术员的相持阶段中,春节来临了。二滩的中国员工,非常珍惜春节这几天“鹊桥会”的假期。明跃却一反常态,要去昆明旅游。二滩到昆明有依维柯交通车,只需一个整天。他找到住初级职员楼的赵技术员,一脸堆笑:“老赵,我要去昆明,把钱借我500元,春节后关了工资就还你”。赵一怔,随即也就笑道:“郭工别开玩笑了,你还缺钱呀!就是我送你500,你也不会要的嘛。”明跃吃了闭门羹,仍诞着脸说:“我的钱存了定期,提前取就变成活期了。你别怕嘛,春节后就还你”。赵也说:“我的钱发了工资就寄回家了,饭菜票倒买了不少,春节别走,我都包了,过个丰盛年。”明跃没有回话,将门重重地拉上,气耸耸地走了。

他还是去了昆明,是裹上了一个情妇。

明跃再没有回二滩。有人说是中途翻车死了,有的说是偷越国境去了国外,也有的说是死在了黑社会手里。明进没有了当哥的保护,心内虚虚地,害怕别人找他的麻烦,也回原籍农村了。

二滩的老外,只要你无故不来上班,就抹去名字,决不会登报寻找,也不会通知家属。“鄙人”郭明跃遂消逝得无影无踪,像没有在二滩的土地上存在过一样。

5

初级阶段:再掂不发达的份量

中国水电建设史上有过两次颇具典型意义的中外合作,一次是五十年代中后期的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一次就是在建的二滩电站。

二滩的中方工程技术人员中,有的是曾经参加过新安江电站建设的“老水电”,未免对两次合作的利弊得失,作一些由此及彼的客观分析和理性思考,于是产生了“长城模式”和“新安江模式”之说,算是一种非权威性的民间口头概括,上不得正史典籍的。

机器在响,

银钱在淌,

中国人忘命,

工程在长。

这是用喷漆喷在岩石上的一首草书打油诗,许多中国人看了表示赞同。老外不懂中国字,就是有的员工在老外的集装箱上用喷漆喷着“德国鬼子”、“外国鬼子滚回去!”他们也看不懂,口里还满滑稽地喊着“OK!”,少数看懂了,也只对着他们下面的员工说:“NOGOOD”(不好),并不去追查,也没有时间用喷漆去喷盖。老外对于标语,就像尼克松对于游行、唾骂和臭鸡蛋一样满不在乎,允许发泄不满情绪,但工作你得认真。这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价值取向。

在另一处岩石上则喷着一副对联:

挣钱难,难挣钱,钱钱难挣;

干活苦,苦干活,活活累死。

据说是一位中学教师,在二滩挣钱而查到患矽肺病后,就被辞退了,是他临走时愤然而书的。

墙壁上,厕所里,文化低的工人用喷漆或用圆珠笔写着:“鬼子在天上,中国人在地下”、“鬼子滚出中国去!”、“菲律宾就是匪兵”。

与这些标语相反的也有:“学习管理操作”、“学习先进技术”、“庆祝雅砻江胜利合龙”、“庆祝大坝浇注”。

两种心理情绪,表面看截然对立,其实并非如此。比如老外们所带来的精良设备、先进技术和严格有效的管理,以及整个工程在这样高效率的推进下一天天走向完成,所有这些,是包括骂娘者在内的人都要服气的;而对老外的很多作法,他们的蛮横和不讲道理,同样也是没有人会喜欢的,包括虚心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的人。

而大坝,正是在中外建设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在这样催人奋发又使人伤感的矛盾体中,一天天拔节长高,并纪念碑般,注定要矗立在中国的水电建设史上了……

