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客家上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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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0日01:02:08 评论

  客家上坟记

  -----作者:周孜仁

对于城里长大、终日耽游于古老小院低矮屋檐下的孩子,到远郊去为祖宗上坟,无疑是一年中间难得的乐事。

上坟一般在冬春两季。冬季是“冬至”前后。十二月,成都平原早已农事寥落,万物萧疏,冷。野外给人的感觉糟透了。我说的乐事自然单指春季:清明到了,大地春回,满眼青翠,走出沉寂了一冬的城市,但见太阳在薄薄云层上懒洋洋地播洒光辉。十里菜花,灿若锦明,刚苏醒的溪水在绿柳红桃掩映下匆匆奔走……对小娃娃来说,春季上坟,不啻是跟大人去向祖宗表示敬意,更重要是到野外去:踏春,那该多惬意!

父亲是一个对信仰非常虔诚的人。此生遭遇的福祉和苦难使他坚信自己的命运、乃至整个家庭的一切,均来自祖宗的荫佑和安排。因此对祖宗礼拜——包括每年两次上坟——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课。

父亲上坟有两大特点,一是“点多”。除了父母(就是我们的祖父母),还有他的祖父母(就是我们的曾祖父母),还有他的曾祖父母(就是我们的高曾祖父母);还有他的高曾祖父母——我想不起该咋叫了……总而言之,凡祖宗,不管见过没见过的,只要他知道,都定要带孩子们前去拜祭一番,恭恭敬敬上几炷香,磕几个头——其实,据我们知道,父亲还在十四岁时就死了父母,开始了社会上的独立打拼。和他一起生活过的祖宗,除了早逝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祖父母),其余一个没有,正如我见过的直属长辈,就父亲和母亲一样。

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坚持把祖父和祖母分开安葬,而且两坟相距甚远,用父亲的话说,就叫“东山葬父,西山葬母”。何者?解释是:谁能保证风水先生的选择完全正确?万一其中一处判断错误,另一处尚有望补救,此举大可增加安全系数,确保后世福祉。这个观点很像现代经济学家的投资名言:“千万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只篮子里”。祖宗的坟墓东西南北埋得分散,摆布位置各异,要把各点走完,将所有坟墓悉数扫一遍,次数就很多——父亲带我们扫墓的路线共四条,需要五次才能完成,就是说,清明前后的五个星期日,我都有机会跟他去野外踏春——这是父亲上坟的第二大特点:“线长”。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上坟模式的踏春活动固然好,对娃娃说来也并非完全开心事。那时候乡村交通艰难,泥路崎岖,不管路途多遥远,全得用双脚步行。我的记忆里,祖宗坟冢中数祖父的最远,具体路线是:从城郊九眼桥(就是成都著名的望江楼公园附近)开始计算,到琉璃厂镇:十里;从琉璃厂到中和场:二十里;从中和场到长河堰:十二里,再走两里,是壕子口——祖父就葬那儿了。长河堰是丘陵间的小水库,一泓春水,满池云影,在寂寞的天空下怡然不动。风景很美的。顺池畔前行,两面缓坡间的广阔豁口顶上,春日的天空温蓝而苍茫,让人不期然想到永恒,想到岁月的须夷,想到生命的神圣……对于风水之类的学问我们是门外汉,可壕子口地势的开阔和旷远——我想——当初祖父选点下葬,父亲一定是找风水先生动过很多脑筋的。几十里路途对于几岁娃娃的双脚当然算得艰苦卓绝,而父亲,绝对没钱让我坐马车、坐鸡公车代步——鸡公车是成都乡下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就是独轮车。人推它一走,崎岖乡路上便有了干涩轴承摩擦出的“叽咕”“叽咕”叫声,故名。父亲的钱都得花在纸钱和礼物上,对祖宗、对守墓人,他从来不会怠慢。

