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二哥:折腾与被折腾的荒诞人生--动荡世纪一位普通中国人的生命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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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0日01:00:40 评论

二哥:折腾与被折腾的荒诞人生  

--动荡世纪一位普通中国人的生命祭奠

作者:周孜仁

这个世界也许对他已经厌倦,实在不想再收留:还不满五十吧,他就匆匆忙忙死了。我的乡下堂姐在她家门前仄逼的院坝上挪了一块地儿,将他的遗骨草草安葬--这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土堆很小,被潮湿的竹林挤兑着,没有碑,连一块祭奠的余地都找不到。如今满世界搞城市化,那儿的情况一定更糟。很可能,让他灵魂安息的蜗居之所是否存在?如今都成了问题。

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哥。按照族谱字辈,父亲给他取名周继仁,但后来的所有登记表上他从来都是“周照明”。“照明”是他自己取的还是怎么来的?现在谁也不清楚了。我总以为应该是他自己取的。因为他一贯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我行我素到了非常叛逆的程度。按他的性格逻辑,在这世上活了几十年,虽说不上有声有色,却肯定是不缺乏故事的。凡和他共同生活过的,说起他总是喋喋不休又总是摇头。我和他年龄差距太大,一辈子没见过几次,压根儿就没有共同生活过。对于我,他几乎就是一个远远观察过的局外人。记忆最深的,就是妈妈每说起他就会连叹败家子,败家子。对于妈妈的说法爸爸从不表态。因为:妈妈(我的生母)是他的后妈。父亲显然不愿因对前妻儿子的评价而与现任妻子发生不快。还有,二哥给家里带来的麻烦确实太多,父亲无话可说。

二哥的生母、也就是我的前妈,姓钟。钟妈非常争气,过门后一口气就连生两个儿子。只是天不假年,任务一旦完成她便匆匆忙忙走了。我已经想不起她的坟在何方,虽然每年春冬,父亲总是要带着我们去乡下把所有的亲人坟茔都祭扫个遍,可是否上过钟妈的坟,我一点儿印象没有。只是过年过节,爸爸总要叫我们去看看钟家外婆家的。对于孙辈的童年,外婆总是代表着太多温暖的故事。成都有一首儿歌如下:“扯锯还锯。家婆门口有本戏,请外孙,来看戏,没得啥子吃,白面锅魁夹狗屁。”家婆是成都人对外婆的称呼。对于钟家外婆我似乎从未有过什么特别温暖或不温暖的记忆。只记得她家在成都望平正街。漆黑一团的屋里永远点着一盏飘忽不定的清油灯。外婆则蜷在角落的一张竹椅里,好象没力气也没兴趣对谁说话。钟外婆的女儿非常骄傲地为我们周家生了两胎男孩,可他的两个儿子却连一个孙儿都没有给她生出来。两房合伙抱养了一个儿子:这就是我的表哥,小名金生的。两兄弟对各自分享二分之一监护权的小金生,娇惯纵容自然不同凡响。从外婆漆黑一团的厨房后门出来,偏是波光闪烁的府河和铺满卵石的宽广沙滩。每次去那儿,我都喜欢和金生表哥到河边戏水,捡石子。不愉快的总是万一和小伙伴发生摩擦,舅母绝对拿我出气,动辄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河边虽好玩,但我渐渐很少去了。

也许是前一房太顺,所以我的生母情况就很不妙了,过门来一口气连生“五朵金花”。直到第六胎好歹才现了男丁,就是我的三哥周培仁--关于这个,我们下面再说。


钟妈生的老大、就是我大哥,叫周守仁,和明代大儒、心学始祖王守仁(阳明)同名不同姓。听我妈妈说,大哥各方面都十分优秀,可惜正上中学,一场瘟疫来袭,无人可挡的腥红热便让他罹难夭折了。按照现在的婚恋计算法,大哥肯定属于早恋。皆因时代风习:“早栽秧,早收谷,早生娃娃早享福。”,父亲不仅不表反对,而且坚决支持。女方家穷,父亲于是慷慨扶贫,帮她出学费出书费出杂费什么的,使她得已和大哥朝夕共读,连理相通。俩小年轻感情深笃,男友一死,女孩便哭哭涕涕要来我家上门,服侍双亲终老。笃守传统礼仪的父亲理所当然否决。女孩失偶,痛苦万千,于是远走了革命圣地延安:若干年后回来,已经是光荣的共产党南下干部。衣锦还乡,旧情难忘,女干部辗转打听,终于找大炮了我家的新址,非常关切地对父亲说了:

“弟弟妹妹有什么困难?就说吧!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父亲对未婚儿媳的要求再一次断然婉拒了--这是另外的故事。

还说二哥吧。

前面说了,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周继仁,也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周照明。可长到五六岁了,也没见过他。父亲是从来不向我说他的,只有母亲会对我小声地私下数落。我小,肯定不会传话,不会因为这个影响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其实,对于人际关系,我懂什么呢?什么都不懂。虽然在母亲的介绍中,二哥为我提供的几乎全是反面教材。