老外的机器真是先进。多臂钻打孔快,4米深的炮眼要不了1个小时。装载机95型,轮胎也比人高。大挖机、反挖机像昆虫钻土。打这样坚硬的火成岩像挖土坑硐,无坚不摧,保证了硐子的快速度进尺。打竖井,先用多齿钻钻孔,再按直径扩孔,碴石从底部平硐运走,直径9米的6口竖井,80米深,一测算,将掘出多少土石方量,说何时掘成就何时掘成。大坝混凝土,用3架缆机道,9立方米容量的吊罐此起彼落昼夜不停地运送,一天变一个样,看着看着往上长。附加工程不断宣布完工,其工效自不是肩挑背磨的人海战可比拟的,也不是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空洞口号就可以达到的。

当然,事情也并不这么简单。二滩的中国员工,一方面识见着先进的现代工程装备所带来的迅度,另一方面也亲身体验了一回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与血腥,从而更加懂得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繁荣,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在二滩,加班加点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有些工段、工种,每人每月工作300小时以上,每周工作达80个小时。这是有出勤纪录卡和工资卡可以证明的。中国劳动法规定全国职工每周工作48小时,实行单休日时为44小时,实行双休日后为40小时。但二滩成了例外,外国承包商追求高额利润,最吃得苦也最不看重自己权利的中国员工也想多挣几个钱,拼命干活,连星期天也安排加班,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匆匆吃饭上班还未亮明,到下班时已是天黑,上床前又得调好次日早起的闹钟,有时候人差不多就成了机器的附属零件。使人不由想到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机器对人的异化,想到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20万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所进行的浴血斗争。

在这种忘命工作的情况下,工程量的迅速增长在情理之中。于是,有人想起了万里长城,想起了由万里长城滋生而出的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的故事是悲惨的,但是,万里长城修成了,它翻山越岭,横卧在北国的崇山峻岭之上,被公认为世界奇迹之一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按说,二滩这样浩大的工程,在工种密集、重叠施工、速度第一的情况下,安全工作应加大力度。然而,车间班组无专职安全员,安全部也只用警车巡逻方式走走看看,施工安全又怎能保证得了呢?有一次一号竖井岩爆死伤数人,就是没有安全员察看排险所至。采石场的岩基坍塌重伤数人,也是同样的原因。碎石场遮天蔽日的粉尘无人管。充电瓶的电工,长期与铅和硫酸打交道,牙齿都变得乌黑了,却没有劳保,也得不到休息、疗养。

中国政府早就注意到这类问题。中国劳动部和中国工会的官员,曾呼吁2000多万在外资和三资企业中工作的员工,应该增强法律意识,用法律来保护和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执法机关,也应理直气壮地严格执法。广东一家新加坡独资企业,在使用有毒洗涤剂时,没有保护措施,致使几十名工人中毒住院,直至中国媒体曝光,才引起社会的关注。在该企业,老板就是用扣工资、罚款和解雇的精神鞭子,迫使员工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忘命地为他创造高额利润的。

中国一位高级官员说,先进的设备和落后的工作条件,是许多外资企业的通病。二滩的外资、合资企业也不例外。只是,这里地处大山腹地,传媒很少光顾;领导的视察也只是走马观花;而外界,差不多只是把目光投注在何日大江截流,何日第一台机组发电的日程表上。

一标、二标也有医院,但为民工准备的,仅仅是一点感冒药和伤湿止痛膏。做法则像是二十世纪初的外国传教士,以行善的名义,无偿地发给几粒止咳药或止痛药。工伤抢救,仅能包扎,大病大伤送攀枝花钢铁公司医院。出院后不能干活,一次性付点钱辞退了事。

至于死者,无数字统计,也不建立纪念碑。就连1983年飞石击中牺牲的殷开忠总工程师,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成昆铁路工程,分段建有烈士陵园,就建在铁路沿线显眼的小山丘上,纪念碑上镌刻着死难者的名字,安慰死者,激励后人,供人凭吊。乘火车一眼看到筑路先烈的纪念碑,都会在心里升起来一种崇敬的感情。

二滩电站工程,死难员工,不称烈士,不建纪念碑,甚至追悼会也不开,给家属3年死者的工资就算完事。

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便又情不自禁地留恋起计划经济的仁仁义义来,感到市场经济实在太残酷无情。