儿时上坟的记忆总是这样:兴致勃勃出门,踏上归程,早已双脚难支。父亲步频极快,总把我远远抛在后面。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死皮赖脸在大路正中蹲下来摩蹭,用万分焦渴的眼神敦促父亲改变主意,而父亲总是顽强地站在前方,非常耐心地等待——如果把这幅画面摄下来,一定很有趣:一个大人远远站着,一个小孩远远蹲着,不战不和,彼此遥望——局外人看了,肯定会莫名其妙,甚至猜想些稀奇古怪的情节。事情实际的结果总是这样:直到我确信在父子“冷战”中,自己的期望纯属白搭,这才又艰难地、一瘸一瘸地跟上去,继续漫漫的回城之路——每次扫墓程序都在如此情况下宣告结束。

父母都是客家人,父母的父母及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简单说吧,我们的祖宗,都是客家人。这个世代迁徙、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种族,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大迁徙。一次是西晋的“永嘉之乱”,客家人被迫从自己的发祥处:黄河腹地的中原河南,先后迁到了江西、福建、台湾、粤东及贫瘠的粤北岭南地区。再一次,就是清代初年“湖广填四川”。我们家族正是在后面这次著名的移民潮中从广东裹挟而来,到了四川。

这次移民潮用一个“填”字表征,实在准确得很。明末清初,战乱频仍、瘟疫肆虐、“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口锐减,耕地大荒。康熙年,煌煌西部大城成都,仅余寥寥数百户,通衢大街亦难觅人家;周边的双流县:“人民存者十之一”;简阳:仅有百姓十四户;乐至县略多:二十七户;川北重镇南充:“树木成拱,野草蔽地,虎豹昼出,阒无人居”;达县:“存者百中之三四”;宣汉:“遗民数万不存一”;铜梁:“土著者百之一”……真的个不啻十室九空!不赶快让人填空补缺而何?饱受欺凌、以吃苦耐劳、团结互助著称的客家人,于是从清顺治末年开始,至嘉庆初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拖家带口,万里迢迢,整个家族整个家族地从广东出发,踏上了通往巴蜀的漫漫长路。

我查过家谱,我们这一脉是从嘉应州——即现在的梅州市及下辖的梅县、兴宁、五华等县——迁移而来。资料记载,成都东郊的客家人大都来自那儿。出自成都郫县的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在所著《伤残的树》一书中如是说:“我的祖先姓周,来自广东省梅县……移居四川大概是1682年到1710年之间,是四川的第一代祖先”。1682到1710,当为康熙时期。韩素音谱名周光瑚,按周氏宗族排行,当为“光”字辈。

我们宗族的入川家谱,记录的字辈是一首语意模糊的打油诗:

魁吉龙华元,道德仁义先,鸿基开巩固,穆烈少前传

该家谱没“光”字一辈,当和韩素音不属同一支脉。如果一代人以二十年计,则到我们“仁”字辈当为第八代,则我们一脉族人到达四川,最早在18世纪末,即乾隆年间。比韩素音家族晚了近一百年。

在客家人的名人榜上,韩素音实在只算得小不点儿,随便再举几个都会教你肃然起敬:洪秀全、孙中山、朱德、叶剑英、郭沫若、廖承志、杨成武、李光耀、曾宪梓……这个流浪族群为中国贡献了如此众多的伟大人物,以至美国《国际百科全书》不能不这样称赞了:“客家人是中华民族中的优秀群体之一,教育普及在全国之最”。

作为任人驱赶的迁徙人群,千百年来,坚忍不拔而能立于不灭之地,而能兴旺发达,文化元素中的祖宗崇拜,是一非常重要的成分。资料说:客家人“爱祖敬宗近乎神圣”,“客家人每座民房都有堂屋(又叫祖堂),堂屋后墙上修有神龛,上供列祖列宗牌位。每天早、晚都要向天神、地神、灶神、列祖列宗烧香作揖。每逢过年过节,列祖列宗生辰忌日,都要烧香敬神作揖,晚上还要在神龛上点神灯。姓氏都修有祠堂,年年清明,族人要去祠堂祭拜。”