我最先看见他是在照片上。家藏照片很少,就薄薄一沓,全放在高高的立柜里。立柜永远被一只大铜锁锁住。里面一定藏有许多秘密:我猜。因此大人打开柜子取东西,我总要顽皮地爬上去翻看,这就发现二哥了。就一张,6吋大小。小伙子戎装笔挺,军官帽,长统马靴,武装带,腰上还别着一把“蹦蹦枪”,真的个英武非常。面对照片上军人,我肯定是没有兄弟亲人感觉的,和在书报上看见的陌生人没任何两样。家里还有一件关于二哥存在的物证:挂在墙壁上的一柄七弦琴,永远蒙满灰尘。我在街口装裱铺的古代诗意画里看过:“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我觉得,一定要年纪足够大,甚至长着长长胡须的人才有资格摆弄这玩艺儿。

可我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二哥,与照片上英姿勃勃的军人、与古画上弹琴的散淡老者简直就两码事!

是一个冬天。天已经黑尽了,他远远地、幽灵一样从暗夜里向我们家走过来:蓬头垢面。拄着拐,短裤破烂,全身慑缩……他是从国共内战的前线逃跑回来的。已到解放前夕,他参加的国民党不知哪一部分军队,去川南泸州送给养,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周照明逃得快,仅受了点轻伤。现在算来,时间应是1949年,当时我已经五岁。那天晚上,正逢我四哥和妈妈正站门口,娃娃眼疾,一下就被颠簸歪斜近逼而来的人吓坏了,惊咋咋躲进妈妈的怀抱,小声叫起来,说:有讨口子来啦!后来,我也就看见他了。

几十年后,他向自家兄弟这样说起这次兵败:那已经不是在打仗啊!只要一听说共产党来了,大伙儿撒腿就往后跑。一路上没吃没喝,就去老百姓地里强抠罗卜硬偷青菜。败兵横直都是亡命之徒,谁敢惹啊?几十年后我在云南农村也听过类似故事,国民党败军跑进烟地,只见得绿油油一片,满以为是大白菜,砍了就煮吃,结果,所有汉子又拉又吐,昏天黑地。二哥当时是否吃过煮烟叶不得而知,但仓皇逃命,饥不择食,肯定什么毛病都会闹出来。爸爸马上找来医生给他看病,又让他洗脸洗澡,换衣换裤。在家调养几日,病一好转,他马上又离开了。

说他“又”离开,因为他从来喜欢天马行空地满世界游荡。大家的印象中,他只有在外闯了祸,要父亲出面摆平,他才会想起回家来。闯祸的颠峰记录莫过于一次跑警报。日本飞机炸成都,父亲带着全家人往郊外跑。回得家来,房子整个儿已经没有了,只剩一片瓦砾。更糟糕的是,二哥也没有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跑前父亲收拾好的一箱子现金,正是交给他提着的。

几个月后,他也是像讨口子一样歪歪倒倒回来的。忍饥挨饿,从陕西勉县一直步行走回成都--原来,他带着巨款趁乱出走,不知去哪儿买来一辆“道奇”卡车,又去新疆装一车货,梦想回川倒卖,一朝发达。他是不会开车的,只能雇人驾驶。公子哥儿夜半昏睡,开车人已经连车带货人间蒸发。身无分文的周照明只能讨口要饭,千里迢迢回家来让老爸痛揙一顿。

善良的姑妈真替自己的弟弟、我的父亲,也为她幸存的二侄忧心忡忡,暗中牵着年幼的三哥去关帝庙、岳王庙求神问卦,为栓住二哥桀傲不驯的心寻方找路。关云长的坐骑赤兔马乃一代名马,大家都知道;岳飞岳武穆乃金翅大鹏鸟转世,他的白龙马更是十分了得,跑起来神速异常。在神职人员的指点下,姑妈把周继仁的生辰八字写在纸上,庄严而认真地用红线线栓在泥塑的赤兔马和白龙马腿上:据说只要如此一来,周照明跑得再快,也逃不出关帝爷和岳王爷的追寻半径。

凡回成都,二哥总是住舅舅家。这儿说的舅舅就是钟家外婆生的那俩儿子,也就是我叫大舅舅和小舅舅的。大舅舅是杀猪匠。后来在初中语文课本上读《范进中举》,我老喜欢把他和打女婿一巴掌就直叫手痛的胡屠户连在一起。其实大舅舅很忠厚很和蔼,是娃娃我唯一敢爬去身上胡作非为的长辈。小舅舅就不行了。脸上从来没有笑容,手上永远庄严地拿一只畸长的烟杆儿,和阶级教育展览上收租逼债的师爷没什么两样,我很怕他。小舅舅在东大街和三圣街的转角处有一间很小的店铺,如果用几何语言描述,就是一个有90度的扇形。二哥无业可干,小舅舅就在卖香烟的袖珍扇形里切出一个20至30度的面积,让他卖挂面自谋生路。二哥手巧,自己动手用矩形玻璃板制作广告牌:先用油漆写出非常漂亮的美术字,再钻两个眼儿,悬在扇形店铺门前。就因为这几个油漆美术字,我非常崇拜他。另外,晚上他又在扇形外面的人行道摆摊,业务是卖面条和代客冒饭。“冒”是成都的一种饮食加工方式,也即用开水烫。“冒饭”就是帮顾客将自带的冷饭用热汤烫过,撒上葱花、碎芽菜,滴上几滴浆油。一次性收费一分钱。在解放初期整个国家开始经济复苏的困难环境,这种消费方式是很实用的。也是老板维持基本生计的最佳服务方式。