本来,任何大工程都免不了要死人的,开凿巴拿马运河,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在法国人以失败告终的初期工程中,就有2.2万劳工丧命。直到美国人接手又用了10年时间才得以开通,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捷径”,使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航程缩短了1万多公里。但是,人们不愿拿二滩作如此比较,人们心里怀着“社会主义优越感”,因此习惯于拿它与修成昆铁路作比较。

居于上述原因,人们把二滩电站建设归纳为“长城模式”——由广大的中国员工在那里流血、流汗、流泪修筑而成的这样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工程,人们填筑进去了那样多的努力和奋发,那样多的勇敢和无奈,那样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可有史家的记载?

五十年代中后期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曾被当时的新闻媒体渲染得沸沸扬扬,认为是中苏友谊的象征,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成员国之间无私合作的典范。

新闻记录片里的镜头,是穷乡僻壤之地,隆隆开来了苏联的大型机械设备:测量仪器旁和指挥部办公室里,是苏联专家在工作的身影;吉尔吉斯车、嘎斯51、嘎斯63、嘎斯69车在工地上来回奔忙,宛如又一个朝鲜战场。

苏联的大学毕业生派来中国就被称为专家,赶忙配上翻译、秘书、厨师、保卫和吉普车,当时中国县一级行政机构还没有能力配备吉普车哩,可见其重视程度。专家住特别修建的专家大楼,拿高薪,吃山珍海味,也让中国人员俯首听命,谁持异议,就被扣上反苏帽子,下放到基层监督劳动。

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争取革命胜利方面。经济建设方面,老大哥科技发达,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海,农业实现集体化,国内有骄人的古比雪夫水电站和乌拉尔工业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不能不亦步亦趋跟在老大哥后面学习。又正置中国的大跃进,群众热情十分高涨,劳动场面如火如荼,新安江水电站工程列入国家大型项目,还宣传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人们挑灯夜战,工程进度惊人,大坝提前完工,机组安装迅速,厂房宏伟壮观,使中国人民十分欢欣鼓舞。

电影界也不甘寂寞,就地采访,集体创作,中苏合拍了一部电影,片名叫《风从东方来》。二战后,东西方冷战激烈,片名自有寓意。使用了当时最为金贵的彩色胶卷,导演、演员都是两国千挑万选才定下来的,外景地就选在新安江电站施工现场。那个年代,电影是普通老百姓的第一精神食粮,《大众电影》杂志是中国第一畅销书,书中不断刊登《风从东方来》的消息。影片中宏大的施工场面和移民场面,还有爱情故事,说有一个苏联姑娘爱上了中国的小伙子,直让人眼馋得不行。

当时的宣传口径是要突出中苏友谊,引导人们向苏联学习,但在客观上则产生了一种误导,以为整座电站都是苏联专家建成的。其实,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运动,曾将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放到新安江电站这样的基层劳动,还有一批从朝鲜战场上转业回来的士兵,任劳任怨地在那儿工作,他们才是水电工程的基础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中苏闹翻,苏联专家撤走,还拿走了全部技术资料,中苏合作中断,然而最终,水电站还是在中国人的手上建成发电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报刊电视偶有回访,新安江电站运行正常,早已数十倍地收回了投资。电站库区的群山已变成了举世闻名的千岛湖公园,碧波荡漾,风光旖旎,游人趋之若鹜络绎不绝。

无论是与苏联合作的产物新安江电站还是与世行合作的产物二滩电站,合作都是成功的、必要的。它们殊途同归,一样的建成发电,泽备人间,光照后人。

然而对两次合作稍作考察、比较,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品咂的东西。

与苏联的合作是政治合作,后来才知道,这种合作并不像当时所宣传的那样是“无私的援助”,而是有其政治条件的。一旦政治上发生什么龃龉,或你不按照某种划定的“政治旋律”舞蹈,这种合作立即就可以中断,甩下个摊子等你去收拾,让你欲哭无泪。新安江水电站,算是被我们捡起来了的摊子;那些捡不起来的,只好让它烂掉。与世行的合作是资金合作,与德、意承包商的合作是劳务技术合作,这类合作国际通用,有公认的竞赛规则约束各方行为,老外们利用合同条款的疏漏钻个空子,捡点便宜是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多有领教。)但他们却不会去干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那样的事,那是要付赔偿金的。