据我自己亲历亲见,非常具体、也非常准确地映证了这一点。就在我们家,这种祖宗崇拜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全中国狂反迷信、狂砸庙宇(当时我刚上小学,曾兴高采烈地亲眼看见一群群年轻人用粗绳把泥菩萨脖子套住,狠狠拉倒在地,然后欢欢喜喜地用铁锤砸个粉碎),每天被父亲擦拭得干干净净的神龛,和刻着“周氏堂上历代高曾祖攷妣位”的巨大牌匾,十余年间依旧毫不动摇地摆在小堂屋正中,直至文革风飙之骤起。一早一晚,父亲都对祖宗牌匾及神龛下方的土地神牌位一丝不苟,礼拜如仪。每逢节日——这类节日太多,以至我根本分不清楚——只记得一个特别隆重的,不知是七月半“鬼节”还是什么的,要烧“袱纸”。所谓“袱纸”,就是把钱纸先一张张撕开,等分为若干小叠,再用黄纸分包封装,再摞成空心宝塔以供焚烧。每包“服纸”封面上都要恭恭敬敬写上祖宗名字,给谁给谁,以免阴间财务分配造成混乱。虽然家庭经济拮据,甚至买米买菜都已感囊中羞涩,甚至同为客家的母亲已态度明朗地表示反对,父亲购买“迷信”供奉品依旧毫不手软。

年节的供奉倒是没有啥问题的,仪式虽隆重,所有肉菜加工好了,首先都得摆上神龛供奉一番,直等到香燃了,蜡尽了,方可端回厨房重新加热供人食用——祖先是不会与活人争吃食品的——物质未灭,母亲没意见,孩子们也绝没意见。娃娃的不满仅仅是等得难受。吃鸡吃鱼,一年就一次机会啊!眼见得美食在前,还偏要让小孩们耐着性子等待繁杂礼仪慢吞吞地、一丝不苟地次第进行——我真想不起馋涎欲滴的当儿,我是不是曾对祖宗满怀仇恨?

客家背景确实一点儿没让我感到自豪过。除了对于美食的痛苦等待,让我难受的事还很多。比如语言,从上小学开始,这个背景就让我备感冤屈。客家人有一句古训:“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四川客家话不仅与普通话大相径庭,而且与四川通行的所谓“湖广话”也毫不搭界。“我们”读作“艾宁”、“鸡”读作“该”、“老鼠”读作“高卡(客)”、“下雨”读作“落水”、“太阳”读作“泥(日)头”,“洗脸”读作“洗面”。妈妈教给我的唯一一首儿歌是这样的:“三六九,管从(赶场)走,打皮昂否(平伙),食儿(吃)烧酒,你强(请)艾(我),艾强你,奔(给)多奔(给)少恩(不)希奇”。你想想,在喏大成都,在“湖广话”的汪洋大海,突然从一个孩子嘴里冒出如此稀奇古怪的语言,会被视为多么另类!我常遭嘲笑就一点儿不奇怪了。

几十年后,一位侨居大洋彼岸的同学回国看我,曾非常无奈地向我诉苦,说他那位美国生美国长的儿子是如何之混帐:因为害怕当地孩子歧视,儿子竟然拒绝和父母用汉语沟通,甚至回了家也是如此。父亲于是更固执,对儿子的英语一律断然宣布:“我听不懂!”。父子俩为语言而起的争执简直近乎你死我活,以至父亲最后不得不让步,说:“你就权当多学一门外语,好不好?以后找工作也方便啊!”。即使这样一个要求,通身浸淫美国生活方式的儿子依旧断然拒绝:“我不想掌握这门外语!”。听同学说起这故事,我会突然想起小时候客家话给我惹来的丢人现眼。就为这个,我对“祖宗言”讨厌透顶了!当我离家上了大学,客家话终于被我弃之若敝屐——又过了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广东话一时间把全中国通吃,这时我才后悔莫及。

如果说语言影响的仅仅是虚荣心。那么祖宗崇拜给孩子们带来的实质性伤害则发生在政治方面。三哥在工厂当电工,写得一手好文章,领导赏识,遂被调去厂办当了秘书。整日里勤扒苦做,好容易快入党了,孰料得飞来横祸——党支部讨论会上,有人发问了:

“你优点不少,就是家里还信迷信。瞧,神龛擦得亮煌煌的,那是怎么会事?”