我就读的火神庙小学就在三圣街,离二哥的扇形小店最近,因此常有机会去欣赏他的油漆美术字,并领略他相关经营活动的乐趣。只是后来,不知怎的我就再也没看见他的挂面和冒饭了。他何时由从人间蒸发?我一无所知。只记得等我们搬离东升街旧宅,过了很久,他突然又回家来了。依旧像作客,匆匆忙忙来,又匆匆忙忙去,连饭也没吃一顿。这一回,他穿了一身蓝颜色的干部服,按那年月最时髦的标准配置,他还戴一顶同样深蓝色的帽子。另外,他还挎一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他进门后把包放堂屋里,就去里屋和爸爸说话了。他是不会和妈妈说话的。他一进家,妈妈总是避得远远的。

他和爸爸的谈话好象很长,我便有了机会大胆翻看那只鼓鼓囊囊的挎包。使我大为惊喜的是,他的包里公然有一盒尚未开封的上海产“马利牌”水彩。封面是一白一黑两个马头的商标,盒里则整齐排列着十二管小牙膏般的水彩颜料。我像是阿里巴巴闯进了四十大盗的财宝大厅,跃跃欲试,高兴差点叫起来。因为:我从来只能在商店隔着柜台玻璃端详这种宝贝,而现在,你瞧,它们公然真真实实落进了我小小的手板心!那年岁,我对画画正迷得发狂。

里屋的二哥肯定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远远便说了:

“孜仁,你想要,你就拿去吧!”

我怎么也想不起当时是怎么回事,犹豫片刻,公然又惴惴地,把宝贝规规矩矩给他放了回去,而且像闯了祸的淘气鬼,非常狼狈地溜了。

后来知道,这一回,二哥是来向爸爸告别的。挂面生意歇业,他不知怎么就考取了重庆的“革大”(“革命大学”的简称,其实就是培训班)、“军大”(“军政大学”的简称,其实也是一种培训班)什么的,毕业了,被分配去藏区工作。对于这一段历史,哥哥姐姐们还有另一个版本,说他先是去修公路,因为有文化且表现不错,遂送到重庆培训,然后就分去藏区了--这就是历史啊!哪怕一个与政治利益集团毫无关系的草民,他的故事一旦成为过去,哪怕仅仅几十年,哪怕是在亲人的记忆里,他的个人历史也常常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遑论与执政当局利益攸关的社会历史呢!总之,二哥去了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霍县政府当起了革命干部,这是没有疑问的。

他在遥远的边城小地混得很不错,这一点也毫无疑义。证明如下:后来他曾亲口对我说,大跃进那会儿,县城所有墙壁上的宣传标语和壁画,通通被二哥一人包了圆。他的艺术字和美术水平,绝对声震边地。

接下来有一件事就让人纳闷了:既然牛气冲天,红透雪域高原,为什么他偏偏找不到老婆?这件事也千真万确。那时候,哥哥姐姐的远方来信,爸爸一律用票夹夹好,一摞地挂在墙上。妈妈是文盲,每当爸爸出了门,妈妈总要抓紧时间让我取下来一封封读给她听。二哥来信也不例外。因此,读哥哥姐姐的来信成了我的必修功课,也成了我了解天南地北亲人情况的主要管道。我上初二时二哥某一来信的主题,就是要父亲给他在成都相一门亲。

父亲已年过花甲,而且从不精于此道,光荣任务自然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母亲肩上。母亲来自农村,辈份高,有充分条件在乡下亲戚村姑中进行海选。当时我不过初中生,对此类事自然毫无感觉。印象中只有如下两件:一是某日,确有亲戚带村姑来我家,吃罢午饭便由父亲或者母亲带到北新街口那家留真照相馆拍了写真,然后寄去二哥侯审(是不是还有别的姑娘参与侯选我不得而知)。第二件事,是二哥将诸村姑的玉照收讫,最后很歉意地地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该信我肯定也是读过的),对父母苦心挑选的对象表示了非常客气而又委婉的否决。其意盖云:以后,此事不必让父母继续操心了。他说,要是实在找不到,他就在当地觅一藏族女孩可也。这件事我之所以记得清楚,皆因父亲对此曾非常愤怒,说了一句:

“找少数民族?断断不行!”