当然,昔日那种政治合作已成历史;我们在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也在一天天变得成熟起来。但是,我们当年,乃至于今天,在有些领域,有些方面,也还不得不有求于人并因此受制于人。这也无妨,纵观世界历史、世界格局,作为一种历史进程,“不发达的滋味”谁也尝过,谁都得尝。滋味难尝,倒可以使我们更加奋发图强,争取以尽快的速度走完这一进程。而要尽快走完这一进程,唯一的办法就是:抓住机遇,努力发展自己。

这就归结到伟大的邓小平理论上来了。

同时也正是我们现在努力在做的。

6

雅碧江上点睛图:大西南亮起来

打工爷到二滩打工,为的是挣口饭吃。但既被尊称为“爷”,对挣钱之外的稍为大一点的事情,也还是比较关心的,比方说库区移民问题。

盐边人民有福了

二滩电站的库区移民很少。二滩库区淹没量仅占全国在建电站平均淹没量的十二分之一,实属少见。库区移民仅10万人。

建设大型水电站,库区移民是头等大事,也是最繁杂而琐碎的事情。长江三峡电站移民,河南黄河小浪底工程移民,早些年就开始了,现在还在分期分批地进行,以确保各自97年四季度的截流工程。电视时有报导。

二滩电站的库区移民可以说是静悄悄地进行的。1991年电站开工之时,有关部门曾将沿江的盐边县、米易县、德昌县、西昌市所辖淹没区的领导请到攀枝花市,讲解规划和磋商。各县市承担了分期分批地移民的任务。

初期的搬迁并不顺利,主要是补偿费太低,在新搬的地点建房困难,许多移民不走,甚至搬走又搬回;有的移民还参照长江三峡库区移民的报导,写信到各级行政部门和报刊杂志。后来各县派了工作组,在基层了解具体情况,追加了一些费用,宣传了政策和远景,山民们思想一通,开始人背马驮,日夜迁徙,搬到了指定的新区,开始新的创业生活。

为了给库区各县以尽可能多一点的补偿,特将环湖公路交给各县修筑。

最大最集中的一宗移民是盐边县城搬迁。古老的县城标高在淹没区内,山高路远,交通困难。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将县城从雅砻江西岸,搬到东岸,从交通不便的遥远的山坳,搬到交通发达距桐子林火车站南面3公里的平缓的山丘上,紧靠业主水电开发公司,成了邻居。

这无疑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决心一下,很快在新址上,县级机关的楼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居民的房屋也依次排列开来。

新楼,新路,新设施和随之而来的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给盐边人民带来了勃勃生机。他们将随着二滩电站的运行发电,一齐奔向小康。

当代张僧繇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七载:“武帝(梁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张僧麟)画之……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云上天,二龙未点睛者见在。”

外国承包商只是二滩工程的二老板,大老板是二滩水电工程开发公司。

想象中开发公司很大,很了不起,每天将成百上千万元的资金往坝址上倒,还调集了那样多的外国人为它奔波,卖命,于是总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终于,在开发公司勒令霍尔兹曼公司的虎鲍特限时出境后的一天,打工爷去了趟开发公司驻地,目睹了当代张僧繇的风采。

二滩开发公司坐落在雅砻江东岸的一个小山上,用推土机推平后建立起来的大楼群,布局有致。一条宽敞的大道连接桐子林的二级优质水泥公路。6层新型办公大楼巍然屹立,电视天线和无线电天线架设房顶,使人一看就有一种现代写字楼的感觉。右边是千个座位的大礼堂,兼供演出和放电影。左边是鳞次栉比的职工宿舍楼,被树荫浓密的亚热带阔叶树和美丽多姿的凤凰树环绕着。办公楼的对面是招待所,前面停车场可停放数十辆小车。招待所旁边是绿茵如毡的足球场。足球场下面有石桌石椅和葡萄架下的小花园,供人小憩。小花园再走过去是宽敞明亮的职工食堂,桌凳清洁,食物飘香。