老老实实回答:

“那是父亲在搞啊!”

“父亲搞迷信?你为何不开展斗争?”

领导严重关切,马上通过公安派出所到我家进行了调查。结论毫无疑义:周家果然顽固地供奉有神龛一类迷信物品。哥哥的政治前途也就毫无疑义:游戏OVER。他重新回到车间当工人,一直到工厂破产,他永远没有再想过入党。

我是从来不愿带同学来家的,虽然年龄尚小,但耳濡目染,政治风险早已让我战战兢兢。既然哥哥都无法对抗客家人延续几千年的祖宗崇拜,我还能有什么招?直到文革,“破四旧”狂飙霍霍欲来,我匆匆赶回成都,终于向父亲正式摊牌:马上把神龛处理掉吧!这一回,父亲显得非常无奈,说,你爱咋处理咋处理吧!于是我断然爬上了小时候必须踩着凳子才能够得着的台面,用红纸把刻有“周氏堂上历代高曾祖攷妣位”巨大牌匾蒙了,贴上一张大大的毛泽东标准像,两边描上“林副统帅”的手书:“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正如祖宗牌位没给父亲带来好运一样,微笑的毛主席和“林副统帅”龙飞凤舞的手书也并没能帮助家庭避邪镇妖。事过不久,一群带着红袖标的娃娃还是冲了进来,把家里砸得一派狼籍。

儿时上坟的快感,已经荡然无存。

下面还说上坟的事。

前面说了,我们家谱字辈的前两句是“魁吉龙华元,道德仁义先”。客家人对先辈的尊号自然不同于官场,讲究等级差异,凡一旦去世,均以名字加后掇“公”相敬。父亲告诉我们,说一世祖“魁”曰“兰魁公”;二世祖“吉”曰“吉广公”;三世祖“龙”曰“瑆龙公”;四世“华”曰“士华公”;五世祖“元”曰“道元公”;接下来是我的祖父:“道东公”;再下来,轮到父亲去世,已值文革如火如荼,称“公”已毫无意义。半夜里让乡下的农民亲戚抬起棺材,像游击队一样悄悄潜出成都城,直奔远郊梅州客家聚居的西河场,抓紧埋了。出殡是冬天,众人跟在“游击队员”后匆匆赶路。一位很久没见过面的亲戚孩子,和我年龄相若,只管兴致勃勃地和我讨论林彪摔死后中国之命运。颠簸在棺木里的死者,似乎和我们毫不相干。几十年后,每次我千里归扫,扑倒在故乡潮湿的泥土,向长满衰草和杂木的坟茔致意,我才真正地感觉了:对于远在天国的老人家,我曾多么的不敬!

扫墓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到地方了,先在附近的林盘里削一根细竹棍或小树枝,插在坟头,在上面挂上彩色的“坟飘子”,同时用土块把钱纸在坟包四周压上——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一眼就能看到:这不是无主坟。死者的后人还惦记着呢!把这些做完,就在坟前点一对蜡,三枝香,扣头跪拜后,就烧纸。所谓钱纸,其实就是一叠叠粗糙的草纸,撕开方能顺利燃烧。钱纸上有专用金属工具凿成的三排、每排九个象征铜钱的“(· )”形图案。之所以记得清楚,因为新社会反迷信反得彻底,而钱纸绝对属迷信用品,不准生产。市场上肯定是绝迹了,每次上坟前,父亲都不知去哪儿去借来工具,让我把草纸一叠一叠地垫在菜板上加工。象征铜钱的眼儿扎得太结实,撕起来往往很费时间。坟前烧纸其实是不需要多长时间的,撕纸过程的长短,决定了扫墓人在坟地耽误时间的长短,也即长途跋涉后休息时间的长短。钱纸撕完烧完,踏春之旅就宣告结束,该踏上艰难的回家之路了。