我父亲当时对我党民族团结的政策认识实在尚需提高。

父亲的回信肯定立场坚定,而二哥怎么回答,我想不起了。只是事过不久,他公然就结了婚,而女方也属汉族,名曰“刘镇华”。“刘镇华”这个名字我记得也绝对清楚,因为,她是我的档案上只出现过一次并很快消失了的嫂子--二哥和她的婚史短暂得有如闪电,大约不到一年就宣告结束。这在那年代也是非常罕见的。他们为什么离?谁先打第一枪?离婚动因、或曰“矛盾的主要方面”,属于谁?所有这些,注定又成为了草民周照明个人历史上的千古不解之迷。


该一秘密继续发酵,产生了二哥又一惊世骇俗之举:1962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霍县政府堂堂的国家公务员周照明突然宣布退职了!他决心回到成都老家重新开始生活。他为什么要回来,据我听到的,是因为刘嫂突然旧情复发,缠着周照明闹复婚,而且闹得要死要活。照明兄实在受不了,不得不采用古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惹不起,总躲得起啊,这就回来了。此说法是否确实?待考。有一点又可确认,这是三姐(其实就是姐姐里的排行老大,我生母的第一个孩子。她年龄和二哥最近)后来告诉我的。她说她写信问二哥回成都有何打算?二哥的回答是当农民。农民政治地位仅次于老大哥工人阶级,自然是很光荣--可是--三姐又问了,你快40岁的人了,从头开始去乡下学农活,整日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受得了吗?二哥又回答,他确实已青春不再,所以一心想学古贤陶渊明,在田园野趣中,悠哉游哉地了却后半生。姐姐又去信说他太不切实际,他又回信说还准备当拖拉机手。云云。

六十年代初的成都,四野茫茫,何处能见到拖拉机?灾荒横行,饿者遍地。三哥推着自行车,陪他把行李送到四十里外的西河千弓偃,在算是我们同辈的表哥张子谦家插上队了。我大三那年暑假,曾去子谦表兄家小住多日,画过不少风景画。千弓偃一带的景色确实没得说。东山灌溉渠静静的的河水像一支徐缓的旋律在温暖的天空下流动。岸上的丛丛绿竹头顶永远徘徊着白云。田野里是即将成熟的、满眼金黄的谷浪。漫长的地平线和远方淡淡的山影总是像梦一样向你召唤……风景美则美矣,可是要维持生计,每天必须干完的农活绝对不会轻松,“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脚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果然,干不了三两天功夫,他就拉稀了。田园梦彻底破产,只好打道回城,重新住进了望平正街、府河岸边舅舅家黑漆漆的屋檐底下。

著名的大饥荒刚刚结束,我国社会生活迎来了最为短暂的宽松时期。成都市贯通东西的通衢大道东风路刚刚修好。横跨府河的东风大桥正好紧邻钟舅舅的家。二哥腰包里不是鼓鼓囊囊装满退休时政府发给的银子吗?于是钟家全体总动员,就在大桥边上摆摊设点,热火朝天地做起饮食生意来。正好放暑假,我专门踏着大桥边遗得满地都是的建筑垃圾去看望久违的二哥。他们的食摊搭在高高低低、乱七八糟的的碎砖瓦砾上。空旷的废墟上毗连而搭,还有许多各色摊点棚户,吃穿用打,样样俱全,煞是热闹。成都老乡本以好吃著称于世,饥饿三年,食欲深受压抑,焉能不以百倍疯狂夺回肠胃的损失?二哥选食摊为商业突破口,实在是顺应潮流的最佳选择。生意自然非常之火。据我观测,二哥摊位的生意在茫茫废墟之上绝对火压群芳。他和舅舅、舅妈们只管给顾客递筷子递碗揭盖子端粉蒸肉,虽然头顶烈日高照,身上汗流浃背,他们却忙得是很快乐很有成就感。但闻食摊上肉香四溢,咄咄逼人,以至于痴男怨女也将其锁定为谈清说爱最佳场所,两三几毛钱买一份粉蒸肉,两人轻挑小切,细嚼慢咽,吃得其乐融融,爱情日笃。我突然想起,二哥曾非常自豪地自我介绍,说在泸霍小县,除了画画和写字,他还有一绝,就是烹调水平享誉遐尔。东风大桥边的实践证明此言不虚。可惜他的生意太好,太多顾客对老板大呼小喊,我不敢久留,只能匆匆弃之而去。

还等不及让我亲自品尝粉蒸肉美味,二哥已经骤然转身,换了行当。半年后我寒假回乡,他已经开了一间袖珍小店租赁小人书赚娃娃钱。地点还是在望平正街。他是不得不转行的,当时,整个国家都开始月紧一月、日紧一日地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个人饮食摊档咋能私开乱卖?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吗?开个小人书店似乎还能被网开一面。二哥无家无室无工资,他得挣钱过日子啊。这就整日价老老实实蹲在门口,眼巴巴等待放学娃娃来照顾生意了。想起这样一个闯荡过大江大洋的人,孤独地蹲在空荡荡的小店门口望眼欲穿,那情景,总让我联想起《普希金童话诗》的插图:被亲人和财富遗弃的渔夫老太太,孤零零地坐在草屋屋檐下,曾经有过的黄金、宫殿、辉煌……通通远离而去,她只能和一个破旧的木盆长相厮守。