从足球场上数十级台阶便到高工楼。高工楼精巧别致,沐浴在朗朗的阳光之下。草地树荫间有一个设有护网的网球场,宛如欧洲小别墅。高工楼的朝山面,一个大凹地的周围楼群正在兴建。护坡嵌有网状花纹,美观牢固,据说是电站职工的部分住房。一条崭新的公路打这里通向正在新建的盐边县城。

在办公大楼门厅的墙壁上,装有大屏幕电子屏,每天显示施工数据、投资状况、采购方向、供货品种等,图文并茂,一目了然。

公司对施工质量卡得极严,按合同要求一丝不苟。监理工程师在每个施工现场查看,监督,取样,测量。质量不合格的,坚决返工。大坝是用施工块,一块一块地浇注上去的。有几次由于拌合楼出了问题,施工块混凝土质量不合格,公司坚决要求返工重新浇注。一个施工块几百上千立方混凝土,采用无声爆破,再用挖掘机强挖铲出残渣,并由缆机吊走后,重新按质量浇注。一块损失要上千万元,由老外公司自己负责。

许多高级工程师和专家,先后到二滩视察,都称二滩工程质量是第一流的。张光斗、叶昶华一批科学界人士和国家领导人都到过二滩,对开发公司是满意的。

开发公司人事关系,其乐融融。公司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秉公办事,以理服人,不搞偏见,对同志热情帮助,团结奋进。是打工爷在开发公司工作的朋友介绍的。

二滩开工的同时,输电线路的勘测早已经开始,西南电力设计院19位科研人员,在高工张志能、李跋群的带领下,在大凉山200多公里长的大山区建立了9个观测点,长期进行观测。在雷波县黄茅埂海拨2840米的雪山上,建立了一个23米的高塔,为输电线路的铺设,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雅砻江、金沙江等江河险滩,蕴藏着巨大的水电资源,据测算,西南地区能建14座300万千瓦以上的电站。

二滩电站作为雅砻江的首次开发,着眼点高,规模宏大,坝高240米,坝长 774. 65米,底宽55.7米,顶宽11米,库容量58亿立方米,年发电量170亿千瓦时,相当于5个葛洲坝电站的发电量。

电站厂房设备全在地下,主厂房280.3米长,高63. 9米,宽25. 5米,是中国第一地下厂房。还有主变室,调压室,泄洪洞,导流洞,厂房交通洞,电梯竖井,过木机道等20多条大型隧洞。

电站泄洪系统先进,除了两个大泄洪洞每秒能泄7400立方米外,在坝体不同的高度有17个泄洪孔,7个表孔,每秒泄洪6260立方米;6个中孔,每秒泄洪6920立方米;下孔4个,每秒泄洪2000立方米。大坝坚固,是溢流式双曲拱坝,节省混凝土,减少工程量,是目前在建电站中最经济的一个。

雅砻江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大量的木材以顺江而下的水运方式源源输出山外。多年来,雅砻江水运局万名职工就靠水运木材营生。为了不影响木材的正常运输,在大坝内进水口上方标高1248米的地方,修筑有过木机道进木口,高7米,宽15米,隧洞长1819. 2米,出口用引桥完成机械传送运木,既不妨害大坝,也解决了水运木材过坝的难题,这也是首例。

二滩电站1998年第一台机组发电后,将着手开发上游百多公里的官地电站。然后是开发凉山州冕宁县和甘孜州九龙县交界处的锦屏电站。然后是桐子林电站,再然后是……

这些宏伟规划的逐步实施,将使水电资源丰富而又严重缺电的大西南大放明光。

一幅由当代张僧繇用点睛神笔绘制的巨龙腾飞图,正作我们的面前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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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0年9月20日00: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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