一世祖兰魁、二世祖吉广及五世祖道元,我都只听说过,压根儿不知坟葬何处——父亲肯定也是不知道的。我扫祭过的最早祖宗,就是三世祖“瑆龙公”和四世祖“士华公”。

“瑆龙公”墓位于五桂桥,离城最近,从望江楼公楼公园过河,不远就到了——听说现在那儿已建起了一片高尚富人区,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叫“凤凰台”——小时候我去上坟,那儿还很荒野。墓地四周围困着高耸的林木,林间仄逼的地坝枝蔓横生,寒气逼人。钻进草丛,我顿时就会想起童话故事里的洞穴,精灵或怪物出没——那年代中国“一边倒”,小娃娃满脑子都是苏联动画片里的仙女、勇士、树妖、凶龙,还有从烟囱里钻出来的巫婆,骑着扫帚在天上飞来飞去。墓地上石坊、石旌和石碑爬满苍苔,很可以让人想象当年的气派,皆因少有后人祭扫,于是便荒芜如此。父亲是每年必来的。墓地的童话环境总让我感觉挺刺激。

父亲最为关注的祖坟当数“士华公”。按入川族人总排序,“士华公”当为四世祖,但细分下来,周士华则正是我们支系的一世祖。支系祠堂建在周士华墓地所在的琉璃厂乡镇。每年春秋两季,全体族人代表都要来此举行公祭,颇似当今各地举行的校友年会、战友年会、学会年会。恳亲年会供奉跪拜,唱诗呼礼,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煞是热闹……可惜轮到我去上坟,已是解放后的激情岁月,守祠的周家后人早已落败飘零,主管祠堂事务的骨干分子划了“地主”,听说有两个还吃了枪子儿:给农会毙了。其余人等自身难保,谁有功夫再去关心堂上的牌位和坟里的死人?“士华公”墓地于是最为窝囊,啥环境没有,就撂在一道光秃秃的田坎边儿,春风苏醒,田坎上偶也长些寂寞的艾蒿和稀疏的丝茅草。

支系中继续和我家保持联系的,就母女俩地主婆——我要发誓,我今生最近距离观察、最有实际感受的阶级敌人,就这两位。年长的,我们管叫大娘,姓马。女儿则名周继凤——上面谈过周家家谱排行打油诗有俩版本,前头说的是初版,还有一个修订版。俩版本仨诗句都一样,就第二句“道德仁义先”改成了“道德继维先”。周继凤的“继”和我们“仁”字同等,论辈份,该是堂姐了,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叫过他:因为她是地主。在娃娃印象里,她挺漂亮,一见我们就非常谦卑地笑。她装了一颗或两颗金牙——记不起了——反正一笑就露出来,让人想起她昔日的富足。

新社会,讲究“亲不亲、阶级分”,再也不兴亲情、家族什么的了。去琉璃厂上坟多次,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她们家,原因当然是她们是地主。母女俩倒是隔三岔五就要进城到我们家,来得鬼鬼祟祟——当然也因为她们是地主。她们来我家绝非要搞破坏活动,而是进城来揽活挣钱。母女俩手巧,尤其绣被面绣枕头,功夫堪称一绝。家中无男劳,弱女子只得靠女红功夫度日。我父亲和刺绣作坊老板有些关系,每次就替她们做担保,领些枕头被面,让母女俩带回乡下绣好了,再进城交货换工钱。我记得母亲说过,枕头是绣一对或者一个,一毛钱。被面多少记不起了,反正绝对廉价。