二哥所定价格是这样的:一分钱看一本(厚的)或看两本(薄的)。那年月全民生活水平低下,娃娃的腰包就更别提了。放学娃娃多是一窝风涌进来,把小人书架子挤得密密麻麻。最后成交却极少,而且往往几个人挤在一起合看一本。小学生把书架挤得密不透风那当儿,二哥绝对很激动也很忐忑:因为那一刻,他既怀揣着发财的梦,又担心书被窃走。事实上,架上的小人书确实越看越少,从而实现再生产的资本越来越少,破产就是唯一的结果了。首先,大手大脚的二哥压根儿就不把这些破书看在眼里,其次,他对于在娃娃身上发财,实在不敢痴心妄想;最后,你要他规规矩矩蹲在那儿赚分分钱,而且除了娃娃放学短暂的快乐时光,大部分时间他只能独守空房,你说,他受得了吗?要让他继续保持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实在缺乏足够的理由和刺激性。

死后清理遗物体,哥哥在二哥的笔记本里发现了那段时间他写的一首《忆秦娥》:

群山寂

又是窗悬关外月

关外月

十载相依

倍觉亲切

田野一片金黄色

轻歌曼舞长袖斜

长袖斜

喜获丰收

共庆佳节

如果用四川话读,这首词的音韵和平仄都很棒的,下厥用一个“斜”字描写藏舞里常有的长袖飘动,真是十分生动。遥远藏区的十年生活,在他的诗中和心中,再次变得美好,让人留恋。我们可以设想,两年前坐着长途班车颠簸着从远方归来,他一定在心里叼念着陶渊明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可惜,故乡没有给他生存的一席之地,他只能再度亡命边塞了。上面这首《忆秦娥》,成了他自己的《归去来辞》。


县政府肯定没有他的位置了。重返藏区,他只能找了个下苦力的活儿为生:修路。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最不稀缺,但在遥远高寒山区,又是高海拔又是野山地,想去的人却实在有限,谋个出憨劳力的岗位不困难,何况他好歹在那边厢混过整整十年,算不得地头蛇也和地头蛇盘根错节。人脉关系肯定不错的,找个苦力谋生自是不成问题。

二哥肯定是个梦想家。回乡当拖拉机手的梦破灭了。现在他还要梦些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他死后,据很多认识他或转弯抹角认识他的人对我家亲戚说,在泸霍那小不点儿,无论县政府还是筑路工地,崇拜他的人都不少的。人说没有故事的人生常常是苍白的。当你白发苍苍,年已迟暮,如果有人请你讲讲你的故事,而你沉思良久,只能摇摇头,说:啊,对不起,我什么都想不起啦……那该多尴尬!不管过五关斩了六将,或者是败走过麦城,不管是辉煌,还是失意,只要你能有可供吹嘘的,人家都会认为你很棒。二哥没有这种尴尬,他大起大落,却生活依旧洒脱,怎能不让穷山沟的草民刮目相向?是的,什么梦想都不再需要,仅仅为了这些尊敬的目光,他就有充分的理由在在圣洁的雪山和草地之间快乐地活下去。

还有一条非常要命的原因证明他重返藏区的英明:就在他回到甘孜藏区修路三年后,文化大革命便像瘟疫一样从北京向内地所有华街闹市蔓延而来。二哥那些个人历史,不需要任何想象力,随便联想一下并略加编造,一个暗藏得很深的敌特故事马上就顺利完成。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是把该故事主角揪出来,让革命群众大批判之,当然包括口诛笔伐也包括拳打脚踢,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创造精神是无穷的:如果再发明几种新的酷刑加身,二哥被弄个半死或全死也未可知。遥远的草原多好啊!寂寞的群山多好啊!有无梦想有何关系?人,有时就是和牲口没区别,总是首先需要活命。至于活得是否尊严?是否快乐?是否有追求?往往并不重要了。

可惜,命运没有让他一帆风顺。他暂时躲过了政治上的灾难,身体上的灾难却没有放过他。文革发生那年或者次年,他大腿处、紧靠腹部的位置长出了一个浓包大疮。开始还小,他以为一小小疙瘩罢了,不去理会他,该上工地照上,该挖土该挑担,照挖照挑,靠苦力吃饭的人,没功夫那么娇滴滴!

孰料得,那疮才不管你娇滴滴还是硬梆梆呢,它依旧长,不停地长,越长越大,大到他走路都困难了,实在没办法下力气挣钱了,当地医生便乱了方寸,只好求求他了,说:他老家不在省城吗?那儿名医多啊,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省城最牛逼的医院当然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还在解放前就享誉全国的华西医院,美国佬办的。人家果然不同凡响,二哥回成都找他们一查:完啦!终审判决:癌症。更加危险的是,聚集于大腿的癌细胞们正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向腹部转移!已经没有功夫犹豫。名医和二哥都别无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高位截肢。锯腿吧!

周照明倔犟了一辈子,洒脱了一辈子,这回只能听天由命了:医生们,拜托你们马上动手,锯吧!

于是马上“活检”、“血常规”、“尿常规”、心率、神志、呼吸……全检查过来;防休克的、防失血的、低分子右旋糖酐、706代血浆、平衡盐溶液……该准备的准备,该注射的注射。这就上手术台。消毒,麻醉。周照明同志,你就慢慢睡去吧。少一条腿不要紧的。当时学习毛著的先进分子不是多有名言吗:瞎子,照样读毛主席的书;聋子,照样听毛主席的话;瘸腿子,照样可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飞奔呢!其实,二哥已经睡着了。他已经把命运整个儿交给医生了……

一觉醒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由自主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大腿……那不是喊一句口号就能解决问题啊!挖方炸石,挑土修路,那条腿可是供他吃饭的家伙啊!这家伙不在了到底是啥感觉?他得摸摸啊!哈!用手一摸,二哥简直不知道是惊讶大于高兴,还是高兴大于惊讶?腿怎么还在啊?而且保留得完完整整,半点不挪!真的还在,真的,绝不是幻觉!真是天不绝他生计呀!

他的腿确实没锯掉。原来,他已上了手术台,要动手了,突然有护士跑来宣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救死扶伤”,要“发扬革命人道精神”,要这样那样什么的……医生们一听主席教导,全都毕恭毕敬,傻了眼。须知,那年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医院,绝对就该护士说了算。那位坚持革命人道主义的护士继续发话,说手术台上这位睡得昏昏沉沉的工人老大哥,人家没家没室,靠挑泥巴炸石头过日子,你们把腿锯了,人家以后咋生活?你们想过没有?知识分子呀!你们就不懂得为人民着想!你们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嗯!

办法当然是有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石家庄就有一精神病院--据经验材料介绍——每天让精神错乱的疯子诵读毛泽东语录若干遍,病人便一律大愈,效果好极了。其他还有何疑难杂症不能攻克?区区癌症何足惧哉?华西医院的苯蛋们没有办法,难道别人就没有办法吗?真是笑话!

果然,有人来报告二哥了,说灌县,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来了一个什么解放军巡回医疗队,发明了一种什么“强刺激疗法”,那是包治百病的。癌症尤其不在话下。是从藏区赶来成都看望二哥的工友们告诉的。真是“亲不亲,阶级分”,工友们的观点和和护士完全吻合:人家没家没室的,靠下力过日子,你们把腿给锯了,以后谁管他的生活?工友们的情报很具可操作性。解放军的番号几许?医疗队在何位置?灌县离成都多远?在哪儿坐车?车费多少?医疗费、药费预算几何?等等,全都清楚具体。

事不宜迟,说去就去。二哥行动已经不能自理,于是由三哥陪同前往。到西门车站坐长途班车,两个小时到灌县,找个鸡毛客栈住下,就去投医问药,找亲人金珠玛米,而且很快找到了。

如果不是行文需要,我实在不愿意记录如下荒唐年代这场荒唐而且残忍的治疗过程了。全程陪同治疗的三哥对治疗现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只听得一片撕心裂肺的惨叫,把人吓呆了。那年月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我是亲自目睹过所谓群众大会的,总少不了又打又吊,老虎凳、压杠子、吊屋梁什么的,凡是中美合作所里的刑罚应有尽有。我听三哥说起治疗室的嘶叫声,我总会想起接受清理时那些所谓“阶级敌人”的惨叫。可惜两位哥哥真没找错地方。门诊医生虽一身白大褂,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依旧看得清清楚楚。巡回医疗队租用一套居民老宅,一楼一底,下面门诊,上面手术治疗。再说,军医们那么地和蔼蔼笑嘻嘻,你能不放心吗?

这就先看看病历吧,再自述病史,再看片子,看化验单、检验报告……华西医院神医们的全部文档全部呈交过去。解放军医生没得说,一律认帐,癌症就癌症。开处方吧。今天立即动手,疗程一个星期。好咧。一星期就一星期吧。反正旅馆费不贵,就几毛钱一天。吃饭也比成都便宜得多。小县城虽有赫赫大名的世界遗产都江堰,但那年月全中国都不懂什么叫“旅游产业”。小县城实在安静极了。灰色瓦屋楞次櫛比。屋角袅起淡淡炊烟。石板长路两边的窄街短巷,永远弥漫着徐缓而古老的温馨。最是那座雕梁画栋的古南桥,从雪山奔泻而来的碧波清流,经古堰巡礼,不舍昼夜地起伏奔流,于廊桥底下咏唱着永恒的生命之歌。呆这儿,神仙过的日子呢。

手续办好,开始手术治疗了。治疗室在二楼。二哥个子比较结实魁伟,一旦沉疴难起,就象土豆麻袋被结结实实浸透了水,变得沉重无比。三哥背他不动,就让二哥用手臂扶着楼梯,弟弟架着他的另一只肩头,将身子一步一步地往上拖。每上一级木梯都如同攀登万丈高崖。虽然屋外已冬寒逼人,二人上得二楼,总是大汗淋淋。辛苦当然是不需要责怪什么的,只巴望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金珠玛米能如华坨再世,扁鹊重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可惜,等二人上得楼来,一旦感觉到清理阶级队伍群众大会的境况,仍不免毛发倒竖,喘喘万端。上楼时还没来得及平复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手术还没开始,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什么叫“强刺激疗法”?三哥告诉我说,就是不打麻醉直接手术。无论什么病,一律用刀子在病人脚后跟切一条血淋淋的大口子,掰开,然后用钢针在肉里寻找神经,那条敏感挑哪条,反正不停地制造强刺激效果。行文至此,我不能不又想起中美合作所的革命志士。如果不是具备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谁能在医生的百般挑刺下挺得过来?需知,大老远来这儿来求医问药的,毫无例外都是怕死鬼。除了惨叫,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减轻医生实施人体摧残时的剧痛。三哥说,每天手术结束,沁出的冷汗早将二哥的厚棉袄打得透湿。