五十年代,阶级斗争弦绷得还不算太紧,课本上还没有那么多阶级敌人杀人放火反攻倒算,再说我太小,也不知她们是地主,如果知道了,我想我说不准会暗吓一跳,或者勇敢如苏联故事里的小英雄巴甫里克,大义灭亲,和他们开展坚决斗争的。事实上,母女俩留给小娃娃的印象非常可怜。平时,父亲总把吃剩的锅巴晒干了,搓成干饭粒儿,攒多了,就一包地送给她俩。母女俩长期受人馈赠,不好意思了,就会从乡下带些干苕菜给我们——后来学《农业基础知识》,我才知道所谓苕菜,其实是种在田里的绿肥,学名“光叶紫花苕”,其用途压根儿就不是供人类食用。紫花苕长在田里翠绿嫣红一片,挺美,晒干了又黑又碎,难看死了。老百姓说,那玩意儿进肚子最剐油。如果是经济发达时代,众人为高血脂发愁,用那玩艺儿搞点儿食疗倒不赖,问题是那年月油脂本来就少得够呛。地主婆想投桃报李,又没别的礼物相送,我们还能对又黑又碎的“光叶紫花苕”多说什么?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了堂姐的家,并且还进去过一次。原因是二哥罹癌去世,没地方好埋,周继凤就主动表示希望埋去她家林盘。已是七十年代,文化革命早把国人搞得精疲力竭,阶级观念渐渐麻痹。大娘已经过世,堂姐的两个孩子也长大成人,一家数口挤住路边竹林间一院草屋,二哥的坟就胡乱埋在屋外林中。竹林幽暗而潮湿,实在谈不上什么风水。

那年月,农民希望城里亲戚葬在自己那里几乎是一种普遍规律。理由很简单:拉关系啊!保持和城市沟通的管道啊!需知:城乡差别太大,乡下人眼里的城里人,和当今下岗工人眼里的高薪阶层没区别。尽管一时还看不到什么实际利益,可只要攀上这门子关系就够教他们自豪了。反过来说,城里人以坟为媒,保持一个城乡沟通的管道,每年去踏踏青,也蛮好。

还是先说周继凤。

前面说过,二哥去世正逢文革风潮弥漫,迷信用品自然没得卖了。为二哥扫墓,上述复杂程序一律免掉,仪式很简单:到了,坟堆周围看看,坐坐,说说话,表示表示,这就走人。大不了为表谢意,带一点糖果、点心、旧衣物作礼品馈赠守墓人,再说说话,表示表示。周继凤家境窘迫,每次虽都表示要留吃饭,我们肯定是断然婉拒的。我听哥哥讲,每去堂姐那儿扫墓,实际耗时情况和计划总是大相径庭的:很长。为什么?周继凤知道四哥是医生,医术还很不错。只要他一到,堂姐马上就会四乡八里地发布消息——像是科技人员“三下乡”“送温暖”活动,农民兄弟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医生来此本为看望亡灵,不想来一堆五痨七伤农民弟兄,众星捧月一般围着你,等你行善。能拒绝吗?不能。四哥的下乡义诊替堂姐狠狠地拉了一把乡村邻里关系。

父母埋葬的地方离周继凤很远,是妈妈的老家:西河场。西河位于成都东部远郊,离著名的客家聚居中心甄子场(现在叫洛带)很近。2005年10月,全球3000多客家乡亲参加的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就在那儿举行。母系亲属阶级状态比琉璃厂好多了,从没听说有谁被枪毙——而且,下面还会看到:确切证据说明,妈妈的亲人们曾在共产党发动的土改运动中受益多多,分得不少浮财。死者安葬于此,不仅政治环境良好,环境良好的亲属亦多健在,坟墓能得到很好照应。健在的亲属多是母亲晚辈,也就是我的同辈甚至和我一见面就“表叔”“表叔公”叫得动人者。父母相继去世后,兄弟姐妹们的扫墓活动基本上就在这儿进行。事实上,“周氏堂上历代高曾祖”的坟墓我们谁也找不到了,再说,我们都没见过他们,有什么必要路途遥遥地去表示敬意?父亲风烛残年时,完全不能远行,曾让两位哥哥去上过一次他的父亲、即我们祖父的坟。长河偃太远,怕他们找不到,父亲曾把一路上的地标、走到某地方找某人、遇到某问题找某人……等等,详细写成书面文档交代,有点儿白帝城托孤的意思。两位哥哥按图索骥,绕来绕去找了很久,找了许多人,得到的回答几乎千篇一律,不是某人“办食堂那年饿死了!”就是某人“跟儿跟女跑新疆了”,兄弟俩无奈,只好走来浸满云影的长河堰堤坝,胡乱找个地方把钱纸烧了,向某方向祈祷一番,算是了却了父亲心愿。等父亲一走,对周氏其他祖宗的祭扫活动,便彻底了结。