谢天谢地,一个疗程终于结束!实在受不了啦,于是问医生:这样受罪,我的癌症能医好吗?医生对二哥的询问大惑不解,奇怪地反问:“你怎么这样问呢?”接着居高临下地教训:“强刺激疗法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嘛!我们大家只有责任来支持它嘛!没有半点理由对它指手画脚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呢?”。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二哥实在没有力气和他争辩,他认命了。三哥说,一周前第一疗程开始,二哥沉甸甸的身体只能非常吃力地拖上拖下;一个疗程结束,二哥轻飘飘的,已像一只风干的口袋,背在背上,三哥上下自如。

只能再去华西请求锯腿。再检查:不行了。癌细胞早已转移腹部。腹部是没办法切除的。病员周照明同志,你回家歇着去吧--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回家等死去吧!


二哥回家卧病不久,我便接到电报,说母亲去世了。我匆匆忙忙请假奔丧。那时从边疆赶回成都很远,先得坐四天的汽车到昆明,再从昆明乘火车。成昆线尚未通车,得经贵阳、重庆绕道而行,挤挤停停,差不多一周功夫。好在四川天寒地冻,冷,棂柩可以一直停放屋里,直等到我回了,这才开棺,让我最后看一眼妈妈早已缩得很小很瘦的遗体。真奇怪啊,我就是在这个怀抱里长大的,而且那儿曾是世界上让我最感温暖的地方。我突然难过地大哭起来。姐姐要我抹抹妈妈已经僵硬的脸和好象尚未合下去的眼睑,我照吩咐一一做过,接下来,就把棺木永久地合上了。

起棂时天还没亮,整个成都在黑暗中安睡。二哥单独住在一间黑漆漆的小屋里。卧病太久,原来特别宽的脸早变得窄瘦苍白。满面丛生着杂草一般的胡须。起棂时他也架着拐杖出了门。无语地望着母亲的棂柩在夜色里悄然远去。妈妈的棺木是她娘家里刚刚长成的乡下孩子簇拥抬走的。我们都匆匆跟后面走,而二哥,只能站在家门口无言目送。漠漠昏黑中,我发现他眼神非常悲戚,好象还噙着泪光。我在猜想:他悲哀,是为了后母的离去?还是为自己完全无法对抗的命运?中今中外,古往今来,不管是童话故事还是现实世界,后母和前妻孩子的矛盾都是一个纠缠不休的永恒主题,在二哥远望母亲远去这一刹那,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和解了。

母亲去世不久,我就调昆明了。我是因文革期间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发配来边疆的。对于云南的风物人情,事前我毫无概念。只记得离开重庆前去看望一位见多识广的亲戚,他告诉我了,说云南两件宝,你千万想办法弄点带回来:一是“三七”,一是“白药”。到边疆后,我已经知道“三七”出自文山壮族自治州,离我远得很呢;而“白药”则出在昆明,与我也了无关系。没承想,我一调来昆明,便被迫和它搭上关系了。

事情就和二哥有关。

《参考消息》不知怎么登出了一则消息,说是日本鬼子已经研究过了,“云南白药”治愈癌症大有特效。这则特大喜讯当然击中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成都亲人,他们比我更直接地为二哥的不治之症忧心忡忡。于是我收到来信。大家要我抓紧采购白药寄回成都救急。初到昆明,药品领域对于我实在太陌生。我不敢怠慢,很快打听到了:该药虽不与粮食、猪肉一般属定量供应的生活必需品,但同属稀缺紧俏物资,必须凭医生证明方能购买;一张证明限购三瓶;每瓶价格3毛9分。三瓶总价1块1毛7。那时我月工资42块5角。每月扣除因母亲丧事所借款项10元,扣除我必须给父亲汇去的生活费15元,自己只剩18元5。此外,我还得筹备结婚基金。1块多的药品(如果二哥生命力顽强,很可能会是我的一笔长期开支)就构成了第一个问题:对我经济支付能力的巨大考验;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第二,初来乍到,我对昆明两眼一抹黑,无法找到铁哥们医生为我走后门开购药证明;第三个问题也很要命: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参考消息》上那些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因为我发现了,日本鬼子和中国人差不多,都喜欢故弄玄虚,专搞偏方怪招来忽悠观众。我刚到昆明就被蒙过一次,昆明军区政委的秘书不知哪儿弄来个日本鬼子的“饮水疗法”,说根据“绒毛造血”原理,每天一次性空腹喝水1000CC,保险延年益寿,百病可消,弄得办公室个个喝得偏偏倒倒,头重脚轻。大家于是质疑了:猛喝寡水,如何验证疗效?没法验证啊!宁肯少活二十年,也决不再受那个东洋怪罪。