母系亲戚阶级成分好,上起坟来关于阶级觉悟的联想就轻松得多。这些人的家境自然比周继凤好,有时候要留客吃饭,我们也就不推辞,吃了。却说某次,饭一上桌,我便诧异:不为食品好赖,而是那几只盛饭的碗——满底夺目的珊瑚红,上面铁线描金的祥云、如意图案——如此典雅饭碗,和普通农家的生活环境反差何等巨大!我把碗高举过头,在碗底还分明看见一方表明年代的印章:咸丰。表哥家大人小孩全用这种碗吃饭。我诧异地问了:

“老表,你们这些碗哪儿来的?”

表哥微笑地答:“土改时候分的浮财。”

“这种碗,你一共分了几只?”我追问。

“很多啊!”他说,“都打烂啦,就剩这几个了!”

时间是一九七四年,美国总统已经到中国来访问过了,国门开始小心翼翼打开,文革中被摧毁的东西悄悄开始修复。我已经有了“文物”概念。于是开一句玩笑:

“你们家不简单啊!全用文物盛饭!”

表哥是在城里呆过的,立即认真起来,问我:“什么?这是文物?”

我说是啊。“‘商业场’那家文物商店,已经开始恢复营业了。”我也认真起来,“清朝的碗这样用,太可惜!你完全可以拿去卖大钱啊!”

“真的?”

农民最讲究实际。表哥马上将文物洗干净,收好,吃完饭就和我们一道踏上进城之路。从西河到成都,距离够遥远的,但他根本不想延宕——有钱好挣,这点路算什么?到商业场了,文物店员把碗拿在手上左右端详,老半天,才不紧不慢宣布,说还行。按政府文件规定,道光以前的算文物,国家管制的,不能买卖。“你这个,咸丰,正好跨在政策界限上”他把政策宣布完毕,便像向穷人布施一样说道:

“这样吧,一元一只!”

老表几乎没有犹疑,断然回答:“好吧。卖!”

我非常理解表哥的果断。那年代搪瓷碗就一毛钱一只,一只文物可以换十只搪瓷碗呢,而且,小孩子咋摔也摔不坏,很合算了。表哥完成交易,非常满足地回去西河,第二天又进了城,这一回,他把作尿罐和装鸡食的花瓶、盘子都搬来了。这一回,交易不太顺利,听说花瓶釉色为“软彩”,磨损太大,品相差,还有缺口、裂纹什么的,搞不定。表哥是直接去商店洽谈,完了才到我们家来,看过他没卖掉的浮财,听他介绍交易过程,我们增加了许多文物知识。

和兄弟姐妹相比,我给父母上坟的次数最少了。离家太早,我自个儿完全摸不到坟的方向。偶尔公差回乡,想去看看父母,兄弟姐妹都为自己生活奔忙,亦难抽出时间陪我、领路。好容易去一次,看见父母坟头杂木和荒草疯长,再不清理就会整个儿被掩没,心里免不了岁月的感慨和惆怅。还有,回忆父母在世时,自己对他们的不敬不孝,心中涌出更多悔恨——虽然自知这一切已不可挽回。父母的坟位于一片竹林前空旷的坡头,记得当年下葬时,一眼望去,起伏的丘陵在远方画着苍茫而悠长的弧线,间或有“叫天子”从天空掠过,抖下一串寂寞的歌声。以外行人的眼光看,风水当是不错的。三十多年过去,新植的果树和繁茂的庄稼早把墓地围了个密不透风,已完全无视野可言。同辈守墓人,我们叫表哥表嫂的,均已作古,下一辈人分了家,一家人变成了几家人,沿老屋向四周新搭的土屋像寄生虫一样,在原本狭窄的院落里横七竖八疯长。一位叫“羊儿”的晚辈——他们的衣服似乎穿得很干净了,再不需要城里来的扫墓人赠送旧衣服了——用祖宗传下来的客家话向我们诉苦,说区里领导发话了,要发展经济作物,他们还得种许多大树枇杷,可地呢?你们看:哪儿还有地啊!听说他还放了话,说城区越扩越大,说不准哪天我们这儿要修公路,修工厂。老人家的坟,早晚得迁呢!