思前想后,我终于冒着被姐姐哥哥批判的危险,断然回信说明想法,表示:干脆我寄钱给他买点鸡蛋补补身体吧,或者,他想吃什么好吃的,就满足满足他的愿望好了。我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他反正活不了多久啦!让他走得愉快点吧--我不敢明说。

事实上,绝症确实在日盛一日对摧毁二哥已经十分孱弱的生命。我从家里的来信知道,他的腹水已越积越多,全身浮肿,疼得太厉害了,他就一个人用叫喊、用捶打床板来减少痛苦……后来,连叫的力气也没有了,就小声地直哼哼;连捶打的精神也没有了,就颓然僵卧,木木地、绝望地看着每天轮流前来照顾他的弟弟妹妹。与其说他还继续活着,不如说上帝在召回他之前,无情地要他把痛苦受足受够。

上帝啊!

晚上,照顾他的亲人该回家的都回去了。他只能无助地躺在空荡荡的黑屋里。还有,隔着一道窄窄的天井,身体已极度衰弱的父亲、以及一直和父亲同住的四哥夫妇与他相邻而居。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天三哥也正好在。两位哥哥这样说明当时的情况,大家刚刚在风声雨声中睡去,突然听到屋外一声大叫,接着便有一声訇然巨响,似有重物坠落砸地。大家全惊呆了,吓得几乎不敢喘气。父亲很警觉,小声嘱咐哥哥们说:你们起来,去二哥那边看看吧!显然灾难降临了,两个男子汉小心翼翼撑开伞,冒雨穿过小天井,过去,小心翼翼推门,打开手电筒,在小小的、圆形的昏暗光影里,二哥像未被摔碎的粗糙泥俑倒在地板上,仰八叉四脚朝天,已经不再动弹。当事人这样描述现场,说二哥的嘴微微张着,牙齿咬住伸出的舌头--显然,他死前太痛苦了。而眼睛,他们说好象还微微睁着,似对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留恋,或者怨恨。

俩哥哥回到父亲屋子报告。父亲显然已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他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还能问什么呢。哥哥对父亲说了三个字:

“没事了。”

父亲面对黑黢黢的天花板叹一口气,什么也没再说。

尾声

许多年后,曾在云南档案馆工作过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年轻时他常被派去档案仓库值班,一值就一个月。仓库位于远郊一片冷僻的崇山密林,闲得无聊,他就找些所谓“敌伪档案”翻看解闷儿。有一次--他说--不知怎么就翻到了民国时期昆明市府的人事档案,他早年离世的父亲公然荦然有名,位列“社会部”公职人员一栏。职务是“二等科员”。工作职责是赈灾扶贫一类。那时公职人员远比现在少得多,分工也远不如现今细致,因此,相当于现在国安部门一类职责也由社会部分管。这样,一到文革,政府就锁定了:“社会部”属国民党特务机构。所有人员,均属于历史反革命。朋友告诉我,他说他很奇怪,父亲刚解放不久就去世了,为什么到了十多年后“清理阶级队伍”,有人还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言之凿凿地宣布特务?其源盖出与这些宝贝档案啊!朋友性格友善豁达,乃父想必也该如此。他说,幸好父亲走得早啊,算是免了一劫。

我马上又想起了二哥。在中国茫茫人海中,多么普通的一个人,除了给亲人带来麻烦或者快乐,对于强大无比的社会,他的存在和消失注定丝毫是无关紧要的。可惜,即使如此,仍有仇家不依不饶地要惦记着他,永远不想放过:那就是不知道藏在哪个山洞里的“敌伪档案”了。因此直到他已经从这世界上消逝,还演出了一段颇具喜剧意味的故事。他去世第二天,有几个手提公文包的“外调人员”、即“清理阶级队伍”的专职干部来到了我们家。他们找到父亲,居高临下地自报家门之后便宣布了,说单位已经查清,周照明属“历史反革命”。他们要父亲老老实实地提供旁证。

沉浸于巨大丧子之痛的父亲没有心情论争,淡淡回答了:

“我不知道……”

对方显然已经把父亲当成了同谋,口气开始强硬:

“他参加过蒋经国的青年军。”

悲痛中的老人依旧说不知道。从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间,给他带来的麻烦够多了。既然周照明已黯然远去,老人不想再提起啊!

来人继续宣布外调结论,如法官没完没了地宣读起诉书:

“他当过排长。”

父亲还是不想回答。

继续宣布:“按照我党政策,‘历史反革命’的界限是军、警、宪、特。所谓军,指连长以上军官,含连长。周照明参加的青年军,系国民党嫡系。按照政策,排长即等同于连长。因此属于历史反革命,必须加以清理。”

父亲完全不想说。来人已经不耐烦了。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顽固老头,说得再多也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愤怒起来,说你不知道,你骗人!周照明在哪儿?你把交出来。我们会亲自讯问的。

父亲也终于忍无可忍,说了:

“我骗你们干吗?他人都死了。我骗你们干吗!”

对方傻眼了。好半天,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于是放软了口气,试探地问:

“周照明--他现在在哪儿?”

父亲这一次回答得更加认真:

“东郊殡仪馆。”

对方终于非常没趣,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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