亲人每次向我转告这些情况,总是显得有些无奈。

我对父亲的不孝起源很早,从六七岁上小学就已开始了。国家已经解放。前面说了,客家父亲恪守的祖宗崇拜和老师教导的新社会生活方式如此格格不入,南辕北辙,这使我的精神处境一直十分尴尬。我是那么地渴望新生活。未知的理想已经鼓满生活之帆,勃勃地憋得我难受,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个家,远远地走。当时的我,像是喝过狼奶的孩子,除了斗争,已经不知道人类还应该懂得感恩,懂得敬畏。后来我的孩子出生,父亲已久卧病榻,不久于人世,他兴致很好地严格按家谱确认的字辈给孙子取了一名儿,结果,也被我阳奉阴违地加以拒绝。许多年来,只有留在家乡的兄弟姐妹们陪伴父亲母亲,直到把他们送走,然后,每年准时前去他们的坟前探望。还有,就是小心翼翼向关系越来越淡漠的守墓人表示谢意。而我,直到被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千里重归,这才感觉到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亲人们守护的这份最后家族温情,多么难得!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中国社会定义为“礼俗社会”。这种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与生俱来的,不需选择,也无法选择。维系社会成员并确保大家和谐生存的,是以亲情为基础的、千百年来形成的礼俗、宗族利益和宗法传统。存活于人类社会里这种自然法则如此强大,人人服从,不可逾越,以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都不能不惊呼了:“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毛泽东时代开始了,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发誓要彻底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政治运动最为夸张者:文革期间,这些通被斥为“四旧”——下令全体国人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我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并一步步完成着自己的人生。

几十年后,改革开放了,重新需要和谐了,没有被斩尽杀绝的“四旧”如离离原草,虽曾被焚过烧过,一旦春风化雨,立即又蓬蓬勃勃疯长。不待说,卖香蜡、卖纸钱的商店是满世界热闹,冥币越做越精美,面额越做越大……而且不再叫迷信用品,叫礼佛用品了,更重要的,“天下客家一家亲”之类世代相传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甚至重新被当局首肯、赞赏,甚至提倡。要不,隔年一次的客家人恳亲会,还有各种各样的客家文化研究会活动,为什么能轰轰烈烈到处举行?

只是,更为人们意料不到的是,和乡土社会相反,经济改革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变迁和人群疯狂流动,开始造就了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为维系彼此间的合理关系,人们最关心的,已经不是家族,甚至不是亲情,而是自己个人的生存、以及与此相关的现实利益;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共同认可的契约:规则和法律——当人们重新寻找家族温情,寻找几千年来维系过人们关系的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遭遇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金钱的力量、经济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古老院落里横七竖八疯长的新屋和羊儿的客家说词,让人分明感到了:中国农村,正在势不可挡地走向现代。

虽然成都东郊客家人聚居区还在,虽然他们还用成都人戏称为“土广东”的祖宗语言交换着关于农事和市场的消息,甚至全球性的恳亲会也在那儿召开,但是,中国的经济大潮已经势不可挡地在所有领域汹涌澎湃。我没有办法预测父母坟茔的命运,只能在每年清明,通过电话向家乡的兄弟姐妹询问情况,并请他们在扫墓时,给远在天堂的父母,转去我的忏悔,和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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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0年9月20日0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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